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唐代貧富分化的動因

唐代貧富分化不斷加劇的原因十分複雜。一方面，需認識到貧富分化是社會發展的正常規律和必然結果，正如顏真卿所言:“弱之食，強之取，飢寒顛沛而漁奪之不厭，則畝畝之民，若之何能求其安也?自古為民之病者多類此”。但是，唐代尤其是中後期，貧富之間的兩極分化，尤其是廣大農民的極端貧困，並非是社會正常發展的必然。事實上，農業收益的低下、稅役繁重且不均、貴富官員的欺凌等，都是貧農日益窮困的推手。

(一)產業收益不一

司馬遷《史記》卷一二九《貨殖列傳》雲: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司馬遷言簡意賅地指出，農業、工業、商業之間的經濟收益，存在明顯的行業差距嘲。司馬氏此言雖描述西漢之社會場景，但放在唐代仍有借鑑意義。白居易《策林》記雲:射時利者賤收而日富，勤力穡者輕用而日貧陽。

 

捨本業趨末作者，非惡本而愛末，蓋去無利而就有利也。牛希濟《治論》記雲:農人之家，恆苦時弊;工之屬也，亦受其役而不受其直;唯賈之利獨便於時，…所以今之世，士亦為商，農亦為商，商之利兼四人矣。

農業雖為民生之本，卻處於弱勢地位，其投資較大，而且生產週期長，加上賦稅、天災、物價等因素影響，生產收益極為低下，農民辛苦終年，最後甚至難以養家餬口，以致天下農民“貧弱者眾、“貧多富少”

(二)存在特權階層

唐朝初年，國家按照貴族、官僚的政治地位和社會身份的高低，規定他們可以佔有數額不等的永業田產，貴族官僚可以佔有的田產數額巨大，

但是，貴族官員等特權階層並未滿足，他們往往利用政治經濟特權，額外佔田、肆意侵佔田產，兼併國用土地和普通農民土地，這成為他們積累財富的主要路徑。

 

唐代始終秉持“食祿之家，不得與下人爭利”的禁令，因貴族官員身份特殊，擁有政治特權，極易以權謀私、侵奪下民。“但歷史發展的實際情形是屢禁不止，王朝國家頒佈的禁令得不到切實的和真正的執行，而是不斷地走向廢弛和失效，貴族官僚們藐視禁令甚至無視禁令，從事多種工商業經營和高利貸盤剝，貪婪攫取資產，瘋狂積累財富，不斷加劇社會上下階層之間的天壤差距，推動社會經濟關係的日趨惡化、經濟結構的日漸傾斜和階級關係的日益激化”貴族、官員等經商貿易、攫取財富，卻造成了貧富差距的急劇加大。

要之，唐代的貴族官僚，利用政治權勢，侵吞田產、經商貿易，進而廣建田莊，收取高昂田租，以此謀取財富。唐代“足谷翁”、“地癖”等等出現，就是典型的代表。

 

（三）官吏欺凌百姓

地方州縣官員對普通農民的生產生活影響較大。但由史料可知，唐代地方官員中不乏腐敗者，他們巧取豪奪、舞文弄法，普通農民備受其苦。

唐後期，地方官員侵逼百姓的現象有增無減，其中危害最大的是額外徵稅。

（四）貧富之間稅負不均

沉重的稅負，致使廣大農民日益貧困化，與富戶的經濟差距越來越大。更關鍵的是，豪富地主千方百計地逃避賦役，將其承擔的稅負轉嫁到貧農身上，造成“州縣差役不均”的困局，出現“與富而奪貧”的社會問題，結果“賦稅不均，居者日困”。

唐前期，在貧富日益分化的形勢下，按丁徵稅的租庸調製越來越脫離社會的現實，加之富者逃稅避役，稅負嚴重不均，以致“孤煢者資有厚斂，豪富者貸以輕徭”，將貧農推行貧困的深淵。

 

富者勾結官吏、專家賦稅，出現“富者稅益少，貧者不免於捃拾以輸縣官的歷史場景。導致廣大“貧下戶納兩稅”造成“貧者彌貧，而服役於富室”的社會困局，導致貧富分化越來越大，貧民的經濟負擔沉重，生活條件不斷惡化。

