楚國貴族勢力分散，且權利都在自己手上，政策難以實施。我們從以下分析商鞅為何不在本國變法，而要去秦國。

第一，商鞅變法最重要的是打擊舊貴族的同時也利用軍功受爵制塑造了一批新貴族，由於楚國沒能形成一批新的貴族，所以變法的實施沒有根基，只能依靠王權的支援，因此楚悼王去世之後舊貴族就開始對變法進行清算

第二，山東六國的禮樂精神無法接受關中的軍國主義精神，六國沒有實施軍功受爵的土壤，秦國地處西疆，受蠻夷影響很大，形成尚武的社會風氣，這是軍功受爵和秦漢帝制生長的最佳土壤，再看楚國，經過了前期的篳路藍縷，楚國盡展南方優越的自然條件，由此形成了浪漫的文化氣息，諸如重視思辨的道家、浪漫主義的楚辭、靈秀精巧的禮器構成了楚文化的特徵，這也使得楚國無法接受冷酷的軍國體制。

在這裡，我們主要談談社會結構的問題。

首先我們要明確一個概念，變法的目的是什麼？答案顯然易見：將宗法封建制國家轉變為中央集權制的官僚帝國。那麼這一變化如何實現呢？首先就是貴族勢力不能過於強大。這裡我們要強調一點，弱小的貴族不是變法的結果，而是變法的條件。

戰國早期的霸主是以魏國為首的三晉和隨後齊威王齊宣王時期的齊國，我們考察這四個國家的發展歷程，可以發現，戰國國家大多都存在一個從宗法體制中衍生出一種不按照宗法原則而是帶有官僚性質的卿族集團，他們任用家臣卻不行分封，不斷將權力集中於自己手中，在諸侯國內部形成一箇中央集權的小型國家，最後取而代之或是分而解之，而新生的諸侯國就成為一個帶有中央集權性質的官僚國家了。當然，這些國家裡依然有貴族的影響。因此，我們還要看到，法家的變法只是整個演化過程的一部分，這種變化在春秋時期就已經開始了。總而言之，變法的重要條件是在宗法封建國家中出現一箇中央集權性質的官僚國家。

由此我們再看審視楚國的歷史。楚國的歷史與晉國齊國有很大的不同，顯而易見楚國並沒有發生士卿專政的情況，這是由於楚國受宗法影響較晚，卿族勢力較弱，而且大多封地較少，且處於邊疆地區，相反楚國在武王時期就開始設縣，王權有了保障。楚莊王時期發生了若敖氏之亂，更是對卿族勢力做了一次清掃，但是我們要看到，雖然楚國的卿族勢力弱於王權，但是由於楚國仍是一種宗法體制，因此他不可能徹底消滅卿族。公族專政的後果就是公族之間相互傾軋叛亂不斷，反而不斷的削弱了王權。自康王之後，楚國先後發生了公子圍之亂，公子棄疾之亂，白公勝之亂，再加上與吳國的戰爭大敗，昭王惠王時期王權已經無力控制卿族，自惠王始開始實行封君制，貴族勢力進一步膨脹，而到了吳起變法時期，已經出現了“大臣太重，封君太眾”的情況，這些貴族勢力毫無疑問成了吳起變法的重要阻礙，因此隨著悼王、吳起的逝世，舊貴族集團就會十分自然的廢除新法。

我們再來看秦國，秦國立國比楚國更晚，幾乎沒有受到宗法制的影響，卿族政治根本無法發展，大概最有影響力的貴族就是秦昭襄王時期的魏冉了，不過那時候變法已經大局已定，因此我們說，秦國根本不需要經歷山東六國破繭成蝶的痛苦，他一開始就不是個純粹的宗法制國家。再加上尚武的社會風氣，商鞅的變法實行的非常順利，殘存的舊貴族在軍功受爵體制下出現的新貴族面前不堪一擊，因此，無論舊貴族多討厭新法，新法已經成了定局，秦國已經成為了一箇中央集權的官僚帝國，甚至可以說是一個軍國主義的帝國。

