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烏臺詩案”就不得不提到大名鼎鼎的兩個人：蘇軾和王安石。兩人同屬唐宋八大家，在文學藝術上都是當時的文壇泰斗。可誰想到在文壇上惺惺相惜的兩個人，在政治上卻處於比較對立的局面。王安石除了文人的頭銜之外，頭上還有一頂閃閃發光的冠冕，那就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改革家。連革命領袖列寧都讚譽他為“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而蘇軾當時的官職是判官誥院。

元豐二年（1079），蘇軾時年四十三歲，他已在杭州做了三年的杭州通判知州又先後在密州、徐州地區任知州。元豐二年，他又被調往湖州任知州。正是在這個地方，他廢興除敝，因法便民，政績斐然。也正是在這個地方，他寫下了一篇《湖州謝上表》，本意是寫一份工作總結，向皇上彙報工作進度，民生狀況等諸多事宜。不曾想正是因為這篇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官樣文章，上任才三個月的蘇軾就被押解離開湖州，關在御史臺長達三月之久，甚至幾次瀕臨被砍頭的境地。這就是當時轟動整個北宋政壇和文壇的“烏臺詩案“。其實這兒的”烏臺“就是指的御史臺，只因當時的御史臺中種有密密麻麻的柏樹，很多野烏鴉棲息於枝上，看上去黑壓壓一片。御史臺也被稱為“柏臺”。而此次事件被定性為文字獄。

而早在熙寧二年（1069年），年輕的宋神宗初登帝位，急於改變國家積貧積弱的局面，便啟用王安石為參知政事，主持變法。俗話說“新官上任三把火”，而新皇帝即位，那火更是燒得可以燎原了。由於一開始就看到了變法中的內容過於激進（比如說青苗法和保馬法），蘇軾多次上表陳述厲害無果，自覺難以在朝廷立足，便自請外調杭州。從此開始了他外放官的生涯。而使他身陷囹圄的“烏臺詩”案就發生在湖州。

以下就讓我們來看看引起這件事的導火索，這份《湖州謝上表》的內容：

“臣軾言。蒙恩就移前件差遣，已於今月二十日到任上訖者。風俗阜安，在東南號為無事；山水清遠，本朝廷所以優賢。顧惟何人，亦與茲選。臣軾中謝。伏念臣性資頑鄙，名跡堙微。議論闊疏，文學淺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獨無寸長。荷先帝之誤恩，擢置三館；蒙陛下之過聽，付以兩州。

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過無功；法令具存，雖勤何補。罪固多矣，臣猶知之。夫何越次之名邦，更許藉資而顯受。顧惟無狀，豈不知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萬族。用人不求其備，嘉善而矜不能。

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養小民。而臣頃在錢塘，樂其風土。魚鳥之性，既能自得於江湖；吳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職，息訟平刑。上以廣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臣無任。”

前兩段的意思大體是感謝皇恩浩蕩，將我派到這麼好的地方任職，我何德何能能有此殊榮之類的客套話。後面也表明了自己要怎樣不負聖恩，要兢兢業業幹好本職工作的忠心。但壞就壞在文中有兩句讓好事之徒抓到了辮子。“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養小民。”新進當然指宋神宗起用的新派變法人物，噹噹時負責監察百官的御史臺官員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就此事連連上章彈劾蘇軾，說他不支援變法，不接受新思想，就是變相地與皇帝作對。宋神宗惱羞成怒，下令皇甫僎逮捕蘇軾於京師入審。

之後，便是漫長的審訊，御史臺更是各處蒐羅了蘇軾寄贈他人的大量詩詞，挖空心思地找出蘇軾譏諷變法和對朝政不滿的“證據”，其目的便是欲置蘇軾於死地。受牽連的人包括歐陽修，司馬光，駙馬王詵。蘇軾一度絕望至極，認為自己必死無疑。但後面事件卻出現了轉機，因眾人為其爭相奔走，加上王安石不計前嫌，上書皇帝“聖朝不宜誅名士”，再加上太皇太后彌留之際對宋神宗的訓誡，而宋太祖也曾說過：不得殺文人。蘇軾才可以撿回一條老命，但卻被髮配至荒涼的黃州當了個有名無權的團練副使。

可以說被貶黃州之後，蘇軾詩詞的風格發生了巨大的改變。他從一個滿肚子錦繡文章的文人，悟透了生死，他對人性，對生命有了新的思考和認識。完成了一個才子，到一個哲人最後到北宋最偉大的文學藝術家的三連跳。我們不得不說，“烏臺詩”案也許毀了一個高官，卻實實在在造就了一個偉大的文學藝術家。

烏臺詩案

熙寧二年（1069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為參知政事，主持變法改革。由於蘇軾與變法派的政見不合，遭受排擠。蘇軾自覺在朝廷無法立足，於是申請外任。在神宗的直接干涉下，蘇軾於熙寧四年（1071年）任杭州通判。之後又分別擔任密州、徐州、湖州知州。在任職上，蘇軾看到了新法執行過程中的諸多流弊。 像涉嫌朝廷放貸的青苗法、兩浙路嚴苛的食鹽專賣法、鼓勵人告密的手實法等， 蘇軾都極為反感，於是便形諸吟詠，對新法實行過程中出現的弊端進行批評和諷諫。而在當時，王安石早於熙寧九年（1076年）二次罷相，變法事業的主導者已經從王安石變為神宗本人。當時變法已經成為皇帝親自部署的既定國策，反對變法就是反對神宗的既定決策。

烏臺詩案發生於元豐二年（1079年），時御史何正臣等上表彈劾蘇軾，奏蘇軾移知湖州到任後謝恩的上表中，用語暗藏譏刺朝政，隨後又牽連出大量蘇軾詩文為證。這案件先由監察御史告發，後在御史臺獄受審。據《漢書·薛宣朱博傳》記載，御史臺中有柏樹，野烏鴉數千棲居其上，故稱御史臺為“烏臺”，亦稱“柏臺”。“烏臺詩案”由此得名。

