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說的有一定道理。學術研究就是要大膽假設、小心論證。但不管怎麼說，考古、歷史學研究所依據證據是有層次的。出師表是諸葛亮自己所寫，是最重要的信史，可靠性大於稍晚年代的傳記，更遠大於傳說或推測的證據，是難以輕易推倒的。一點體會，歡迎指正，不喜歡勿噴！

就諸葛亮躬耕地做出書面《結論意見》不符合學術規範

我們先看看中國社科院歷史所《結論意見》上究竟持何觀點，有何結論。

《結論意見》全文如下：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舉行諸葛亮躬耕地問題專家論證會的結論意見

近年來，國內有的報刊發表了一些關於諸葛亮躬耕地是在襄陽還是南陽的討論意見，並由此影響了國家有關職能部門的某些決策。這一情況，引起了史學界的關注。為此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和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於1989年12月6日聯合邀請北京地區各歷史研究機構和高等院校史學專家共27人，舉行了諸葛亮躬耕地學術論證會。會上，大家一致認為：

一、歷代史籍文獻記載諸葛亮躬耕隱居之地在襄陽隆中是始終一致的；

二、東漢末年，南陽宛（今南陽市區）一帶戰亂頻仍，中原士人避亂荊州（襄陽）。劉備三顧茅廬時，宛屬曹操的地盤。荊州是劉表治所。諸葛亮的叔父同劉表是故交。因此，他和他的叔父只能住在荊州（襄陽），而絕不可能住在宛縣（今南陽市區）；

三、諸葛亮在襄陽結交了眾多的名士師友，他的親戚全都住在襄陽。諸葛亮的親友中，沒有一人住在南陽宛縣；

四、元代以前，今南陽市區沒有任何有關諸葛亮隱居的文獻記載和文物古蹟。元代以後，今南陽臥龍岡才出現了武侯祠紀念性建築；

五、諸葛亮躬耕地問題，在古今中外史學界，是一個沒有任何疑義的問題。所有有關三國史的論著，均認定諸葛亮躬耕隱居之地在襄陽城西20裡之隆中。在國務院1986年12月8日公佈第二批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名單的檔案中，亦明確指出襄陽為“隆中諸葛亮故居”，而南陽則為“武侯祠”，這對兩處名勝地的內涵作了科學的表述。

鑑於以上理由，論證會一致認定諸葛亮躬耕地在襄陽隆中，而決不可能在今南陽市區臥龍岡。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章）

1992年7月5日

想必看到這麼，廣大朋友必定認為諸葛亮當初躬耕地就在襄陽隆中了吧。

但是一直有個疑問，中科院出具的材料裡面怎麼也是比較嚴謹的，怎麼會出現“不可能”“一致認為”“絕對不會”這樣地方性的詞語呢。下面我們一一推翻這個論證，如果當年的專家還健在的話，可以反駁一下這個觀點。

另外，襄樊歷史學者、襄樊市諸葛亮文化研究會副會長餘鵬飛先生對有關史料進行了蒐集和研究，寫出了一篇集“襄陽說”主要論據的文章，同樣得出了諸葛亮躬耕地不在今天的南陽，而在今天襄陽的結論。他提出了以下五條更為詳盡的理由：

一、《出師表》中告訴我們兩個資訊：一是諸葛亮躬耕於南陽；二是劉備三顧茅廬尋求統一天下大計，諸葛亮回答並提出對策與躬耕地指的是一個地方。諸葛亮提出對策的核心內容是，在劉備佔有荊益二州後，利用天下變化形勢，分兩路北上滅曹，兩路中有一路是：派一名將軍率荊州軍隊北上“以向宛、洛”，這一“向”字表明宛、洛是敵佔區，即曹魏統治區，所以要去攻打，同時也說明諸葛亮對答劉備問話是在宛的南邊，因宛、洛是在北邊，所以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這才符合地理方位。

二、再以與諸葛亮生活在同一時代的魚豢撰寫的《魏略》記載來說，諸葛亮好友孟公威因思念家鄉汝南，“欲北歸”，遭到諸葛亮的極力勸阻。從地理方位來說，汝南（今河南平輿縣）在宛縣的正東，在襄陽的東北，如從宛至汝南，應是“東歸”，而不是“北歸”。只有從襄陽出發去汝南，才是“北歸”。該書又記載說：“劉備屯於樊城……亮乃北行見備”。“北行”是由南至北才為“北行”，如果諸葛亮時住宛縣，那由宛至樊城，那就是“南行”了。《魏略》的上述兩則記載說明，生活在曹魏中葉時任郎中的魚豢也確信諸葛亮是居住在漢水之南的。

三、從離三國最近的兩晉來說，也有史籍記載諸葛亮的寓居地的。如東晉初年王隱寫的《蜀記》記載：鎮南將軍劉弘在鎮壓張昌起義後，由宛縣移駐襄陽，他專門到了隆中，瞻仰諸葛亮故居，“立碣表閭”，並命鎮南參軍李興撰寫《諸葛亮故宅銘》，這是歷史上第一次提到隆中諸葛亮故居。劉弘此次去瞻仰時，只距諸葛亮去世時七十年（詳見裴松之《三國志注》）。另外，東晉著名史學家習鑿齒在其所著《漢晉春秋》一書中說：“亮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南朝劉宋裴松之在為《三國志？諸葛亮傳》中的“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這句作注時專門引了習鑿齒的這句話，這說明裴松之也認為諸葛亮是躬耕於南陽鄧縣之隆中的。

