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一下北宋滅亡與王安石變法之間的關係

一、我是一個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者，至少，我自己認為我是。

曼硃砂華一夜美三分鐘去除眼袋 眼霜

二、我認為歷史可能90%以上是假的，至少，歷史很大程度上是根據需要編寫的。

三、一個昏君的滅亡，根本原因和主要原因，在於他自身，而不能歸因於女禍、奸臣（女禍、奸臣的產生，是因為昏君的出現，而不是相反。這裡的因與果的關係不能搞反）。但是，一個王朝的滅亡，又不是僅僅因為一個昏君出現，就導致了滅亡。

一個王朝的立國者，多為雄才大略。新王朝建立之後，必然要借鑑前朝滅亡的教訓，制定一系列安邦定國的大計。象如何安民，如何立君，如何選擇大臣等，都有一系列成法與規定。

也就是說，即使有昏君出現，也讓他做不成昏君；即使有奸臣出現，也讓他做不成奸臣。

以上是開始分析的前提。

攻擊請攻擊以上前提。前提錯了，文章也就不成立。

北宋到了王安石時代，遇到了很多困難。

皇帝很年輕，想有所作為。

王安石認為得變法。

司馬法認為不能變法。

就這個情形分析，很顯然，王安石更容易得到想有所作為的年輕皇帝的支援。

王安石變法的根本思路是，不需要做大增量，只需要進行存量調整，由不會“理財”變得會“理財”，就可富國強兵。

司馬光則認為，這是胡搞。世事艱難時時都可能遇到，但只要堅持千百年來已證明行之有效的“道”，就可以應對世事的波動。不能因一時的波動而更改萬世之良法。

王安石與司馬光兩派勢不兩立，今天你來搞一搞，明天他來搞一搞。

後來，皇帝更替為宋徽宗，當皇帝時也很年輕。

慢慢地，王安石變法派的重要人物蔡京得到了宋徽宗的重用，司馬光派遭到大清洗。於是變法大行其道。

只可惜，歷史證明，宋徽宗是個大大的昏君，蔡京之流是大大的奸臣。

大昏君遇到大奸臣，又堅決進行變法，真是國家不滅亡都不可能。

後來，徽宋的兒子趙構做了南宋的皇帝，大臣如秦檜也不能說他不奸，國家之弱不能比北宋，金國並了遼、北宋後不能不說更強大，但終金國之世，不能滅了南宋。為什麼？

南宋不再搞王安石變法，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為什麼王安石變法會與北宋滅亡有這麼大的關係呢？

王安石變法被稱為“三不足”變法，他們明確提出：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當“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這一法寶傳到了宋徽宗、蔡京之流手裡時，我們可以想見會是一個什麼樣子。

宋徽宗與蔡京之流用他們的窮奢極欲，向後人們宣示了什麼是“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歷代開國之君，他們往往出身民間，嚐遍、聞遍人間疾苦。他們能成為一代雄主，說明他們都有雄才大略。

他們建立國家後，借鑑前朝亡國經驗，他們不可能不想到，他們錦衣玉食的後代，很可能一代不如一代，甚至就是昏君輩出。

如何保持富貴延續，他們必定要制定一些祖宗之法，做不到“祖宗之法”的皇帝，是不稱職的皇帝，是要被替換的。

如此以來，昏君與奸臣還會怕什麼？

盡情地胡作非為、窮奢極欲好了。

昏君與奸臣們怎會不大力支援“三不足”變法呢？

如此以來，國家不是發生農民暴動，就是被外族滅國。

因此，北宋的滅亡很可能與王安石變法關係很大。

世界上相互聯絡的，因此，得出這個結論應該是有一定道理的。

世界又是多角度有，因此，這個結論又是有很大侷限性的，是片面的、不完整的。

謝謝邀請！王安石，字介甫，（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宋仁宗慶曆二年進士，皇祐三年任舒州通判，勤政愛民，治績斐然。嘉佑三年排程支判官，進京述職上“萬言書”，力主改革，仁宗不用。隨辭職回鄉。“終英宗朝，召不起”（宋史、王安石傳）。

