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平常說話並不像文言文那樣。書面語言與口語一直都有所區別，古代人平常說話也是口語化的，連皇帝都是這樣。朱元璋的聖旨就很口語化，如其中一道 “說與戶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只是戶口不明白哩。教中書省置天下戶口的勘合文簿戶帖，你每（們）戶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將他所管的應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字，寫著他家人口多少，寫得真著……”

有人可能會說，那是朱元璋沒文化，那我看看雍正給年羹堯的“朕實在不知怎麼疼你，才能上對天地神明，爾用愛我之處，朕皆都體會得到，朕亦甚想你，亦有些朝事和你商量”。可見古人平常也大量使用口語化的語言。

從唐宋以來，白話文書面語逐漸興了起來。先主要在一些話本、小說中用。到了明清時期更是流傳開來，像大家熟悉的“三言二拍”就是白話文為主。現代意義的白話文是在胡適、陳獨秀等人掀起新文化運動，提倡白話文之後才變成現在這樣的。

文言文更多是書寫交流，屬於書面語，白話文是日常口語交流。白話文的興起是因為民國出來，因為晚清長期落後捱打，導致民族自卑心理，文化不自信，當時很多人很迷茫，不知出路。很多人把一切原因歸位文化落後，反封建就是要去掉一切傳統的東西，打倒“孔家店”等同於掃除一切和古人沾邊的東西。

當時的許多文豪，都提倡白話文，貶低文言文，他們中很多人都是老師，課堂上就一直向學生宣傳白話文的好處，例如胡適天天和自己的學生好白話文的好處。要改變一個習慣，最好的方式就是年輕一代開始，文言文就這樣慢慢被拋棄，白話文漸漸成主流。

我的看法是，文言文和白話文都是華人一直以來的語言體系，無所謂高低貴賤，都應該一樣去學習，懂得文言文，可以無障礙看古代經典書籍，讀懂先賢思想，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古學今用，豈不美哉～

白話文是唐以來在口語的基礎上形成的，起初只用於通俗文學作品，如唐代的變文，宋、元、明、清的話本、小說等，及宋元以後的部分學術著作和官方文書。到‘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才在全社會上普遍應用的。

先秦時期

先秦時期人們說話的口語和文言文基本一致，和現在人們說的雙音節詞不同，在當時，單音節詞佔據很大的比例，比如《論語》《孟子》《春秋》之類的書，幾乎就是對當時人說話口語的記錄。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當時人們說話，就是這麼個語氣

在當時，書面寫出來的東西，是十分保守的，文言文類的記載就是代表著儒家文化的開始，儒家要想確定地位，加上文字對文化記載的重大意義，所以文言文和口語就開始進入了雙軌發展時期，文言文口語和白話口語並存的局面

兩漢時期差距增大

兩漢時期，白話口語和文言文的差距有了明顯距離，中國第一部方言著作就是西漢揚雄的《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

儘管文言文和白話文的發展都在同時進行。但是文言文發展的速度永遠比不上白話文的速度。但是在書上記載的還是用文言文的方式，所以現在對古代歷史白話文的研究還是很少的。

唐代出現白話文，宋朝徹底使用白話文

到了唐代的時候，唐朝大部分人都用白話文。其中都歸功於唐朝的佛教。畢竟唐朝的佛教都是由那些沒有文化的老百姓所信仰。而他們為了傳播佛教，所以只能使用白話文。

到了宋朝的時候幾乎和文言文直接脫軌，就連大詩人，有文采的人都不一定能用文言文來表達自己所說的話。

宋呂本中《軒渠錄》記述了這麼個故事：

族嬸陳氏頃寓巖州，諸子宦遊未歸。偶族侄大琮過州。陳嬸令作代書寄其子，因口授雲：“孩兒要劣你子，以鬩鬩霍霍地，且買一把小剪子來，要剪腳上骨齣兒胳胝兒也。”

（應為開封地區方言，大意為：要給孩子買把小剪刀，剪去腳上的硬皮和老繭。）

大琮遲疑不能下筆。嬸笑雲：“元來這廝兒也不識字！

民國五四運動徹底把文言文取代

書面語和口語發展的雙軌發展，文言文和白話文對立的局面，直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才終結。

胡適《文學改良芻議》主張“不摹仿古人”“不避俗字俗語”等，吹響“白話文運動”的號角，終於讓白話文代替文言文，成為了漢民族的共同書面語。

其實文言文和白話文一直都在發展之中。只不過是在最初的人類還是用文言文來敘述事件。畢竟語言這個東西還是需要發展的，不能一蹴而就。經歷了幾千年的發展，我們現在所使用的白話文也終於取代了文言文，也更容易讓大家理解和記憶。

