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為振興江山社稷，降生在宋朝的人，打小聰慧的王安石看到了國家存亡的危機，便勵志做官，做能改變國家命運的大官。機會是給有準備的人的，而時代也不會辜負努力的王安石。

在得到皇宮宣召的時候，他知道，改變命運的時候到了。他有幸遇到了神宗，奈何神宗老兒命太短。變法還沒搞到一半，就嗝屁了。小皇帝哲宗幼小，身後站著一個護娃的媽和一幫搗是非的外戚。頂著壓力的王安石，各種變法工作乾的雷厲風行，以嚴法打擊了一批背地裡阻礙改革的不法分子，讓很多官僚分子肉痛，恨的牙癢。

原本想等哲宗大點，好一起開創宋朝的美好未來藍圖。不幸的是，在哲宗長大，向後宮要權時，遭遇了重重阻礙。哲宗一鬱悶，直接悶死了。王安石再次失去了靠山，變法進展更是困難重重。

熬吧。見識了後宮心狠手辣，變幻無常的王安石，在殷切的期盼中等來了宋徽宗趙佶，一個愛書畫勝過愛國家的文藝範佛系青年。

以書畫宣揚品味的青年，更要命的是，這個時候，他遇到了生命中最強大的兩個變法阻擊者。一個是以砸缸出名的司馬光，另一個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蘇軾。同朝為官，這倆人為啥非要和王安石過不去？

無數人研究過，答案不盡相同。我認為，他失敗的一個根本原因是：宮裡沒人。

王安石變法，得罪了向太后為代表的保守派牴觸。司馬光作為太后派的衝鋒打手，發揮了他兒時砸缸的才能，發誓要把王安石的變法格局砸得稀巴爛，與蘇軾合流，連同惡勢力處處刁難，下腳使絆，讓王安石的變法磕磕絆絆難以開展下去，乾的老憋屈了。日久天長，官場難為，鬱悶頓生，遂辭官而去。

王安石變法失敗的原因:

急功近利、對變法困難的預估不足

王安石變法失敗的直接原因在於急功近利，對變法困難的預估的不足。從熙寧二年七月六路 均輸法開始，到熙寧六年六月的短短四年間，共頒佈了大小十一項新的立法，其中像青苗法、保甲法、免役法、市易法等等，在宋王統治區都是全面推行。但凡是一個成熟的改革家，都知道變法需要的是循序漸進，試點進行。

王安石絲毫沒考慮到這一點，在得到宋神宗的支援之後，便一股腦地在全國推行他的變法。這樣的後果便是這些變法措施在推行過程中困難重重，面對這些困難之時，王安石等變法家不是想著如何解決困難，而是一致認為這是反對派在背後使絆子，將矛頭指向了反對派。兩派的權力鬥爭最終依舊解決不了這些變法遇到的困難。

權力的鬥爭導致了變法掌舵者的頻繁變更

從宋神宗決定變法的那一刻起，作為變法的掌舵者王安石成為了大宋王朝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存在。但是也正是隨著改革的不斷推進，宋神宗深感皇權受到王安石這個丞相的挑戰。熙寧7年，王安石第一次被罷相，失去了變法掌舵者的身份。

新上任的變法掌舵者呂惠卿雖然也是一個變法派，但是卻一心追逐權力，對變法之事不甚熱心。無可奈何的情況下，宋神宗只得請王安石重新出山，主持變法。但是二進宮的王安石卻成為了呂惠卿的眼中釘。為了權力呂惠卿不顧昔日恩師情分，一心扳倒王安石，最後導致了這兩位變法派大佬兩敗俱傷。在沒有了掌舵者的情況下，宋神宗不得已只得自己親自主持變法的大小事宜，而之前的變法派也因為王安石、呂惠卿的失勢而不敢貿然進言。單單憑藉宋神宗一人的智慧，完全沒有辦法讓這場變法順利的開展下去。

