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個中國金石學史上，宋代和清代是金石學最興盛的兩個朝代。一般認為，清代中期碑派 書法的勃興與當時金石學的大發展有著不可分的內在聯絡。但是，金石學的興盛與書法的發展之間究 竟是怎樣的關係呢?如果說完全是由於金石學的興盛導致了清代碑派書法的興起，那麼，同樣興盛的 宋代金石學為什麼沒有引起相同的結果呢?帶著這樣的問題，本文從蒐集考證、金石著作中對書法作 品的審美評價以及兩代金石學家的書法實踐三方面比較，可以看出宋、清兩代金石學與兩代書法的不 同影響關係。那麼，造成這種不同影響關係的時代背景是什麼呢?本文從社會政治文化的背景和書法 自身發展的規律兩個方面作了分析。本文試圖透過宋、清兩個時代金石學對書法的不同影響的比較以 及造成這種不同影響的背景的分析，為認識書法史的嬉變提供了一種新的視角，更能看清楚書法發展 的某些內在規律以及對書法的發展起著影響作用的諸多因素。

中國書法的發展歷史是篆，隸，真，行，草

各有巔峰期，秦朝篆書《石鼓文》達到巔峰，漢隸出現《曹全碑》，《乙瑛碑》，《張遷碑》等代表作，晉代則出現書聖王羲之的天下第一行書《蘭亭序》，唐朝的歐陽詢，虞世南，顏真卿，柳公權等把楷書寫到最高峰，《九成宮醴泉銘》，《多寶塔》，《玄秘塔》，《神策軍》碑等代表作是楷書的極致！宋，明則以蘇，黃，米，蔡，趙，董等行書為主形成帖學取得書法成績。

帖學在宋代（尤其北宋）正是鼎盛時期，作為對唐代法度的一種反叛，它是帶有革新性質的，利明顯大於弊。而到了明末，情況截然相反，帖學經過數百年發展，已至窮途末路，革新勢在必然。明末的一些書家以及清初狂怪的書家是作為“破壞者”的身份出現的，他們雖不足以建起一個時代的高度，但他們的努力正反映出書法發展中強烈的革新要求，這就是書法史發展的內部規律。金石學在這樣的歷史契機中興起，勢必幫助書家打開了新的視野，展示了帖學以外另一全新天地，這不僅單純是取法物件變化的問題，而是書法思想的大解放。風格流派、批評標準、審美趣味等，無不以新思想去另立其說。一方面，康乾時對董趙書風的倡導壓制了金石學對書法影響的擴大；另一方面，金石研究著作在乾隆以後的猛增加速了金石學對書法的滲透，所以，金石學在清代前後時期書法發展中的影響力相差很大，這也直接影響到碑學在清代中後期的全面崛起。可以說，帖學走到窮途末路已醞釀著碑學革新的內在要求了，而金石學的興起既是碑學墜地的一帖催生劑。

清人對北碑的關注是晚於對漢碑的關注的。所以，康有為說“北碑萌芽於鹹、同之際”。事實上，北碑的萌芽或許還略早些，比如張琦（1764—1833），包世臣在《齊民四術》中稱他“移漢分法入真行，又以北朝真書斂分勢”。而包氏在其《倦翁自評》中稱自己“得南唐《畫贊》棗板閣本，苦習十年，不得真解，乃求之《琅琊臺》、《郙閣》、《乙瑛》、《孔羨》、《般若經》、《瘞鶴銘》、《爨龍顏》、《張猛龍》諸碑，始悟其法”。瞿中溶（1769—1842）亦精於金石之學，藏弆甲於婁東，其真楷也學六朝人書。儘管張、包、瞿等人對北碑的學習還是初步的，成就也是有限的，但他們已把視野由漢碑拓廣到北碑，這是有重要意義的，它使得清代全面意義上的碑學興起成為現實。他們生活在嘉、道之際，是先知先覺的時代先聲。 金石學家何紹基（1799—1873）是師法北碑真正取得成就並自成家數的一位。他學書四十餘年，溯源篆、分，楷法由北朝求篆、分入真楷之緒，可謂化而成之。中年更是極意北碑，尤得力於《黑女志》，臻於沉著之境。趙之謙（1829—1884）“學北碑，亦自成家，但氣體靡弱。今天下多言北碑，而盡為靡靡之音，則 叔之罪也”。這是在師法北碑之中又融入一己之性情，向妍媚方向發展的結果。此外，張裕釗（1823—1894）、李文田（1834—1895）、鄧承修（1841—1892）、沈曾植（1850—1922）、王闓運（1832—1916）、鄭文焯（1856—1918）、康有為（1858—1927）、李瑞清（1867—1920）、曾熙（1861—1930）等人都師法北碑，銳意求新，雖成就不一，亦皆時代之佼佼者。