總而言之，如果問為什麼商鞅和吳起的變法結果不同，最為重要的一點就是變法之時兩國的社會結構完全不同，秦國王權極為強大，而楚國的貴族勢力已經完全阻礙了變法的進行。

一點餘論：其實如果只討論社會結構對於變法的影響，我完全可以直接從楚國的封君制講起，無需梳理楚國王族、世族的消長關係，更無須介紹三晉和齊國的蛻化過程，但是這裡我想對於楚國的歷史程序，提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和各位討論。我覺得楚國的歷史程序是一個非常特殊的程序，他既不像秦國那樣一開始就擁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只等待變法就可以，也不像其他山東國家那樣沿著一條清晰的歷史路線前進，他一方面也在按照這個路線走，但是另一方面因為受宗法影響晚他走的又和別人進度不同，當北國的晉國在卿族政治中掙扎時，他擁有強大的王權，當各國已經脫胎換骨開始變法時，他才剛剛陷入貴族政治的泥淖，變法無法推行，甚至到了戰國晚期秦國已經有了橫掃六合之勢時，屈景昭三家並舉的局面才剛剛形成，如果秦國統一的步伐再慢一些，也許這三家貴族也會弄出個三家分楚。當然歷史無法假設，楚國作為一隻將死的鳳凰，終於在死去之後涅槃重生，在秦末的亂世裡燃起了最耀眼的火焰。

春秋戰國時期，乃大爭之世，各國變法圖強層出不窮，而相較於中原各國，地處西北的秦國也確實算得上偏遠落後。

商鞅為了施展抱負，也曾遊歷諸國，但為什麼最終選擇了秦國呢？其實，商鞅選擇的不是秦國，而是選擇的秦孝公！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商鞅乃驚世之才，而他環顧當時天下，發現只有秦國國君，才是真正的識才之人！

且當時的秦國，秦獻公戰死，秦孝公剛剛繼位，東邊的魏國正是最強盛的時候，一直對秦國虎視眈眈，秦國危在旦夕！

如果說當時普天之下哪一國最弱，哪一國君主最渴望富國強兵，那就只能是秦國了！且秦君賢明，渴望變法，正是商鞅施展拳腳和抱負的最好去處！

而秦孝公，目光長遠，深知如果不變法圖新，秦國只能走向滅亡，因此，他也是十分渴望能有一個有識之士，來輔佐自己！商鞅曾評價過東方六國的改革變法，幾乎都是不傷及脛骨的吏治整頓等，算不得真正意義上的改革變法，歸根結底，還是人治！

而商鞅要實行的變法，是變人治為法治，是真正意義上的改革，是富國強軍的必由之路，商鞅的這一套理論，得到的秦孝公的認可與欣賞，二人促膝長談，一拍即合，互為知己。

於是，二人相互扶持，最終，商鞅變法開啟了秦國的崛起之路！

商鞅的這一套法家理論，在當時來說，除了秦孝公，再沒有哪一個國家的君主敢實行這樣的改革，所以，商鞅是幸運的，他遇到了秦孝公！而秦孝公也是幸運的，他遇到了商鞅！

因此，我們可以認為，商鞅選擇的其實只是秦孝公這識貨之人而已！

此問，自帶答案的問題。還是因為秦國採納他，不採納他法家意見的話，他能去嘛？就像買賣，有買有賣，人家不買乎你，去了不是滯銷找罪受嘛，主要還是因為秦國有商鞅主張的賣場。

天下紛紛爭爭，各國都有存亡意識，存亡的關鍵是啥，是自身夠不夠強大，強大才能免於被滅，秦孝公當然也想秦國也力爭上游呀，於是，首先，秦孝公公開布令，下令求賢，商鞅原是任魏國國相的中庶子，病重的國相公叔座向魏惠王推薦商鞅，魏惠王未採納，這才有在魏國不得志的商鞅來到秦國的可能；第二步是，面見商談論辯呀，面見辯論了幾次，認可了，這就有了商鞅的變法機會。一句話當時的秦孝公接賢納士接納重視認可了商鞅。

商鞅，原名衛鞅、公孫鞅。其中衛鞅是因為衛國人，以國為姓稱之為衛鞅。而當時的衛國已經徹底淪落，商鞅再有才華、能力也無法富裕強大衛國。選擇一個國家，伸展自己的才華、建立自己的功勳，就成立必然的選擇。商鞅選擇秦國，有典範意義。

