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位於四川的廣漢南興鎮，考古學界把三星堆遺址第二期起連續幾期文化遺存稱為三星堆文化，其年代下限存在爭議 。基於1933年至1980、1981年的若干次考古調查和發掘所獲資料，以及在1980年以後的多次發掘中，三星堆遺址考古獲得了更加豐富的資料，極大地豐富了三星堆文化的內涵。根據三星堆遺址古文化在四川地區分佈較廣，又具有一群區別於其他任何考古學文化的特殊器型，發掘者將這一考古學文化命名為“三星堆文化”。

三星堆文化研究涉及面極廣，在考古學、歷史學、民族學、文化學、藝術以及自然科學等領域都有不少學者加入研究行列，在各個方面都取得了重要進展，新成果不斷問世，同時在一些主要問題上也存在不少分歧。

1986年夏，隨著兩座大型商代祭祀坑的發現，上千件國寶重器橫空出世，三星堆頓時吸引了世界的目光。有學者推測，這些國之重器湮沒於塵埃是因為古蜀文明在三星堆文化末期發生了一次暴力性政治變革。隨著最高權力在不同族群間的更迭，三星堆文化式微，十二橋文化興起，古蜀文明的中心也隨之轉移到了金沙遺址地區。

為了直觀地呈現這一點，展覽大膽吸納新的學術研究成果，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副館長、研究員王方介紹，經過對三星堆、金沙遺址發現的青銅人像從髮型、髮飾進行比對解析，佐證了古蜀文明早期的上層社會中有兩大族群：主世俗事務的“辮髮”族群與主祭祀的“笄發”族群。然而到了十二橋文化時期，辮髮族群取代了笄發族群成為宗教的“代言人”，在上流社會一家獨大。

但政治影響力可以擦除，三星堆時期的文化烙印卻無法從十二橋文化中抹去。透過平行對比，展覽帶著觀眾抽絲剝繭，從權力、信仰、禮儀等角度揭開了社會變革中兩個文化間緊密的傳承關係。其中最有意思的莫過於：過去權力更迭的象徵器物今天卻成了解密兩種文化傳承關係的關鍵符碼。

在三星堆文化時期，權力的重要象徵之一毫無疑問是金面具。在展館中展示的諸多青銅人頭像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一尊戴金面具的辮髮青銅人頭像，其大小、形狀與展出的其他人頭像幾乎別無二致，但在金面具的映襯下顯得格外威嚴高貴、氣度不凡。金面具的雙眉、雙眼部位鏤空，與頭像渾然一體，要做到這一點必須經歷蹭試、剔除、黏合等繁複工藝。王方告訴記者，製作金面具絕不僅僅是為了美觀，更可能是在宗教祭祀活動中具有特定的功用和文化意義。

而這樣的金面具在十二橋文化中也有發現。本次展覽展出了金沙遺址所發掘的兩件金面具中較小的一件。面具表面光彩熠熠，背面卻略顯粗糙，表明它應該同三星堆的金面具一樣是某個器物或人像的附屬。學者認為，它很可能作為神職人員祭祀作法和神靈溝通的法器使用，這在同一時期的中國其他文化中還未曾發現，足以說明金箔覆面的用法和文化內涵是一以貫之承襲自三星堆文化時期。當然，細細比較仍然可以發現其中隱藏著這場政治變革留下的痕跡：三星堆的面具眼廓呈菱形，而這件面具卻呈橢圓狀，暗示了權力中心在兩個族群之間發生了轉移。除了金面具，“權杖”是三星堆時期另一重要的權力象徵。王方說，三星堆最具代表性的權力道具便是一根殘長143釐米、包覆金箔的權杖，杖上飾有帶頭冠與耳飾的人頭像以及箭射穿魚、鳥的紋飾。儘管這根“金杖”沒有來到本次展覽的現場，但有另一件權之重器——爬龍柱形青銅器。這隻“爬龍”有著羊一樣外翻的大犄角，龍口大張，獠牙外露，威勢畢現；龍身則像蜥蜴一樣趴在柱形器座上，兩爪攀附兩側，尾巴稍稍勾起，顯得生機盎然。由於器物已在埋藏前損毀，對其性質學界一直多有猜測，但相信只要見到它，便沒有人會懷疑它對於“至高無上”的詮釋力。

