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句話叫做：憤怒出詩人。文學創作也是這樣。

古今中外，官場失意而留下千古佳句和名篇的，為數不少，比如李白、杜甫、陶淵明、蘇軾、辛棄疾都是如此。

官場是壓抑人性的，而文學創作需要靈性。一個人一旦脫離官場後，他的內心就會鬆弛，才能靜靜地思考問題，觀察誰人生，政協都有益於創造，激發靈感，文學創作也能妙筆生花。

另外，中國還有一句名言："得意走官場,失意寫文章"。宋代王安石，官場失意後便隱世著書； 孔子游走列國，不得意，著書；孟子亦然。不得意了，不少人仍然胸藏大志，怎麼辦？就去著書立說，因此不少人也取得文學上的成就。

這個原因不能歸於一點吧,每個人和每個人的原因是不同的,再次僅舉幾個代表的例子,希望您能滿意.

陶淵明有“性本愛丘山”的傳世名句,可知遠離官場才是他內心的嚮往,他並不追求功名利祿,他真正想要的是心靈的歡愉（詳見《歸去來兮辭》）,所以在脫離官場後,他的內心得到了極大的滿足,靈感自然而然的迸發,文學創作也達到了巔峰.

蘇軾曾嚮往仕途,但是烏臺詩案後他開始落魄,曾經的平步青雲已成了遙遠的回憶,但是蘇大哲人沒有消沉,他參透了哲學的精髓“一蓑煙雨任平生”,而這種灑脫使蘇子徹底的得到了釋然,他再也不會為官場的的事而鬱悶了.於是文學的火花也由於這種灑脫得以綻放,他可以任心的去欣賞風景去感慨人生,文學創作也得到了補充.

再像辛棄疾、杜甫一類的偉人,未必是想在失意時達到頂峰,只可惜他們幾乎沒有得意的時候,多以我們讀到的基本上都是他們失意時的作品.這點可參照李清照,她的詞前後時期主題不同,但是都是佳作,並不能因為她在後期抒發了對國破家亡的痛慨,就抹殺她前期閨怨詩詞的成就.

正如杜工部所云：“魑魅喜人過，文章憎命達。”此事古已有之，不足為奇。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事兒就是幸福的人家大體相似，而不幸的人家各有其不幸。對於相似的幸福，往往沒有什麼可看，而在不幸中的人們則往往有各種塊壘需要抒發，而且往往是在經歷了這些苦難和困頓之後，對人生有了更多感悟，在某些時候觸景傷情，寫出不朽名篇。試想，如果白居易一直在京城裡面春風得意，他怎麼可能在潯陽江頭忽遇京師古人，寫下“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這種聞之心酸的詞章？而李後主要不是國破家亡，又怎能寫出“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經歷和坎坷，往往讓這些敏感的文人，對人生的複雜有了更多認識，拓展了他們的表達面，因而成就為之更上一層樓。

當我們在談論古代文人官場失意的時候，我們可能忽略了一點，即這些個文人，都不是基層公務員。屈原，常委級別的；司馬遷，國家圖書館檔案館館長；李白，全國文聯主席級別；杜甫，官N代，受國家主席唐玄宗多次接見，開過文藝座談會的；蘇東坡，國務院總理候選人，中央委員級別的。

這些個所謂失意文人，在其失意前，動不動就是省部級幹部。而所謂失意，也不過是從朝廷貶到地方而已，最不濟鄉科級幹部還是有的。

相比於他們自己，自然是失意。但與他們的同代人比，卻還是得意的。要知道，即便是現在，鄉科級幹部，依舊是絕大多數體制內公務員終其一生難以抵達的巔峰。

基於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大部分所謂失意文人，其實並沒有我們想象的那麼失意。真正失意的文人，是那些考了一輩子功名秀才都沒考上的人。當然，這一批人也沒機會在歷史上留下個名字。

