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相合肥天下瘦，司農常熟世間荒”，是晚清時人盡皆知的名聯。這幅對聯的有意思，不在工整，而是很微妙。

它很“臥槽無情”地，不僅將“大貪官”、“賣國賊”李鴻章給罵了一通，連“愛國家”、“清流領袖”翁同龢也同樣大加挖苦，是清濁兩派各打五十大板。認為李鴻章太貪，翁同龢無能，二者是以各自方式，禍國殃民，加速大清的滅亡。在晚清時，部分社會觀感就是如此。

是的，在我們過去的印象中，翁師傅的面目是比較正面的，甚至代表著悲情英雄這樣一種形象。可近些年來的歷史研究，實際不斷在反轉，李鴻章實幹家的名望愈來愈顯，翁氏“禍己、禍君、禍國”的惡名也越來越重。

我也以為，什麼是“書生誤國”，什麼是“清流害國”，甚至什麼是“愛國賊”，翁同龢身上都能看到影子。整個晚清，君非昏君，臣非庸臣，卻很快亡國，看翁同龢也是個啟示。

翁同龢其人，高幹子弟，真材實料狀元出身，由“樸園路線”榮任兩朝帝師，是晚清政壇真正核心人物之一。非得說他一無是處，肯定是罔顧事實的。

此公在晚清，公認的品行不錯，史稱孝悌君子，學問深厚，才情了得，論字更可稱彼時頭號書法家，用現在的話講是“學者型政治家”。他從政60年，歷任工部尚書、戶部尚書、軍機大臣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等要職，挫事不少，主觀上惡事不多，也還算清廉，社會風評是不錯的，素稱“清流領袖”。

論利國利民的好事，他也是做過好些的。比如平反楊乃武和小白菜的冤假錯案；比如體恤民情，反對重修圓明園；比如與丁日昌訂交，支援郭嵩燾出使英倫；比如鼎力支援盛宣懷等創設中國第一家自辦銀行；比如舉薦康梁等維新人才，還親自草擬《明定國是詔》等。他最值得稱善的地方在於，身為既得利益者，很早就看到“大清國”實際千瘡百孔，改革勢在必行，也願意出頭斡旋，明知吃力不討好。

在當時朝野，他的思想大概算“中道主義”，就是比頑固派開明一點，比起洋務系與維新黨，又偏保守。他是儒家信徒，但性情也說不上迂腐。晚清留下大量筆記，據時人看法，翁同龢其人，大體是“自小即長於察言觀色，行事處世圓滑”，就是小聰明很足，大格局不夠。他自出仕以後，就基本呆在中央朝廷，始終夾在兩後之爭、帝后之爭、朝野之爭、新舊之爭漩渦之中，能安然無恙，數十年不倒，本身就說明絕非泛泛，做個“帝師”類的虛位，是勝任的。

本來，翁同龢能成為“南派領袖”，號稱江東士大夫集團的代言人，就是苦心積慮厚植梯隊的結果。他多次出任主考官，利用這等機會，網羅天下名士為門生，張謇與文廷式之得中巍科，皆其苦心孤詣設計出的結局。後來維新變法之際，康有為這種人精，願意開動強有力的宣傳機器，將翁同龢打造為本派名義領袖，就是看中翁在天下士子心目中的影響力。

現在很多人動輒說翁師傅如此古板不化，也是有偏差的。一個冥頑不明之人，如何能夠設計這些，如何可以在複雜萬分的晚清政壇玩得團團轉？他的才具，很像老鄉錢謙益，非能臣幹吏，但是主持風雅、維持教育、領導學術，幾乎是不二人選。

但翁同龢的核心問題，也與錢牧齋類似，即他本質上還是一介書生。文學之士，昧於世務，疏於權謀，當“帝師”綽綽有餘，任亂世宰相只會誤國。

他的日記，稱“自念以菲材而當樞要”，本意在自謙，實際確實如此。具體說開，就是隻有小聰明而乏大智慧，重個人名聲過於實務考量，只知“口號愛國”而不諳如何治國，又過度自信自負，一日手操國柄，誤國殃民在所難免。更何況，他所面對的人群，所面對的世界，是如此錯綜複雜，是如此險象環生，早已超出他的能力範圍。

他沒有地方歷練履歷，是翰林院寫寫文章的人才，也不懂得如何治理國家，整日就專注於文章辭藻，開口道德，閉口心性，甚至把天下未治原因歸咎為“道德不倡”，彷彿與已無關，真是讓人可氣可笑又可嘆。讀《翁同龢日記》，很讓人能直接感受到，什麼是“實幹興邦、空談誤國”。

他的心胸是比較狹隘的，幾乎錙銖必報，甚至置家國利益於不顧，不是“宰相肚子”。最著名的例子，當然是與李鴻章的半生纏鬥。想當初，那他不濟的親哥翁同書，在與太平天國作戰中，竟然棄城逃跑，遭到李鴻章彈劾，本身就是很正當之事，他竟然記仇一輩子。

最後，為報私仇，不惜搭上整個國家的命運，不說是“誤國”還有何辭？他晚景淒涼，慣例的治喪銀一毛沒有，比起李鴻章去世的時各種追封，賜白銀五千兩，待遇是天上地下了。

個人性格有缺，人無完人，本身不是問題。最令人後怕的是，這樣的人走上了大位，被放到一言一行關係國家走向，乃至生死存亡的境地上。

決定近代中國走向的甲午之戰，大清慘敗，從此萬劫不復，翁同龢當然有重大責任，甚至可稱“首惡”之一，李鴻章很大程度上是背鍋俠。這是其一生最大的汙點，雖萬死不辭其咎。史家說“甲午之戰，由翁同龢一人主之”，此言不虛。可以說，翁師傅最另後世詬病的，非姦非貪，而是庸和狹。

一者，他只曉得紙上談兵、意氣用事，兩耳不聞，穩坐帳中，一筆在手，永遠正確，遂致空談成風，國事艱難，連遭厄運，未嘗不與此士風有關。作為清流首領，他似乎只曉得對抗就是愛國，只有口號和狂熱，缺乏權謀，易被誘導，一意主戰，話句句都是大義凜然，但做出的事件件都讓國家受難，妥妥“愛國賊”無疑。翁同龢這類人，實是知識分子中的“精神義和團”。

二來，他日日夜夜記得與李鴻章的私怨，一旦戰局鋪開，竟然還惦念這點破事，只重私情，不記國家，不惜處處掣肘，致使大清兵敗成為定局，真是讓人憤懣不已。戰後賠償兩億兩白銀，割讓臺蓬諸島，他還不以為恥，找機會就羞辱李鴻章。聖人之學，竟栽出如此敗類。

一個政治上的庸才，委實說不上有啥大惡，可就是因為此“庸”，在歷史的風口常常釀成大錯。這是翁同龢個人的悲劇，更是時代的悲劇。據後來披露的日本外務省檔案《各國內政關係雜纂》第M124號，不只慈禧，其實連光緒帝本人都討厭他，指示永不錄用，師徒情分至此算恩斷義絕了。

