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道統與治統合一(即君師合一)是歷史上儒家所建構的理想政治形態,儒家士大夫沿襲這一理念,一方面以得君行道為職志,希圖與帝王共治天下,另一方面更希冀透過對帝王傳輸儒家的道統理念,來達到帝王兼具道統與治統合一的形象。

另一方面，帝王也希望藉助道統的力量來鞏固治統。二者一般情況下互相依賴，相互藉助，並不直接衝突，在某些利益上達成平衡。一如西方雲：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

二

在清朝前期的康熙、雍正和乾隆等帝王那裡,不僅康熙、雍正和乾隆自己以道統形象訓諭天下,士大夫也競相把道統形象歸之於帝王。這是清代思想史和政治史上的重大現象,也是研究清代國家意識型態與政權正當性的主要路徑。

清王朝以異族入主中原,亟須理論的論證來做為其政治統治上的權威與合法性。清朝前期帝王透過祭孔儀式和經筵學習來傳達自身儒家弟子形象,在長期經筵過程中對儒學深厚研究的基礎上,也試圖擔負起君師的責任,大量進行儒家典籍的編撰與著述,而且還透過應用儒家經典論述建構有利於己方的理論體系來控制士人的道統意識。

三

到了清朝中期，道統的合法性受到了來自民間的廣泛質疑。

乾隆皇帝強行推行政教合一，把自己打扮成清朝的孔子。把對儒學的最終解釋權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按照對自己有利的原則來解釋儒學，並毀滅了大量的漢人先賢諸作。

——君奉聖人之道，教化四方。儒者奉臣之節，以諫其君，共治天下。

在說清朝道統之前，可以先了解一下這句話。這就是儒家“道統”之所在的君臣和諧。君王擁有治統，儒者擁有道統。治統與道統結合，這就是所謂的“天子與士大夫共治天下”，道統理論成型於韓愈。儒家的道統是一脈相承的:堯——舜——湯——文王——武王——周公——老子——孔子——孟子——朱子——康熙？——乾隆？

除清朝外，沒有任何一個朝代皇帝擁有道統。

“治統在是，道統亦在是。” -------康熙

我們看看清朝的“道統”是如何取得的。

滿清康熙三十三年，康熙帝召集翰林官員，出了一道題目“理學真偽論”，自己做考官，讓他們做現場作文，然後大發威風，當場羞辱這幫平時頗以才學滿腹自居的文士們，其中，言辭所及，還包括了康熙帝的老師熊賜履，以及已經去世的一些名儒，甚至罵這幫人是“假道學”。在提倡道學的同時，又以皇帝的威嚴痛斥當世最著名的道學家們，其結果，其目的，自然是告訴人們：真正懂道學的，是皇帝，真理只能在皇帝手中！

到了康熙晚年，他又連續找機會，對此時已經過世的熊賜履、對曾認真教過自己的老師進行羞辱，說這種人自以為得道統之傳，彼此紛爭，簡直就是和市井之輩沒什麼區別。以堂堂帝王之尊，對自己的恩師進行譏刺貶損，周圍的文士們自然嚇得噤若寒蟬、大汗淋漓。

康熙後繼有人，雍正、乾隆繼續發揚光大。比如一向附庸風雅自以為博物廣知的乾隆帝，經常動不動就罵道學家們“欺世盜名”“假道學”，口氣更加嚴厲冷酷，使文人們自己都覺得自己自卑。

康熙

最恐怖的一件事是，道學家尹嘉銓曾出於對道統的一腔熱誠，上疏皇帝，請求把“我朝”的一批“名儒”“名臣”從祀孔廟。這本是皆大歡喜的事情，即使不答應，也不至於治罪。而乾隆帝竟然下令把尹先生“處絞立決”！這個單純老實的尹先生，就這樣做了皇上收歸道統的犧牲品。這一石破天驚的事件，讓天下道學家從此再也不敢以“名儒”“名臣”自居了！

清朝帝王們的高明毒辣的手段，再加上文字獄，終於強行把道統從儒士們手中搶過去了。理學的解釋權在皇帝手裡，皇帝才是聖人，才是最好的思想家！全國讀書人從此牢牢記住了一個鐵的事實：道學是要講的，是要頂禮膜拜的，但除了皇帝，沒有人能當以道統自任的道學家，要透過聖上的意思去學道統！

於是，中國歷史上道統和治統的統一，到了清代，終於歷史性地合一了，這是以前王朝都無法做到的事情。有清一代，你能找到一個曾與皇帝據理力爭的大臣嗎？

歷史的餘音：

“（明代）求為正人者多……論劾蒙禍，瀕死而不悔者，在當時實極盛，即被禍至死，時論以為榮。不似後來清代士大夫，以帝王之是非為是非，帝以為罪人，無人敢道其非罪。”——摘自孟 森《明清史講義》