基於這一論斷。我們可以得出三點：一是“失意文人”們曾身居高位或曾見過大場面大人物大陣仗，站得高看得遠，從事文學創作，格局自然不會小。二是落差，相比於他們自己從天上到地下的地位落差，敏感一些的，自然有各種感慨，這一點對於形成一個作家的風格很重要。三是這些能流傳下來的文學家，絕大部分都是官門後或富家子弟，杜甫不是橫空出世的，他背後站著杜家這樣一個書香門第呢。同樣的，當李白司馬遷蘇軾們的同輩文人在湊錢買書的時候，他們已經把同輩們一輩子看的書都翻完了。這就是差距啊，同志們。

所以，大多數情況下，不是失意成就了中國古代文人，而恰恰是失意前那段得意的時光，為他們打下了堅實的根基。

想想，多麼絕望。

失憶的人多著呢，大家都成為文豪了？當然沒有！他們只是鳳毛菱角而已！所以這個沒有必然聯絡！主要是因為她們自幼博覽群書，有著深厚的文化功底！只是人生的失憶觸發他們敏感的心靈，從而激發出思維的火花！一個沒有真才實學人，人生再怎麼失憶，也只能發出枯燥的悲號！

蘇軾得意之時，他的名聲不是就非常了不起嗎？蘇軾的才華與失意無關！

在看辛棄疾，它的作品風格非常多樣化，如果是因為失意，他才有那麼高的文學成就，那麼，他必定也是一位杜甫，但他卻不是杜甫！

但是也不能完全否認作者的失意與他們的文學成就毫無關係！他們的失意為他們的文學作品豐富了題材！畢竟，生活不單一了嘛。感觸良多，好的作品也會因此層出不窮！

最主要的是他們腹有詩書氣自華！可以春風得意馬蹄急，一朝看盡長安花！也可以，下筆驚風雨，詩成泣鬼神！

《沒有心靈自由，何來創作靈感》——陶淵明在走進仕途之初 ，懷抱著理想 ，意欲建功立業 ，成就一番事業 ，充分實現自我的生命價值 ，然而現實環境和個人遭遇卻讓他失望。官場的黑暗, 政局的險惡 ，門第觀念、使他深感痛苦。

陶淵明說自己: 守拙歸園田。“拙”所透露的不是自卑, 而是自傲 ，是對自我人格的肯定。陶淵明不會見風使舵, 不會見什麼人說什麼話，不會做喪失人格的事 。那麼，他無法在官場混下去就是必然的。

為了維護心靈的自由和人格的尊嚴，要解脫“官場”的束縛, 最簡單的辦法就是脫告別官場，迴歸田園。在經過了多次反覆之後, 陶淵明最終掛冠歸去了 。從此，他成為“ 隱逸詩人之宗” 。從這點來說，陶淵明是找到了自己生命的歸宿，他終於找到了生命的自由 。

柳宗元（公元773年—公元819年），字子厚，漢族，河東（現在山西芮城、運城一帶）人， 唐宋八大家之一，唐代文學家、哲學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世稱“柳河東” “河東先生”，因官終柳州刺史，又稱“柳柳州”。

柳宗元一生留詩文作品達600餘篇，其文的成就大於詩。駢文有近百篇，散文論說性強，筆鋒犀利，諷刺辛辣。遊記寫景狀物，多所寄託，有《河東先生集》，代表作有《溪居》、《江雪》、《漁翁》 。

貞元十七年（801年），柳宗元調為藍田尉，兩年後又調回長安任監察御史裡行，時年31歲，與韓愈同官，官階雖低，但職權並不下於御史，從此與官場上層人物交遊更廣泛，對政治的黑暗腐敗有了更深入的瞭解，逐漸萌發了要求改革的願望，成為王叔文革新派的重要人物。