(五)富者為富不仁

唐代的豪富階層唯利是圖、為富不仁，為了肆意攫取財富，不惜控制貨幣、操縱物價、濫放高利貸等，以此侵奪貧民、藉以肥己。

唐代惡錢屢禁不絕，劉秩說:“法令不行，人之不理，皆由貧富之不齊也。事實上，豪富階層從江淮地區專門換取惡錢，進而將其運往長安、洛陽等地打亂當地市場，牟取暴利，史謂“至於商賈積滯，富豪藏鏹，兼併之人，歲增儲蓄”，而“貧素之士，日有空虛。以致“貧窶日困，奸豪歲滋。唐代的息利本錢或高利貸。

 

然而，高昂的利率使其成為貧民的噩夢，同時造成貧者越貧、富者越富的歷史局面。

三、結語

唐代社會的貧富兩極分化，經歷了日益惡化的歷史程序，並構成唐王朝最終覆滅的原因之一。在帝制王朝統治下，特權階級在政治和經濟上擁有難以約束的強權，他們藉此肆意侵奪百姓和國家利益，損人利己、聚斂財富。同時，官員政治腐敗、富者為富不仁，以及農業生產的低效益，更是貧富兩極分化的助推器。

儘管唐朝廷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曾採取了種種舉措和改革但實際效果其微當然不僅唐代加此整個帝制王朝時期，貧富兩極分化一直難以根除。這一現象的存在，很大意義上是帝制王朝的體制缺陷和管理弊病所致。

貧富兩極分化是唐代社會經濟生活中十分引人關注的歷史現象。一方面，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寸土之地;另一方面，富者生活奢華、縱慾享受，貧者卻衣食如牛馬，甚至破產流亡、成為佃客。富者何以富與貧者何以貧，成為研究過程中的首要問題。總體來看，唐代貴族官員等富者，依靠政治經濟特權，兼併田產、經營工商業，瘋狂聚斂財富，導致富者愈富。另一方面，由於農業產業利潤低，加之天災人禍、賦役繁重、政治腐敗、富人侵逼等外在因素，致使廣大農民喪地失田、生活貧困，貧富兩極分化日漸嚴重，最終引發下層貧農的抗爭和李唐王朝的崩潰。

一、唐代的貧富分化

唐代民眾以資產高下分為九等，其中上三等戶是富裕階層，而下三等戶是貧農階層。武周時，李嶠說:“天下編戶，貧弱者眾”文宗時，韓愈也說:“所在百姓，貧多富少”據張澤鹹先生研究，天寶年間，貧農佔全國總人口的90％左右可富者僅為全國人口的10％。雖然唐代貧富階層之間的人口數量對比懸殊，但二者的財產佔有與消費水平，卻呈現出倒金字塔的結構，差距極為巨大。

（一）田產佔有

在農耕社會，田產是各階層間爭奪最激烈的資源，也是貧富分化最明顯的表徵之一。唐初，各階層間的田產數量雖有差異，但尚未出現嚴重不均的情形。高宗、武后時期，貴富階層勢力壯大，“高戶之位，田業已成”，他們“皆籍外佔田”同一時期，關中地區“丁壯受田，罕能充足”。江南西道的彭澤，地狹，山峻無田，百姓所營之田，一戶不過十畝、五畝，準例常年縱得全熟，納官之外，半載無糧。”貧富階層之間差距極大。

安史之亂後，貴富集團的土地兼併積聚進入了毫無羈絆的發展階段，規模巨大的田莊大量湧現，土地資源所有在社會上下階層之間的差距更加巨大，貧富分化天壤之別。唐末，這一現象更加嚴重，如懿宗鹹通時，“富者有連阡之田，貧者無立錐之地”，反映了田產不均、貧富分化的社會現實。

（二）生活水平

唐代的貴族、官僚和富商，坐擁鉅額財富，消費能力驚人，他們“尚縱驕奢。器玩猶擅珍華，車服未捐珠翠”，享盡人間奢華。與之相比，貧農的生活可謂悽苦，甚至不時面臨著衣食無著、窮困潦倒的窘境。

武后、中宗、睿宗三朝，諸王公主生活上極盡奢靡。唐後期，王公高官注重生活享受。貴族高官還竟作高宅大舍、相互競爭。唐後期，在戰事、重賦和天災的摧殘下，農村生產日益蕭條，民不聊生。

村閭間十之八九皆是貧農，飽受飢寒之苦。如《賣炭翁》詩云:賣炭翁，“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聞，生活悽苦於此可見一斑。更甚的是，旱澇災害、衣食無著之際，貧農之家只得賣子鬻女，以圖存活，連妻女都無法養活、保障，生活十分悽慘。