神宗即位，用為江寧知府，熙寧二年二月認命王安石為參政執事。又提出改革，得到了神宗的大力支援！設定“條例司”。“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為新法，譴提舉官四十餘輩，頒行分下”（宋史，王安石傳）。史稱“熙寧變法”。

變法伊始，就遭到了以司馬光為首的朝中老臣極力反對，在神宗的支援下，對朝中老臣罷黜，大膽任用新人以推行改革，雖然取得了一些收效，但因舊勢力太大，再加上年輕官員，經驗不足，執行過程中很多事情事與願違。恰逢熙寧七年，天下大旱，反對改革的官員們，便以天下大旱是改革引起天怒降罪。王安石遭罷相。王仍奏請神宗讓幫手呂惠卿接任，以圖改革能繼續。誰知呂惠卿掌權後，怕王復出，倒向舊勢力，打擊改革派。神宗發現後與八年二月召王安石復職。繼續改革，九年終因改革步步維艱，王安石遭貶，改革以失敗而告終。

縱觀王安石改革，實為改革宋以來重文輕武，經濟繁榮，兵力羸弱的弊病。也取得了一些成效，熙寧六年進攻吐蕃，收復河、洮、岷等五洲，拓地兩千餘里。也培養出了王韶等一批傑出將領。歷史已經證明，王安石的改革是有一定的先進性的，然而改革觸動了朝中一大批文官們的既得利益。遭到了以司馬光為首的守舊官僚的極力反對。再加上準備不足，用人不當。改革半途而廢，功敗垂成。把王安石說成奸臣則有失公允，就連他的死敵司馬光也評價說：“人言安石奸邪，則毀之太過”！

至於經過改革的失敗，朝中分成了兩黨，一是以反對改革的守舊文官組成的“舊黨”。二是以支援改革官員組成的“新黨”。兩黨惡鬥數十年，對宋朝造成了一定的影響。但要把北宋滅亡歸罪於王安石改革，就有點過了！

宋朝後任皇帝哲宗，雖立志中興，但能力有限，理想與實際能力之間差距太大，想法很多卻缺少變通和從權的能力，難以處理各種複雜矛盾和關係。在位15年未能解決新舊黨之爭，反而使黨爭愈演愈烈。使自己在兩黨惡鬥中，左右搖擺。苦苦支撐。於24歲英年早逝。及徽宗即位，更是昏庸無道，重用蔡京、童貫、高俅等奸臣主持朝政，大肆搜刮民財，窮奢極欲，荒淫無度。四處搜刮奇花異石，用船運至開封供其玩樂。信奉道教，自稱（教主道君皇帝），大建宮觀，俸養道士。民間怨聲載道，民不聊生，盜賊四起。待到金軍南下，一觸即潰，毫無抵抗之力。這些才是造成北宋滅亡的罪魁禍首。於王安石何干！

近代以前，主流意見對王安石變法一般持負面意見，但近代以後，受西方史影響，對王安石變法的評價越來越積極，甚至成為主流意見。

有兩個因素值得考慮：首先，主流意見對王安石變法給予正面評價，是在近千年後，很多史實已不清晰；其次，正面評價王安石變法是基於西方史的邏輯，而非中國古代史的邏輯。

西方史強調變法，特別重視制度改造。這與歐洲文化多元、彼此競爭激烈相關，沒有制度優勢，很難勝出。用這套思維看中國史，會覺得很有失落感——古代中國在近兩千年時間中制度幾乎沒有太大變化，也沒有什麼制度探討方面給人印象深刻的著作。

