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天人合一的自然觀

    中國傳統思想中的“天人合一”的思想觀念淵源春秋時代，春秋末期，鄭國的子產稱述子產的言行雲：“天禮，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左傳》昭公二十五年）把“天之經”與“地之義”統一起來。孟子提出“知性則知天”之說（《孟了·盡心上》）將人性的本源歸本於天。董仲舒提出“天人之際合而為一”觀點，張載明確提出“天人合一”的成語（《正蒙·乾稱》）。宋代以來，理學都講“天人合一”，而各家立論各不相同，張載肯定“性”與“天道”的統一，程顥強調“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河南程氏遺書》卷二上），程頤、朱熹則肯定了天地與人道只是一人道，“道未始有天人之別”。（同上書卷二士二）此道的內容即是仁義禮智。陸九淵則斷言“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文集·雜說》）雖然所講不同，但也有一個共同的基本觀點，這主要是：人是天地所生成的，人是自然界整體的一部分，人為萬物之靈，人與自然界不是敵對的關係，而是整體與其中最優秀的部分關係，自然的普遍規律與人倫道德的基本原則也是統一的。張載所著《西銘》中以形象的語言表達了天人合一的含義，≤西銘≥中說：“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渾然中處。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天地就如父母，人是天地所生，充塞於天地之間的氣構成我的身體，天地之氣的普遍本性也就是我的本性；人民是我的兄弟，萬物是我的朋友。這著重顯示了人與天地萬物的統一性。

    儒家思想中的天有“人格神”或“意意天”之觀念，認為個人的“命”系由人格的神，或有意志天所支配，這個超越主宰是人類價值的根源，作為自然界之物個體的“人”，必須要承受生、老、病、死等無法逃避的命運，但是，作為有道德之主宰，“人”必須踐行源自其超越本體的“道德規律”，以完成其“天命”或“使命”。

    孔子承認人的生物生命受命運的支配: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論語·雍也》）

    孔子的弟子冉牛伯病危，孔子去探望他，很惋惜地將病疾歸之於“命”，此處所說的“命”，顯然是支配個人生物生命之遭遇的“命運”，然而，孔子卻很少論及這一類的“命”，他所關懷的是賦予其道德使命感的“天命”，他說：“不知天，無以為君子也” （《論語"堯也》）。此處的“命”，是指道　德命令，或“天命”。人不知天命，則一定只考慮現實利益，見利必趨，見害必避，何以為君子；反過來，見利不必趨，見害不必避，惟“義”是從。孔子說他自己“五十知天命” （《論語"為政》），此後即有強烈的道德使命感，而以為文王和繼承者自居。

    孔子對於鬼神等超自然力的言論反映他對天命的態度，孔子相信有鬼神等超自然力的存在，所以主張祭祀，而且必須虔誠地祭祀：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論語"八佾》)。

他將人間事物中人為所不能及的部分歸為“命”的領域；並將人能夠作為自覺的範圍。劃入“義”的領域，而主張“務民之義” （《論語·雍也》），建立人間的是非標準，先吧人間的事務作好。

    對於超自然之事，孔子抱著“存而不論”的態度，認為“未能事有，焉能事鬼” ，“未知生，焉知死” （《論語·先進》）他因此主張：“敬鬼神而遠之” （《論語·雍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認為：人的本性是由天所決定的，人只有在盡心竭力實踐自己有時候，才知道自己的“天性”是什麼，也因此才能知道上天賦予自己物“使命”是什麼。

    儒家對天、鬼、神等超自然力量劃入不可知的範疇，對其抱持“存而不論”的態度，這反映儒家思想中的理性主義成份，然而儒家的這種理性主義卻是不徹底的，由於儒家對超自然力量缺乏探究的興趣，致使中國的自然科學始終停留在純粹經驗的領域之內，未能發展出近代西方式的科學技術。