由上文可知，唐代貴富階層的奢華生活具有相當普遍性，可謂是無官不奢、無將不侈。與此同時，貧民的悽苦之態更勝前朝。“第館亙街陌，奴婢厭酒肉，而貧人羸餓就役，剝膚及髓”，方是唐代貧富階層生活的真實寫照。

二、唐代貧富分化的動因

唐代貧富分化不斷加劇的原因十分複雜。一方面，需認識到貧富分化是社會發展的正常規律和必然結果，正如顏真卿所言:“弱之食，強之取，飢寒顛沛而漁奪之不厭，則畝畝之民，若之何能求其安也?自古為民之病者多類此”。但是，唐代尤其是中後期，貧富之間的兩極分化，尤其是廣大農民的極端貧困，並非是社會正常發展的必然。事實上，農業收益的低下、稅役繁重且不均、貴富官員的欺凌等，都是貧農日益窮困的推手。

(一)產業收益不一

司馬遷《史記》卷一二九《貨殖列傳》雲: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司馬遷言簡意賅地指出，農業、工業、商業之間的經濟收益，存在明顯的行業差距嘲。司馬氏此言雖描述西漢之社會場景，但放在唐代仍有借鑑意義。白居易《策林》記雲:射時利者賤收而日富，勤力穡者輕用而日貧陽。

捨本業趨末作者，非惡本而愛末，蓋去無利而就有利也。牛希濟《治論》記雲:農人之家，恆苦時弊;工之屬也，亦受其役而不受其直;唯賈之利獨便於時，…所以今之世，士亦為商，農亦為商，商之利兼四人矣。

農業雖為民生之本，卻處於弱勢地位，其投資較大，而且生產週期長，加上賦稅、天災、物價等因素影響，生產收益極為低下，農民辛苦終年，最後甚至難以養家餬口，以致天下農民“貧弱者眾、“貧多富少”

(二)存在特權階層

唐朝初年，國家按照貴族、官僚的政治地位和社會身份的高低，規定他們可以佔有數額不等的永業田產，貴族官僚可以佔有的田產數額巨大，

但是，貴族官員等特權階層並未滿足，他們往往利用政治經濟特權，額外佔田、肆意侵佔田產，兼併國用土地和普通農民土地，這成為他們積累財富的主要路徑。

唐代始終秉持“食祿之家，不得與下人爭利”的禁令，因貴族官員身份特殊，擁有政治特權，極易以權謀私、侵奪下民。“但歷史發展的實際情形是屢禁不止，王朝國家頒佈的禁令得不到切實的和真正的執行，而是不斷地走向廢弛和失效，貴族官僚們藐視禁令甚至無視禁令，從事多種工商業經營和高利貸盤剝，貪婪攫取資產，瘋狂積累財富，不斷加劇社會上下階層之間的天壤差距，推動社會經濟關係的日趨惡化、經濟結構的日漸傾斜和階級關係的日益激化”貴族、官員等經商貿易、攫取財富，卻造成了貧富差距的急劇加大。

要之，唐代的貴族官僚，利用政治權勢，侵吞田產、經商貿易，進而廣建田莊，收取高昂田租，以此謀取財富。唐代“足谷翁”、“地癖”等等出現，就是典型的代表。

（三）官吏欺凌百姓

地方州縣官員對普通農民的生產生活影響較大。但由史料可知，唐代地方官員中不乏腐敗者，他們巧取豪奪、舞文弄法，普通農民備受其苦。

唐後期，地方官員侵逼百姓的現象有增無減，其中危害最大的是額外徵稅。

（四）貧富之間稅負不均

沉重的稅負，致使廣大農民日益貧困化，與富戶的經濟差距越來越大。更關鍵的是，豪富地主千方百計地逃避賦役，將其承擔的稅負轉嫁到貧農身上，造成“州縣差役不均”的困局，出現“與富而奪貧”的社會問題，結果“賦稅不均，居者日困”。

唐前期，在貧富日益分化的形勢下，按丁徵稅的租庸調製越來越脫離社會的現實，加之富者逃稅避役，稅負嚴重不均，以致“孤煢者資有厚斂，豪富者貸以輕徭”，將貧農推行貧困的深淵。

富者勾結官吏、專家賦稅，出現“富者稅益少，貧者不免於捃拾以輸縣官的歷史場景。導致廣大“貧下戶納兩稅”造成“貧者彌貧，而服役於富室”的社會困局，導致貧富分化越來越大，貧民的經濟負擔沉重，生活條件不斷惡化。

