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的現實價值

理想人格的確立和人生價值的實現，都是價值選擇的結果。價值選擇，就是透過比較而確定價值目標。人的一生，總是在不斷地進行價值選擇，以確定自己的行為目的。一事當前，總要進行了解、分析、權衡、比較，在許許多多可能的選擇之中，判定哪些是有價值的，哪些是沒有價值的，哪些價值高，哪些價值低，從而決定自己認為最有價值的選擇。而在許許多多不同層次的價值選擇之中，對人生道路起決定作用的是人生目標的選擇。對人生目標不同的價值取向，決定著人如何選擇理想人格，如何塑造理想人格，怎樣去實現人生價值。

依價值目標實現的情況區分，中國傳統上有兩種價值取向，一是追求現實價值，一是追求歷史價值。

人的現實價值，是已經顯現出來，併為社會所肯定的價值。人們進行價值選擇，實際上是在進行最佳化選擇，是按照自己的價值標準，選擇出最優價值的東西。而判定什麼是最有價值的根據就是利益。花費的代價小而所獲利益大，則價值高，反之則為價值低。人的實踐活動，總是趨利避害，不管主觀上是否承認，人的行為的目的總是在追求某種利益，追求自己認為是最有價值的東西。價值是一種關係概念，是客體對主體需要的滿足。因此，人不能僅僅在自身體現自己的價值，人的價值必須在他人身上和社會中得到體現。所以，人總是期望自己的價值能夠得到社會和他人的肯定。而社會的肯定又總是透過社會對人的回報得到體現。《尚書·洪範》有“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之說，即天賜給禹九條治國之道，其中第九條是“向用五福，威用六極”。《洪範》雲：“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以長壽、富裕、無疾病、好美德和不夭亡而壽終正寢為人生的五種幸福。“六極”即六種災禍，就是“一曰兇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以遭兇夭亡、常患疾病、多憂、貧窮、形貌醜陋和志氣懦弱為人生的六種災禍。孔傳對“向用五福，威用六極”的解釋是：天用賜五福來勉勵人的善行，用降六種災禍來阻止人為惡行。撇開天命論的雜質，可以看出，這段話的意思是，人為社會作出了貢獻，社會肯定了人的價值，以一定的價值相回報（賜福）。這種回報是及於身的，個人能實在地享用社會回報的價值。這種現實價值，一直是大多數人所追求的。

為了追求現實價值，使社會及時肯定自己的貢獻，古人很重視“不後於時”。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說：“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司馬貞解釋說：“言扶義俶儻之士，能立功名於當代，不後於時也。”這裡強調的是“立功名於當代”，因此要使自己“不後於時”。“不令己失時”，一是說要抓住時機，不失機遇；二是說，要使自己價值的顯現“不失時”，“立功名於當代”；三是說，能否抓住時機，不失時地顯示自己的價值，關鍵在於自己的努力，在於自己的明斷、果決和進取精神，“不令己”“後於時”。“汩餘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不失時”，“立功名於當代”，就成為許多古人的人生信條。戰國時群雄割據，各國君主都想一統天下，成王霸之業，才智之士也想在群雄逐鹿中一展自己的才能。當時衛公子鞍聽說秦孝公下令求賢，意在恢復秦穆公的霸業，於是西行入秦，透過孝公的寵臣景監求見孝公。衛鞍第一次見孝公時，與孝公談了很久，但孝公對他的話不感興趣，不想聽，時時打瞌睡。會見後，孝公對景監發火說：你介紹來的人不過是一個狂妄之徒，哪夠格任用呢！景監就去責備衛鞍，衛鞅說，我是拿五帝之道勸說他，可他不理解。五天以後，衛鞍又第二次求見，這次談的時間更長，但仍然不中孝公之意。孝公又責備景監，景監又去責備衛鞍。衛鞅說，這次我是用三王之道勸說他，而他聽不進去，請孝公再接見我一次吧。第三次見面時，孝公開始對衛鞅的話感興趣了，認為他講得很好，但沒有納用的意思。談完後，孝公對景監說，你介紹的客人還不錯，值得跟他談談話了。衛鞅說，這次我跟孝公談的是霸道，他的意思好像是想採用了。如果他再接見我一次，我就知道該怎麼說了。衛鞅第四次見到孝公時，兩人越談越起勁，不知不覺孝公的膝蓋在席子上漸漸向商鞅挪動，談了幾天還不滿足。景監問衛鞅：你用什麼話打動了我們的國君，使他這麼高興呀？衛鞅說，開始我用五帝三王之道勸說他，希望他實行帝王之道以達到三代隆盛之治，可是國君說，這樣做時間太長了，我不能等待，並且賢君都是在自身就顯名於天下，哪能悒悒不樂地等幾十年、上百年才能成就帝王之業呢？所以我就以強國之術勸說他，他才大為高興，然而這樣就難以與殷周的德治相比了。顯然，追求現實價值，是秦孝公的人生價值取向。他要求的是“及其身顯名於天下”，要在自身看到自己人生價值的實現，看到自己的價值為社會所肯定。