    在儒家處理人與天、人與自然的關係上體現出人與自然、人與物共生一體的整體和諧的智慧，即無論是類的人、群體的人、還是個體的人，與無限的宇宙，與有形有限的世界，與天地萬物都可以達到契合無間的理想境界。孟子說：“親親而仁者，仁民而愛物”（《孟子·盡心上》），張載說：“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正蒙·乾稱》），我們愛自已的親人，進而推已及人，愛周圍的人、花草、樹木、愛自然萬物，仁者把自己與天地萬物看成一種共生關係，這當然也是有等差的，程顥主張天地萬物與已一體，原無分別，《識仁篇》雲：“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又說：“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一也。可見儒家思想中的人與自然之間突出了一種人文精神，儒家不把自然當作一個外在的並與我無涉的客觀自然，相反地，傳統儒家常常在自然中注入人文的意義。孔子所謂：“仁者樂山，智者樂水”，人與自然和諧相融。

    儒家思想中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觀對當今人類走出生態危機的困境，實現可持續發展具有重大的啟發意義：

    首先，儒家主張博愛萬物，它們以為人類對自然萬物負有直接的義務，關愛萬物並不是間接為了人，並不考慮此舉是否能獲得有利於人的回報。

    其次，儒家在關愛自然萬物上不是把自然看成是人類目的、滿足利益工具，在儒家那裡自然萬物都是他們道德的關懷的物件，萬物應受到關愛的理由，並不是它們對人類有用，而是它們同人一樣，都是天地所生，都體現了天地萬物的生生之德。

    第三，在儒家思想中，人與萬物不僅是屬於人一個生命共同體，也屬於一個道德共同體，“人為貴”，貴就在於能夠以合乎道德方式對待萬物。因而，“貴於萬物”這一特殊身份賦予人類的，不是對萬物的支配和統治的權力，而是維護萬物之生養的責任和義務。

二 仁、義、禮的社會倫理觀

    儒家論人，強調社會和人倫關係，中國哲學傳統中有“成已”與“成人”、“立已”與“立人”、“已達”與“人達”之論。在“已”與“人”的關係上，孔子主張“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 （《論語·雍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顏淵》，成就自己是在成就別人的共生關係中實現的。成就自己同時必須尊重別人，不尊重別人就是不尊重自己。儒家的“為已”“成已”“反求諸已”之學，肯定“人有貴於已者”（《孟子·告子上》），肯定主體的內價值，肯定主體的主導作用，在道德實踐和政治訴求上，表現了“捨我其誰”的擔當意識。自我的完善與實現，脫離不了家國天下的完善與實現。孔子主張“修已以安人”、“修已以安百姓”（《論語·憲問》）。大學主張，“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以“修身”為中軸，把“正心”、“誠意”、“格物”、“致知”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聯絡起來，這也就是“內聖”與“外王”的統一，當然，這也可能導到自我淹沒於群體之中，但這種思亦說明了華人在交往理性上不會發生困難。

 人是什麼？是個體的人還是社會的人？人與社會是什麼樣的關係？這都麼映在儒家倫埋中“仁”、“義”、“禮”三個概念及其關係上。中庸中說：“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 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由生也。（《中庸·第二十章》）。“殺”即是差等之意，這句話不只說明了“仁”、“義”、“禮” 三個概念之間有密切聯絡，而且說明了儒家評量人與人關係的兩個向度，更清楚地說，儒家主張：個人和任何其他人交時，都應當從“親疏”、“尊卑”兩個認知向度來衡量彼此之間的角色關係，前者是指彼此關係的親疏遠近，後者是指雙方地位的尊卑上下，“親其所當親”是“仁”，“尊其所當尊”是“義”。依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所做出的差序性反應，則是“禮”。

    在儒家思想中，“仁”是“本心之全德”，是超越性的道德本體，由“仁”可以生衍生出“義”、“禮”，其他較重要和道德綱目又是由此衍生出的，構成了繁複的“仁”、“義”、“禮”倫理體系，依照儒家的主張，“五倫”中任何一種對偶性的角色關係，參與互動的雙方。都應當根據彼此的“尊尊差距”和“親疏關係”來決定彼此間的互動方式，事實上，先秦儒家諸子是用這兩個向度評估“五倫”關係中角色屬性，再從其中提出適當的倫埋主張，如孟子說：“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在這五倫關係中，孟子最好重視的是“父子”和“君臣”二倫，所謂“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公孫丑下》）。在孟子看來，從兒子的角度來看，“父親”在“親疏”的向度上是屬於“至尊”，在“尊卑”的向度上，又是屬於“尊長”，儒家最重要的是“仁”，所以他強調“父子有親”。對於扮演臣下的角色而言，“君王”在親疏向度上是落在疏遠的一端，在“尊卑”的向度上，卻是“至尊”，孟子無法強調兩者之間的“親”，只好說“君臣有義”，何為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好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禮記·禮運篇》）