總起來說，有清一代，在楷書不能取得成績超越前人的情況下，崇尚魏碑成為主要方向，阮元，包世臣，張裕釗，康有為等推崇者有很高的社會地位也起了關鍵作用，除了這些學者，書法家推崇魏碑外，金農，吳昌碩等大畫家也主張書畫有金石氣，特別是吳昌碩成為一代書畫大師對近現代影響巨大，魏碑較篆書也易學，其實是對金石學派影響最大的書法！

從遠古的荒漠和山野中汲取日月精華，在石頭與道具的磨礪中綻放文化魅力，它是衰世混亂中批判與抗爭的宣洩，它是盛世繁華中沉思與文明的積澱。魏碑，從2000多年遠古走來，一路傳播，一路昇華，一路積澱，它應該是中國書法藝術的“根和魂”。

魏碑是在公元500年前後出現的北魏碑版上的一種流行字型，當時正是我國南北朝時期，在歷史上這是一個分裂戰亂階段，由於歷史的動盪，社會的變遷，人們思想和審美意識也發生很大變化，他們不再滿足於接受漸趨板正僵化，波磔矯飾的漢隸，開始改變字型形狀，簡省筆畫波折，進一步化圓為方，促成了正楷書體的形成和發展。自曹魏至隋朝的三、四百年間，在南北朝各地，出現大量體貌各異的楷書。這類楷書，傳世最多的是北魏時期的碑刻、摩崖、造像記、墓誌等石刻書體。它們遞變的跡象明顯，筆畫結構中既有漢隸遺意，又多楷法創新，方正簡捷的體貌和變化多端的用筆，是這類書體的主要特點。北朝石刻盛行，在我國書法史上，將北朝之石刻稱作北碑，北碑以北魏之碑版最多，由於北魏時期的這類書體，無論在數量上或質量上，都遠遠超過其它各朝，北朝又以北魏立國最久，故人們將這個時期的石刻楷書通稱之謂魏碑。在藝術特色方面，可以用四個字概括，就是“厚、奇、茂、樸”。魏碑有著其他時代不可能具有的特色。其行筆速起急收、點劃峻利，轉折處多以側鋒取勢，形成內圓外方，撇捺重頓的特點。在結體方面縱橫倚斜，錯落有致

關於魏碑的書法藝術成就，歷來人們都評價很高。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中總結了南北朝（主要是北魏）書法藝術特點為十美，即“魄力雄強，氣勢渾穆，筆法跳越，點劃峻厚，意態奇逸，精神感動，興趣酣足，骨肉洞達，結構大成，血肉豐美。”這基本上把魏碑書法的用筆、結體和風格都較為全面地概括了。這時期的魏碑書法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表現在用筆、體態和風格上的千變萬化。它為唐楷的形式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所以，魏碑在我國書法史上有不可抹煞的作用。

上至帝王，下至士庶可以> 說都非常喜好魏碑這一書體。要說推動這一書法藝術發展的還是無名書家，魏碑作品多出自民間書手，有的甚至是粗識文墨的工匠，直接以刀代筆，鑿刻成字，雖不免出現很多錯別字，然字勢奇崛，出之自然，別有一種純簡粗樸之味。他們繼承了前代書法的優良傳統，創造了無愧於前人的優秀作品，也為形成唐代書法百花競妍群星爭輝的鼎盛局面創造了必要的條件。