變法派的內訌，用人不當

在王安石晚年回顧這場變法自我總結時，他將變法失敗的原因歸咎於自己的用人不當。呂惠卿是王安石一手培養提拔起來的，王安石對他有“父師之義”。但是正是這樣一個人，卻在王安石第一次被罷相的時候，害怕王安石東山再起威脅到自己的丞相之位，便虛置冤案，欲陷害王安石於死地。昔日的師徒二人竟因權力而分道揚鑣，隨著呂惠卿被查出敲詐商人五百萬錢鋃鐺入獄，王安石重新拜相。心有不甘的呂惠卿，網羅王安石“隱瞞皇帝”、“對皇帝不忠”的陳年舊信，將恩師徹底打倒了。這場變法派一、二號人物的內鬥最終耗盡了變法派的變法決心，以致於宋哲宗、宋徽宗時期上臺的變法派人物蔡確、蔡京等人根本不在乎變法不變法，只知道大肆排除異己。

聲勢浩大的反對派

每一場變法都會有反對派，面對反對派時，王安石想到的不是爭取、化解矛盾。最終兩派變成非黑即白的陣營之爭，蘇軾、司馬光等大佬雖然是反對派的主力，但是也並非一成不變的。比如蘇軾到了後期也認同了王安石變法的一些舉措。但是在王安石眼中只有“非黑即白”，對於蘇軾、司馬光等有才之士只知道一味的排擠，而那些口是心非的新人和小人卻得到了重用。最終不僅導致了改革派的孱弱，還人為的樹立起強大的反對陣營。

民心的缺失，註定了改革的失敗

歷史上每一次成功的變法，其成功的根本原因就在於是否得到廣大老百姓的支援。王安石的變法註定是要傷害到地主階層的利益，如果能夠爭取到變法的受益者底層老百姓的支援，那麼這場變法或許就成功了。想當初王安石變法的初衷是“民不益賦而國用饒”，但是到了最後這場變法不僅沒有給國家財政帶來收益，還造成了地方與民爭利、橫奪暴斂，讓本應受益的底層老百姓成為了受害者。最終在兩邊都不討好的情況下，這場聲勢浩大的變法走向了失敗。

商鞅變法成功的原因：

1.變法順應了歷史發展趨勢，合乎秦國國情，符合新興地主階級的要求，這是變法成功的根本所在。

2.變法得到了秦孝公的支援，變法措施執行堅決，改革措施全面徹底。

3.法家思想的傳播，商鞅對守舊勢力的論戰，奠定了變法 的思想理論基礎，掃除了變法的阻力。

4.商鞅具有全盤計劃，充分的輿論宣傳，取信於民，如徙木立信，變法內容深入人心。

5.有充裕的時間，實行是年，令百姓能適應及接受。

6.厲行法治，賞罰分明，人民知所遵守。

國家就像機器，改革就是修理，隨便掉一個元件，毀掉的可能就是幾百萬人的飯碗。所以自古以來改革都是很困難的，王安石變法是很先進，但是1.他的變法觸動了士大夫和地主階級的利益（士大夫是統治階級的中堅力量，地主階級是封建王朝的統治基礎，阻力之大可想而知）2.變法到後期，其中的漏洞以及不合理的地方被放大，引起了人民的不滿（比如青苗法，這項措施本是為了抑制兼併，在青黃不接的時候救濟百姓，但實際執行卻出現偏差：地方官員強行讓百姓向官府借貸，而且隨意提高利息，加上官吏為了邀功，額外還有名目繁多的勒索，百姓苦不堪言。這樣，青苗法就變質為官府輾轉放高利貸，收取利息的苛政。元祐元年（1086年）停止執行。）3.皇帝的壓力也很大（皇太后就曾明確反對），產生了動搖。4.改革也不是一個人的事情，王安石在用人方面也出現了一些偏差，所以導致了失敗。