而恭親王奕訢，晚年一談翁同龢，就火冒三丈，罵其只知權術，“聚九州之鐵不能鑄此錯者”，是看穿他面目了。

總結起來，翁同龢其人，才華、學問、清廉都無問題，為人大體也算正人君子。但本質上確實“不過一書生”，不免稀裡糊塗。

相比李鴻章等同僚，他的政治才能不夠，手腕不強，胸懷不廣，識人也不行，本性又溫厚懦弱，只宜當作育人才的太平宰相，不宜處亂世，更不堪做大事。他與政敵李中堂的最大區別，在李素以“裱糊匠”自居，營營役役，屢敗屢戰。

而翁師傅呢，動口不動手，多說少幹、光說不幹，甚或幹啥砸啥，又愛佔道德高地，委實讓人敬佩不起來。儘管他作為文人，才學、文章、書法，甚至包括比較弱項的繪畫，確屬一流；但作為政治家，庸相、愛國賊、書生誤國，這三頂帽子，他是逃不掉了。

晚清另一名人潘祖蔭，是與他童年時就在一塊玩的小夥伴，後來對他有評價說：“吾與彼皆同時貴公子，總角之交，對我猶用巧妙，他可知矣。將來必以巧妙敗，君姑驗之”，年輕時分就認為翁只有小巧，必敗無疑，是有知人之明的。

圖：五世孫翁萬戈，2018年百歲之際向美國波士頓藝術博物館捐出183件文物，翁家再度引發爭議

而他自己，臨終前口占一詩，“六十年中事，傷心到蓋棺。不將兩行淚，輕向汝曹彈”，心情是既傷心懊悔又拒絕認錯。

翁同龢是個被嚴重黑化的歷史人物。

他背的最大的鍋就是甲午戰爭中的表現。

這也是後人對以翁同龢為代表的清流派的普遍看法。

清流派確實有其問題，主要表現在對外政策上，一旦有什麼衝突，清流派是堅決的主戰派。

清流派的外交主張，就是對外強硬。這一點，他們不但上疏清議，並且身體力行。如在中法戰爭裡，調任兩廣總督的張之洞，出任各地海疆會辦的吳大徵、陳寶琛、張佩綸等人都是清流派重要成員，在甲午戰爭中，吳大徵還主動上疏，帶兵請纓出戰。

清流派的通病就是不顧雙方實力對比而“輕言戰爭”。

具體到甲午戰爭上，翁同龢等清流派當然也是堅決主戰的，但甲午之敗原因很多，主戰的不是翁同龢一個人，也不僅僅是幾個清流大臣。

當時朝廷內外主戰的意見佔多數，慈禧和光緒都是主戰的，翁同龢或許能影響光緒，能影響清流們，但他沒有這麼大的能力左右朝局，他也不過是眾多主戰派之一，只是由於他的特殊身份，使得他的責任被刻意放大。

甲午之敗實際是整個儒家意識形態的失敗，刺激到的是所有與之相關的人。沒有參與者能完全撇清關係，翁同龢不能，李鴻章不能，光緒不能，慈禧也不能。翁同龢本人，沒有那麼大的能量，清流派也背不起那麼大的鍋。

清流派也幹了不少實事。

比如翁同龢曾為同治年間的楊乃武與小白菜案，光緒年間的鄧州王樹文案等冤案平反，建議朝廷整頓吏治等。

對於洋務，清流派也並不是完全排斥的，翁同龢被人就對洋務持開放態度，他支援郭嵩燾、文祥、左宗棠、張樹生等洋務人士。張佩綸贊成官商合辦的洋務經濟，陳寶琛、張之洞贊成修築鐵路，吳大徵會辦軍務、整頓軍旅，他們都贊成向西方學習。清流派許多人都承認“中國萬不能閉關獨治”。

翁同龢的弟子門生，張騫、文廷式等都曾是清流健將，後來都是改革派和務實派的代表人物。翁同龢本人也是戊戌變法的支持者和倡導者，並推薦了康有為，為此他事在事後險遭殺身之禍。

至於流傳的翁同龢公報私仇，故意為難李鴻章與北洋艦隊等事，大多是捕風捉影的段子，不值一提。

翁同龢也並不是完人，雖說他是兩朝帝師、清流派領袖、江東士大夫集團代言人，諸多光環加於一身，但要論才能，他其實難符宰輔之才，難堪時代重任。

翁同龢是傳統士大夫，他是是傳統儒家思想的衛道者，他們崇尚“尊王攘夷”，維護聖人之道。

在儒家的道德理念裡，“道”是高於現實本身的層次。道就是道德，在儒家傳統理念裡，講究的是尚德不尚險，講究的是修齊治平。

這是傳統的主張，但在清末的時代背景下已無法救時。

晚清所需要的，是如同日本明治維新一樣的一場自上而下，由內而外的改革，來刮骨療毒、剜肉治瘡。

這點，在思想上就是與翁同龢等儒家士大夫衝突的，也就是說，儒家的理學治國思想在當時已經過時了，跟不上形勢。但翁同龢這樣從小深受儒家思想教育的人，要讓他推翻自己奉若神明的信條，談何容易。

甲午戰爭後，大家事實上也看到了這個問題，於是有了戊戌變法。

對於變法，翁同龢起初是支援的，但他在變法中表現出的前後矛盾，正是他思想之無法轉變。

翁雖然支援變法，但他骨子裡推崇的仍然是程朱理學一脈，以至於與康有為產生變法的“道”“器”之爭。

變法之初，慈禧也持支援態度，翁同龢認為可以透過變法緩和慈禧和光緒的關係，因為至少在這點上帝后達成了共識。而隨著光緒對康有為激進變法思想的日益接受，慈禧開始走向反對和阻撓。翁同龢與慈禧的主張一致，都認為變法不能觸及“祖宗法制”之根本。

這就表現為翁氏在變法上的前後搖擺，光緒也逐漸視他為變法的絆腳石，慈禧又因為之前的態度記恨翁同龢，導致他兩頭不討好，先被光緒罷黜，四個月後慈禧又下懿旨“翁同龢著即行革職，永不敘用，交地方官嚴加管束，不準滋生事端，以為大臣居心險詐者戒。”

如果要用一個字評價，翁同龢當不起“國賊”、“奸相”這樣的帽子，最多算得上一個“腐儒”，他心存愛國之心，卻無扶國之能。翁氏就是舊時士大夫的代表人物，無法承擔起政治變革的主角地位，因此被時代所淘汰。

翁同龢是什麼？是帝師啊，就是皇帝的老師。皇帝的價值取向世界觀都和他有關。 翁同龢是什麼？是清流拍，什麼是清流派，就是不符合實際的高談闊論。

到了晚清，似乎局勢為之一變，變在哪裡？就是文官要戰，武將要和。 擼胳膊挽袖子的是文官，這種風氣一直延伸到十九世紀，似乎他門比武將還愛國，還熱血沸騰，還懂得猛志固常在。 翁同龢還是什麼？戶部尚書，管生產資料，物資、金銀的。他常常一方面聲嘶力竭痛斥李鴻章膽小怕事，另一方面又掣肘，就是不給你李鴻章銀子，還在皇帝面前嘀嘀咕咕，似乎李鴻章十惡不赦。