永州之貶，一貶就是10年，這是柳宗元人生一大轉折。在京城時，他直接從事革新活動，到永州後，他的鬥爭則轉到了思想文化領域。永州十年，是他繼續堅持鬥爭的十年，廣泛研究古往今來關於哲學、政治、歷史、文學等方面的一些重大問題，撰文著書，《封建論》、《非〈國語〉》、《天照》、《六道論》等著名作品，大多是在永州完成的。

從哲學上將，經濟是基礎，政治是經濟的集中體現，文化是政治和經濟的反映。 一定的文化由一定的政治經濟所決定，又反作用於一定的政治經濟。文學往往是文化的一種，文學不管以什麼樣的風格和形式出現，最後都要和政治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那麼，為什麼在官場上失意的人反而在文學上的造詣頗高呢？之所以在政治上失意的人，反而會有高超的文學成就，是因為以下兩點：

第一，遠離政治的人，比置身於功名利祿的人更有足夠多的創作時間，這一點是所有的事實都無法推翻的，一個人有了時間，就有了獨自思考的機會，也有了將自己的思考分享出來，讓大眾所熟知的慾望和迫切感，所以一些沒有政治身份的人，往往會有許多比較突出的文學作品，因而也容易受到文學接的認可和肯定。但是，這裡僅僅是就是否具備創作時間來說的，我們可以說遠離官場的人有更多的創作機會，但是不能一下子就斷定在政治上失意的人文學水平就高。

第二，大家都知道，出來魏晉時期的歸隱派，其他的任何一個時代，一個文人最基本的願望就是學而優則仕。從一定程度上，是政治促使了人們的不斷提升自己的文學成就。同時，如果一個人在政治上失意，他會有更多的時間，也會有更多的感悟，對於自己親身經歷政治生活中點點滴滴的感悟，他此時的文學成績，要麼和政治息息相關，要麼就和政治分道揚鑣，但無論如何，那是政治經歷賦予它的文學潛力，又透過文學把自己的政治經歷反映出來，或者採用一種極端的方式隱藏起來。

因此，在政治上失意的人，往往都會有很高的文學成就。但是，此處要指出的是，文學的成就和政治的成就並不是成反比的關係，政治失意，文學成就或許會高一點，但是文學成就高的人，不一定在政治上就是失意的，歷史上赫赫有名的權臣嚴嵩，他的文學成就絕對不低於任何一個時代的大雅之士，只是被自己在政治上立場所掩蓋了。

注意力轉移的結果。一般來說，歷史上能進入官場的人都是智力智力超群的讀書人，他們的注意力在哪裡，就能在哪裡獲得成就。

首先我們需要對這個問題作個小小的修正，由於古代傾向於以文取仕，所以在文學上沒有一定功底的人是很難進入官場的。也就是說，歷史上能進入官場的人，大多數人本身在文學上已經具備一定的功底。只不過對於古人而言，當官，是實現人生價值的第一選擇，如果當官不成，他們才會退而求其次，往文學道路上前行。

歷史上官場失意而在文學上取得較高成就的人中，最典型的當屬屈原、李白、杜甫、蘇軾等人，比較這幾個人，我們不難發現他們有一個共同點：他們的性格都不適合當官。

屈原具有滿腔熱血但性格過於耿直，他不肯與人同流合汙，在天下烏鴉一般黑的情況下，他想唯我獨清幾乎是不可能的，最終他受人排擠，跳河自殺。

李白兩次從政失敗，除了運氣不好外，與其性格也有關。李白自稱“一生傲岸”，宣稱“達亦不足貴，窮亦不足悲”；“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性格傲慢的李白，在官場上被排擠也是意料中事。

杜甫一生空抱“致君堯舜”的理想，卻始終未能如願以償。他年輕時自視甚高，以古代的賢臣契、稷自期，結果卻是半生潦倒，飽經患難，長期處在逃難、漂流的境遇裡，最後連返回故鄉的願望都沒有實現，就在代宗大曆五年（770）病死於湖南湘江中的那條數年與他相依為命的破船上。他是非常不幸的，但他的不興還是與他的性格有關，比如鳳翔後，杜甫被任為左拾遺，做了侍從皇帝的諫官，似乎可以“致君堯舜”了。然而，由於批評肅宗措置失宜，而觸怒肅宗，幾乎問罪，所以在他隨朝廷回到長安後只有幾個月，便被貶為華州（今陝西華縣）司功參軍。