(五)富者為富不仁

唐代的豪富階層唯利是圖、為富不仁，為了肆意攫取財富，不惜控制貨幣、操縱物價、濫放高利貸等，以此侵奪貧民、藉以肥己。

唐代惡錢屢禁不絕，劉秩說:“法令不行，人之不理，皆由貧富之不齊也。事實上，豪富階層從江淮地區專門換取惡錢，進而將其運往長安、洛陽等地打亂當地市場，牟取暴利，史謂“至於商賈積滯，富豪藏鏹，兼併之人，歲增儲蓄”，而“貧素之士，日有空虛。以致“貧窶日困，奸豪歲滋。唐代的息利本錢或高利貸。

然而，高昂的利率使其成為貧民的噩夢，同時造成貧者越貧、富者越富的歷史局面。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不僅僅是唐朝的事情，歷朝歷代你都能找到這樣的事。貧富差距大，是很難解決的一個問題。

民以食為天，古代土地是最大的財富資源。王朝的開始一般都伴隨著戰爭。戰亂之下人口銳減。人口與土地的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加上開國前幾任皇帝官吏一般平均素質比較高，在施政方面能夠惠及百姓。所以王朝的前期老百姓日子可能苦了些，比較戰亂後百廢待興，需要建設積累。但是隻要勤奮，這個時期還是能夠吃飽飯的。

經過兩三代人的努力，王朝開始進入中期鼎盛階段。老百姓日子是相對比較好的時期。生活物品相對豐富。但是盛極而衰。王朝進入鼎盛階段的同時就開始走下坡路。吏治開始腐化，土地兼併愈演愈烈。古代靠天吃飯，一旦遇到旱災，洪水等，必然導致大量百姓顆粒無收，為了活下去就不得不將手裡的耕地賤賣給地主，富商們換取口糧。時間積累之下，沒有土地的流民會越來越多。

當這個王朝無地之人多到一定程度，王朝就會垮掉。於是戰亂再起。原本的統治階層被推翻，財富，土地等重新分配，然後繼續下一個迴圈…

那是玄宗後期，唐朝由盛而衰的轉折點。所以說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唐玄宗開元盛世將唐朝推向歷史巔峰。但是唐朝的衰落也是從這裡開始。玄宗後期養成驕奢淫逸的習慣，很少將精力放在國家大事上。從而造成了李林甫，楊國忠先後把持朝綱。更破壞了出將入相制度！李林甫可以長期擔任宰相，結黨營私，中飽私囊。邊將，安祿山可以藉此做大，最終造成安史之亂的慘劇。這場動亂過後，唐朝經濟受到了極大的破壞。國家的實力再沒有恢復到以前的水平。政局更加混亂。百姓流離失所……杜甫的這首詩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寫的。

盛唐背影:繁華落盡的晚景，竟然如此淒涼。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一名句出自我國唐代著名詩人杜甫的《自奉先縣詠懷五百字》。需要指出的是，這首詩寫於公元755年，也就是安史之亂爆發前夕，此時的唐朝，已經不能再算作盛唐，而是唐朝由盛轉衰的過渡時期。

不知道由於什麼原因，人們想起唐朝，第一印象肯定是繁華，第二印象可能是強盛，第三印象是既繁華又強盛。提起唐朝，人們總是津津樂道唐太宗是如何如何的開明，武則天是如何如何的霸氣，唐玄宗是如何如何的寵愛楊貴妃。人們想起的總是貞觀之治，開元盛世。似乎恢弘大氣的盛唐氣象就是唐朝的全部。

實則不然，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歷史上，在偉大的朝代也避免不了衰落，避免不了滅亡。兵馬強悍如秦漢者，也阻擋不了歷史的浪潮，將其淹沒，文化昌盛如兩宋者，也阻擋不了是寫的金戈鐵馬將其摧毀，建立在封建社會時期的唐王朝自然也不是一個不可破滅的神話。他和其他封建王朝一樣，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亡。盛世之後，餘下的晚景，照樣無限淒涼。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只是盛唐以後兩極分化的一個縮影。到了中唐統治階級對人民的剝削就更加肆無忌憚。“復有貧婦人，抱子在其旁。右手秉遺穗，左臂懸敝筐。”（白居易《觀刈麥》）貧苦的農民在飽受統治者的剝削之後只能拾賣為生。更有甚者，只能“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谷；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聶夷中《田家》）普通人民群眾的生活已經困苦到這種程度了，但是腐朽的統治者對於人民的剝削仍然意猶未足，“老農家貧在山住，耕種山田三四畝。 苗疏稅多不得食，輸入官倉化為土。”（張藉《山農歌》）既然官府的糧倉之中糧食多的都已經化為了塵土，為什麼不能分給貧苦的老百姓一些呢？只因“官場老鼠大如鬥，見人開倉亦不走。健兒無糧百姓飢，誰料朝朝入君口。”（曹鄴《官倉鼠》）