而十二橋文化時期權力具象出現了新形態，其代表器物就是金沙遺址中出土的一件金冠帶。冠帶表面採用精湛的鏨刻手法，以對稱佈局的形式刻畫了四種圖案紋飾：中央是簡化了的人頭像，兩側以延續的方式分別刻有一鳥、一魚、一箭。每組之間又以人頭像相銜接，線條流暢，生動奇妙。“這魚、鳥、箭的組合圖案卻又與三星堆出土的金杖紋樣幾乎一模一樣，若說這種權力表現形式直接承襲自三星堆文化也毫不為過。”王方說

2.交與融：百川終歸海

“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在李白的詩中蜀地是神秘且與世隔絕的，但在展館中，丫形射部的牙璋、有領玉璧等脫胎於中原文化禮器，勾連甘肅、新疆的青銅牌飾，來自海洋文明的青銅貝與阿文綬貝玉佩飾……一件件珍品卻為我們勾勒了一個開放且包容的蜀地。

而到了青羊宮文化時期，這種與中原文化、秦文化、楚文化等中國其他地區文化相互交融相互滲透的態勢更是從未有過的鮮明。

值得一提的是，在青羊宮文化展區內，“巴蜀”一詞的出現頻率遠遠超過“蜀”與“古蜀”，似乎喻示著這一時期蜀文化與同處四川盆地的巴文化已經難分你我。最重要的一個文化符號便是“巴蜀圖語”。

西漢史學家揚雄在《蜀王本紀》中曾武斷地評價蜀人“不曉文字，未有禮樂”，因此古蜀文明沒有文字一度成為考古界的共識。但這對古蜀文明這樣一個高度發達的文明來說顯然十分反常。據成都博物院副院長謝志成介紹，隨著考古工作的推進，學界逐漸意識到，將一些在容器、兵器、印章、漆器等器物上頻繁出現的紋樣認定為裝飾，其實是低估了它們的文化價值——這些符號很有可能是當時巴蜀地區通行的獨立文字，在秦統一六國後的“書同文”政策下銷聲匿跡。提到“巴蜀圖語”，就不得不提“巴蜀印章”，而“巴蜀印章”中規格最高的則是一枚古蜀王印。這枚“王之印璽”默默地隱藏在展區右側，但即便它十分“親民”地與一眾“兄弟姐妹”待在一個展櫃裡，也掩不住它的獨特與雍容。印章圖案十分有趣，下方中部放著一個裝酒的器皿“罍”，兩邊各站著一個人像，互相手拉著手；上方正中是一個網格狀的圖案，這疑似族徽的符號兩側各有一個銅鈴狀的樂器，謝志成告訴記者，它們一為木鐸，一為金鐸。鐸是古代宣佈政教法令或戰事時用的大鈴，盛行於中國春秋至漢代。這方印集文武之鐸於一體，也證明了它的尊貴地位。

巴文化之外，蜀文化與長江中游的楚文化也交集頗深。傳說，有荊（今湖北、湖南）人鱉靈溺死，屍體逆流而上來到成都，竟然復活了。當時的蜀王杜宇拜其為相。因鱉靈生長於多江湖的荊楚，識水性，成功地治理了一場大洪水，最終令杜宇禪位於鱉靈。鱉靈及其子孫皆號稱開明帝。有意思的是，中心櫃中這五件鼎正來自開明王朝時期的蜀王墓。謝志成指著正中一件鼎向記者示意，只見它附耳、蹄足，鼎蓋上臥了三隻銅牛，是典型的楚鼎樣式；而蓋內鑄銘“邵之飤”中的“邵”又恰是楚國三大姓氏“屈、景、昭”之一，似乎暗示了蜀地王族與荊楚的歷史淵源。