至於蘇軾，我們舉個例子，大家就能一目瞭然。元豐二年（1079年），蘇軾到任湖州還不到三個月，因為作詩諷刺新法，“文字毀謗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獄，史稱“烏臺詩案”。蘇軾坐牢103天，幾瀕臨被砍頭的境地。幸虧北宋在太祖趙匡胤年間即定下不殺士大夫的國策，蘇軾才算躲過一劫。出獄以後，蘇軾被降職為黃州團練副使（相當於現代民間的自衛隊副隊長）。這個職位相當低微，而蘇軾經此一獄已變得心灰意懶，於是便帶領家人開墾城東的一塊坡地，種田幫補生計。“東坡居士”的別號便是他在這時起的。

其實問題很簡單。

第一，能混到官場或者核心層面的人物，勢必擁有較強的思維感。同時，已經算是飽讀詩書，有了相對紮實的知識儲備。

第二，在官場，凡是失意的人物，往往經歷了廣場各方勢力的明爭暗鬥，並且深陷其中，之所以失意，是因為在鬥爭中失敗或者原本不願意依附於不願依附的勢力。如此，便對官場的現狀有了更深層次的理解。

第三，凡是有個性的官員，之所以一意孤行，多半是看到了底層百姓的疾苦，以及和政治的對立。

第四，凡是失意的官員，晚上的酒局、棋局、紅樓局相對變少，最多是自己孤影向月，借酒消愁，這樣，就讓自己的心靈趨於敏感。

第五，自身具有官場失意，必須要情場得意，抑或聲噪文壇的個人幻想。

古時入官場應試，不是文就是武，能武的都上戰場殺敵了，能文的失意就寫文表達自己的複雜的心情了，也就是不順、坎坷的仕途成就了一個個名揚千古的文豪。

自古文人官場多失意

屈原在詩歌創作上獨步千古，然而在官場上卻屢遭排擠打擊，最終自沉汨羅江。

賈誼20歲左右就當上太中大夫，眼看馬上就要當上公卿之位了，卻被人誹謗陷害，只被漢文帝授以長沙王太傅、梁懷王太傅之類的閒職，鬱郁不得志，33歲便英年早逝。

司馬相如是賦中第一高手，最後也只是當了個小小的孝文園令。

南北朝的謝靈運、范曄是著名詩人、歷史學家，二人均因謀反被處以死刑。

唐朝的“初唐四傑”、李白、杜甫等，在仕途上也屢遭挫折。

很多人不明白，這些才高八斗的文壇鉅子，為何在政壇上不能同樣有所作為呢？文人之所以失意官場，固然是很多因素造成的，如屈原是不肯與人同流合汙而受人排擠；賈誼是因少年得志而遭人忌妒；司馬相如是因口吃和身體不佳而不慕官爵，但主要原因還是性格上的缺陷造成的。

謝靈運密謀造反被處死

謝靈運（385年－433年），浙江會稽人，東晉將領謝玄之孫 ，陳郡謝氏士族，著名詩人。謝靈運小名“客”，人稱謝客。又以襲封康樂公，稱謝康公、謝康樂、謝公，又因同族後輩另一位著名詩人“小謝”謝朓而被稱為大謝。主要創作活動在劉宋時代，主要成就在於山水詩。由靈運始，山水詩乃成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大流派。

晉末曾出任為琅琊王德文的大司馬行參軍，豫州刺史劉毅的記室參軍，北府兵將領劉裕的太尉參軍等。入宋後，因劉裕採取壓抑士族政策，降爵為康樂侯，出任永嘉太守，臨川內史等職。

