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

沈先生據我所知沒有愛情小說。

沈先生有他的愛情，很美好。

所以小說了不需要再描寫了。

一般寫愛情小說的作者都是求不得或不夠好。

在三十年代的文壇上，沈從文的田園小說蘊涵著獨特人性理想和文化追求。那就是“迴歸自然”。

沈從文明確宣佈自己的創作是以人性為中心的。他追求的仍然是人性的自由和解放。但是，他不同於五四以來的其他作家。五四以來的作家在追求人性解放時，是以個性主義和人道主義為價值尺度。沈從文卻是以自然文化為價值尺度。

自然文化，就是那種主張人與自然合一的思想文化。在自然文化的理念中，凡是自然天成的，就是真的，善的，美的，而凡是人為的就是假的，惡的，醜的。就象盧梭說的那樣，出於造物主的，都是好的，只是到了人類社會的那裡，就變得醜陋不堪了。在自然文化中，那些遠離文明的粗糙的原始的生存狀態，才蘊涵著理想的人性。

這種自然文化理念具體到沈從文小說之中，可以用兩句話加以概括：非都市而頌鄉野，揚卑賤而抑豪紳。都市、豪紳都是文明狀態，而鄉野、卑賤都是自然狀態。沈從文站在自然文化的立場上，謳歌鄉野人生，批判都市文明。

在沈從文筆下，都市環境是骯髒的，嘈雜的，擁擠的。都市底層人為沉重的生活扭曲了靈魂，上流社會生活墮落、腐朽，知識分子則卑瑣、虛偽。總之，都市社會既缺乏道德感，也缺乏生命力量。人性的靈光全部淪喪。人成為生命的空殼。

《腐朽》(1929)以一種散漫的筆法描繪了上海閘北區的貧民生活。作品沒有主人公，只是一種環境和氛圍。在這裡，空氣是腐臭的，道路是骯髒的，到處都是垃圾，糞便。住在這裡的人，全是城市的下層貧民，或者是無家可歸的流浪漢，如孤兒、賣藥的、算命的、拔牙的，玩蛇的。巡警毆打流浪的孤兒，算命的騙錢。下等客店裡的老闆娘辱罵客人，毆打自己的孩子。這些人生活在死亡線上，性格粗魯、野蠻，人性的美好的東西完全泯滅。

《夜的空間》(1929)是對於都市貧民區生活的描寫，寫一個靠近海邊城鎮的夜晚。仍然是沒有主人公，沒有故事，而是寫各種各樣的人的夢境。

作品說，“因為他們全是那麼窮，生長到這大江邊，住到這裡骯髒的船上或小屋裡，大家所有的慾望，全皆的那麼平凡到覺得可笑了。”比如，屠夫“夢到把刀飛出去，砍去了一隻豬腳，這豬腳比平時不同，有了知覺，逃到浜裡去了。又夢到被警佐拘留，一定要罰五元，因為豬蹄上的外殼妨礙衛生。又夢到一個兵買肉，用十元錢只買四兩，不用找錢。江邊做短工的人，夢見大船起火，財物全浮在水面上，人們爭相掠奪，拿到東西后，又被警察抓去。”

還有夢見女人的，放蕩一把，醒後又咒罵女人，就是夢裡也能騙到男人的東西。還有賭博的，做夜工的。作品寫道：“夜的空間”，“沒有美，缺少詩，只有極單純的，物質的。”

沈從文的《邊城》中，作者調動多種藝術手段，對小城的人事哀樂、景物印象進行美的熔鑄，產生了“散文詩的效果”，洋溢著詩的意境和韻味，具有濃郁的浪漫主義抒情特色。小說中的人事與景物交相輝映，境由情顯，情因境生，人美，景美，情更美。無論是“凡有桃花處必有人家，凡有人家處必有沽酒”的早春，還是“雨落個不停，溪面一片煙”的初夏，寥寥數筆，即勾畫出一個富於光色、和諧雅麗的藝術境界。因此，沈從文的小說的抒情不是“濃重”的，也不是大喜大悲式的，而體現為田園牧歌式的悠然與淡泊的情調。

他以自然景一物烘托人事，將湘西各種“生命”形式放在特有的“天時地理背景中”加以表現，具有獨特的時空色調與地方氣息。茶峒的景色迷人，酉水兩岸的村鎮城邊的炮眼和牆垛，碧溪的白塔和翠竹，小溪流的繩渡和水磨，深山峽谷間的霧靄和風雷，家家戶戶臨水一面的吊腳樓，熙攘熱鬧的河岸，端午節狹長硃紅龍舟的競賽，泅水能手搶奪大雄鴨子的遊戲，元宵節奇光異彩的爆竹煙火，和節日裡婦女小孩額上蘸著雄黃酒“王”字的打扮，無不顯示著湘西地區風俗人情和自然環境的特有景色。

