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有兩次大型瘟疫：

一、第一個時代是東漢末到三國初。實際上從東漢中期開始，在東漢末年達到疫情最高峰。東漢最後三十年，有記載的全國性大瘟疫發生了12次，小規模的地方性瘟疫不計其數。204-219年是最可怕的時代，在瘟疫的蹂躪之下，很多地方的人口死亡率達到50%甚至更高，強度甚至可能高於歐洲14世紀中期的黑死病。

醫聖張仲景描述“餘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來，猶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傷寒十居其七”。東漢末到三國初，是中國有文字記載的三千多年曆史上人口減少最劇烈的年代，人口從6000多萬驟減到1500萬以下，而瘟疫是這個苦難年代的頭號殺手，作用超過了戰爭和饑荒。

二、第二個恐怖的大瘟疫時代是明末清初。這一次主要流行鼠疫和天花，從萬曆年間開始，在崇禎年間達到了高峰。

明末清初一系列大事件背後都有瘟疫的身影。除了瘟疫直接導致北京城的意外淪陷和李自成軍隊的迅速“腐化”之外，天花也殺死了順治皇帝、多鐸等政壇大佬，而康熙被選為接班人的主要原因就是他已經出過天花，不用擔心被感染了。從現有記載看，鼠疫在底層民眾和士兵中的衝擊更廣，而天花則對上層政治人物的打擊更大。

崇禎十六年，京師內外疫病進入高峰，造成“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斂者”的慘狀。感染疫病時間長的一兩天死亡，時間短的，早晨得病，晚上就死。

崇禎十七年，吳江再次瘟疫大流行，得病者主要症狀是口中不時噴血，不久便斃命不起。這場瘟疫持續了一個多月，死人無數，哀鴻遍野。

1、公元196年，據張仲景在其著作《傷寒雜病論》中記載，外感熱病及當時的烈性傳染病，被統稱為“傷寒”，得了傷寒的人中的三分之二都不治身亡了，可見當時疫情的嚴重。

2、公元217年，癘氣流行，根據曹植《說疫氣》的記載，癘氣導致很多人的死亡，有的甚至全族覆滅，詳細描繪了當時的慘狀。癘氣是由於陰陽失位，寒暑錯時導致，而當時的老百姓卻信鬼神之說，可見當時百姓的愚昧無知。

古代流行的瘟疫有很多種類，常見的例如現在的流行性感冒，水痘等，由於古代沒有根治的特效藥，加之缺乏防疫意識，有時會演變為蔓延數鎮數城的瘟疫。

但以上的瘟疫與接下來的比較，屬實是小病小災。

要說真是死傷慘重，還要數黑死病的前身——鼠疫。

最早的鼠疫發生在541年，成為查士丁尼大瘟疫。源頭來自於埃及地區的老鼠和跳蚤搭上了前往東羅馬帝國的船，在此處鼠疫便大肆傳播。本來可能也就十幾萬的傷亡，但恰逢東羅馬帝王查士丁尼一心想著恢復故土，大肆徵召士兵，瘟疫傳播開，奪走至少1500萬人的生命。

可怕的是，這場瘟疫並未止步於此。鼠疫傳播到西歐，幾乎完全擊潰了西歐的人口和經濟。西歐因此陷入中世紀長達百年，真正成為歐洲最窮的窮弟兄。

不幸的是，在十三世紀，中國也爆發了大瘟疫。此次瘟疫從北方陸上絲綢之路取道進入，一舉摧毀了元朝的中樞。相繼有十六位皇子，兩位帝王因此喪命，大元帝國近乎於癱瘓。

這場瘟疫再次順著中東傳播到了多災多難的西歐，百年英法戰爭因此停止，人們膽戰心驚的將其稱為“黑死病”。西歐本就脆弱的經濟再次陷入崩潰邊緣。

黑死病繼續綿延到17世紀，嚴重削弱了大明的實力，造成它“十室鮮一脫者”的慘狀。同時期的“米蘭大瘟疫”更是奪去了東歐幾乎三分之一的人口。

萬幸人類技術力量的進步，導致疫苗的發明，肆虐千年的瘟疫終於得到控制。

　1、黑死病（1347 - 1351）

　　黑死病在人類歷史上是最致命的瘟疫之一。普遍認為是由一種名為鼠疫的細菌造成的。但最近有人認為是由其它一些疾病引起的。關於鼠疫的起源在專家中引起了廣泛的爭議。一些歷史學家認為黑死病開始於十四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或中亞。在隨後的數年內由商人和士兵攜帶到俄羅斯南部克里米亞。在十四世紀四十年代，流行病從克里米亞傳到西歐和北非。黑死病造成全世界死亡人數高達7500萬，其中歐洲的死亡人數為2500萬到50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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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第三次鼠疫大流行（1885-1950）