謝靈運被貶之後，無心政事，整天遊山玩水，“窮幽極險，從者數百人，伐木開徑，百姓驚擾，以為山賊。”

於是有人告謝靈運“有異志”，謝靈運慌忙跑去朝廷辯解，被調任臨川內史，到任後，他“遊放自若，廢棄郡事，為有司所糾”。朝廷派人緝拿他，謝靈運竟把朝廷使者抓起來，帶兵逃逸。被捕後，皇帝愛其才，免其死罪，發配廣州。沒多久，又有人告謝靈運密謀造反，這一次，謝靈運的死期到了。元嘉十年（433）被宋文帝（劉義隆）以“叛逆”罪名在廣州殺害。

禰衡“尚氣剛傲”身首異處

禰衡（173-198年），字正平，東漢末年名士，文學家，與孔融等人親善，平原郡（今山東德州市臨邑縣）人(《山東通志》載禰衡為今樂陵人）。後因出言不遜觸怒曹操，被遣送至荊州劉表處，後又因冒犯劉表，被送至江夏太守黃祖處，終為黃祖所殺，終年26歲（《三國演義》中為24歲）。

孔融把他推薦給曹操，禰衡竟然辱罵曹操。

曹操十分憤怒，對孔融說：“禰衡豎子，孤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

曹操還想保全名聲，把禰衡“轉送”給劉表，劉表對禰衡待以上賓之禮。

禰衡對劉表讚不絕口，卻貶低劉表的左右手，從而激起公憤。

眾人對劉表說：“衡稱將軍之仁，西伯不過也，唯以為不能斷，終不濟者，必由此也。”意思是說劉表雖有周文王的仁者之心，但遇大事沒有決斷力，將來肯定不能成功。

這句話其實禰衡並沒有說過，劉表一聽，勃然大怒，他知道江夏太守黃祖性急，便把禰衡介紹給他。黃祖開始也善待禰衡，後來禰衡狂性發作，當眾侮辱黃祖，黃祖一氣之下，就把禰衡殺了。

但黃祖對殺害禰衡一事感到十分後悔，便將其加以厚葬。

“詩仙”李白兩次從政均失敗

“詩仙”李白“十歲觀百家”，“十五觀奇書”，自幼就有建功立業的理想，常自比管仲、樂毅、張良、諸葛亮、謝安等人。唐玄宗天寶元年（公元742年），李白得到推薦，被玄宗召至長安，供奉翰林，李白以為大展鴻圖的時機已到，沒想到玄宗只不過把他看作文學弄臣，並沒有重用之意，加上李白與權貴們格格不入，不久即蒙受讒言，只好離開京城。

在長安受挫後，李白“浪跡天下，以詩酒自適”，但仍希望有朝一日能夠得到朝廷重用。天寶十四載（公元755年），安史之亂爆發，李白毅然加入永王李璘的幕府。但這次投靠錯了主人，永王李璘不聽肅宗命令，想乘機擴張勢力，結果被肅宗派兵消滅。李白因此獲罪入獄，不久又受到流放夜郎的處分，幸而中途遇到大赦，才得重獲自由，第二次從政活動又以失敗告終。

李白兩次從政失敗，除了運氣不好外，與其性格也有關。李白自稱“一生傲岸”，宣稱“達亦不足貴，窮亦不足悲”；“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性格傲慢的李白，在官場上被排擠也是意料中事。

裴行儉評價“初唐四傑”：浮躁淺露 豈享爵祿之器

唐朝名將裴行儉有知人之鑑，他曾經擔任過吏部侍郎（相當於組織部副部長），當時前進士王勮、咸陽尉蘇味道都沒有出名，裴行儉和他們初次見面就說：“二君後當相次掌銓衡，僕有弱息，願以為託”。所謂“掌銓衡”，就是掌管國家的人事權。