魏碑書法，在歷經了北朝的百年風雲之後，竟默默無聞，泯滅於殘窟荒野之中。這是因為中國古代書法美學崇尚“中和”之美，魏碑書法用筆大膽露鋒，稜角分明，結構多斜畫緊結，體勢欹側，氣勢恢弘，波瀾壯闊，這種“反中和”的審美特徵與古典和諧美為最高理想的中國古代書法美學要求格格不入的，故沉寂千年，亦在情理之中。直至清代中期以後,隨著清代金石學的發展，“尚碑”思潮的興起，魏碑書法橫空出世，誠如康有為所說：“碑學之興，乘帖學之壞，亦因金石之大盛也。”嘉慶以後，清代書壇發生了重大變革，碑派大盛，碑學勃興。阮元著述《南北書派論》、《北碑南帖論》，首倡“碑學”。包世臣著《藝舟雙楫》，將碑刻書法樹為正宗，以“峻勁”為書法的最高審美標準，從而使以往在文人書法中無立足之地的民間書法——魏碑一下獲得了與秦漢碑版同樣的正宗地位。至光緒時，康有為所著《廣藝舟雙楫》為碑學的重要論著，7年間再版18次，影響至深，在日本以《六朝書道論》譯名出版發行，書中對《龍門二十品》的論述，讚揚頗多，從而《龍門二十品》身價百倍，飲譽扶桑，影響了日本一代書風。

這一時期產生了張裕釗書寫的《重修南宮縣學記碑》，可以說南宮碑在中國書法藝術史上堪稱妙品。楷書初創於漢魏，相傳是三國時魏國人鍾繇所創。晉魏人楷書，又可稱為魏碑。東晉王羲之進一步繼承發展了鍾繇的楷書。南北朝時期，刻碑之風盛行，且石碑上的字均用楷書，使楷書呈現出空前繁榮的局面，形成了以北魏碑刻為代表的楷書風格，後人稱“魏碑體”。其用筆側鋒，側則有姿，易學而易生流弊，圓則無跡，難學而不見其功。如《張猛龍碑》、《張黑婦女碑》、《鄭羲碑》等，都是魏碑楷書的代表作。唐人楷書。隋唐時期，楷書完全成熟，特別是到了唐代，出現了眾多風格各異的楷書家，達到鼎盛時期。如：歐陽詢（臨湘人），嚴峻一派之代表，筆力勁險、八體兼工。虞>世南（餘姚人）為韶勁一派之代表，學書於智永。褚遂良（陽翟人）為遒逸一派之代表，初學虞世南，後學王右軍。顏真卿（臨沂人）為雄健一派之代表（柳公權學顏稍變其形，自成風格）。李邕（江都人）為渾穆一派的代表，初學右軍，既得其妙，又擺脫舊習，自成一家；李陽冰被稱之為聖手，其除正楷以外，兼長行草，且有各種不同的面目。

康有為的書法，從北碑中求意趣，取法《石門銘》，參以經石峪《金剛經》、《雲峰山石刻》等。其書法有縱橫奇宕之氣，筆畫平長，內緊外鬆，轉折多圓，運鋒自然，結體舒張，具有大氣磅礴、縱肆奇逸的藝術風格。康有為主張“學書貴有新意妙理”，在總結前代書法家成就的基礎上，旗幟鮮明地提出“卑帖崇碑”的觀點，倡導習書者應上發六朝，稱“凡魏碑，隨取一家，皆足成體，盡合諸家，則為具美”，並身體力行。這一思想在其書翠鉅著《廣藝舟雙楫》裹被闡述得淋濰盡致。他的尊碑思想將清代碑學在晚清又一次推向高潮，從而也為他本人贏得了書壇領袖的地位。

張裕釗被康有為譽為“千年以來無與比”的清代書法家。他的書法藝術造詣源於魏晉，突越唐人。濟剛柔俊逸於毫端，創造出一種內圓外方、疏密相間的獨特書法。具有勁拔雄奇、氣骨兼備的特色。張氏在運筆、轉指、用墨、用水等技巧方面，皆有其獨到而突出的方法。以中鋒運筆，飽墨沉光，精氣內斂。張氏一生桃李滿天下，從學門徒較負時望者有張謇、日本宮島詠士等多人。其中日本弟子宮島詠士追隨裕釗先生8年，奉學惟謹，於書法得益猶多。張辭世後，宮島詠士回國創辦“善鄰書院”，>傳播張氏之學，使張氏書體在日本衍為流派，至今不衰。