 儒家認為：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是社會是五種最重要的基本人際關係，儒家稱之為五倫。五倫中，每一對角色關係的到互動必然建立在仁的基礎之上，可是，由於五倫的角色功能各不想同，它們所應強調的價值理念也應有所差異。在儒家看來，五倫中最應當闡揚的價值分別為“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在儒家的觀念中，這五種角色關係，除“朋友”一倫屬於對等關係，其他的四倫都是上下關係。

在儒家的思想中，考慮互動又方關係的親疏，是儒家所謂的“仁”，依照雙方關係的親疏遠近選擇適當的交抰法則是“義”，考慮雙方利害得失之後做出的反應，則是“禮”，三者構成了儒家“仁”、 “義”、“禮”倫理體系。

    孔子以“愛人”來解釋“仁”他認為：一個真正“愛人”的人，必須能夠“推已及人”，“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 （≤論語·雍也≥）。他所說的“人”，並不是指某一個特定的物件，然而，他也明白，一個人要將“愛人”的精神推廣每一個人的身上，做到“仁者無所不愛”，並不是身容易的事。因此，孔子認為“仁德”的實踐應當“近能取譬”，從“事親”做起，由親及疏，一步步往外推；“仁之實，事親是也”（《孟子婁離上》）“未有仁者而遺其親者”（《孟子梁惠王》）。“事孰為大？事求為大。” （《孟子婁離上》）。在“事親”的義務之後，他才能一步步地由近及遠，向外實踐“仁”。孔子說“入則孝，出則第，謹而言，泛愛眾。而親仁“（《論語學而》）。

 孟子對“義”的討論較為詳盡。他認為：個人對於“義”或“不義”的判斷，應當以“仁”為基礎，這也就是所謂的“居仁由義”：“仁，人心也；義，人格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孟·子告子上》）。孟子經常仁義並舉，認為：“仁，人人也，，義，人路也”，“仁，仁之安宅也；義，仁之正路也”，不過他也同意，實踐“仁”、“義”應當從家庭做起：“仁之實，事親是也” （《孟子·婁離上》）。

    儒家雖然主張“愛有等差”，實踐“仁”應當從家庭做起，但儒家並不認為“仁”的實踐僅止於此，尤其是對於“士”，儒家更賦予他們一種使命感，認為他們應當從家庭開始，由內向外，一步步推行“仁”道，“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孟子·盡心上》。依儒家的主張，在衡量雙方交易的利害得失，並作出適當的反應的時候，都應當注意“以禮命之”，儒家認為“禮”有三項成分：（1）儀節，如喪祭之禮、婚姻之禮、朝覲之禮；（2）器，如車、服、旗、鍾、玉；（3）名，天子、諸侯、家族中的親屬稱謂、士大夫爵號名分等。孔子在看到當時“禮崩樂壞”，諸侯相互攻伐兼併，雖然保有禮樂的形式，卻失掉禮樂應有的內涵，因此，他喟然慨嘆：“禮雲，禮雲，玉帛云乎哉？樂雲，樂雲，鐘鼓云乎哉？（《論語·陽貨》）。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論語·衛靈公》），根據朱子的註釋，“質”是“質幹”的意思。孔子認為應當“以仁居心”，“義以為質”，“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如果缺少了“仁心”，“人而不仁”，即使勉強維持“禮”、“樂”的形式，也沒有什麼實際的意義。所以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八佾》）在商周之前，禮僅具有外在的強制力和約束力，孔子將“禮”、義”、“仁”相提並論，把外在的禮儀改造成為一種“交往心理”的結構，使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以“仁”為基礎，作出合乎“義”的判斷，其外顯行為則應當符合“禮”的原則。

