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買來一本陳寅恪先生之《讀書札記二集》，隨手一翻，即束之高閣。今日，幸睹陳先生一生之光彩，之磨難，之平淡，之獨立之精神，之自由之思想，幾度潸然淚下……

陳先生36歲回國，赴清華。之後，以黃布或黑布裹不同類別之書，在清華之講壇自由、獨立耕耘。來聽課者，不僅有學子，更有教授。先生遂被稱呼為，教授的教授。當年，馮友蘭先生就常常去聽陳先生的課。陳先生掌握22門語言，留學13年，講課更能旁徵博引，中西貫通，為當時學界所歎服。但是，世事滄桑，國難當頭。陳先生的父親陳三立先生因抗戰絕食，五日後逝世。陳先生為父守喪，拒絕治療眼疾，右眼失明……

之後，先生開始流亡，其書箱竟於大火中付之一炬……

先生沒有任何資料可查，憑藉記憶，繼續授課，著述。

在高度近視，又用眼過度之下，先生，左眼亦失明，此時才55歲！

我再也不能忍住眼淚。

等到新中國成立，先生重新走進清華，已經是盲人了。

一個瞎子在清華授課，亙古未有罷。先生再也不像以前——講到深思處，可以閉上眼睛，很長時間。先生的眼睛，自此將永遠大開著。

即便只有一個學生來聽課，先生竟也是換了長袍的。他做老師做得鄭重，做得擔當責任，即便是在瞎了眼睛以後。

但是，大開著眼睛的先生終也未能躲過這場災難——文革。

此時，先生已是不能行動，但是，癱坐在藤椅上的先生架也要被架出去，接受批鬥！批鬥結束，猜想先生幾乎不可能生還……

先生卻沒有遭此劫難。他的學生，替他捱了打！

當問及捱打後有何感想，他的學生說，替老師，光榮 ！

我又一次淚水決堤！

再看先生的這本《讀書札記》，它的編者蔣天樞先生，亦是先生之學生。蔣先生在老師臨終前接受囑託，幫老師編輯出版陳寅恪集。蔣先生放下自己書目的編寫，80歲時，完成老師的這一心願。

有蔣先生，有替老師捱打的劉先生，陳先生當瞑目矣！

嗚呼哀哉！

涕淚橫流，不自禁！

先生已古，先生著述流傳於世，得益於高徒。但是，先師之自由思想，獨立精神更照耀高徒之心。

如我，與先生可說無甚親密關係，但是，因為皆是炎黃子孫，我頗感幸運，邊流淚，邊與小兒語：流傳百世的，正是先生這樣的中國文人精神！

之後想，先生是教書匠，教書匠當有先生這樣的風骨和精神。聯想先生因不肯就歷史研究所二所所長一職，與平生所愛學生髮生爭執，我想，先生之痛心在於，學生沒有學到先生之獨立與自由之治學精神，先生感懷的是學術如有所縛，何談自由。

我沒有為先生不平。先生經歷大風雨，皆泰然。我亦學先生。

但是，內心痛楚之甚，無以言表。

先生一生飄零，居無定所，常住茅屋之下，風雨可傾，先生卻巋然不動，依舊著書立說，教書育人。當然，唐篔先生功不可沒。先生嘗對子女言：可不尊重我，不可不尊重你們的母親。沒有她，就沒有家。先生每完成一部書，唐先生即提封面。我的眼前，就恍然若現，先生與夫人風雪相依之溫暖。