語言質樸清麗，含蓄自然，在生機勃勃的湘西口語的基礎上，沈從文吸收了書面語和文言語的特長，使其文學語言有真意、去偽飾、具個性，長句精確，曲折而富韌性，短句重感性，活泛有靈氣，追求純和真的美文效果。

沈從文與妻子張兆和的愛情即浪漫，又令人感動，從而也是成為了一段佳話，當年沈從文儘管小有名氣，連續發表了好幾部小說，可是骨子裡依舊自卑，畢竟出身於湖南湘西的他，並不像徐志摩、胡適、郁達夫等人那樣出身於富貴人家，接受了良好的接受，並且還到西方留學。他只不過上了幾天的私塾，隨後為了生計參軍入伍，四處漂泊，最終到達了北平，為了尋找出路，也為了證明自己，於是開始在北京大學做旁聽生，也正是憑藉著自己的努力，還有過人的才華，最終成為了一位小說家，受到了郁達夫和徐志摩等人的賞識，開始在民國文壇嶄露頭角。

1930這一年對於28歲的沈從文來說，那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年，由於他的才華受到了胡適的賞識，從而被推薦到國立青島大學教書，當時他正好在胡適的辦公室裡見到了後來的妻子張兆和，雖然只是初次的相遇，可是他記住了對方；事後他回憶這段經歷時依舊記憶猶新，她不像別的女子那麼臉蛋白皙，而是還有點偏黑。正是這一次的相遇，最終使得沈從文開始了瘋狂的追求。

那麼當時的張兆和對於沈從文的追求愛理不理，雖然讀過幾部他的小說，又成為了他的學生，可是面對沈從文的追求，他並沒有接受。這件事情也使得沈從文內心很是傷感，此後他又是陸陸續續寫詩給她，以此來表達自己的一片真心，正是由於沈從文的堅持不懈的追求，終於是打動了張兆和，兩個人終於是結為伉儷。

沈從文與張兆和的愛情經歷也是值得大書特書，他不僅寫過了很多的詩歌，另外那部大名鼎鼎的小說《邊城》裡的女主角也是以妻子為參照物，最終在愛情的滋養下，沈從文寫下了《邊城》，讓我們讀到了一個令人心碎的愛情故事。而他寫給張兆和眾多的愛情詩裡，唯獨這一首《沈從文愛情詩精選.其三》最為令人感動。

《沈從文愛情詩精選.其三》

民國：沈從文

在青山綠水之間，我想牽著你的手，走過這座橋。

沈從文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傳承了魯迅先生鄉土文學的衣缽，以一種風格迥異的文筆開拓出了更為廣闊的審美空間。這個湘西世界的描摹者，以他玲瓏剔透的筆向都市裡的人們娓娓講述著偏遠邊地上生活著的人們的喜怒哀樂、愛恨怨愁。沈從文愛情小說的悲劇衝突突破了一般意義上的悲劇衝突的侷限性。在他的筆下，悲劇的獨特性成為一道令人為之動情的風景線。

沈從文的愛情小說那種渾然天成的悲劇藝術的構成要素是什麼？這種獨特悲劇的結構又是什麼？悲劇氛圍又是怎樣創設而成？我今天就從這幾個方面對沈從文的小說的悲劇藝術略作探討。

我們知道，越是出色的作家，他的藝術世界就越是獨特。在沈從文的筆下，每一個這樣的世界都是按照自己與眾不同的尺寸建造起來的，而作為他小說的悲劇衝突實際上是個體生命與群體社會構成的衝突。

從本質上分析的話，我們可以說，沈從文筆下的悲劇的形成在於個體生命與群體社會的衝突，個人在這種悲劇中實際上是被異化了的，而造成這種異化的則是社會歷史長期以來積澱下來的習俗、觀念對個體生命的束縛和摧殘，例如童養媳制度、沉潭風俗等等。

作為童養媳的蕭蕭到了情竇初開的年齡而丈夫卻還是個不懂事的孩子，她在“大膀子”花狗的引誘下失身懷孕，事發之後便面臨被沉潭的噩運，沉潭不成便等候發賣，而因生下個男孩僥倖獲得繼續在家生活下去的權利(《蕭蕭》)。

沈從文在構成其悲劇的許多作品中，使用大量的筆墨，集中地描繪了愛與美的衝突。無論是個體生命內部還是個體生命之間美的相互碰撞、糾結直至毀滅，都體現出了美的情愫、美的意蘊、美的追求，並在美的悲劇中張揚健康、自然、優美的人情人性，譜寫出了一曲曲美的輓歌。