四、從東漢末年戰亂時鄧縣和宛縣兩地的政治形勢來看：劉表任荊州刺史時，便將荊州首府移至襄陽,使襄陽及周邊地區經濟發達、社會安定、人才聚集、教育發達，一度成為漢末學術文化中心。而宛縣初為袁術佔據，後來又為張繡佔據（曹操就是在宛縣霸佔張繡的嬸嬸而讓典韋喪命的），再後來為曹操佔據，戰亂頻繁。試想，諸葛亮投靠劉表是為了躲避北方戰亂，怎麼會去更加戰亂的宛縣呢？劉備於建安六年秋往投劉表，“表自郊迎，以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使拒夏侯淳、于禁等於博望。”從這可知劉曹兩家的軍事分界線在博望鎮，若諸葛亮住在宛城，那是曹管區，劉備不可能一而再再而三的帶著三騎穿越軍事分界線深入曹管區上百里去會見諸葛亮。再說，曹操連徐庶的老母都要虜為人質，會放過諸葛亮和其家人？

五、從諸葛亮躬耕期間的人際關係來看：史載，諸葛亮的大姐嫁給中廬（今湖北南漳）大族蒯家蒯祺，二姐嫁給了襄陽大族龐德公的兒子龐山民。他迎娶的妻子是沔南名士黃承彥的女兒。諸葛亮老師龐德公住在襄陽城南峴山南，司馬徽住在襄陽城東。諸葛亮的好友龐統住在襄陽白沙洲，徐庶、崔州平、孟公威等也住在襄陽城西的檀溪。這一切都說明，如果諸葛亮不是在襄陽生活了十幾年，是不可能與住在襄陽城周圍的親朋好友建立如此密切而又錯綜複雜的關係的。

餘先生的結論是，上述五個方面已經足以說明諸葛亮是寓居躬耕於南陽鄧縣之隆中，也就是在今天的湖北襄陽。相反，沒有一條隋唐以前的史籍記載諸葛亮躬耕在南陽宛縣的。從史料記載分析，襄陽的隆中才是諸葛亮的真正隱居地。

事實真的是這樣嗎？

這些觀點中，歷史所結論的第一和第四、五條無須多說，如果“始終一致”就沒有今天的爭議，如果是“沒有任何疑義的問題”，也就不會有大量的“南陽說”的文章、證據，就連隆中的地望，“襄陽說”也有“鄧縣說”、“山都說”、“漢水改道致江南說”三種觀點，怎能武斷地認為“沒有任何疑義呢”？“南陽說”同樣列舉了許多元以前的史書、碑刻、詩文記載等史料，這些都很容易查到，最起碼岳飛在南陽武侯祠手書的前後出師表總不能說成是元代以後的事吧？“紹興戊午秋八月望前，過南陽，謁武侯祠，遇雨，遂宿於祠內。更深秉燭，細觀壁間昔賢所贊先生文祠、詩賦及祠前石刻二表，不覺淚下如雨。是夜，竟不成眠，坐以待旦。道士獻茶畢，出紙索字，揮涕走筆，不計工拙，稍舒胸中抑鬱耳。岳飛並識。” 可見，南宋初年，南陽武侯祠的規模已經相當大了，更何況還有“壁間昔賢所贊先生文祠、詩賦及祠前石刻二表。”至於“昔”到何時？不得而知。所以，歷史所這三個結論是不正確、不確定的，由於其他學者對此已有較多論述，本文不再做深入探討。其餘的第二、三條因與餘先生的第四、五條相近，筆者根據手頭掌握的史料一併做以下商榷：

一、餘先生的第一個觀點提出在《草廬對》中，“諸葛亮回答並提出對策與躬耕地指的是一個地方。‘以向宛、洛’，這一‘向’字表明宛、洛是敵佔區，即曹魏統治區，所以要去攻打，同時也說明諸葛亮對答劉備問話是在宛的南邊，因宛、洛是在北邊，所以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這才符合地理方位。”

這一點筆者真是看不明白，不敢苟同，“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之話語就一定要在宛、洛的南邊隆中講嗎？在南陽、洛陽就不能講“以向宛、洛”嗎？這種猜測有點像文字遊戲。如果此說成立，那麼，杜甫的“便下襄陽向洛陽”是在哪裡講的？無獨有偶，初平二年，曹操也有一篇著名的對策發言，如同諸葛亮一樣，他在分析了中原地區敵我對陣形勢後，也提出“使袁（術）將軍率南陽之軍軍丹、析，入武關，以震三輔”。（見《三國志·武帝紀第一》）“以震”和“以向”是同一個意思，按上文邏輯，曹操此話一定要在南陽講才行，才符合地理方位，可實際上，曹操當時卻在酸棗（今河南省延津縣南）。

另外，諸葛亮《與兄瑾書》曰：“有綏陽小谷……今使前車斫治此道，以向陳倉，足以板連敗勢，使不得分兵東行者也。”此話在哪裡講才符合“以向陳倉”、“東行者也”的地理方位呢？時諸葛亮在蜀中，諸葛瑾在東吳，兩人是遠隔數千裡書信交談。所以，“襄陽說”對諸葛亮提出《草廬對》的地點作這樣主觀的推測，其結論一定是不確定的，沒有任何道理。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如果當時對策桌上有一幅地圖或諸葛亮胸有成圖，在任何地方這樣講應該都沒有任何問題。

二、為證明諸葛亮躬耕於襄陽隆中，“襄陽說”的學者包括史學家史式先生、易中天先生、餘鵬飛先生多次引用與諸葛亮生活在同一時代的魚豢撰寫的《魏略》一書，“劉備屯於樊城……亮乃北行見備”的史料，以證明諸葛亮是居住在漢水之南的。的確，劉備由新野退守樊城為建安十二年，正是“三顧茅廬”發生的時間，亮“北行”樊城見劉備只能從南邊的襄陽或隆中出發，如屬實，將是諸葛亮躬耕隆中最有力的證據。但問題是，這則史料屬實嗎？為讓讀者對此事有一個全面清晰的瞭解，我們將《魏略》中的記載全文錄於後：

