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是北宋一朝少有的有報負有強國理想，有統一天下追求的皇帝了。

他支援王安石變法，目的就是強國強兵，然後有機會對遼用兵，恢復中原。

他支援變法，傷害了當時守舊派士大夫的利益，這些士大夫影響了之後的繼承者，所以給他抹黑，說他是追求成仙的皇帝，才廟號神宗。

要評價宋神宗，就必須說一說王安石變法，雖然有些人認為宋神宗在變法中，氣魄不夠宏大，思想不夠深刻，性格不夠剛毅。也有人埋怨其在抑制兼併這一點上，他沒有王安石堅定，趙頊既想增加財政收入，又不願損害上層既得利益者，最終，負擔只有轉嫁到下層人民身上。

但是後世也有很多人認為趙頊主持的熙寧變法是地主階級的一個自救運動，在根本上是對抗農民的階級鬥爭的；但它又在階級鬥爭影響、推動之下，在一定程度上適應了經濟發展的前景和勞動人民的要求。

也有人說宋神宗的熙寧變法是以“去疾苦，抑兼併、便趣農為急”，評價很高。

所以我覺得事情都是一分為二，人無完人，宋神宗雖然有些缺點，但決不糟糕，相反一位不錯的皇帝。

關於宋神宗的諡號並非是一般人傳的那樣，是因為“趙頊皇帝死後，守成派大臣以廟號來貶低他”相反，我個人認為是後世讚揚宋神宗的。主要理由如下：

在“大行皇帝廟諡議”中，禮官闡述使用神宗作為廟號的原因“粵廟號之建久矣。其間聖賢之君作。而應天下之治者多矣。然未有以神為號者。抑神也者。妙萬物以為言、而難其稱歟。抑天之所啟、以配大行之廟乎。書載益稱堯德。曰乃聖乃神。乃武乃文。蓋聖神所以立道。文武所以立事也”

意思是說，古代那麼多好皇帝，沒有一個用神字作為廟號。至於原因，可能是《周易》上說“神能夠以自己的力量使得世間萬物發生變化，以此體現自己的意志。”說明神這個字很難用來形容一般的皇帝。也可能是老天爺專門空著這個字，等著大行皇帝來用吧。在《尚書大禹謨》裡，益也說到“帝堯既稱得上是聖人又有如神明，既有武功又有文德。”因此從這裡就能看出神作諡號是一個很高的評價。

同一個字在諡號和廟號中，含義幾乎是完全不同的，最明顯的例子，莫如”文“”武“二字，諡號中，用到其中之一的都是一等一的人物，但如果用在廟號中，你查查歷朝歷代的”文宗“”武宗“（注意不是文帝、武帝！）是什麼人就知道了回到本題目，”神“字用在廟號中有”功業不足、半道而廢“這個含義，宋神宗重用王安石，啟動熙寧變法，最後卻只能草草了事，雄心勃勃，意欲征服西夏，卻幾遭慘敗。如此而言，以”神“字為其廟號，可以說是很恰當的。

民無能名曰神

宋神宗一生，好的壞的都做過，啟動變法，銳意革新，最終卻失敗，又想開疆擴土卻又失敗。他是個有抱負的人，奈何能力不足，沒有成功，也不好評價他，說他沒用，還有點功績，說他是聖君明主卻又好像說不過去，所以最終給個神的廟號。

“神”本身不是貶義詞，而是後世不知如何評價給一個模糊的稱號。宋神宗開疆拓土收復熙河，完成對西夏包圍，可以說是對一個帝王最大的功績。但是他變法得罪讀書人，後五路伐夏大敗而歸。但就是這樣尊號的時候也不敢無視其開疆拓土的功績。再看明神宗，三大徵奠定了明在東亞絕對的霸主地位，在位期間經濟繁榮國家收入穩定。但他幾十年不上朝，又大收工商稅把江南讀書人得罪個遍。可是這些讀書人也不敢無視其功績又不喜歡他就給個“神”罷了。宋以來對讀書人的優待讓其成為一個自私畸形的利益集團，讀書人的過分特權讓秦漢唐以來的尚武精神盡失，看看唐朝文人寫詩歌都是提刀立馬為國爭光，宋以後就呵呵噠了。所以漢民族自宋以後對少數民族的敗多勝少完全是這些讀書人風氣影響的，正所謂百無一用是書生