《邊城》裡，船總順順的兩個兒子同時愛上了老船伕的孫女翠翠，翠翠卻只愛二老儺送，大老失望之餘隨船出行遇難而死，二老因為哥哥的死和其他瑣細原因也下桃源去了，只有翠翠姑娘守著渡船執著地盼著情人歸來。

基於作者愛與美的創作觀，走進沈從文筆下的人物都是經過嚴格過濾、提純出來的人物，這些人物分別代表了不同型別的真善美。沈從文筆下的愛情就像一個還沒來得及成形便被粉碎了的模糊而綺麗的夢，倏忽之間就輕輕地繃斷了。美的悲劇與悲劇的美的只有淡淡的惘然與哀愁，這種惘然與哀愁便構成了美與美之間的不協調。

然而，這種美的不協調不僅僅是藝術作品中所描述出來的不協調，同時也隱隱地透露出沈從文自身的矛盾心境。如果說，這種不協調只不過是他小說美的一種特意的構造，還不足完全說明他的創作中所包含的矛盾的話;那麼，他對湘西人民生活情景的描述則把這種矛盾全都體現了出來。

但他的這種矛盾性，對他小說藝術的悲劇美並沒有造成損害，個體生命與群體社會的衝突即群體社會對個體生命的壓抑反而更清晰地表現了出來。

有情人終成眷屬的大團圓結局，是很少出現在沈從文小說之中的，而讓人痛不欲生的場面同樣也很少出現在他的鄉土文學作品中。只要你細細地回味和咀嚼，你就不難品味出那種淡淡哀怨之中的悲劇特性是有著更強盛生命力的東西；而且，他的作品也不由你不去回味和咀嚼，令人感到回味悠長是他的作品與生俱來的特色。

那種層層迴圈的、連環套式的悲劇結構就是沈從文小說的悲劇性的獨特生命力之所在。而且，這裡同樣表現出了他一貫的矛盾性，這種矛盾性同時又是他自己內心矛盾的反映。他自稱信仰理性，可是往往還是“好像一個對生命有計劃有理性有信心的我，被另一個宿命不可知論戰敗了。”這種宿命作為一種下意識的歷史積澱輻射到他的作品中，便形成了連環套式的悲劇結構，使悲劇永無止境地往復迴圈下去。

《邊城》的故事從翠翠的母親展開，到催催的愛情悲劇結束，這是由翠翠母親的悲劇直接寫出的第二幕悲劇。由於大老的死亡，二老也下桃源去了，有情人不能成眷屬，又造成了第三幕悲劇，三幕悲劇一環扣一環，緊密相承，互為因果。

這種連環套式的悲劇迴圈結構，直接把人引入了一個神秘的命運境遇。這種境遇並不是轟轟烈烈的生死場面，反倒是靜靜地等待著命運的審判。在這種迴圈的結構裡，一切都在冥冥之中被一隻看不見的大手牽引著，使人物在經歷了一系列悲歡之後又回到自己從前所在的位置，開始新的憧憬與期待。

他正是利用這種悲劇的迴圈結構在不動聲色的敘述中讓人去品味那些淳樸的鄉下人命運的清淡悲苦，使作品始終籠罩著憂鬱與哀愁。這種憂鬱和哀愁便構成了悲劇性的美，而他的小說就是由這種悲劇性的美排演出來的哀婉動人、飄著淡淡愁緒的美的悲劇。

沈從文的筆下經常出現的景物是明山綠水，優美的自然景物映襯著優美的人情，給小說憑添了幾分牧歌式的抒情情調，使小說具有了詩的意境與氛圍。人們在對這種自然景色美的領略欣賞中，很容易便忽略了在這麼美的環境中發生的還是一幕幕悲劇，自然景物實際上是作者用以淡化悲劇情感的一種手段、方式；利用它，作者可以創造一種清清淡淡、哀而不傷的悲劇氛圍。

夢也是沈從文常用來沖淡悲劇情感的一種手法。因為有了夢，現實生活的苦難顯得微不足道了，卻在悲苦麻木的生存狀態裡注入了些微的活力同希望。這些夢，無論是對過去生活的眷顧，還是對未來生活的想象，都是作為一種美好的願望而存在，給悲劇作品本身憑添了幾分溫情，少許亮色。

沈從文總是以一種小品散文的筆法來寫他的悲劇，用散文化的語言將人物的悲苦一筆帶過。因散文語言的舒緩而消解了很大一部分悲劇性，但仔細地品下去，卻又能嚐出濃茶似的清澀遠苦。此外，沈從文還擅長把集中的悲劇意識利用散文筆法，化解到文章的各處中去，夾藏在美的景物人情之中，從總體上形成一條不亂的神絲，具體卻又無傷大美。明媚亮麗的景色、似斷還續的夢境，這是沈從文創設悲劇氛圍的常見手法，這種手法使得他筆下的悲劇變得飄逸遼遠。