王勮沒有名氣，但王勮之弟王勃卻很有名氣，他與華陰楊炯、范陽盧照鄰、義烏駱賓王都因文章寫得好而享有盛名，司列少常伯李敬玄尤其看重他們，認為他們將來一定官運亨通。裴行儉不同意他的看法，他說：“士之致遠者，當先器識而後才藝。勃等雖有文華，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邪！楊子稍沉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幸矣。”後來，“勃度海墮水，炯終於盈川令，照鄰惡疾不愈，赴水死，賓王反誅。勮、味道皆典選，如行儉言。”

王楊盧駱四人後來被譽為“初唐四傑”，“詩聖”杜甫曾寫詩稱讚他們，詩中寫道：“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可惜他們在仕途上卻走不了多遠。

在中國曆代文人的心中一直有著一種“學而優則仕”的思想存在著，那為什麼文人從政往往又沒有取得很高的成就，沒有施展自己的才華，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呢？

個人認為首先在文化程度和才華上，文人們肯定是有自己的先天優勢的。但這未必就證明文人能在政壇取得成功，畢竟政治上的是是複雜的，是很多社會問題的反映。這就需要官員足夠的經歷和經驗，以及對於民間問題和歷史問題的瞭解。簡單而言就是要 實踐。實踐和理論完美的結合，經世致用，才能解決問題。

其次，為官有有著他的講究和服務的群體。文人則大多心直口快，不羈世俗，體恤民間疾苦。所以往往陳詞激烈，不夠婉轉。也未為統治階級的利益有深入的考慮..性格便於感性，處理事情也不夠理智和沉著 這也是文人從政的一大缺點。

然後，文人高潔的品格和崇高的追求可能在根本上並不適合官場，古代的社會是有等級觀念和很多的不公平的觀念存在著的。很多的規則和處罰是血腥的 極不合理的，對於下層的百姓不利的。所以很多的東西都是文人的思想所不能忍受的。

為官之道不僅只是你才華、能力的體現，還有很多的方面。比如你的溝通能力，你目光的長短，看待問題是否深刻，解決問題是否周到。更重要的是，你是不是站在統治階級的利益和立場上....

個人愚見，請多指教和指正。

正所謂“文章憎命達”，生活順遂的人即使文才出眾也往往很難有痛徹心肺的人生感悟，而命運多舛的人痛定思痛，自然對人生和人性有超過常人的領悟。比如屈原，正是被放逐之後，做《天問》以自抒胸臆； 比如司馬遷也是因為仗義直言而獲刑，卻以沉雄無匹的筆墨鑄就了《史記》； 還有寫出這句詩的杜甫也是因為官場失意，甚至到了貧病交加的境地，於是不“平”而鳴，因“激”以致遠，於是成就了一千四百餘首的《杜工部集》，成就了“詩史”； 李後主如果不是亡國亡家，怎能寫出那樣的千古絕唱？

歐陽修的話，正好可以做為佐證：“詩窮而後工”，未必說是一定要生活在惡劣的環境、仕途坎坷才行，這裡也有窮盡想像，窮盡文字推究之工的意思，清代趙翼對此正在詩意的表達：“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

家喻戶曉的古典文學四大名著，作者大多是滄桑一生。吳承恩才華橫溢，命運不濟官運不通，於是成就《西遊記》；而施耐庵和羅貫中這對師徒，都是生活在元末明初的戰爭時代，因此他們的小說《水滸傳》和《三國演義》都是以戰爭為主要表現場景展開的，這也是他們生活經歷的某些對映；至於《紅樓夢》這部在文學藝術上登峰造極的小說，所描寫的大概是曹雪芹家族自身沒落的故事，而曹雪芹也是在飢寒交迫的困境中撒手人世。