古白話是唐宋以後在北方話的基礎上形成的一種書面語。如唐代的變文，敦煌通俗文學作品，宋人話本，金元戲曲，明清小說等都是古白話的代表。古白話雖說是白話文，但不同於我們今天所說的白話文，一般都是以口頭語為基礎而夾雜一些文言成分。即使是口語，由於區域性和時代性的差異，今天讀起來也不那麼容易，因此，我們稱之為“古白話”（學術界一般把從晚唐五代開始直至“五四”時期形成的古白話稱作近代漢語）。

文言文是以先秦口語為基礎而形成的上古漢語書面語以及後來歷代作家仿古作品中的語言。古白話是六朝以後以北方口語為基礎而形成的為歷代通俗文學所使用的書面語。文言文是古代漢語學習的主要物件，是中國古代文獻資料所使用的一種最基本的書面語形式.

漢語自古以來就有文言文和白話文之分，而文言文則是官方的語言，是公卿文人的文字語言。然而中國還存在並行的一套漢語，就是白話文，這是平常老百姓會話所用的語言，平民百姓不懂什麼文言文，更不可能用文言文來作為日常會話，這個白話文才是中國歷史上佔絕對多數使用人口和使用頻率的漢語。但同樣不能說白話文是沒有文字的語言。中國古代文字之多、音域之闊遠遠超出現代人所使用的狹小的幾千個字的範圍，現代文就是從這個平行的漢語中演變而來的。我們可以從現存的唐宋白話文文學、元代的戲曲、明代的象《三言兩拍》等文學鉅著中窺視到古代的白話文跟現代文其實並沒有象跟文言文一樣的太大的差別。如果不能考證它們的發音，起碼它們的語法和文字的使用在紙面上是一目瞭然的。古代的白話文經五四的現代白話文到現代文幾乎沒有太大的變化，只是現代人把西方的語法給它做了條理化和增加了很多的詞彙。

1917年1月1日，《新青年》雜誌發表了胡適寄自美國的文章《文學改良芻議》。文中，胡適首次公開提倡白話文，並闡述了“不模仿古人”“不用典”“不講對仗”“不避俗字俗語”等八項文學改良的主張，得出“白話文學之為中國文學之正宗，又為將來文學必用之利器，可斷言也”的結論。在彼時身陷傳統向現代轉型陣痛中的中國，這般響亮的吶喊如同征討文言文的檄文，成為“五四”白話文運動的先聲。

如今，100年過去了，《文學改良芻議》的座標已被歷史定格。當我們告別紙筆，在電腦和手機屏上“吐槽”“不明覺厲”的段子、收發顏文字（Emoji）和表情符時，卻會不禁反思，網路語言作為一種更“白”的白話文，能否再掀巨大的語言變革，成為下一代人的通用規範用語，進而引發更深層次的社會變革？

“提倡白話詩的人自以為從西洋傳來，我以為中國古代也曾有過，他們如要訪祖，我可請出來。”章太炎曾在《國學概論》中丟擲一個例子：唐人史思明之子史朝義（懷王），某日曾詠一首櫻桃詩：“櫻桃一籃子，一半青，一半黃。一半與懷王，一半與周贄。”有人勸他，應將後兩句上下對掉方可押韻。可史朝義不然，稱：“周贄是我的臣，怎能在懷王之上呢？”章氏將這種“不用韻”的詩歌算作白話詩的始祖。

其實，早在漢魏，因佛教的傳播和譯經的需要，早期白話便已萌芽。當時的僧人為使勞苦大眾都能聽懂教義，故意採用一種跟當時口語十分接近的文白夾雜的文體。到南朝時的《百喻經》，作為第三人稱代詞的“他”和判斷動詞的“是”已出現。至於來自民間的“樂府詩”，則為後代保留了大量充滿生活氣息的白話文作品，廣為流傳的《木蘭詩》便是其一，“阿爺”“爺孃”“阿姊”都是很口語化的稱呼。

到唐代，佛教興盛，白話譯經的傳統也得以延續。無論是傳世作品，還是敦煌文書中，變文、曲子詞、禪宗語錄、早期話本，都已通篇採用白話文，與南北朝時期的作品，已完全不是一個面貌。“雞湯界”推崇的寒山、拾得二僧就留有白話詩一則：“豬吃死人肉，人吃死豬腸。豬不嫌人臭，人反道豬香。豬死拋水內，人死土裡藏。彼此莫相瞰，蓮花生佛湯。”