古今中外，凡是變法，就必然會觸犯一部分人的利益。商鞅與王安石的區別在於，商鞅變法得到的支援力量更大，而王安石變法幾乎沒有得到支援。

要知道，當時屬於戰國時期，沒有科舉，沒有查舉。那官從哪來？一部分是自薦，比如大家耳熟能詳的毛遂自薦，但絕大部分就是世襲，即秦朝的貴族們一代代的做官。

所以，商鞅這一杆子是徹底絕了那些貴族們世代做官的希望，秦國那些貴族，都恨他恨的要死。但是，他的變法得到了很大的支援。比如秦孝公就支援到底，但最大的支援，是因軍功爵制崛起的那一批人才，比如大家熟知的殺神白起，就是因軍功爵制才被提拔的，成為了新一批的貴族。

因此，得到這批新興貴族的支援，商鞅變法才得以壓制住守舊貴族的反撲，得以成功。

再說到王安石變法，王安石變法內容太多，就不一一贅述了。但其變法，其實是得罪了那些地主階級的。而地主階級，是宋朝勢力最為龐大的一個階級，宋朝的官員，幾乎都是地主階級出身，而當時支援變法的，就只有一個耳根子軟的宋神宗了。而王安石又比較急切，連變法的人才都沒有培養，失敗是理所當然的。

王安石變法和商鞅變法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兩次變法。不同的是商鞅在支持者秦王死後被繼位的新王報復，死的很慘，但是他死後所變之法因為效果很棒，所以秦國依然延續了商鞅的法律，所以說商鞅變法成功了。

而王安石變法雖然在支持者宋神宗死後自己保全了性命，可惜繼位後的皇帝完全廢除了王安石的新法，所以說王安石變法失敗了。

第一個原因就是一直支援他變法的皇帝宋神宗駕崩。王安石失去了自己最大的靠山和變法的支持者。

等新皇登基後後重新任命了一批忠於自己的大臣，王安石宰相位置不保，沒了變法的領頭人，新法缺少推動者。

如果按照商鞅的劇本，哪怕王安石被廢，只要新法有效果，後面的皇帝大臣也應該延續這一政策才對啊？

很遺憾，王安石變法失敗的第二個原因就是得罪了龐大的既得利益者。

王安石變法主要目的是北宋當時的狀況極差，冗官、冗兵、冗費嚴重影響了宋朝的國庫，而周圍少數民族政權的興起又加劇了這一惡性迴圈。

於是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援下，裁撤冗員，興辦商業，增強國庫。但是因為王安石此舉嚴重影響到了官員既得利益者群體，誰都不想被王安石裁掉。於是司馬光為代表的多數大臣甚至太皇太后和皇后這樣的實權派都反對王安石這種急切的變法。