藝術是時代的產物，審美觀點亦隨時代而變，這是歷史賦予書家們的使命。碑學的真正崛起是在一潭死水般的表面盛世和有亡國之虞的半殖民地到來的深刻危機之時，企圖擺脫尖銳的矛盾衝突和痛苦中的絕望才是碑學興起的真正涵義。他們是帶著感傷和憂患，帶著憤悶和批判進行書法創作的。如果不是對藝術的虔誠，如果不能擺脫傳統壓力帶來的焦慮，那麼眼前的現實與心中的理想所扭結的矛盾是永遠無法克服的。清代書家對魏碑書法情有獨鍾，決非簡單的復古行為。它是反中和偏激，雄渾大氣與庸俗纖曼的對抗，這種風格的追求在極大程度上體現了藝術家們的自信與豪邁。當然也是時代審美趨向上對古代藝術的重新閱釋和再把握。

我從歷史發展這個角度來說一下魏碑對金石學的影響

金石學是考古學的前身，以古代青銅器和石刻碑為主要研究物件，起源於唐宋時代，清代進入鼎盛時期，這一時期研究範圍擴大，對銅鏡兵符磚瓦封泥等開始有專門研究並擴大明器和各種雜器，對金石做了全面的總結

清代作為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社會，也是中國傳統文化和學術全面梳理和總結時期，梁啟超在他的《清代學術概論》中總結了清代以復古為基調的學術思潮，這一時期，清代知識分子致力於蒐集鐘鼎探訪名碑古蹟，唐碑北碑漢碑先秦金文大篆開始中興，塵封已久的金文款式，重新進入書法家的視野，金石學發展促成了中國書法由帖學向碑學轉變，金石上銘刻的文字書寫藝術風格，逐漸引發了書法家對書法史和書法審美觀念的變革，從而導致了清代後期碑學觀念的確立，與碑派書風的形成，於是碑派書法蓬勃發展起來。

魏碑必學之。豈是隻在金石學中影響最大的書法？清中期之後，把人們從“二王”的八股文式的書風中解脫了出來，至民國百花齊放，但魏碑影響卻如中流砥柱。李叔同，于右任，徐悲鴻等等，無不從中海吸營養。二王，唐楷，趙孟頫等等，他們的水平非是不高，是難度係數不高。我這樣說，有人會嗤笑我，很正常。今人對書法藝術的理解，很多地方已超過古人的理解。時代在前進嘛！

魏碑為什麼會成為金石學中的影響最大的書法之一？

一，什麼是金石學

1，金石學是中國考古學的前身。它是以古代青銅器和石刻碑碣為主要研究物件的一門學科。

金石學的“金”，主要是指青銅器及其銘文，“石”是指石刻而且主要是指石刻文字。

2，金石學家就是金石學領域的專家。金石學的主要研究物件為前朝的銅器、碑石，特別是其上的文字銘刻及拓片。

大才女李清照的老公趙明誠就是金石學家。

可見魏碑也是金石學家研究的物件。

二，那麼魏碑這種書法為什麼會受到金石學家的青睞呢？

其實原因很簡單，一些學魏碑而出的大書法家也是金石學家，或者偏愛金石學。這些書法大家都在搖旗吶喊，魏碑能不出彩嗎？

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大書法家有：趙之謙，清代書法篆刻家，喜歡研究金石學；何紹基，清朝書法家，鍾情魏碑；康有為大家都知道，他最推崇魏碑，使碑學大盛興起。民國於右任先生在魏碑上下過很深的功夫；李叔同，早年學魏碑，臨習各種碑帖，雄強精到，剛氣十足。當代的歐陽中石、孫伯翔，都是魏碑高手。可見，是魏碑造就了這麼多風格各異的書法大家。

三，魏碑的確也值得這些大家搖旗吶喊：

而魏碑的風格樣式非常豐富，從美學的角度去衡量也是應有盡有，比如勁健、古樸、跌宕、精工、文雅、娟秀等，這麼多美的東西擺在我們面前供我們研究和學習，是其他任何書體達不到的。真的做到了“百家爭鳴，百花齊放”。

四，魏碑介紹

魏碑是我國南北朝時期北朝文字刻石的通稱。魏碑是一種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過渡性書法體系，魏碑“上可窺漢秦舊範，下能察隋唐習風。”魏碑書法對後來的隋和唐楷書體的形成產生了巨大影響。歷代書家在創新變革中也多從其中汲取有益的精髓。