入宋後，人們的口頭語和以先秦口語為基礎的文言文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很多讀書人甚至未必能用文言文表達下里巴人要說的話。宋人呂本中的《軒渠錄》中就記錄了這麼個小故事：一婦人請書生代寫家書，婦人口述道：“孩兒要劣妳子，以鬩鬩霍霍地，且買一把小剪子來，要剪腳上骨齣兒肐胝兒也。”（大意為“孩子跟母親調皮，嘰嘰喳喳的。你買把小剪刀來，我要剪掉骨節上的老繭”）書生聽後，遲遲不能下筆，反被婦人嘲笑不識字。在這種情況下，話本小說、南曲雜劇、俗詞俚語諸宮調等白話文作品紛紜迭出，迅速佔領市井生活的高地，瓦舍勾欄、食肆酒館、戲臺曲苑一片說學逗唱的景象。至此，作為漢語書面語“小傳統”的古白話文完全成熟。

兩宋理學思潮的興起，也開闢了理學家們用白話記錄師徒語錄的傳統。“聖人只是識得性。百家紛紛，只是不識‘性’字。揚子鶻鶻突突（糊糊塗塗、含混不明），荀子又所謂隔靴爬癢”，這種白話體的師徒對答在二程語錄、《朱子語類》中大量可見。

至於明清的小說和戲曲，則將古白話這一書面形式推向高峰，前者有《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金瓶梅》等，後者包括《琵琶記》《牡丹亭》《長生殿》等作品，影響深遠、家喻戶曉，可謂婦孺皆知。

四爺的爆款奏批“朕就是這樣漢子”，則證明白話文的使用範圍此時也並非侷限在民間了，其先例可以追溯到元代。原來蒙古族統治者入主中原，由於漢語生疏，往往在詔書中直錄口語。在成吉思汗寫給丘處機的詔書中就有這樣的大白話：“丘神仙，你春月行程別來至夏日，路上炎熱艱難來，沿路好底鋪馬得騎來麼⋯⋯我這裡常思量著神仙你，我不曾忘了你，你休忘了我者。”入明後，布衣皇帝朱元璋更不管什麼“之乎者也”，在他對“西番地面”的詔書中親筆寫道：“奉天承運的皇帝，教說與西番地面裡應有的土官每知道者⋯⋯你若怕時節呵，將俺每禮拜著，將差發敬將來者，俺便教你快活者，不著軍馬往你地面裡來，你眾西番每知道者。”

明清時代的白話大繁榮並沒有改變白話文的從屬地位，白話小說之於士大夫們更像是“洪水猛獸”，多數難逃被禁的命運。可“異端”李贄不幹了，他在《童心說》中質問“詩何必古選，文何必先秦”，甚至將《西廂記》和《水滸傳》列入“古今至文”。痴心於白話段子的馮夢龍隨後也提出“話須通俗方傳遠，語必關風始動人”的思想。然而，但正如“高考是指揮棒”一樣的道理，在讀書人醉心於八股文的年代，白話文不可能撼動文言文的正統地位。

進入19世紀末，面對“兩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睜眼看世界”的華人發現，典雅精煉的文言文在表達新生事物、傳達新思想時已力不從心，此時漢語的白話小傳統便開始“春潮湧動”了。

黃遵憲最先站出來，在縱覽西歐及日本語言文字的變革大勢後，高呼“我手寫我口”的口號。他認為，中國必須走“語言與文字合”的道路，這樣才有助於平民教育、保國保種。隨後，梁啟超向桐城派古文宣戰，並在《變法通論·論幼學》表達了“務為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思想。晚清白話文運動就此拉開。

1898年，中國第一份白話文報紙《無錫白話報》創刊，主編裘廷梁發表《論白話為維新之本》一文，喊出“崇白話而廢文言”的口號，成為倡導白話文理論的集大成之作。此後，各地白話報就如雨後春筍一般紛紛興起，《寧波白話報》《中國白話報》《安徽俗話報》《京話日報》先後湧現，至清廷預備立憲期間形成高潮，數量竟達130餘種，蔚為壯觀。

在報人們的努力下，政府告示此時也嘗試用白話行文，以便於平民百姓閱讀。《大公報》最先發聲，創始人英斂之在“敝帚千金”欄目中撰文稱：“政府裡再出告示，一律改用白話，越淺近越好。”《京話日報》則更決絕：“凡是告示文字，都當用白話編成。各處的言語不同，也可以隨著土音編造。”半個月後，此舉得到響應，京師外城工巡分局頒發白話告示，提倡春節禁炮：“倘然飛起來的火星兒，落在容易引火的物件上，著起火來，害處實在不小⋯⋯你們要是心疼自己合人家的房子物件，怕擔那放火的罪過，就應該不放這等花炮才是。”

近代城市的興起和市民階層的壯大，讓中國另一白話文傳統——以鴛鴦蝴蝶派為代表的小說此時也濫觴了。胡適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中就曾寫道：“在這五十年之中，勢力最大，流行最廣的學，說也奇怪，並不是梁啟超的文章，也不是林紓的小說，那是許多白話小說。”