皆已去矣！

忽又想起偉大詩人杜甫。他又曾過過幾日安穩時光？即便孩子餓死，全家在雨夜居於漏雨茅屋，杜甫喊出的，仍是——安得廣廈千萬間，與天下寒士聚歡顏！

“中國人”的概念很寬泛，但我，理解的越來越狹隘。做中國人，當有這樣的胸懷。

陳先生翩然遠去，他微笑的嘴角，大大的眼鏡，睜大的眼睛，都是中華民族文化的特寫。

我很是慶幸，我是中國人。愛國，愛民族，很具體，此刻，就是愛陳先生。

淚眼朦朧！

此刻，再捧《讀書札記二集》，厚重，溫暖，就連“蔣天樞”這三個字，都讓我感慨萬千。

附：

中國最後一個大儒－－陳寅恪 雪泥鴻爪

　　陳寅恪（光緒十六年，公元1890年—1969年），江西修水人，修水縣舊名義寧州，或稱義寧先生。幼時在家塾讀書，對《說文》及高郵王氏父子之學，極用苦功，並習日文。長入家辦學堂，“終日埋首於浩如煙海的古籍以及佛書等等，無不瀏覽”。十三歲，隨兄師曾（衡恪）至滬，東渡日本留學，後因病歸國，考入上海復旦公學。畢業後赴德，近二十年，“奔走東西洋數萬裡”，先後入柏林、蘇黎士、巴黎、哈佛等大學勤苦攻讀梵文、巴利文及其他東方語言文字數十種，獨步成絕學。1925年歸國，次年與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同為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後任清華大學文史哲三系合聘教授，授“佛經翻譯文學”及與西北史地、中國中古文史哲學相關諸課程。“七七事變”後離京，飄泊西南天地之間，圖籍散失，備嘗艱厄，於憂患疾病之中撰《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及《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生活困頓，遭際艱辛，卒喪雙目，作詩有“天其廢我是耶非，嘆息萇弘強欲違……彈指八年多少恨，蔡威唯有血沾衣”句，乃紀實也。1946年任教於清華大學，同時修改《元白詩箋證稿》諸篇。1948年移居嶺南，任嶺南大學（後改為中山大學）歷史、中文系教授，1958年後被迫停止授課。晚年臏足，仍以驚天地、泣鬼神精神撰《柳如是別傳》、《寒柳堂記夢未定稿》，將論文結集為《金明館叢稿初編》、《金明館叢稿二編》、《寒柳堂集》，闡揚學術獨立自由之旨。文革中慘遭迫害，預作輓夫人唐曉瑩（篔賞）聯：“涕泣對牛衣，冊載都成腸斷史，廢殘難豹隱，九泉稍待眼枯人”，令人不忍卒讀。1969年10月7日含恨辭世。　　1964年陰曆5月，陳寅恪先生命遠在上海的弟子蔣天樞赴粵，作詩云：“擬就罪言盈百萬，藏山付託不須辭。”在面付蔣天樞名山事業時，他又寫下了生平最重要的一篇文宇，即《贈蔣秉南序》，《序》文略雲：果未及十稔，神州沸騰，寰宇紛擾。寅恪亦以求學之故，奔走東西洋數萬裡，終無所成。凡歷數十年，遭逢世界大戰者二，內戰更不勝計。其後失明臏足，棲身嶺表，已奄奄垂死，將就木矣。默唸平生固未嘗侮食自矜，曲學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至若追蹤昔賢，幽居疏屬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遺範，託末契於後生者，則有如方丈蓬萊，渺不可即，徒寄之夢寐，存乎遐想而已。嗚呼！此豈寅恪少時所自待及異日他人所望於寅恪者哉？雖然，歐陽永叔少學韓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記，作義兒馮道諸傳，貶斥勢利，尊崇氣節，遂一匡五代之澆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為我民族遺留之瑰寶，孰謂空文於治道學術無裨益耶？　　是文為寅烙先生一生的總結，值得認真分析與詳為解說，也是他為自己所有著作（即後來蔣天樞整理的《陳寅恪文集》）所作之序。序文中“未嘗侮食自矜，曲學阿世”，是對自己一生行事的概括，而“貶斥勢利，尊崇氣節”更是他終生為人治學的準則圭臬。　　寅恪先生生於素以氣節見稱於世的義寧陳家。曾祖琢如，“以能醫名”，有江西隱君子稱，“系出江州，世所稱義門陳氏者也”。祖父寶箴，字右銘，咸豐之世，“應進士舉，居京師，親見圓明園幹霄之火，痛哭南歸”。“後交湘陰郭筠仙侍郎嵩燾，極相傾服，許為孤忠閎識”。曾國藩以海內奇士目之，贈聯：“萬戶春風為子壽，半瓶濁酒待君溫”。在湖南巡撫任上，右銘公力行新法，未三年而湖南大治。父三立，字伯嚴，號散原，清末“四公子”之一，佐其父右銘公推行新法，卒興湖南。“戊戌政變，一併革職。後雖復原官，迄清之末，未嘗一出。然以吏能廉潔及氣節文章，頗負重名於當代”。“七七事變”後，日本軍侵佔北平，散原老人終日憂憤，拒不食藥而死。先生父祖均以身殉國，民族大義凜然。誠如吳雨僧先生所言：“故義寧陳氏一門，實握世運之樞軸，含時代之訊息，而為中國文化與學術德教所託命者也。”　　作為義寧陳氏忠義之家的後代，寅恪先生家國之悲、興亡之感，更較時人深痛。