更有意思的是，這隻鼎與其餘四隻蜀人的“仿製品”共同構成了“列鼎”現象。謝志成介紹，以九、七、五之數成組列鼎是周王朝的禮器制度，出現在四川地區還是首次發現，他還指出此墓葬中同時還隨葬五件形制相同的銅罍，則又體現了蜀地特有列的罍制度。中原王朝的禮器制度與蜀地的禮器制度同時並存於同一座墓葬，正是古蜀文明逐步融入華夏主體文明的證明，也讓我們看到，或許每個文明的骨子裡都帶著渴望交流的基因，沒有哪一種文明能是一座永遠的“孤島”——可能一時會受到地理限制而閉塞，而一旦這種限制被打破，文明之間的交流與融合便再難阻隔。當然，在這個過程中，本文明中特性的稜角也將不可避免受到消磨——可惜嗎？

不。王朝或有盡時，文明卻永遠不死：吸收了秦楚文化後從瑰異走向寫實的水陸攻戰紋青銅壺憑藉繁複的長篇人物故事攀上了戰國青銅藝術的新高度；而巴蜀文化創制的青銅鍪、巴蜀圖語中的虎紋被秦文化吸收後也隨著武力擴張滲進各地的文化……正是這樣的層層積澱奠定了中國文明的多元一體格局。走出展館前，記者忍不住又回頭看了一眼。也許很久都不會再有這樣驚心動魄的體驗了：千百年的光陰被濃縮在這樣一個小小的空間內，從中走過，便目睹了一個文明從驚豔亮相到恢宏落幕。這就是文物的力量，也是文物展覽的力量。

公元前1600年，商湯佔領伊洛平原後，建都西亳（偃師商城），到商王朝第10個王中丁時，遷都於隞，即今鄭州商城，此後又經常遷都。公元前1300年左右，商朝第19個王盤庚時，遷都於殷（今安陽），從此不再遷都。公元前1250年，盤庚的侄子武丁即位。這時，與商王朝對峙的鬼夏王期已在成都平原立國350年左右。

武丁在位時期，任用賢臣傅說為相，妻子婦好為將，對鬼夏王朝（鬼方）進行了滅國戰爭，商王朝取得勝利。史稱“武丁中興”或“武丁盛世”。

《竹書紀年》載：“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於荊。三十四年，王師克鬼方，氐羌來賓。”武丁和婦好的進軍路線是，先到達荊楚，掃清鬼夏王朝的外圍勢力後，攻入成都平原，滅掉鬼夏，並降服氐羌諸部落。甲骨卜辭載“鬼方易”，即鬼夏王朝餘部向遠方逃走。

這次戰爭經歷了三年，而在這次戰爭中，南巢古城被夷為平地，鬼夏餘部在砸碎國寶重器後，向西部逃逸。這就是三星堆文明宊然消失之謎。

三星堆文化是一個擁有青銅器、城市、文字元號和大型禮儀建築的燦爛古代文明。三星堆文化以夏文化和鄂西川東峽區土著文化的聯盟為主體的考古學文化，透過鄂西地區、三峽地區這樣的傳播路線進入了四川盆地為中心的成都平原，在當地相當發達的土著文化基礎上形成的一種文明。

三星堆文化命名

首先，三星堆文化的命名，是基於1933年至1980、1981年的若干次考古調查和發掘所獲資料。自1933年華西大學博物館葛維漢、林名均首次發掘，直到1949年以後才對三星堆一帶展開科學的考古調查與發掘。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四川大學歷史系等於1956年、1958年、1963年、1964年和1980年5月在這一帶進行過考古工作，當時稱這一帶的古遺址為中興古遺址。