對待“時機”，有兩種態度。一種是消極等待。北朝顏之推曾說：“君子當守道崇德，蓄價待時，爵祿不登，信由天命。”他反對“躁競得官”，認為“風雲不興，徒求無益”，“時運之來，不然亦至”。時運不來，求也無用，時運到來，不求也得。而司馬遷的“不令己失時”，卻更加強調進取精神，要主動去尋找機遇，抓住機遇，甚至製造機遇，有的人為實現自我價值，還表現出強烈的冒險精神。西漢的主父偃，早年窮困潦倒，雖然飽讀典籍，很有才能，卻得不到任用，反遭儒生們的排擠。他家裡很窮，到處借貸，卻一無所得。在家鄉呆不去了，於是外出尋找機會，他北遊燕、趙、中山等地，卻無人賞識，處境十分困窘。主父偃雖然到處碰壁，但他相信當時的時機對他施展才能是有利的。“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艾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問題是如何顯示自己的才能。於是，他於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來到京都，見到將軍衛青。衛青多次向武帝推薦，而武帝沒有理會。他在京都居留時間一長，盤纏漸漸告罄，“諸侯賓客多厭之”。面臨山窮水盡的處境，主父偃仍沒有放棄希望，乾脆詣闕上書，直接向皇帝提出對國事的九條意見。這次引起了武帝的重視，早上上書，晚上就得到召見，一談之下，武帝對他的才能很欣賞，說，以前你在什麼地方呀？我們真相見太晚了。立即任命他為郎中。主父偃受到鼓勵，又幾次上書對國家大事提出建議，得到武帝的重用，一年之內四次受到提拔，由郎中到謁者，到中郎，到中大夫。主父偃有一種銳意進取的冒險精神，他得到施展抱負的機會，便不顧一切地推行自己的主張，顯示自己的才能。有人勸他說，你這樣做，顯得太驕橫，恐遭禍患。他回答說，我成人後遊學40餘年，一直不能出頭，父母兄弟賓客都拋棄了我。大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我年紀已老，所餘之日不多了，所以要急切行事以申我志。鼎是古代的一種烹飪器皿，按周代禮制，士食三鼎，大夫五鼎，列五鼎而食，是富貴的標誌。同時，鼎又可作烹煮人的刑具。“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表現了主父偃實現自我價值的強烈願望，為追求自我價值的實現，獵取功名富貴，即使有身死族滅的危險也在所不顧。

追求自我價值的實現並得到社會的肯定和回報，這是很多人為之奮鬥的人生目標。“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是他們實現自我價值的途徑。而人除了自我價值外，還有社會價值。當自我價值與社會價值一致的時候，人的價值就是對社會、對他人有益的，是應該予以肯定的。當自我價值與社會價值不一致、背離社會價值的時候，就成為負價值。中國古代也有不少人只追求自我價值的實現，不顧民族利益和社會利益。東晉桓溫曾說，一個人不能無聲無息地活著，“既不能流芳後世，亦不足復遺臭萬載耶”！為了個人的名利，可以不擇手段，不顧社會利益、民族大義、時人的批評、後世的唾罵，這就是這些人的價值觀。