宋神宗是宋朝歷史上最有魄力和遠見的皇帝，“神”是一種誤解

一、“神”是一個界定較為模糊、但偏重於貶抑的皇帝廟號。《逸周書·諡法解》說：“民無能名曰神。”這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說，對這個皇帝，老百姓不知道怎麼說才好，如果說你好，又確實夠不著，如果說你壞，又沒到那種要徹底批評的程度。比如說宋神宗趙頊和明神宗朱翊鈞。這是一個表面上無可奈何、但骨子裡卻含貶損之意的廟號。元豐八年（1085），宋神宗病死，其子趙煦即位，是為宋哲宗，年僅十歲，由其母宣仁太后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垂簾聽政。宣仁太后掌權後，重任司馬光、文彥博等，把那些反變法的力量聚集在一起，打著“以母改子”的旗號，盡廢新法，這就是“元祐更化”。可以說，“元祐更化”否定了新法，也就否定了宋神宗，給他一個“神”的廟號，含義深刻。後來王夫之說“宋政之亂，自神宗始”，更是把北宋滅亡的帳，算在了宋神宗的頭上。

二、宋神宗為什麼要啟動“熙寧變法”。北宋至宋神宗時期，經歷了百餘年的發展，雖然有過一度繁榮，但由於朝廷機構臃腫，人滿為患，外部北方遼國、西北夏國不斷侵擾，軍費開支陡增，加上花錢買和平，每年要向遼、夏支付高額的賠款，導致國家財政空虛，人民生活困苦，許多走投無路的百姓甚至揭竿而起，四川王小波、李順起義，就暴發在這一時期。在內憂外患的雙重壓力之下，年輕的宋神宗為了擺脫困局，起用王安石，推行了“熙寧變法”。

三、“熙寧變法”引起的爭議。宋神宗委王安石以大權，凡與改革有關的政策研究、機構調整、法令推行等，皆由王安石全權負責，甚至人事任命這樣的大事，也由他根據改革需要便宜施行。而王安石憂心於大宋王朝的經濟衰落、士氣萎靡、軍備薄弱，他以超常的勇氣和膽識宣傳改革，以矯枉過正的態度推行改革，甚至說：“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真是石破天驚，這種態度在以祖先崇拜和農耕經濟為基礎的傳統社會中，無異於離經叛道。所以，“熙寧變法”一經鋪開，便立刻激起眾多士大夫的反對。從此，朝廷上下風譎雲詭，黨爭驟起，直到北宋滅亡前，這種鬥爭也未消停。

四、如何評價“熙寧變法”。透過推行“熙寧變法”，北宋“富國強兵”的效果是十分明顯的。透過一系列理財新法的實行，國家增加了“青苗錢”、“免役寬剩錢”、“市易息錢”等新的財政收入專案，在發展生產、均平賦稅的基礎上，財政收入有了明顯的增加，國庫充裕，宋神宗年間國庫積蓄可供朝廷二十年財政支出，積貧局面的改變。變法在一定程度上還抑制了豪強地主對土地的兼併，青苗法限制了高利貸對農民的盤剝，方田均稅法限制了官僚和豪紳大地主的隱田漏稅行為，市易法使大商人獨佔的商業利潤中的一部分收歸國家，打擊了大商人對市場的操縱和壟斷，大力興建農田水利工程，對農業生產的發展發揮了巨大作用，社會經濟呈現了百年來不曾有過的繁榮發展。尤其透過“強兵之法”的推行，積弱局面得以緩解。

五、如何評價宋神宗。宋神宗是宋朝歷史上最有魄力和遠見的皇帝，而且，一旦作出決定，一往無前，百折不回。比如，宋神宗儘管在舊派勢力的狂轟亂炸下，不得不兩次罷免王安石的宰相職務，但是他直到去世前，都一直在推行王安石提出的改革政策，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宋神宗在用人上的一慣性和對政策的執行力。

西邊五路伐夏，覆軍殺將。南邊交趾入寇，殺掠萬計。朝內黨爭激烈，人心不穩。變法半途而廢，政令反覆多變讓老百姓無所適從。宋神宗懷著極大的熱情做了許多事業，出發點雖好卻招致了種種的惡果，給個貶義的廟號不算無理。

我認為宋朝之亂確實起於神宗。但是卻不是王安石的責任。

王安石是一位學者型的政治家。學者是以探尋真理為業，所以對和錯很重要，但是最先掌握真理的必定是少數人。政治家是以成敗為任，他們所希望的是推行自己的意志，所以必須站在大多數人這邊。王安石站在時代前列，看到了少數人才能理解的圖強路線，卻要爭取大多數人的理解和支援。