其次，1980年11月至1981年5月，四川省文管會、省博物館和廣漢縣文化館在三星堆進行發掘，獲得豐富的資料，發現房屋基址18座、灰坑3個、墓葬4座、玉石器110多件、陶器70多件及10萬多件陶片。年代上限距今4500±150年，大致延續至距今3000年左右，即從新石器時代晚期至相當中原夏、商時期。根據三星堆遺址古文化在四川地區分佈較廣，又具有一群區別於其他任何考古學文化的特殊器型，發掘者建議將這一考古學文化命名為“三星堆文化”。

形成發展

三星堆文化是夏人的一支從長江中游經三峽西遷成都平原、征服當地土著文化後形成的，同時西遷的還有鄂西川東峽區的土著民族。三星堆文化可以說是以夏文化和鄂西川東峽區土著文化的聯盟為主體的考古學文化。

透過鄂西地區、三峽地區這樣的傳播路線進入了四川盆地中心的成都平原，在當地相當發達的土著文化的基礎上，形成了三星堆文化。以後的二里崗期商文化也是透過這樣的傳播路線與三星堆文化發生聯絡。

三星堆文化面貌構成中，除夏文化因素的主體地位外，來自鄂西川東峽區的文化傳統也佔有很重要的地位，這一點特別在陶器文化層面上反映更加突出。

三星堆位於四川廣漢南興鎮。1980年至1981年間考古學界把三星堆遺址第二期起連續幾期文化遺存稱為三星堆文化 ，其文化年代下限存在爭議 。基於1933年至1980年、1981年的若干次考古調查和發掘所獲資料，以及在1980年以後的多次發掘中，三星堆遺址考古獲得了更加豐富的資料，極大地豐富了三星堆文化的內涵。

三星堆文化位於四川省廣漢市三星堆鎮，考古學把從1980年，1981年若干次考古發掘所獲得遺存文物及夏商先人們遷徙融合當地土著人的時代背景稱為三星堆文化。

三星堆在地圖上的位置

三星堆文化是一支夏人從長江中游經三峽西遷成都平原、征服當地土著文化後形成的，同時西遷的還有鄂西川東峽區的土著民族。三星堆文化可以說是以夏文化和鄂西川東峽區土著文化的聯盟為主體的考古學文化。

三星堆出土了很多文物古蹟，例如：大銅樹，銅人立像，陶器、封口盉、鬹、觚、高柄豆，銅牌飾、銅鈴，玉戈、玉璋等，部分文物如下圖：

三星堆的銅人

銅鳥

三星堆文化最重要的意義在於將中國歷史向前推進了若干年，第一次發現和古老的夏朝有關聯的問題佐證。同時對夏商時期青銅製作，民族習俗，人民生活形態等多方面進行了體現和展示。可以說是考古學的重大發現。不亞於秦始皇兵馬俑。

“三星堆位於四川廣漢南興鎮。考古學界把三星堆遺址第二期起連續幾期文化遺存稱為三星堆文化，其年代下限存在爭議。基於1933年至1980、1981年的若干次考古調查和發掘所獲資料，以及在1980年以後的多次發掘中，三星堆遺址考古獲得了更加豐富的資料，極大地豐富了三星堆文化的內涵。根據三星堆遺址古文化在四川地區分佈較廣，又具有一群區別於其他任何考古學文化的特殊器型，發掘者將這一考古學文化命名為“三星堆文化”。三星堆文化研究涉及面極廣，在考古學、歷史學、民族學、文化學、藝術以及自然科學等領域都有不少學者加入研究行列，在各個方面都取得了重要進展，新成果不斷問世，同時在一些主要問題上也存在不少分歧。”