盛唐之後，貧富差距究竟如何？老百姓的生活究竟如何？透過以上這些詩句，逼著相信不用我多說，各位讀者也都一目瞭然了。而這就是開元盛世結束之後，唐朝社會的真實狀況，比之秦朝末年“貧者無食相易子”和漢朝末年“千里無雞鳴”，是不是同樣的慘烈？比之宋朝末年，元朝末年，明朝末年，清朝末年又能好得了多少呢？唐朝再輝煌也是封建專治獨裁時代，唐朝不僅有神話般盛唐，也有無限淒涼的中唐和晚唐。 對於歷史我們不能選擇性失憶！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寂寞天寶後，無人話淒涼。

杜甫誕生於大唐的盛世麗景之中，伴隨著他的成長，強盛的大唐卻日益衰敗。同時，也註定了杜甫一生悲慘的命運。他一生跋涉，顛沛流離，從而也使他目睹了大唐由盛轉衰的社會現實，感受了社會種種的不平之事，切實體會到了貧富分化的日益嚴重，富人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才揭露了“朱門狗肉臭，路有凍死骨”的嚴重的社會分化問題。

唐代的民眾以資產多少分為九等，其中上三等戶富裕階層，下三等是貧農階層，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韓愈曾說過：“所有百姓，貧多富少”，貧苦百姓要佔90%左右，富裕者僅為10%左右。因此，即使在盛唐時期，貧富分化問題也非常嚴重，何況杜甫生活在唐代由盛轉衰的的時代呢？

這首詩描寫唐朝天寶年間的實際情形。

天寶年間，唐朝社會表面上繁榮、經濟發展也在到了高峰，可實際上，社會上的腐朽力量迅速膨脹、各種社會矛盾也迅速激化，唐王朝的統治已是政治昏暗，危機四伏。

曾經勵精圖治、進行過一些改革的唐玄宗，到後期深居宮中，息於政事，只想安逸享樂。再加上宰相李林甫妒賢嫉能，擅權跋扈，“公卿不由其門而進，必被罪徙附離者，雖小人且為引重”。為了閉塞玄宗視聽，固己大權，李林甫召集諫官說：“今明主在上，群臣將順之不暇，烏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補闕杜進因上書言事，第二天就被黜為下邦令，從此誰也不敢再進諫。楊國忠是楊貴妃的本家哥哥，天寶十ー年（752年）接替李林甫為相後，依憑外戚之勢，更加專權驕橫，自己兼領四十餘職，整天發號施令，“臺省官有才行時名，不為己用者，皆出之”。朝政在他們的把持下變得十分黑暗。

安祿山、史思明的擾亂進一步使唐朝的社會、經濟、民生進入谷底…

我覺得“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種情況，不僅存在於唐朝，還存在於任何一個封建王朝，從夏開始，到清結束，每個朝代貧富分化都很嚴重，這是由當時的體制決定的。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句詩出自詩聖杜甫所作的《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全詩很長，真有五百字，在此就不照搬了，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查閱。

杜甫和同一時期的很多詩人不同，別人寫詩，抒發感情，雲裡霧裡。杜甫寫詩，雖然也抒發感情，卻沒有那些虛無縹緲不知所云的話，他是現實主義詩人，寫實派。他的詩描述的都是真實存在的社會現狀，被稱為“詩史”，意為可以當歷史去看待。

這首長詩初創於天寶十四年（755），當時杜甫被授予“河西尉”這種職位，但杜甫不願意，說“不作河西尉，淒涼為折腰”，朝廷便改任他為右衛率府胄曹參軍，這同樣是個小官，職責是看守兵甲器杖、管理門禁鎖鑰。

大家想一想，一個像杜甫這麼有才華的人，朝廷卻讓他擔任類似保安的職務，這是何等的不公。一肚子的才學無以施展，杜甫內心很苦悶，卻迫於生計，不得不接受朝廷的任命。而且此時他已到長安十年，仕途卻毫無進展，現實已經容不得他任性。