劉備屯於樊城。是時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荊州次當受敵，而劉表性緩，不曉軍事。亮乃北行見備，備與亮非舊，又以其年少，以諸生意待之。坐集既畢，眾賓皆去，而亮獨留，備亦不問其所欲言。備性好結毦，時適有人以髦牛尾與備者，備因手自結之。亮乃進曰：“明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毦而已耶！”備知亮非常人也，乃投毦而答曰：“是何言與！我聊以忘憂爾。”亮遂言曰：“將軍度劉鎮南孰與曹公邪？”備曰：“不及。”亮又曰：“將軍自度何如也？”備曰：“亦不如。”曰：“今皆不及，而將軍之眾不過數千人，以此待敵，得無非計乎？”備曰：“我亦悉愁之，當若之何？”亮曰：“今荊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發調，則人心不悅；可語鎮南，令國中凡有遊戶，皆使自實，因錄以益眾可也。”備從其計，故眾遂強。備由此知亮有英略，乃以上客禮之。《九州春秋》所言亦如之。

《魏略》系魏郎中魚豢私纂，後世史學家多認為此書記述魏國與漢末中原群雄相當詳細，而對偏方地區的記載較略，甚至與他書記載不大相同，“多與他史異”（清錢大昕語）。如有關劉禪被人口販子出賣和上述孔明見劉備的史事與《三國志》的內容多不相符。很明顯，《魏略》裡講得這個故事是“孔明自薦”而非“三顧茅廬”。所以，裴松之在引用《魏略》此文後立即註明：“臣松之以為亮表雲‘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則非亮先詣備，明矣。雖聞見異辭，各生彼此，然乖背至是，亦良為可怪。”

裴松之為何在註文裡再一次重複引用《出師表》中的這段話呢？就是為了強調《魏略》的“孔明自薦”與《出師表》的不同，並斬釘截鐵地批駁說：“非亮先諧備，明矣。”

很明顯，此事早有定論。另在《後主傳第三》裴松之引用《魏略》中劉禪被拐賣文後也註明：“以事相驗，理不得然。此則《魏略》之妄說，乃至二百餘言，異也”。裴松之注《三國志？蜀書》只用了《魏略》不多的幾條史料，其中就有兩條被他明確駁為“妄說”、“異也”、“乖背”之史。裴松之之所以將上述兩條“妄說”、“乖背”的偽史收進《三國志》注中，正是為了給這兩個錯誤流傳的史料一個明確的決斷，使後人明瞭事情的原委，不再產生歧義。所以，不認真研讀史料，為證明諸葛亮時住漢水之南，抓住一句“北行見備”就大做文章，甚至說“諸葛亮是虛偽之人，說了謊話，”目的是“在向扶不起的劉阿斗上《前出師表》的時候，不能不想起劉備不聽其勸告一意孤行的往事。如果我提兵在外，無暇內顧，阿斗又不聽話，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來，豈不糟糕！於是就向阿斗編造出一套三顧茅廬的故事來，說明你爸爸對我是如何尊重。可見諸葛亮為了爭取北伐勝利，後方又不出亂子，只好對阿斗編造出一些假話。”又說“《三國志》的史料價值,註文高於正文,裴松之的史才高於陳壽。”接著作者在有意（或無意）隔過“非亮先諧備，明矣”這句話後評論裴松之的注說:“裴松之的評論是很得體的。他認為:對於史事有時候‘聞見異辭’產生不同的說法是常有的。但是對於‘三顧茅廬’一事的兩種說法互相牴觸到這種程度,實在太奇怪了。言下之意,自是不以陳壽的說法為然。不過限於體例,他只能用別的說法寫在註文中反襯正文說法之不當,卻不能改動正文。事情至此已很明朗”（見史式先生文章）。這種認為諸葛亮說假話的想象力也太豐富了，太不著邊際了吧？魚豢、陳壽、裴松之孰優孰劣自是可以評價，但在這裡認為裴松之對“三顧茅廬”也提出了疑義的觀點則是太離譜了，“非亮先詣備，明矣。雖聞見異辭，各生彼此，然乖背至是，亦良為可怪。”這是裴松之在懷疑陳壽的《三國志》中“三顧茅廬”的史實嗎？裴松之說得很明白：“不是諸葛亮先見劉備，這是很明確的事！雖然所見不一樣，得出不同的結論是常有的事，然違背事實到了如此地步，就是良史也會招人責怪的。”我的理解和諸位先生不同，不知是否正確，特提出來商榷。當然，在講壇上隨便說說倒也沒有什麼，“聞見異辭，各生彼此”嗎，但為了“雷人犀利”，結果只能是“乖背至是，亦良為可怪”。雖然現在大多數史學家已不再堅持“為賢者諱”（孔子《春秋》語）的史學傳統，但以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的態度，也不能以這樣南北朝時就“明矣”而被否定的“乖背”史料來證明諸葛亮時在隆中，這樣就根本否定了“三顧茅廬”，那還爭什麼“三顧之地”？可見，寫進書裡的不見得就是真實的，也有“乖背”和“妄說”之事。所以，不論什麼樣的史料，我們都必須認真地進行考證，去偽存真，以還歷史原貌。