尹嘉銓遭乾隆凌遲處死，最為可笑。 乾隆上諭雲：“尹嘉銓所著各書，內稱大學士、協辦大學士為相國......昔程子云‘天下治亂系宰相’，此只可就彼時朝政闒冗者而言，若以國家治亂專倚宰相，則為之君者，不幾如木偶梳綴乎？”

尹嘉銓致死的主要原因是他稱呼大學士、協辦大學士為相國，尹嘉銓是道學家，乾隆懷疑尹嘉銓稱呼相國，是想用程頤的思想，把他這皇帝整成木偶擺設。

程頤任經筵講官時，其《論經筵第三箚子》中說：“臣以為，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系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程氏直接了當的向皇帝要求君主完全不用掌握權力，將天下一切大權交給宰相就可以了；皇帝只需要成為德的代表，而德的表現則由向皇帝公開授課的經筵負責。乾隆看到了這個箚子，勃然大怒，寫了《書程頤經筵箚子後》一再加以駁斥。

清帝雖然表面上尊崇程朱理學，但對理學的內涵，則無限扭曲之。

朱子畫像

萬曆年間的理學名臣呂坤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話：“故天地間唯理與勢為最尊。雖然，理又尊之尊也。廟堂之上言理，則天子不得以勢相奪。即奪焉，而理則常伸於天下萬世也。”（《呻吟語》卷一之四）在呂坤看來，“理”是尊之尊也，皇帝也不能以勢相奪。 清朝的理學家，另一番光景了。焦循的“理說”：“明人呂坤有《語錄》一書，論理雲：‘天地間惟理與勢最尊，理又尊之尊者也。廟堂之上言理，則天子不得以勢相奪，即相奪而理則常伸於天下萬世’此真邪說也。孔子自言事君盡理，未聞持理以要君者。呂氏此言，亂臣賊子之萌也”（《雕菰樓集》卷十）

清朝的意識形態教育，相當成功。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四月，玄燁在瀛臺教皇子們射箭，隨去的皇子之師徐元夢因不善騎射，遭到“蜚語詰責”。徐元夢進行解釋後，玄燁“震怒，命撲責，被重傷，命籍其家，父母皆發黑龍江安置”。

然而，為了不耽延皇子學業，徐元夢受重傷的當夜，玄燁“命醫二人治其創。翌日，復召詣皇子書堂。時大雨，(徐元夢)裹瘡至宮門，跪泥中，見御前侍衛，即號泣，求轉奏:‘臣奉職無狀，罪應死。臣父廉謹，當官數十年，籍產不及五百金。望聖主察之。且臣父母皆老病，臣年正壯，乞代父謫戍，尚能勝甲兵效命。’眾皆掩耳去之。有關保者最後至，斥公(指徐元夢，下同)而入，盡以公言奏”。玄燁“立赦公父母，則已檻車就道矣。及諸途，觀者夾路，皆感泣”。徐元夢遂復職，“仍侍皇子”。（《國朝先正事略》第9卷，第262頁。）

這時皇子們還都年幼，玄燁當著他們的面，對其老師大打出手，下令籍沒其家，將其父母流放黑龍江。

康熙透過此舉使皇子們本能地意識到自己的高貴身份與老師的下賤地位。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正月二十二日，玄燁離京，開始第六次南巡。二月初五日，“御舟泊臨清州堂邑縣李官營”，玄燁收到胤祉等12個皇子、皇孫自京城發來的請安折。他在折上做了如下硃批:“讓隨朕前來的三個小阿哥唸書，經朕看試，伊等皆不明文義，生疏而不流暢，這俱由徐元夢不盡心教誨所致。見今在這裡反覆誦讀，大有長進。擬將徐元夢革職，當著全體阿哥之面，由乾清門侍衛杖笞三十板。令伊於朕外出期間，勤勉教誨在京阿哥。如若徐元夢仍履覆轍，再加板笞之，斷不寬恕。”（滿文硃批奏摺，胤祉等奏，康熙四十六年二月初五日。）

第二次廢黜皇太子後，玄燁曾斥責胤礽“舉動乖張”，即如對掌院學士徐元夢，竟“在朕前背立以手指伊，詈及父母推入河內，復引出毆打”。（《康熙起居注》第3冊，第2483頁。） 二月十一日，胤祉等八個皇子向皇父奏報:“臣等傳諭內務府總管凌普，將徐元夢革職。並傳旨徐元夢，在臣等共同看視下，由乾清門侍衛輪換而為，將徐元夢著實杖笞三十板，並交付道:‘(我等)皇父外出期間，爾須盡己所能，勤勉效力，教在家小阿哥們唸書寫字。’徐元夢所奏認罪之言，臣等未予承領。”玄燁閱後硃批:“知道了。”（滿文硃批奏摺，胤祉等奏，康熙四十六年二月十一日。）