當年十一月份，杜甫去奉先縣（今陝西蒲城）探望妻兒，剛進家就聽到了妻子的哭聲，原來小兒子餓死了。杜甫悲痛萬分，結合長安十年的感受和沿途見聞寫下了這首著名的長詩。

這首詩不只是文學作品，真的可以當作史料去研究。杜甫的個人感慨還是其次，最主要的是，詩中揭露了統治階層的荒淫腐敗，普通百姓的艱難困苦。上層還在醉生夢死，底屋已經衣食不繼。可以說貧富之間的差距達到了無法容忍的程度，尖銳的社會矛盾必然爆發。

果然，詩成不到一個月，安祿山起兵造反了，百姓更處於水深火熱中。安祿山無疑是個不顧百姓死活的野心家，他反唐可不是為了百姓，而是為了他個人的慾望。他不為民，民也不為他，所以他以及後來的史思明註定不會成功。

如果有人對安史之亂的起因還有疑惑的話，可以看一下杜甫這首長詩，也就有答案了。貧富差距大到這種程度，哪怕安祿山不造反，也會有別人造反。

有件事情大家可能不知道，安史之亂中，已經把家搬到鄜州（今陝西富縣）羌村避難的杜甫聽說太子李亨在寧夏靈武即位為帝，極為振奮，趕去靈武投效，路上被叛軍抓了，押到長安，和王維關到一起嚴加看管。

不過，因為官職太小，叛軍沒怎麼在意杜甫，讓他找機會跑了。王維卻被叛軍逼迫著出任偽職，平亂後險些被斬。幸而他被俘時曾作《凝碧池》抒發亡國之痛和思念朝廷之情，可以被看為“身在曹營心在漢”，而且他的弟弟王縉平亂有功，為其贖罪，王維才被寬恕。

總之，盛唐時的貧富分化的確很嚴重，由此造成各種不可調和的社會矛盾，長此以往，大唐王朝必有一亂。這也算是“盛極必衰”的真實寫照吧。

這句話出自《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是杜甫最好的長詩之一。詩作於天寶十四年十月，就是安史之亂前一個月。這個時候，玄宗皇帝和貴妃娘娘還在驪山避寒。杜甫當時剛得了個小職位，回去探望寄居他鄉的妻兒，結果到家時，他的幼子已經餓死了。杜甫活得不算太底層了，租稅常免，不隸征伐，即便如此兒子還會餓死。而他要指控的就是統治者（朱門，古代王公貴族家的門漆紅，以顯身份地位）沒有盡到自己社會責任，導致老百姓有凍餓之虞。

安史之亂前，唐朝的主要賦稅制度是租庸調製，從北朝和隋代的戶調製演變而來。它是以均田制的推行為基礎的賦役制度。均田制的田地所有權歸國家，而租庸調製是以人丁為本的賦稅制度。也就是說，凡是均田人戶，不論其家授田是多少，均按丁交納定額的賦稅並服一定的徭役。唐代的租庸調負擔極為不均。受田最多的官僚地主卻完全免除課役。至唐中期，由於生產力的提高和商品經濟的發展，土地兼併日益加劇，國有土地透過各種不同方式不斷地轉化為私有，政府控制的土地日益減少，已無地受田。大量的自耕農破產逃亡或淪為地主佃戶。而這就導致了杜甫所目睹的那一幕：“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此後，均田制便逐漸崩潰。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實行兩稅法時，正式廢除租庸調製。中國曆朝歷代，數不清的帝王將相，已經用他們的人頭，和全天下為他們陪葬的無量人頭，告訴大家：不患寡而患不均。

這首詩是詩人杜甫在深入接觸當時下層貧民的苦難後，於天寶十四年寫的，次年唐朝便爆發了安史之亂。

天寶年初（公元742年），當時的皇帝正是唐玄宗李隆基，此時的唐朝正處於開元盛世，經濟繁榮，軍力強盛，唐朝的國力空前強大。這就讓唐玄宗覺得整個大唐已經盡在自己掌握之中，可以放鬆一下了。但實際上此時唐朝最大的危機已經到來。