還把派系那一類的恩怨用在處理軍國大事上。還記得恭親王奕訢嗎？彌留之際，√光緒說出了肺腑之言，那就是翁同龢不可以重用。翁同龢兩度任軍機大臣，未嘗不與李鴻章劍拔弩張，以至於甲午慘敗，與翁同龢又擺脫不了的

干係。最後翁同龢被永不復用。

翁同龢這個人不是個壞人，但是個能壞事的人。

翁同龢這個人在晚清政壇可是個清官，並沒有幹什麼壞事，是個實實在在的好人，比如清末著名的楊乃武小白菜一案就是他主持公道，還人清白，可以他是好人，也是個好官。

可惜的是，好人好官未必是能辦事，能成事的官，反而因為其思想侷限而壞事，而翁同龢就是這樣的人。

這還得從清末的政壇說起，晚清的政局腐朽，洋務派辦事總是被掣肘。1885年，李鴻章就想辦銀行，不想海軍軍費被掣肘。

李鴻章上書慈禧太后，希望大清來辦銀行。辦銀行是好事，這是現代人的想法，然而李鴻章得到的不是一片支援，而且滿朝文武的反對。

戶部滿尚書崇綺說：“官可罷，此議不可行。”帝師翁同龢也極力反對，還舉出“鐵證”說：日本就是因為辦銀行辦壞了，以至於現在國用無出。

慈禧看滿朝文武反對，於是傳諭：“惟此事創辦非易，中華與外洋情形，迥不相同，若經理不得其宜，深恐流弊滋多。”

李鴻章大張旗鼓來辦銀行一敗塗地，李鴻章並沒有就此作罷，還在暗中準備。很快晚清政壇發生了變化，原來的戶部尚書閻敬銘被免職了，原因在於他不支援慈禧太后修建頤和園。

而接替者就是一代帝師翁同龢，翁同龢認為只要修建好頤和園，慈禧太后就可以頤養天年，從而放棄權柄，光緒皇帝可以早日親政。這個思想支配下翁同龢就大力支援慈禧太后修建頤和園，而其費用就是從北洋海軍的軍費中支出。

這樣操作的後果就是北洋海軍失去了朝廷的財政支援，這讓李鴻章很被動，李鴻章幾次要求翁同龢調撥海軍軍費，但是被翁同龢以賑災為名推掉了。朝廷戶部指望不上，於是辦銀行的心思又湧上了李鴻章的心頭。

這次李鴻章吸取了教訓，準備不請示朝廷，繞過朝廷先把事情辦了，生米煮成熟飯，先斬後奏，這樣減小阻力。

當時美國也來了幾個人，對李鴻章來辦銀行的很有興趣，於是李鴻章派馬伯相前去美國商談這件事，而銀行命名為華美銀行。

馬伯相在事情發展的很順利，但是壞訊息傳來了。李鴻章悄悄辦銀行的事被人傳了出去。結果滿朝文武輿論譁然，紛紛反對。

是誰將這件事傳出去的呢？這個人就是翁同龢

翁同龢是怎麼知道的呢？原來他的小舅子湯紀尚在天津北洋通商大臣衙門任職。近水樓臺先得月，這個人就得知了李鴻章的舉動。1887年9月4日寫信告訴翁同龢:李相在津接洋款，籌開洋銀行。

三天以後，翁同龢還收到了他的兒女親家長蘆鹽運使季邦楨的來信，告訴翁同龢:李相在津與美國立合同，開洋銀行，擬定資本五千萬元。

戶部侍郎曾紀澤也獲得了這一訊息，並將打聽到的銀行章程內容大概彙報給翁同龢，特別指出:“合肥所定行章六、七、八三款最繆，大抵有鐵路一語藏其中。”

曾紀澤所謂的最繆的六、七、八款。

第六條:“凡中國開辦鐵路、開礦、紡織、營造等類大工程，欲向本行借款或由本行轉借者，應先稟請商憲飭由本行派人考究利弊及經費數目，然後訂立合同。凡借款若干，起息若干，分若干年歸還，以及如何察理維持之處，皆載入合同，請商憲批准立案。其大宗借款即以其事之生意與所有之產業作保。其所需料件，應請先令本行議辦。如料色高低一樣，而本行索價昂於他商，聽向他商辦理。其他項採辦，亦可仿照此例。”

第七條“本行可設廠鼓鑄金銀錢，其式樣、輕重應由北洋商憲批定遵行。本行亦可發流通之票。惟發出票數，不得過本行存銀之半。”

第八條“中國開辦鐵路、開礦、紡織、營造等類大工程，向本行借款或由本行轉借，利息可使格外便宜。惟應允本行分沾餘利，其分沾限制，於借款之時擬定。”

其實這六、七、八的規定，銀行還是掌握在中國人手中，並沒有讓中國的利益受損。

翁同龢是個保守頑固派，眼界不怎麼開闊，對新生的鐵路、電報、銀行都認為西洋怪物，奇技淫巧，不適合中國國情。而且他認為李鴻章辦銀行是架空了戶部的財政大權。這下他認為抓住了李鴻章的把柄，可以好好的參李鴻章一本。絕對不能讓李鴻章辦成銀行，必須阻止李鴻章。

1887年9月18日，翁同龢面見慈禧太后時，據聞奏陳，添油加醋，將李鴻章與美國合夥開銀行之舉說成是賣國行為，是個大錯誤。“銀行中美合辦，利歸他人，害遺中國，成屬利輕害重之舉。”並說此事以後會架空戶部，他請求慈禧太后:若有人為此上奏，請駁斥不允。

翁同龢是清流派的領袖，翰林院編修、內閣學士、都察院御使大都以翁同龢馬首是瞻。翁同龢利用自己的影響，很快鼓動這些人聯名上疏，彈劾李鴻章，阻止華美銀行。

江南道監察御史屠仁守在上給光緒皇帝的奏章中就以“竊朝之大柄，壞經常之大法，外啟各國之爭心，內奪從商之生理，將使戶部為虛設，國計為孤”來指責李鴻章。

1887年10月2日，盛昱、黃體芳、黃熙等分別上奏，彈劾李鴻章與美國和開銀行是目無君上，越俎代謀。10月3日，八十一名監察御史聯名上書，攻擊李鴻章派馬相伯赴美籌集資金是喪心病狂，簡直要賣國了。

但是翁同龢的這些操作並沒有讓慈禧太后有所表示，慈禧太后沒有明確表態。翁同龢心有不甘，為了徹底挫敗李鴻章的銀行計劃，又拉攏醇親王奕譞。奕譞是李鴻章的頂頭上司只要他出面一切都妥了。翁同龢直陳與美國合開銀行的種種弊端，請求奕譞出面向慈禧太后進言諫阻。

醇親王奕譞貴為光緒生父，卻平庸謹慎，他本來是很倚重李鴻章的，但他根本不懂銀行為何物，翁同龢多次忽悠下，他以為與美國合辦銀行就是賣國，大清國的權益受到侵害，很快他就向慈禧太后進言:大清與西國情形迥異，開辦銀行，流弊茲多，請加阻止。

華美銀行的創立不僅動了保守派的權力，也動了洋人的乳酪。洋人一片反對，英國、法國、德國駐華公使競相到總理衙門施加壓力，無理糾纏。

慈禧在國內外一片反對之下，採納了奕譞、翁同龢等人的意見。發上諭責備李鴻章，何以不奏明請旨，遽立合同。令其據實奏報。

慈禧太后兩次電令李鴻章停止銀行籌辦活動:“與美商訂約股開銀行，流弊甚多，斷不可行，現在交章彈劾，即行罷議一切。”