一、人才是易碎品，極不保值

去秦國之前，商鞅做魏國。齊魏這兩個國家都是戰國七雄之一。齊魏這兩個國家還是戰國七雄中的奇葩：特別誠懇的招攬人才，極端吝嗇的使用人才。以擁有的人才論，魏國是人才聚集的第一（各國人才做魏國留戀、亮相，其他六國沒法比），齊國是住學人才第一（稷下學宮延攬人才，在這裡講學、論戰，同樣是其他六國沒法比）。但是，齊國魏國有同樣的並不重用人才。從講學、論戰、最終走上政治舞臺的，極少極少。

身處魏國的商鞅，很清楚自己的處境，也很清楚自己的保質期。直白的說，魏國不是沒有機會，而是需要一段時間的等待。而“一段時間的等待”就完全有可能毀滅了商鞅自己。出走，尋找及時的機會，是必然的選擇。

人才易碎、才華不保值是普遍規律。一個科員、一個助理工程師，凍他十年不晉升，他們以後還有機會成為處長、高階工程師嘛？機率極小了，甚至永遠不可能了。ps:不要拿個例說事。我說的是普遍性、規律性。

二、需求才是“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走”

秦獻公戰場中毒箭死亡，秦孝公繼位。原本就貧弱的秦國在收回失地、復仇的急功近利心態下，走進了亡國的危險，面臨被列國瓜分的危險。秦國、秦孝公有什麼？什麼都沒有。或許正因如此，天才執政者的秦孝公發出了招賢令----許諾裂土封地。

極端的威脅、天才的執政，秦國對人才的需求是乾淨、淳樸、直接的。對任何一個人才來說，這都是最大、最好的機會。商鞅去秦國，正常的選擇。優秀的，不是選擇秦國、而是商鞅的執政能力。

人才的爭奪是當今世界普遍的話題。但是，真正需要人才、接納人才的，只有極少數感受到危機、感受到威脅的地區、企業。你若幼稚的認為，做搶奪人才的大環境下，任何地區、任何企業都尊重人才，你就太錯了。

三、趨利避害是普遍的人性，獎勤罰懶是普遍的吸引

一般而言，人都是趨利避害的，獎勤罰懶總是有效的。但是，人才之所以是人才，顯然是不普通的。比如商鞅，用“偏遠貧窮”的角度來討論商鞅的選擇，題主顯然是個完全的外行。人都有訴求、有慾望。但訴求不等於吃飽肚子、慾望不等於綾羅綢緞。商鞅這般千年一遇的大才，衣食住行、貧窮富貴等等，他根本就不放在眼裡。個人以為，在商鞅眼裡，能否成就絕世功勳，才是唯一的衡量標準。在當時，秦國、或許也只有秦國，才具備這樣的條件：極端貧窮的國家，極端優異的國王。

以財富論，魏國是最好的選擇。財貨充足，無與倫比。

以封土列侯論，楚國是最好的選擇。地域廣博，王權較弱。

但是，以成就論，秦國卻排在第一。最窮最弱的秦國，經過商鞅變法，富裕而強大。這種反差，是其他任何國家都不具備的。或許有人說，還有衛國、宋國、中山國等，國家更小更弱。呵呵，他們缺乏崛起的條件和基礎。“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四、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

探討商鞅的選擇，本質上是探討人才的發現、使用和保護。

人才，從來就沒有，永遠也不可能有完美無缺的。比如商鞅，以他所取得的成就、在秦國的地位（駙馬、大良造、商鞅變法），以他的政治智慧，稍作妥協，和君王商量好隱退，並非完全不可能做到。上祭臺、被車裂，是極端的成就驅使。對商鞅、對秦國、甚至對中國封建社會2000年的改革，都未必是最好的結果。但這就是商鞅。要怪，只能怪秦惠文王贏駟。車裂商鞅是急功近利的選擇，後世丞相再沒有死心塌地、一生為秦國了。