三、《三國志》卷三十五《諸葛亮傳》引《蜀記》雲：“晉永興中，鎮南將軍劉弘至隆中，觀亮故宅，立碣表閭，命太傅掾犍李興為文曰：‘天子命我，於沔之陽，聽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遺光。登隆山以遠望，軾諸葛之故鄉……昔爾之隱，惟卜此宅……今我來思，覿爾故墟。”永興為晉惠帝司馬衷的年號，距諸葛亮死約70年。這則史料是“南陽”、“襄陽”二說均大量引用的論據，“南陽說”抓住“於沔之陽”，肯定這就是漢江北某地，而“襄陽說”則認為這就是隆中最早被確認為諸葛亮故宅的史料，是最真實可信的。

對此，筆者無更新的見解，不去深議，但“襄陽說”的論點仍有兩處存疑，一是將“於沔之陽”解釋成劉弘原先駐軍宛縣，後又到襄陽去觀亮故宅。但現有史料無法證明此次“立碣表閭”是在漢水之南的襄陽進行的，除“於沔之陽”外，無其他可以參照的地理方位，“於沔之陽”無論怎麼解釋也不可能理解成為在漢水之南。山南水北為陽是古人的定製，所以武斷地認定劉弘去的就是今日沔之陰的襄陽隆中，未免有些牽強。所以，由此又引申出“襄陽說”其他學者論證隆中原在江北，後漢水改道至江南說和“沔之陽”非指水北，也可指水南，並提出漢陽即在漢水之南為證。的確，在古代，河水改道是常有之事，《讀史方輿記要》也說：“水之至濁者莫如河，故河最善決。北紀大川，漳水最濁。南條大川，漢水最濁。故漳、漢之水，亦多潰溢。水道既變，小而城郭關津，大而古今形勢，皆為一易矣。”現在的漢陽的確在漢水之南，但最早的漢陽城卻是在漢水之北，後漢水在入江前曾八次改道，才逐步將漢陽改到南岸來。漢陽一名現在只是原先地名的延續，與實際地理方位已無關了。所以，拿今天的漢陽來說明“沔之陽”可以在漢水南岸是不對的。而在襄陽一帶，漢水改道將隆中改到漢水之南從地形上看幾乎不可能，除非漢水能將萬山沖走。故同治《宜城縣誌》也記載：“光、均而上，兩岸夾山，無甚改移，谷、襄一帶，雖或不無變遷，而間夾山阜，中峙城鎮，大段不致紛爭，唯宜（城）屬地方，東西山崖懸隔，沿濱多平原曠野……泛漲崩淤，不數年而滄桑易處。”這裡講得很清楚，谷城到襄陽段漢水改道的可能性很小，“大段不致紛爭”。所以，將“沔之陽”與今天位於漢江南的隆中畫上等號，無論是“漢陽水南說”和“漢江改道說”都是很難確定的。

另外，劉弘這次去的是“亮故宅”，不是“草廬”、所以，即便能把“沔之陽”繞到“沔之陰”，也無法以此確定隆中就是諸葛亮“躬耕”的那個南陽。

當然，該論點緊接著又談到了“襄陽說”最核心的論據，即習鑿齒的：“亮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加上“襄陽無西”的民謠，正是這些說法，後被《水經注》、《三國演義》等廣為引用、新增，遂成為“襄陽說”的核心依據，將之視之為“能否論證襄陽隆中漢末屬於南陽郡，在某種意義上就成了諸葛亮躬耕地是南陽還是襄陽之爭的焦點。”

就魏晉南北朝疆域與政區論，其研究難度可謂極大。疆域大多伸縮不定，政區太多離析變遷。即以政區而言，昔童書業先生撰《中國疆域沿革略》時感嘆道：“當時(東晉至隋)南北地方制度同入混亂狀態，實無法細加研究；即當時之沈約已不明其究竟，何況千餘年後之我輩耶!”所以，這不是一個三言兩語可以說清楚的問題，限於文章篇幅，容日後另文再議。

四、“襄陽說”提出的諸葛亮躬耕隆中的另一個證據是，諸葛亮好友孟公威因思念家鄉汝南，“欲北歸”，遭到諸葛亮的極力勸阻。從地理方位來說，汝南（郡治今河南平輿縣）在宛縣的正東，在襄陽的東北，如從宛至汝南，應是“東歸”，而不是“北歸”，只有從襄陽出發去汝南，才是“北歸”。此事也載於《魏略》，因《三國志》無與此事相左的史料，可以認定為實。但細看《魏略》，此事發生於“建安初”，即建安元年，時為諸葛亮躬耕南陽的前一年。此時，他與石廣元、徐元直、孟公威等“俱遊學”於荊州。這則史料以及諸葛亮的老師龐德公住在襄陽城南峴山南，司馬徽住在襄陽城東，諸葛亮的好友龐統住在襄陽白沙洲，徐庶、崔州平、孟公威等也住在襄陽城西的檀溪，因受蔡瑁排擠而向諸葛亮求自安之術的劉表長子劉琦隨父住在襄陽城中等史料，均被“襄陽說”學者認為是證明諸葛亮躬耕隆中的鐵證。筆者前文講過，諸葛亮隨叔父諸葛玄到荊州投奔劉表後，的確在襄陽生活了很長時間，在這裡有許多親朋好友，但“建安二年，正月，西城民反，殺玄，送首諧劉鯀”。因諸葛玄死於非命，劉表又“外貌儒雅而心多疑忌。”因此，懷才抱藝之士多棄他而去。如劉備奔表，“表厚待之，然不能用”，“表疑其心，陰御之”，後有馬躍檀溪之險。別駕韓嵩乩操虛實，反疑韓嵩通敵，欲殺之。禰衡為當時名士，表不能用，送江夏太守黃祖，後為黃祖所殺。對此，諸葛亮洞若觀火，加上他太年輕，”時人莫許之“，劉表對太守一級的諸葛玄尚不能重用，更何況下一代的諸葛亮了，所以，在叔父這個靠山去世後，諸葛亮憤然（或不得已）離開襄陽，加上經濟所限，到戰亂後人少地多且易於耕種的南陽一帶躬耕就是必然的事了，“玄死，亮躬耕隴畝”。諸葛玄的去世使年輕的諸葛亮一家的生活也發生極大變化。我們可以將此事前後不同之處對比如下：