據作家阿英估算，晚清的白話小說已達1500多種，題材涉獵廣泛，有批判社會問題的“晚清四大譴責小說”，有寫史詩戰爭的《罌粟花》《中東大戰演義》，有反映立憲運動的《新中國未來記》《立憲萬歲》等，有俠義公案小說《三俠五義》。其中，《何典》《海上花列傳》《九尾龜》等方言小說，與傳教士們翻譯的白話《聖經》，一反千年來以北方話為基礎的白話語言，形成了漢語方言入白話的傳統。

1910年，19歲的胡適留學美國，轉學哥倫比亞大學後，師從杜威。受其實用主義影響，胡適逐漸形成“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的文學進化觀，“與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不如用20世紀之活字”。後來任教北大時，為了論證白話文簡明達意，胡適就如何回絕行政院秘書職位一事出題，請學生擬電報稿。學生擬出“才學疏淺，恐難勝任，不堪從命”12字的電報稿，而胡適僅用了5個字回絕——“幹不了，謝謝”。

為支援胡適，《文學改良芻議》發表後，是年2月陳獨秀在《新青年》發表《文學革命論》，稱“以白話為文學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急先鋒”錢玄同及時跟進，發出打倒“桐城謬種”“選學妖孽”的口號，直接把文言文視為“獨夫民賊”“文妖”。

1918年1月《新青年》開始刊發白話文，但此時的文學作品往往還是“文言序言”加“白話文字”的體例，比如魯迅的白話“日記體”小說《狂人日記》，序言部分寫道：“某君昆仲，今隱其名，皆餘昔日在中學時良友；分隔多年，訊息漸闕。”至正文自述部分畫風一轉：“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次年，五四運動爆發，白話文運動進入高潮。一年之內，全國上下白話報至少出了400種。《星期評論》 《曙光》 《少年中國》《湘江評論》等都在這一年推出。

在《文學改良芻議》發表的同年，蔡元培成立“國語研究會”，圍繞國語標準音問題引發大範圍探討，國語運動和白話文運動漸呈相輔相成之勢。至1920年，教育部訓令“國民學校一二年級，先改國文為語文體，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白話文至此確立了在教育制度上的地位。數年後，葉聖陶主編、豐子愷繪圖的白話語文教材《開明國語課本》問世，一時洛陽紙貴，供不應求。至今日又突然火起來，一版再版，影響深遠。

然而，面對風起雲湧的白話文運動，有人很不爽。國學大師黃侃針鋒相對，也出了一例，“如胡適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電報必雲：‘你的太太死了！趕快回來呀！’長達11個字。而用文言文則僅需‘妻喪速歸’4個字即可”。

這樣的反對之聲並非個例。當胡適、陳獨秀、魯迅在《新青年》上為白話文搖旗吶喊時，以東南大學師生為主體的“學衡派”也走上了另一條為文言文正名的道路。他們秉持文言文的天然簡約精雅，視其為母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表達能力非是白話文所能企及。胡先驌曾撰文《中國文學改良論》，聲討胡適“用白話推翻文言、把中國古代的文學成就全盤否定的態度過於偏激”，並丟擲疑問，“向使以白話為文，隨時變遷，宋元之文已不可讀，況秦漢魏晉乎？”而從橫向上看來，方言白話小說確實難以達到文言文超越語言障礙通達四方的傳播效果。“許多人第一先看不懂吳語對白⋯⋯雖然不能全怪吳語對白，我還是把它譯成國語。”張愛玲以國語譯完《海上花列傳》時曾作如是嘆。

20世紀初國運維艱，迷失在“歐風美雨”中的知識分子往往會文化自卑。迴歸文字，一些為白話文正名的奔走者希望以“直譯歐文句法”的方式改造中文，繼而改造“中文思考方式”。在透過以翻譯為紐帶的語言接觸後，歐洲語言的一些特點逐漸進入漢語，最終融於其中，成為別具一格的“歐化”漢語，這也是“五四”百年以來的白話文區別於傳統白話的特色。

在魯迅的早期作品中，常會交替採用“他”或“伊”來指代女性。到1924年《祝福》發表時，魯迅才開始固定使用“她”。一年後，在《傷逝》中魯迅開始使用“牠”（同“它”）來做非人類的第三人稱代詞。小作品反映的是白話文大趨勢，為了對應英語中的she,he和it，此時的漢語逐漸產生“他”“她”和“它”的分別。

而《紅樓夢》和《儒林外史》時代尚未區分的形容詞和副詞字尾“的”和“地”，在“五四”洗禮後逐漸分野，乃至很多人會在原本就是副詞的詞後生硬加上一個“地”，如茅盾的《追求》中“草地上頓時更加熱鬧起來。但似乎大家都忙於吃喝，暫時地沒有話。”