宋神宗未必完全理解王安石，所以他的支援是有限的。他幻想著變法藍圖，卻猶豫不決。王安石不得不苦口婆心的在政策實施前開導宋神宗。宋神宗在任用王安石當參治政事時，任用司馬光執掌樞密院。

所以，宋神宗可以說是志大才疏。他不堪比明神宗，倒是有些地方與思宗崇禎有相似之處。

大臣都是資源，但宋神宗並不是能駕馭王安石這匹千里馬的人。可惜王安石了。

古代帝王在死後一般都有相應的廟號，什麼漢高祖，漢武帝，隋文帝，唐太宗，唐玄宗，宋太祖。廟號代表著後繼子孫對自己祖先的美譽，君王死後會在太廟中供奉。而“神”這個字，在廟號幾乎只有宋神宗，和明神宗呢。畢竟中國古代人對於“神”是有信仰的，人們相信神的力量，一般神這個字很少出現在人的字號之中，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趙頊，要用神宗這個廟號呢？



對於神宗這個廟號，當時的官員解釋道，廟號之建久矣，其間聖賢之君作，而應天下之治者多矣，然未有神宗為號者，抑神也者。妙萬物以為言、而難其稱歟。抑天之所啟 、以配大行之廟乎。書載益稱堯德。曰乃聖乃神。乃武乃文。蓋聖神所以立道。文武所以立事也。



對於神宗，還有人解釋道，神宗去世，是守成派的大臣選的諡號，守成派本來就不贊成神宗的變法，但是皇帝剛剛去死，他們不敢批評。就想了“神”這個廟號，明褒實貶的字來做起廟號。周公諡法第一句就是，民無能名曰神。也就是說大臣也不知道選什麼廟號好，就選個神字吧，顯得霸氣。



你這智商太不懂古人的智慧了。宋神宗暫不提，明神宗的廟號由來，看來你是完全靠蒙啊，言不知所謂啊，萬厲朝的歷史你就用皇帝不上朝幾個字一筆帶過？首先張居正變法，可以堪稱仁文之治了吧，其次朝鮮戰爭完勝日本，可弘揚大明武威了吧，明神宗不僅是皇帝的諡號，更是萬曆朝歷屆政府和軍方的鼎盛功績，是這一時期的綜合評價，能文又能武，唯有神字能囊括集大成者。

個人對宋神宗評價還是很高的，只不過他啟用王安石推行的政策損害了權貴的利益，以王安石為首的新黨跟司馬光為首的舊黨相互傾軋，特別是舊黨人在宋神宗死後詆譭新黨，特別是司馬光，就是砸缸的那個史學大家，有才無德就是說的這種人。所謂的元豐黨人和元祐黨人的爭鬥持續了好多年，也算是國家內耗吧

宋神宗，諱頊，原名仲針，英宗趙曙長子，仁宗慶曆八年（1048）四月戊寅生於濮王宮。嘉佑八年（1063）受封光國公，治平元年（1064）進封潁王。治平三年立為皇太子，次年即帝位，是為神宗，時年20歲。在位十八年。

據《宋史》記載，趙頊自幼“好學請問，至日晏忘食”。當太子時就喜讀《韓非子》，對法家“富國強兵”之術頗感興趣；還讀過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對王安石的理財治國思想非常讚賞。神宗即位時，北宋的統治面臨一系列危機，軍費開支龐大，官僚機構臃腫而政費繁多，加上每年贈送遼和西夏的大量歲幣，使北宋財政年年虧空。趙頊在即位之前已聞知王安石的政治抱負和才能，並“由是想見其人”，因此即位不數月，就讓王安石出任江寧知府。幾個月後，又召王安石為翰林學士兼侍講，寄以治國安邦的厚望。神宗對王安石的器重，引起了在朝老臣的不滿，對此，神宗力排眾議，於熙寧二年（1069）二月果斷地拜王安石為參知政事，委以重任，從而揭開了變法圖治、富國強兵的序幕。對王安石擬定和貫徹新法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在變法的過程中，神宗以君權的力量，保證了一系列新法的推行。熙寧二年，新法逐漸出臺、實施，但是馬上遭到朝內外一批守舊勢力的攻擊。他們不僅從新法的內容和效益上提出非難，而且在思想、道德上指責王安石“變祖宗法度”，“以富國強兵之術，啟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為因循，棄公論為流俗”。在朝議紛紛面前，神宗雖曾一度猶豫，但終不為所動 ，並繼續支援新政。在王安石與守舊勢力的鬥爭中，神宗支援王安石，先後罷退一批反對變法的官員。熙寧三年（1070）神宗進一步提升王安石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安石居相位，有變法進入了高潮。