李鴻章知道大勢已去，不禁一聲長嘆，無可奈何，只好致電馬相伯:辦法正當，朝廷大譁，輿論沸騰，群矢集我，萬難照準。華美銀行停辦，速速回國。

在中外反動勢力的絞殺下，創立華美銀行的事徹底破產了。李鴻章扼腕嘆息:“天下事無一不誤於互相牽掣，遂致一事無成。良用喟嘆。”

1898年，恭親王奕訢去世之前，向光緒皇帝推薦了榮祿、張之洞、裕祿等三人，對翁同龢則極盡刻薄之能事，“皇上問：戶部尚書翁同龢如何？奏稱‘是所謂聚九州之鐵不能鑄此錯者’。”

“百日維新”之前，光緒帝把自己的老師翁同龢“開缺”回籍，罪狀是：近來辦事都未允洽，以致眾情不服，屢經有人參奏，且每於召對時，諮詢之事，任意可否，喜怒無常，詞色漸露，實屬狂妄任性，斷難勝樞機之任……

1904 年夏天，被貶回鄉的翁同龢在病榻前向親屬口占一絕：“六十年中事，傷心到蓋棺。不將兩行淚，輕與汝曹彈。”

翁同龢，中國近代史上著名政治家、書法藝術家。咸豐六年（1856年）狀元，歷任戶部、工部尚書、軍機大臣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先後擔任清同治、光緒兩代帝師。翁同龢走上仕途，這得益於父親體仁閣大學士翁心存，當時翁氏家族聲名顯赫，“一門四進士、一門三巡撫；父子大學士、父子尚書、父子帝師”。

翁同龢，作為一個儒生考取狀元，先後是咸豐帝和光緒帝的老師，而且為兩宮太后講過課深得讚許。翁同龢學問淵博，位列中樞，達到了儒家自古以來的孜孜以求的”匡扶天下輔佐王師“的夢想。

翁同龢為官清廉，平反楊乃武小白菜案深得民心。翁同龢是清流領袖，清流派是傳統儒家思想的衛道者，他們崇尚“尊王攘夷”，維護聖人之道。清流派主張"厲以風節"，反對貪官汙吏，敢於揭露弊政。在很多人眼裡，清流派的一大特點就是會說不會幹，脫離實際嘴炮專家，在今天被人們痛斥為書生誤國。其實不能一概而論，張之洞既是清流也是洋務，能說也能幹。

這些年來，李鴻章行情看漲人們稱讚其實幹精神忍辱負重，翁同龢則是書生誤國愛國憤青的反面典型了。實際上，李鴻章沒有那麼高大上，翁同龢也不是那麼不堪。談論歷史人物，不能脫離當時的歷史環境。

甲午戰敗，是不是翁同龢的罪過？

受影視劇的影響，現在很多人認定甲午戰敗翁同龢罪不可赦。因為翁同龢因曾國藩及李鴻章曾經檢舉其兄，因而終身與李鴻章有私怨。所以大家想當然認為，翁同龢任戶部尚書期間，處處刁難李鴻章，故意掐斷了北洋艦隊的糧餉與軍火，導致甲午海戰大敗。

實際上，翁同龢與李鴻章的分歧從本質上講是政見上的不同。翁同龢是所謂的帝黨核心；而李鴻章則是後黨集團的中堅，帝、後兩黨的政見之爭就完全體現在了翁李二人身上。

李鴻章自誇“就渤海門戶而論，已有深固不可搖之勢”。1894年7月大戰爆發近在眼前，李鴻章仍認為“即不增一兵，不加一餉，臣辦差可自信，斷不致稍有疏虞”。李鴻章吹牛，翁同龢也相信，“治軍數十年，屢平大憨，今北洋海陸兩軍如火如荼，豈不堪一戰？”

很多人以為只要有先進的軍艦甲午肯定不會失敗，其實這是武器決定論的老調子。甲午戰爭，失敗的根本原因不是武器，而是腐敗。

李鴻章辦洋務建海軍，假公濟私大發國財的事情沒少幹，”宰相合肥天下瘦“那可是名不虛傳的。梁啟超說，”我國官僚素多貪圖昏愚，不顧大局，復加鴻章任用親屬，此等生財之事業門，被等何爾而不為所欲為，於是洋務亦遭敗績”。

李鴻章外甥、天津軍械局總辦張士珩為牟取暴利賣軍火給日軍，得銀數十萬兩。事敗後被革職；另一個外甥、軍械局書辦劉芬，被日本間諜石川伍一收買，出賣大量清軍情報，事敗後“斬首處決”。

甲午海戰結束之後，李鴻章上報朝廷，北洋衙門在匯豐銀行有100多萬兩白銀、德華銀行44萬、怡和洋行55.96萬、開平礦務局52.75萬，總計在260多萬兩白銀。這就證明甲午海戰時期北洋水師還是有錢的，但是在甲午海戰前丁汝昌曾上報要60萬兩更換速射炮，而李鴻章讓丁汝昌找戶部報銷。

北洋海軍並不缺錢，有李鴻章這樣的統帥不失敗才怪呢。劉原生在《張謇傳記》中說李鴻章“開始主和避戰，繼而避戰求和，待到和戰兩無辦法，只有埋怨翁同龢及其他京官中主戰者，以為委卸責任的地步”。

翁同龢最大缺點就是書生從政，不切實際。翁同龢的弟子文廷式批評自己的老師翁，“一人而兼任師傅、軍機、總理衙門、督辦軍務處，又領戶部，皆至要之職”，國事卻是一塌糊塗：“……失膠州，失旅順，失長江之利，東三省隱與俄，廣西、雲南隱與法，江、浙屬英，閩屬倭，皆欺中國臣民而徇外國人之請。伊古以來，亡天下之魂，未有甚於今日！又行昭信股、西鋪稅、藥牙稅……朘削百姓，殆無生路。”

翁同龢不是治國之臣，沒有曾國藩李鴻章那樣的手段能力，典型的務虛派，適合於御史督察，縱覽全域性內閣大臣有點勉為其難。

翁同龢是狀元，李鴻章是進士，翁同龢堅守儒學道統，缺乏李鴻章的變通和投機。翁同龢是士林領袖，李鴻章成了清流派攻擊的物件。翁同龢的清流派，一直都是主戰派，其實是出於儒家道義，是一種政治態度。李鴻章救不了大清朝，翁同龢也救不了大清朝，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他們都有自己的侷限性。

甲午戰敗後，李鴻章不願單獨承擔議和罵名而要求翁同龢一同前往日本，但遭到後者的堅決拒絕，其理由是，“若餘曾辦過洋務，此行必不辭。今以生手辦重事，胡可 哉？”榮祿說過，李鴻章是甘做小人，而翁同龢愛作偽君子。書生的面子最重要，千古罵名的事情沒人願意做。