情感既已被淡化，悲劇也就變得哀而不傷。哀傷和憂鬱的情緒是人類的天性，把這種天性在文學作品中再現出來，讓瞬間的美化為永恆，則只有透過高超的作家之筆才能實現;在這一點上，沈從文在中國文壇上堪稱一流。

沈從文以愛與美的悲劇性衝突作為小說的基本內容，以連環套式的迴圈結構作為小說的基本形式，以沖淡的小品散文的創作手法作為表現悲劇的基本手段，從而構成了其悲劇藝術的完整的理論框架。

因此，他所創作的悲劇突破了傳統意義上悲劇的定義，在悲劇創作上開闢了一條新路，在兩極之間的平衡中進行了有益的嘗試。他不僅僅停留在批判鄉土文化的落後面上，而是更深入地開掘出鄉土文化中積澱下的優良品質，熱情歌頌純潔的人情和健全的人性，給我們建構一種理想的人生形式;在悲劇的後面，不是要使人們感受到痛苦惋惜，而是要由此看到民族的堅忍和耐力，看到生存下去的希望。

正是他的柔和，正是他的寬容，使這位湘西之子的鄉土小說消解了悲痛的力量，在美的悲劇中讓人體驗到超絕的美，並讓這種悲劇的美轉化為讀者的靈魂和血脈。

沈從文的《邊城》中，作者調動多種藝術手段，對小城的人事哀樂、景物印象進行美的熔鑄，產生了“散文詩的效果”，洋溢著詩的意境和韻味，具有濃郁的浪漫主義抒情特色。小說中的人事與景物交相輝映，境由情顯，情因境生，人美，景美，情更美。無論是“凡有桃花處必有人家，凡有人家處必有沽酒”的早春，還是“雨落個不停，溪面一片煙”的初夏，寥寥數筆，即勾畫出一個富於光色、和諧雅麗的藝術境界。因此，沈從文的小說的抒情不是“濃重”的，也不是大喜大悲式的，而體現為田園牧歌式的悠然與淡泊的情調。

他以自然景一物烘托人事，將湘西各種“生命”形式放在特有的“天時地理背景中”加以表現，具有獨特的時空色調與地方氣息。茶峒的景色迷人，酉水兩岸的村鎮城邊的炮眼和牆垛，碧溪的白塔和翠竹，小溪流的繩渡和水磨，深山峽谷間的霧靄和風雷，家家戶戶臨水一面的吊腳樓，熙攘熱鬧的河岸，端午節狹長硃紅龍舟的競賽，泅水能手搶奪大雄鴨子的遊戲，元宵節奇光異彩的爆竹煙火，和節日裡婦女小孩額上蘸著雄黃酒“王”字的打扮，無不顯示著湘西地區風俗人情和自然環境的特有景色。

語言質樸清麗，含蓄自然，在生機勃勃的湘西口語的基礎上，沈從文吸收了書面語和文言語的特長，使其文學語言有真意、去偽飾、具個性，長句精確，曲折而富韌性，短句重感性，活泛有靈氣，追求純和真的美文效果。

探究沈從文作品的悲劇性特點，就要看中國傳統文化對他的創作影響。孔子曰：“禮之用，和為貴。”（《論語·雍也》）“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論語·八》）孔子在哲學上強調中庸，在美學上也主張中庸。孔子要求在美和藝術中，應當把各種對立因素、對立成分和諧地統一起來，不要片面地強調某一方面而否定另一方面；內容和形式、情與理應恰當適度，和諧統一。從沈從文的作品來看，他深受中庸美學思想的影響，因此，筆者就對其美學手法處理進行逐一分析和探討。

哀而不傷孔子的中庸之道，強調中和、和諧，反對固執一端。他的主張對中國的古典悲劇美學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沈從文也深受其影響。他認為：悲劇應當是“恰當”的，即全篇分配要恰當，描寫分析要恰當，甚至於一句話一個字，也要在儘可能的情形下用得不多也不少，妥貼恰當。他還認為，要達到“恰當”的境界，作家要以靜制動，以冷制熱，以理想駕馭感情；寫悲劇不能使之過悲，寫喜劇不可使之過喜。這不但同中國的古典悲劇美學一脈相承，同時還充分體現了他的中庸美學思想。他的悲劇作品，並未給人們以驚心動魄的震撼，而是溫和的、淡淡的，讓人“哀而不傷”。在《邊城》中，翠翠在與僅有的男性接觸中萌生出愛意後，就任由自己的心思，愛上了當地掌水碼頭團總的二兒子（二老）錐送。但是，她並沒有覺得自己的地位低下，甚至在聽到了團總想要與有碾房陪嫁的人家打親家的訊息之後，也絲毫沒有將這個訊息與自己的婚事聯絡在一起。在她天真純潔的心靈中，似乎根本就不存在“門當戶對”的概念。因此，在作者眼中，她的愛是超越一切世俗利害關係的最為高尚的也是最富有詩意的愛。同樣高尚的是，團總的兩個兒子——大老天保和二老錐送同時愛上了翠翠，但他們並沒有自相殘殺，而是當天保知道翠翠愛上了自己的弟弟後，便主動退出了競爭。令人難以理解的是，這理想生活並不是一個浪漫溫馨的愛情故事，而是一個愛情悲劇，但作者對這一切似乎並不悲傷。也許，這正是作者的人生觀。天保的出走遭遇了不幸，使雌送不勝悲哀也離家而去；連翠翠身邊的惟一一個親人外祖父也棄船仙逝，只留下一個孤零零的翠翠。這一切，在作者看來，都是自然的安排，人生的常態。《邊城》的悲劇色彩被優美的自然風光、淳樸的人性美所淹沒了，其哀傷是淡淡的、恬美的，沒有給讀者以強烈的震撼。