神宗在即位之初，耳聞目睹積貧積弱的困境，望治心切，他對王安石富國強兵的變法主張極為欣賞，並在變法的前一階段，即熙寧七年（1074）以前，對新法的推行給予大力支援。如果沒有神宗的支援與配合，王安石在全國範圍內實行變法是不可能的。宋神宗的政治抱負和銳意改革的正策，保證了變法的成功，這對於改善當時的社會生產條件，增強國力，具有積極的意義。新政維艱，元豐改制變法雖然在前一階段取得勝利，但守舊勢力的攻擊並沒有停止，特別是隨著變法的逐步深入，觸及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越嚴重，守舊勢力的進攻就越猛烈。於是，神宗開始左右搖擺，他希望在平衡各派勢力的情況下，勉力維持新政 熙寧七年春，天大旱，久不雨，朝內外守舊勢力以“天變”為藉口，又一次掀起對變法的圍攻。這一次圍攻得到了仁宗曹後、英宗高後和神宗向後的支援。以太皇太后曹後為首的外戚參與反對變法，不能不對神宗產生巨大影響，這是因為英宗、神宗一系實非仁宗嫡嗣，只是由於仁宗無子，才把英宗選為皇儲最後繼承皇位，所以仁宗的曹後和神宗之母高後對神宗有較大的威懾力量。神宗不再聽從王安石“天變不足懼”的解釋了，神宗終於在曹後、高後再次流涕，向神宗哭訴“安石亂天下”的情況下，罷王安石相，改知江寧府，使變法遭受挫折。雖然熙寧八年（1075）二月神宗重新起用王安石，但隨著守舊派勢力的增強，變法派內部意見的分歧，神宗對王安石專用信任的程度大大降低，“王安石再相，上意頗厭之，事多不從”，變法不能推進。熙寧九年（1076），天上出現彗星，守舊派又以“天變”對變法提出非議，神宗更加動搖。王安石不得不復求罷相。

在政治上神宗還是勉力維持新政局面的。在王安石第一次罷相後，守舊勢力以為時事將有大變。神宗卻明確下詔說明新法“間有未安，考察修完，期底至當。士大夫其務奉承之，以稱朕意。無或狃於故常，以戾吾法。敢有弗率，必罰而不赦”。王安石第二次罷相後，終神宗朝，除方田法罷廢及部分新法條文被稍作調整外，新法基本上得以貫徹執行。神宗對在外地任職的王安石也多有關照。

元豐年間，神宗親自主持改制，希望在保持新法既得成果的基礎上，在某些方面使改革有所推進。他繞開容易引起爭論的理財問題，而把注意力放在整頓冗官和強化軍兵保甲問題上。冗官冗費是宋朝官僚政治的毒瘤，宋初，太祖、太宗二朝為了加強皇權，廣授官職以分宰相和省、部、寺、監之權，授官制度複雜，有官、職、差遣之分，造成機構重疊，閒官冗費等弊端。元豐三年八月，神宗正式啟動官制改革，他首先從積弊最深的差遣制度入手，詔令撤銷只領空名的官職，原作為虛職的省、部、寺、監各官皆實際任事。並採用舊文散官的名稱編成官階，作為官員俸祿及升降的品階標準。元豐五年（1082），以《唐六典》為藍本，頒行三省、樞密、六部新官制。元豐年間中央官制的改革，雖然侷限性很大，但表現了神宗維持新政，繼續改革的心願，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宋初以來混亂的官僚體制，奠定了北宋後期和南宋中央官制的基本構架。