亮在襄陽是“遊學”，而在南陽是“躬耕”；亮在襄陽的生活是“每晨夜從容，常抱膝長嘯”，而在南陽則是“茍全性命於亂世”；亮在襄陽理想是“每自比於管仲、樂毅”，而謂三人曰，“卿諸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而在南陽則是“不求聞達於諸侯”；亮在襄陽時，故宅山清水秀，有井“廣五尺”，旁有“避暑臺”，而在南陽，住的是“草廬”，即窩棚或泥坯草房；亮在襄陽時是官宦子弟，叔父是太守級別的高官，生活無憂，而到了南陽，則一下落到了社會最底層，一介布衣，諸葛亮對此用了一個自古以來形容不堪生活最為下作的詞語,“卑鄙"，連劉備這樣只有數千人馬的草莽英雄來訪他也認為是“猥自枉屈”，而發自內心的“由是感激”。前後反差如此之大，襄陽南陽的生活對比如此鮮明，時間又在躬耕之前，所以，怎麼能用這樣的史料來解析“躬耕地”的問題呢？至於龐德公、司馬徽在襄陽的住處，孟公威和諸葛亮“欲北歸”的談論等，都是建安二年諸葛亮十七歲躬耕之前其遊學期間與老師和同學之間的交往。而此後，諸葛亮基本就過了求學的年齡了，加上淪落南陽，躬耕亂世，地位卑鄙，無論財力和時間上，諸葛亮都無法再與這些名師、同學交往了。所以，這些名人在襄陽的存在和活動都和解析諸葛亮的躬耕地無關了。

另外，上述史料中劉琦因受蔡瑁排擠而向諸葛亮求自安之術的記載則是在諸葛亮出山之後隨劉備到襄陽之事，這個事情很容易查清楚，看看《三國志》就知道了。其一，此事是記於“三顧茅廬”之後，其二，劉琦問計諸葛亮後，“俄而表卒，琮聞曹公來徵，遣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眾南行。”此後，諸葛亮遠走夏口、巴蜀，再也沒有回過襄陽。劉表去世為建安十三年七月，此事距“三顧茅廬”已過年餘矣。

應當承認，史書中，諸葛亮在襄陽活動的記載較多，這也是許多人包括一些歷史學者相信“襄陽說”的主因之一。但問題是我們爭論的焦點是“躬耕地”和“三顧之處”，史書中無諸葛亮在南陽活動的記載很容易解釋，他在南陽的躬耕生活已經淪落到了“卑鄙”的地步，“不求聞達”，居處僅“草廬”而已，還有何事好記？何處可留呢？加上東晉南北朝時期東晉和南朝的基本戰略是“守淮”和“守漢”，襄陽多在東晉、南朝統治之下，南陽則多在北朝統治之下，荊襄文人往來不便，所以，在諸葛亮的生平中，建安二年至十二年在南陽的活動記載是一個空白，只有他在《出師表》中短短五十九字自述。但在襄陽的活動在這個時期同樣也是一個空白，雖然躬耕前的遊學和出山後的政治軍事活動均有記載，但就是沒有躬耕活動的記載。這也間接證明，這十年間，諸葛亮確實不在襄陽，而在他自己所說的南陽。

當然，也有人認為，諸葛亮在《出師表》中躬耕南陽的自述是自謙之辭，但我們通觀當時形勢，劉備已去世多年，劉禪是“扶不起的阿斗”，諸葛亮的地位在蜀國至高無尚，他有什麼必要自謙呢？又向誰自謙呢？在這裡只能解釋為諸葛亮對這段生活刻骨銘心的回憶，對劉備三顧茅廬改變自己一生命運的由衷感激。他在襄陽有那麼多親朋好友，有那麼愜意輕閒的遊學生活，有自比管仲、樂毅的遠大抱負，有風光秀麗的故宅老井，但他在回顧自己一生時，為何只字不提這些呢？而非要提“亂世”、“草廬”、“南陽”“躬耕”、“卑鄙”呢？所以，這些史料恰恰從另一個角度清晰地證明了諸葛亮躬耕地絕不會是在那樣一個優裕、清閒、秀麗之隱居所在。重讀一下《出師表》，對比一下上述史料，難道不使人茅塞頓開嗎？

五、“襄陽說”還提出“從諸葛亮躬耕期間的親戚關係來看，也應寓居在南陽鄧縣隆中才合乎情理。史載，諸葛亮的大姐嫁給中廬（今湖北南漳縣境）大族蒯家蒯祺，二姐嫁給了襄陽大族龐德公的兒子龐山民。他迎娶的妻子是沔南名士黃承彥的女兒。