在理想與現實中苦苦徘徊的沈從文，一直希望尋求一種解決矛盾的途徑，即在社會進步的過程中，使人性的美好可以得到同步的儲存。經過多重失望和長久思索之後，這位始終以弘揚人性光輝為己任的寂寞文人，終於能夠以超然的心態從容地去面對眾多的困擾。在《夫婦》中，沈從文長現出了對於“鄉村”現實的厭惡與失望。這裡沒有愛心，有的只是愚味、卑賤、庸俗、世故和殘忍。在這悲憫的情緒中，作者並沒有放棄自己的理想追求。在《夫婦》中，從受窘的新婚夫婦身上，主人公發現了自己生活理想的一點星光。這對夫婦天然地懂得欣賞美，並享受生命的活力，在好大氣好風光中他們懷著同樣的好心情做他們想做的事情。沈從文看到了他們性愛的自然、合理與健康。由此，沈從文積極倡導恢復人性，讓“人性喪失淨盡”的中國到處都能看到充滿原始活力的“鄉下人”。湘西的廣闊天地陶治了沈從文坦蕩博大的胸懷，而綿延的沅水則賦予了他溫厚柔韌的天性。

沈從文對生命意識的終極關懷是他能對一切痛苦從容以待的最根本原因。沈從文一生堅信人的自然天性的美和善，正是基於這一信仰，他才能在歷盡漂泊後領悟到生命的真諦，並找到一種面對人生的最適當的態度——從容的微笑。從小見慣了死亡的沈從文深切地體味到了生命閃滅的倏忽，正是這種“人生無常”的朦朧慾念激發了他對生命力的無限熱愛，而這種超脫了生死的通達，微笑大概是最為合適的表達方式。只有正視生命自身嫁變所必然經歷的痛苦，才能在真正意義上理解生命。沈從文的內心已經達到了一種寵辱不驚的境界，在他與社會面對時，不灰心，不離亂，只是靜靜的向前。

沈從文的創作題材，具有如下特徵。

（1）突出地方性。他描寫湘西的風土人情，謳歌邊地的歷史和習俗。

（2）表現回憶性。沈從文對湘西的描繪是透過他的回憶來完成的，他有選擇地運用他的記憶，並對記憶中的家鄉加以理想化，創造出一個美好生活的完整圖景。

（3）顯示平民性。在小說中，他最愛描寫的人物還是那些與革命搭不上邊的“湘西民族的下等階級”，表現出對普通鄉民、市民生活方式的充分肯定，對於俗人俗物極度熱愛與親近。沈從文身上有少數民族的血統，少年時代使生活在人民的底層，諳熟川、湘、鄂、黔四省交界的那塊土地及綿延千里的沉水流域，瞭解“湘西”的農人、士兵、店夥計、商販、終生漂泊的水手船工、吊腳樓的娼妓以及這些人的喜怒哀樂。這些人物個個歷經磨難，過著可憐甚至愚味的生活。透過這可憐或愚昧，沈從文力圖顯示普通人的堅忍、倔強及強盛的生命力，從而表現出美即在平凡的生命形式之中。

（4）具有淳樸性。苗家人心中仍舊保留著自己的神靈，生活中也殘存著許多原始習慣，梗直、豪爽、重情義、講信用、忠於傳統，是他們的主要性格和信念。沈從文所關注的，正是故鄉人民的這種原始性、淳樸性，這也是他創作中追求的最高境界。他小說中的人物很少把人生的企求寄託在大變動之中，而是喜歡退回到傳統文化崇尚的淡泊境界。平民的人生是最真實、最普通的人生，沈從文選擇的不是平凡的事、尋常的人。