胤祉等皇子中，很可能有人曾是徐元夢的學生，或者依然從學于徐元夢。當徐元夢教授他們儒家典章，為他們講釋尊師愛友之道時，大概不曾料到，自己會在學生的指揮、看視下，遭到眾人的羞辱，忍受杖笞之痛。

乾隆

問：尹嘉銓你所著《近思錄》內，將湯斌、陸隴其、張伯行和你父親尹會一稱為“四子”，把他們說的話稱作“四子遺書”，難道湯斌等四人能與顏回、子思、曾參、孟軻相比嗎？你的比方高至如此，豈不狂妄麼？

供：我因平日聽說湯斌等人品行好，又都著有講學的書，所以就採集了一些，編輯成《近思錄》，並將我父親的著作附入，稱為“四子遺書”。其實，他們四人哪裡趕得上顏回、子思、曾參、孟子呢？總是我狂妄糊塗，無可置辯。

問：你所撰《尹氏家譜》內，有“宗廟”、“宗器”、“建廟”、“入廟”等字樣，這此字難道是臣子能用的嗎？另外，在你母親行狀一節內，稱母死為“薨”，此等字樣又豈可尋常通用，你難道不曉得嗎？

供：我用“宗廟”、“宗器”等字樣及母死稱“薨”之處，實非有意僭妄。因為古人的書上有我就信筆借用了，沒有細想。總是我糊塗該死，還有何辯。

問：你所作《近思錄》內有“先生見直道難空，欲告歸之南巡，不果。”等語，這不是誹謗嗎？

供：這“直道難容”的話係指與撫臺大人意見不合，並非敢誹謗時政。但是此等語句妄行載入，就是該死，還有何辯。

問：你所著《近思錄》內稱“天下大慮惟下情不通為可慮。”如今遭逢聖世，民情無不上達，有何不通可慮之處？你說此話究竟是何用意？

供：我說的“天下大慮”原本是泛泛而論的話。如今我皇上洞悉民間隱情，並無下情不通之處。我這兩句話並非議論如今的時勢，也沒有別的意思。但是，我書內妄生議論就是我的該死之處，還有何辯。

問：你做《名臣言行錄》，豈不知皇上聖意，我朝無奸臣亦無名臣？你為何將鰲拜、高士奇、徐乾學、鄂爾泰、張廷玉等曾經遭皇上罷斥或不能克盡職守的人列入名臣？從實供來？

供：我這《名臣言行錄》將我朝大臣逐代採入，雖文字並非我自己所撰，但將鄂爾泰、張廷玉等人也荒謬地一併列入毋論。我不該評斷本朝人物，比如鄂爾泰、張廷玉一生事蹟誰不知道，我卻糊塗一併列入，今蒙皇上指示，我朝無奸臣也無名臣，是是非非，難逃聖明洞鑑，我如夢方醒，自悔以前做出此書，真該萬死，於今亦之無反了。

問：你所做《多病徒傳》內有云：“子欲為帝者師”等語，你是何等樣人，敢公然欲以帝師自恃，難道你竟不知道分量，想做師傅麼？這等狂妄之詞是何居心？據實供來！

供：我用“帝者師”字樣是因為《漢書·張良傳》中有“學此則為帝者師矣”一句。當時，張良為常常稱病，所以，我做的《多病徒傳》中便混加援引，並非膽敢以此自居。但此等字句任意引用就好像我自比師傅一般，實在我糊塗該死，還有何辯。

問：你做《尹氏家譜》凡例內有“密奏之事不載”一語，你父親尹會一居官時除照例題奏外有何密奏，你能據實說出來麼？

供：我父親尹會一居官以來本無密奏事件，我因為刊刻家譜時希圖體面，便將我父親任內尋常照例上奏事件刻入，又於凡例內混寫上“密奏之事不載”一語，想借此誇張我父親那時深得皇上信任，許多密奏不為外人所知。其實是我捏造空言，並無實據，總是我糊塗該死。

公堂上這些精彩的問答，看似東扯西拉，其實目的很明確，就是要千方百計地證明尹嘉銓妄遞奏摺為父請諡，請求從祀，決不是出於偶然，而是他一貫妄自尊大，狂妄悖逆的必然結果。作為被告的尹嘉銓自知在劫難逃，所以只有無可奈何地認罪，但另一方面又不甘心蒙受許多不白之冤。只能迂迴辯解，千方百計表白自己的“狂妄悖逆”實非有意為之。 呵呵，全是自己糊塗該死，還有何辯啊！到了這裡，深深為清朝知識份子的命運感到悲哀！

總之，在清朝這個知識分子極度悲哀的朝代，儒者被權力和屠刀嚇的瑟瑟發抖。更談不上擁有什麼道統。知識分子或不屈被殺，或唯唯諾諾變成了滿清酋長的奴才，不敢做學問，怕惹火上身，有清一代，無名士。清朝無儒學，只有奴才學。

道統的始作俑者是唐代的韓愈，並明確提出儒家有一個始終一貫的有異於老子和佛家的"道"。他說："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他所說的儒者之道，即是"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在韓愈看來， "道"，概括地說，也就是指作為儒家思想核心的"仁義道德"。儒家的傳承有序 ，這個過程就是"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韓愈）這個傳承系列類似於佛教所說的"法統"，儒者之"道"的傳授譜系也就是朱子所說的"道統"。

說了半天，那麼滿清入關或者滿清統治是否傳承了道統呢?