王安石和保守派代表司馬光決裂後，無人可用的王安石於是只能啟用蔡京等新人變法。

但是王安石在變法過程中缺少強有力的基層組織，導致本來為農民考慮的青苗法等反而被當地士紳大肆利用，不但沒有給農民帶來收益，反而嚴重損壞了農民利益，導致民怨四起。

所以在宋神宗死後，王安石上在缺乏朝廷中強有力的支援；中間失去了官吏階層的支援；底層也失去了老百姓的支援。

等司馬光為相後全面廢除了王安石的新法，簡直水到渠成。王安石新法被廢后，也知道自己幾乎得罪了所有的人，再無力復起，最後鬱鬱而終。

兩者變法的原因都是因為國家積貧積弱，而變法的目標這是改變這種情況，達到富國強兵的效果。

就前期準備而言，首先兩者變法均有反對派的存在，變法觸動到既得利益者，必會有反對派，同時反對派的觀點幾乎都是祖宗之法不可變，變法不可取，而商鞅在與反對派甘龍等的論戰中，提出了“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的著名論斷，在先期的輿論造勢中，王安石的變法顯然與商鞅比失了一籌，在同樣獲得最高統治者支援的情況下，王安石只是借皇帝的勢壓住了司馬光，而司馬光成為反對王安石變法的重要人物。其次就國土面積與人口而言，戰國時期的秦國與北宋相比那是遠遠不如的，這也讓北宋的變法複雜程度比秦國更甚，政令的傳達實施在沒有合適專門的人才的情況下難以進行，商鞅的立木取信獲得了百姓的信任，讓民眾知曉變法的事情，但是北宋的王安石在這方面做的略有不足，並且變法的內容也因層層傳達出現了改變，反對派從中作梗也使得好法變成了壞法（比如青苗法的利息，百分之二十可能在實施過程中變成了三十，或者地方官員為了能夠按時收利息，只把貸款借給中上平民，害怕貧下中農無法償還而不借）這就是因為缺乏專業的變法人才和變法實施過程中缺少監督。

變法的情況來看，商鞅的變法中強兵的策略是軍功爵制，這增強了軍隊的戰鬥力，而新興貴族也成為了商鞅抵抗舊貴族反對派的力量，而王安石的變法因為實施過程出現失誤而難以惠及百姓，甚至因為某些官員而傷害了百姓的利益，這就難以取得廣大百姓的支援，軍事上的措施雖然一定程度增強了軍隊的戰鬥力，北宋也打了幾次勝仗，收復了一些失地（最後變法失敗後這些地盤就被保守派白送出去了，讓將士的鮮血白流）但是因為北宋的制度是重文抑武，（東華門外狀元唱名者乃好兒，此句雖為野史記載，無法考證，但也一定程度上說明了北宋的重文輕武），將士們有戰功，卻依舊無法在朝堂說上話，也沒辦法成為王安石的支持者（或許王安石的文官派系也沒有重視過這股力量，僅僅只是因為變法要強兵而已）這就使得王安石除了自己的變法派最主要還是依靠神宗皇帝的支援，而反對派則獲得了太后的支援（裁撤三冗，觸動了太多人的利益，反對的派實力相比於商鞅變法的反對派要更強），兩者分庭抗禮，雙方的鬥爭讓變法缺乏一個穩定的環境。

總結：不可否認變法在那個時代的先進性，我認為王安石的變法失敗是因為先期的宣傳力度不夠，包括變法的理論也未能說服反對派，甚至是拉攏或者改變一些反對派成員的想法，還有對於底層百姓的宣傳，既然變法與他們相關，就應該讓他們全都瞭解，而不是在朝堂直接釋出內容讓各地官員實施，這就又涉及到了執行力度與缺乏人才和監督體系的問題了。變法的不完善以及未能拉起一批因變法而受益的人的勢力去維護變法，當王安石下臺，變法立刻停止，所得的成就被反對派不予承認並揮霍一空，這些是王安石變法失敗的一些客觀因素。

商鞅變法的成功在於他的理論造勢以及立木取信獲得群眾支援，軍功爵制起來的一批新興貴族也成為維護他變法的重要力量，這就使得哪怕商鞅被車裂，他的變法依舊在實行，沒有停止，從而奠定了秦國掃六合的基礎。

國土面積大，人口多，要進行變法情況必定複雜，所以必須要先試點，解決相關問題，也培養出變法人才了再擴大變法的輻射範圍，這樣才有可能成功。

王安石變法，變的不是生產力生產關係的法，而是祖宗之法，是“國本”。儒家之所以叫儒家，就是因為他們的至上信條是“克己復禮，固守祖宗之法”，儒家上千年形成的尊古抑新的思想慣性，且一直缺乏實踐脫離實際的社會認知，一切新生事物在他們來看都屬“洪水猛獸”，不如“祖宗”的東西那般讓人“安心可控”，這是從儒家主流的意識形態層面上看。