引發“烏臺詩案”有二，為《湖州謝上表》、《王復秀才所居雙檜二首》《湖州謝上表》蘇軾“臣軾言。蒙恩就移前件差遣，已於今月二十日到任上訖者。風俗阜安，在東南號為無事；山水清遠，本朝廷所以優賢。顧惟何人，亦與茲選。臣軾中謝。伏念臣性資頑鄙，名跡堙微。議論闊疏，文學淺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獨無寸長。荷先帝之誤恩，擢置三館；蒙陛下之過聽，付以兩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過無功；法令具存，雖勤何補。罪固多矣，臣猶知之。夫何越次之名邦，更許藉資而顯受。顧惟無狀，豈不知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萬族。用人不求其備，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養小民。而臣頃在錢塘，樂其風土。魚鳥之性，既能自得於江湖；吳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職，息訟平刑。上以廣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臣無任。”

《湖州謝上表》裡面有這樣的句子，“伏念臣性資頑鄙，名跡堙微，議論闊疏，文學淺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獨無寸長。”還有“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御史據此給蘇東坡的罪名是，標榜自己，攻擊新法，認為這些牢騷暗中諷刺改革所啟用的官員，都是一些喜歡惹事折騰的新進，為什麼？蘇東坡說自己“老不生事”，“難以追陪新進”，朝廷重用的，便自然是生事之徒嘛，把改革喻為“生事”，那還不是攻擊新政？因此，御史們馬上彈劾！

王復秀才所居雙檜二首 其一吳王池館遍重城，奇草幽花不記名。青蓋一歸無覓處，只留雙檜待昇平。王復秀才所居雙檜二首其二凜然相對敢相欺，直幹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

《王復秀才所居雙檜二首》其二：“凜然相對敢相欺，直幹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據說，跟隨王安石改革的沈括雖然當時不是御史，但他讀到此詩後，也馬上檢舉蘇東坡在詩中批評皇帝，說：“皇帝如飛龍在天，蘇東坡卻要向九泉之下尋蜇龍，不臣莫過如此！”因此指控蘇東坡“大逆不道”。

烏臺詩案的發生不是因為一首詩，而是因為一篇謝表和蘇軾一系列被牽強附會的詩作。

蘇東坡從徐州調任湖州。到任後按往常的習慣進謝表，《宋代官制辭典》稱：“凡官員升遷除授、謫降貶官，至於生日受酒醴、封爵追贈等等，均有謝表。”但在《湖州謝上表》其中幾句，“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被政敵監察御史何正臣抓住了把柄，上奏神宗彈劾蘇軾謗議新政。其後，御史臺官員對蘇軾詩詞潛心研判，

其中，《山村五絕》中“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明顯是在諷刺青苗法；“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是在譏諷新法改革科舉制度；“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是公開和朝廷大力推廣的農田水利法唱反調。

最嚴重的是《詠檜》中，“恨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蟄龍知”，政敵已經把詩歌穿鑿附會到了皇帝身上。

後來罷相歸田的王安石就給神宗區信，為蘇軾求情，信中最為關鍵處的這句話：安有盛世而殺才士乎？才免去死罪，貶到黃州。

　烏臺詩案背景

　　北宋宋仁宗在位期間，北宋的吏治出現了嚴重的問題——此時大宋朝僅經歷了三代帝王，但國力已經出現了衰落跡象——比如宋仁宗在位期間，曾經和西夏爆發大規模戰爭，大宋朝非但損兵折將沒能降服西夏，反而眼睜睜看著西夏國王李元昊進位為西夏皇帝。

　　痛定思痛的情況下，宋仁宗開啟“慶曆新政”，但很快遭到失敗。之後宋神宗則重用王安石進行變法。

　　對於一個封建王朝也好，對於一個現代公司也罷，任何改制，必然會牽扯到一些人的利益。因此宋朝皇帝的改良，在執行過程中引起反彈，並且掀起了朝廷中的黨爭。

　　蘇東坡就是在這個背景下，釋出了一些詩文，最終，引起政敵攻擊。“烏臺詩案”由此發生。

　　烏臺詩案

　　宋神宗的變法，在具體執行過程中，給民間帶來了負面影響，蘇東坡當時身為地方官，對於這一現象也表示不滿，於是做了一些詩文提及此事，其中《湖州謝上表》中，有這麼幾句話，為蘇軾引來麻煩：

　　“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這番話被蘇軾的政敵惡意理解成：蘇軾認為宋神宗所委任的人，都是一些喜歡生事的人，並且暗示自己不生事端才能治理好一方。

　　這些作品啟發了蘇軾的政敵舒亶。他花了數月時間鑽研蘇軾在近期所撰寫的詩歌，終於找到了一系列證據：

　　《山村五絕》攻擊宋神宗在青苗法和鹽政方面的改革;

　　《八月十五日看潮》攻擊宋神宗在水利方面的改革;

　　《戲子由》攻擊宋神宗在教育方面的改革。

　　在舒亶等人炮製下，宋神宗勃然大怒，於是命御史臺負責辦理蘇軾的案子——這便是歷史上著名的“烏臺詩案”。

　　不過，儘管這一事件在當時屬於驚動天子的大案，但最終，宋神宗僅是將蘇軾貶官，受蘇軾牽連的大臣大多罰款處理。

元豐二年，蘇東坡由徐州調任湖州，他作《湖州謝上表》中有這麼幾句話：“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這句話被有心人解讀，稱這是蘇軾諷刺革新派變法。但單憑《湖州謝上表》裡一兩句話是不行的，偏偏湊巧，當時出版的《元豐續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給御史臺的人提供了收集材料的機會。監察御史們從蘇軾所寫的詩中大量蒐集罪證，曲解詩句的意思，給蘇軾定罪。