唐代奸相李林甫就是這種人。他為人陰險狡猾，喜怒不形於色，常表面對人甜言蜜語，暗中卻加以陷害，世人謂其“口有蜜，腹有劍”。為了向上爬，他四處鑽營，不擇手段。玄宗開元十四年（726年），李林甫任御史中丞，接著又任刑部、吏部侍郎。當時武惠妃最受玄宗寵愛，因而她的兩個兒子壽王李瑁和盛王李琦也特別受寵，而太子李瑛卻日被玄宗疏遠。李林甫就透過與他相好的太監向武惠妃表示：願保護壽王。他以此博得武惠妃的好感。侍中裴光庭妻（武三思的女兒）與他有私情，開元二十一年(733年），裴光庭死，武氏求宦官高力士（本出武三思家）以李林甫代其夫位。力士不敢向玄宗提出，而玄宗已決定任命韓休擔任此職。高力士將這一訊息透露給武氏，武氏叫李林甫告訴韓休，韓休非常感激。在登上相位後，韓休就極力推薦李林甫，說他是宰相之才，武惠妃也暗中幫他說話，於是李林甫被任命為黃門侍郎。次年五月又被任命為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爬上了宰相的寶座。既登相位，李林甫就千方百計地鞏固自己的權勢，他深知最重要的是要取得玄宗的信任，因而厚結宦官和妃嬪之家，靠他們窺伺玄宗的動靜。每逢奏對之時，他就先送厚禮給玄宗身邊諸人，摸清玄宗的意圖，然後加以迎合，因此他回答玄宗的問題和所上奏章，都符合玄宗的心意。這樣，他越來越受到玄宗的寵信。玄宗晚年厭倦政事，耽於逸樂，李林甫極力加以慫恿、鼓勵，使玄宗一心追求享樂，把政事完全託付給了他。為了保持權位，李林甫對地位與他相近，有可能對他構成威脅的人千方百計加以排斥、陷害。如中書侍郎嚴挺之，鄙薄李林甫之為人，而與宰相張九齡交好，張欲推薦嚴挺之為相。李林甫就處心積慮尋找張、嚴二人的缺失，在玄宗面前對他們進行中傷，致使張九齡罷相，嚴挺之被貶至外地。隔了幾年，玄宗想起用嚴挺之，對李林甫說，嚴挺之現在何處？此人也堪進用。李林甫就把嚴挺之之弟嚴損之請到家中，先對他進行拉攏，與他敘舊，並說，應該任命他作員外郎。又對他說，皇上十分器重你的哥哥，要想個辦法使令兄入城見皇上，必將大用。何不奏明皇上說得了風疾，請求回京治病。嚴挺之果然按李所言行事。這時李林甫又對玄宗說，嚴挺之年紀大了，近來又患風疾，應該授他以閒職，讓他養病。玄宗嘆息良久，重用嚴挺之一事就放了下來。左相李適之與李林甫不和，李林甫就設計坑陷他，先對李適之說，華山有金礦，開採可以富國，皇上還不知道這件事。李適之聽後覺得這確實是個好主意，就奏明瞭玄宗。玄宗十分高興，徵詢李林甫的意見。李林甫卻回答說，這件事我已知道很久了，但華山是陛下的本命，乃王氣之所在，不應該開鑿，所以我不敢上言。玄宗一聽，覺得還是李林甫愛己，於是對李適之日益疏遠。後來李林甫又進讒言，把李適之貶為宜春太守，並逼他服毒自殺。為了怙權固位，他結黨營私。武三思曾說：“不知何等名作好人，向我好者是好人耳。”李林甫更是變本加厲，不但反對他的或不依附他的人要打擊排擠，凡是不出自他門下，不由他推薦的人，有才能的人都要擠而去之。授引任用的都是無才無德，只知唯唯諾諾的無恥之徒。他非常害怕不同意見上達玄宗，力圖杜塞言路。天寶六年（747年），玄宗下詔，命通一藝者都可以來京師應試候選。李林甫恐怕應試之士在皇帝面試時揭發他，於是對玄宗說，這些都是草野之人，不知禁忌，怕以狂言淆亂聖聽，委託尚書省長官考試就行了。結果無一人合格，李林甫反倒向玄宗上表道賀說，人才已經都蒐羅到朝廷，野無遺賢了。凡是揭發他的人都遭到殘酷打擊，他對諫官們威脅說，明主在上，群臣只要順從，不必說什麼。你們看見那些儀仗用的馬沒有？終日無聲，老實聽話，就可以吃三品的馬料，但要是一叫就要被拉下去，以後雖然想不再鳴叫也無用了。於是諫官都不敢作聲了。李林甫為了保持相位，對任何可能的威脅都十分警惕。唐自開國以來，對胡人將領都不任命為大將，總是派大臣兼節度使以控制他們。開元年間，許多大臣自節度使入朝為相。李林甫怕儒臣任節度使積累了邊功而拜相，會奪去他的地位，就對玄宗建議，陛下有雄才大略，國家又如此富強而夷狄未滅，原因是文官為將，不敢衝鋒陷陣，身先士卒，不如用胡人，胡人天生勇敢善戰，陛下如果加恩於他們，他們一定會十分感激，為朝廷死戰。玄宗認為他說得對，從此安祿山、高仙芝、哥舒翰都被任命為大將。天寶時，各鎮節度使差不多都是胡人。李林甫認為胡人不識文字，無入相的可能，不會成為威脅相權的人，但這樣一來，精銳之師都部署在北方邊疆，並由胡人統帥，而內部空虛，形成裡輕外重的形勢，這是釀成安史之亂的重要原因之一。玄宗開元年間，是唐朝最強盛的時期。“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杜甫的詩是對當時國力富足情況的生動描繪。而到了天寶年間，朝政腐敗，國家呈現出衰敗的景象。李林甫自開元二十二年（ 734年）到天寶十一年(752年），居相位19年，他的所作所為只是為了一個目的，即如何鞏固自己的地位以保持功名富貴。凡是有利於自己的事，即使與國家、民族利益相沖突的，他也毫不猶豫地去幹。唐朝由盛而衰，由治到亂，李林甫秉政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原因。這種將自我價值置於社會價值之上的價值取向，歷來遭到正直之士的唾棄，而有些人卻全力追求，至死不悟。明末崔呈秀，投靠權閹魏忠賢，廉恥喪盡，壞事做絕。崇禎帝即位後，開始懲治閹黨，魏忠賢自殺。崔呈秀自知不免，於是列姬妾、羅奇珍異寶於前，呼酒痛飲，喝完一杯就將杯子摔壞，飲酒畢即上吊自盡。可見此種人的卑劣心態。