此時的唐朝雖然經濟繁榮，但實際上整個唐朝的財富呈兩極化趨勢發展，整個唐朝幾乎八成的財富被權貴、官僚和富商掌握，這些人的生活奢靡至極，酷愛珍貴玉器，平時乘坐的車輛也要用珠玉裝扮，一些貴族官僚還喜歡攀比，奢靡成風。但與之相比的普通民眾，十之八九都是貧民，飽受飢寒。“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可以說是當時一些貧民的真實寫照了。

除了權貴階級掌握了絕大部分財富，還有就是當時唐朝官僚權貴互相勾結，侵吞土地，圈地囤地，使得大部分民眾無地可種，無糧可收。就算是這樣，唐朝的富人們還千方百計的逃避稅賦，將這些稅賦轉到貧苦百姓上，使得沒地種的百姓所交的賦稅比那些富人的還要多。

種種原因使得唐朝後期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使得社會矛盾愈演愈烈，最終成為了唐王朝覆滅的原因之一。

正如孔子所言：不患寡而患不均

第一:我想這句話理解錯了，應該是朱門酒肉臭（xiu）而不是臭（chou）。你想想啊，難道朱門就不搞衛生嗎？他們每天能忍受這個味道。我想這是後人對這首詩一種誇張的解讀。

第二:漢語拼音比這首詩晚了幾千年，當時作者要表達的意思估計與現在的字面意思不一樣吧。

第三:臭現在讀法本身就是多音字，而且是後人賦予的意思。

所以我比較傾向於臭（xiu），他只是聞到了酒肉的味道。因此，應該還不至於出現這種肉壞在門口的現象，也就是說貧富差距沒那麼大。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很多人把這裡的臭，讀chou，意思是貴族酒肉都臭了，路上還有很多凍死的人，其實應該讀xiu，通嗅，是香的意思。古人就算是很有錢很富有，也很少有浪費的。

原文：瑤池氣鬱律，羽林相摩戛。君臣留歡娛， 樂動殷膠葛。 賜浴皆長纓， 與宴非短褐。 彤庭所分帛， 本自寒女出。 鞭撻其夫家， 聚斂貢城闕。 聖人筐篚恩， 實欲邦國活。 臣如忽至理， 君豈棄此物？ 多士盈朝廷， 仁者宜戰慄。 況聞內金盤， 盡在衛霍室。 中堂有神仙， 煙霧蒙玉質。 煖客貂鼠裘， 悲管逐清瑟。 勸客駝蹄羹， 霜橙壓香橘。 朱門酒肉臭， 路有凍死骨。

朝廷從百姓處橫徵暴斂來的財富，成了外戚權貴奢侈的享受，而他們享用了這些之後，卻未做任何於國於民有利之事。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不是兩個並列的現象，酒肉臭是凍死骨的原因，而正是這些路邊的凍死骨，供養了那些酒肉臭的朱門。

李世民時期，連續200年的戰亂分裂歸於一統，對外抵禦外辱壓倒性勝利，國民凝聚力空前，認同感空前；在隋朝體制改革基礎上，更上一層樓，社會矛盾大大緩解；又由於人口還沒有過度，經濟矛盾很小，社會貧富差距很小，民眾和官府還親如一家，國民還很有尊嚴，想象一下，這樣的盛唐時期，貧富分化嚴重嗎？

一般唐武宗晚唐這個時期，即840-907年。自唐宣宗去世後，便爆發了一系列農民起義，尤其是黃巢，嚴重破壞了唐朝的經濟命脈江南，而鎮壓起義中興起的軍閥們更是互相攻殺不止。那個時期不存在什麼生活，史書上全是人相食和屠城天災的記載。有名的殘暴軍閥秦宗權，以鹽醃的人肉作為軍糧，當時“西至關內，東極青齊，南出江淮，北至衛滑，魚爛鳥散，人煙斷絕，荊榛蔽野”。唐昭宗算是最慘的亡國之君，三次出逃長安，被軍閥們搶來搶去，卻仍然免不了一死，到這裡就不止是貧富分化嚴重的問題了。

我覺得“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種情況，不僅存在於唐朝，還存在於任何一個封建王朝，從夏開始，到清結束，每個朝代貧富分化都很嚴重，這是由當時的體制決定的。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句詩出自詩聖杜甫所作的《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全詩很長，真有五百字，在此就不照搬了，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查閱。

杜甫和同一時期的很多詩人不同，別人寫詩，抒發感情，雲裡霧裡。杜甫寫詩，雖然也抒發感情，卻沒有那些虛無縹緲不知所云的話，他是現實主義詩人，寫實派。他的詩描述的都是真實存在的社會現狀，被稱為“詩史”，意為可以當歷史去看待。