沈從文認為，不管是故事還是人生，都應當美好一點；醜的東西雖不全是罪惡，總不能使人偷快。因而，他的題材選擇是十分寬泛的，既有現代文明下的都市人生，也有充滿原始習俗的鄉間人生。對於前者，沈從文是反映它的黑暗面，即現代物慾橫流下的都市精神的荒蕪——道德墮落、人性喪失良知；對於後者，沈從文是表現它的美質，即受現代文明浸染的邊遠鄉間，傳統美德仍然存在，人們和睦相處，純樸善良。他認為，美在生命，雖身處於虛偽、自私和冷漠的都市，卻醉心於人性之美。他說：“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樓傑閣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臘小廟。選小地作基礎，用堅硬石頭堆砌它。精緻，結實、對稱，形體雖小而不纖巧，是我理想的建築，這廟供奉的是人性。”

沈從文雖然也寫悲劇，寫小人物的不幸，寫不滅的希望，但其重心不是前瞻而是迴歸，不是嚴峻的揭露鞭撻而是舒徐的發現。其悲劇意識的核心是古老的優秀傳統橫遭破壞與日趨毀滅，其作品是委婉哀怨的訴說，而不是戰鬥的革命進行曲。沈從文認為，自己要表現的本是一種人生的形式，作品或者只給讀者一點懷古的幽情，或者只給讀者一次苦笑，或者給讀者一個夢，或者給他一種勇氣和信心，但同時也說不定。他是想喚起邊區民族的普遍覺醒，以重建民族間人與人的新關係，使人民享有天然、健康、和諧、淳樸、互愛互助，沒有殺戮壓迫，共同安居樂業的生活。《邊城》的悲劇採用的是低調陳述法，一切趨於淡化，靜靜地。三言兩語就可以通報·條死訊，而隨後的心理、情緒等等，一切皆在暗示中進行。大佬之死，死於自覺與不自覺之間；老船伕之死，死於心理打擊與自然死亡之間；二佬出門，回與不回，也在兩可之間。因此，這個悲劇給人的感受，也是隱隱約約，似有似無。一切似乎“平淡無奇”，這正是沈從文的悲劇處理手法的高明之處；正如亞里斯多德所說：“最明晰的風格是由普通字造成，但平淡無奇。”[3從悲劇的表現來看，《邊城》中的人物尤其是老船伕無論

處於什麼樣的艱危厄難之中，始終具有一種信念，體現著人格力量的崇高。

《邊城》中的悲劇情節可以從四死一傷（二佬傷心出走）一孤獨（翠翠孤獨地等待）中表現出來。在偏僻的邊城，老船伕五十年如一日守著那隻渡船，似乎“從不思索自己職務對於本人的意義，只是靜靜地很忠實的在那裡活下去”而已。可是命運不公，一場變故奪去了他惟一的女兒，他只有與外孫女相依為命。其實，老船伕並不是絕對聽天由命。女兒之死，在他看來，似乎“只應‘天’去負責”，但老船伕“口中不怨天，心卻不能完全同意這種不幸的安排”。十五年後，外孫女到了“多了些思索，多了些夢”的年齡，於是這個老船伕產生了一個願望，那就是“無論如何，得讓翠翠有個著落”。他再也無法“靜靜的”生活下去，他要有所作為，有所追求。老船伕就著大佬送鴨子事問翠翠：“假若大佬要你做媳婦，請人來做媒，你答應不答應。”翠翠的反應是“著了惱”。後來老船伕重提去年大佬送鴨子的事，翠翠“微帶著點兒惱著的神氣”。大佬正式託媒說翠翠，老船伕對翠翠說出自己意見：“大佬是個有出息的人，為人又止直，又慷慨，你嫁了他，算是命好。”翠翠“心忡忡的跳著……且隨手把空豆莢拋到水中去”作為回答。老船伕“張冠李戴”，以為大佬昨晚為翠翠唱歌。第二天見了面，“搓著手”誇大佬是“我們地方唱歌第一號”，並正經其事地對大佬說，“走馬路，你有分的”，結果受到大佬搶白。大佬指著視窗外的二佬說：“你要竹雀做孫女婿，竹雀在那裡啊。”老船伕如夢方醒，才知道昨晚唱歌的是二佬。做錯了事的老船伕，臉色變得十分“難看”。兩天過後，不再聽到對崖的歌聲，“老船伕忍不住了，進城往河街去找尋那個青年小夥子”。見了面，轉著彎試探二佬：“二佬，聽人說那碾房將來是歸你的！歸了你，派我來守碾子，行不行？”二佬“彷彿聽不慣這個詢問”，“不作聲”，“老船伕討了個沒趣”，“很懊惱”。二佬過渡，老船伕厚著老臉再次試探，二佬誤會，以為“老頭子倒會做作”，於是老船大又受到搶白，被二佬“一句料想不到的老實話窘住了”。二佬甚至責怪老船伕“為人彎彎曲曲、不利索。大佬是他弄死的”。老船伕“從船總與二佬處皆碰了釘子，但他並不灰心”。他向每個過渡的本地人打聽二佬父子的生活，“關切他們如同自己家中人一樣”。但“一見他們就不知說些什麼。只是老脾氣把兩隻手搓來搓去，從容處完全失去了”。二佬想起在失望和賭氣情況下出走而淹死的哥哥，便把這件事曲解了。接著老船伕向探口風的中寨人打聽碾坊陪嫁之事，那中寨人信口雌黃，說二佬要碾坊不要渡船，老船伕信以為真，“神氣十分沮喪”。第二天，老船伕硬撐著病體去見船總打聽訊息，以至“老船伕對這件事的關心，使二佬父子對於老船伕反而有了一點誤會”。船總搶白老船伕道：“我們只應談點自己分上的事，不適宜於想那些年青人的門路。”船總的話像一記悶拳打倒了老船伕。老船伕經受不住這一連串打擊，“在雷雨將息時已死去了”。這一悲劇行動過程顯示，孤錐翠翠漸漸長大，老船伕感到外孫女的性格行為越來越像她那殉情的母親，於是隱隱約約地感覺到一種命運的壓迫。面對命運，他“不甘服”；他暗下決心，想要對外孫女的婚事有所介入，有所作為。可他一開始行動，就“張冠李戴”了；待他明白過來，設法將事情引上“正軌”，卻因大佬之死的陰影，又產生了一系列誤會，他的“追求”也只能得到一個適得其反的結果。經過一番委婉曲折的過程，老船伕一步步走向了悲劇。