當然，古代中國在過去兩千年中制度一直在變化，只是以漸變為主，所以不熟悉相關史料，就會給人以“停滯”“沒有歷史”之感。

對比唐代與清代，改變可用驚人來形容，幾乎可以視為兩個國家，彼此很少有相同之處，可科舉制等制度卻一以貫之，其實唐朝科舉與清朝科舉完全不是一回事，但不深入考察，就會覺得彼此沒有後差別，產生“中國沒產生過大的制度變化”之感。

所以，不僅“王安石變法”被過多關注，包括“商鞅變法”等，都有被過度關注的問題。

首先，這些變法是此前一些政策的延續，不過是士大夫給予期文化合法性、皇權給予背書而已。

其次，變法的過程並不確定，很多辦法隨心所欲，實施與廢止往往不由上決定，而是基層來決定。

其三，這些“變法”多是一些具體措施，制度性的東西並不多。

王安石變法從實際效果看，無非是增加了中央政府的收入而已，這其實不用王安石的方法，用商鞅的方法，也未必行不通，而且南宋中央政府從民間獲取收入的能力更強，可當時王安石已被徹底否定。

沿著目前這種思路看王安石變法，往往會覺得有些失望，得出“王安石這樣傑出的改革家也沒意識到制度的重要性”之類的結論。

或者，不能沿著制度改造、制度創新的方式來解讀中國史，畢竟古代中國面臨的問題更多元、更復雜，它在制度上往往會呈現出更大的開放性和包容性，但因中層羸弱，執行力始終是一個大問題。這才是歷代王朝面臨的真問題，至於發展、變革之類，既然外部沒有真正的挑戰者，大概不會有人去思考這個問題的，思考也沒什麼意義，王安石變法的價值也絕不在制度創新上。

總之，更願相信古人的看法，王安石變法應對北宋滅亡負很大責任。

因為歷史總是需要一個替罪羊的，每當一個新朝代開始之時。都需要對前朝的功過作為一番評價。所以王安石就是一直替罪羊了，因為他的改革不徹底，最後失敗了，所以就把罪過歸於他身上了。

人是命運的載體，誰想擺脫命運的束縛無論對錯都會受到懲罰。如屈原岳飛布魯諾牛頓尼采海子等，所以才會出現袁崇煥被凌遲而眾人食其肉的可笑局面，我們內心的判斷力是被操控的並沒有絕對價值和標準。如單論人品王安石是好於蘇軾的，雖然蘇軾才華橫溢也真誠。

北宋滅在知識分子文人手裡。諸如蘇軾、秦觀，李清照之流，整日沉迷於詩文笙歌，燈紅酒綠之中，沒一點改革進取意識。安能不亡國？王安石則不同於他們，王是偉大的該革家，政治家！沒有王安石的改革北宋亡得還快！

最簡單的道理，但凡變法，都會觸及一些人的利益，王安石變法也一樣，這些被變法觸及利益的人之後掌權，自然要醜化打壓王安石，不要以為皇帝的權力最大，要知道歷史也是讀書人寫的，這些人的春秋筆法，難免不會帶有偏見

北宋積弊多年，常備軍隊包括禁軍、廂軍及效用軍超百萬人，官制疊床架屋，恩蔭氾濫，鉅額軍費、官費拖累整體經濟，早在仁宗朝就已呈現出不得不變的境地。所以，無論是激/進/派，保/守/派，還是寒暑折中派，實際都承認大宋王朝必須進行改革。