魏碑大體可分為碑刻、墓誌、造像題記和摩崖刻石四種。

極有名的如《鄭文公碑》《張猛龍碑》《高貞碑》《元懷墓誌》及《張玄墓誌》。

北派碑版即後世所說的“魏碑”。著名石刻有《龍門二十品》，《鄭文公碑》，以及雲峰山諸石刻、《石門銘》，《張玄墓誌銘》，《刁遵墓誌銘》等。

編後語

魏碑“上可窺漢秦舊範，下能察隋唐習風。”魏碑的書風多變，風格各異，而且數量十分龐大，是金石學家研究的無窮寶藏，可能窮盡一生都研究不完。

所以魏碑為什麼會成為金石學中的影響最大的書法之一，這個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魏碑為什麼會成為金石學中影響最大的書法之一？

金石學是中國考古學的前身。它是以古代青銅器和石刻碑碣為主要研究物件的一門學科，偏重於著錄和考證文字資料，以達到證經補史的目的，特別是其上的文字銘刻及拓片；廣義上還包括竹簡、甲骨、玉器、磚瓦、封泥、兵符、明器等一般文物。

金石學的研究物件主要是商代以後的文化遺存，而且主要研究的是青銅器和石刻資料。金石學的“金”，主要是指青銅器及其銘文，“石”是指石刻而且主要是指石刻文字。為求將文字資料儲存永久而刻於石上，特別是鑄於青銅器上，是古代中國的一種重要的文化傳統。在漢代時，存於簡帛上的先秦文獻已相當殘缺，故商周青銅器銘文與東周以後的石刻文字資料已尤為珍貴。中國傳統金石學研究的物件——青銅器（及其他古器物）、金文與古代石刻，負載著中國古代文明的大量資訊，是無比珍貴的文化遺產，有關的學問具有重要文化價值與傳承意義。

魏碑是我國南北朝時期北朝文字刻石的通稱，以北魏為最精，大體可分為碑刻、墓誌、造像題記和摩崖刻石四種。魏碑所記錄的資訊量極其豐富，是金石學研究的重要的石刻資料。

先來介紹一下金石學：

金石學是中國考古學的前身。它是以古代青銅器和石刻碑碣為主要研究物件的一門學科，偏重於著錄和考證文字資料，以達到證經補史的目的，特別是其上的文字銘刻及拓片；廣義上還包括竹簡、甲骨、玉器、磚瓦、封泥、兵符、明器等一般文物。

金石學的研究物件主要是商代以後的文化遺存，而且主要研究的是青銅器和石刻資料，但由於在各個時代所出土的文物中，難免會出現一些史前時代的文化遺存，以及中國古代文獻中的各類傳說，使得中國古代的金石學家雖然對其所研究的器物還沒有準確的斷代。

再說魏碑：

魏碑是北魏埋藏的碑誌，摩崖、造像等刻石文字，在我國書法藝術中具有獨特的風格。魏碑在漢字由隸書向楷書的演變過程中，上承鐘王，下啟隋唐，表現了藝術上的大膽的革新精神。

中國書法分為兩大書法體系，一個體系是以王羲之等書法家為代表的帖學書法，另一派是魏碑以及眾多石刻為代表的碑學書法。

碑學書法真正興盛的時期是在清末，那時碑學書法是最新出土的甲骨文、石刻，其次是魏碑的發現以及價值的重新挖掘，那一段時間來說應該是碑學最為輝煌的時期。

在金石學興盛的清代,魏碑書法進入了書家們創作的視野,完成了從文字實用到自覺藝術審美的轉換。呈現出風格多樣、異彩紛呈的繁華局面。

清代以金石為學習模範的金石書法潮流，實際上確實和金石學有千絲萬縷的聯絡。但是從學科這一嚴格意義上來講，是不可以混為一談的。

清代之所以在金石學上顯得如此突出，是因為清代末年許多碑學、金石書法被陸續發現，這些考古上的重大成就使得金石學研究的範圍一下子拓寬了很多，其研究的歷史可以追溯到甲骨文的年代。

晚清民初是碑學的總結時代,也是魏碑發展的黃金時代,出現了一批光耀書史的魏碑大家。之後魏碑仍然沿著晚清民初的調子向前演進。直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出現了一些新風格。尤其是當下近十年來的魏碑創作,已經形成了特有的美學風貌。