傅斯年曾在《新潮》上刊文稱：“白話文必不能避免歐化，只有歐化的白話方才能夠應付新時代的新需要。歐化的白話文就是充分吸收西洋語言的細密的結構，使我們的文字能夠傳達複雜的思想、曲折的理論。”為了吸收這種“細密的結構”，“五四”以來漢語大量使用連詞、介詞，也更注重使用範圍修飾語，如“就⋯⋯而論”“在一定程度上”“對⋯⋯來說”等等都被吸納。這樣，“枯藤老樹昏鴉”，在歐化漢語翻譯來，就會是“枯藤纏繞在一顆立有昏鴉的老樹上”。

從“五四”至今，歐化從未止步。但許多文人為了追求時髦，在唯“歐”是瞻的風潮下，盲目構造為了歐化而歐化的文藝腔。1925年，徐志摩的《巴黎的鱗爪》發表，開篇便是一段冗長的定語“他是一個畫家，住在一條老聞著魚腥的小街底頭一所老屋子的頂上一個A字式的尖閣裡”。20世紀30年代，有人用直譯的歐化句法來寫作，比如將“the apple of my eye”譯為“我目的蘋果”，將“took the heart out ofhim”譯成“將其心拿出”。

“中文字來是說‘因此’，現在不少人卻愛說‘基於這個原因’；本來是說‘問題很多’，現在不少人卻愛說‘有很多問題存在’。”詩人余光中曾痛批盲目“歐化”，“緩慢而適度的西化甚至是難以避免的趨勢，高妙的西化更可以截長補短。但是太快太強的西化，破壞了中文的自然生態，就成了惡性西化。”

在談及歐化漢語時，鴛鴦蝴蝶派張恨水曾以《三國》舉例，“‘階下有一人應聲曰，某願往，視之，乃關雲長也。’這種其實不通俗的文字，看的人，他能瞭然。若是改為歐化體：‘我願去’，關雲長站在臺階下面，這樣地應聲說。文字儘管淺近，那一般通俗文運動的物件，他就覺著彆扭，看不起勁。”

你說的這個古人要看有多古，他要是生活在先秦時期的話，那麼他說的話和書面語沒什麼區別，若是先秦以後的話那就大大不同了。

語言學研究認為，書面語是在口語的基礎上產生和發展起來的，二者相互影響又互相促進，關係非常密切。文言是在先秦口語的基礎上形成的，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文言與當世的口語逐漸拉開了距離。從漢魏到明清，由於官方的推行和科舉考試的需要，讀書人刻意模仿“四書、五經”的語言寫詩撰文，以古雅為尚。這樣，作為書面語的文言就與人們口頭實際用的語言距離越來越大了。

文言文是相對白話文而來的，其特徵是以文字為基礎來寫作，注重典故、駢驪對仗、音律工整且不使用標點。文言文的優點在於文字精鏈、微言大義。既然文言文具有言簡意賅的特點，一定是當時什麼被迫的自然因素和人為因素促使的。當時的情況是沒有用於書寫紙，而用於記錄的帛、竹簡由於製作費時費力，估計也不富裕。於是，人們為了節約這些資源，就把要說的話簡述在帛、竹簡上。久而久之，就成了文言文。

白話文，指的是以現代漢語口語為基礎，經過加工的書面語。白話文在古代也有一段很漫長的歷史，在宋代己有話本,明清兩代也有部分白話小說，如水滸傳、紅樓夢等，不過為古白話,而且白話文作品在古代文壇上只佔少數,文言文在當時仍然是主流。1919年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強調“我手寫我口”、“能識字便能讀文”的白話文漸漸的取代了文言文，成為寫作的主流，使文言文慢慢地退出了歷史的舞臺。　

文言：指在“五四”之前通行的以古漢語為規範的漢語書面語。

文言文：用文言寫的文章所以很明顯，文言是別於白話的古漢語書面語。這裡強調的是書面語，只用於寫作，不用於口語交流。

古人的口語（白話）另成系統，與文言不盡相同，倒和我們今天所通行的口語有相似之處。

口頭語與書面語的根本區別，在於使用形式不同，用途不同。口頭語用於人們日常交際，書面語用於文章。

儘管書面語產生於口頭語並不斷地適應口頭語的變化，但它們之間永遠存在差異。例如，最接近現代口頭語的書面語“現代文”，也不是口頭交際用語。比如，公眾人物在特定場合“講話”可以使用書面語，但平常說話仍然是口頭語。再如，先秦時期的文言文接近當時口頭語，但那時的“古人”也不說“文言文”。

總之，文言文、白話文、現代文都是“文”，屬於書面語，都不是日常生活中的交流語言。人們看到的古裝影視劇，其人物對話很“文”，其實那是創作者精心營造的氛圍，並沒有人真正知道其人物的對話。即便是古籍中記載的古人“語錄”，也是寫書作者做了“文飾”的。比如，《明史》中記載的朱元璋說的話，真實的話語絕非如此。