《王復秀才所居雙檜二首（之二）》的解釋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例，全詩如下：

凜然相對敢相欺，直幹凌空未要奇。

恨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蟄龍知。

這是一首借物抒懷的詠物詩，作者是想以此說明自己有檜樹一樣挺拔不屈的品格。新黨卻藉此大做文章，指控這首詩有不臣之意。

蘇軾還寫過一首《山前絕句》組詩，其中第二首是這樣寫的：

老翁七十自腰鐮，慚愧春山筍厥甜。

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

御史說這首詩抹黒大平盛世，有誹謗朝廷之意。

元豐三年，蘇軾因“烏臺詩案”貶謫黃州團練副使，精神寂寞，窮愁潦倒。因為蘇軾反對新黨，又是文壇領袖，所以被新黨視為眼中釘，欲除之而後快。蘇軾所作詩文都變成印證其罪的證據，這一事件對他的打擊是很大的，反映在文學創作上，就是他將創作重心由詩文轉向詞，以詩為詞，將自己的才華傾注在詞這種文體中，開創了豪放一派。

而後，宋神宗依奏，派人將蘇軾帶回御史臺獄受審，蘇軾對以往譏諷新法的詩文一概承認，蘇軾乃一代文豪，收藏他的詩文的官員甚多，也一併受到牽連，官職最大的屬保守派代表司馬光。

《王復秀才所居雙檜》

“烏臺詩案”發生在北宋神宗年間，該案之所以出名，是因由北宋文豪蘇軾而起。在王安石變法之處，蘇軾即對新法中的一些弊端予以反對，故遭到迫害，被一貶再貶。在蘇軾被調往湖州的“謝表”裡，他曾經寫道“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可牧養小民”，意思是說，朝廷知道我又愚鈍又年老，伺候不了“新貴”，所以才到地方上做個小官。

這首詩裡確實有些牢騷，於是就被人拿來誣告他汙衊朝廷。另外，蘇軾還寫過兩首詠檜樹的詩，其中一首便是《王復秀才所居雙檜》，始終有一句“根到九泉無曲處，此心唯有蟄龍知”，是說我從檜樹外表挺立的樣子想象它的根也不會是彎曲的，但這種正直的根本有誰會認識呢？如果地下有蟄龍的話，也許只有它才能知道檜樹正直不彎的根本。因為這句詩裡涉及一個敏感的詞彙“龍”，於是為蘇軾招來橫禍。因為龍是天子的象徵，天子是飛龍在天的，而你蘇軾卻說“蟄龍”，豈不是叛逆的死罪？於是朝廷派人抓捕蘇軾打入御史臺獄中，因為御史臺的院子裡有很多柏樹，樹上有烏鴉棲息，故稱“烏臺”。

好在神宗還不糊塗，並沒因此而砍了蘇軾的腦袋，只是把他貶到黃州做了團練副使。“烏臺詩案”牽涉眾多，包括蘇門四學士，李之儀等。

不過所謂“國家不幸詩家幸”，宵小之徒，奸佞小人的迫害並沒有使蘇軾就此沉淪，在黃州他寫下了《念奴嬌•赤壁懷古》《前赤壁賦》《後赤壁賦》等千古名篇。

【書文小品】詳解：“烏臺詩案”是因為哪首詩引起的？

前言

蘇軾是我國北宋時期著名的文學家、書法家、畫家，他一生取得文學成就廣泛，對詩、詞、散文、書法、繪畫均有較高深的造詣。他雖然文場得意，但仕途卻非常坎坷。

蘇軾44歲時，遇到了他命中最驚險的一劫——“烏臺詩案”，此案是由監察御史告發的，在御史臺受審，可以說，“烏臺詩案”開創了我國文字獄的先河。

一、“烏臺詩案”始末1.因詩被捕

元豐二年（公元1079），蘇軾調任湖州三個月後，突然被御史臺召見，公差皇甫遵宣讀公文，說是免去蘇軾太守之職，並傳喚進京。

從湖州到汴京有二十多天的路程，蘇軾被長途押解，一路示眾，正如《孔氏談苑》中記載：“頃刻之間，拉一太守，如驅犬雞。”

元豐二年七月二十八日，蘇軾被逮捕，八月十八日被送入御史臺監獄，二十日被正式提審，整個逮捕過程乾淨利落，程式嚴密，似乎是早有預謀。御史臺逮捕蘇軾的理由是：蘇軾在詩中對朝廷不滿和對皇帝不敬。因為宋代的御史臺又叫烏臺，所以史稱此案為“烏臺詩案”。

早在蘇軾三月上任湖州太守時，他在《湖州謝上表》中說：

“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他將自己和“新進”相對，用自己不“生事”暗示“新進”人物“生事”。在六月時，監察御史裡行引用“新進”、“生事”等詞語上奏，暗指蘇軾“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誹謗新政，蘇軾於是被捕。

御史臺指控的罪證是蘇軾刻的一部詩集，而把這部詩集呈給朝廷的正是大名鼎鼎的《夢溪筆談》的作者沈括。

說句公道話，御史臺指控蘇軾對朝廷不滿，並沒有冤枉蘇軾。與新黨相比，蘇軾在政治上的保守限制了他的思維和視野，他常常寫詩譏諷朝廷，貶低新法，給了舊黨錯誤的指導風向，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新法的實施。

2.新黨構陷

蘇軾的政敵都藉此機會，抓住蘇軾詩中諷刺新法的地方，曲解詩意，汙衊蘇軾對神宗皇帝不敬，逼蘇軾承認叛逆罪名。

最先向蘇軾發難的是御史何正臣，他指控蘇軾誹謗新法，神宗皇帝並沒有理他。舊黨人見蘇軾毫髮無傷，心中十分不快。恰巧蘇軾此時上奏《湖州到任謝上表 》，裡面有幾句譏諷時政的言辭，舊黨人開始了第二次發難。

御史中皿李定指出蘇軾的四條罪狀：

一是 “估終不悔 ,其惡已著 ” ，

二是 “傲悖之語 , 日聞中外”，

三是 “言偽而辨 , ” “行偽而堅 ” ，

四是 “陛下修明政事 , 怨己不用 ” 。

而最狠毒的是監察御史舒亶，他在彈劾蘇軾的奏疏中逐條分析蘇軾的詩，據宋朋九萬在《東坡烏臺詩案》記載舒亶上奏的場景：

皇帝實行青苗法，他說“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皇帝要明法整頓吏治，他說“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卻無術”；皇帝要興修水利，他說“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 鹽鹼地 變桑田”；皇帝要推行鹽禁，他說“豈是聞韶解忘味 , 爾來三月食無鹽 ”等等。