雖然商鞅這般的人才是可遇不可求。但普遍意義上說，人才是可以吸引、可以培養的。

人才是易碎品，而且極易腐爛變質，第一時間選擇、使用是訣竅。

人才也是人。“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別把人才當神仙，只供奉是會餓死人的。

人才是怪物，同樣的人才或許有南轅北轍的習性和喜好。寬容、放手、託底，有這個本事才有資格祈望人才。

人才是付出。都說“世上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但是，你見過伯樂騎千里馬的嘛？千里馬是大將軍的專利。伯樂，負責發現、負責餵養，沒資格享受。不然，為啥世上很少伯樂呢？伯樂，是個划不來的職業。

五、優秀的管理者

管理者，絕對不要試圖去發現人才、培養人才、保護人才。世上有“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但是，世上沒有人能“三百六十行，行行拿狀元”。誰，都不可能成為三百六十行通用的伯樂。管理者要做的，是建立制度、培養伯樂。讓伯樂這個划不來的職業，變成划得來、變成致富的職業。

伯樂多了，還愁千里馬嘛？

偏遠的秦國謀求強盛 招攬各國人才。商鞅在別的國家沒有得到重用，就選擇跳槽。那個時代人才流動很自由，國家選擇人才，人才也選擇國家，屬於雙向選擇，有一技之長的人各處走動，尋找賞識自己的人。商鞅到了秦國，秦孝公願意任用他，他就為秦國服務。若是秦國不用他，他還會去別的地方。

商鞅最初嚮往的國家是魏國，魏國是當時變法改革的中心，大批人才來到魏國學習，尋找做官的機會。當公叔痤讓商鞅快跑，他已經讓魏惠王如果不用商鞅就要殺掉商鞅。商鞅的回答：“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由此可見商鞅知道在魏國已無出頭之日，所以萌生去意。那麼其它國家呢？

商鞅擅長的是法家刑名之學，在魏國國相公叔痤手下幫他處理公務，也學習、看到了李悝、吳起變法給魏國帶來的變化。也就是說商鞅的才能就是透過變法，富國強兵。可是戰國各國家對變法的需求是不一樣的，特別是君主對變法改革的態度，還有國內公室、舊貴族勢力反對力量。商鞅的變法屬於比較激進，從軍功爵制到移風易俗，中原國家文化昌盛，怕難以適應，最合適的國家是秦和楚。

商鞅離開魏國時，看看各國的變法需求，當時有兩個國家正在進行變法改革，分別是韓國和齊國。韓國在滅了鄭國以後與楚國接壤，開始受到南方大國的壓力，在不變法就落後，被吃掉的危險下。韓昭侯任用申不害進行變法，申不害以“法”治與“術”治相結合，加強專制王權，穩定國內政局，限制貴族特權，只可惜後來與魏國的大戰消耗國力，無法成小霸。齊國一直是東方大國，只是魏國經李悝變法強大以後幾次打敗齊國，南邊的楚國雖然吳起變法失敗，但軍力還是很強，形勢也很嚴峻。因此齊威王上來後，以鄒忌為相，田忌為將，孫臏為軍師，開始變法改革。以修法制，明賞罰，選賢能的變法改革是各國變法中最和緩的。齊國是戰國百家思想的集合點，他的稷下學宮是各種思潮辯論、發表的場所。先秦諸子百家中法家、儒家、墨家、兵家、陰陽家都是齊國發源的，想要商鞅變法那麼激進的改革在齊國很難。齊國鄒忌改革的時候為什麼那麼緩和，也是被楚國吳起變法的慘烈結局影響。

另外兩個國家燕國和趙國的變法。趙國變法分兩次，緊接著李悝變法的是公仲連推行以教化人民，改善財政，建立選官制度，和齊國變法相似屬於平和性的變革。直到秦國變法成功，趙國戰略形勢發生變化，不但被秦、魏、齊等大國攻伐，連燕、中山、樓煩、林胡這些小國也打不過，改革的需求倒逼趙國的趙武靈王進行胡服騎射的改革。燕國是所有國家都進行變法圖強才有子之變法，變法跟玩笑似的，燕噲王要讓位給子之，燕國大亂，最後燕昭王繼位才穩定下來。

適合商鞅變法改革土壤的就是秦楚兩國，楚國不久之前的吳起變法導致舊貴族不滿，他們在楚悼王新喪之際射死吳起。楚肅王繼位後殺了七十多家貴族，變法改革也停止。讓比吳起變法還要激進的商鞅到楚國主持變法也不可能。