　　第三次鼠疫大流行是指1855年始於中國雲南省的一場重大鼠疫。這次世界性大流行以傳播速度快、傳播範圍廣超過了前兩次而出名。這場鼠疫蔓延到所有有人居住的大陸，先從雲南傳入貴州、廣州、香港、福州、廈門等地後，這些地方死亡人數就達10萬多人。中國南方的鼠疫還迅速蔓延到印度，1900年傳到美國舊金山，也波及到歐洲和非洲，在10 年期間就傳到77個港口的60多個國家。單在印度和中國，就有超過1200萬人的人死於這場鼠疫。據世界衛生組織透露，這次大遊行一直延延續到1959年，這時全世界因鼠疫而死亡的人數減少到了200個左右。這次流行的特點是疫區多分佈在沿海城市及其附近人口稠密的居民區，家養動物中也有流行。

　　3、查士丁尼瘟疫（541-542）

　　查士丁尼瘟疫是指公元541到542年地中海世界爆發的第一次大規模鼠疫，它造成的損失極為嚴重。但是此次瘟疫對拜占庭帝國的破壞程度很深，其極高的死亡率使拜占庭帝華人口下降明顯，勞動力和兵力銳減，正常生活秩序受到嚴重破壞，還產生了深遠的社會負面後果，而且對拜占庭帝國、地中海、歐洲的歷史發展都產生了深遠影響。當時出現了許多詭異恐怖的情景：當人們正在相互交談時，便不能自主地開始搖晃,然後就倒在地上；人們買東西時，站在那兒談話或者數零錢時，死亡也會不期而至。而最早感染鼠疫的是那些睡在大街上的貧苦人，鼠疫最嚴重的時候，一天就有5000到7000人，甚至上萬人不幸死去。

　　4、倫敦大瘟疫（1665-1666）

　　倫敦大瘟疫是指一場於1665年到1666年發生在英格蘭的大規模瘟疫。在這場瘟疫中，有七萬五千到十萬人喪生，超過當時倫敦總人口的五分之一。它在歷史上被確定為淋巴腺鼠疫（bubonic plague）引起的大面積黑死病，由人透過跳蚤感染了鼠疫耶爾森菌 。1665年這場傳染病是淋巴腺鼠疫在英格蘭的最後一次大規模爆發。

　　5、美洲瘟疫（16世紀）

　　歐洲人到來之前，這裡居住著400萬到500萬的原住民，其中大多數都在16世紀幾十年間死去，有歷史學家甚至稱它為“人類史上最大的種族屠殺”。不過，奪取印第安人生命的最直接殺手不是歐洲人的槍炮，而是他們所帶來的瘟疫。當哥倫布抵達新大陸時，歐洲人就已經經歷了多次致命傳染病的浩劫，也從中找到了治療一些傳染病的方法。但是，美洲之前長期與歐亞非大陸隔離，印第安人也幾乎與這些疾病完全隔絕。歐洲人的疾病隨著哥倫布的第一次美洲之旅後開始蔓延到新大陸。腮腺炎、麻疹、天花、霍亂、淋病和黃熱病等，這些早已被歐洲人適應的疾病對印第安人來說卻極具殺傷力，因為他們的免疫系統幾乎缺乏抵抗力，尤其是麻疹和天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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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米蘭大瘟疫（1629–1631）

　　1629年至1631年，義大利爆發了一系列的鼠疫，通常稱為米蘭大瘟疫。包括倫巴和威尼斯，此次瘟疫造成大約28萬人死亡。米蘭大瘟疫是黑死病開始後的所有流行性瘟疫中的最後一次大瘟疫。1629年，德國和法國士兵將傳染病帶到義大利曼圖亞。在三十年戰爭中，威尼斯軍隊感染了疾病，當他們撤退到義大利中北部時，將疾病傳染給了當地人。當時米蘭總人口為13萬，在這次瘟疫中染病而死的人數高達6萬人。

　　7、雅典鼠疫（公元前430–前427）

　　公元前430到前427年，雅典發生大瘟疫，近1/2人口死亡，整個雅典幾乎被摧毀。有專家認為此疫即鼠疫。雅典鼠疫是一場毀滅性的傳染病，襲擊了整座古希臘羅馬城。希臘史學家修昔底德對這場毀滅雅典的瘟疫的進行了這樣的描述。“身強體健的人們突然被劇烈的高燒所襲擊，眼睛發紅彷彿噴射出火焰，喉嚨或舌頭開始充血並散發出不自然的惡臭，伴隨嘔吐和腹瀉而來的是可怕的乾渴，這時患病者的身體疼痛發炎並轉成潰瘍，無法入睡或忍受床榻的觸碰，有些病人裸著身體在街上游蕩，尋找水喝直到倒地而死。甚至狗也死於此病，吃了躺得到處都是的人屍的烏鴉和大雕也死了，存活下來的人不是沒了指頭、腳趾、眼睛，就是喪失了記憶。”