辜鴻銘在《清流傳》中說，“好大言，原是書生本色。蓋當時清流黨群彥之不滿意於李文忠（鴻章），猶如漢賈生之不滿意於絳候輩也”。 甲午戰敗，強烈刺激了翁同龢“天朝大國”優越感，“上無以對大造之恩，下無以慰薄海之望”、“嘆息抑鬱，瘀傷成疾”。翁同龢的結論是，“不變法，不大舉，吾知無成耳”。

翁同龢有感而言：“士大夫立身不能濟天下之變，徒以區區苟免為幸，亦可恥矣”，如何變怎麼變，翁同龢是一無所知，他的知識水平和儒學理論面對現在的形勢無能為力。翁同龢先是向光緒帝進呈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後來又推薦康有為給光緒。所以康有為是感恩戴德，說翁同龢是維新第一導師。

翁同龢是一個標準的傳統士大夫，政治立場就是“西法不可不講，聖賢義理之學尤不可忘”。翁同龢的儒家道統是不能改變的，當他看到康有為以孔子開刀寫什麼《孔子改制考》時，改變了對康有為的態度，對光緒說康有為是“居心叵測”。

光緒對翁同龢首鼠兩端的態度給惱怒了，康有為是你推薦，現在又反對，怎麼都是你的理呢。光緒，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有激情沒經驗，被康有為給忽悠迷糊了。光緒一紙詔書勒令翁同龢退休，且永不敘用。

變法失敗，光緒不敢對慈禧怎麼樣，翁同龢去世時，慶王請示喪葬典禮規格。光緒帝把怒火發在翁同龢身上，“歷數翁誤國之罪，首舉甲午主戰，次舉割青島。太后不語，慶王不敢再言，故翁無卹典。”翁同龢成了政治鬥爭的犧牲品。

翁同龢誤國，純屬光緒的甩鍋。清朝這間破屋，連李鴻章都自認為是裱糊匠，翁同龢，一個書生又能如何？1901年1月15日，李鴻章和慶親王在“議和大綱”上簽字。國人聲討：“賣國者秦檜，誤國者李鴻章！”

翁同龢李鴻章都是為清朝打工的，實際上真正誤國的是垂簾聽政的慈禧太后。莊練在《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人物（中）》說“海軍戰敗，究其原因，慈禧的徇私害公，挪用海軍經費以建造頤和園（據有關資料載，挪用銀約1300多萬兩）這才是罪魁禍首。”

翁同龢是個悲劇人物，高調反戰失敗，支援變法又夭折，深陷於儒生的道德困境，愛國憤青只限於口號，卻找不到方向和出路。翁同龢的悲劇實際上宣告了，整個儒家意識形態的失敗。

作為李鴻章的死對頭，在中堂大人實幹家歷史形象不斷被舉高的今天，翁同龢自然是被大家釘在了恥辱柱上，什麼文人誤國、什麼清流害國，甚至於“愛國賊”這樣的標籤都出來了。

但事實上，這是典型的編故事手法，為了抬高某一個人，而故意去貶低一個人。歷史上真實的翁同龢，沒那麼不堪。

要知道翁同龢乃是正兒八經的狀元出身，學富五車，縱橫官場近半個世紀，兩任帝師，行走軍機處，成為清朝政壇的核心人物。這樣的人，怎麼會沒點兒東西？

首先翁同龢一生清廉，而且剛正不阿，一心為國為民，絕對是個好官。其當官兒這幾十年來，幹了不少實事兒。

比如，其在擔任刑部侍郎期間，親自為當時轟動全國的楊乃武與小白菜案翻案，令冤案得以平反。這不僅僅是忠於職守，更是為平民發聲。而他在入值弘德殿期間，更是多次直言進諫，指陳時弊，是當時朝堂上少有的直臣。

在還有中國第一家自辦銀行中國通商銀行乃是由他支援創辦的，當時銀行沒有營運資金，是翁同龢從其掌管的戶部撥出100萬兩“生息官款”存於該行；而北京大學的前身京師大學堂，也是在他的提議下開辦的。此外翁同龢還主張廢除科舉，開經濟特科，並贊同維新派提出的裁綠營、練新軍、辦學堂等新政。

至於私德方面，翁同龢更是毫無破綻，其人一不貪財，二不弄權，更無利用權力之便，為自己牟利的貪官行徑。

他這輩子只有一個愛好，那就是藏書，當時的俸祿大多用來買書，甚至為了一本《集韻》更是屢次上門求書，還為此付出了自己大半年的積蓄。而他的藏書某種意義上也保留住了中國的文脈，於民族有功。

所以，無論為官還是做人，翁同龢那都問心無愧。

而正是因為這樣的品行，翁同龢才會被奉為清流領袖。大家千萬不要認為“清流”是個貶義詞，在政壇腐敗、百姓疾苦的晚清，以翁同龢為首的這群人，確實是官場上的一股清流。他們剛正不阿，清正廉潔，體恤民情，絕對算是百姓眼中的好官。

相較之下，咱們的中堂大人，可沒少利用職權斂財。

所以“宰相合肥天下瘦，司農常熟世間荒”這句晚清名聯，上聯是真，下聯是假。

事實上，世人對於翁同龢的討厭，更多的是因為他和李鴻章不怎麼對付。當年翁同龢的長兄翁同書臨戰潰逃，清文宗震怒之下嚴辦翁同書。於是他的父親翁心存也因此一病不起溘然長逝。翁同龢認為這些都是李鴻章的奏章惹下的禍，因而結仇。

後來翁同龢長期利用自己治轄戶部，總管財政的權力限制北洋水師經費支出。是故，有說法稱甲午戰爭的失敗，就是因為翁同龢因為私怨，而剋扣北洋水師及淮軍軍餉。

但事實上，這種說法並不靠譜。翁同龢這種人，雖然保守，甚至於迂腐，但卻是君子，公報私仇這種事兒，他多半不會幹。

翁同龢確實經常限制北洋水師經費，但都是有原因的。翁同龢作為戶部尚書，總管的是全國財政，而不是北洋水師一家的提款機，所以錢款排程，都要從大局考慮。不能說北洋水師要多少，就給多少。

比如光緒十三年（1887年），翁同龢奏請海軍停購船械事，乃是因為當時黃河鄭州段決口，需要調撥錢款賑災，一面是海防，一面是民生，孰輕孰重？反正我認為翁同龢此舉沒有任何不妥。

更值得一提的是，所謂的軍費限制其實都是在甲午戰爭之前，甲午戰爭爆發後，翁同龢也知道戰事緊急，於是大開綠燈，一切北洋優先，立即向總理海軍衙門撥銀650多萬兩。

李鴻章軍隊需要時刻訓練，需要更新給養，向朝廷要錢並沒有錯。但翁同龢站在自己的立場，為國家當會計，精打細算也沒有錯。

大家不應該以此來對其苛責。

當然了，我們不能說翁同龢就完全潔白無瑕了。事實上，作為晚清政壇的核心人物，他的政績作為，在那個需要變局的時代是不夠的。換句話說，他缺乏應對這個千年未有之變局的能力。尤其是其迂腐的文人作風，易生誤國壞事之舉。

比如甲午戰爭期間，其作為主戰派，盲目自信，缺乏大局判斷能力。只知道一味的空喊口號，卻不瞭解戰場上巨大的實力懸殊。即使沒有北洋軍費這碼事兒，甲午戰爭的失敗，他也是要負責的。