此時剛剛繼位的秦孝公釋出《招賢令》，想要變法圖強，秦國民風彪悍適合商鞅的軍功爵制，秦國貴族勢力弱於山東六國。秦國在秦靈公死後陷入內亂，太子贏師隰流亡魏國，秦簡公篡位。此時魏國完成變法，以吳起為將幾次打敗秦國，奪取河西之地，秦國僅佔有渭河平原、隴山以東，洛河以西狹小地帶，有亡國危險。雖經過秦獻公贏師隰努力，內部穩定，但與魏國戰爭還是失敗，國家經濟凋敝。秦孝公繼位後一心要學習山東各國變法。有了君主的支援，變法可期，商鞅恰逢其時來到秦國，滿腹才華有了用武之地。

公孫鞅出生於戰國時期的魏國，少年時代的公孫鞅便胸懷大志而發憤讀書。

公孫鞅所在的國家魏國有一位著名的政治家李悝，推崇法家的刑名之學，在魏國實行了一系列的變法措施，使魏國的為量一度強於其他諸候。李悝死後，留下一部記錄自已的思想與政見的著作即《法經》。公孫鞅日夜研讀《法經》，反覆揣摩法家理論的要旨，並投到當時魏相公叔痤的門下，任中庶子，為公叔痤掌管家事，以期得到施展抱負顯露才能的機會。

公孫痤也非常器重公孫鞅，他準備在適當的時候向魏惠王推薦公孫鞅，讓他有一展才能的機會。不幸的是，這樣的機會還沒有到來，公叔痤便身染重病臥床不起了。

一天，魏惠王親自到丞相家看望公孫痤。看到丞相已被疾病折磨得氣息奄奄，惠王不免為日後丞相人選問題憂慮。一段安慰的話語之後，他問道：“丞相的身體萬一有了不測，將有誰可以輔佐我的江山社稷呢？”公孫痤聽了這話，回答說，臣的手下有一年輕人叫公孫鞅，雖年少卻有奇才，軍國大事可以委任於他，願大王能重用他。

不久，公孫痤便逝去了。惠王把他的薦言當作病重時的胡言亂語，沒有采納，而公孫鞅也覺得自已依託敬重的人離去了，空懷一腔熱血而無所用，便感到心頭是那樣的沉重，一股懷才不遇的悵惘時時侵在他的心頭，他開始冷靜地分析時局，考慮自已的去處了。既然在魏國得不到重用，為什麼不到他國投靠一個賢明的君主一展才能呢？剛巧，這時他聽說西邊的秦國即位不久的秦孝公有圖謀大業的雄心，正在四處求賢，招攬智慧之士。那裡也許是一顯身手成就功名的地方！公孫鞅也正是在這種形勢下來到秦國的。

公孫鞅在秦孝公的大力支援下，在秦國開始了一場轟轟烈烈的變法。

秦國透過商鞅變法，秦國的力量迅速壯大起來，奠定了日後逐鹿中原一統六國的基礎。

名士俊傑以功業為畢生追求，衛鞅千里西行入秦變法的原因主要有三點：其一、秦國需要變法，且能徹底變法；其二、秦孝公有雄主之志，胸襟似海，是變法的堅強後盾；其三、衛鞅不想埋沒了他的一生才華而老死魏國。基於以上三點原因，法家名士衛鞅毅然辭去魏國的高官厚祿（中軍司馬，相當於國防部高階參謀）而西行入秦。

破而後立，除舊佈新是最好變法環境，縱觀戰國七雄，當時只有秦國具備破而後立的條件和基礎。秦國是東周的開國諸侯，曾經也是一個地廣三千里，兵車萬乘的大國，到了戰國初期被新崛起的魏國打得國弱民疲。當此之時秦國推行了數百年的仁政禮制十分不適合秦國，秦國再不改變就要死了。因此去秦國變法，可以收到全面徹底變法的好處，比如魏國、齊國、楚國都是強國，人家不願意再變法，或者只能小打小鬧，這就不符合衛鞅破而後立的性格了。