又例如南北朝廣泛傳頌的民歌《孔雀東南飛》，其中的語言也就和當時的口語極為接近，第一句：“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這句比較淺顯，雖和今天的口語雖有差異，但不大。這就能反映出它口語的特點。

另外，四大名著除了《紅樓夢》之外，其它三部都是在民間故事或說書藝人說書的基礎上創作的，其也帶有一定的口語性質，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半文半白”。

五四之後才直接用口語進行創作，其書面語與口語是基本保持一致。所以我們可以從今天，或者是解放前的書面語判斷中國近現代的口語和我們今天的口語是相近的。因此古代人日常交流時使用與我們現在的口語相近的語言，只是寫文章時才用那些之乎者也的文言文，以示很有學問，區別於普通的、沒讀過書的老百姓。

古代人們都是用文言文交流嗎？

答案：這個問題要分兩個方面來說，日常口語交流肯定不是用文言文，書面交流大部分用文言文。

文言文，也就是用文言寫成的文章，即上古的文言作品以及歷代模仿它的作品。文言文作為一種定型化的書面語言，沿用了兩三千年，從先秦諸子、兩漢辭賦、史傳散文，到唐宋古文、明清八股……都屬於文言文的範圍。也就是說，文言文是中國古代的書面語言，是現代漢語的源頭。

著名語言文學家、教育家王力先生在《古代漢語》中指出：

“文言是指以先秦口語為基礎而形成的上古漢語書面語言以及後來歷代作家仿古的作品中的語言”。1.古代書面語與口語的區別

文言文來源於先秦時期的口語，但是與先秦的口語又有不同，專門用來記載先秦社會發展、生活、生產，隨著歷史變遷，口語的演變，文言文和口語的差別逐漸擴大，“文言文”成了讀書人的專用。歷朝歷代，官方正史、文書、文人著作均以文言文書寫為正統。

在各朝各代，老百姓日常交流用的都是口語，並且受制於方言，可以說是五花八門、南腔北調。

2.文化人與市井百姓的區別

在古代，只有讀書人、士大夫才有機會學習、掌握、運用文言文，普通百姓日常用的就是口語，與文言文八竿子打不著，最多就是口語中會 出現一些文言典故、成語、名句，例如士別三日當刮目相待、以史為鑑，這些詞句，即使老百姓不懂訓詁、不懂句法，也能夠明白其意思。

就是讀書人、士大夫，平時也是使用口語的，不可能處處、時時用文言文，那樣能有多少人理解呢。

3.表意和表音的區別

文言文是表意的，很多文言文詞語晦澀、模糊，如果不看書面文字，讀起來晦澀難懂、歧義百出，根本無法進行口語交流。因此，日常的口語註定是透過表意來達意的。這方面，文言文天生不具有口語表達的特點，無法實現口語的交流。

這種是中國古代的一種書面語言組成的文章，主要包括以先秦時期的口語為基礎而形成的書面語言。春秋戰國時期，用於記載文字的物品還未被髮明，記載文字用的是竹簡、絲綢等物。

在中華數千年曆史中，語言的口語變化非常大，文言文卻保持相近的格式。文言文能讓不同語言使用者“筆談”，是一種具有固定格式、卻不會非常困難的溝通方法。

白話文是怎麼興起的？

白話文興起於新文化運動。

白話文相對於文言文，即用白話寫成的文章，也稱語體文。那麼白話文也就比口語更加書面化。

白話文是指“漢語書面語”的一種。它是唐宋以來在口語的基礎上形成的，起初只用於通俗文學作品，如唐代的變文，宋、元、明、清的話本、小說等，及宋元以後的部分學術著作和官方文書。到‘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才在全社會上普遍應用的。

宋代的“語錄”是又一種早期的白話文學。起初，禪宗佛徒輯錄師傅言談，用口語體。後來，宋代理學家程顥、程頤的門人，也用口語體記錄老師的言論。 “語錄體”是一種白話文，具有小腳不敢放得太大的“半大腳”風味。宋元間又有“話本”。這是說書人講說故事的底本。“話”是故事，“本”是底本，分為小說和講史兩類。前者多為白話短篇，後者是淺近文言的長篇。明清的章回小說，例如《金瓶梅》、《紅樓夢》和《水滸傳》等作品，是用當時的白話書寫，使白話在民間得到廣泛傳播。

清末維新運動時期，開始有意識地提倡白話，興起稱為“新文體”的“通俗文言文”。

例如，黃遵憲引俗話入詩，反對崇古，他在1868年(同治7年)寫的新詩，是文體解放的開路先鋒：“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即今流俗語，我若登簡編，五千年後人，驚為古爛斑！”