然而，變法如何變？誰來主持變？

王安石負天下之望三十年，上臺之初得到了皇帝士民的全面支援與期待。可是，變法的內容與過程卻令人失望。

就以所謂最有意義的青苗法來說，也沒有任何實際意義。

青苗法規定，各州縣以常平廣惠兩倉的糧食在青黃不接，春耕時向廣大農民提供糧食或者金錢貸款，夏收秋收後收回本利。

聽起來是非常不錯的法律，簡直與農業小額貸款一樣具備先進性。

然而中國有地域差，執行力也各不同。

江南、成都平原百姓根本看不上這點東西，而山陝山東百姓卻極為需要。地方官為了完成政績，或者強迫百姓貸款，或者將糧食交給大地主放貸，結果當然是士怒民怨。

想想也是，民不加賦而國用足，在那個年代顯然就是虛假命題。反而，百姓在被加賦被騷擾而怨聲載道之後，國用依舊不足。

變法無果，欺上瞞下，新黨成員乘機撈取鉅額財富，百姓與利益受損者當然極其不滿，官員士子轉而紛紛痛恨和反對變法，甚至就連王安石的學生鄭俠，甘願自己承擔罪責也要違法透過銀臺司快遞向神宗呈遞《流民圖》來描繪變法的惡果。

因此，變法實際已經破產了。

這當然是王安石所處政治經濟環境和自身學識無法解決的根本問題，只能簡單地歸咎於反對派的掣肘，多次用辭職來脅迫神宗皇帝處分反對派。

既然，王安石破壞了君子政治的傳統，報復也就難免。新黨前後四次登臺，與保/守/派拉鋸性地進行報復與反報復，時間長達七十年。直至統治階層精英喪盡，百姓官員麻木地看著國家被女直滅亡。

歸根結底，王安石變法為他的門徒起到了極其惡劣的示範與引導作用。

王安石是北宋滅亡的罪魁禍首是不符合事實的，也可以說是趙構一人所為，趙構不僅冤殺了岳飛，他還讓王安石為北宋的滅亡背了幾百年的黑鍋！提起王安石，就繞不開王安石變法，王安石變法的背景是宋神宗時期，我們都知道當時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迫切需要一場社會變革來扭轉，當時北宋從皇帝到大臣都一直同意變法，宋神宗要求來一場急功近利的變法，由王安石主導，當然一場徹底的變法會動了很多階層的根本利益，為此王安石的變法遭到保守派和地主階層的聯合絞殺，王安石也多次被罷免，變法也斷斷續續的進行著，直到宋神宗1069年去世，新法被徹底廢除，王安石變法也徹底畫上句號。王安石變法除了被宋朝自己黑以外，後人及國外人士都給王安石及他的變法很高的評價。

北宋滅亡的真正原因還真怪不著王安石，北宋滅亡的主要原因：

一、皇帝昏庸；

二、官場腐敗；北宋，宋徽宗時期爆發梁山和方臘起義，我們知道當時有一個叫高逑的大奸臣，我們都義憤填膺恨他太壞，然而當時他在奸臣中都排不上號，當時被稱作“六賊”的是：蔡京、童貫、王黼、梁師成、朱勔、李邦彥六人，這六人當時都是宋徽宗身邊的重臣，也是紅人，他們一起貪贓枉法、橫行霸道、害得民不聊生，可見當時的皇帝昏庸及官場腐敗到什麼地步，宋徽宗昏庸和“六賊”腐敗才是導致農民起義和金國入主中原，進而導致北宋滅亡的罪魁禍首！

在歷史程序中，變法或說改革是必不可少的因素。不能簡單以成敗而論，應以優劣高下和在歷史中的作用等綜合評判。就王的變法而言，在歷史程序中是失敗了，這有史書資料為證。就變法的目的而言，是為加強北宋皇權，以富國強兵的面目出現，自然得皇族的部分支援。但其措施，則無疑加重了普通百姓的經濟負擔，對大地主大官僚又是一個大劫掠，所以司馬光極力反對。就集權專制制度的發展歷史看，王的做法是對這個制度試圖進行修補，這種修補不是為了歷史的進步，不是為增加百姓福祉，而是為延續或加強專制集權的統治。僅此而已。