而父祖的楷模，家學的薫陶，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思想的煦育，更使“貶斥勢利，尊崇氣節”這一儒士修身原則根植於他的心靈深處。在1938年所書《讀吳其昌撰梁啟超傳書後》，先生雲：憶洪憲稱帝之日，餘適旅居舊都，其時頌美袁氏功德者，極醜怪之奇觀。深感廉恥道盡，至為痛心。至如國體之為君主抑或民主，則尚為其次者。　　他認為“廉恥”乃立國之本，氣節重於國體形式。在一生行對中，未嘗片刻忽之。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他身陷香港絕島，日寇威脅利誘，備嘗艱危，但“正氣吞犯賊”，後冒生命危險，“扶疾入國，歸正首丘”，為其一生志節的顯著事例。蔣天樞總結說：　　綜觀先生一生，屯蹇之日多，而安舒之日少。遠客異國，有斷炊之虞。飄泊西南，備顛連之苦。外侮內憂，銷魂鑠骨。寄家香港，僕僕於滇越蜀道之中（在重慶，有“見機而作，入土為安”之聯語）。奇疾異遇，困頓（失明而無伴護）於天竺、英倫、紐約之際。雖晚年遭逢盛世，而失明之後，繼以臏足，終則被迫害致死。天之困厄斯人抑何酷耶？先生雖有“天其廢我是耶非”之慨嘆，然而履險如夷，胸懷坦蕩，不斤斤於境遇，不慼慼於困窮，而精探力索，超越凡響，“論學論治，迥異時流”。而憂國憂民之思，悲天憫人之懷，鬱勃於胸中，壹發之於述作與歌詩。先生之浩氣遒矣。　　先生一生，大節巍然，操持峻潔，自少至老始終如一，有非視衣食於父母者所能喻。此誠確論也。　　在寫《贈蔣秉南序》中，先生標舉“貶斥勢利，尊崇氣節”，更具重要意義。此言與《甲辰四月贈蔣秉南教授》詩其三“俗學可時似楚咻，可憐無力障東流。河汾洛社同邱貉，此恨綿綿死未休”含義互見，同時也與另篇文字《先君致鄧子竹丈手札二通書後》密切相關。　　從排列順序看，《先君致鄧子竹丈手札二通書後》為先生自編《金明館叢稿初編》、《二編》的最後一篇，可稱為此二書之跋。而細讀此文，則可發現，此文亦可稱為“陳寅恪文集”七種之跋。　　《先君致鄧子竹丈手札二通書後》前一部分考訂手書所涉及人物事件，值得注意的是該文最末一段．今引之如下：鄧氏既為世好，兩家子弟頗相往還。近四十餘載，久不速聞問，疑有不可究詰者。嗚呼！八十年間，天下之變多矣。元禮文舉之通家，隨五銖白水之舊朝．同其蛻革，又奚足道哉！又奚足道哉！寅恪過嶺倏逾十稔，乞仙令之殘砂，守傖僧之舊義，頹齡廢疾．將何所成！玉清教授出示此二札，海桑屢改，紙墨猶存，受而讀之，益不勝死生今昔之感已。一九六五年歲次乙巳四月廿八日寅恪謹書。　　此段文字多處用典，其中“元禮文舉之通家”用李膺、孔融故事，見《後漢書》卷七O《孔融傳》。“五銖白水之舊朝”指漢朝，因漢行五銖錢，而光武帝劉秀起於舂陵之白水鄉。李膺為漢末黨錮首領，其子瓚，認為天下英雄無過於曹操，命子宣等歸依之，李膺子孫得以“並免於亂世”。而孔融因刺曹操奸詐，為曹操所忌，“下獄棄市”，“妻子皆被誅”。孔李通家子弟隨漢王朝衰亡而遭際各異。先生在這裡並不僅是借陳鄧兩家子弟四十年不通音問而感慨，而是展現了社會變革，士大夫子弟的榮辱升遷，寄寓尤深。　　接著，先生又寫到自己在嶺南十餘載的生活思想，“乞仙令之殘砂”概括了自己的生活狀況，而該文最核心一句，在“守傖僧之舊義”。此句出處，《陳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略雲：昔晉永嘉之亂，支愍度始欲過江，與一傖道人為侶。謀曰，用舊義往江東，恐不辦得食，便共立心無義。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講義積年。後此道人寄語愍度雲，心無義那可立，治此計，權救飢耳。無為遂負如來也。　　“心無義”，先生在《支愍度學說考》一文中已有詳確解說，即對佛典“有心無心”的誤讀，愍度因晉清談之士多以內典與外書相比附之風，創“心無義”以謀食，非解佛經，而是誤解佛經，故而傖道人稱其有負如來。而傖道人堅持舊義，不為時俗所轉移，與愍度呈鮮明對比。寅恪先生借用此典，說明自己忠於學術、不曲學阿世的意志，體現了他一貫堅持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乞仙令之殘砂，守傖僧之舊義”與《贈蔣秉南序》所說的“默唸平生固未嘗曲學阿世似可告慰友朋”含義相同，亦即“貶斥勢利，尊崇氣節”的最佳註腳。在為《陳寅恪文集》所做“序”與“跋”中，先生再次提及不侮食自矜，曲學阿世，不但像白居易的《新樂府》一樣首尾迴環救回應，顯示了他編排自己文集時組織嚴密，用意深刻，而且也地體現了“守愴僧之舊義”在其思想中舉足輕重的地位。　　此文集序、跋寫於1964年5月、1965 年4月，除《寒柳堂記夢未定稿》及詩外，序、跋尤其是跋應是先生所寫的最後文字。他自編文集時，總結平生為人治學道路，將之概括為“貶斥勢利，尊崇氣節”，易言之，即“守傖僧之舊義”。海桑屢見改，先生治學為人，始終如一。“貶斥勢利，尊崇氣節”，正是其一生凜然大節的寫照。 《贈蔣秉南序》