胡適作為白話文運動的首倡者，他深諳思想內容與文體形式的關係，“我也知道有白話文算不得新文學，我也知道新文學必須有新思想和新精神。”但限於傳統觀念的漫長曆史及客觀條件的複雜，他強調白話文與文言間對立、分裂的一面，不遺餘力地倡導“白話文”之工具性。

古白話是唐宋以後在北方話的基礎上形成的一種書面語。如唐代的變文，敦煌通俗文學作品，宋人話本，金元戲曲，明清小說等都是古白話的代表。古白話雖說是白話文，但不同於我們今天所說的白話文，一般都是以口頭語為基礎而夾雜一些文言成分。即使是口語，由於區域性和時代性的差異，今天讀起來也不那麼容易，因此，我們稱之為“古白話”（學術界一般把從晚唐五代開始直至“五四”時期形成的古白話稱作近代漢語）。

文言文是以先秦口語為基礎而形成的上古漢語書面語以及後來歷代作家仿古作品中的語言。古白話是六朝以後以北方口語為基礎而形成的為歷代通俗文學所使用的書面語。文言文是古代漢語學習的主要物件，是中國古代文獻資料所使用的一種最基本的書面語形式.

漢語自古以來就有文言文和白話文之分，而文言文則是官方的語言，是公卿文人的文字語言。然而中國還存在並行的一套漢語，就是白話文，這是平常老百姓會話所用的語言，平民百姓不懂什麼文言文，更不可能用文言文來作為日常會話，這個白話文才是中國歷史上佔絕對多數使用人口和使用頻率的漢語。但同樣不能說白話文是沒有文字的語言。中國古代文字之多、音域之闊遠遠超出現代人所使用的狹小的幾千個字的範圍，現代文就是從這個平行的漢語中演變而來的。我們可以從現存的唐宋白話文文學、元代的戲曲、明代的象《三言兩拍》等文學鉅著中窺視到古代的白話文跟現代文其實並沒有象跟文言文一樣的太大的差別。如果不能考證它們的發音，起碼它們的語法和文字的使用在紙面上是一目瞭然的。古代的白話文經五四的現代白話文到現代文幾乎沒有太大的變化，只是現代人把西方的語法給它做了條理化和增加了很多的詞彙。

首先要弄明白語言的變遷，先秦以前基本上人們說的就是文言，文和言是基本一致的，漢朝以後語言變化越來越大，到了唐宋時期其實已經有很白話的語言，你去看宋朝話本小說和一些語錄體著作就知道了，到了明清時期，語言就和咱們現在更接近了。這是語言的變化。

而文字方面，唐朝就有文言白話之分，上層知識分子依然堅持文言創作，實際上和當時的語言已經脫節了。到了明清更明顯了，當時文言創作和白話作品都非常多。你看《西遊記》《水滸傳》能基本看懂，就是那時期的白話著作，和咱們現在非常接近了，不過一般白話的通俗作品都是面向百姓的，被知識分子看不起。而知識分子把持的詩文創作依然用文言。所以那時候平常說話已經白話，和文言完全兩回事了。

所以白話不是新文化運動創造出來的，只是從此知識分子和普通百姓都不在用文言，做到了文字和語言的統一罷了。

要想深入瞭解這個轉變，得從倉頡造字說起，那時人類還沒有字，人與人靠口頭與形體方式交流，倉頡造字是很難的工程，只造重要字，講究言簡意賅，一字多用多意，這是早起文言文起源，後來加上之乎者也是為了好記，那時沒有隨身碟與儲存技術，加入語氣助詞或對仗、朗朗上口就是為了好記下來。

其二、無論是結繩、甲骨還是木板上寫，成本都很高，所以不允許寫太多廢話。總不能造一幢房子的紀要設計圖比一幢房子還貴吧。知識類文籍為了更好傳播必須精減，字少，這樣才好記好搬，學富五車，你得保證五車裝得下。

其三、技術進步讓文言文越來越白話了。造紙與印刷使書寫成本下降，方便書寫，這時文藝創作開始追求更詳實清楚，後來印刷術出來了，文言文就越來越接近白話了，其實明清小說己經很好讀懂了。

在此期間，古人生活交流都是用常語(白話文)，文言文由少數知識階層所掌握。好比人人用電腦，但C語言可不是誰都知道，當然隨著時長增加，懂的人也越來越多了。

最終書寫技術越來越成熟、成本下降，識字人越來越多，字量增多已足夠覆白話了，白話文就出現了。其實明清小說已是白話文雛形，五四運動為了發動更多廣大群眾(都懂白話)，就更大力推廣白話文，自此，白話文就算取代了文言文。

好比過去拍電報很貴我們要控制在十個字以內(用文言文方式)，現在打電話不要錢，誰還不說得更清楚生動哩。

總而言之，技術進步與成本下降決定了，這個表達技術可否存活下去。白話文具有更高的經濟價值與實用效果(傳播廣、詳實、叄與度等)，文言文字少節約耗材、好記，但它的這個優勢已經沒用了，書寫成本極低，儲存技術發達，它哪有不淘汰的哦!