經舒亶一解釋，似乎蘇軾的每一首詩，都是爭對新法和神宗皇帝的。而原本就為實施新法苦惱的神宗皇帝，此刻火上澆油，立刻下令御史臺立案審查。

3.被逼認罪

蘇軾被關進御史臺監獄受審時，他的每一個作品都被主審官抓住不放，一審再審，有時甚至是通宵達旦地逼供。44歲的蘇東坡支撐不住，他無奈承認了罪名。

然而這樣的罪名一旦承認，便只有死路一條，蘇東坡也心知自己在劫難逃。他和大兒子蘇邁約定，每天送飯都要有菜和肉，如果自己被判死刑，就送一條與過來。

一次，蘇邁外出，將送飯的事情交給一位親戚，可是忘記交代不要送魚了。這位好心的親戚剛好送去一條魚，蘇軾一看，心中絕望，他向獄卒借了筆墨，在監牢裡寫下兩首詩，向弟弟交代身後事：

“是處青山可埋骨 ,他時夜雨獨傷神 , 與君世世為兄弟 , 又結來生未了因 。”

蘇軾將詩交給獄卒，獄卒又將詩交給上級，層層上傳，終於傳到神宗手中，神宗看後很感動。神宗本人並不大相信蘇軾對他懷有二心 ,也十分賞識蘇軾的才華 ,他並沒有迫害蘇東坡的任何企圖 ，所以對蘇軾的案子也一拖再拖。

新黨人物見神宗猶豫不定，決定發起最後一擊。副宰相王珪面見神宗說：“蘇軾於陛下有不臣之意 。”但遭到神宗的反駁：“軾固有罪 , 然於聯不應至是 , 卿何以知之？”

王珪又引用蘇軾詩句：“根到九泉無曲處 , 歲寒唯有蟄龍知 。”他解釋到：龍飛本在天上，蘇軾卻要到九泉之下去求，這是詛咒皇上。

幸好神宗不糊塗，替蘇軾說道：“詩人之詞 , 安可如此論 , 彼自詠檜 , 何預聯事 。”

新黨成員是想盡辦法處死蘇軾。

4.多人求情

當時為蘇軾說情的人也有很多，上至國家的宰相 ,下至黎民百姓 ：蘇軾的弟弟蘇轍從中周旋，病重的皇太后曹氏也為蘇軾求情，她請求神宗放了蘇軾。就連罷相隱居山林的王安石，也連夜寫信給神宗皇帝求情。

十一月二十九日, 皇帝下詔赦免蘇軾，前後持續五個月的“烏臺詩案”終於有了結果。但被赦免後的蘇軾是戴罪之身，被貶黃州，充團練副使 , 並且不準擅離黃州，無權簽署公文 。

除蘇軾外，其他舊黨蘇轍、司馬光等人也受到誅連。

二、“烏臺詩案”發生的原因

詩案發生時，正處於王安石變法期間，朝廷大臣圍繞贊成新法與否形成新、舊兩黨，以司馬遷、蘇軾為中堅力量的是舊黨，他們對新政持反對態度，並且多次寫詩文譏諷變法。新黨成員也對舊黨恨之入骨，在政治上的爭鬥最終演變成一場殊死搏鬥。

蘇軾覺得變法的事情可以從長計議，必須要準備好一定的社會基礎和人才基礎，如果貿然實施將會戕害百姓，不利於國家經濟的發展。

可是神宗皇帝迫切想要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在沒有經過試驗的提前下，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弄得天怒人怨，百姓流離失所，賣兒鬻女。

蘇軾頻頻上奏皇帝，想要以一己之力阻止變法實行，後來見勢單力薄，就聯合朝中賢德之士共同抵抗，同時發揮他在當時的影響力，把自己的不滿之情寫在詩文裡，受人廣為傳唱，最終引來殺身之禍。

三、“烏臺詩案”對蘇軾創作的影響1.從“關心政治”到“寄情山水”

“烏臺詩案”前，作為傳統儒士出生的蘇軾，他的作品多與政治有關，他心懷天下，飽含憂患。在《刑賞忠厚之至論》中，他表達了自己的政治見解：

“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矣。”

在《教戰守策》中，他指出北宋民生禍患的根源在於“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

百姓只知道貪圖安樂，沒有憂患意識，過分貪圖安逸的生活，不懂得吃苦耐勞的精神。

被貶黃州後，蘇軾有了淡然處事、出世歸隱的想法，因為他深刻地明白早年的壯志已不能實現，黃州恬淡的生活帶給他從未有過的安穩和豁達。

如《西江月》中寫道：“玉骨那愁瘴霧，冰姿自有仙風。海仙時遣探芳叢。倒掛綠毛麼鳳。素面翻嫌粉涴，洗妝不褪唇紅。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

山水田園、自然風光成為他後期的主要題材，他常常借自然風光表達內心的失望和唏噓。

2.從“豪放不羈”到“雋永質樸”

蘇軾少年時，心高氣傲，張揚不羈，充滿豪情壯志，整個人是外放的狀態，因此他的詩文也多是豪情滿滿。他認為詩詞應該有作為，又該言之有物。

在《華清引·平時十月幸蓮湯》中，他寫道：“五家車馬如水，珠璣滿路旁。翠華一去掩方床。獨留煙樹蒼蒼。”在《密州出獵》中，他更是豪情萬丈，將自己想要保家衛國的心願表達得淋漓盡致。

“烏臺詩案”後，他內心懷著被貶後的不平與憤懣，他開始收斂自己放蕩不羈的性格，認識到自己與政治格格不入，他變得質樸雋永，面對世事也豁達起來。

如他的《念奴嬌 赤壁懷古》，寫這首詞時，蘇軾已經被貶黃州兩年，在赤壁古戰場，他想起古人建功立業，而自己仕途坎坷，心中抑鬱。但他也意識到，功名利祿不過是大浪淘沙，精神上的豁達才是自由的最高境界。