在追求現實價值的人們中間，有些人則把實現自我價值與實現社會價值統一起來。他們也不甘於默默無聞、沉淪下位，因而積極進取，以圖顯於世而榮其身，而他們的所作所為有利於國家，有益於社會，這種人則應當為歷史所肯定。西漢初齊人劉敬，出身下層，漢高帝五年（前202年），他應徵服兵役，去隴西戍守，經過洛陽，當時漢高祖正在那裡。劉敬放下拉著的小車，穿著破舊的羊皮襖，去見齊人虞將軍說，我想面見皇上，講講有利於國家的大事。虞將軍想給他換上漂亮的衣服，被他拒絕。於是虞將軍報告了高祖，高祖即命召見。當時高祖剛剛擊敗最強大的對手項羽，即位稱帝，暫時以洛陽為都。天下初定，定都何處，是當時一個十分重大的問題，而漢朝廷內多數人包括高祖本人都想定都洛陽。劉敬分析了當時的政治形勢，對定都問題形成了成熟的意見，他瞅準時機，以獻定都之策顯示自己的才能，作為進身之階。晉見時，劉敬先問高祖，周朝以洛陽為東都，陛下欲定都洛陽，是否想效法西周，與之比美呢？高祖回答說，是的。劉敬接著說，但是陛下取天下的情況與周王室不同，周室自祖先後稷受堯封職算起，積德行善已有十幾代，受到百姓的擁護。到武王伐紂，八百諸侯不約而同會集於孟津，都表示擁護武王，認為伐紂的時機已到，於是滅了殷商。等到成王即位，周公等人為輔佐，才營建成周洛邑。這是因為洛陽居天下之中，四方諸侯來向天子納貢，路程比較平均。周建都於此，是想以德致人，不想依賴地形的險阻。如今陛下的情況則不同，您從豐、沛起兵，召募了3000士卒，帶領他們爭奪天下，席捲蜀、漢，平定三秦，與項羽大戰於滎陽，爭奪通道於成皋，大戰70，小戰40，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屍骨暴露於荒野，無法計數，至今百姓哭泣之聲未絕，身受傷痍者未能復原。這與周室以德取天下情況根本不同，怎能與周成王、周康王之時相比呢？並且秦地被山帶河，四面都是險阻，宜於固守。一旦天下有急事，百萬之眾都可召集起來，又可憑藉秦國遺留下的基礎，利用關中膏腴之土地，這就是所謂的“天府”。如果陛下入關定都於秦地，即使東方發生戰亂，秦地也可保有。就像與人搏鬥，如果不扼住對方的咽喉並猛擊其背，就不能有必勝的把握。現在陛下入關於秦之故地建都，這也就是扼住天下的咽喉而隨時可擊其背，可以保證統治的穩定了，聽了劉敬的建議，高祖又徵詢群臣的意見，群臣都是山東地區的人，想定都洛陽，都搶著說，周朝稱王幾百年，而秦只傳二世而亡，不如就於周之故都洛陽建都。弄得高祖猶豫不決，直到留侯張良明確表示支援定都於秦地，高祖才下了決心，當天就命車駕西行，定都於關中。事後，高祖論功行賞，說：最早提出建都於秦地的是婁敬（劉敬原姓婁），“婁”者，就是“劉”呀。賜婁敬姓劉，任命他為郎中，賜給封號稱“奉春君”。