 儒家社會倫理觀對建立和諧的現代人際關係有重大的思想價值：

    首先，儒家以仁調節人際關係，主張人與人之間相親相愛、互相關心、互相幫助，在今天競爭激烈的社會中，如果全社會的人都能擴充自己的愛心，那麼，這個社會就會洋溢博大的愛，就會形成和諧、健康的人際關係，

    其次，儒家以義作為處理人際關係的價值準則，凸顯了其倫理思想的理性精神，強調人們道德行為的內在自覺性，要求人們積極、主動地樹立正確的道德價值觀念，並以此作為立身行事的根本，使自己的一言一行都符合道德要求，在今天構建和諧社會中，為建立和諧的人際關係，提供了思想借鑑。

    第三，儒家以禮作為調節人際親關係的行為準則，尊老愛幼、敬業樂業、嚴己寬人、謙恭禮讓等處世之道，對於我們今天培育良好的社會公德，建立現代精神文明，促進健康、文明的社會風氣，形成和諧的人際關係，仍然不失其借鑑的意義。

三 自我超越的修行觀

    儒家很看重個體的人的生存品味與品質，很重視人文的薰陶和修養。孔子講：“志於道，居於德，依於仁，遊於藝。”（《論語·述而》），孔子又說：“興於詩，立與禮，成於樂。”（《論語·泰伯》），優遊、涵養於禮樂教化之中，透過詩、書、樂來培養社會精英。孔子有“知其不知不為知之”的品格，有“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的擔當意識，以“天命在我”、“天生得於予”的自覺。人有別於禽獸不僅僅是語言、邏輯性的動物，不僅僅是社會政治動物，尤其具有宗教性、道德性和美感性動物，這就需要涵養，要有所養，養氣、養心、養性、養才，這就靠“四書”、“五經”、“六藝”之學來教、養。

    孔子非常重視學問，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它晚年時回顧自己一生經歷說：“吾十五志於學，三十耳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從心所欲不逾矩”（《論語·問政》）。孔子致力於教育工作，曰：“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論語·述而》），孔子認為，人不是“生而知之者”，而是“好古，敏以求之” （《論語·述而》），他相信“三人行，必有我師” （《論語·述而》），遇到自己不懂的事情，便發揮“每事問”的精神，“不恥下問”，從不斷學習中獲得知識，他說治學的態度是：“發憤忘食，樂而忘憂，不知老者將至。”

  《中庸·第十二張》記載了一套儒家的學習理論：儒家要學生用“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的方法來追問學問，如果有“學之弗能”，“問之弗知”，“思之弗得”，或“辯之弗明”的現象，都不可以輕言放手，一定要拿出“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的精神，再接再厲，鍥而不捨，直到問題完全弄清楚為止。

    孔子承認人有獨立的意識，他說：“三軍可奪師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論語·子罕》），匹夫即是平民，平民各有其不可奪的志，孔子雖然認為貴賤等級區分是必要的，但認為庶人也是人，應該尊重庶人的獨立意志，《周易大專》提出“剛健”、“自強”的人生理想。《彖傳》雲：“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彖傳》雲：“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天體執行永無休止，人應以無為法，永遠向上，堅強不屈，剛健自強是儒家對中華民族精神發展的重大貢獻。

    孟子提出“大丈夫”的人格標準，他說：“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為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所謂大丈夫是指具有堅強的獨立性而不隨環境的變化而轉移的高貴人格。

    陸九淵說：“人生天地間，當人自當盡人道，學者所以為學，學為人而已”（《語錄》下），又說：“若某則不識一個字，亦須還我堂堂做個人，張載自述講學宗旨說：“為天地立心，為民生立道，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事開太平”（同上）

中國儒家思想的“志不可奪志”的觀念，“士可殺不可辱”的風格，“為人盡人道”的思想，“天下為己任”的堅定志操，是中華民族歷史發展程序中的優良傳統。

    儒家關於人生的目的，用四個字說可以稱之為“內聖外王”，用三句話說，就是《大學》所謂“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明明德”即是內聖；“親民”，屬於外王，“止於至善”是內聖與外王的最終實現，用《中庸》的話說，就是“致中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直達德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盲焉”。儒家的人生實踐就是朝著內聖外王的終極目的而實施的具體努力，一是倡導內在心精與天理的契合，強調自我修身養性，講求“獨善其身”；二是注重協調、規範人際關係。儒家講求“克己復禮”，《大學》所說的“格物”、“致知”、“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可以稱作儒家人生實踐的次序。整個過程既是內聖的過程，又是外王的過程。