當然，歷史上也有未必生活困頓也能寫出一些不朽作品的人，比如王維，比如晏氏父子，比如納蘭等，但畢竟是少數。

這有幾個方面：

一、大多流傳千古的文學鉅著，都是在落魄、失意的時候創作的。因為那個時候也正是時間和精力的富翁，除了感慨、思考，不用應付在任時龐雜的事務。

二、具備創作水平的官場失意者，深知世態炎涼、官場險惡，比較普通老百姓，體會的更多、理解的更深，加上具備深厚的文學功底，宣洩的更加淋漓盡致。

三、“在文學上取得較高成就”，也是相對而言，從歷史價值觀看，官場失意者更受廣大人民群眾同情或喜愛，其作品自然要比歷史罪人的作品容易流傳和推崇。比如秦檜，不管他的書法技藝，還是文學功底，都是一流的，但是，沒有人去認定他為書法家、文學家，更不會有人去臨摹他那令人驚歎的書法作品。所以，很多“官場得意者”的作品，沒有傳播下來。

首先，這個問題不是很絕對，比如王維，晏氏父子，如納蘭等，生活不困頓也能寫出一些不朽作品，當然，這畢竟是少數，生活順遂的人即使文才出眾也往往很難有痛徹心肺的人生感悟，而命運多舛的人痛定思痛，自然對人生和人性有超過常人的領悟。一代文豪歐陽修說：“詩人少達而多窮”，“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愈窮則愈工”，“窮者而後工”，“詩窮而後工”也是這個意思，人在逆境中才會成材。反過來說，如果官場順利，整天錦衣玉食，妻妾成群，整天或沉溺享樂，或忙於政務，少有閒暇，哪裡還有那麼多感慨，哪還有那麼多閒情逸致。南唐後主李煜是一位著名的詞人，前期風花雪月的詞不少，但一生最為出名的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正是亡國之後所作，從他前半生後半生的詞對比，也可以看出，人生得意時候的他沒有那麼深刻的感悟。

辛棄疾曾說少年不知愁滋味，強上層樓；為賦新詞強說愁。可見偉大作品的取得，必須有一些自己的經歷才能寫出來真情實感。

而官場失意的古代官員們，往往都是經歷了爾虞我詐的人，這些人什麼都經歷過了，同時因為失意，有強烈的表達慾望。於是兩方面結合在一起，就容易在文學取得高成就

人啊，一旦在官場上失意了，他就會滿腹牢騷，沒有地方發洩，他就憋得慌，得想辦法發洩出來，那就寫出來吧，寫著寫著。突然發現，咦！我還挺會寫的。時間長了，再笨也會在文學上有點成就的。

歷史上的事情，很難講得清、說得準。老魚俺就拿如今寫材料的來說說這事吧。

正方：文學其實就是寫文章，說到底就是如今的綜合文字工作，是官場上一個單位尤其是一名領導實施組織領導、溝通各方情況、指導全域性工作的重要手段，不僅能衡量工作水平，也是思想水平、理論水平、政治水平的直接體現。如何發揮以文輔政作用，是開展工作、當好領導的關鍵節點。從這一點上來說，官場與文學不矛盾，官場失意與文學成就也沒有必然聯絡。