劉敬入仕以後，積極為漢皇朝出謀劃策。自先秦以來，匈奴始終是北方的重大邊患，楚漢相爭之時，匈奴乘中原地區疲於征戰之機，大大強盛起來，擁有精兵數十萬。漢高祖七年（前200年），韓王信反，高祖聽說韓王信聯合匈奴欲共同攻擊漢軍，於是大怒，想討伐匈奴。他先派人出使匈奴窺探虛實，匈奴藏匿壯士及肥壯牲畜，只讓漢使看到老人小孩及瘦弱的牲畜。派去的十幾起使節所見都是如此，回來都向高祖報告，說匈奴實力虛弱，不堪一擊。高祖又派劉敬出使，劉敬回後卻報告說，兩國相爭，應該顯示實力，以壯聲威，而此次我只看見瘦弱的牲畜及老人小孩，其中一定有陰謀，必定是故意示弱以麻痺我方，然後出奇兵以取勝，依我看目前不宜攻擊匈奴。當時漢兵已越過了勾注山，20餘萬大軍也已出發。高祖怒罵劉敬：你這個以口舌取官的奴才，竟敢胡說八道動搖軍心！下令把劉敬上刑具，拘禁於廣武。自己親率大軍至於平城。果然，匈奴出奇兵包圍高祖於白登山，七天後方才解圍。漢高祖回到廣武，赦免了劉敬，並說：我沒有采納您的意見，致使困於平城。我已經把以前出使匈奴，說匈奴可擊的十餘人都處死了。於是封劉敬食邑二千戶，賜爵關內侯，號為建信侯。漢高祖雖脫此難，但擁有精兵30萬的匈奴多次侵襲北部邊境，漢高祖非常憂慮，他徵詢劉敬有何對策。劉敬說，現在天下初定，士卒疲憊，匈奴又很強大，不能對它以武力征服。匈奴冒頓單于殺父自立，以父親的妻妾為妻，依靠暴力立威，根本不講仁義，所以也不能以仁義道德來說服他。現在我倒有一計可使其子孫在將來對漢稱臣，只怕陛下不肯施行。漢高祖說，如果此計可行，為何不能去做呢？你到底要如何去辦？劉敬說，如果陛下肯把長公主嫁給冒頓，又陪送豐厚的嫁妝，冒頓一定會立長公主為瘀氏（單于妻），冒頓就成了您的女婿，公主生子就會立為太子，將來會接替冒頓為單于，哪有外孫敢與外祖父分庭抗禮的呢？再加上匈奴貪圖漢朝的重幣厚禮，陛下可以逢年過節把我們這裡所餘、匈奴那裡缺少之物送他們幾次，派能言善辯之士為使臣，以禮節教導他們，這樣，就可不戰而使匈奴漸漸臣服於漢了。漢高祖非常讚賞劉敬的建議，但因呂后捨不得長公主，因此只拿一名宮女冒充長公主嫁給冒頓單于；又派劉敬為使赴匈奴締結了和親盟約。從匈奴出使歸來，劉敬又向漢高祖建議說，位居河套以南的匈奴白羊、樓煩王統率的部落，離長安最近處只有700裡，輕騎一天一夜就可以抵秦中腹地。秦中新遭戰亂，居民稀少，而土地肥沃，物產豐饒，可以移民以充實之。現陛下雖定都關中，但此地人煙稀少，北近匈奴，東有六國之舊族，勢力還很強大，一旦有變，陛下也不能高枕而臥了。建議陛下把六國舊王族及地方豪強遷居於關中，無事可以防備匈奴，諸侯有變也可率領他們向東討伐。這是強本弱末的方法。漢高祖說，很好，派劉敬主持其事，把上述幾類人十幾萬口遷徙於關中。綜觀劉敬一生的功業，主要是“徙強族，都關中，和約匈奴”三件大事，這三件大事對於穩定當時政治形勢，鞏固西漢大一統的局面和安定邊境，起了重要的作用，有利於國家的強盛和社會的發展。在這三件大事上，劉敬抓住了時機，獻三策而建奇功，位至列侯，實現了人生的自我價值，同時也體現了人生的社會價值，所謂“脫挽輅一說，建萬世之安”，在他追求人生現實價值的過程中，體現了自我價值與社會價值的統一。