亞里斯多德說，悲劇是對於比一般人好的人的仿[]。比一般人好的人，“性格”必須善良。換句話說，好人的悲劇即“善的悲劇”，這正應了沈從文在散文《水雲》中對《邊城》的悲劇性質作的個概括。沈從文說：“一切充滿了善，充滿了完美高尚的希望，然而到處是不湊巧。既然不湊巧，因之素樸的良善與單純的希望終難免產出悲劇。沈從文這段話說明了兩層意思：第一，素樸的良善與單純的希望終難免產生悲劇，這悲劇即“善”的悲劇。第二，到處是“不湊巧”。“不湊巧”即命運：老船伕忠厚善良，翠翠白玉無瑕，船總仗義疏財，公道和平；大佬本分實在；二佬英俊乖巧。人物的願望也充滿善：老船伕希望外孫女有個好的“著落”；大佬二佬不重錢財，而重人才翠翠的純潔。船總也願意與老船伕打親家，但一切都“不湊巧”：大佬二佬“不湊巧”都愛上翠翠，結果一個淹死了，一個不知下落。老船伕起初的高興，後來在一種“不湊巧”中“張冠李戴”，認為晚上聽到的歌聲是大佬所唱，於是拍著大佬肩膀說：“走馬路，你有分的。”緊接著大佬的神情冷冷，使老船伕的心情發生了多次的變化。老船伕發現他期望的與事實恰好相背，回顧自己以前所努力為翠翠做的全是在“幫倒忙”，全是在大佬心裡戳刀子；內疚使他的“臉色那樣難看”，為了翠翠的歸宿，他顧不上“老臉”，趕快掉轉船頭，駛向二佬。此時，悲劇情勢急轉直下，大佬淹死，老船伕的轉變和過分的熱心終導致二佬、船總的誤會，“弄巧成拙”。悲喜相間手法的運用，並不是為了體現幸運或快樂，而只是那種“福兮禍所伏”或是“痛極反笑”的表達。但無論哪種情況，最終目的是為了表現現實的悲苦，人物命運的多厄。《蕭蕭》中山村女子的悲劇人生，給人看過之後，反而缺乏驚心動魄、震撼人心的悲劇力量，其悲劇色彩也是溫和的、淡淡的、恬美的，作家有意讓讀者在恬淡的氛圍中去咀嚼蕭蕭的人生悲劇，且結尾將悲劇以喜劇收場，出人意料而又耐人尋味。

從以上我們可以看到，沈從文在文學創作中，滲透了孔子的“中庸”思想，對作品的處理表現的是淡淡的憂愁，但是並不給人以悲觀或現實生活來龍去脈的無希望，讓人讀了之後，給人以振奮和鼓舞，悲中有喜，喜中有悲。