    儒家的人生觀不是勉強裝出來的思想，而是一自然本性的流露，儒家相信人性本善，所謂惡，只是由而來的氣質之偏，人生的意義在於率性循理，祛習糾偏，以至於盡心知性而與天地參。孟子認為：每個人都有“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這些他稱之為“四端”。“四端”好比是人的本性流露於人心的四個頭緒，順著這四個頭緒向內“擴而充之”，可以得到仁、義、禮、智四德，四德是四端的充分實現，都是“我固有之”，而所謂聖人，不過是將四端發展最完整程度的人，所以“人皆可以為堯舜”，從這個意義上說，儒家的人生觀乃是人本性固有的，而不是從外而強加進去的。

宋明理學更是發展了道德理性與道德情感的統一，朱子指出情、才同出於性，同屬於心，情才是顯性，指出道德與社會實踐過程中，情與才都具有能動性，使人性得以全面發展，情是動，才是人，情是感動，發抒，才是才質，才能，能力，氣力，“才”能使外王事業成就出來，也就是使人全面地實現出來。

    儒家的人生觀講求“知行合一”，思想與生活的統一，孔子說“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論語·憲問》），程頤提出：“非特行難，知亦難也”（《河南程氏遺書》卷十八），強調知行的統一，王守仁明確提出“知行合一”之說，他說：“未有之而不行者，知而不行，是不知，……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行合一”的功夫是王守仁提出的，實際上是孔子以來儒家的一貫觀點，宋明理學家都強調“論學”、“致和”與道德修養的關係，“知行合一”，即在身心修養與道德實踐上下功夫。

在當下社會人格與真實的自我發生異化，生活質量相對下降和生存目標低俗的大眾文化氛圍中，挖掘儒家的思想價值，對人生品味的提升與道德的重建有重要意義，儒家的自我超越、自我實現的人格理想與精神境界對現代構建和諧社會，幫助人們走出生活的困境具有重大現實意義：

    首先，儒家對理想人格的追求，是以道德為根本，追求的自身的完善。儒家認為人性的善惡取決於主體自身的主觀努力和客觀環境的影響，因而，提出人性形成與完善是一個與生命相始終的過程，鼓勵人們接受社會的道德教化，並透過自覺的道德修養，在實踐中使自己成為一個境界高尚的人。

    其次，儒家主張積極入世，把個人完善與社會完善統一起來，因而以道德修行和精神境界提升為安身立命之本，崇道尚德，追求現實生活和現實社會中的道德完善。儒家修行觀所包含的積極的思想因素，孕育了中華民族崇道尚德的思想品質。

 第三，按照儒家的理解，道德完善本質上並非僅僅個人道德品質的成就，而內在地包含著把個人的追求與人類的追求和完善結合起來，只有把自己奉賢給人類社會，把個人的生命融入人類發展完善的事業中，才顯示出生命價值的崇高、偉大與永恆。儒家思想體現了以造福人類、促進社會發展與完善作為自己終身不懈的追求，體現了崇高的、徹底的奉獻精神。

首先非常感謝在這裡能為你解答這個問題，讓我帶領你們一起走進這個問題，現在讓我們一起探討一下。

儒家思想的魅力

在過去幾千年裡，儒家思想的發展道路雖然相當曲折和坎坷，但其強大的生命力始終沒有減弱和停息過。究其原因，儒家思想及其價值觀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精神，乃至世界價值觀的重要因素。

儒家思想的發展，也依然一代又一代地影響著當代人的思維，它不僅推動人類社會的發展，也使得人類精神文化更進一步最佳化，讓人類的社會與社會之間更加密切，使得國與國之間更安穩地合作與發展，促使世界的和平，因此，儒家思想在世界的影響是巨大的、積極的。