後記

“烏臺詩案”造成了蘇軾政治生涯的跌宕起伏，使得他內心鬱鬱不平，但是，這場文字獄讓他在性格、處世原則上更加成熟，同時成就了他創作史上的高峰。

圖|網路

歷史上的“烏臺詩案“並不是單純由某一首詩引起的。

這起歷史著名的“文化”案件，其發生的本質還是因為政治，因為蘇軾與當時朝廷的治國理念不同，不認同朝廷的變法改革，加之其時蘇軾作為文壇領袖很被朝廷忌憚。具體引發這個案件的，則是一篇謝表以及多首蘇軾與諸多好友唱和、贈送的詩。

“烏臺詩案“的始末

筆者查了下資料，大概理了下“烏臺詩案”的時間線（見下圖）。

客觀來說，這起案件中東坡先生本身倒也不算冤枉。作為那個時代執文壇之牛耳的大才，他對當時朝廷的變法改革不認同，並因為身為地方官看了太多變法推行過程中的弊端，於是忍不住在與朋友們的詩詞唱和中對這些弊端進行批評和諷諫。這給了那些擁護朝廷改革，並且對他不滿的人以可乘之機。

其實早在“烏臺詩案”爆發的6年前，著名的《夢溪筆談》的作者沈括就已經因為在浙江巡查新法推行事宜時看到了蘇軾的詩，覺得其涉嫌誹謗朝政而上報了，只是當時沒有引起朝廷的重視。當然，這也同樣沒引起東坡先生的重視，他仍舊沒有停止這種對朝政的諷諫。

並且，東坡先生雖在官場，但還是不免保留了文人的清高和直接。於是，在其被調任湖州太守上任時的《湖州謝上表》中，蘇軾很直接地寫道：

“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意思就是，皇帝陛下您是知道我愚鈍而且不合時宜，不能與那些變法的“先進”們公事，但您也瞭解我歲數大了不愛生事，給我個地方小官管理普通百姓勉強合格。蘇軾這話啊，看似謙虛，其實暗藏冷嘲熱諷，太過直接。

在那個皇權至上的年代，皇帝主導的變法改革你不支援也就罷了，還這麼明晃晃地進行諷刺，不辦你辦誰？！難不成你這個“文壇領袖”就可以給皇帝上眼藥？

應該說，東坡先生之所以被抓受審，這是在為自己前半生的曠達、不拘小節買單了，畢竟宋朝雖說有宋太祖趙匡胤定下的以文立國，厚待士大夫的國策，但畢竟不是言論自由的現代社會。

蘇軾被抓後，那些“烏臺”御史們負責“推勘”，就是審訊，“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何況東坡先生區區一介文人，也受不了那些刑訊的恫嚇、威逼，於是他的詩集作為他“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主要證據來源，幾乎篇篇都有所指，首首都可加罪，那些被他贈詩的好友們，王詵，黃庭堅，司馬光等人也都不能倖免，據查被牽連者達38人之多。

好在宋朝的司法制度真的已經有些文明底色了，沒有把這起政治案件真的辦成“文字獄”；好在宋神宗還真不是一個器量狹小的君主；好在蘇軾看不上的那些變法派重臣們，除了與他政見不合，卻還都是些深明大義、襟懷坦蕩的人，於是，在大理寺初審判審刑院複核之下，也是在王安石、章惇、時任宰相的吳充等人的諫言下，蘇軾最終只是被貶至黃州，堪堪保住了性命。

“烏臺詩案“對蘇軾的影響

“烏臺詩案“儘管虛驚一場，但卻對東坡先生的人生，尤其是藝術創作的風格造成了非常大的影響。

詩案前的東坡先生便如一把長刀，尖銳又狂放，揮灑自如，嫉惡如仇，遇見不平事便要拔刀相見，所以有“老夫聊發少年狂“之態，有”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之問，有”西北望，射天狼“之盼。

同樣都是豪放風格，詩案後的東坡先生卻變得有如一湖秋水，斂去了波濤，只留下了曠達、豁然和恬淡。於是，我們在東坡先生的詩詞中看到了“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秋涼“這樣的深沉哀惋，也看到了”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的超脫避世。儘管已經放下，但時而還會有”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這樣的孤高自許和對流俗的不屑。

“烏臺詩案“於東坡先生而言不啻一場噩夢，一下子將當初那個”致君堯舜“，”奮厲有當世志“的積極出世的蘇軾變為了”聊從造物遊“的避世出世的東坡先生。今日看來，也許大宋朝有失了一員幹吏的遺憾，但於我們後世人，卻有多了一位靜觀自然，平淡曠達的灑脫文豪之幸。

分析一下，由於歷史原因，中國曆朝歷代均由於歷史侷限，未能充分利用人力資源，古代是之，當代使然，未來未免……

野狐試答

題主好，野狐認為“烏臺詩案”不是哪首詩引起的，是歷史的必然。“烏臺詩案”是歷史與道德二律背反的結果，在歷史，它是一種必然，蘇軾只是最好的人選；在蘇軾，這是他個人的不幸，也給蘇粉們留下了惋惜和不平。

“烏臺詩案”是宋神宗任用王安石變法過程中的一個悲劇，它的產生有其客觀原因，也有著蘇軾的主觀原因。

歷史總是發展的，變革是歷史的必然，變法是一種順應和需要，變法成功的程度又會影響歷史的發展。歷史上有很多較為成功的變法，也有不少比較失敗的變法，總之變是必然的，《周易》講“變則通，通則久。”可變法並不是容易的事，守舊是一種習慣，加上利益的衝突，變法總是會遇到種種阻力。對此，魯迅的認識是深刻的，他在雜文《娜拉走後怎樣》中寫到："可惜中國太難改變了,即使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火爐,幾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動,能改裝。" 改革者必然要盡力掃除各種障礙，常常就會有悲劇伴隨產生，那麼蘇軾“烏臺詩案”的事冤不冤？這還需要從“慶曆新政”說起。