所以說魏碑是對金石學的影響非常大，也可以說魏碑和金石學算是互相成就，互相促進！

魏碑是對魏晉南北朝時期刻石書法的統稱，書法字型在隸書的基礎上尋求創新，吸收了隸書的某些特點，又脫離了隸書，表現出楷書的某些特點，屬於一種從隸書向楷書過渡的字型。

魏碑的風格以雄渾、拙樸、敦厚、險峻為主，比起一板一眼，中規中矩，筆畫要求蠶頭燕尾、一波三磔的隸書來說，魏碑把結構流麗飛動，結體活潑自由的特徵，發揮得很好，對後邊楷書的結體和筆法的探索，提供了堅實基礎。

《張猛龍碑》

魏晉南北朝時期，雖然新型的寫字材料紙張已經被髮明出來，但刻石藝術在此時正處在發展高峰，書法家仍然樂意把書法留在石碑上，這種做法是對秦漢以來儲存書法字型的一種繼承，同時還是對國家文化導向的一種執行。

因為秦漢以來，石碑的實用價值遠遠大於藝術價值，刻碑風氣很盛，任何事都可以立碑見證，任何一個人在日常生活中，都少不了跟石碑打交道，帝王需要功德碑為自己歌功頌德，樹碑立傳。平民在去世時需要墓碑來為自己做個記號，方便後人去祭拜。

《高貞碑》

還有廟碑、紀念碑、壇碑，家訓碑、託物碑、城碑、橋碑，等等等等。

在製作石碑時，先用硃砂寫在碑石上，然後由匠人鐫刻出來，這種做法跟夏商周時期製作青銅器沒有什麼兩樣，融合了寫和刻兩種工藝。

同時，承載書法的材質石碑質地堅硬，在雕刻製作時，又賦予了一種勁健、爽利、渾厚的金石味，這是把書法單純地寫在紙張上無法對比的。

《爨龍顏碑》

因此，從唐代以來，在文人圈形成了一股研究古代青銅器和刻石的學問，就是人們常說的“金石學”。

金石學旨在透過研究古人留下的青銅器和石刻，來分析、考證古人的審美觀念和藝術趣味，研究金石學意義重大，有助於建立起廣博的學術體系，對考古學、文字學、歷史學、冶金學、美術等領域的開展，都有顯而易見的作用。

到清朝中葉，金石學迎來了發展高峰，誕生了許多大學問家。

《鄭文公碑》

其一、體氣風神高古而蘊藉。

魏碑書法是從隸書向隋唐楷書過渡的書體，或者是刻意雜糅篆、隸、楷的書體。在體格上它將隸書和楷書完美融合在一起了，在用筆上還常常用篆意，所以自然高古而蘊藉，這一種高階的審美特點。

其二、格法豐富而變化。

若與人生的不同階段相比，魏碑書法如人的少年青年時期，既有青春的活力，也有成熟和穩重；既形成完善的格法，但還未趨於定型。因此，魏碑書法的筆法和結字都有一種自然天成又變化萬方不可端倪之感，有很高的“藝術性”。先學唐楷“確定性”和“完備性”的法度，是為看得明白，說得清楚、瞭解得全面。再學魏碑的流動和變動形態的法度，是為了圓通自由。有人學習唐楷一碑一帖，而終生守其面目，愈寫愈僵，愈學愈板，用筆過於程式，結字滯實，這不能看成是嚴謹和功力過人，而是沒有通解楷法。若還以此自恃，甚至藉此強立門派，那就更遺憾了。而用魏碑書法的他山之石，攻一下，可以療治此病。

其三、骨強而氣壯。

帖學至明末，已成末流，筆力靡弱、中段軟怯、結字程式化等問題已突出，非碑學不能挽此既頹之勢。於是阮元著《南北書派論》《北碑南帖論》登高一呼，包世臣、康有為繼之，推波助瀾。碑派格法雖應是“外碑而內帖”，但是因為吸收和轉化了碑刻本身的一些審美特性，碑學書法普遍有一種骨力強勁，氣象莊嚴雄壯的特點。晚清至民國書法氣象一新，賴乎此也；我國當時卑弱無力的國民精神也之一振。當下書風，行草覆蓋、二王風行，雖二王崇高，帖學無過，然帖學頹風至此，不得不靠碑學重振和給養。