儒家思想對世界的影響

儒家思想作為一種獨具民族特色的文化思想體系，不僅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而且還不斷地越出國界，傳播到東亞、東南亞和歐美各國，與這些地區和國家的思想文化互相撞擊、互相融合，對其政治、經濟、文化乃至風俗習慣、社會風貌，都產生了巨大影響。

1，儒家思想把世間的一切都歸結到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所以儒家社會發展不出太強的自然科學。儒家社會成長的人也缺乏探索精神。

2，儒家思想長期雄據東亞，文化單一且具有威嚴性，所以在後來的與西方文化的碰撞中顯得難以適應，儒家思想環境中長大的人明顯不善於與其他文明的人進行交流和相容。

3，儒家社會是熟人社會，潛規則多，沒有契約精神和守約意識。因此在儒家環境下成長的人往往善於討好權威者而不善於團隊合作，心眼太多。人與人之間交流很費勁，需要考慮太多的東西。

在以上的分享關於這個問題的解答都是個人的意見與建議，我希望我分享的這個問題的解答能夠幫助到大家。

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先來看看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什麼。

儒家思想是諸子百家時期的一派，以周禮為基礎，後又融入了道家和佛家的思想，經創始人孔子，和後儒家代表人物孟子和荀子的傳播，儒家思想得到了廣泛的認可。

漢武帝時期為集中皇權，建立統一的大帝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國家政策應運而生，從此儒家思想就成為了朝朝代代的國家體系，社會主流思想，幾千年來被傳承和習用。

以“禮”規範人的行為道德，維護封建社會不同階層的權力和利益，以“仁愛”倡導社會的所謂“公平”，承認人的不平等是其核心價值觀。

個人認為現在學習儒家思想培養不了世界觀，因為近百年來社會經過幾次大的變革，舊的思想體系已經不能再適應新時代的認知了。

如今，富強、民主、文明、和諧是我們國家層面的價值目標，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我們社會層面的價值取向，愛國、敬業、誠信、友善是我們公民個人層面的價值準則，我們的核心價值觀已經遠遠超越了儒家思想。

學習儒家思想益處是有的，可以幫助我們瞭解傳統文化，歷史思想的成就與不足，傳承弘揚優良的部分。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義、禮、智、信，這是人生處世的哲學。學習儒學思想對於培養一個人的世界觀很有必要，利大於弊。

儒家思想中的“仁”是仁者愛人，是仁慈博愛，這種仁愛精神不僅僅是愛自己的家人，而是把社會上所有的人，當作自己的親人一樣相親相愛。儒家主張實踐“仁”從家庭做起，並不是愛的等級差別，而是儒家思想修身齊家，兼濟天下的家國情懷。家是最小的國，國是千萬家，有家才有國，有國才有家。家與國的緊密相聯，這是每個人應該肩負的史命和責任。

義是情義友好，四海之內皆兄弟，心中無我，只有眾生。義是人間正義，多少英雄豪傑，為著人間的正義事業，在民族的危亡時刻，奮不顧身，見義勇為。不惜自己的生命，殺身成仁，捨生取義，大義凜然，浩然正氣。這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和氣節。

禮是禮制和禮儀，禮制是一個國家的規章制度和正常的秩序。這就需要人人的共同遵守，奉公守法，嚴於律己。禮儀是對待他人的禮貌和尊重，中華民族是禮儀之幫，幾千年的禮儀天下，人人以禮相待，相敬如賓，為社會帶來了和諧穩定，有序地發展。

智是聰明智慧，是積報入世有所理想，有所創造，有所作為，建功立業。智是保持清醒的頭腦和理智，面對任何事情，冷靜分析，深思熟慮。智是剛健穩重，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始終保持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為大丈夫。

信是誠信做人，言而有信，信譽第一。誠信為本，老實做人，不謊言妄語，不欺上瞞下。誠信是金，言行一致，表裡如一，實實在在，誠信贏天下。誠信是為人處事的重中之重，是一個人立足於社會的根本。失去誠信將是一事無成，碌碌無為。