宋仁宗時期，社會危機日益嚴重，仁宗慶曆三年（1043）范仲淹、富弼、韓琦、杜衍共同執政，歐陽修時任諫官。范仲淹上書提出以整頓吏治為中心的改革主張，歐陽修等人也積極上書言事，仁宗採納了大部分意見，實施行政。

新政實施後，恩蔭減少，法治嚴厲，很多新貴官僚的利益受到損害，他們就紛紛起來詆譭新政，指責范仲淹他們是搞“朋黨”，范仲淹提出“君子之黨”予以回擊，歐陽修撰寫有名的《朋黨論》上書仁宗。朋黨問題是大宋的心病，加上仁宗皇帝短期內沒有收到變法的實際好處，很多官僚又極力反對，仁宗魄力不夠等原因，歷時一年半的“慶曆新政”，隨著范仲淹等人陸續被排擠出朝而以失敗告終。但這次變法對王安石的變法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

蘇軾的“烏臺詩案”是王安石變法的必然產物。慶曆新政失敗後，宋朝積貧積弱的局面仍在向前發展，朝廷內外危機四伏，要求改革呼聲很快又高漲起來。嘉佑三年(1058年)，王安石進京述職，作《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系統地提出對宋初以來的法度進行全盤改革，革除宋朝存在的積弊，扭轉積貧積弱的局勢，但沒被仁宗採納。

治平四年(1067年)，宋神宗即位， 宋神宗希望透過變法積弱的局面，消除弊病，克服統治危機，遂起用王安石為江寧知府，非常信任和器重王安石。熙寧元年(1068年)四月，王安石再次提出全面改革的想法，認為"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 神宗採納王安石的相關主張，並要求其盡心輔佐。熙寧二年(1069年)二月，宋神宗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開始實施變法，史稱“熙寧變法”，這是中國歷史上繼商鞅變法後又一次全面而深刻的變法。

歐陽修本是“慶曆新政”的重要人物，本身也是革新派人物，他認為冗官冗員，吏治腐敗是大宋的根本問題，變法要從這裡著手。歐陽修反對青苗法，且不執行，他做地方官時為政寬簡，極不同於王安石的苛急嚴峻，蘇軾很認同歐陽修，和他意見一致。但他們並非反對變法本身，只是對變法核心，變法中的一些具體措施，以及變法的推進落實等具體問題不滿。歐陽修、蘇軾在朝中言論影響力比較大，新黨變法必要統一思想，掃除障礙，歐陽修因此外放，辭官。歐陽修算是王安石的老師，且於熙寧五年（1072年）在家病逝，新黨可選的最好攻擊目標就是蘇軾了。

對此蘇軾自己應該很清楚，熙寧四年就有御史以雜事誣奏蘇軾過失，蘇軾一言不辯，乞外任避之，除通判杭州，時年三十六歲。蘇軾上任經過龜山，做《龜山》一詩對自己的後半生和大宋的未來做了很隱晦的預測，野狐文章中有專文論述。蘇軾胸無城府，口無遮攔，一片赤子之心，對人不設防，心裡藏不住話。即使外任也必然會發表不同言論，寫詩作文對新法說三道四那是不可避免的，要不就不是蘇東坡了。

由於保守勢力的激烈反對，新法在推行中屢遭阻礙，宋神宗也時有動搖，熙寧七年，王安石被迫辭相。變法失利後，神宗又在元豐年間(1078 ~1085)從事新法改制，烏臺詩案就發生在變法到改制的關鍵時刻。

元豐二年(1079)三月，蘇東坡由徐州調任太湖濱的湖州。他依慣例作《湖州謝上表》，本來是例行公事，大都是空話套話，可蘇軾沒管住嘴，最後發了幾句牢騷"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這下惹禍上身了，馬上被何正臣、舒亶等御史們抓住不放，湊巧，當時出版的《元豐續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給御史臺的新人提供了收集材料的機會。權監察御史何正臣、舒亶，國子博士李宜，權御史中丞李定等人。他們指控蘇軾寫詩文訕謗朝政、反對新法、指斥皇帝，要求處置蘇軾。

蘇軾被捕入御史臺監獄，御史臺舊稱烏臺，此案就成了名震一時的“烏臺詩案”。後經過多方營救，連曹太后，都出面說話，罷相在金陵的王安石也上書給朝廷，替蘇軾求情“安有聖世而殺才士者乎?”最後雖免於一死，貶官到黃州做團練副使，並不得簽署公文，受其牽連的多達幾十人。

“烏臺詩案”是歷史上有名的文字獄，蘇軾冤枉嗎？在欽差大臣皇甫遵去抓蘇軾時，聽聽蘇軾怎樣說的：“蘇軾自來疏於口舌筆墨，著惱朝廷甚多，今日必是賜死。死固不敢辭，乞歸與家人訣別。”後來，審訊中蘇軾對大部分指控，都坦白承認在詩中批評新政，嘲諷變法大臣，對變法的推動造成很會的影響。

蘇軾被捕後，其手稿書信大部分被家人連忙銷燬，御史搜抄走的只是小部分，想想，如果沒銷燬的話，蘇軾估計性命難保。

“烏臺詩案”不是哪首詩引起的，是政治鬥爭的結果，當然與蘇軾的性格也有很大關係。如果沒有“烏臺詩案”蘇軾的命運也許是另一番模樣，但歷史上也就不會有一個我們都喜歡的蘇東坡了。

北宋宰相王安石主張變法以後，蘇軾對變法中的一些條款很不贊成，並做了指責。

蘇軾是一位偉大詩人，寫過好多詩詞，其中有一首《詠檜》詩。詩中有這樣兩句:“根到九泉無曲處，歲寒唯有哲龍知。”歌頌檜樹的根能扎到九泉之下也不彎曲，地下的哲龍是檜樹的鄰友和知音。可是，卻被指控為直刺皇上，圖謀不軌。

當時的烏臺司法官員認為，蘇軾詩中說檜樹根寧折不彎是明目張膽與皇帝對抗，而且，皇帝是真龍天子，龍飛九天，而蘇軾詩中卻說下九泉找地下的蠶龍做知音，不更是抗拒皇上，大逆不道嗎?