康熙借李自成造反和吳三桂"神助"入關，鎮壓明朝殘餘的反抗，為鞏固政權，在全國範圍內實施"削髮易服"，並大興文字獄，攘外先安內，先後平定了叛亂。康熙年間，統一了臺灣，並與俄國簽訂《尼布楚條約》，劃定了中俄東段邊界;乾隆中葉，平定準噶爾、回部，統一了新疆。這不僅一舉解決了中國歷史上游牧民族和農耕民族之間曠日持久的衝突，而具採取了一系列政策，發展邊疆地區的經濟、文化和交通，鞏固了中國多民族國家的統一。在文化上，康熙時期編纂了幾部集大成之作，像《四庫全書》、《古今圖書整合》等，對清理和總結中國歷史文化遺產作出了重大貢獻。

清朝的皇帝們非常清楚管理這麼大的國家沒有"道統"是不行的，名不正言不順。國事安定，尊孔也開始了。

雍正元年，出奇尊孔的雍正降諭說先世都非常尊孔，我們也應該尊崇孔子，讓大臣們商議封孔子的五世為王。同年，讓工部修葺孔廟，第二年，雍正親自到國子監視察，拜謁了孔子像，並行了釋奠大禮。雍正五年，皇帝又下令規定每年八月二十七日為孔子聖誕，禁止各地屠殺，天下人要頂禮膜拜，典禮的規格要與他的父親康熙一樣的隆重。雍正八年，曲阜孔廟修復完工，賜孔子後人官爵。一方面，也許雍正真的是儒教的粉絲；另一方面，雍正之所以這麼尊孔，可能有他的政治功利的目的，他讓天下的人都遵從孔子的學說，這樣天下人就不會犯上作亂，天下自然就太平了。他老子剛入關那會兒，為什麼就不尊孔呢?

乾隆就不用說了，從故宮的"三希堂"我們可得知他是如何酷愛中華文化的了。

綜上所述，清朝確實傳承了道統(且不論清朝的國體還是中央集權宗法統治，政府部門的設立基本沒變，幹部錄用制度沒變，文字的實用沒變，雖然並行的還有蒙，滿，回)。朝代建立伊始，大肆鎮壓漢人的反抗，文字獄，一旦政權穩固，則立馬"尊孔崇儒"，相對落後的滿族文化也和漢文化融合在了一起，傳承著道統。

歷代王朝重視天下一統: 血統以炎黃血脈為尊，少數民族政權也會自稱炎黃子孫；法統以四海歸一國泰民安為尊；道統以儒家思想天下歸心為尊，以教化人心。滿清王朝可以認為傳承了血統、法統與道統！！滿族是地地道道的中華民族！

首先，要說明的是，我對儒家學說並不怎麼了解，更談不讓精通了。

儒家學說在孔孟時代有道統麼？孔子的一生，都是帶著他的弟子周遊於列國之間，向各諸侯推銷他自己的學說。如果當時就有道統之說，那麼毫無疑問，道統當歸周天子。但縱觀孔子周遊列國，並沒有感覺他對周天子有多麼大的期許。雖然孔子一直強調和推許周禮。所以，可以說，孔子推銷的是一種他理想中的統治秩序，而並不是道統或血統。至於後來儒家學術思想被統治者尊崇，已經是對孔子學說進行了改造，甚至背離，以迎合統治者的需要。比如孔子的華夷之辯。由於孔子之後，尤其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信奉儒家的文人掌握了話語權，種種為了自身及家族利益，曲解孔門儒學也就成為了順理成章的生存之道。我們現在耳熟能詳的許多斷章取義的名言，比如：以德報怨，就大行其道。由於孔子被歷代統治者及孔子門徒捧的太高，而大多數的民眾並不掌握文字的話語權，跟文盲差不多吧，所以，後世的文人對於愚弄普通老百姓，打著孔子的名號，各種曲解歪曲是得心應手。孔孟的故地及後人，多少次倫為異族統治之下，照樣為異族統治者服務，不在話下，全然感受不到孟子的“捨生取義”之精神。反而會對孔孟學說再次加以改造，以給自己的行為披上合法的外衣。道統之說，在我看來，就是他們為適應統治者的一種生存之道。儒家門生想要掌握話語權，掌握大義名份，想要實現與天子“共治天下”而分權的一種手段。不管天下怎麼變，孔門文人總會改造出一款適合你（統治者）的產品。