神宗在元豐年間強化軍兵保甲的措施，目的在於對外增強對遼、西夏的戰鬥力，並鎮壓各地的武裝反抗，鞏固統治。但是，這些措施未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因此沒有任何實際效果。在熙寧變法期間，王安石任用王韶為秦鳳路沿邊安撫使，出兵抗禦西夏，拓地五州，形成對西夏的包圍，史稱“熙河之役”。元豐四年（1081），西夏皇室內亂，神宗以為有機可乘，遂出兵五路進攻西夏，圍靈州城（今寧夏青銅峽東）十八日不能下，深入夏地各軍因糧草不濟，凍餒死傷，先後潰退，無功而返。元豐五年（1082），神宗又聽給事中徐禧之計，築永樂城，謀攻佔西夏橫山地區，進逼西夏都城興慶府（今寧夏銀川），西夏發30萬大軍圍攻永樂城，城陷，徐禧等戰死。宋軍兩次戰敗，損失軍兵、民夫及助戰的羌兵數十萬人。神宗聞永樂城陷，“早朝，對輔臣慟哭”。至此，神宗希望攻夏雪恥，節省“歲賜”白銀7萬兩、絹15萬匹的計劃徹底破產。 三月，神宗病逝。死後葬永裕陵。子趙煦嗣，是為宋哲宗。神宗在位十七年，“不治宮室，不事遊幸”，致力於實現富國強兵的目標。他支援王安石變法，抑制了豪強兼併和高利貸者的活動，使自耕農的生產條件得到保證，中央和地方財政大大改善。在守舊勢力的反對下，神宗雖然搖擺於新舊兩黨之間，但他維持新政、堅持變革的決心不變，確是宋朝有抱負、有作為的皇帝。

並沒有那麼糟糕，其實王安石的變法有短期和長期考慮，他的政策是可以改變的，有些政策確實是可以減輕百姓負擔，增加國家稅收。而且他變法的目的，有一個迅速的目的，就是集中大量人力物資，解決宋周圍的威脅。然後以勝利的威勢，繼續變法，直到奪回幽雲16州。但是到最後出現了兩個問題。第一宋神宗不放權給將軍，沿用僵化指揮體系，導致不能乘機消滅西夏。就不能用勝利的威勢保持永久變法。所以神宗死後變法就被推翻。第二反對派由於受規矩限制，不能斬草除根只是貶為地方官，但是政策就是地方官實施的，所以只能呵呵了。最後宋神宗死的太早，失去實施主體，變法經常反覆，最後徹底變質，北宋滅亡。

總之王安石和神宗的變法，確實改革了弊政，充實了國庫，也訓練出一支精兵。但是他們可以用一系列話概括，第一遠大的理想，第二對現實抗爭第三取得了一定成果。第四時不利己，最後功敗垂成

很明顯不是。

宋神宗趙頊[公元1048年5月25日―公元1085年4月1日)，初名仲鋮，宋英宗長子，北宋第六位皇帝。

公元1064年(治平元年)封光國公，後進封淮陽郡王、潁王。公元1066年(治平三年)立為皇太子，次年即帝位，是為宋神宗，時年20歲。公元1067年(治平四年)，趙頊即位，由於對疲弱的政治深感不滿，且他素來都欣賞王安石的才幹，故趙頊即位後立即命王安石推行變法，以期振興北宋王朝，史稱"王安石變法"(又稱"熙寧變法")。公元1085年(元豐八年)，趙頊在福寧殿去世，享年38歲 ，共在位18年，廟號神宗，諡號為英文烈武聖孝皇帝，葬於永裕陵。

主要成就

在政治上神宗還是勉力維持新政局面的。在王安石第一次罷相後，守舊勢力以為時事將有大變。神宗卻明確下詔說明新法"間有未安，考察修完，期底至當。士大夫其務奉承之，以稱朕意。無或狃於故常，以戾吾法。敢有弗率，必罰而不赦"。王安石第二次罷相後，終神宗朝，除方田法罷廢及部分新法條文被稍作調整外，新法基本上得以貫徹執行。神宗對在外地任職的王安石也多有關照，如公元1077年(北宋熙寧十年)以王安石為集禧觀使;公元1078年(北宋元豐元年)以王安石為尚書左僕射、舒國公、集禧觀使;公元1080(北宋元豐三年)改制，則以王安石為特進，改封荊國公。