由於烏臺官員的指控，蘇軾被革職治罪，打人監獄。後來，神宗帝親自閱案卷，覺得此案未免有些牽強附會。他說:“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詠檜，何與聯事?”意思是蘇軾寫的詠檜詩，和我有啥關係?於是下令將蘇軾免罪釋放，貶滴黃州。

烏臺詩案實質上是宋神宗時代由於蘇軾作詩而觸發的一樁案件。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文字獄的開始。因為發生在烏臺，所以稱作“烏臺詩案”。

我以前聽過，不太記得了。好像是蘇軾為他同朝為官的好友求情觸碰到了一些人的利益，後來他寫了一首詩，然後被一些人用來搞“文字獄”陷害他，最後他就被貶了。（建議你去查一下，可以更清楚的^_^）

這個事情具體細節比較複雜。化繁為簡，簡單說一下。其實就是一場文字獄。

元豐二年（1079）蘇東坡被調任湖州，然後例行公事的上了一篇謝恩的摺子：《湖州謝上表》，裡面發了幾句牢騷。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等逮住機會，有歪曲了幾首蘇軾的詩。就把蘇軾給告了。宋神宗很生氣，就把蘇東坡抓到了御史臺受審。所謂“烏臺”，即御史臺，因官署內遍植柏樹，又稱“柏臺”。柏樹上常有烏鴉棲息築巢，所以稱烏臺詩案。烏臺詩案最大的支持者是御史和宰相王珪。

這事情畢竟是抓了一個大文豪，寫了數萬字的交代材料。從這些交代材料，又揪出了司馬光，黃庭堅、蘇浙等二十九位大名士。

一邊是朝中重臣，一遍是享譽天下的大名士們，宋神宗自己也拿不定主意了，太祖早有誓約，除叛逆謀反罪外，一概不殺大臣。另外，王安石變法，蘇軾是反對的，在這個時候，王安石也為蘇軾辯護，再加上太后也出面了。這種局面下，為了不違背祖制，不得罪天下的讀書人。再加上宋神宗自己也喜歡蘇軾的才華。於是，宋神宗做了一個折中的處理方法（見《宋史·蘇軾傳》）：神宗獨憐之，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但是在這個地方只有官職，沒啥實權，也不能離鏡。

在這個職位上，軾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東坡居士的號就是從這個時候來的。據說還在這裡發明了東坡肉。

蘇東坡的烏臺詩案，發生於宋神宗元豐二年，為。蘇軾政治生涯重大轉折點，幾次至於死亡，有王安石求情後經力保，被髮配到黃州改滴黃州團練副使安置。所謂烏臺，就是御史臺。因官置內遍植柏樹，又稱柏臺。

柏樹上常有烏鴉棲息築巢，又稱烏臺。

事件性質：文字獄

詩名：（湖州謝上表）

在宋神宗任用王安石變法期間，我們的主人公蘇東坡，在上奏的摺子中，有這麼一段話，“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翻譯過來，大體意思是皇帝知道我笨，追不上時代，比不了那些主張變法的新人，但是覺得我不造謠生事，能治理百姓，所以對我不錯。

這段話，其實是牢騷話，發洩了蘇東坡對新法的不滿。而王安石一派的御史很敏感，認為這事可不是大是非，於是聯合彈劾蘇東坡。

御史臺俗稱烏鴉臺，烏臺，此次因為一句話，一段打油詩，而引發的彈劾案，被稱為烏臺詩案。

蘇軾在元豐二年由徐州調任太湖濱的湖州所做的《湖州謝上表》：

臣軾言。蒙恩就移前件差遣，已於今月二十日到任上訖者。風俗阜安，在東南號為無事；山水清遠，本朝廷所以優賢。顧惟何人，亦與茲選。臣軾(中謝)。伏念臣性資頑鄙，名跡堙微。議論闊疏，文學淺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獨無寸長。荷先帝之誤恩，擢置三館；蒙陛下之過聽，付以兩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過無功；法令具存，雖勤何補。罪固多矣，臣猶知之。夫何越次之名邦，更許藉資而顯受。顧惟無狀，豈不知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萬族。用人不求其備，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養小民。而臣頃在錢塘，樂其風土。魚鳥之性，既能自得於江湖；吳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職，息訟平刑。上以廣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臣無任。

因為“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養小民”這句牢騷，被當時的御史臺給盯上，硬是從蘇軾的其他文集中七拼八湊出蘇軾不滿朝廷皇上的證據。後蘇軾被關押在御史臺獄受審，因為御史臺又有烏臺之稱，所以被稱作烏臺詩案。

烏臺詩案的實質是蘇軾被捲入了王安石變法帶來的黨派之爭。蘇軾支援守舊，影響力又巨大，自然被變法派視為眼中釘，在烏臺詩案中，許多人被牽連，但最終只有蘇軾一貶再貶，受到嚴重的懲罰。

應該說烏臺詩案不是因為哪一首詩引起的，而是由蘇軾的上表引起的。

蘇軾同志從徐州調任湖州，照例要上表謝恩。作為變法反對派，這位老兄在作《湖州謝上表》的時候，一時糊塗，結尾夾了幾句牢騷話：“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御史臺的御史們多是王安石招來的新進勇銳之人，看到此表，有人摘引其中"新進""生事"等語參了蘇同志一本，說他“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可是就憑這一兩句話也不行啊。恰在這時蘇軾的新詩集出版了。御史臺的新人們發揚潛心鑽研的精神，終於從他的幾首詩找了突破口，具體的詩句不再贅述，總之給了他一個謗訕新政的罪名。於是逮捕，入獄，審問。

這些御史新人本想置蘇軾於死地，多虧宋神宗還不算昏庸，當朝很多人替他求情，包括太皇太后曹氏、蘇軾政敵退休宰相王安石，以及一些變法派大臣(仗義呀！)，最後神宗下令免除蘇同志一死，給他安排了黃州團練副使一職，接受勞動改造去了。烏臺詩案就此了結。