這條問題的回答要分幾個層面。先弄清楚什麼是道統，然後是道統的流變如何，第三是要不要跳出帝王看清代儒家道統的真實作為。而三個問題均在“道統”二字的範圍之內。

道統一說本於《孟子》。孟子謂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由堯舜而湯而文王而孔子。後人執此說，尤其宋明理學的儒家尤為在意，如李元綱《聖門事業圖》列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曾子與子思、孟子、周子、二程、朱子。那麼，道統的“統”是指聖人之道，而非聖人之學，朱熹在《中庸章句》提煉出源於《尚書》的四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道統在治國平天下方面，則集中地體現一個儒門最高理想——內聖外王。

孔子主張“克己復禮”以“盡仁”。禮的本質是“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春秋左傳•隱公十一年》），這是聖王的職份，其他人絕不允許染指，所謂“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同上書，成公二年）。內聖外王既是文化理想，人格理想，更是治國理想。先秦諸籍典中已經普遍把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記錄成不世之聖王，是體現華夏文明理想之現實性可行性的最高參照典範，是一個組群，而不是不可重複的單個人。這是整個儒家要堅持自己道統的精神支柱，底氣所在。

然而，關於聖王與儒家的具體關係上，先秦時期儒門已經出現認知取向上的分裂。孟子不再強調“外王”，他已經看到了天下之亂，王者之卑，聖而王已經不太可能，他求的是等而下之的“仁政”，建立德治天下的新政治理念，更看重王者內在的德性仁心。而荀子則不同，荀子偏向強調外王多一些，他提出“以王定聖”，說：“聖也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兩盡者，足以為天下極矣，故學者以聖王為師”（《荀子•解蔽》）。不過，不管怎麼有分別，到底還是儒家門庭的面目身段，一直沒有更變。有學者總結出內聖外王的幾個具體條件為：三綱領（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八條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滿清得國後，清廷重樹朱熹一宗為儒家繼孔聖後的正統，開科舉，樹文明，興學術，正風俗，化民心，不能說毫無作為。如果我們認同明初三帝作為的話，也沒有理由不認同清初的作為。好了，在此提前下，乾隆等認為自己已經取得道統，達到了聖王的標準，若徵諸孔聖諸說，表面上也算是有理有據，並非生按白造，胡說一通。的確，這裡有不可告人的卑劣目的：出於本是外來蠻族，血洗漢地而得大寶，他先天地有自卑感，無論從文明質量還是人口數量，滿清處於劣勢，皇帝不得不表現一種壟斷恐怖，不時震懾漢人，殺其優越感於萌芽狀態。故人主依其開國之強悍，趁文人還有被屠殺血洗的記憶，定下種種鉗制思想，持斧自重，扁壓漢人的政策綱紀來。但是，另一方面，清初人主與明初人主最大的不同在於，康熙乾隆的文化修養，觀史的通透過感遠勝明人主，他們內心知道，赤裸裸的強壓只能一時，唯有借漢人自家尊崇的至高義理，來對付漢人的精神信仰，讓其啞口無言，自受束縛，方為上策。所以在“尊聖王，得道統”這件事上，清三帝不可謂不“高明”。誰敢說他們不是聖王？他們對國家對天下的貢獻，一件件，天下萬民均沐惠其中，民心所向，不到你不服。要學裝逼，玩美顏自拍，學一學清三帝吧，這才是真正的玩家，哈哈！

清人主是否具備道統資格，這只是清代儒家發展的一個方面，雖然不可謂不重要，但是我以為也不能認為極端重要。有清一代，中國儒家思想、道統的形態，達到了一個新高度，在水平上影響上均遠超過明代。這是世界漢學界的普遍看法。