2.土地兼併！土地兼併！土地兼併！重要事情說三遍，朝代更迭、社會貧富差距變大，都是從”大魚吃小魚”的土地兼併開始的，而宋朝是儒家士大夫在整個中國歷史活的最”滋潤”的時代，他們也是地主階級的主力軍，他們怎麼能容易王安石動了自己的乳酪呢？

3.王安石這人變法在士大夫階層缺乏有力支持者，只能靠某位“有為皇帝”的絕對權威和“小人”的投靠，皇帝權威有明顯時效性，“小人追求效率而輕視“效果”，沒有持續的存在可能性，焉能長久？

4.王安石喜歡搞打擊報復反對者的事情，動不動流放貶官，開啟了新黨舊黨衝動報復的先河，這個傳統一直延續到宋朝滅亡，他在這件事上難辭其咎。

王安石變法為什麼失敗呢？下面請容我一一道來

先說它的時代背景：中央集權制，土地兼併嚴重，階級矛盾激化，北宋積貧積弱財政年年虧空，冗兵、冗官（冗：多餘）。

變法的目的：發展社會生產力，充實國庫以達到富國強兵，挽救北宋政治危機的目的。

那他為什麼會失敗呢？

失敗的原因一，宋神宗後期的態度動搖和去世。

改革變法，革除舊的體制本來就是一項長期而艱鉅的任務。如果得不到最高統治者的大力支援，貫徹實施，那變法就是一張白紙空談。而因為前期的效果並沒有達到宋神宗的預期效果，故而改革派面臨著來自外界的巨大壓力和阻力。所以宋神宗的態度也產生了動搖，你想啊，皇帝都不相信你，支援你了，變法的舉措怎麼得到落實呢？更別提到後來神宗還去世了。

失敗的原因之二呢，就是得不到人民群眾的支援。

王安石的青苗法，免疫法表面上增加充實了國庫。但實際上利益受到損害的官僚階級和地主階級卻是把這種損失移接到了百姓身上的。這就使得底層的人民百姓苦不堪言。

失敗的原因之三，來自於宋太后和司馬光為首的傳統貴族豪強的阻撓。

因為變法的目的是為了限制貴族豪強的部分特權福利，這就相當於動了這個龐大階級的乳酪。如兵役制度的改革由原來的募兵制改為了強制性的義務兵制。這使得他們非常的不滿，也加大了反對的力度。

而後宋神宗去世，十歲的哲宗繼位。宋太后和司馬光掌權，便強制性的取締了王安石的所有新法。哪怕新法已逐見成效，蘇軾等人的反對也於事無補了。

到了這裡王安石的變法算是徹底的失敗終結了。再加上用人不當，急於求成，新派勢力單薄等等原因，促使得了王安石變法的最終失敗。

而商鞅變法為什麼成功了呢？

其根本原因是（1）它的新法始終得到當權者秦孝公和繼承者的大力支援和全面貫徹。（2）透過變法他得到了新晉權貴的有利力幫助。（3）他順應了時代發展局勢的潮流等等原因才鑄就了他變法的成功。