烏臺詩案可以說是政治鬥爭的產物，蘇軾是變法派和保守派鬥爭的犧牲品。

烏臺詩案有文字獄的意味，但又不同於清朝康熙雍正時期的文字獄。蘇案沒有十大酷刑，沒有株連九族，所以我們後世才能夠欣賞到蘇軾的前後《赤壁賦》，才能夠品嚐美味的東坡肉。

以言舉人或因人廢言的事情從古至今屢見不鮮，下面我們要聊的“烏臺詩案”也只不過是其中的一個。

話說當年大宋朝神宗趙頊繼位以後，年輕氣盛，朝氣蓬勃，為了振興祖業，啟用王安石開始變法改革，但也受到了以砸缸的司馬光為首的保守派強烈反對，而蘇軾就是司馬光這夥的，因為在中央看王安石等人不爽，就請求皇上把自己外派到地方上工作。

一零七九年三月，蘇軾從徐州調任湖州，作《湖州謝上表》，並在其中發了幾句牢騷：“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近；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結果被有心者大作文章，監察御史何正臣、李定等人認為蘇軾字裡行間都在影射朝廷，是對朝廷的大不敬。進而到處翻閱蘇軾過去所做詩詞，列舉出蘇軾“初無學術，濫得時名，偶中異科，遂叨儒館”四個罪名，要求對其處於極刑。至此，蘇軾於當年七月被捕，八月份移至御史臺受審，被關押一百多天，後因王安石等人一致求情，且蘇軾為當時文壇領袖，神宗即愛財也愛才，所以從輕發落，於第二年二月發配為黃州團練副使。至此，烏臺詩案畫上了句號，所謂烏臺就是御史臺，只因院內松柏常有烏鴉聚集，被戲稱烏臺。

值得一提的是，在烏臺詩案中，那些和蘇軾引為知己的保守派大臣們沒有一個人去為蘇軾求情，反而是那些被保守派稱為小人、奸邪的變法改革派卻紛紛上書為蘇軾求情。

透過這次變故，蘇軾的人生態度有了特別大的轉變，由愛國趨向了愛民，把激進也慢慢磨成了豁達，以前是“鬢微霜，又何妨，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今朝嘆“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秋涼。”

不是詩，而是《湖州謝上表》。此文是“烏臺詩案”的導火索。北宋官員上任要向皇上上書，以謝皇恩，蘇軾當時由徐州調往湖州任知州（知州即地方行政一把手），便寫了此書。

蘇東坡什麼人？千古奇才，一代文豪！即是文人，難免會有文人脾性，用筆刁鑽，仗著自己的才華將心中不滿寫入文章或抒於詩中。指桑罵槐、借用典故，拐彎抹角把人給懟了，易讓人心生不滿。

蘇軾究竟在《湖州謝上表》裡寫了什麼呢？以致被革新派的權監察御史何正臣抓住了把柄，下面列舉兩節：

節選一.伏念臣性資頑鄙，名跡堙微，議論闊疏，文學淺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獨無寸長。

蘇軾稱自己性格古怪，名聲也很微弱，才疏學淺，別人都有長處，而我毫無所長。什麼意思呢？革新派何正臣認為這是正話反說，是在標榜自己，先說自己不行，實為藉機抬高自己，貶低別人。

節選二.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蘇軾稱自己生性愚昧，跟不上形勢，和那些提拔快的官員沒法比。皇上看我這個人老了，也不會惹事生非，可以去地方做官。革新派何正臣認為這是暗諷革新派都是些惹事生非的官員，此為對革新派官員的人身攻擊。

當時神宗已三十幾歲，已不是當年的年輕皇帝，他不希望在兩黨之間權衡了，他要成為惟我獨尊的帝王。要樹立自己的威信，嚴懲反對派。革新派中以權御史中丞李定為首的官員看準機會，將目標鎖定為蘇軾。

為什麼要選蘇軾呢？原因有三，其一：最主要蘇軾是反對派，他反對新法。其二：蘇軾當時已是文壇領袖，身邊彙集大批文人，而他聲望最高，影響最大。其三：寫過抨擊新法的詩文，這些詩文的流傳對新法的推行大為不利。

於是，以李定為首的御史臺官員把蘇軾出版過的詩文蒐集到一起，研究了四個多月，終於找出了把柄。李定共列四罪：不學無術、無視朝廷、蠱惑人心、詆譭聖上聲譽。聲稱因無視朝廷而要將其斬首。

朝廷派出欽差皇甫遵星夜出發，抓捕蘇軾。黃甫遵到時，面色鐵青，一言不發，僵持良久。還是蘇軾先開了口，稱：“蘇軾自來疏於口舌筆墨，著惱朝廷甚多，今日必是賜死。死固不敢辭，乞歸於家人訣別。”皇甫遵卻很淡定的答道：“不至於此。”

蘇軾於元豐二年（1079）七月二十八日被捕，八月十八日被送進御史臺的監獄。

首先說一下 烏臺詩案 是由蘇軾的上表引起的。

當時蘇軾從徐州調任湖州，照例要上表謝恩。作為變法反對派，這位老兄在作《湖州謝上表》的時候，一時糊塗，結尾夾了幾句牢騷話：“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御史臺的御史們多是王安石招來的新進勇銳之人，看到此表，有人摘引其中"新進""生事"等語參了蘇同志一本，說他“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可是就憑這一兩句話也不行啊。恰在這時蘇軾的新詩集出版了。御史臺的新人們發揚潛心鑽研的精神，終於從他的幾首詩找了突破口，具體的詩句不再贅述，總之給了他一個謗訕新政的罪名。於是逮捕，入獄，審問。

這些御史新人本想置蘇軾於死地，多虧宋神宗還不算昏庸，當朝很多人替他求情，包括太皇太后曹氏、蘇軾政敵退休宰相王安石，以及一些變法派大臣(仗義呀！)，最後神宗下令免除蘇同志一死，給他安排了黃州團練副使一職，接受勞動改造去了。烏臺詩案就此了結。

烏臺詩案可以說是政治鬥爭的產物，蘇軾是變法派和保守派鬥爭的犧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