北宋被更替與王安石無任何關係!王安石變法出發點無疑沒有任何問題!不管怎變總會有得益和受損者!司馬光保守認為循規導矩為妥!蘇東坡認為變法力度太大應循序逐進!無疑各人站各人的角度都沒錯!哪方力量大哪方就是最後勝利者o北宋之亡本人認為緣於內外兩方因素!端王徽宗不符正業懈怠朝綱為內因!女真掘起並誘宋滅遼是外因!兩者共同使北宋變為南宋o如果徽宗勤於施政加強國防憂患意識灌輸臣民君臣共心一百萬之眾的開封城何俱區區數萬的來犯女真人?如果不同女真人一起滅遼，遼至少可以作為北方一屏障牽制女真!哎呀!現在茶餘飯後解解悶說說而己!？現都是中國啦!而且除少數滿貴族外全成漢族啦!要不中國咋越打越大呢?

王安石變法目的很好——富國強兵，制度制定也不錯，但具體執行上出了大問題：執行者多為投機鑽營之小人！這也難怪，君子們都站在反對陣營，他們認為，與民爭利即為小人。而小人則以變法之名，行貪贓枉法之實，搞得民不聊生，天怒人怨。變法的新黨和反對派（舊黨）更是水火不容，有你沒我，對北宋造成很大的傷害。總之，王安石變法很失敗，後果也很嚴重！

朱熹嘗論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為，庶幾復見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財利兵革為先務，引用兇邪，排擯忠直，躁迫強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於崇寧、宣和之際，而禍亂極矣”。此天下之公言也。昔神宗欲命相，問韓琦曰：“安石何如？”對曰：“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神宗不聽，遂相安石。嗚呼！此雖宋氏之不幸，亦安石之不幸也。

在這樣的史書中，都是用傳統政治的觀點來評價政治人物的，而且會受到史料和修史時的政治、文化和社會氛圍的影響。

《宋史》關於王安石的評價，主要來自宋朝留下的官方記錄。但宋朝本身是一個非常注重自身歷史和評價的朝代，從真宗時期開始修太祖實錄、太宗實錄，每個皇帝登基後都會給前面的皇帝修實錄。

那麼，關於王安石的歷史評價主要是牽扯到對神宗朝的評價，關於他的材料也主要儲存在神宗實錄中。但是神宗實錄是宋朝經歷過三次重修的。

首先是神宗死後，哲宗年幼，由神宗的母親高太后垂簾聽政，實際上主持朝政。她反對新法，所以她在神宗死後，馬上將之前反對新法的主要干將如司馬光、呂公著、呂公弼等人召回朝廷，擔任宰相，開始推翻新法，恢復舊法。

這段時期，史書上稱之為元祐時期，“眾正盈朝”（不是東林黨），原來王安石提拔起來參與變法的骨幹如呂惠卿、章惇、曾布等人，都被貶逐遠方。也就是在這段時期，在完全否定王安石變法的總基調下，完成了神宗實錄的第一版。

高太皇太后死後，哲宗親政，又開始反對舊法，恢復新法，召回了章惇、曾布等人，也就是紹聖時期。也是在這段時期，北宋的黨爭開始迅速發展，新黨和舊黨勢同水火，冰炭不容。

到徽宗登基後，舊黨曾經有過短暫的恢復，但為時不久，就又回到“紹述”神宗之政的路線上去了，不但以前早已被認定的舊黨被悉數貶逐遠方，甚至連曾布這種曾經參與過變法，只是和章惇有不同意見的人，都被打入“元祐黨人”，立了元祐黨人碑，以示要將舊黨永遠禁錮不用。

也是在這段時期，重修了神宗實錄，對舊黨全盤否定，對王安石和新法又全盤否定，以新黨為君子，以舊黨為小人，這就顛覆了之前的神宗實錄。

北宋滅亡之後，高宗南渡，在江南守著半壁河山，重建了宋朝，是為南宋。高宗前期，所用的重要的大臣，幾乎全部出自舊黨一脈，所以高宗說，“最愛元祐”。所以，在這個基礎上，高宗下令重修神宗實錄，又把徽宗時期的神宗實錄顛覆了一次。