從時間上看，諸葛亮躬耕時年十七歲，諸葛亮的兩個姐姐出嫁均在諸葛亮“躬耕南陽”之前。據《晉書》記載，魏晉時期女子成婚年齡在十三至十五歲之間，並規定“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長吏配之。”北周武帝建國三年（574年）詔令“自今以後，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必須嫁娶。所以，建安二年時，其兩姐出嫁均應已好幾年了。至於亮娶黃承彥之女，史無載何時，但也應在建安二年之前，因為只有在躬耕之前，遊學的太守之侄才能與沔南名士之女門當戶對，況且，漢晉時男子的婚齡也多在17歲之前。所以，這些史料只能證明諸葛亮十七歲以前在襄陽的活動，而無法證明躬耕時其所在。倒是諸葛亮為其弟諸葛均娶南陽林氏為婦，恰恰是在躬耕這十年中。《諸葛武侯集》注引《諸葛氏譜》稱：“亮為弟均，取南陽林氏女為婦，期年，生子名望。”我們知道，魏晉時期特別重視婚姻的門第、血統，“尊世胄，卑寒士”，“別貴賤，分士庶，不可易也。”（唐代柳芳語）在襄陽時，因曾為太守的叔父在世，其大姐、二姐才能嫁大族蒯家、龐家，諸葛亮才能娶沔南名士之女，而到了南陽，他已成了布衣、農民，所以，其弟只能娶不知名的林氏女為婦。這些史料恰恰又證明了諸葛亮十七歲前（躬耕前）在襄陽，而此後則到了南陽。

六、餘先生的文章還提到“從東漢末年戰亂時鄧縣和宛縣兩地的政治形勢來看：劉表任荊州刺史時，便將荊州首府移至襄陽,使襄陽及周邊地區經濟發達、社會安定、人才聚集、教育發達，一度成為漢末學術文化中心。而宛縣初為袁術佔據，後來又為張繡佔據（曹操就是在宛縣霸佔張繡的嬸嬸而讓典韋喪命的），再後來為曹操佔據，戰亂頻繁。試想，諸葛亮投靠劉表是為了躲避北方戰亂，怎麼會去更加戰亂的宛縣呢？劉備於建安六年秋往投劉表，“表自郊迎，以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使拒夏侯淳、于禁等於博望。”從這可知劉曹兩家的軍事分界線在博望鎮，若諸葛亮住在宛城，那是曹管區，劉備不可能一而再再而三的帶著三騎穿越軍事分界線深入曹管區上百里去會見諸葛亮。再說，曹操連徐庶的老母都要虜為人質，會放過諸葛亮和其家人？”

首先，餘先生用鄧縣和宛縣兩地來做對比就不妥。當時該地區兩大區域名稱應為荊襄和南陽，從未有人用“鄧縣”來代替“荊襄”、“襄陽”或“（漢）江南”的（社科院歷史所用的就是荊州、襄陽）。鄧縣地處漢江北，屬南陽郡。傳統的荊襄為襄陽至江陵、公安一帶，不包括漢江北，這和東晉南朝推行的“守淮”、“守漢”的原則是一樣的。細看餘先生的原文，和南陽宛縣一帶對比的其實就是南郡，因中原人士避亂江南，決不會跑到鄧縣了事。況且，鄧縣在此期間也是一個是非之地，孫堅和黃祖就曾戰於“樊鄧之間”。餘先生有意用“鄧縣”而不用“荊襄”，恐怕還是為了將隆中附會“躬耕南陽”而有意為之。也難為餘先生了，如用“荊襄”那又和“躬耕南陽”對不上號了，所以，離襄陽三十里且處在江南的隆中決不能劃入荊襄，只能是“南陽鄧縣”。當然，這不能算大錯，文字遊戲而已！但用同屬南陽郡的鄧縣和宛縣相比，來說明當時荊襄與南陽政治形勢的不同，這也有點太不著邊際了吧？

另外，餘先生在這裡還犯了兩個大的錯誤，第一，諸葛亮到襄陽投奔劉表不是因為北方戰亂，其原因眾所周知，不述。其二，餘先生不查地理而誤認為博望在宛城南，錯矣。博望在宛城北，今方城縣境內，距宛城約80餘里。這條史料恰恰證明了“曹管區”在博望北，而宛城則是“劉管區”。

退一步講，即便當時宛城屬於“曹管區”，我們也沒有任何史料能去推測諸葛亮不會去宛縣躬耕，同樣也沒有什麼史料能證明劉備不敢到宛城三顧？

既然“襄陽說”對此做了大量的“推測”，那麼我們不妨也就此再“推測”一番。

宛縣在黃巾起義之後至建安四年曹操北歸進行官渡之戰期間，是亂世，但諸葛亮在《出師表》中說他躬耕的南陽之地也是“亂世”，這兩點是相同的，不是推測。而襄陽此期間則相對穩定，“一片綠洲”。故幾十萬中原人士避亂江南，使原本耕地就少的荊襄地區人滿為患，加上北方的豪門仕族大量流入，人多地少是不可避免的矛盾。而此時失去叔父這個主要生活來源的年輕的諸葛亮兄弟，要麼依靠其岳丈或朋友的資助，繼續過寄人籬下，仰人鼻息的隱居生活（繼續遊學則年齡已過，經濟來源也是問題。做官則“時人莫許之”），要麼到北邊戰亂之後人少地多之處，自食其力，發憤圖強，盤桓待主。顯然，諸葛亮選擇的是後者。

另外，劉備和關、張三人到宛城三顧茅廬，“襄陽說”一致認為他們不會到“敵佔區”自投羅網，這種猜測未免太主觀，太現代。劉備三顧茅廬是建安十二年，《三國志·武帝紀第一》記載，建安十二年曹操全年的行程為：“十二年春二月，公自淳于還鄴……秋七月，引軍出盧龍塞……八月，登白狼山……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九月，公引兵自柳成還……十一月至易水……十三年春正月公還鄴。”這清楚地表明該年全年曹操都在鄴以北的冀北、遼西作戰，而南陽此時恰恰是在劉表的控制之下，前文餘先生所引用的史料也證明了曹、劉的軍事分界線在博望，南陽不是“敵佔區”。直到建安十三年，“秋七月，（曹）公南征劉表。八月，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陽，劉備屯樊。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備走夏口。”此後的南陽，包括襄陽都成了“曹戰區”矣。