薛家自薛蟠的父親死後，其實已經慢慢在敗落了。大家都可以看出薛蟠，一味花天酒地、不學無術，根本就不是個能夠支撐家業的料。薛姨媽這個做母親的，其實也就是個普通妻子、母親，平時中規中矩沒什麼行差踏錯，但要她出來支撐家業，她既沒這個見識也沒這個魄力。至於薛寶釵可能還可以，可惜是個女子。又一心認為女子無才便是德，更不會出來做這樣的事情。

薛家在薛父死後最大的轉折點就是薛蟠為搶香菱打死了人。雖說後臺硬，沒有把薛蟠怎麼樣，但在故鄉也存身不住，只好上京，其實也就是喪失了根基。當然，要是別的有能力人的，離開故鄉來到京城，天地廣闊大有可為。而薛蟠除了在吃喝玩樂上大有可為外，也沒什麼出息的。

所以，其實薛家到了京城敗落的更快，一方面京城花銷本來就大，另一方面薛蟠又結識了一幫狐朋狗友，花天酒地比以前更過分。他的家業完全在靠他父親當年的一些老夥計在支撐。一旦這些老夥計另謀他處或直接變了忠心，起了別的算計，後果可想而知。

總的來說，進了京後的薛家是一天不如一天。當然瘦死的駱駝比馬大，一下子是垮不完的。“珍珠如土金如鐵”應該形容的是薛家早年的盛況，傳到薛蟠這一代，還想這樣是肯定不行了。

薛家在寄居賈府之前，就已經不再是“珍珠如土金如鐵”了。

《紅樓夢》開篇，冷子興就說賈家已經蕭疏了。其實比賈家衰落更早，程度也更深的是薛家。原文寫道薛公去世，薛家各省中所有的買賣承居、總管、夥計人等，見薛蟠年輕不諳世事，便趁時拐騙起來，京都中幾處生意，漸已消耗。

這就是薛家入都投奔榮國府時的境況。可以說是危機重重。薛家的繼承人是薛蟠，薛姨媽對這個兒子溺愛縱容，反正薛蟠對家裡的危機可能他根本連想都不想，他照樣當他的小霸王，碰上馮淵買香菱，他也看上這個丫頭了，兩家爭奪，不容分說，呆霸王指揮家奴將馮淵打死。反正他只要高興，他弄出一屁股屎也自有人替他去擦。

薛家這時計劃進京，其實是不得不進京了。一是兒子惹禍，把人命都不當回事，薛家沒有男性長輩，薛姨媽糊塗懦弱，薛蟠無人約束；二是薛家急需馬上找到一棵大樹，京城裡有賈府，還有孃家王府，進京在賈王二府的蔭護下，薛家可以大樹底下好乘涼；三是從管理生意的角度考慮，各省雖有，但比較分散，京城裡應該規模和影響力方面都比較大，是薛家經濟的重要來源，所以三點考慮，進京，勢在必行。