清與明有何不同，才導致清要發展變化？這個要簡略說一說。

儒家知識人的追求，他們心目中的“聖學道統”無非兩個方面：尊德性與道問學。這是《中庸》中一早道出的。南宋朱熹一個重要主張是“格物知致”，在提到與另一名著名學者陸九淵有關生命功夫的的分別時說，他本人是“重道問學”，而陸是“重尊德性”。此一說遂開三百年公案，成為明代心學整個潮流要解決的一個核心問題。王陽明堅決反對把二者掰成兩截，他雖然表面上都為兩家說好話，說朱熹雖然是強調道問學但未嘗不尊德性，而陸反之也未嘗不道問學，不過縱觀陽明之說，顯然更偏向陸九淵，把“尊德性”與“讀書道問學”等同起來。陽明的趣味一定程度開了王學後人的“只道良知，盡廢問學”的末流惡習。王學的興起，說明這種學說思想迎合了明朝人的氣格內心，既欲高蹈又張揚顯赫，既求智慧又不肯沉著繼承，不喜謹慎，愛議論教人又不愛讀書考據。所以明朝的心學，與宋與清相比，大體比較“疏空”，一流的精華不多見。諸位數來數去，明末之前，無非王陽明、李贄可稱一流，而餘者大體爾爾，隆慶、萬曆、天啟、崇禎數朝均是如此，不學無術好誇誇其談者人滿朝野。當年王世貞就曾批判道：“今之學者，偶有所窺，則欲盡廢先儒之說而出其上；不學，則借一貫之言以文其陋；無行，則逃之性命之鄉，以使人不可詰”，後一句的意思是指有些人做了卑鄙下流之事，就推託說我這是本著性與命之天理而做的，用玄虛之辭逃避道德的拷問。明亡之後，不少人把明亡的原因歸結為過度尊崇王學，所謂“空談誤國”此之謂也。

但是，明末已經有人覺醒到這一點了。明末諸家如劉宗周、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屈大均、方以智，史上合稱“明末清初的實學思潮”。目的就是糾正王陽明一系學說的偏頗，一定程度上重返朱熹到的“道問學”上，結合天下崩析、國破民亂之痛，對明朝流行的意識形態進行深度疏理批判而形成的思想高峰。在這一批學者思想家，產生了象《宋儒學案》《明儒學案》《日知錄》《明夷待仿錄》《東西均》等足可以代表中國傳統思想高峰精華的作品，在學術界的影響不在《傳習錄》之下。方以智在《東西均》中批評明代的儒學：“道是甚麼？悟個甚麼？……大悟人本無一事，而仍以學問為事，謂以學問以保任也可，謂以學問為菜飯也可，盡古今是本體，則盡古今是工夫，天在地中，性在學問中，寡天無地，用死天也”。

正是明末對明主流儒學的這種不滿，導致了知識人並不拒絕重返朱熹，並且在清初人主尊朱之前，這些人已經行動了。因此，清人主的重尊朱為道統代表，一方面既是其取明排明的必然，另一方面也是明學問中的內在問題，換而言之，也是儒家自身經歷的內在需要問題，讓這件事情最終得以確定。的確這個過程還是血腥的，文字獄不可以不說，這種極端恐怖的高壓，絕對是魔鬼行為。清人主的做法，前有明人主可鑑，再前有元，再前有亂華之胡，再前有暴秦，你會發現，當一個朝代不把德性與學問看作“仁”，以“體仁”要求自己時，讀書人的命運就遭受滅頂之災了。

但是到底是轉過來了，清代的儒家與明代區別很明顯。清人在聖學上做的功夫，就是“道問學”的功夫。做得極為出色，可以說把兩漢和宋的“道問學”結果在繼承的基礎上，更多的新的發明，除經學外，演生出訓詁、音韻、考據、義理、辭章等等專深的學科，每個領域都產生了一批放到現在仍然足稱毫不過時的學問大家，和世界漢學範圍內公認的不刊之作。清儒家對儒學最大的貢獻在於對“十三經”和“先秦諸子”的全面研究和文獻整理。在他們之後，任何一個要專業地全面地瞭解儒家學說的人，學習儒家經典的人，都不可能繞過清人所撰寫的多種權威註釋義疏、整理、考據而另搞一套。都要從這裡出發，方為專業。現代學者柴德賡先生《清代學術史講義》中這樣評價：“清代二百七十七年之中，學術相當發達。拿中國曆代學術來比較，學術最發達的時期，只有春秋戰國、宋朝和清朝”。那麼，這樣看來，清代“道統”結出來的果實，又有多少是愧對中華，愧立孔門的呢？

滿清統治者所自稱自己取得了的道統，而實際上就是滿清統治者出於加強鞏固統治地位的需要，片面的斷章取義，強幹弱枝，閹割了中華民族傳統的儒學道統的精髓，依靠籠絡天下士子之心，興起文字獄等專政手段，消滅異已思想，樹立皇帝的絕對權威，形成一種奴化專政制度，這就是滿清皇帝的道統。

中國歷史上有兩次少數族統治多數族的歷史:一:蒙元統治者從草原帶入主奴關係，建立了色彩鮮明的種族歧視性政權。明滅元，消滅了這種主奴關係，重新恢復了漢人政權為主體的統治地位，並進一步光大發揚恢復鞏固了儒學道統，在成祖朱棣後，明王朝重新回到唐宋時期君權和相權共同治理管理國家的政治模式。二:滿清入關，再次殖入主奴關係，嚴分著主奴，既使到晚清，滿州人內部仍然保留著奴隸制習氣，很多漢人也被改成奴性十足的包衣奴才。滿清統治中國造成了兩大惡果:“就是中華傳統文化的滅絕，與漢人的精神奴隸化”。這一時期的國民屬性:“麻本不仁，滿清時期漢人徹底喪失了明朝時期漢人尚武，驍勇的血性之風，民只知有家，而不知有國，沒有愛國主義的觀念”。由於滿清近三百年奴化統治的惡果，形成國民思想的根深蒂固性，短期內無所消除肅清的特性，這也成為抗日戰爭時期漢奸賣國賊特別多的主要原因。武昌起義成功的推翻滿清統治後，漢人政權再一次消滅了這種主奴關係。孫中山提倡的民生，民主，民權的三民主義的道統取代了被滿清閹割的儒學道統。