【中國】陳寅恪 著

清光緒之季年，寅恪家居白下，一日偶撿架上舊書，見有易堂九子集，取而讀之，不甚喜其文，唯深羨其事。以為魏丘諸子值明清嬗蛻之際，猶能兄弟戚友保聚一地，相與從容講文論學於乾撼坤岌之際，不謂為天下之至樂大幸，不可也。

　　當讀是集時，朝野尚稱苟安，寅恪獨懷辛有索靖之憂，果未及十稔，神州沸騰，寰宇紛擾，寅恪亦以求學之故，奔走東西洋數萬裡，終無所成。凡歷數十年，遭逢世界大戰者二，內戰更不勝計。其後失明臏足，棲身嶺表，已奄奄垂死，將就木矣。

　　默唸平生固未嘗侮食自矜，曲學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至若追蹤昔賢，幽居疏屬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遺範，託末契於後生者，則有如方丈蓬萊，渺不可即，徒寄之夢寐，存乎遐想而已。嗚呼!此豈寅恪少時所自待及異日他人所望於寅恪者哉?

　　雖然，歐陽永叔少學韓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記，作義兒馮道諸傳，貶斥勢利，尊崇氣節，遂一匡五代之澆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為我民族遺留之瑰寶。孰謂空文於治道學術無裨益耶?蔣子秉南遠來問疾，聊師古人朋友贈言之意，草此奉貽，庶可共相策勉云爾。

　　甲辰夏五七十五叟陳寅恪書於廣州金明館。

買過他的集子，大部分都讀了，比較難懂。我認為最好的是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十萬字就講清了有糖唐一代的政治是史，而且多是前人所未論。其次金明館叢稿中的短篇也好，以小寓大，發人所未見。但我認為他的文筆一般，羅列史料，難懂。

另外，他不是通史專家，最精魏晉南北朝隋唐史。

談到陳寅恪，首先得知道他是有家學的，其祖其父皆名重一時，且非恪守典制之人，兄弟幾個也各有建樹；其次他個人留學西歐諸國，眼界非時人可比。陳的學問無疑是一流的，但他做學問我認為是算不得一流的。晚年選擇留在大陸，這一點可以說是文人的風骨，卻也可以說是文人的見識。個人認為，在當下對民國文人的評價中，名過其實。

人說陳寅恪為中國學界近三百年來“第一人”，又說他是“教授中的教授”。但見人說其“厲害”之處：一，出身名門望族；二，天資聰穎，遊學多國，掌握多門外語（有說二十種）；三，堅持“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最具文人學者風骨；四，至於學術，好似並不重要。據查，陳氏比較熟悉隋唐歷史和佛教經典，著有《論稿》兩種；寫詩與論詩，評價一般；後期最重要的學術著作是研究一個妓女--《柳如是別傳》。就是這樣一個人，評價如此之高，實在是令人咋舌。若説他是“三百年第一”，其他人不説，起碼有兩個人不服：一個是陳氏推崇的師友、同為前朝遺老王國維。王對古典詩詞的研究比陳深入得多，影響也大得多。其之《人間詞話》至今仍是一部劃時代的著作，經常被人引用；王的古文字研究在許多辭典被選用。第二個就是陳氏的中大同事商承祚。商氏的古文字研究也是各類詞典的詞條。可是作為“第一人”的陳寅恪，有什麼學術成果被人引用，甚至載入經典的嗎？網友說他曾指出《西遊記》中孫悟空的形象有印度佛經故事的影子，很了不起。這雖然也算“學術”，可是與“第一人”顯然不相稱。又有人說，他後期研究受到了壓制。須知，真正的學者，對真理的追求和發現是誰也壓制不了的。怨天尤人只不過是“江郎才盡”的藉口而已。人們這麼抬舉陳寅恪或許多是衝著他的“精神”來著。可是，一個只有“精神”而學術不彰的人，有必要把他舉得這麼高嗎？