所以，對於翁同龢的評價，有德行，但缺能力。當個帝師大儒，治學育人，搓搓有餘。但是主導國政，掌天下興衰，確實是差了些。從這個角度來講，稱其平庸，也不為過。

但是話說回來，晚清之處境，乃是千年未有之變局，這不是一般人能夠處理好的。晚清的滅亡的責任，不能完全歸咎於翁同龢這樣的人身上。

縱觀翁同龢一生，狀元帝師，入閣軍機。雖然沒有什麼大成就，但卻也沒有什麼大過錯。不用太過苛責。

帝師翁同龢，戶部尚書，我本人不喜歡他，個人認為他心胸狹隘，以一己之力毀民族於危亡之間的人，甲午之戰翁同龢有著自己的小算盤，之前李鴻章多次找他要北洋海軍軍費一事，他一直換著法的推掩，最後軍費的銀餉被慈禧挪去修三海頤和園等建築， 眾所周知，李中堂是一直講究避戰或不戰，而翁同龢一直在忽悠光緒這仗你要打這仗你必須得打，他算了一筆賬這不虧啊，贏了功勞在自己身上輸了李中堂背鍋，那時的大清都認為北洋是李鴻章的北洋（沒有國家和民族意識，何其悲哉），於是無奈下北洋海軍出去被日軍重創，豐島海戰運兵船被擊沉（好像是高升號記不清了），黃海海戰主力艦致遠艦沉沒與黃海，最後威海衛一役主力全無，第一代海軍將領幾無存活，海軍提督丁汝昌服毒自殺以謝華人。海軍的節節失利，陸軍的一瀉千里直接導致了日清戰爭，清朝整個的大潰敗，日軍完全是沒遇到什麼像樣的抵抗就到達遼東半島，這些鍋該誰來背呢，最後翁同龢果斷的把海軍失利的鍋穩穩的甩給了李中堂，最後李中堂下關一談被數萬萬同胞辱罵千古。我認為翁同龢這個人在個人利益面前可以拋棄民族大義於不顧。

總體上說，翁同龢是一位以傳統清廉為基礎的，具有改革思想的大臣。從能力上說，在晚清財政入不敷出總體情況下，基本可以最低限度應付複雜經濟形勢的能臣。

（1）他的一生有兩大政治事件之甲午戰敗

關於甲午之戰，誰也不會在1887年預計1894年會有中日一戰，要不然李鴻章也不會自誇自己打造的兩大基地是固若金湯、足以自保，一二十年內無憂了。因為，“九年未添一艦一炮”是北洋海軍在完成了“防禦”政策下出現的“資金轉移”。

從上到下包括李鴻章都認為北洋海軍足以自保，海軍是很費錢的，不可能為了海軍長期延誤陸軍、延誤享樂、延誤民生。

（2）批評翁同龢忙著慈禧過壽、光緒大婚，那屬於欲加之罪。

李鴻章主管各類洋務企業，要想給海軍添置武器很容易。但他沒有，反而卻讓輪船招商局準備七十萬元給慈禧過壽。過壽、大婚那是政治，誰敢耽擱，又誰敢不積極

大凡是瞭解過這件事來龍去脈的人也都不會拿此事攻擊翁同龢，因為他幹了件別人不敢的好事兒，敢從除了慈禧、光緒外口袋掏錢。晚清能有這個膽量的人不多。

打敗仗是因為北洋系統內部人浮於事、後勤不暢且沒有戰鬥意志導致。

（3）戊戌變法中作為“守舊中的革新派”，本可以成為這次改革平穩發展的穩定劑，但因其本質特點，反而造成慈禧和光緒都對其不滿

翁同龢在晚清官場混跡幾十年，深知慈禧掌握大權，對光緒激進式改革並不認同，光緒對其不滿。

慈禧則認為，我搞政變四十年，對你翁家父子四人天恩，你翁同龢還要幫光緒。因此，其“保守派中的改革精神”使其兩面不討好。又使得後人為了保李鴻章將其打造成“守舊派”。

這就好比早期左宗棠反對修建鐵路，但“中法戰爭”後積極支援建造鐵路是一樣的，有些人不就是因此就說左宗棠是保守派而不是改革派的嘛。

其實，一個人的思想是變動的而不是靜止的。

正如李鴻章和汪精衛年輕時寫的詩都很豪邁、男人，但久而久之都成了漢奸、美國賊。這就是思想變化的結果。

更多的關於翁同龢的問題，參見：“翁同龢算不算奸臣”“為什麼有人吧甲午戰敗的責任全算在慈禧、翁同龢、光緒身上，難道李鴻章一點責任都沒嗎”“為什麼北洋艦隊在1888年以後，未添一艦一炮”“翁同龢和李鴻章的恩怨，是否直接導致了日後甲午戰爭的失利”“晚清發展海軍是不是錯誤的戰略決策”五個問題地回答。

翁同龢這個人，清流也。何謂清流？德厚才薄也。何為才薄？非學問不深也，而是當千年未變之局的時候，處理具體事務的能力不強，甚至貽誤並累及國運。

翁同龢這個人，要是放在三國的時候，也是近似於“四世三公”的角色，家世顯赫，進士出身，清要之選。又貴為帝師，所以帝黨，包括珍妃的妻族，清流派（中法戰爭之後瓦解，張之洞等人開始分化）和維新派都聚集在他的旗幟之下。

客觀來講，翁的學問、人品還是不錯的，但是在大局上做的不好。因為曾國藩和李鴻章參倒了他的父兄，他就一直與李鴻章為難。雖然在維新派上，在對待盛宣和問題上，兩者有共同之處。但是在對待北洋艦隊和中日戰爭方面，翁因為一己之私憤，釀成滔天大錯，；身為帝師，卻對於調解帝后矛盾火上澆油，最終導致局面不可收拾，則是不應該的。

翁同龢到底是德勝於才抑或是大奸若忠這樣的評價，說到底還是道德評價，這樣的評價在技術流的視野中意義不大。

翁同龢是一個什麼樣的人，首先和他兩個可以被公認的政治身份有關：翁同龢是士林領袖，也是帝師之尊。

翁同龢是士林領袖，這個士林領袖更深層的含義是江東士大夫集團的代言人，因此，他必須是江東士大夫集團天敵李鴻章淮系集團的敵人。李鴻章因為“用滬平吳”的大恩不被江蘇士紳官員認同而大罵“吳兒無良”，覺得他們不可理喻，實際上反而是少荃完全不理解吳地從張士誠時代延續下來的對淮右的不滿和歧視，在江東士大夫集團看來，淮軍是僱傭軍，蕩平吳地後反客為主、張牙舞爪是不能容忍的。翁同龢以對付李鴻章為己任，是他的階級屬性決定的。

翁同龢是帝師之尊，這個帝師之尊決定了他對光緒帝的忠誠和愛護，因此，為了他認為的光緒帝的利益，翁同龢的立身行事和他自己和人們期待的儒家理想主義者並不同。翁同龢是可以妥協的，除了和李鴻章不解的深仇之外，他可以改變閻敬銘的謹慎財政政策，對慈禧太后的需索無度讓步，將軍費用於園工，在他看來，只要用這個換取慈禧退休交權而讓光緒帝親政，這些違反儒家倫理和原則的妥協根本不算什麼。不過，這雖然換來他一度的（在光緒帝親政後）權傾朝野，但為時不久，他也垮臺了。