三星堆位於四川廣漢南興鎮。考古學界把三星堆遺址第二期起連續幾期文化遺存稱為三星堆文化，其年代下限存在爭議 。基於1933年至1980、1981年的若干次考古調查和發掘所獲資料，以及在1980年以後的多次發掘中，三星堆遺址考古獲得了更加豐富的資料，極大地豐富了三星堆文化的內涵。根據三星堆遺址古文化在四川地區分佈較廣，又具有一群區別於其他任何考古學文化的特殊器型，發掘者將這一考古學文化命名為“三星堆文化”。三星堆文化研究涉及面極廣，在考古學、歷史學、民族學、文化學、藝術以及自然科學等領域都有不少學者加入研究行列，在各個方面都取得了重要進展，新成果不斷問世，同時在一些主要問題上也存在不少分歧。

三星堆遺址是1931年英國牧師董宜篤(V.H.Donnithorne)在廣漢獲悉當地農民燕道誠因車水溉田挖出石壁、玉璋、玉琮、玉壁等一大批玉石器而被發現的。

三星堆文化是夏人的一支從長江中游經三峽西遷成都平原、征服當地土著文化後形成的，同時西遷的還有鄂西川東峽區的土著民族。

三星堆文化可以說是以夏文化和鄂西川東峽區土著文化的聯盟為主體的考古學文化。透過鄂西地區、三峽地區這樣的傳播路線進入了四川盆地中心的成都平原，在當地相當發達的土著文化的基礎上，形成了三星堆文化。以後的二里崗期商文化也是透過這樣的傳播路線與三星堆文化發生聯絡。

三星堆文化面貌構成中，除夏文化因素的主體地位外，來自鄂西川東峽區的文化傳統也佔有很重要的地位，這一點特別在陶器文化層面上反映更加突出。

三星堆文明的產生不是孤立的。它既有自己悠久而獨立的始源，又受著中華文明內部不同地域之間的文化，乃至東方文明不同地域的文化或明或隱、或直接或間接的影響。

儘管三星堆文明在其起源、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受到中原文明較多的影響，採借了中原青銅器和陶器中的某些形式，但從整體上看，仍然具有明顯的自成體系的結構框架，因此是中國文明的起源地之一。

三星推文化是1980年至1981年間考古學界對三星對遺址第2期起連續幾期文化遺存的概稱，其文化年代下限存在爭議。三星推文化研究涉及面積廣，在考古學，歷史學，民族學，文化學藝術以及自然科學等領域都有不少學者加入研究行列。在各個方面都取得了重要進展，新成果不斷問世，同時在一些主要問題上也存在不少分歧。

三星堆位於四川省廣漢市三星堆鎮。1980年至1981年間考古學界把三星堆遺址第二期起連續幾期文化遺存稱為三星堆文化[1]，其文化年代下限存在爭議[2]。

三星堆文化基於1933年至1980年、1981年的若干次考古調查和發掘所獲資料，以及在1980年以後的多次發掘中，三星堆遺址考古獲得了更加豐富的資料，極大地豐富了三星堆文化的內涵。

三星堆遺址古文化在四川地區分佈較廣，又具有一群區別於其他任何考古學文化的特殊器型，發掘者將這一考古學文化命名為“三星堆文化”。

三星堆文化研究涉及面極廣，在考古學、歷史學、民族學、文化學、藝術以及自然科學等領域都有不少學者加入研究行列，在各個方面都取得了重要進展，新成果不斷問世，同時在一些主要問題上也存在不少分歧。[3]

廣漢三星堆文化是三千年以前古蜀國的文化遺存，特別神秘，沒有文字，出土的青銅器器型誇張大膽，用現代的美學標準來看就是表現主義的風格，其代表是青銅立人像。

三星堆文化是夏人的一支從長江中游經三峽西遷成都平原、征服當地土著文化後形成的，同時西遷的還有鄂西川東峽區的土著民族。三星堆文化可以說是以夏文化和鄂西川東峽區土著文化的聯盟為主體的考古學文化

透過鄂西地區、三峽地區這樣的傳播路線進入了四川盆地中心的成都平原，在當地相當發達的土著文化的基礎上，形成了三星堆文化。以後的二里崗期商文化也是透過這樣的傳播路線與三星堆文化發生聯絡。