說實話，只有仰視和膜拜：家學淵源，西學大成，中學更高。陳先生的成就主要包括教育和文史研究考據。

教育方面，先後任職、任教於清華、西南聯大、廣西大學、燕京大學、中山大學等。與葉企孫、潘光旦、梅貽琦一起被列為清華大學百年曆史上四大哲人；與呂思勉、陳垣、錢穆並稱為“前輩史學四大家”。

陳先生的文史研究涵蓋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宗教史、西域各民族史、蒙古史、古代語言學、敦煌學、中國古典文學等，繼承並開創了清代乾嘉學者治史和西方的“歷史演進法”相結合的歷史考證辦法，發展了中國的歷史研究方法。

“詩史互證”是陳先生在研究中用得最多，最具特色的一種考據方法，以詩詞歌賦、小說等文學作品，與歷史相互印證，發現若干歷史線索，以此取得非凡的成就。

陳先生精通梵文和多種西域古代“死語言”，通曉十餘國語言文字，這些語言也被作為研究史學的工具。

就算看了陳先生的傳記，也難免常常會懷疑：七十九年的人生，是怎樣的一顆腦袋，用了怎樣的方法，才會取得如此多的成就！

梁啟超：我梁某算是著作等身了，但總共著作還不如陳先生寥寥數百字有價值；

國學大師吳宓：閤中西新舊各種學問而統論之，吾必以寅恪為全中國最博學之人。寅恪雖系吾友而實吾師。

陳先生是做學問的大才、通才，學貫中西，落點於考據，既有高屋建瓴，又於瀚如煙海的典籍中擢取燦若星河的珍寶，引領並呈現給世人。

陳寅恪博學大師是中國歷史上千年一遇的奇才。近代史上陳氏三十才子之一，這三十才子是陳寶箴(陳寅恪爺爺)、陳三立(陳寅恪父親)、陳衡恪(陳寅恪哥哥)、陳獨秀、陳其美、陳叔通、陳寅恪、陳望道、陳布雷、陳伯達、陳封懷(陳寅恪親侄)、陳延年、陳喬年、陳嘉庚、陳果夫、陳立夫、陳紹禹、陳昌浩、陳銘樞、陳公博、陳公培、陳濟棠、陳紹寬、陳景潤、陳誠、陳雲、陳毅、陳賡、陳儀、陳光。

早在20世紀30年代，陳寅恪就作詩批評為權貴奔走，喪失自由之人：

弦箭文章苦未休，

極門奔走喘吳牛。

自由共道文人筆，

最是文人不自由。

而陳寅恪的一生，也始終貫穿著這種氣節。可以說，陳寅恪定義了民國以來的知識分子，是民國大師中的典型人物。

那他何以成為國人心目中的大師，何以有著「天下無人不識君」的殊榮呢？

也許在陸鍵東所著的《陳寅恪的最後20年》中，我們可以找到答案。

在這本書的前言中，陸鍵東寫道:

「作為一個歷史學家，陳寅恪的生命已依附到那些卓爾不群的著作之中；作為一個文化大師，陳寅恪的靈魂已鑄刻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化史上『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陳氏此言道出中國傳統文化百年動盪之大環境，也道盡在此環境下每一個有文化良知的學人那不可逃避的命運。」

而在著名黨史、現代史研究專家徐慶全老師看來，《陳寅恪的最後20年》之所以值得大家去讀，一方面是因為陳寅恪其人的確擔得起「教授中的教授」之稱，值得我們去了解；另一方面，這本書所呈現出的大的時代背景，以及知識分子在飄搖時代中飽受摧殘的命運，更加值得今天去反思。

陳寅恪通曉多國語言，是中國現代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他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元白詩箋證稿》《金明館叢稿》等，是學術研究的經典著作。

陳寅恪學識之淵博精深，在歷代著名學人對他的評價中就可見得。歷史學家傅斯年曾評價他為「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梁啟超更曾說:

「我梁某算是著作等身了，但總共著作還不如陳先生寥寥數百字有價值。」

在陳寅恪任教清華大學期間，他一度被稱作「公子之公子，教授之教授」。

徐慶全老師在導讀《陳寅恪的最後20年》一書時認為，陳寅恪之所以被稱為「教授中的教授」，與他的家世背景和早年經歷分不開：陳寅恪的祖父陳寶箴曾任湖南巡撫，他的父親陳三立則是一個有著「老派知識分子志氣和志向」的大學問家，最終因不願為日本人效力，絕食而死。

在這種家風、家學的影響下，陳寅恪自幼便飽讀詩書，並承襲了先輩的氣節和遺風。後來，家境殷實的陳寅恪得以去往日本、英國、法國等多個國家遊學。陳寅恪學習經歷豐富，但從未拿到過碩士或者博士學位，因為，他並不在乎學位，只在乎學問。

▲陳寅恪（1890-1969），中國現代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通曉20餘種語言）。曾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與趙元任、梁啟超、王國維並稱民初清華大學國學院「四大導師」。與錢穆、陳垣、呂思勉並稱為嚴耕望所評選的「現代四大史學家」。

對於陳寅恪的學習方式，徐老師進一步解讀說，陳寅恪海外遊學習得的，主要是一種「借鑑於西方的一種思維方式，學理方式，或者說對歷史內在邏輯的分析來看待中國歷史」，這種以習得治學思維為主要目的的現象，也同樣出現在與陳寅恪同時代或者比他稍晚一些的大學問家身上。

比如錢鍾書。徐慶全老師指出，錢鍾書的《管錐編》和《談藝錄》裡引用的註釋中，各國語言都有。類似的還有季羨林，他到德國留學，原本應該學德國哲學，但他沒有侷限於此，而是「學到了一種海外研究的方法」。

在徐老師看來，這種學習方法「跟本鄉本土接受西方的東西、看待歷史完全是兩碼事」。

早年的遊學經歷，奠定了陳寅恪學術研究的基礎。而他最大的學術成就，在於開拓諸多新領域。

徐慶全老師指出，陳寅恪在學術領域的開拓，表現在他的史詩詞歌互證，他對宗教、突厥文的研究，對歷史脈絡的研究等。此外，陳寅恪還是中國現代歷史研究方法的開拓者之一，著有眾多具有「大歷史觀」的作品，甚至「老派學者在研究歷史當中，都要把陳寅恪的書作為啟蒙的書來讀」。

令陳寅恪具有非凡魅力的，除了學術成就，還有個人風骨。

比如，他曾因拒絕為日本人做事而放棄留居香港，所以後來才留在了嶺南大學任教。這不僅體現出了和他父親一樣的氣節，更是完美演繹了陳寅恪自己在給王國維的紀念碑文中所提出的：

「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陳寅恪與家人

這樣的陳寅恪，卻在50年代遇到了自己命運的轉折點，尤其是1958年，高校內「學生超過老師」的風氣盛行起來，「你要想超過教授，必須先批倒教授」。

在外敵入侵，國土淪喪的30、40年代，陳寅恪能堅守自己的節操；在50年代，亦如此。學生想要批倒老師的風氣，沒有讓陳寅恪放棄教學，這又反過頭來使他遭受到更猛烈的批判。

在《陳寅恪的最後20年》中，陸鍵東提到：

「陳寅恪享受著中國學人視為驕傲的『禮遇』，但陳寅恪還在不斷承受著精神上的被歧視與被『整』的痛苦，『時代』有時的確很愚蠢！」

雪上加霜的是，1962年，陳寅恪摔倒致使右腿骨折，這對已失明多年的他，無疑增添了新的打擊。

雙目失明以及雙腿行動不便的陳寅恪，只得在助手黃萱的幫助下繼續學術研究。

▲晚年陳寅恪

陳寅恪沒有屈從於現實，沒有在命運的玩笑前屈服，書中寫到：

「幾乎在每一個朝代，在每一部皇皇的歷史書中，都回蕩著飽受委屈的忠良，仰對朗朗乾坤發出的『恨不能肝腦塗地，以報國報君恩深於萬一』的痛呼。」

幸而，即使在這樣令人扼腕嘆息的悲劇命運中，仍存有溫情與高義。書中提到的黃萱就是一例，她曾經是陳寅恪先生的助手，無論她遭受多大的壓迫，也堅決不去「揭發」陳寅恪。

陳寅恪先生的得意弟子之一蔣天樞，更終其一生為恩師整理文稿，費盡周折將《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陳寅恪文集》出版。