秦孝公是百年難得一遇的雄主，他壯志凌雲、氣吞天下，有極其強烈的強秦之志和極其高明的權力手腕。變法最最難的事不是下層百姓反對，也不是既得利益者反對，而是國君心志不堅，朝令夕改，或者急功近利。比如說吳起在楚國變法，就是因為新國王沒有堅定的變法意志，最終讓老貴族殺了吳起；又比如王安石變法，君臣兩人都急功近利，結果變法強國弄成了變法害民。

嬴渠梁的一篇《大秦求賢令》讓衛鞅動心了，他知道嬴渠梁是真心想變法強國，也知道自己的伯樂終於出現了。衛鞅作為法家名士，他有著強烈的功業之心，他的理想是“為萬民立法，為萬世立制”，著書立說終沒有執一國牛耳實踐自己的學說管用。因此衛鞅拋棄了魏國的中軍司馬一職，孤身入秦，三說孝公，終於君臣相遇，開啟了大秦的變法強國之路。

商鞅所在的時代，正是七國變法的高潮時代。過了這個時代，擁有變法資質和機遇的人將被歷史淘汰。這時候，選擇合適的平臺，跟對老闆很重要。

商鞅在職業規劃上也是經過一番深思熟慮的。首先他出自衛國貴族，衛國那個小國早已名存實亡，想要力挽狂瀾是不可能的，所以直接放棄。然後就是戰國七雄這七個一線平臺，但這七家也不是不一樣的。

首先，魏國、齊國是第一集團，楚國、秦國是第二集團，燕國、趙國、韓國是第三集團。至於為什麼要去秦國，而不是其他六國。我們不僅要看秦國開的條件，還要看其他六國開的條件。

首先是魏國，魏國是戰國時代第一個變法的國家，也是戰國第一個霸主。魏國主要在魏文侯時期，由李悝主持，可以說後面的其他六國變法都是參照以魏國為模板。李悝在公元前422年為相，開始主持變法，一直到公元前395年去世，一共持續了27年。到了魏武侯、魏惠王時代，魏國走上了軍國主義道路。魏國變法已經成熟，後面不再需要大刀動斧地改革，商鞅等變法價值在魏王眼裡已經貶值，不需要像以前高標準對待。

而商鞅年輕時就在魏國學習，深受李悝、吳起變法的影響。可以說，商鞅的一身本事是在魏國練就的，在魏國出人頭地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可惜，魏國丞相公叔痤貪戀權勢，排除異己，人才都被他壓在手下，商鞅其實就是深受上司的毒害。即便是公叔痤離世了，魏惠王也不會重用他。因為此時的惠王已經變成戰爭的狂熱分子，喜歡重用軍事人才，比如龐涓等。所以商鞅感覺自己委屈了，便離開了魏國。

商鞅的導師吳起早在公元前286年離開了魏國，來到楚國，得到了楚悼王的支援，進行了五年變法。但由於楚國世家貴族的頑抗，在公元前281年，楚悼王去世，吳起被貴族射殺，吳起變法最終失敗。

楚國的世家貴族已經強橫到極致，變法在楚國是行不通的。貴族肯定會反對，楚王也會慎重考慮。可如果商鞅在楚國變法，就是第二個吳起下場。

韓國地處四戰之地，地盤不大，國力弱小，即使進行變法也只能勉強自保。韓國和楚國一樣，三大世家擁封地割據，韓王並沒有太大權力，調動全國資源有限。這些條件限制了平臺的潛力，也就限制了變法帶來的效果，韓國很難被商鞅選中。申不害靠韓國兩次劫難獲取向上的政治資本，於公元前351年—337年進行變法，韓國也因變法真正變成地域強國。

其實，齊國是當時最具統一天下潛質的大國。地廣人多，國家富強，一旦進行法家變法，將比秦國更加強大。但是，需要說明的是，齊國地處山東，儒家勢力十分強大，法家想要撬動這塊蛋糕很難。公元前357年，鄒忌獲得齊威王的賞識，擔任相國，開始推行變法。

這一時期，齊國各方面人才濟濟，聞名諸侯者繁多，不需要引進外來人才，而且齊國比較喜歡重用宗室子弟，尤其是田氏家族出身。商鞅還沒有聞名諸侯，只是個無名小卒，所以在齊國也很難混下去。