反方：老魚自參加工作以來，大部分時間沒有脫離過綜合文字工作。現在回想起來，感觸頗深，主要有兩個方面的體會：

一方面，這是一份比較苦、比較累的差事。之前，在與外地縣（市、區）黨委辦公室同行們交流時，經常聽到這樣一段笑話：“早起的是寫材料和收破爛的，晚睡的是寫材料和按摩院的，不能按時吃飯的是寫材料和要飯的，擔驚受怕的是寫材料和犯案的，加班不補休的是寫材料和擺地攤的，加入了就很難退出的是寫材料和黑社會的。”儘管是調侃、是一種宣洩，卻也有幾分形象逼真。作為局內人，個人對寫材料之苦有很深的體會。一是表現在勞心費神上。寫材料是一項創造性的勞動，既要有文字功底，更要有思想，需要在平時多調研、常積累、勤思考，大腦閒著的時候很少。特別是接到任務，走路想，吃飯想，連睡覺的時候也在想。半夜突然有了靈感，也得快爬起來記在紙上或者多複述幾遍，生怕一覺醒來忘了。二是表現在無中生有上。經常跟同志們交流，寫材料不是寫小說，可以天馬行空。而是要透過文字這個載體把“事”安排好、總結好。有許多的事你過去不熟悉、是外行，領導卻突然讓你寫，也得四處找材料、想觀點、找例子。有時枯坐半天，絞盡腦汁，難著一字，急得抓耳撓腮扯頭髮。但不管怎麼著，你這個“外行”必須把人家“內行”的活完成、還得幹好。三是表現在加班加點上。凡材料都有時間要求，多數都是急活。平時，很難有個完整的週末和節假日。之前，跟同事也交流過一個問題，就是加班到兩三點、三四點的時候，到外面打車回家，人家司機就問你“這麼晚，幹什麼”，我們回答“加班寫材料”，司機說“那你們加班費很了”，我們說“沒有，全憑覺悟”；司機說“哄誰啊，你們嘲啊？”。這個時候也只能一笑了知。前年，還曾連續三天三夜加班趕材料，實在撐不住就在沙發躺一會，最後連領導都擔心，讓我們注意休息。四是表現在身體健康上。明代文學家謝肇淛在《五雜俎》中寫道：“思慮之害人，甚於酒色。富貴之家，多以酒色傷生；賢智之士，多以思慮損壽。”由於晝夜伏案工作，生活又無規律，頭疼、牙痛、失眠、頸椎骨質增生、腰椎間盤突出等是寫材料人的常見病。常常有這樣的情況：一篇有分量的材料寫出後，小則口乾舌苦，上火一次；大則感冒發燒，病倒一場。張主任經常開玩笑說，進綜合科工作要能喝酒、能吃飯、能熬夜，因為這樣的人身體一般比較好，這也是幹好綜合文字工作的硬體。實事求是地講，有些工作累了睡一覺可以輕鬆、疲倦了放一下可以松馳，但綜合文字工作不一樣，它的弦一直繃著，有材料需要費腦子，完工了又擔心，怕領導不滿意。可以說是揮之不去，忘卻不了，沒有一點精神、一種責任、一個美好目標支撐是不行的。

另一方面，這是一份鍛鍊人、提高人的工作。有位領導說過，辦公室是一個鍛鍊人、培養人、考驗人的地方，能夠從事辦公室工作是一種光榮和自豪。特別是從事文字工作，需要深入思考和調查研究，先把“事”搞清楚，有助於鍛鍊思維；需要了解上情、下情、內情、外情，有助於掌握政策；需要熟悉一個地方、一個行業、一個部門的有關情況，相對來講對面上的情況瞭解的比較全面，有助於把握全域性。同時，透過領導對文稿的修改提升，耳濡目染，潛移默化，文字人員的受益是全方位的。正因為文字工作的這種性質，決定了文字工作能夠鍛鍊人、提高人，因此而成長進步的人也很多。全區各部門單位包括辦公室這樣的例子也很多，想必大家也都有目共睹。尤其當自己的調研報告得到領導好評並進入決策時，心中有說不出的自豪；當自己起草的講話稿在會上引起強烈反響時，心中有說不出的快樂；當自己起草的檔案下發到基層並對工作有所推動時，心中更有說不出的喜悅。

前面說了這麼多，老魚想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寫文章很苦，但苦中也有甜頭”，只要想幹、苦幹，付出定會有所收穫。但是，從目前情況來看，願意寫材料、有本事寫材料的同志越來越少，畢竟寫文章這個活苦加累、白加黑，成長期又比較長，寫不好提拔無望，寫好了有時候反而更離不開，導致與官場裡的很多位置越來越遠。更重要的是，寫文章的人往往較有思想和個性，一身清風傲骨和臭脾氣，有時候也不一定討領導喜歡，最終官場上便有了很多失意之事，而文學上則有了許多情懷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