包括王永興、季羨林等後來的學者，也都為整理自己的老師陳寅恪先生的文稿做出過很多努力。

▲陳寅恪與學生們

徐慶全老師認為，陳寅恪及其教導過的學生之間的關係，絕不僅僅是世俗意義上的老師和學生，而是：

「將學術與敬仰連線在一起……超越了一切世俗的感情。」

在生命的最後20年，時代似乎只給了陳寅恪一間書齋，可是卻不能束縛住他對家國命運的真誠關懷。

在葛兆光老師《最是文人不自由》一文中，談及陳寅恪時曾言：

「不幸他只能是一個書齋學者，所幸他還是一個書齋學者。」

雖然對於家國天下的思考與關注，使陳寅恪的晚年看起來荒謬、苦痛甚至淒涼，但他作為一代學人的代表和先驅，體現出的那種學人的氣節與信仰絕非後世之所謂「大師」所能企及。

正如徐老師所說，閱讀《陳寅恪的最後20年》的意義，在於讓人們思考何為真正的「知識分子」，何為真正的「大師」。

陳寅恪先生已經去世了。和他很熟識的人也基本不在了。那麼評價他恐怕只有透過他的作品了。

現在比較方便買到的收錄作品比較全的可能是三聯出版社的《陳寅恪集》。

可能很多人對先生有興趣，但估計大部分人沒怎麼讀過先生的作品。

先生的作品很難讀。比如《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大量的考據資料，對一般人來說，能讀部分《資治通鑑》就很厲害了，能通讀《舊唐書》、《新唐書》的有多少？更別說《冊府元龜》等等了。不熟悉史料真沒辦法讀。倒可以從這個角度理解“教授的教授”，熟悉這些史料就差不多算教授的水平了，再利用這些史料有所發明，對一段歷史提出系統見解，就是“教授的教授”了吧。開個玩笑，但這是先生作品難讀的原因之一。

再有比如給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史》作的審查報告吧。上冊的報告還好，下冊的審查報告似乎跟作品無關似的。如果沒讀過《中國哲學史》，不瞭解有關情況，怎麼讀這個審查報告呀！類似的文章還有很多。

另外就是大量的詩，不瞭解典故，不瞭解先生作詩時的心緒，怎麼讀呢？

要評價陳寅恪先生，就得了解他的作品，而要讀他的作品，又困難重重。所以只能翻來覆去講人們都知道的“傳說”。

水平有限，我讀先生作品不多，《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真的太棒了，水平確實高。

特別遺憾先生的作品太少，尤其佛教方面的太少。

先生個性太強，也影響了他的才華的展現。比如他要求出書面證明不用某方法，比如他寫信給傅斯年述說被某個本可不理會的人的態度等等。

一個特殊的時代造就了這樣一個有才華有思想有風骨的人，一個時代也毀了他的才華。惋惜之餘多多學習吧！

問君能否秉持特立獨行？

問君是否鄙夷人云亦云？

此兩句，涉人格，普通尋常。非但大多網友不以為然，慣於頂禮膜拜更視作大忌。

每每赴廣州，必會端杯緬懷陳大師寅恪先生。緣何？蓋一座城，從來便是一個人。廣州可以因建設而榮耀，廣州更可以因思想而驕傲 —— 何止近代史，含括思想史，此人，非陳寅恪而莫屬。

陳寅恪（1890——1969）身出名門，學識過人，在史學、文學、文字等學術研究上頗有建樹，在清華任教時被稱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民國是近代出產大師最多的年代，在民國眾多大師級人物中，陳寅恪是唯一被冠以“教授中的教授”的一位，他還曾被公認為是中國三百年才出一位的大師。

1925年，清華成立了"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中的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都大名鼎鼎。

陳寅恪最晚到校，且不出名。他一無大部頭著作，二無博士學位，因此備受爭議。

而梁啟超說:"即使我一身著作加深，也沒有陳先生三百個字有價值。"

陳寅恪被世人稱作為“永不熄滅的學術之光 ”，今天，他為世人留下的語言學、宗教學、突厥學、藏學、敦煌學、蒙史、明清史、隋唐史、魏晉南北朝等等的研究成果，將一直影響著後世。

對大家因有敬畏之心，不是吾輩能評之，因我們不要了解大家所處社會狀況？用現在社會去評大家，這是不公的，也不尊重歷史。

陳寅恪（que 去聲，也念ke 去聲），生於1890年的湖南長沙，一輩子都在輾轉奔波，一輩子都在求學、做學問的路上。一生受人敬仰，名銜無數：佛學大師、史學家、比較語言學家、“三百年來只此一人”、教授的教授、“活字典”等等等等，可他最看重的是別人稱他教書匠。