晚年翁同龢因為自身的處境和日記等的自我塑造，變成了一個忠貞的清流，但是，我們不難發現，用歷史的標準衡量，翁同龢不是一個的合格政治家，即使以當時的標準來評判，翁同龢也不是一個合格的清流。

恭親王奕訢彌留之際，對翁同龢做了最後的評價：

是所謂聚九州之鐵，不能鑄此錯也！

“宰相合肥天下瘦、司馬常熟世間荒。”我覺得把李鴻章並不高尚，妥協派代表，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李鴻章責任重大，不能推給翁同酥。而作為太后代表人物李鴻章與帝后代表人物翁同穌有的只是政見不同，僅此而已。非要把一個學問優長、為官清廉、志大才疏的清流人士，拿出去頂甲午戰敗得黑鍋，這就是惡意地抹黑了，比起賣國來，李鴻章比這個翁同酥厲害多了！要不是左宗棠據理力爭，怕是新疆都收不回來，概因李鴻章！李鴻章與左宗棠一個重量級的人物，為什麼是仇人呢？！一個民族英雄，一個是賣國求和協議地簽訂者，不用試圖洗白李鴻章！宰相合肥天下瘦，李鴻章沒有那麼高尚！！翁同酥再不濟，也是主戰派！！不是割地賠款的求和派！！指鹿為馬不存在！這一點那個資料都白紙黑字記得呢！

歷史上，對翁同龢的評價是有爭議的，有人說他德勝於才;有人說他大奸若忠，翁同龢倒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今天就請大家同有書君一起，走進歷史人物翁同龢。

首先，翁同龢是一個文人，一個知識分子。生於1830年的翁同龢，是江蘇常熟人。1856年，他考中一甲進士。

翁同龢詩畫具佳，尤其書法聞名於世。他研習古人筆法，博採眾長，寫出了具有自己獨特個性的書法作品，成為晚清頗具影響的書法家。

寫有《瓶廬詩稿》《翁文恭公日記》等作品，是著名的詩人。

其次翁同龢是帝師，同治四年，他入弘德殿，為同治師傅，教讀同治皇帝九年。同治病逝後，光緒繼位，慈禧又命翁同龢入毓慶宮，為光緒師傅。

從教授光緒啟蒙識字到被撤職回鄉，翁同龢與皇帝之間以師生關係相處長達24年。

帝師之尊決定了翁同龢對光緒的忠誠和愛護，為了光緒帝的利益，他的立身行事，都可以和人們所期待的儒家理想主義不同。翁同龢是可以妥協的！

翁同龢曾經擔任過工部、戶部尚書、軍機大臣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等要職。

為官六十年的時間裡，他做了不少事情，主要有：平反楊乃武與小白菜的冤假錯案；捲入甲午戰爭洪流。

支援盛宣懷等創辦中國第一家自辦銀行，即中國通商銀行；舉薦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人才，親自草擬了《明定國是詔》。

光緒元年即1875年12月，翁同龢升任刑部右侍郎，直接負責重大案件的審辦。他重審了楊乃武與小白菜案。

透過細閱全部案卷，發現了很多疑點和漏洞。他調查走訪，重新檢驗屍骨，終於查清葛品連繫病死，而非中毒死亡。至此，楊乃武與小白菜的冤案得以平反。

此案轟動一時。翁同龢忠於職責、為平民平反，不愧為一代帝師。

翁同龢擔任軍機大臣，參與了對法、對日主戰的決策。對待侵略者，他主張堅決抵抗。他與主和派進行了堅決的鬥爭，體現了愛國主義精神。

但翁同龢沒有作戰經驗，不瞭解作戰雙方的實力，也沒有具體成熟的作戰計劃。

他支援盛宣懷，於1897年建立了中國第一家銀行_中國通商銀行。由戶部撥100萬兩“生息官款”。

存於中國通商銀行，實際上也成為開辦伊始的中國通商銀行的最初營運資金。

甲午戰爭慘敗後引發的戊戌變法，對中國近代社會政治來說是一次空前深刻的變革。

翁同龢順應歷史發展潮流，向光緒帝舉薦康有為等進步人士。

力主變法維新，擬定並頒發了戊戌變法的綱領性檔案《定國是詔》，揭開了百日維新的序幕。

可見，作為帝師的翁同龢，是有作為的，他一生為光緒帝，傾盡了心血。修身治國平天下，文人的最高境界，他達到了。

翁同龢因為是帝師，自然成為晚清歷史上清流的代表。

翁同龢是士林領袖，是江東士大夫集團的代言人。他的經史知識很淵博，他是晚清官僚集團的知識精英，其對政局的影響很大。

他的思想和行動，往往決定了當時的政治走向。

像他這樣既是狀元及第，又是兩朝帝王之師，高居於朝堂，門生遍天下的人，歷史上又有幾人呢？

有人說翁同龢是清廉的，是當時清朝難得的好官。楊乃武和小白菜的故事，幾百年來仍然家喻戶曉，而當時為楊乃武和小白菜平冤昭雪的便是翁同龢。

也有人說他不好。翁同龢刁難、排擠李鴻章，見於史冊，無可置辯。

在國家危急存亡之際，執掌朝政的重臣，卻紙上談兵、意氣用事，不得不說這是他一生的汙點。

但總體來看，翁同龢是清廉的，是頗具改革思想的大臣，也算得上是一位能臣。《清史稿》評價他：＂自成一家，尤為世所宗。＂

1904年7月4日，翁同龢滿懷抑鬱和悽愴與世長辭。臨終前，他寫下絕句：“六十年中事，傷心到蓋棺。不將兩行淚，輕向汝曹彈。”短短四句話，有無盡的憂傷。

金無足赤，人無完人。無論何時何地，何朝何代，執政者如果能夠有所作為，還能做到潔身自好不斂財，就是值得尊重的。

翁同龢兩袖清風，晚年窮困，真的不易。

翁者，一生功過蓋棺定論，功不壓過，故存爭議。

翁者，光緒帝師師，官至中堂，可謂學富五車，才高八斗。

從功上看，他體恤民情，為免勞民傷財反對重修圓明園。他動用李鴻章賣官款和借的德國貸款數百萬兩此給慈禧修頤和園，只是為了讓慈禧安於享樂以疏遠朝政，給自己學生光緒皇帝斂權，不可謂不用心良苦。

但其卻有用心不良之處。

但說到此人的過，卻是罄竹難書。翁是出了名的宰相肚裡難撐船，其心胸狹窄，錙銖必報。其兄弟在平復太平天國中棄城逃跑，剿匪不利曾被李鴻章彈劾而與李鴻章交惡。主政戶部時，六年未給南北洋兩水師撥軍款，間接導致吉野號等軍艦被日本買走，卻在後來用於黃海海戰重創北洋水師。每每戰前還總愛撈好聽的說，混淆帝聽。叫囂開戰，又只重私情，又置國家民族大義於不顧。戰後賠償兩億三千萬兩白銀，割讓臺蓬諸島，不以為恥，還幾次三番羞辱李鴻章。