當然了他最後的下場比較悲慘。

中國歷史上備受關注的兩個“大儒”都意圖實行變法，結果一個死後腦袋給人當球踢，一個黯然退出政壇。

第一個大儒是王莽，他在廣大儒教徒的推波助瀾下進行了篡漢之後的變法，稱之為“新”朝。

為什麼叫“新”朝？

就是國家完全由“黎民”轉化的儒家平民立國，不再順從“百姓”轉化的道家貴族立國思想。

所以王莽稱之為“新”朝，實際上就是奴隸轉化而成的華人當家做主的“新型烏托邦”，故此王莽的很多措施及想法幾乎近似於穿越。

結果由於治國理念的差距，王莽首當其衝面臨的卻是儒家弟子的倒戈，死後被儒家弟子把他的頭當球踢，王莽的“變法”當然成為了鏡花水月。

另一個變法的大儒就是王安石。

結果他是風風火火的開始變法事業，最後卻是馬馬虎虎的進行收場。

自己也是黯然退出政壇。

這兩個大儒進行變法無一例外招到了失敗的命運，究其原因，他們主要是針對儒家平民權益體系來進行“變法”，當然最終免不了受到儒家弟子的堅決反對。

中國歷史上也有兩起著名的道家人物主持的變法基本取得了成功。

第一起就是秦孝公與商鞅這個相得益彰的道家組合。

第二起就是明神宗、馮保和張居正這個帝道儒這種半道家組合。

他們針對的目標仍然是道家貴族，通常對平民階層的權益動得比較少，所以沒有平民儒家的反對，變法基本取得了成功，但也導致道家老貴族對變法者本人進行了攻擊。

另外，要注意一點，秦孝公是秦國皇族繼承人資格擁有者，商鞅是衛國皇族繼承人資格擁有者，他們都是一類人，即都是道家（道者，人王也）。

明神宗時代為什麼是半道家組合變法？

因為馮保作為最高特務監察機構的負責人卻是閹人，一般都讓人有些看不起，不能算人王，只能算“半人王”，由此形成的組合，也只能算半道家組合。

宋朝時，華夏基本盤已大體統一，北方遊牧民族雖在災荒年時有犯邊，但大體上經濟互補；商品經濟高度發達的宋朝(北宋)面臨的歷史任務及挑戰，如范仲淹答宋仁宗的條陳十事等奏疏看，實質是制約權力，改造皇權，法定相權；可惜范仲淹、韓琦、富弼領導的得民心的慶曆新政被中止，之後由宋神宗領導的熙寧變法(所謂王安石變法)卻違反市場經濟規律，不得民心地濫用行政權力強制推行貸款，為朝廷聚斂了足夠二十年使用的財政，表面看是成功的，但由於摧殘了社會經濟內生活力，效果不好，更如飲鳩止渴，並滋生了六大國賊，政體腐敗，導致兩個皇帝都被金兵套著繩索捉去，北宋滅亡；只能歷史性歸於失敗。把皇權推行的變法說是相權推行的變法應是錯誤的，從任命蘇軾為黃州團練這樣的小官也屬於皇權可證，王安石並不具有推行變法的全權全責的法定相權；變法中同事的官吏都是奉承皇帝而在背後陰王安石的；王安石的權責不如商鞅，甚至不如一筆可劃掉一個冗官的范仲淹呢！

比之商鞅變法，表面看都是動用國家權力強勢行政，其實歷史時空、條件不同，發展階段歷史任務不同，改革性質不同，民心民意不同；戰國七強競逐周皇室衰落留下的權力真空，農耕低下經濟的秦國採用商鞅變法，廢井田、重農抑商、獎軍功、統一度量、建立郡縣制，釆取戰時經濟政策聚合民心民力吞併六國而成功；秦人本不敵管仲變法尊王攘夷五霸之首的齊桓，工商經濟龍頭大哥的齊國後來未能實現政治體制改革，讓秦撿了便宜。

商鞅變法和王安石變法都可以稱得上是中國歷史上非常具有意義的兩次變法，但是最終結果卻並不相同，王安石變法以失敗而告終，但王安石保全了自己的性命；商鞅變法最終獲得了成功，但是領導人商鞅卻遭到新君主的打擊報復，在商鞅死後連屍身都慘遭車裂，而後其全家被誅，可謂悲慘至極。

商鞅變法的發起者是秦孝公和商鞅兩個人，並且秦孝公從始至終一直都給予商鞅極大地支援，商鞅即便面對秦國貴族舊勢力的刁難和阻撓也依然可以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幕後的老闆一直在支援他，而這位老闆就是秦國集團的董事長秦孝公。