公元1078年(北宋元豐年)間，神宗親自主持改制，希望在保持新法既得成果的基礎上，在某些方面使改革有所推進。他繞開容易引起爭論的理財問題，而把注意力放在整頓冗官和強化軍兵保甲問題上。冗官冗費是宋朝官僚政治的毒瘤，宋初，太祖、太宗二朝為了加強皇權，廣授官職以分宰相和省、部、寺、監之權，授官制度複雜，有官、職、差遣之分，造成機構重疊，閒官冗費等弊端。元豐三年八月，神宗正式啟動官制改革，他首先從積弊最深的差遣制度入手，詔令撤銷只領空名的官職，原作為虛職的省、部、寺、監各官皆實際任事。並採用舊文散官的名稱編成官階，作為官員俸祿及升降的品階標準。公元1082年(北宋元豐五年)，以《唐六典》為藍本，頒行三省、樞密、六部新官制。元豐年間中央官制的改革，雖然侷限性很大，但表現了神宗維持新政，繼續改革的心願，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宋初以來混亂的官僚體制，奠定了北宋後期和南宋中央官制的基本構架。

熙寧變法使得宋王朝又重新恢復了生機與活力。新法的實行，大大增加了國家的財政收入，社會生產力有了巨大發展，墾田面積大幅度增加，全國高達七億畝耕地，單位面積產量普遍提高，多種礦產品產量為漢代、唐中葉的數倍至數十倍，城鎮商品經濟取得了空前發展。宋朝軍隊的戰鬥力也有明顯提高。

宋代經濟的發展為編纂《通鑑》提供客觀的條件。趙宋王朝建立後，經濟得到迅速發展，伴隨著經濟發展的是文化事業的發達，加之宋王朝實行"右文"政策。雕版印刷術的普及，造紙術的進一步改進，對文化的發展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北宋初期，先後編成了《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冊府元龜》四大部書，就是宋代"右文"政策結出的碩果，又是宋代文化發展的標誌。龍圖閣和天章閣分別是度藏太宗、真宗著作的地方，也藏有不少典籍。僅崇文院藏書，據仁宗時修成的《崇文總目》記載，就有書籍30669卷，可謂當時全國最大的圖書館。這就從資料上為書局編書提供了保證。書局遷到洛陽後，神宗又以潁邸舊書2400卷賜予司馬光，併為《通鑑》作序。

神宗在治內的同時，也非常關注宋朝的邊事。他一反宋朝自真宗以來對遼與西夏的妥協退讓，以強硬的態度對付虎視眈眈的鄰邦，並立志要統一中國。他在位期間，親自主持了兩次大的軍事行動，一次是對交趾的反擊戰，一次是對西夏的討伐。

交趾位於今越南北方地區，自仁宗末期以來，就時時侵擾宋朝邊境。公元1075年(北宋熙寧八年)九月，交趾進攻廣西路的古萬寨(今廣西扶綏)。十一月，交趾出動6萬大軍，分水陸兩路大舉進攻廣西路(今廣西)。1076年二月，神宗派郭逵領兵抗擊交趾軍。宋軍連連取勝，收復了不少失地，於十二月攻入了交趾國內，迫使交趾國王李乾德奉表投降。此後，交趾再也不敢侵擾宋境。

神宗對西夏用兵，卻很不順利。公元1082年(北宋元豐五年)，神宗在銀、夏交界修築永樂城來屯軍，想要困住興州的西夏軍。不料西夏出動了30多萬大軍圍城，永樂城失陷，宋軍將校傷亡200多人，損失民夫工匠20多萬。戰報傳至汴京，神宗臨朝慟哭。他從此也失去了鬥志，繼續維持著原來對西夏的納貢和議。

在一系列變法中，教育方面的改革異議較少，州縣建立小學，朝廷直接領導太學，分外舍生、內捨生、上舍生三等，由定期的考試選拔。外舍生兩千人，考試優秀的升內捨生;內捨生三百人，考試好的升上捨生;上舍生一百人.優秀者可以直接選拔為官。

歷史評價

《宋史》:"帝天性孝友，其入事兩宮，必侍立終日，雖寒暑不變。嘗與岐、嘉二王讀書東宮，侍講王陶講諭經史，輒相率拜之，由是中外翕然稱賢。其即位也，小心謙抑，敬畏輔相，求直言，察民隱，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不治宮室，不事遊幸，厲精圖治，將大有為。未幾，王安石入相。安石為人，悻悻自信，知祖宗志吞幽薊、靈武，而數敗兵，帝奮然將雪數世之恥，未有所當，遂以偏見曲學起而乘之。青苗、保甲、均輸、市易、水利之法既立，而天下洶洶騷動，慟哭流涕者接踵而至。帝終不覺悟，方斷然廢逐元老，擯斥諫士，行之不疑。卒致祖宗之良法美意，變壞幾盡。自是邪佞日進，人心日離，禍亂日起。惜哉!"