用光緒帝的話說就是此人“永不錄用！”

恭親王說其只知權術，兩面三刀，典型精神分裂者。

翁一生多好紙上談兵。清末主政者光緒帝有改革之心卻無實權，慈禧大權貪戀不放手，翁同龢卻仍醉心於迂腐頑固的內鬥。

如果李鴻章是漢奸，那翁堪比小人。

翁同龢，晚清同治、光緒二朝皇帝的帝師，還一度做過財政部長。做帝師，自古以來就是一個知識分子的最大夢想，翁同龢能混成那樣，應該知足了。但撥開晚清迷霧，我們卻驚奇地發現翁同龢人生不堪的一面。翁同龢與李鴻章都是朝廷重臣，也曾是同僚，為了洩憤與李鴻章內鬥，翁同龢不惜拿朝廷和國家大事來作賭注。凡是李鴻章擁護的，他就反對。凡是李鴻章反對的，他就擁護。在搞洋務運動的日子裡，李鴻章想築鐵路，主管財政的翁同龢雙手一攤，沒錢。李鴻章想跟老外搞合資銀行，翁同龢到慈禧太后那兒一鼓搗，合資銀行流產了。甲午戰爭開打前，李鴻章想添置若干軍艦，翁同龢又以沒錢為由，黃花菜涼了。翁同龢誓做李鴻章的事，最後被察言觀色的慈禧太后發覺，以“永不敘用”一紙調令，將翁同龢解職遣返老家常熟。這，怪得了誰呢？

翁同龢是清代狀元之一名字刻在國字監孔廟的碑上！翁同龢是清代同治光緒兩位皇帝的老師！翁同龢是清代數的著的書法家！在甲午戰爭失敗後一直普遍把責任算在慈禧身上，最近又有很多人開始大罵翁同龢，其實責任人還是李鴻章和丁汝昌。首先北洋水師從提督到士兵，比綠營兵工資要高2到3倍，從不拖欠，比日海軍高1.5倍多而日軍軍官每月自覺捐出 3O%用於更新裝備，事實上北洋水師裝備並沒同日艦形成代差，也不象影視劇演的炮彈有沙子，（雖然沒裝備速射炮）但不致完敗慘敗，高薪沒養出戰鬥力，就是慈禧，李鴻章，翁同龢，把建頤和園的300萬兩白銀給了北洋水師，北洋水師購船添炮，實力超日海軍1.5倍就保證能打勝嗎？從戰術上，大東溝遇襲，豐島對陣，旅順被圍，那些留學英國的福建船政學堂的將領確實有責任。翁同龢在恭親王臨終進言光緒被視為兩面人，光緒也因為翁同龢不支援變法不代光緒聯絡康有為而厭倦！慈禧趕走了管錢手緊的閻敬銘，把財權交給翁同龢還是沒有錢修頤和園！所以翁同龢在核心工作20餘年被勸退！是他的福氣，最近的一些人開始罵他是好事是有些人也開始學習歷史了！

為人好延攬而必求其為用，廣結納而不能容異己——這就是翁同龢的性格

看到人才必定熱情招攬為自己所用，結交廣泛但嚴格排斥不同意見者。

明末東林黨的趙南星，也是和翁同龢是一樣性格的人：對於觀念相同的朋友，極為熱情；對於觀念不同的人，嚴厲打擊，絕不相容。

趙南星等東林黨人不能容忍異己，導致了閹黨的形成；

翁同龢不能容忍異己，用甲午戰爭打擊淮軍報了自己的私仇。

本來翁同龢這樣的一個性格適合做御史之類的清流派，不適合進入軍機處治理。

沒有地方治理經驗但遇事專斷

如果翁同龢僅僅是性格執拗、不能容人就罷了，但偏偏翁同龢從無地方治理經驗：

1、中進士後，任職翰林院編修；

2、咸豐八年，去陝甘主持考試，被授予陝西學政，不久就請病假回京；

3、同治元年，任職贊善，主持山西省考試，累遷內閣學士；

4、光緒元年後，先後在刑部、戶部、工部、督察院任職；

5、光緒八年，任軍機大臣；

6、光緒二十年，再任軍機大臣；

7、光緒二十一年，兼任總理各國事務大臣；

8、光緒二十三年，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

9、光緒二十四年，被革職回家，永不敘用。

相比起來，翁同龢的哥哥翁同書就有地方治理經驗了：1840年中進士後，任翰林院編修，貴州學政，太平天國初起時，在江南大營襄辦軍務，咸豐八年任職安徽巡撫。

翁同龢和李鴻章的私怨過於無厘頭

翁同書招撫的苗沛霖是個反覆無常的人，降清又勾結太平天國，兩度圍困翁同書。翁同書棄守定遠城，原因在於一無援軍二無糧餉，無法堅守；查辦苗沛霖時，苗沛霖又和欽差大臣勝保勾結，無法處死。

1862年，曾國藩彈劾翁同書。雖然彈劾書是李鴻章寫的，但彈劾是曾國藩的主意，和李鴻章關聯不大。翁同龢竟然因此而和李鴻章有私怨，可見翁同龢不能容忍的地步。

李鴻章只是下筆之人，隨便一個師爺都可以做的事。翁同龢竟然也因此怨恨，比起歷史上以牙呲必報的范雎是不遑多讓。

司農常熟世間荒——說的是翁同龢不習實務

甲午戰爭前，翁同龢之所以主戰原因有兩個：

1、書生意氣、不熟悉實務。在光緒十年的中法戰爭時，翁同龢也是主張重兵進入越南作戰。中法戰爭、甲午戰爭，翁同龢都主戰，說明了翁同龢一貫的主戰觀念。

也許是中法戰中大清取得區域性優勢，給了翁同龢等主戰派要求宣戰日本的底氣和勇氣。

2、趁機報私仇，整垮李鴻章。《蜷廬隨筆》記錄了翁同龢在甲午戰爭時的一句名言：

“正好藉此機會讓他（李鴻章）到戰場上試試，看他到底怎麼樣，將來就會有整頓他的餘地了。”

雖然說當年翁同書棄守是無奈之舉，但也是過錯，因此被彈劾，不能說是故意整人。必經還是要有功必賞，有過就罰的。

再說李鴻章只是捉刀之人，無關緊要，因此而打擊李鴻章，李鴻章比起無奈的翁同書更加冤枉。

綜述

翁同龢是一個極度不能容人的人：對於價值觀相同的朋友，熱情友好；對於不同價值觀的人，極力打擊報復，不惜犧牲國家利益。

李鴻章不過是奉命寫了彈劾翁同書的奏章，竟被視為不共戴天的仇人。

翁同龢極端的性格，造就了急躁的光緒帝，急於宣戰日本——大東溝海戰後可以不宣戰而進入戰爭狀態、百日維新急於求成斷送改革機會。

可以說，翁同龢，作為光緒帝的師傅，斷送了光緒帝的一生。

極端、無基層實務經驗、專權獨斷，這就是翁同龢——也是當時人評價為“世間荒”的原因。

至於翁同龢是被維新派，或是光緒帝本人，或是慈禧太后所罷黜，無關緊要。

性格決定命運，說的就是翁同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