按照高宗的這個指示修訂過的神宗實錄，自然又回到了元祐時期的神宗實錄的指導思想，也就是全盤否定新法，全盤否定王安石，以新黨為小人，以舊黨為君子。這個版本的神宗實錄後來就作為官方史料儲存下來，後來元朝修宋史，就是以此為基礎。所以，我們今天看到的宋史中，對王安石基本上是貶斥的。

當然，這只是宋朝的官方評價，如果有問題，後人是可以指出來的。但從元朝到清朝滅亡，對王安石的評價卻基本上都延續了之前的評價，也就是王安石禍宋這個定評一直維持下來了，並沒有給他全面翻案。

為什麼呢？

在古代的傳統政治中，皇帝對大臣最為忌諱的事情是什麼？大臣結黨營私，搞黨爭。

這對皇帝來說，自然是不能原諒的。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無二日，人無二主。在整個國家機器裡，怎麼能有皇帝之外的忠誠物件呢？

而且，圍繞著這個政治領袖在朝廷上的進退得失，和政治主張的能否得到皇帝的認可和實施，就很容易形成不同的政治派別，搞黨爭。搞黨爭就意味著，以自己的黨派主張為衡量標準，而不是以是否有利於國家和皇帝為標準。作為臣子來說，這其實就是不忠。

歷史上的黨爭確實也都結果很糟糕。漢朝的黨錮之禍形成了士族和寒族之分，唐朝中後期的牛李黨爭導致朝廷政策的搖擺不定，北宋的新舊黨爭一直持續到北宋滅亡還沒結束，甚至到南宋初期的政治依然在這個結構裡，明朝的東林黨和閹黨之爭也一直延續到明朝滅亡，甚至到南明政權。

那麼，最容易引起黨爭的是什麼？

在宋朝和明朝，就是變法。宋朝是從王安石變法開始，所有的朝廷大臣都要在新黨和舊黨之間選邊站對，幾乎沒有第三條道路可走。明朝也是在張居正變法時期，開始出現言官和內閣之間的對抗，後來發展為三黨與東林之爭，再後來又演變為東林與閹黨之爭。

從這個意義上說，王安石變法和張居正變法雖然提高了國家的財政汲取能力，使國家的能力有所提升，但同時，變法也帶來了黨同伐異，因人而廢言，因人而廢政，導致國家的政策不斷在兩個不同的取向之間來回搖擺。所以，正史上對王安石和張居正都持比較尖銳的批評態度，乃至全盤否定。

王安石變法過偏過急，因而在用人上良莠不分，忠奸難辯。變法前大宋政治清明，賢臣良相，文學巨摯燦若星河。變法後則一瀉千里，皆小人當道焉讓不亡。王安石不僅北宋之罪魁，也是成就蒙滿之禍首。

到宋神宗時期，北宋經歷了百餘年的發展，雖然有過一度繁榮，但由於內部機構臃腫，人滿為患，外部遼國、夏國不斷侵擾，軍費開支陡增，加上花錢買和平，每年要向遼、夏支付高額賠款，導致財政空虛，人民生活困苦，許多走投無路的百姓甚至揭竿而起，四川王小波、李順起義，就暴發在這一時期。

在內憂外患的雙重壓力之下，熙寧二年（1069），年輕的宋神宗為了擺脫困局，起用王安石，推行了變法，史稱“熙寧變法”。王安石遠見卓識，頒佈推行了一系列破除弊端、發展生產、增加稅收、提升軍備的政策，也是對症下藥，頗見成效。然而，為什麼史書中很多地方記載說，王安石是北宋滅亡的罪魁禍首呢？