由此可見，劉備建安十二年三顧茅廬時根本不存在什麼“敵佔區”，退一步講，即便宛城是曹軍所據，當時軍閥佔地也僅限於守城，盤查也只限於城門，城郭之外，如不有意設伏，即便軍隊也是暢通無阻。這樣的記載很多。新野至宛城騎馬不足半日行程，加上地形平坦，路曠人稀（《後漢書》載：南陽郡繁盛時37縣只有243萬餘人，平均每縣不到7萬人。魏晉之後，人口銳減，《宋書》載：南朝新野郡領縣五，只有一萬四千七百九十三人。南陽郡領縣八，僅三萬八千一百三十二人，比現在的西北地區還少）。劉等三人化裝成行商，在沒有現代影象技術和曹操又沒有通緝他的情況下，不進宛城，僅到城外的七里的臥龍崗，有何不可能？

再退一步講，就算到宛城有危險，求賢若渴的劉備難道就如“襄陽說”所推測的那樣“必不敢去”嗎？劉備手下的關、張皆有萬夫不當之勇，關羽在曹軍腹地尚能“千里走單騎”、“過五關斬六將”，敢“單刀赴東吳”，《三國志》也記載其“策馬刺（顏）良於萬眾之中，斬其首還”。張飛長坂坡“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皆無敢近者”（見《三國志》）。且不說曹軍此時尚在河北、遼西，就算曹軍在城內，劉備三人就不敢到城外七里嗎？遠的不比，同期的孫堅亦是一位英雄，初平三年，“（孫）堅徵荊州，擊劉表。表遣黃祖逆於樊鄧之間，堅擊破之，追渡漢水，遂圍襄陽，單馬行峴山，為祖軍士所射殺”（見《三國志》）。孫堅在兩軍對壘時尚敢“單馬行峴山”，到敵人佔領的城外偵查地形，劉關張這樣的英雄在曹軍尚在河北時就不敢到宛城外的臥龍崗嗎？“必不敢去”這樣的推測對劉關張三人來講，簡直就是一個“笑話”。

結論：

從以上解析我們可以看出，“襄陽說”主要論據在確認諸葛亮躬耕地問題上都存在著諸多的不確定性，無論是“以向宛洛”、“欲北歸”、“亮北行見備”，還是諸葛亮在襄陽的人際關係、荊襄與南陽政治形勢的分析，都有主觀推測、史料真偽和時間錯位的問題，所引用的史料均難以說服人們相信諸葛亮躬耕於隆中的立論。倒是深入研究後，深感襄陽古隆中的“諸葛隱居地”主題詞，古隆中山門兩旁“淡迫明志，寧靜致遠”的題字，“隆山懷抱，松鶴常鳴，奇石林立，庭院清靜”等宣傳語，與《出師表》中諸葛亮自我表述的“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以及“躬耕”、“草廬”、“卑鄙”、“猥自枉屈”等大相徑庭，完全是兩種截然不同，互相牴牾的境界。

但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認定襄陽古隆中是諸葛隱居地、遊學地，南陽臥龍崗是諸葛躬耕地、三顧地，那上述兩說解讀相互矛盾的史料，可能就會在這種認定下豁然開朗，迎刃而解了。

當然，筆者的上述議論也是一孔之見，因條件所限，可能還有很多史料沒有看到或研讀偏差，形成新的“妄說”，所以，也懇請眾“襄陽說”的學者不吝賜教，以使這樁千年懸案能在這種商榷中逐步清晰起來。

注：作者為《河南大辭典》常務執行主編、原《中州今古》雜誌主編、河南省姓氏文化研究會副會長

要抬槓，那我問你，岳飛，李白等名家為何祭奠諸葛，有題詞碑文為證，南陽府志有詳細歷史介紹。二，又有哪本書說亮躬耕襄陽隆中的？請舉例，三，為何亮寫出師表躬耕南陽，而他好友報的介紹跟他不一樣，再者鄧縣縣衙，新野縣誌，方城縣誌均有詳細介紹。現在都可以免費查閱，自己去看。再去看看張衡【南都賦】寫於東漢，介紹南陽的及宛城的，百度有些都有。有理有據，要不是亮研究會多數是襄陽人，怎會爭論如此大？哪一點證明是襄陽的？

大家都別在爭吵了！爭來爭去不就是躬耕之地到底是南陽臥龍崗還是襄陽的隆中嗎？其實諸葛亮就是隆中人，大家好好讀點史書就知道了，寫史書的人是故意寫錯的！南陽張衡、南陽張仲景、南陽范蠡、南陽百里溪、南陽劉秀等其實都是襄陽人。真正的襄陽龐統才是南陽人！

“隆中對”明確告訴我們宛城在曹操手裡，明確告訴我們劉備三顧地不在宛城地區！

東漢建安十二年至建安十三年，劉備三次到襄陽隆中拜訪諸葛亮，但直到第三次方得見。諸葛亮為劉備分析了天下形勢，提出先取荊州為家，再取益州成鼎足之勢，繼而圖取中原的戰略構想，這就是著名的《隆中對》。