薛家也給出了三個理由：

一為寶釵待選才人善贊；

二為望親，也就是探親；

三要親自入部核算舊賬，再計新支。

講出來的倒是冠冕堂皇，真實的理由沒有一件事是令人輕鬆愉快的，在薛蟠的心裡，這些都不重要，他心裡另打著小算盤，原文寫道：

其實則為遊覽上國風光之意。

說白了，進京他是抱著旅遊的心態來的。封建上流社會的女性是不能拋頭露面的，薛家的指望還就是薛蟠，就這麼個貨，你說說薛家生意上的人能不能看到未來？要不要貪汙胡來？薛家還能撐幾年？

說什麼薛家珍珠如土金如鐵，其實《紅樓夢》一開局，四大家族早已不復以往的盛世時光，例子還是不少，比如薛蟠要配藥，他去找鳳姐尋珍珠，鳳姐拆了一個珠花給了他，薛家要是都珍珠如土了，難道連配藥的幾粒珍珠都找不出來嗎！

薛家寄居賈府之後，還是“珍珠如土金如鐵”嗎?

薛家由大富到中富到敗落是有一個過程的，初到賈府，薛家確實是”珍珠如鐵金如鐵“。到了四十五回，薛寶釵要像史湘雲一樣做針線做到三更半夜，表明薛家的經濟開始下滑了。等到香菱染了石榴裙，寶玉說薛姨媽經常嘮叨，說小輩不會過日子，很明顯，薛家的經濟情況更差了。待到薛蟠娶了夏金桂，薛家已是勉強支撐，不再是“珍珠如土金如鐵”，而是錙銖必較。

中間薛家曾指望寶釵的”金玉良緣“和寶琴的婚事，挽回薛家下滑的趨勢，但兩門親事都沒著落，不得已，薛蟠出馬，薛家希望薛蟠娶親，為薛家快要見底的錢袋子，注入一點新鮮血液，可誰知薛蟠娶了攪家精夏金桂，反而加快了薛家的敗落過程。

薛家初到賈府，財富驚人

剛剛入住梨香院的薛家，財富驚人，薛姨媽是賈母的座上賓，每日過來和老太太閒談，打牌，寶釵和眾姊妹閒話家常，薛家有多富貴，大家看不出來，可薛姨媽在賈府傳播金玉良緣的輿論，說明薛家財富不在賈府之下，薛姨媽才會有這份底氣。

秦可卿葬禮，賈珍想找副好點的棺材，一直找不著，薛蟠主動給了一副板，在豪奢的賈珍面前，薛蟠不經意中露出了薛家的財大氣粗。

可巧薛蟠來弔問，因見賈珍尋好板，便說道：“我們木店裡有一副板，叫作什麼檣木，出在潢海鐵網山上，作了棺材，萬年不壞。這還是當年先父帶來，原系義忠親王老千歲要的，因他壞了事，就不曾拿去。現在還封在店內，也沒有人出價敢買。你若要，就抬來使罷。”賈珍聽說，喜之不盡，即命人抬來。大家看時，只見幫底皆厚八寸，紋若檳榔，味若檀麝，以手扣之，玎璫如金玉。大家都奇異稱讚。賈珍笑問：“價值幾何?”薛蟠笑道：“拿一千兩銀子來，只怕也沒處買去。什麼價不價，賞他們幾兩工錢就是了。”

薛姨媽和薛寶釵都是比較低調的人，但薛蟠不同，薛家的財產只能從薛蟠身上看出來。偶動龍陽之興的薛蟠，為了認識幾個學生，上了賈傢俬塾，只一個金榮，除衣服鞋帽外，一年就資助了七八十兩銀子，那是二十多兩銀子就夠劉姥姥一家五口在鄉下生活一年的時代，薛蟠的大方足見薛家財富之驚人。