燕國地處邊遠之地，對於國際大事參與甚少，存在感最低。國力也一直被視為弱小，排名倒數第三，一般的威脅來於北方遊牧部落。燕國整體上自保有餘，國君和大臣胸無大志，日子倒也過得安穩。如果不是子之與燕王傳位之亂，齊國趁火打劫佔領燕國，恐怕燕國長期在戰國前百年是隱形人。對於這種透明、吃老本、不思進取、思維僵化的平臺，成長型極低。對於商鞅來說，不具有成長性。

燕國變法比較晚，比商鞅遲了三四十年。燕昭王花了三十年，得到上將軍樂毅，再聯合其他四國，這才敢向齊國復仇。五年後，又回到原地。

趙國在戰國時代前百年，也近乎於透明的存在。實力弱小，國土狹窄。立國之初，二等強國中山國都都打不過。後來又被魏國欺負的很慘，首都邯鄲都被佔領過。商鞅所生活的時代，趙國為了求生連年開戰，耗費了大量國家資本。此時的趙國是趙敬侯時代，備受屈辱，國際地位不高，可謂是一窮二白。

趙國一直到了趙武靈王出現，進行胡服騎射等軍事改革，趙國的改革走著軍事擴張路線，與商鞅變法不大相同。趙國的賢臣良將湧現，終於在戰國中後期稱霸天下。

魏國憑藉的正是變法帶來的利好，其他六國眼紅，開始一窩蜂地跟進。這時，六國君主紛紛物色變法人才，秦國作為魏國鄰國，河西之戰備受摧殘，國家已經衰弱到不行，秦孝公為了改變現狀，打破了以往秦國內部招聘的地域歧視，向東方六國變法人才丟擲了橄欖枝，開出了優渥的條件。

公元前359年，商鞅來到了秦國，得到了秦孝公的支援。先是舌戰秦國舊貴族，然後變法開始徐徐圖進。隨著變法的不斷深入，秦國在東方戰場上高歌猛進，打得魏國割地求和。

秦國的歷代君主們看到了變法的好處，相當於秦國的脫胎換骨，取得的成就是以前幾百年的先王們不敢想象的。即使商鞅後來身死族滅，那不過是君王與他的私恨，反而秦國六世餘烈們是其最為忠實的擁泵。

衛人公孫鞅，素好刑名之學，因見衛國微弱，乃入魏國，欲求事相國田文，田文已卒，公孫座代為相國，鞅遂委身於座之門，座知鞅之賢，薦為中庶子，每有大事，必與計議，鞅議無不中，座深愛之，欲引居大位，未及。座病，魏惠王親往問侯，見座病勢已重，乃垂淚而問曰，公孫座萬一不起，寡人將託國於何人。座對曰，中庶子衛鞭，其年蟲少實當世之奇才也，君舉國而聽之，勝座十倍矣。惠王默然。座又曰，君如不用鞅，必殺之，勿令出境，恐見用於他國。必為魏害。惠王曰諾。王上車嘆曰，甚矣，公孫之病也，乃使我託國於衛鞅，還讜不用則殺之，夫鞅何能為，岜非昏慣之語哉。惠王已去。公孫座召衛鞅至床頭曰，吾適言於君如此，欲君用子，君不許，吾又言，若不用當殺之，君曰諾，吾曏者先君而後臣，故先告於君，後以告子。子必速行，母及禍也。鞅日，君既不能用相國之言而用臣，又安能用相國之言而殺臣手。競不去。大夫公子卬與鞅善，卬復存於惠王，惠王競不用。

聞秦孝公下令招賢，鞅遂去魏入秦，鞅二次變法使秦國成為最強大的國家。

戰國時代諸候爭霸，四方文士可以自由任職各諸候國，是中國歷史上的百家爭鳴時期，文士賢達以功名為追求，此國不要人才，多跑點路程，就會有伯樂識人委任官職，一展滿腔壯志。

一身才學的商鞅他其實跑了不少的國家，當時秦是弱小之國，魏楚齊等國自尊強大，對變法不積極，是不能讓商鞅大展宏圖的，他先在魏國給君主描繪變法藍圖，但並沒有受到真正的重用，甚至因此有生命之憂。