三星堆文化面貌構成中，除夏文化因素的主體地位外，來自鄂西川東峽區的文化傳統也佔有很重要的地位，這一點特別在陶器文化層面上反映更加突出。

中國古代的蜀文化和巴文化，分佈地區有別，但卻彼此相鄰，其文化面貌儘管有差別，卻有很大的相似性。也就是說，早期蜀文化和巴文化雖然各有自身特徵，如果和同時期其他考古學文化作比較，其共同性就很突出，可以把二者劃在一個大文化圈(區)內。蜀文化和巴文化是這個大文化圈(區)內的兩個小文化。

三星堆遺址的考古發現讓我們重新認識了巴蜀文化，將古蜀國的歷史推前到了5000年前，昭示了長江流域與黃河流域一樣，同屬中華文明的母體，被譽為"長江文明之源" 。

三星堆遺址在學界也有不少爭議，爭議在於發現的青銅器與同時期的商周青銅器文化有較大的差別。

在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三四百件青銅器，更是轟動中國，震驚了世界。其中有代表性的世界上最大、最完整的青銅大立人像（通高2.62米，重逾180公斤，被稱為銅像之王）、世界上最大的青銅縱目人像（兩耳間相距1.38米，重逾80公斤），件件是獨一無二的藝術珍品。

透過這兩件代表性的青銅器我們不難看出器形高大、造型生動、結構複雜是三星堆青銅器重要特點，在上千件的三星堆出土文物中，青銅器是最引人注目的稀世珍寶了。但三星堆迄今為止尚未發現可識讀的文字，正因為這樣，專家們意見最多，爭議也是最大的。

爭議一 青銅縱目人像，造型極度誇張，既像人又像怪獸，耳朵高聳，眼球凸出。宛如神話故事裡的千里眼、順風耳，十分生動而神秘。

有人認為古蜀人如此重視刻畫眼睛，是跟古蜀第一任蜀王蠶叢有關。我們知道，眼睛凸出是甲亢病患者的一個重要特徵。蜀王蠶叢原來居住的地方叫汶山郡,而汶山郡近代是個嚴重缺碘、甲亢病流行的地區，結合有關史書記載“有鹼石，煎之得鹽。土地剛滷，不宜五穀”推測蜀王蠶叢很可能是一個嚴重的甲亢病患者，生前眼睛格外突出。而他的後人抓住了這一特點給塑造蠶叢神像時並進一步刻意“神化”，這就是蜀王蠶叢神像被刻畫成“縱目”的原因。《華陽國志》記載：“蜀侯蠶叢，其目縱，始稱王”，其墓葬稱為“縱目人冢”。所謂“縱目”，即是指這種銅面具眼睛上凸起的圓柱，三星堆出土的突目銅面具，正是古代蜀王蠶叢的神像。

既然古代時汶山郡是個嚴重缺碘的地區，那麼甲亢者並不在少數，在當時並不足為奇，不可能就蜀王蠶從一人得了嚴重甲亢，那麼還有必要刻意突出這一不在少數的特點？

爭議二 三星堆出土的銅像、面具眼晴除了縱目還兩個顯著特點，眼睛中間有一道橫向稜線，沒有表現出瞳孔的，眼睛中有眼珠或用黑墨繪出眼珠的，有專家認為眼晴有眼珠的才是普通人，而沒能瞳孔的不是普通人，實際上是神職人員。根據民族誌的材料，許多神職人員在通神做法的時候，往往要服用一些致幻的藥物，憑藉這些藥物的效果達到做法的成功，在三星堆王國的神聖階層他們是一群很特殊的人，掌握著較高的文化，但是眼睛是失明的？

爭議三 由於出土的青銅面具、人像高鼻深目、顴面突出、闊嘴大耳，有人結合此特點和其他神秘的符號和圖案，與瑪雅文化、古埃及文化相比較，而推測三星堆文明是古埃及，甚至瑪雅文明雜交的成果？