其四，魏碑書法是修習大字榜書的重要資源。

當今書法創作，由於展覽環境和審美趨尚的變化，大字轉多。大字非小字擴充套件而成。筆法和結字都要做適度轉化和調整，還要靠前賢的大字書法蒙養一種風神和氣骨，而魏碑書法正是這方面很好的資源。大字過關了，才能將小字當大字寫，小字便不只是精緻細謹了，會多一種寬宏大度和森嚴重茂密的氣韻。

修習魏碑還有諸多的好處，只有自己實踐了，才有更為豐富的體驗。

魏碑在中國書法史上地位獨特，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魏碑的發展和傳承離不開當代草書大師于右任！

眾所周知，于右任創立了“標準草書”，而“標準草書”就是將魏碑和“章草”和“今草”融合，取長處，集大成而來的！

于右任在書法創作中期便開始臨習大量魏碑，並將魏碑推向一個新高度，可謂是功不可沒。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這類書法是一種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過渡性書法體系，風格多樣，樸拙險峻，舒暢流麗，對後來的隋和唐楷書體的形成產生了巨大影響。其實魏碑作為楷書的一種，散發著她獨特的魅力.

魏碑書法筆劃嚴謹、樸厚靈動，豐腴不失於板刻，上承漢隸，下開唐楷，兼有隸楷兩體之神韻。它的書法藝術是在漢隸和晉楷的基礎上發展演化而來的，堪稱漢碑中的上品。

魏碑被人們發現的時間較早，卻一直沒有引起人們重視。到了嘉慶、道光年間，魏碑開始受到書法家和書法理論家的重視，其中鼓吹魏碑最力者早期有阮元和包世臣，後期有康有為。隨後魏碑經過標準化成為"魏體"字，是現在最常用的漢字印刷字型之一。在書法諸體中，草書與碑學風貌距離最遠，最具實踐難度，其實踐價值也最高，故引碑入草應為碑帖結合的高階形態。

綜上所述，魏碑的承上啟下造就了金石學中影響最大的書法之一。

其實原因很簡單，一些學魏而出的大書法家，也是金石學家，或者偏愛金石學這些書法，大家，都在搖旗吶喊，魏碑能不出彩嗎？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大書法家有，趙之謙，清代書法篆刻家，喜歡金石學研究，何紹基，清朝書法家，鍾情魏碑，使北學大盛新起，民國於右任先生在魏碑上也下過很深的功夫，李叔同，早年學魏碑，臨習各種碑帖，熊強精到，剛氣十足，當代的歐陽中石，孫伯翔，都是魏碑高手，可見，是魏碑造就了那麼多風格各異的書法大家，魏碑銘卻也值得這些大家搖旗吶喊，藝術來源於生活，藝術也高於生活，魏碑大多屬於民間創作，用筆任意揮灑，結體因勢賦型，不受拘束，這樣的風格特徵，可供後世學者共建的就多，可以形成制各種自己喜歡的風格，而魏碑的風格樣式非常豐富，從美學的角度去衡量，也是應有盡有，比如勁健，古樸，精工，文雅娟秀等，這麼多美好的東西擺在我們面前，供我們研究和學習，是其他任何書體達不到的，真的做到了，百家爭鳴，百花齊放…

金石學文化

金石文化的“金”，主要是指青銅器及其銘文，“石”是主要是指石刻文字。魏碑也是金石學家研究物件。

一些學魏碑而出的大書法家也是金石學家，或者偏愛金石學。

而魏碑的風格樣式非常豐富，從美學的角度去衡量也是應有盡有，比如勁健、古樸、跌宕、精工、文雅、娟秀等，這麼多美的東西擺在我們面前供我們研究和學習，是其他任何書體達不到的。真的做到了“百家爭鳴，百花齊放”。

魏碑書法對後來的隋和唐楷書體的形成產生了巨大影響。歷代書家在創新變革中也多從其中汲取有益的精髓。

魏碑大體可分為碑刻、墓誌、造像題記和摩崖刻石四種。

北派碑版即後世所說的“魏碑”。著名石刻有《龍門二十品》，《鄭文公碑》，以及雲峰山諸石刻、《石門銘》，《張玄墓誌銘》，《刁遵墓誌銘》等。

金石學是考古學前生，它是以古代青銅器與石刻碑碣為研究物件的一門學科。金石學形成於北宋，歐陽修是金石學開創者，歐陽修 《集古錄》——凡一千卷，一○六三年成書。此書收錄了上千件金石器物，是學術史上第一部金石考古學專著。所收集器物，上自周穆王，下至隋唐五代，內容極為廣泛。歐陽修的學生曾鞏又著《金石錄》，最早提出“金石”一詞。