所謂道統用四個字概括就是“思想領袖”。詳解:“就是透過確定奉行的同一道德與觀念，實現華人意識形態，觀念思想的統一，以維護華人對王權的膜拜與遵從，它的特點是在全國範圍內“統一思想”，消除潛在的抵制，對抗王權的思想。”

朱子:“子貢雖未得道統，然其所知，似亦不在今人之後”。“道統“一詞雖然最早由朱子提出來，但是將“道"和統合在一起講道統的創造人卻是唐代的儒家學者韓愈。而韓愈所說的道統，也就是儒家的核心思想“仁義道德。”

千百年來，儒家的“仁義道德”傳承有一個歷史發展過程，就是堯傳給禹，禹傳給湯，湯傳承給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旦，他們又傳承給孔子，孔子傳承給孟子，孟子死後，沒有人能將這種思想再傳承下來，這也是中國孔子之後在世界範圍內沒有人承認中國有思想家的主要原因。

宋朝明朝的經筵均是由士大夫教化皇帝，清代經筵變成了皇帝訓導士大夫。當筵官講完後，滿清皇帝開始發表御論，然後講官跪著讚頌皇帝:“皇上聖學高深，發從前所未發，誠足羽翼經傳，昭示萬世，臣等不勝欣榮之至，大臣們拍足皇帝馬屁。而清之前的聖君是帝王去逝後根據儒家“仁義道德”標準才被塑造成聖君的，而在清朝卻把活著的皇帝吹捧為聖君，使滿清皇帝彷彿成了”天生聖人，君師一體“，其目的就是要樹立皇帝的絕對權威。

我們來看看康熙，雍正，乾隆這三個清朝的大有為之君的道統:

一:康熙:清朝初年，鰲拜掌權，文化政策上又變得嚴厲起來，文字獄空前慘烈。加上“通海案”“奏銷案”幾使漢族人對滿清政權喪失希望。康熙親政後，認識到思想征服的重要性，開始有意識的糾正此前的文化政策，在文化領域主動向漢人傳統靠攏，除跪拜孔子，謁孔廟，與儒生講解經義等行動外，康熙帝又倡“滿漢一體”，廢除各省“督撫盡用滿人等不成文規定”。提高漢族官員之地位，重用程朱理學名臣。康熙開設的博學鴻詞科，網羅碩彥奇才，籠絡漢族文人，標誌著有清一代文化政策之最後確立。博學鴻詞科對文學之影響甚大。比較典型的例子就是朱彝尊，尤侗，毛奇齡等，甚於康熙十七年前的創作中或感慨興亡，或訴說懷才不遇之苦，而康熙十八年博學鴻詞科中試後，救國之思幾蕩然無存，朱彝尊倡導“醇雅"之說，主張以詞歌詠太平。(資料來源於李明軍《文統，道統，政統》)

二:雍正:雍正雖信佛，道，然對儒家尤其尊崇。因儒家學說有益於教化，從而強化統治:“聖人之道，其為福於群黎也甚博，而為益於帝王也甚宏，宜乎尊崇之典與天地共悠久也。雍正帝追封孔子先人五世為王，將臨雍之“幸學”改稱為“詣學”。至孔廟祭奠，親自下跪，將孔子誕辰之中祀禮改為大祀，如此等等，皆表達對儒學之尊重。雍正帝敕諭禮部:“認為四書乃檢驗才子真才實學唯一之根據”。雍正帝又下令取消童試中“小學”，從孝經中出題。雍正朝文字獄案頻發，如汪景祺案，錢名世案，查嗣庭的考場試題案，陸生柟《通鑑論》案，謝濟世的批註《大學案》等等。雍正前期的文字案，表面上因文字觸犯忌諱而引起，實多與政治鬥爭密切相關。資料來源於李明軍《文統，道統，政統》。