儒家思想培的正是人的世界觀，並且在培養世界觀上有著巨大的優勢。因為，世界觀不是獨自存在的，而是在價值觀、人生觀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三者一脈相承，有本有末，而儒家思想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以致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萬物一體之仁”，正是價值觀、人生觀、世界觀的培養方法，經過兩千多年的發展，不斷的擴充與凝鍊，去蕪存菁，到了當代社會，更是透過思想變革，剔除了塵附其上的落後封建思想，發展成了最先進的思想與文化，以至於在民間與官方掀起了一場文化復興的浪潮，不啻於當年的義大利“文藝復興”。

西方哲學思想與文化在現代社會流行，同時，我們這幾代人大部分都是從小接受西方的思想與文化的教育，因此推崇“唯物主義”，我們又時時刻刻在被灌輸科學是第一生產力，因此，我們只注重科學技術，以“技術”論英雄，而對“思想”不屑一顧，這也導致了我們精神生活的貧乏及信仰的缺失。

西方哲學思想對我們的影響最直接的就是我們形成的世界觀是物質世界方面，例如物質是由微粒（分子、離子、原子等等）組成，宇宙是由許許多多的星系組成，人是由骨肉血內臟器官等組成。而對“唯心主義”往往認為是虛妄而加以批判。因此，思考問題時，我們是站在物質世界方面來分析問題、尋找答案，在解決人與自然關係時，站在自然方面制定解決方案，而忽視“人”的因素。

這種思維方式的偏頗造成社會畸形發展，一方面社會越來越發達，人民生活越來越富足，另一方面人民的幸福感越來越低，社會的煩躁情緒越來越多，人民的思想越來越混亂。這種情況的根源正是人們錯誤的世界觀。我們是人類社會，社會發展的最終目的也應該是為了人類更好的生存，因此，我們的世界觀不應僅僅是物質方面的，更應該是人性方面的。

我們之所以努力的工作與生活，正是為了減少煩惱，獲得幸福。而“幸福”的感覺來自我們的“心”，“煩惱”也是我們內心的一種活動。在現實中，我們能看到一些比我們窮的人比我們快樂，一些比我們富裕的人比我們更煩惱，這證明了一個問題：我們的幸福不在於我們取得的物質的多少，而是在於我們內心對“幸福”認識層次的高低。因此，我們如果想減少煩惱，獲取幸福，首先要“修心”，形成正確的價值觀、人生觀、世界觀。

儒家思想是“內聖外王”之道，“內聖”正是“修心”，讓我們明白“幸福”的真諦，“外王”是讓我們形成正確的“三觀”，以正確的方式來處理事情。因此說，儒家思想能夠培養正確的世界觀，在培養世界觀方面有更大的優勢。

儒家如何看世界學說？

今天中吃飯時忽有所感，可能是用孔子碗（一種印有孔子全身像的飯碗）原故吧！

中華文化某些階段以儒學為正宗。儒學最重視的是五行八卦。

八卦是伏羲老祖仰觀天文，俯察地理，遠觀諸物，近取諸身，三畫所成。

五行又是八卦的屬性。在天成像，一切學說是一家，在地成形，地域文化差異凸顯，於是乎形成了各家各派。

儒家是中，以自己為太極點，看一切方。又儒家思想是仁。仁者愛人。仁屬木，木尚青。即東即中。震卦為主，乾坤巽為輔（即土德中央寄四方）。

道家文化，是東方本土文化，是長生文化為主，一切圍繞它展開。春生夏長，長生如春夏之木火也。春夏主陽，陽主生，有陽自然長生。巽卦為主。喜用震卦五雷法。

佛家文化是在世界上西方文化，或小西方文化。西方主秋，秋收。佛家喜歡講果位，即秋天之特色。涅槃、寂滅也是秋天的特色。秋金主禁，所以佛家多講戒。秋冬為兌乾。兌主說，佛家喜歡說法化人。這是西方文化地域特色。

基督文化產生於歐洲，在西北，乾卦為主，冬天之象。冬藏。乾為天，為上帝，學說中言必稱上帝，信上帝，遇事則呼天，是其一特色。

伊斯蘭文化好像也是產於歐，既然有二乾，自然要尋真，所以稱真主以區別於假主。

印度教文化產於雪山，山乃大自在天宮人間駐處，山乃艮象，位東北，大自天也位於東北。

等等。

盤古太極開天，因八卦之理化現八方天地，而一切人文有形成自然的地域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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