《隆中對》的有關內容清晰表明：三顧茅廬之處絕對不會是宛城周邊地區。

首先，看《隆中對》對當時荊州現實形勢的分析。

《隆中對》說：“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

◎“荊州北據漢、沔”表明：當時荊州劉表軍的實際情況是隻能依託漢江構築防線防備北部曹操的進攻。

《三國志·武帝紀》記載“（建安）二年春正月......（曹操）公乃引兵還舞陰，（張）繡將騎來鈔，公擊破之。繡奔穰，與劉表合。

《三國志•先主傳》建安六年“（曹操）公既破紹，自南擊先主。先主遣麋竺、孫干與劉表相聞，表自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三國志·武帝紀》記載:“（建安）十三年，七月（曹操）公南征劉表，八月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陽，劉備屯樊。”《三國志•先主傳》也記載“曹公南征表，會表卒，子琮代立，遣使請降。先主屯樊，不知曹公卒至，至宛乃聞之，遂將其眾去。”

◎從建安二年到建安十三年曹操南征前，劉表的北方防線一直在向南部的漢江退縮。先從南陽郡北部的穰城退到中部的新野，再從新野退到南部漢江岸邊的樊城。

《三國志•諸葛亮傳》注引魏略曰“劉備屯於樊城，是時曹公方定河北....”

《三國志·武帝紀》.記載：“（建安十二年曹操）十一月至易水，代郡烏丸行單于普富盧、上郡烏丸行單于郡樓將其名王來賀。十三年春正月，（曹操）公還鄴作玄武池。”

◎曹操是在建安十二年底到建安十三年初“方定河北”的，而此時劉備就已經屯於樊城了。

《三國志•諸葛亮傳》“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 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

◎世所公認劉備三顧茅廬的時間是在建安十二年冬到建安十三年上半年。而在這段時間裡，荊州形勢已發生變化，劉備駐屯地已從徐庶推薦諸葛亮時的新野，南移到作《隆中對》時的樊城。

《三國志•先主傳》注引世語也明確記載：“備屯樊城，劉表禮焉，憚其為人，不甚信用。曾請備宴會，蒯越、蔡瑁欲因會取備，備覺之，偽如廁，潛遁出。所乘馬名的盧，騎的盧走，墮襄陽城西檀溪水中……”

◎以上荊州的形勢都在《隆中對》“荊州北據漢、沔”一句中得到體現。特別是在劉備三顧茅廬的期間，劉備在迫於北方壓力下，從屯新野退到屯樊城，只能“據漢、沔”而守。

所以各種史料都證明，在諸葛亮作《隆中對》時，南陽郡北部的宛城顯然早就不在荊州的控制之下，否則無法解釋“荊州北據漢、沔”啊！

其次，看《隆中對》中對未來戰略的部分規劃。

《隆中對》說：“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

◎其中“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一句再次證明宛城在曹操手裡，否則為何要向宛城進軍？◎我們都知道任何未來計劃都是立足於當前實際制定的。因此《隆中對》中“跨有荊、益”自然也是在當時實際情況下只能“北據漢、沔”的荊州。◎若“荊州北據漢、沔”時仍控制宛城，那麼依據這個實際“跨有荊、益”自然也包括宛城。那麼此時“天下有變”“將荊州之軍”自然也包括宛城之軍才對。宛城之軍還要向自已正在駐守的宛城再發動進攻嗎？這豈不是天下最滑稽、最搞笑的笑話嗎？◎所以，在當時的實際情況下，只有宛城並不在荊州的控制範圍內才符合“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的邏輯。

透過以上簡單分析就可以知道，《隆中對》“荊州北據漢、沔”和“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都證明了宛城當時在曹操手裡，不在荊州控制範圍內。

第三，不光是《隆中對》實際上《三國志》早就告訴我們，宛城地區在曹操手裡。

正史《三國志.荀彧傳》記載：“太祖將伐劉表，問彧策安出，彧曰：“今華夏已平，南土知困矣。可顯出宛、葉而間行輕進，以掩其不意。”

荀彧讓曹操大張旗鼓的從宛城和葉縣出兵進攻南方劉表。一個“顯出宛、葉”的“出”字就把宛城在曹操手裡的事實表達得清清楚楚。

綜上可知，《三國志》原文和諸葛亮的《隆中對》清晰明白的告訴大家：劉備三顧茅廬時宛城地區處於曹操控制之下。

那麼劉備可能跑到曹操控制之下的宛城地區三顧茅廬嗎？當然不可以。

且不說劉備與曹操敵對，雙方處於戰爭狀態，就是從新野到宛城的地理環境來說，劉備北上三顧也是困難重重的。

眾所周知，宛城和臥龍崗都在南陽最大河流白河以西，而新野則在白河以東。

如果從新野出發先往北走，就要先北過三里河，再西過白河。 宛城地區清代傳說記載：劉備去臥龍崗必經梅溪河上的三顧橋，據說清代此處曾有一塊三顧橋碑。如果這一說法是真的，那麼劉備從新野到臥龍崗的路線只能是：先北過三里河、再到接近宛城對岸的地區西過白河，再西過梅溪河，這樣才能到臥龍崗。如果從新野出發先往西走，就要先西過白河，再北過湍河，再北過潦河才能到臥龍崗。

也就是說不論走哪個方向，劉備去宛城都要過三條河。而白河水面今天還有600多米寬，湍河也差不多，潦河、三里河也僅稍窄一點，劉備三人要渡三條河怎麼辦到的？而且三次來回就要過河18次啊。請問“劉備三人騎馬冒雪是怎麼三顧茅廬十八渡三里河、白河，梅溪河的？而且還要面對曹操軍隊依河流設定的防線啊！三顧茅廬劉備可沒聽說帶著趙雲啊，否則象長坂坡殺個七進七出，或許還有可能！哈哈！

由此可見，劉備絕對不可能跑到曹操地盤宛城地區三顧茅廬。諸葛亮躬耕地絕對不會在宛城臥龍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