朱熹。"神水汲聰明，於天下事無不通曉，真不世出之主，只是臨頭做得不中節拍，……西番小小擾邊只是打一陣退便了，卻去深入侵他疆界。"

《宋史》:趙頊自幼"好學請問，至日晏忘食"。

《臨漢隱居詩話》載:神宗皇帝以天縱聖智，旁工文章。其於詩，雖穆王《黃竹》、漢武《秋風》之詞，皆莫可擬其彷佛也。秦國大長公主薨，帝賜輓詩三首曰:"海闊三山路，香輪定不歸。帳深空翡翠，佩冷失珠璣。明月留歌扇，殘霓散舞衣。"霓"一作"霞"。都門送車返，宿草自春菲。""曉發西城道，"西城"一作"城西"。靈車望更遙。春風空魯館，明月斷秦簫。塵入羅幃暗，"幃"一作"衣"。香隨玉篆消。芳魂飛北渚，那復一為招。"一作"可為招"。"慶自天源發，恩從國愛申。歌鐘雖在館，桃李不成春。水折空環沁，"環"一作"還"。樓高已隔秦。區區會稽市，無復獻珠人。"噫，豈特帝王，蓋古今詞人無此作也。

《宋史·神宗紀贊》:"其即位也，小心謙抑，敬畏輔相，求直言，察民隱，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不治宮室，不事遊覽，勵圖治，將大有為。"

趙頊主持的熙寧變法是地主階級的一個自救運動，在根本上是對抗農民的階級鬥爭的;但它又在階級鬥爭影響、推動之下，在一定程度上適應了經濟發展的前景和勞動人民的要求。

翦伯贊主編的《中國史綱要》認為:宋神宗的熙寧變法是以"去疾苦，抑兼併、便趣農為急"。

王夫之:"夷考宋政之亂，自神宗始。神宗之以興怨於天下，貽譏於後世者，非有奢淫暴虐之行，唯上之求治也亟，下之言治者已煩爾。"《宋論》

王才忠認為:宋神宗是變法派的靠山，但他氣魄不夠宏大，思想不夠深刻，性格不夠剛毅。《宋神宗與王安石變法》

趙頊在推行新法的過程中，其富國強兵的總目的與王安石是一致的。但在抑制兼併這一點上，他卻沒有王安石堅定，趙頊既想增加財政收入，又不願損害上層既得利益者，最終，負擔只有轉嫁到下層人民身上。

神字廟號很少用，或者說宋神宗之前沒有用過。但不能以今天對“神”字的理解來附會大宋。

古代的一個基本禮法是“為尊者諱”。雖然對於宋神宗任用王安石改革，太皇太后及保守派是反對的，但不敢也不會公開否定神宗，責任一定有王安石等臣子承擔。何況繼位的是神宗親兒子，並非政變奪位。

《宋史·哲宗本紀》詔曰：「先皇帝臨御十有九年，建立政事以澤天下，而有司奉行失當，幾於煩擾，或苟且文具，不能布宣實惠。其申諭中外，協心奉令，以稱先帝惠安元元之意。」

再看

「哲宗紹聖二年正月，帝謂輔臣曰：「祖宗諡號，各加至十六字。神宗皇帝今止初諡，尚未增加，宜考求典故以聞。」宰臣章惇等對曰：「祖宗加諡，歲月不定。真廟初加八字，是天聖二年。今神宗祔廟已十年，故事加徽號必在南郊前，謹如聖旨討閱以聞。」四月二十七日，詔加上神宗皇帝徽號，於大禮前三日行禮。九月十六日，奉上冊寶曰神宗紹天法古運德建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

「徽宗崇寧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更定神宗徽號曰體元顯道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

加諡都是例行的頌揚之詞，廟號還搞個“暗諷”？

“神”這個諡號沒你想的那麼壞，只是表示說不清楚該怎麼評價，說好不能說好，說壞又達不到。神宗死後，哲宗年幼，只能有皇太后和太皇太后攝政，兩位婦人對新法不滿，所以召回舊黨，貶斥新黨。舊黨當政，雖然神宗對待大臣也很寬厚，也勤政愛民，基本算的上英明神武。但是當時新舊黨爭激烈，上好的諡號有會讓人以為對神宗變法認可，畢竟神宗當政主要是在變法，這當然不能被舊黨諸如司馬光接受。但是上一個惡諡又不妥，一來神宗對舊黨也不錯，二來攝政的太皇太后是神宗親媽，上惡諡，當著老媽罵兒子不是東西也不好聽，也要考慮當媽的感受，當媽的也是心疼兒子的，三來哲宗是神宗親子，以後繼位親政，給神宗上惡諡，也怕兒子給爹打抱不平找他們算賬。所以綜合考慮，上一個模稜兩可的“神”還是可以接受的。