三:乾隆:乾隆自稱書生皇帝，既附庸風雅，自詡精通理學，又竭力的表現為開明，然乾隆朝文字獄案數量最多，其文化政策外寬鬆而實嚴厲。乾隆帝正因為精通漢文化，故產生文化上的自卑，對漢人充滿疑忌。乾隆朝的文字獄之性質比前代有所變化，多出於對現實不滿而發憤激之語，甚至為本欲以文字邀寵以求仕進卻招致無妄禍端。至乾隆朝，漢族人士的故國之思和民族情緒已經淡漠，更多士人對功名充滿渴望，無機會進入仕途計程車人，或懷憤激之情攻訐時政，或尋找新的進身之途。如四庫館之開設和《四庫全書》之編纂，表面上為對文教之重視，對漢族文人之籠絡，實又為對文化典籍之清理，大批圖書被焚燬，造成文化典籍之劫難。(資料來源於李明軍《文統，道統，政統》)

本人妄議一點，康熙之所以對明太祖朱元璋推崇，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洪武朝在朱元璋對相權嚴厲打擊削弱下，使皇權得到了自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的空前統一與加強。”清朝在同治帝之前的康，雍，乾，嘉慶，道光五朝中，可以說都是“皇權獨大，相權式微”。。這種體制的弊端就是如果統治者精力旺盛，英明神武，是大有為之君，尚能維持國力強盛，國運興旺。如果繼承者統治乏力或者是平庸之輩，其封建政權必將陷入動盪或是滑入不可避免的衰弱之中。例如朱元璋逝後發生的朱棣靖難之役。和乾隆逝後繼承者平庸的嘉慶帝和道光帝，無法避免帶領整個王朝一步一步淪落滑向衰弱的深淵。如果乾隆之後的繼承者是康熙後的繼承者雍正帝式,的鐵腕，精明，善於治世，治國，治軍的有為之君，清王朝也不至於在鴉片戰爭中敗的如此不堪，輸得體無完膚。如假設成立:“清王朝其國祚到底能延續多少年，還真是未可知”。這也是洪武朝後相權重新得到加強的明王朝能在皇帝長期怠政，荒政，長期不上朝的情況下帝國能維持正常運轉的主要原因。”

滿清是中國。華夷之辯應起作用，夷人入華即為華夏人。況且滿人認已為炎黃之後。道統與治統與漢人朝代基本無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放小一點，以地域集團，圈子甚至一家一族，有利害衝突時，以自身利益為點劃圈子，圈子每層其心必異，是打壓排斥物件。滿清雖心虛不實，但從尊孔說，可以說繼承了道統。否則難道能說中國二百多年道統不在了。

康熙有一句很著名的話，大意是說，在歷史上，我從來沒有看到一個朝代比我們朝代更獲得了統治全國的合法性。

現在，或許是因為清朝近代衰落的原因，很多人反感清朝。但是，客觀的講，清朝對中國的貢獻很大，不論是現在的中國的疆域，還是多民族國家的形成等等都與清朝有著莫大的關係。

清王朝在入關之初的確做了很多荒唐事和慘無人道的事情，很多知道的嘉定三屠、揚州十日就是代表。不過，我們要注意的是，當時屠殺事件不只是清朝有，明朝軍隊也有過類似的事件，屠殺似乎是那個時候軍隊的傳統。

雍正

清朝入關之後，尤其是從順治開始，就比較注重使用漢族知識分子，尤其是迅速恢復了科舉考試，遵循漢族的禮儀和漢族的文化，比如康熙等皇帝還祭拜孔子，雍正等關注孔廟，還改變了孔廟的配祀人物等等。

而且，最重要的一點是，清朝在奪取天下的時候，它的口號並不是消滅明朝，而是幫助消滅李自成的農民起義軍，雖然這只是藉口，但在後來的歷史脈絡裡，這其實是一種承續道統的方式。還有，清朝皇帝住在紫禁城，以及沿襲了明代的官僚制度等等，也可以看成是清朝努力取得道統的措施。

而且，在清朝初年，清朝廢除了很多明朝的苛政，比如對老百姓橫徵暴斂，所以贏得了很多老百姓，尤其是北方老百姓的支援。至於我們現在很關注的很多文人不仕清朝，其實也只是很少的一部分。

清朝推崇朱熹的學問，也是從知識和文化上承續了道統。

根據程朱理學對政權合法性的意思，有兩個要求，其一，中原政權，第二，非篡奪。宋元明，歷朝都把程朱理學作為國家最高哲學思想，當時的北韓也尊奉程朱理學，因此，滿清入關後也推崇程朱理學。然而，因為畢竟不是中原人世，一直在政權法理上有問題，滿清皇帝對於程朱理學其實是又愛又狠。後來，便借呂留良案，大肆鎮壓了程朱理學。之後，中國學者被迫淪為考據學的書蟲，或走入只鼓吹孔孟之道而忽略格物致知的所謂漢學，導致滿清後期華人邏輯理性認識嚴重落後，科技停滯，哲學倒退。

但是，滿清畢竟不是篡逆來的，而是奪了造反者李自成的大順政權，因此，唯一的便是出身非中原問題，故，康熙，雍正都曾力圖證明滿族祖先也是出自中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