一、王安石的觀點在當時的士大夫看來太過激進。宋朝以儒家思想為治理國家的思想法寶，儒家講究謙讓、中庸，如果太激進，就會被扣上離經叛道的罪名，而王安石卻在變法前後，提出過驚世駭俗的“三不足”狂言。熙寧三年（1070）春，作為翰林學士的司馬光，給謀求館職的一班朝臣初擬了一道“策問”題，內容就是王安石的“三不足”論：“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司馬光希望參考者辯駁一下這一離經叛道的“怪論”。可見，當時許多人對王安石的議論十分反感，因為這些言論是為推行變法進行思想鋪墊的，所以在後來推行變法中，反對這些言論的官員，反對他變法主張的態度異常堅決。

二、王安石變法觸犯了貴族士大夫的利益。王安石變法中，有一條變法政策就是打擊地主們的土地兼併。但是，貴族和士大夫中大地主多如牛毛，打擊土地兼併就是抽空他們的錢袋子，觸犯了他們的既得利益。王安石雖然在官場摸爬滾打數十載，但他深諳王道而不通權變，深知國弊而不懂“官箴”。變法乃是一種利益的重新調整，必然傷筋動骨，他急於事功而又不能因勢利導，結果犯了眾怒。貴族士大夫不乏對祖宗的孝順和對國家的忠誠，但侵犯了誰都會刺蝟般反戈一擊，因此，這些錦衣玉食計程車大夫結成牢固的利益集團，哭爹喊娘向宋神宗告御狀，欲置王安石於死地。

蘇洵以王安石面垢不擦，衣垢不浣，一年四季不洗澡，而作《辨姦論》一文，斷言：“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蘇洵因此在朝野暴得大名。諫官陳瓘甚至說：“尋常學者須知得王安石一分不是，即是一分好人，知得王安石十分不是，便是十分好人。”這些人和這些罵聲，不過是反對和攻擊王安石變法的冰山一角而已。所以，史書中說王安石是北宋滅亡罪魁禍首的記載，真是隨處可見，多得很。

當然，也有說話公允的評價，比如，黃庭堅。黃庭堅也反對王安石變法，但他對王安石卻是欣賞和敬佩的，他在《跋王荊公禪簡》中說：“餘嘗熟觀其（王安石）風度，真視富貴如浮雲，不溺於財利酒色，一世之偉人也。”

北宋亡國與王安石沒有一點關係，全部責任都在徽宗和欽宗兩個廢物身上。

靖康恥，差點不也在明朝身上重演？為什麼北京能守住 ，你東京就守不住？英宗被俘，人家正襟危坐，威然不失皇帝風度，看看徽欽兩個廢物，低眉俯首，匍匐哀求，苟延殘喘，丟盡了我大漢族的臉面。真他媽丟人，丟人都丟到家了。