隨著科技的進步，白話文會否被更高的表達技術取代呢？同樣可能，但要時間。

在任何時候，人們交流的語言都是口語，俗語但是將這一件事情記載下來就成了書面用語。受篇幅所限，只能精煉在精煉。

為什麼受篇幅所限呢？因為古代最早的甲骨，青銅器，都是受到大小所限制的，不能長篇大論，只能用最簡潔的話把要說明的事情記載下來。

到春秋戰國時期，竹簡的出現讓閱讀和書籍有了質的飛躍，但是製作能夠寫字的竹簡工藝非常耗費時間，而他的重量也不輕，這就繼承了青銅器甲骨的特點，只能使用簡明扼要的詞語來記載。

長達兩千年的時間養成了書面用語和口頭用語分離。而後來文人的出現又使文言進一步制式化，此後的書籍都是文言記載，鮮有白話文。即使這一些記載的人也是平時口語。

到宋朝活字印刷和造紙術提升讓書籍不再是奢侈品，這時候湧現出很多的白話書籍在慢慢讓白話文和文言文接近，最後在清末徹底的讓文言文退出日常生活記載。

作為華人，對於文言文這個東西，真的是又愛又恨。愛的是它表達簡潔、文辭優美，恨的是我們的學生時代要背誦它。

古代人留下那麼多的文言文文章，是不是在他們日常生活也是用文言文交流呢？

答案是否定的，古人只有在寫文章時才用文言文，平時交流還是用的白話文。

那古人為什麼不用白話文書寫，這樣不是更容易看懂嗎？

1、用文言文書寫比較省力

白話文雖然很容易看懂，但是寫起來會很費力。因為想要表達相同的意思或傳達等同資訊含量的內容，用白話文會多出很多字，寫起來會很耗時間。

還沒有發明紙張之前，人們都是在青銅器、竹片、石頭、骨頭、絲帛上或刻或寫。這些書寫材料要麼很貴，要麼很硬，寫起來費時費力。

2、為了節約書寫和傳播成本，必須要用文言文

由於書寫材料的限制，古人寫文章時必須惜字如金。

如果你要著一部十餘萬字的書，用竹簡寫的話，那估計寫完之後，得要30多斤竹簡，讀起來累不累呀。如果要像現在一樣寫一部百萬字級別的小說，不僅書寫成本高，而且很多人會買不起，不利於思想文化的傳播。

那麼精簡的文言文在這裡就體現出了它的價值，所以古人用文言文書寫而不是用白話文最初是為了省錢。

到了東漢改進造紙術，唐朝普及印刷術，寫文章成本不高，寫起來也不費勁，那為什麼文言文還是很盛行?

主要是文言文格式穩定、言簡意賅，在表達上有優勢。

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文言文象徵著讀書人的身份，可以提高讀書人的格調，可以和文盲區分開來，用以提高自己的優越感。

那白話文是什麼時候興起的呢？

1、宋朝之後，白話小說的出現，將白話文更加口語化

由於宋朝崇文抑武，所以出現了大批文人，隨之而來的便是大量文學作品的出現。因此宋朝民眾的閱讀普及率很高，為了適應這種情況，應運而生的就是大量白話文書籍，不然大部分人看不懂。

宋朝興起的一種新的文學形式——話本，更是將日常用語和書面語融入其中，使其更加貼近生活，大家都能讀懂。發展到後面就將白話文普遍用在文章、小說等文學作品中，我們讀的四大名著就是此類小說的代表。

2、宋明清三朝，官方也廣泛用白話文，傳達統治者的意志

宋朝之後的白話文已經和今天我們用得差不多，宋代的官員已經是用白話文與平民百姓交流，不再那麼樂於用文言文區分自己與百姓來體現自己的優越感。只是偶爾會摻雜一些文言文，聽起來有點彆扭。

到了明清時期，不僅官員用白話文，皇帝下旨這樣嚴肅的事情，也用白話文替代文言文。尤其是朱元璋這位明朝的開國皇帝，本來文化水平就不高，所以更喜歡用白話文下旨。

文化水平高的清朝皇帝在批摺子時也喜歡用白話文，雍正皇帝就寫過這樣的話：朕就是這樣漢子，就是這樣皇帝........

但是白話文的真正興起，還是在上世紀初的新文化運動中 。

總結：

古人在日常生活中並不是用文言文交流，而是用白話文。

但是，這並不代表，現代人穿越回古代能和古人暢通無阻地交流。因為北方的少數民族不斷南遷，會把胡語和漢語融合，加上古漢語的發音與現在差異很大。所以，你要是穿越，估計就是你聽不懂他們說的話，他們也聽不懂你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