爭議四 三星堆出土的上千件文物中有大量海貝、象牙等，有學者拿古蜀文化與古南亞文明比較出多處共有特徵，據此，學者推斷，三星堆獨特的文明是古蜀國透過“西南絲綢之路”與古印度、古南越等進行海外貿易及文化融合的結果？

當然，以上這些僅僅限於猜測，這些都很大的爭議，是尚待深入研究的重大課題。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三星堆文明有著鮮明的地域特色，跟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構成一樣，也是多民族的統一體，而非什麼“雜交文明”和“來自其它大陸的‘老外’”。

三星堆遺址位於四川省廣漢市南興鎮北，這裡有一條古河道叫“馬牧河”，河道北岸的階地形似月牙，人們便給它起了個美麗的名字——“月亮灣”，而三星堆則得名於河道南岸的3個大土堆。英國《獨立報》曾以《中國青銅像無與倫比》為題發表文章，稱三星堆青銅像是“古代最傑出的藝術製品”，而這次大量青銅文物的出現，也將使人們對中國金屬製造的認識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讓我們感受到了一個高度發達的早期蜀王國文明的無窮魅力。這些遺蹟和遺物中，我們從中所感受到的只是一個早期蜀王國燦爛文明的物質表現，它那深厚的文化底蘊和神秘的青銅藝術則需要我們去品鑑研究欣賞。

三星堆位於四川省廣漢市三星堆鎮。1980年至1981年間考古學界把三星堆遺址第二期起連續幾期文化遺存稱為三星堆文化。

三星堆是三座長約數十米至百米，高約5米至8米，連線成一線的土堆，分佈在馬路和西岸東南西三面的臺地上，關於三星堆其名，有一個美麗的神話，傳說玉皇大帝從天上灑落三把泥土，落在了廣漢的之前湔江之畔後形成了三座大土堆，突兀地立於平原之上，猶如一條直線上分佈的三個金星，故名三星堆。在牧馬河對岸，有一高出周圍的弧形臺地，富於奇想的人們，於是將這座片臺地起名為月亮灣。三星堆與月亮灣隔河相望。亙古而來，形成了廣漢八景之一，三星伴月。

考古學家將該遺址群的文化遺存分為4期，其中一期為早期堆積，屬於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2~4期則屬於青銅文化。遺址群年代上起新石器時代晚期下至商末周初，上下延續近2000年。其中出土的文物是寶貴的人類文化遺產，在中國的文物群體中，屬最具歷史，科學，文化，藝術價值和最富散光性的文物群之一。

所以命名為三星堆文化。

1933年華西大學博物館葛維漢、林名均首次發掘，直到1949年以後才對三星堆一帶展開科學的考古調查與發掘。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四川大學歷史系等於1956年、1958年、1963年、1964年和1980年5月在這一帶進行過考古工作，當時稱這一帶的古遺址為中興古遺址（因遺址位於廣漢縣中興公社範圍）。

1980年11月至1981年5月，四川省文管會、省博物館和廣漢縣文化館在三星堆進行發掘，獲得豐富的資料，發現房屋基址18座、灰坑3個、墓葬4座、玉石器110多件、陶器70多件及10萬多件陶片。年代上限距今4500±150年，大致延續至距今3000年左右，即從新石器時代晚期至相當中原夏、商時期。

根據三星堆遺址古文化在四川地區分佈較廣，又具有一群區別於其他任何考古學文化的特殊器型，發掘者建議將這一考古學文化命名為“三星堆文化”。

1986年兩個“祭祀坑”發現後，出土上千件青銅器、金器、玉石器、象牙以及數千枚海貝，加上後來發現的三星堆古城址，這些重大考古新發現立即突破了以前的認識，使學術界最終充分認識到，三星堆文化（不包括三星堆遺址一期文化）是一個擁有青銅器、城市、文字元號和大型禮儀建築的燦爛的古代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