薛蟠不理生意，寶釵獨力難支，薛家逐步由大富變成了中富

薛蟠不理生意，各處買賣因家下僕人從中做手腳，漸有虧空，這也是薛家上京的原因之一。

二則自薛蟠父親死後，各省中所有的買賣承局，總管，夥計人等，見薛蟠年輕不諳世事，便趁時拐騙起來，京都中幾處生意，漸亦消耗。

薛家上京，本是想把生意監管起來，可薛蟠到了賈府，和賈珍、賈璉等人鬼混，整天吃酒玩樂，生意上的事理都不理。沒辦法的薛姨媽，寄望於女兒，寶釵介入了薛家生意，一次寶釵看望被打的寶玉，薛蟠派人請她回家，應該是和寶釵商議買賣的事。可一個十幾歲的女孩子，不能拋頭露面，在背後再出謀劃策，也難掩敗局，所以，薛家上京後，生意的虧損不僅沒止住，還有逐步擴大的趨勢，薛家從大富滑向中富。

於是，寶釵率先開始儉省之計，省卻一切富麗閒妝和奢華擺設。賈母帶劉姥姥遊大觀園，看到寶釵住的屋子，雪洞一般，玩器全無，怪王夫人和鳳姐兒不拿擺設給寶釵，二人回說，拿來了寶釵不要，其實寶釵已發現薛家之敗是定局，除了節省外，沒有他法。再後來，寶釵和湘雲一樣，自己做針線，每日做到三更半夜，以節省開支。

不過，此時的薛家底子還不錯，寶釵還能幫湘雲辦螃蟹宴，給黛玉送燕窩，時不時地資助岫煙，甚至薛蟠捱打，要出去做買賣遮羞，寶釵也勸薛姨媽，可以讓薛蟠出去歷練歷練，就當丟了千八百銀子。但到香菱梁了石榴裙，薛家的情況就不樂觀了。

一條石榴裙，暴露薛家糟糕的經濟情況

香菱染了一條石榴裙，如果放在薛家剛到賈府時，不值一提，但到薛蟠外出，薛家家底逐漸上來時，已不是一件小事兒，為了不讓香菱挨薛姨媽說，寶玉出主意，讓襲人把自己新做的裙子給香菱換上，經寶玉口中得知，薛姨媽經常抱怨香菱她們不會過日子，如果知道香菱把裙子染了，更得說個不停，薛姨媽的嘮叨正是薛家財富日漸虛空的表現。此時的薛家，再也不是一擲千金的薛家，而是針頭線腦都要在乎的薛家。

薛蟠迎娶夏金桂，也有經濟考慮

薛家和夏家是老親，平時走動不多，可薛蟠偏在做生意回來的路上經過夏家，又和夏家的姑娘對上了眼，兩人火速成婚。嫁到薛家的金桂因為香菱、寶蟾鬧得雞飛狗跳，除爭風吃醋外，金桂應該還有種上當受騙的感受。

金桂吵架時的一句“這會子人也來了，金的銀的也賠了”，說明金桂陪嫁不少，可薛家卻風光不再。不然，以金桂的鬧騰，薛家完全可以休妻，首先，不尊重婆婆，就是七出之一，再有，招人來家聚賭玩樂也是一條，可薛家採取了息事寧人的做法，背後的原因應該和錢有關。

薛蟠成婚後，薛家已不再寄居賈府，回到了自己在京中的房子。金桂和薛蟠吵架時，薛姨媽要賣香菱，寶釵勸住，從此香菱和寶釵在園中住，說明薛家在京中的房子也有花園，是座大宅院，和賈府一樣，薛家外面架子未倒，但內囊上來了。

從大富之家到錙銖必較，薛家也不是沒想挽回，薛姨媽和寶釵曾寄望於賈家，寄望於梅家，但金玉良緣沒有著落，梅家一直不提娶親，靠姻親關係，整頓家業，挽回敗局的計劃落空，薛家只能隨著時間推移，日復一日衰落，“珍珠如鐵金如鐵”的大富薛家已成明日黃花。

薛家在紫薇舍人薛公那一代確實是珍珠如土金如鐵。

那時候，朝廷裡有薛公庇護，商場上薛家縱橫馳騁，薛家的財富富可敵國。薛家為賈家，史家和王家提供財力支援，以此躋身四大家族。

賈家，史家和王家都有爵位可以世襲。薛家在薛公死後，薛家就沒有做官的人，能力也都不如薛公。薛寶釵的爺爺也從京城搬回金陵。

薛家傳到薛寶釵父親手裡，還可以支撐。可是薛父早死。薛蟠年幼，薛姨媽與薛家各房之間為了爭奪管家權，應該有一番激烈的爭鬥。內鬥消耗了薛家大量的金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