熊包王朝，一個是西晉，另一個就是北宋。看看末代帝王那點兒德行，呸！

再看看人家明朝，不管土木堡之變，保衛北京城，還是破國崇禎上吊，幾個皇帝都是硬骨頭 ，都是響噹噹的男子漢，都是真男兒！

是，王安石變法，說了幾句不好聽的話，觸犯了很多權貴的利益，但是再怎麼折騰，也不至於到亡國的程度。禍國殃民這個黑鍋，不能讓王安石來背。

一會兒花石綱，一會兒生辰綱，一會兒造艮嶽，一會兒煉丹修道，一會兒畫個畫，一會兒秀個書法啥的，看哪項是皇帝應該做的，他全做了，不亡國才怪。

看徽宗瘦金體，橫斷一下，豎也斷一下，這是不是亡國的徵兆啊？一個大宋，非要斷成兩截不成嗎？

改革不觸動一部分人的利益 ，那就不叫改革。肯定有的人哭 有的人笑，但是沒有搞傷天害理，違背自然人倫之道的改革，就不算壞。

本人沒讀宋史，也不去引經據典，就胡亂說說，為王安石正正名：北宋滅亡，與他有毛關係 ？

徽欽二帝，有孫權那本事，有明景泰帝那本事也就沒有靖康恥了。

他倆要是像崇禎帝那樣一頭撞死，也不至於讓我們笑話到今天。

王安石變法雖然詬病很多，以不成功告終，但他是個學問家，也算是個能臣。

首先唐朝以後的史書基本上已經沒什麼好讀的了，都是為統治者諱，也就是替皇帝和士大夫擦屁股，先看中的是政治路線對不對，而不是事實。所以南宋的統治者為了免除他們祖先不思進取不負責任的態度，必須要找一個替死鬼，士大夫為了保持他們統治的正確指導，以“偽儒家”文化來獲得皇帝的信賴和底層百姓的敬仰，所以就把王安石推出來當擋箭牌，用來承擔北宋敗亡的責任。講白了不就是觸及大地主的權益了，又沒有徹底的引導底層民眾做徹底的革命，變法的失敗也就可以理解了，畢竟政策的執行在古代根本離不開這些地主和官僚，除非徹底發動革命。

北宋不管王安石變不變法都是要亡的，要說責任當然是在最高統治者皇帝那裡，現在還有那麼多人把責任歸根於王安石身上真的是想不明白，好像北宋不變法所有人的日子都挺不錯的一樣，都是扯蛋，王安石當時面對的情況史書已經寫的很詳細了，內是階級矛盾對立突出，外是對外一直弱勢，一直失敗，如果不改革得過且過可能不用等到金朝，可能西夏和遼華人就滅了北宋，如果不是很危機，誰無聊的想要變法改革，而且改革之後的確有功效，很多變法的路子其實到後世都有沿用，如保甲法等，只是因為官僚階層和地主階層的利益衝突，才導致變法的不徹底，這也是王安石理想化的狀態了，以為變法靠皇帝一個人就可以。

北宋的滅亡根本原因是他本身封建制度的缺陷和皇帝的不負責任不知所謂，很多人說變法導致了黨爭導致了後來的失敗，康熙的時候黨爭那麼厲害我怎麼沒看到清朝滅亡了，怎麼王安石，張居正一變法，很多人就把黨爭把亡國的原因歸到他們頭上。特別是體制內的一些人，好像要改革什麼的，一聽就要跳起來一樣，好像政局不穩定都是這些人弄的，也不想想社會矛盾都激化成什麼樣了，你們在體制內享受著權利，其他人卻生不如死，這個時候不改革不變法國家早亡了。

現在說北宋滅亡是王安石責任的基本上是體制內的一些人，享受著權益跟歷史上的官僚一樣，而史書就是他們編的，當然也是這個觀點，你要讓司馬遷來寫這些史書肯定不會是這個觀點。這些人不放眼看看社會的貧苦和矛盾，反而躲在自己的小金樓裡瀟灑的看著花謝花開，風流自在，你要是說主要責任在皇帝那裡我還可能敬你是硬骨頭，雖然沒有徹底說破統治階層的噁心面目，但至少是個敢反抗上級權威的人，心裡還有點良知。可是大部分人卻把責任歸到王安石身上，真想罵你N的，難怪那麼多人說中國文人扒開衣服後的面目好惡心，不是一肚子的男盜女娼，也TM的是個欺軟怕硬的軟骨頭。

北宋皇帝昏庸無能，大臣都是腐儒的文官，比較守舊，所以，宋朝是中國歷史上最沒有作為的一個朝代，既不能擴張，更不能守住中原。皇帝只想著怎樣保住皇權，皇權算是保住了，國土沒有了。

王安石變法的根本原因是當時政府財政上出了大問題，已經積重難返，必須改制。而王安石推行的改革到底為什麼沒能扭轉困局，這需要當時的資料，經過分析才能找出原因。而沒有當時的財政資料，空憑說評書一般的演繹推敲，怎麼能找到癥結。

那些史書的意思是雖然北宋統治危機重重，但是如果不是王安石把危機給揭開看，大家都捂著，於是就可以續命了。舉個例子來說，比如一個人得了癌症，檢查之後，於是這個人去做手術了。結果手術水平不夠，這個人在手術後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