沈從文的《邊城》給我們描繪了湘西偏遠山區一幅牧歌式的農村生活畫卷，展現了自然、淳樸、充滿人性的湘西人原始、自然的特有的生活。小說傾力表現人性的美好:刻畫了老船伕的質樸、善良、剛健、頑強;翠翠姑娘的天真、純樸、自然、靈性;船總的豪爽、行財仗義、正直無私;天保、儺送兩兄弟的強健、能幹、豪放、豁達……湘西邊城就像一個人問世外桃源。這裡人們生活清平，沒有邪惡、奸詐與物慾之爭。這裡人性盡善盡美，充分體現了沈從文創作這篇小說的宗旨:“我要表現的本是一種‘人生形式’，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為人類‘愛’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說明。”的確，沈從文透過《邊城》人性美的描寫表現出了他理想的人生形式。

首先，作品的悲劇因素是緣於作者理想的人生形式與現實生活的矛盾，理想的人生夢境的破滅。從文學創作的目的來看，文學是人們自覺選擇的一種生活方式。總是“伴隨著某種十分複雜但又清晰鮮明的思想活動而產生的有節奏的感受，還包括全部生命感受、愛情、自愛、以及伴隨著對死亡的認識而產生的感受。”

其次，從作者創作的情感角度看，緣於“對農人與兵士不可言說的溫暖之情”和為“鄉下人”主體精神的矇昧的憂慮。

沈從文在《邊城》題記中這樣寫道:“對於農人與兵士，懷了不可言說的溫愛，這點感情在我的一切作品中，隨處都可以看出。……因為他們是正直的，誠實的，生活的有些方面是極其偉大……性情有些方而極其美麗

沈從文的愛情小說中，雖然多滲和著悲慘怨恨的成分，籠罩著悲劇性的氛圍，在那牧歌式的“田園詩”中瀰漫著令人窒息的悲劇感，但依然能使人獲得一種振奮的力量，能使人們感到由於一種激盪的、積極向上的精神提高而引起的滿足愉快。

作為京派作家代表,沈從文從始至終認為自己是個"鄉下人",視野關注的是少年時期所處的湘西世界,善於在強烈的城市與鄉村的對比中,使人感受到人性的光輝。

他在《邊城》中塑造的那個人間仙境般的迷人小鎮,翠翠的愛情是全書的主線,儘管結局悲慘。但在強烈的對比中體現的是作家的經歷與感悟。翠翠愛情的如斯悽苦讓讀者在欣賞那醉人的小鎮同時,感受著命運開的天大的玩笑，翠翠的命運結果是在等待中,這是很多因素造成的,其中最主要的是當地淳樸民風下掩藏的愚昧、落後、封閉的地域原因導致她性格中的缺陷,使得她再次重複了她母親的悲劇。

作者從翠翠、爺爺、儺送、天保和順順等人入手,以新穎而又具體的視角,認真分析故事情節以及人物心靈深處,闡發戀愛悲劇的原因以及深層次的含義,將作品置於那個時期,以儘可能地挖掘作家創作的目的。

沈從文擅長描寫令人神往的田園牧歌式愛情，留給讀者淡淡的憂傷。小說中對人性的思考，對愛情的追求，對人物命運的悲憫，都體現了其獨特的悲劇美。其悲劇藝術具體可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小說呈現出一種特殊的悲劇氛圍，一種可感知而又難以言說的悲劇情調，表現為一種悠然淡遠的詩化風格，對人的生存和命運的關懷，對人的文化形態的理性沉思。

2.在悲劇題材的處理上作家表現的是一種人在環境面前的順乎自然，安於命運的人生態度。比如《邊城》中天保與儺送兄弟兩人同時愛上翠翠，天保在明白求愛無望後，選擇悄然退出，成全弟弟，並未在佔有慾的支配下上演一出慘烈的決鬥。翠翠在愛情夢碎迴歸現實時，只是返回河岸的渡船上，翹首等待愛人歸來，雖然命運並未給她任何許諾。對於這種悲劇的宿命，文中的人物都是順乎自然，安於命運的。故事情節雖然具有強烈的悲劇性，但帶給人的卻不是那種撕心裂肺和萬念俱灰的悲傷和絕望。

3.小說是以微笑來表現人類的痛苦和悲哀，展現的愛情悲劇是帶著開朗樂觀的浪漫情調的。《月下小景》寫愛情悲劇，用男女主人公含笑殉情作結。連殉情也寫得那麼詩意，微笑的殉情，也許是實現愛情完美和永恆的另一種方式。這以笑寫悲的方式，讓心靈為之一顫。

4.小說具有散文化特徵，運用詩意的抒情化語言實現了悲劇文體的創造。詩化的語言將悲劇性隱含在情感和精神深處，使讀者在感情共鳴和情緒浸潤中達到感情釋放的快樂。表面抒情的背後擁有含蓄雋永的內在情感，增添了深長的意味，呈現悠然淡遠的風格。作者筆下的青山綠水和似斷非斷的夢境常常是其淡化悲劇情感的手段，優美的自然風景映襯著優美的人情，給小說添了幾分清淡的悲劇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