這首長詩初創於天寶十四年（755），當時杜甫被授予“河西尉”這種職位，但杜甫不願意，說“不作河西尉，淒涼為折腰”，朝廷便改任他為右衛率府胄曹參軍，這同樣是個小官，職責是看守兵甲器杖、管理門禁鎖鑰。

大家想一想，一個像杜甫這麼有才華的人，朝廷卻讓他擔任類似保安的職務，這是何等的不公。一肚子的才學無以施展，杜甫內心很苦悶，卻迫於生計，不得不接受朝廷的任命。而且此時他已到長安十年，仕途卻毫無進展，現實已經容不得他任性。

當年十一月份，杜甫去奉先縣（今陝西蒲城）探望妻兒，剛進家就聽到了妻子的哭聲，原來小兒子餓死了。杜甫悲痛萬分，結合長安十年的感受和沿途見聞寫下了這首著名的長詩。

這首詩不只是文學作品，真的可以當作史料去研究。杜甫的個人感慨還是其次，最主要的是，詩中揭露了統治階層的荒淫腐敗，普通百姓的艱難困苦。上層還在醉生夢死，底屋已經衣食不繼。可以說貧富之間的差距達到了無法容忍的程度，尖銳的社會矛盾必然爆發。

果然，詩成不到一個月，安祿山起兵造反了，百姓更處於水深火熱中。安祿山無疑是個不顧百姓死活的野心家，他反唐可不是為了百姓，而是為了他個人的慾望。他不為民，民也不為他，所以他以及後來的史思明註定不會成功。

如果有人對安史之亂的起因還有疑惑的話，可以看一下杜甫這首長詩，也就有答案了。貧富差距大到這種程度，哪怕安祿山不造反，也會有別人造反。

有件事情大家可能不知道，安史之亂中，已經把家搬到鄜州（今陝西富縣）羌村避難的杜甫聽說太子李亨在寧夏靈武即位為帝，極為振奮，趕去靈武投效，路上被叛軍抓了，押到長安，和王維關到一起嚴加看管。

不過，因為官職太小，叛軍沒怎麼在意杜甫，讓他找機會跑了。王維卻被叛軍逼迫著出任偽職，平亂後險些被斬。幸而他被俘時曾作《凝碧池》抒發亡國之痛和思念朝廷之情，可以被看為“身在曹營心在漢”，而且他的弟弟王縉平亂有功，為其贖罪，王維才被寬恕。

首先要分清一點，“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首詩並非描寫盛唐時期，而是描寫的安史之亂以後的唐朝社會。

那麼，安史之亂是什麼呢？

安史之亂是中國唐代玄宗末年至代宗初年，由唐朝將領安祿山與史思明背叛唐朝後發動的戰爭，目的是同唐朝爭奪統治權，為唐由盛而衰的轉折點。

這場戰爭對唐朝產生了哪些影響呢?

1.使廣大人民受到浩劫。

北方經濟遭到了大破壞，損失四分之三以上；百姓窮困不堪；土地荒蕪；水利失修，“千里蕭條”。從此，經濟重心逐漸南移。

2.使唐朝邊防空虛。

為了平叛，邊防軍不得不調往內地，一些少數民族趁虛而入，強佔了不少領土。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創作背景

杜甫生活於唐朝由盛轉衰的歷史時期，杜甫出身在一個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庭，家學淵博。

杜甫早期作品主要表現理想抱負和所期望的人生道路。另一方面則表現他“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政治理想，期間許多作品 反映當時的民生疾苦和政治動亂、揭露統治者的醜惡行徑，從此踏上了憂國憂民的生活和創作道路。

杜甫到長安參加進士考試，正是李林甫掌權之時。

李林甫最忌恨讀書人，他怕來自下層的讀書人當官，議論起起朝政來，對他不利。於是他勾結考官，欺矇皇上。對唐玄宗說這次應考的人考得很糟沒有一個夠格。

唐玄宗正感奇怪，李林甫又上一道祝賀奏章，說皇上聖明，有才的人都得到任用，民間再沒有留下的賢才了。

杜甫受到這樣的挫拆，懊喪的心情不用說了。他在長安過著貧窮愁苦的生活，親眼看到權貴的豪華奢侈和窮人受凍捱餓的悽慘情景，按捺不住心裡的激憤，就用詩歌控訴這種不平的現象。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就是杜甫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創作出來的不朽詩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