秦國君主贏渠梁胸懷大志，想把秦打造成強國，他四處招攬人才，廣納文士賢達，以圖大業，商鞅看秦國有求賢納士之絕心，秦孝公任賢用能之舉，觸動了商鞅的雄心壯志，就辭掉了魏國官爵，西行入秦，施展才學，實現一生所追求的夢想。

商鞅原本最先想的是選擇實力最強大，變法風氣最足的魏國，也成功的把自己的才學展露了出來，但是即便是受到了公叔痤的強力引薦，也得不到魏王的重視，想著自己在魏國是沒有發展前途了，那麼只能自己在想法子看還有哪國適合自己的。那麼為什麼商鞅最終會選擇秦國呢？

商鞅劇照

一，秦孝公的招賢令，秦孝公為求變法所發的招賢令言辭懇切，誠意十足，其中有句“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這句話的分量和心胸沒有幾個人可比，就是說有誰能使秦國強大的，我願意跟他共享秦國，這份誠意太足了，令人不得不想來秦國來看一看，商鞅也是其中之一，雖說還沒想好選擇秦國，但是卻被秦孝公的這份招賢令吸引著，想來看看。

二，秦國的現狀非常符合商鞅的變法訴求，秦國窮，非常窮，所謂光腳不怕穿鞋的，我都一無所有了，還怕什麼改變？還能變得比現在更差？還有秦國沒有山東諸國的各種限制，沒有固有的變法框架，沒有各種繁文縟節的限制，可以說得上是白紙一張，另外秦孝公的誠意在那，他是願意不惜一切代價進行變法圖強的，所以秦國的現狀非常適合商鞅的變法。

三，秦國人才奇缺，可以充分發揮出自己的實力，由於秦國缺乏人才，商鞅在此可謂是一家獨大，沒有相應的人來跟他分權，質疑他的變法，而秦孝公也只能依靠他一個，給與他最大的支援，他就相當於秦國的支柱，骨幹，核心。這樣對於他的變法可謂是如魚得水，如虎添翼，天下再也找不到比秦國更適合他的變法土壤了。

所以也就是為什麼商鞅最終選擇秦國的原因了，因為天下雖大，秦國雖然不是最好的，但卻是最適合商鞅的，同時商鞅也是最適合秦國的。

戰國時期的秦國，地處西部，十分弱小。但是，秦國的各王都在奮發圖強，為了秦國的強大嘔心瀝血。秦國在秦獻公的時候，國家積貧積弱，一直倍受欺負。秦獻公就一直在尋找改革圖強之路。秦獻公一繼位，就馬上廢除了殘酷的人殉制度，鼓勵商業活動，戶籍改革；為了阻止魏國西犯，把國都從今天的陝西鳳翔遷到櫟陽。秦獻公的這些做法成了商鞅變法的鋪路石。

秦孝公是秦獻公的兒子，他繼位時倒是非常的年輕，二十出頭，正是人生中最巔峰的時期。秦孝公是個非常有抱負的君主，為了使秦國變得強大，他在延續父親的政策上，以高官厚祿為條件，廣納天下的治國人才，商鞅就是在這個時候看到了秦孝公的招聘廣告才去秦國的。

商鞅，原名衛鞅，又稱公孫鞅。在秦國因功受封於商地，所以又被成為商鞅。商鞅師從於鬼谷子和屍佼，他對法家學說很有興趣，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來秦國之前，商鞅在魏國相國公叔痤手下做事。公叔痤覺得他是個人才，就把他推薦給了魏惠王，魏惠王覺得商鞅很一般，沒有什麼過人之處。所以，就沒有重用商鞅，甚至連啟用的打算都沒有。恰在這時，秦國正在圖強，商鞅得到了秦孝公的招聘廣告後，一氣之下朝秦國去了。在當時，人們心中“國家”這個概念還比較弱，為了發揮自己的才能，無論哪裡，只要有用武之地，就去哪裡。商鞅到達秦國後，得到了秦孝公的大力支援。有了秦孝公這棵大樹後，商鞅開始實施了他的變法，在變法過程中，商鞅不顧反對，得罪了一大堆的王公貴族，變法是當然是成功的。但是，“商鞅變法”變活了秦國，卻變死了自己。秦孝公死後，商鞅也被清算，最後慘死，實在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