陳寅恪畫像

開明家風

舊時的湖南，十分保守閉塞，但是在巡撫陳寶箴及其助手也就是他的兒子陳三立的倡議推動之下，湖南開風氣之先；陳寅恪就是陳三立的兒子，陳家的第三代。陳寅恪就是在這種開明家風之下薰陶，從小不但學習四書五經、算學、地理等知識還接觸並學習了英文、數學、體育、音樂、繪畫等新學。

博聞強記的陳寅恪從小便打下了深厚的國學底子同時也不乏新學的眼界。

唯一的文憑

17歲從日本回國的陳寅恪，考入了復旦公學，這是上海的一所新式學堂，陳寅恪成績優異，並掌握了德語、法語，兩年後的1909年，陳寅恪從復旦公學畢業，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張文憑，相當於現在的高中。

留學

13歲便被父親陳三立送往日本，因腳病回國；從復旦公學畢業之後就去了德國，從德國去瑞士，又去法國、美國，最後又回到德國，在那裡學習物理、數學，也讀資本論；13年裡，掌握了梵文、希伯來文、印地文等22種文字，這種學習 能力令人驚詫，到底是一種什麼精神在支撐著他？

說是留學而更像是遊學！因為他從不修學分。陳寅恪說，考個博士並不難。

他需要更寬闊的視野！

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

1925年，清華髮生了一件對中國學術屆影響深遠的大事——成立了國學研究院。研究院有四位導師，前三位分別是末代皇帝溥儀的老師、甲骨文專家王國維先生；南海聖人康有為的弟子、著述等身的梁啟超先生；剛從哈佛大學回國的著名語言學家趙元任先生。

四大導師中陳寅恪來的最晚，既沒有學銜也沒有大部頭的著作。但得到了研究院主任吳宓和梁啟超的極力舉薦，梁啟超說，這樣的大師，我們不請過來，國外的大學就會把他請走。遠在德國的陳寅恪接到清華國學研究院的聘書時，他剛剛年滿35歲。

陳寅恪在清華的講課旁徵博引、貫通中西，其淵博的知識引來諸多人聽課，常常是學生一半，老師一半，被人稱作“教授的教授”；就連當時很有名氣的朱自清、馮友蘭都來聽他的課，馮友蘭先生可是當時清華文學院的院長。

陳寅恪一家舊照

絕食而亡的父親

盧溝橋事變後22天，日軍逼近清華園車站，北平已難保。85歲的父親陳三立義憤絕食，五天後亡。長期的用眼過度加上悲傷，陳寅恪右眼視網膜脫落，沒多久就失明瞭。

憑記憶而著的兩部不朽著作

因戰亂而寄往湖南長沙的書全部丟失，後輾轉繞道去昆明的路上，珍貴的藏書又丟失大半；但陳寅恪憑著記憶著成了兩部鉅著《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這兩部著作對隋唐史提出了很多新的見解，為後人研究隋唐史開闢了新的途徑，是陳先生很有代表性的著作。

累瞎的雙眼

待《元白詩箋證稿》完成書稿後，陳寅恪左眼也失明瞭。抗戰勝利了，可他卻活在了黑暗之中。

《柳如是別傳》

柳如是本是明清交替時期的一個煙花女子，但陳寅恪研究發現，柳如是卻是個有主見的奇女子，在當時的大變動下，從事著反清復明的地下活動。

本是倚門賣笑的弱女子，卻比五尺男兒更看重家國大義！陳寅恪洋洋85萬字，著成《柳如是別傳》，以此表彰我民族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這是陳先生一生最注重的，他認為只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才能成為一個純粹的學者，才能做好的學問。陳先生一生堅持文言文寫作，並要求繁文豎排出版自己的著作，不允許做任何改動！

陳寅恪79歲走完了生命的歷程，他的不朽著作垂範中國，但他一生最看重的是別人稱他教書匠。

葬於江西廬山的陳寅恪和夫人唐篔的墓，碑上字由著名畫家黃永玉鐫刻

陳寅恪在現代中國文化史上最有影響的是他自成一體的文化思想—歷史文化觀。其精義概括為“近人有東西文化之說，其區域分劃之當否，固不必論，即所謂異同優劣，亦姑不具言；”“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而同盡”？這是陳先生“歷史文化觀”的一個主要方面—人與文化。確立了陳寅恪一生的操守，使他得以在世局交相嬗替之際遠遠超出了一介書生潔身獨守的意義，而具有“人與文化”共命而同盡的歷史內容。

其“歷史文化觀”的另一方面，“歷史與文化”中，思想核心為：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後漸衰微，終必復振。使陳寅恪五十年的學術活動俱洋溢著“表彰我民族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生命熱情，並以弘揚民族優秀文化，期待其“終必復振”為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