當然沒有，事實上宋神宗論及才能和魄力恐怕在整個北宋也只次於祖宗二帝，熙河開邊，拓地千里，敢於觸動利益階層，深入變革體制，要是他能像仁宗一樣在位四十年，北宋命運必能改寫，說不定華夏都不用蒙受崖山之難，只可惜天不假年，至於廟號，只能說那些讀書人真的是混蛋

北宋諸帝中，宋神宗趙頊，確實是一位出名的爭議帝王。廟號定為“神宗”，其實也確有明褒暗貶之意。宋神宗去世後，那些輔佐皇太后的舊黨大臣們，就迫不及待的推翻宋神宗一生嘔心瀝血的新法，足以證明舊黨們對他的否定。但這種否定，是否正確？

甚至，明末很多知名文人們，比如王夫之與馮夢龍，對於宋神宗，也是嚴重的否定之意。特別是馮夢龍，身為一代小說家，在小說裡大力批判宋神宗以及他主導的王安石變法，恨不得把北宋滅亡的鍋都扣在宋神宗身上。類似的觀點，也長期流傳。

但是，如果仔細較真宋神宗的一生，特別是較真他主持的那場轟轟烈烈的變法的前因後果。另一個結論，才更引得後人一聲嘆息：如果說有哪一位皇帝，可以讓北宋避免最後靖康之恥的國難，這個人，必須是宋神宗趙頊。

因為，宋神宗登基前的那個大宋朝，這個被好些後人羨慕為“富宋”的帝國，其實已經到了舉步維艱的境地。初登基的宋神宗，面對的是國庫空空如也，財政捉襟見肘的爛攤子。整個南宋王朝的行政效率，更是到了嚴重低下的地步。外部西夏的威脅，虎視眈眈的遼國，巨大的生存危機看得見摸得著。詢問老臣們該怎麼辦？司馬光文彥博這些大臣們，卻只是滿口務虛，沒有一句建設性意見。

所以，好些指責宋神宗改革的後人，恰恰弄錯了一個前因後果：並不是宋神宗心血來潮要變法，而是大宋王朝，已經到了不變法不行的地步。

於是，宋神宗慧眼看中了王安石，轟轟烈烈的王安石變法，就此高調上馬。免役法青苗法保甲法全面鋪開，那又是否像好些人說的那樣，北宋從此陷入到無序的混亂裡？要說亂，倒也有地方亂，朝堂上就十分亂，各位舊黨成員們抱團反對變法，與新黨掐成了一鍋粥。大宋的黨爭越演越烈，好些變法國策，更被指責為禍國殃民。類似否定王安石變法的論調，至今也流傳極多。

但是，再多的否定，掩不住的卻是實實在在的成果：北宋經濟高速發展，耕地田畝突破七億畝，外貿也紅紅火火，著名的元豐法更是人類歷史上劃時代的外貿管理法律。國富兵強的宋王朝，戰鬥力更滿血暴漲。很多人都以宋神宗討伐西夏失敗說事。但如果比比之前的宋仁宗時代，宋軍那曾經被動挨打的悲慘狀況。此時的宋軍不單重建了強大的騎兵，更多次碾壓西夏，戰鬥力華麗轉身。

而最讓人稱道的，更有這個帝王的權力手腕，在王安石變法引發了朝堂爭鬥時，他選擇了以冷處理的方式，淡化越演越烈的黨爭，王安石雖說幾度離開，變法卻終於沒停，章惇蔡確等新黨英傑們，確實貫徹了變法的精神。這也使得十五年的變法運動，已然叫大宋取得了質的飛躍。如果不是宋神宗的英年早逝，以及舊黨的趁機破壞。變法，本可邁過最關鍵一步。

皇權時代裡，宋神宗的英年早逝，不止是他個人的不幸，甚至可以說，是大宋王朝命運的不幸。改革戛然而止的北宋王朝，之後陷入了新舊黨爭不停反覆的怪圈，終於落得半壁江山淪陷。可是，如果沒有這一場改革，南宋，恐怕欲得半壁江山都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