王安石變法的發起人是王安石，而他的支持者就是宋神宗，宋神宗繼位後急於改變現狀，力求變革，所以在宋仁宗時期就已經提出變法的王安石到了神宗時代才嶄露頭角，剛開始時，神宗也是大力支援，可是隨著時間的推進，神宗本人也對王安石變法產生了質疑，這就極大地打擊了王安石的信心，神宗皇帝並沒有如秦孝公般“疑人不用，用人不疑”，這也是導致失敗的根源之一。

商鞅變法時期的反對者都是秦國舊勢力，舊貴族，但是他們的勢力並未到能夠左右秦孝公的局面，而王安石變法時期則不同，王安石面對的是已經根深蒂固的北宋舊勢力集團，所以王安石的變法從情理上和客觀因素上都較商鞅變法時期要弱的多。

商鞅變法損害的是舊貴族的利益，但是對於老百姓而言卻是極好的，在商鞅改革之前，貴族後裔有沒有軍功都可以做官，而改革之後，無論出身如何，只要有能力，有軍功就可以做官，可以光宗耀祖，這對草根一族的百姓而言，那支援變法積極性可想而知了，也正是因為商鞅變法得到了老百姓的支援，所以商鞅變法才能夠順利的執行和推廣，即便商鞅死後，變法一直在推行，並未改變。

王安石變法則不同，雖然王安石變法的初衷是很好的，可是在執行過程中本來的好事卻變成了壞事，變法中的“惠民”之舉直接成了“擾民”之舉了，老百姓的負擔不但沒有減輕，反而加重了，所以王安石變法是不得人心的，這也就是為什麼他的變法不堪一擊。

商鞅變法符合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商鞅撬動了秦國的腐爛的基石，而王安石變法過於主觀而並未考慮到客觀情況，他僅僅是拿著鐵錘在巨石上鑿了幾下，雖然聲響巨大，可卻並未傷筋動骨。所以從宣佈變法的那一刻起，商鞅變法就註定了成功，而王安石變法就註定了失敗。

越有歷史越有包袱、生死存亡年前可以放棄部分利益。改革必然要犧牲部分人利益，特別是利益既得者的利益。在特權社會，利益既得者往往是社會高層，左右社會制度的制訂和實施。當然在家國天下的封建社會，皇帝作為代表，其能力和素質也是影響改革的結局。最後，外部環境的壓力，迫使整個利益集團做出讓步。同時有足夠的空間和時間來改革。

王安石和商秧變法不同，王依靠的勢(也就是皇上)本身就決心不大。只想讓王安石想個法子，以解燃眉之急。藉以緩和日趨尖銳的社會矛盾。並沒有長久富國強幫的打算。而商秧所依靠的勢(秦孝公)有徹底變革，強國的決心，把變革當做生存於六國之中的充分必要條件。才有了堅決的的變法，才有了惠文王廢商君而不廢其法。再者王安石雖變法但必競出身儒家。不捨儒而談法，不具法家精髓，他學商君之強卻無商君之才，落個拗相公之名。安石之敗法總體來說，勢不強，才不及，推行的法片面，沒有取得中下層的支援，反擊保守派力量小，多方造成。

沒有扶植相關的勢力集團，與舊勢力對抗。

商鞅變法，搞了一群軍功集團，發展壯大後，有實力抗衡甚至消滅貴族集團。

漢武帝搞“察舉制”，就是將地方鄉紳集團請到朝廷，與軍功集團抗衡。

科舉制是將聚集廣大寒士與門閥派系抗衡，雖然寒士沒錢，但人多。

王安石變法沒有扶植相應的利益集團，而且王安石的政策越改越變得對官僚集團有利。

改革是很難的，我聽某個專家演講。專家說他以前是激進派，覺得什麼都應該改，變老了就成了保守派，因為他發現，政策改變的成本往往由弱勢群體買單。

一個人不能對抗一個階層。一個階層只等有另一個階層對抗。

人不能自己薅自己的頭髮把自己提起來，同樣道理，一個階層沒法自我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