魏晉以來社會動盪不安，是一段非常複雜的歷史時期，到公元439年，鮮卑族拓跋氏統一北方，建立北魏，與偏安江南的劉裕所建立的“宋”形成南北對峙的割據政權，在政治上重用漢族官吏，按照儒家思想教育貴族子弟，並在精神上承接漢代玄學思想。這種各民族之間的交融和學習，以及審美意識的相互影響、相互滲透，促進了書法藝術向多元方向發展。尤其是佛教出世解脫思想和道家清靜無為的宗旨一拍即合。當時，佛教興盛且不尚空談，特別注重修“功德”，致力發展寺院經濟，大興修建石窟、造像題記、刻石立碑之風，致使佛教教義為社會各個階層的人們所接受，成為流行風尚，因此，影響了碑刻書法的興盛，為魏碑的形成、繁榮和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使魏碑成為中國書法史是一座雄偉的豐碑。

魏碑也稱北碑，從遺存和考古發現來看，數量巨大，風格各異，又不乏經典。魏碑包括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和北周在內的整個北朝的碑刻書法作品，有碑刻、墓誌、造像題記和摩崖刻石四大型別，其中發現於龍門石窟的造像記，就有數千方。另外墓誌與造像書法尤其值得關注，當時人死後都要樹碑立傳、撰文刻石，歌功頌德，以期名垂後世，是北魏墓誌眾多的原因，墓誌書法不僅出土數量壯觀，且風格種類繁多。

《書林藻鑑》中述：“北朝之書，魏為最盛，享國既永，藝業日臻，竽以孝文，好文潤色金石，故其時隸楷錯變，無體不備。”

著名魏碑石刻有《始平公造像記》、《崔敬邕墓誌銘》《張黑女墓誌》、《龍門二十品》、《比丘道仙造像》、《張猛龍碑》、《鄭文公碑》，以及雲峰山諸石刻、《石門銘》、《張玄墓誌銘》、《刁遵墓誌銘》等等。

魏碑經典:《龍門二十品》之《比丘道匠造像題記》

魏碑書法筆劃嚴謹、樸厚靈動，豐腴不失於板刻，上承漢隸，下開唐楷，兼有隸楷兩體之神韻。南北文化的融合在書法美學上體現了“中和”之美。魏碑一經出現，即為人們所接受和喜愛，顯示出它藝術的魅力和旺盛的生命力。南北朝以後的書家，其書法或多或少地融進了魏碑風格，從而形成了自己獨具個性化的特色。可以說唐楷和魏碑既是相互獨立、自成體系，又是一脈相承的關係，也是書法藝術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宋元明時期，帖學興盛，魏碑的繼承和發展雖被懈怠，但是蘇東坡、米芾、黃庭堅、趙孟頫、黃道周、倪瓚、張瑞圓等大家書法創作從魏碑中汲取了精華；至清代金石文字學興起，南北朝碑刻大量出土，魏碑開始受到書法家和書法理論家的重視，包世臣、阮元、康有為等人大力提倡碑學，尤其是康有為是碑派理論的集大成者，為清代碑學的發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而趙之謙、張裕釗等是魏碑書法大家，趙之謙魏碑沉雄方厚，且血肉豐美，張裕釗專習北碑，有所創新，運筆含蓄內斂、結構卻險勁外露，開創了魏碑的新體，也促使近現代魏碑書法大興。時值近現代，眾多的書法家和愛好者更是酷愛魏碑，力圖從魏碑中找到出路，形成自己的書法風格。

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中讚譽魏碑有“十美”：“古今之中，唯南碑與魏碑為可宗。可宗為何？曰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強，二曰氣象渾穆，三曰筆法跳越，四曰點畫峻厚，五曰意態奇逸，六曰精神飛動，七曰興趣酣足，八曰骨法洞達，九曰結構天成，十曰血肉豐美，是十美者，唯魏碑南碑有之。”

所以說魏碑在金石學中對書法影響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