　　8、古羅馬“安東尼瘟疫”（公元164—180年）

　　古羅馬“安東尼瘟疫”是因為傳染而引起的。據史書描述得此傳染病的症狀為：劇烈腹瀉，嘔吐，喉嚨腫痛，潰爛，高燒熱得燙手，手腳潰爛或是生了壞疽，感到難以忍受的口渴，面板化膿。在近東打戰士兵回到羅馬帝國，帶來了天花和麻疹，傳染給了安東尼的人們。9年後瘟疫再次爆發。 據羅馬史學家迪奧卡稱，當時羅馬一天就有2千人因染病而死，相當於被傳染人數的四分之一。估計總死亡人數高達5百萬。在有些地方，瘟疫造成總人口的三分之一死亡，大大削弱了羅馬兵力。瘟疫對羅馬帝國的社會和政治也有著極大的影響，特別是對文學好藝術領域的影響。上面這幅圖上的坑裡的遺骸就是傳染病死者的屍骨，讓人觸目驚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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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馬賽大瘟疫（1720 – 1722）

　　1720年，馬賽遭逢瘟疫侵襲，這是該市有史以來最嚴重的一次災難，也是18世紀初歐洲最嚴重的瘟疫之一。1720年，法國馬賽突發瘟疫，影響了整座城市和周邊城市，造成10萬人死亡。這場瘟疫來得快，去得也快，馬賽很快從瘟疫中恢復過來。經濟只用了短短的幾年就恢復了，並發展很快，貿易擴充套件到西印度群島和拉丁美洲。截至1765年，人口增長恢復到1720年之前的水平。這場瘟疫不像14世紀發生的黑死病破壞性那麼大。

　　10、莫斯科黑死病（1971年）

　　莫斯科最初出現鼠疫跡象是在1770年底，到1771年春季變成流行性大瘟疫。當時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措施，譬如設立隔離區，銷燬被汙染的財產，關閉公共浴池等。此次大瘟疫造成市民的極度恐慌和憤怒。整座城市的經濟陷入癱瘓，主要是因為許多工廠，市場，商店，和行政大樓已被關閉。接下來是糧食嚴重短缺，造成大部分莫斯科人的生活水平日益低下。為逃避瘟疫，貴族階級和有錢人紛紛離開莫斯科。1771年9月17日早晨，大約1000人再次聚集在Spasskiye門口，要求釋放被俘的反政府武裝分子和消除隔離

上古時期

中國古代殷墟甲骨文已有“蟲”、“蠱”、“瘧疾”、“疾年”等文字的記載。“癘”字可見於《尚書》、《山海經》和《左傳》。

漢朝

公元2年，青周大疫，漢平帝詔曰：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

三國時期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冬天，北方發生疫病，當時為太子的曹丕在第二年給吳質的信中說：親故多羅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除孔融、阮瑀早死外，建安七子之中竟有五人死於傳染病。曹植《說疫氣》描述當時疫病流行的慘狀說：建安二十二年，癘氣流行，家家有殭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

魏晉南北朝

晉惠帝光熙元年（306年）：寧州頻歲飢疫，死者以十萬計。五芩夷強盛，州兵屢敗，吏民流入交州者甚眾。（《資治通鑑》）

永嘉年間（307年～312年），戰亂頻仍，雍州以東，“人多飢乏，更相鬻賣，奔迸流移，不可勝數。”、“又大疾疫，兼以饑饉，……流屍滿河，白骨蔽野。”（《晉書·食貨志》）

義熙元年（405年），益州大族譙縱據四川，自稱成都王。義熙二年（406年），劉裕派遣劉敬宣率兵五千人伐蜀。義熙四年（408年）九月，敬宣部隊勢如破竹，到達遂寧郡之黃虎，譙縱請求後秦姚興出兵，姚興遂派遣平西將軍姚賞等率兵增援，黃虎之戰中劉敬宣前進受阻，雙方相持六十餘日，敬宣部隊糧草啖盡，此時疾疫大起，死者大半，敬宣下令退出四川。到建康時，士兵十不存一。

隋朝

開皇十年（590年），首都長安發生疾疫。大業八年（612年），山東、河南大水，不久出現疾疫。山東地區災情尤慘。

唐朝

代宗廣德元年（763年），江東大疫，死者過半。辛丑歲（762年），大旱，三吳飢甚，人相食。明年大疫，死者十七八，城郭邑居為之空虛，而存者無食，亡者無棺殯悲哀之送。大抵雖其父母妻子也啖其肉，而棄其骸於田野，由是道路積骨相支撐枕藉者彌二千里，春秋以來不書。（《吊道殣文》）

宋朝

北宋慶曆八年（1048年），河北大水，次年三月疫災。

南宋嘉定元年（1208年），江淮一帶大疫。（《宋史·五行志》）

南宋度宗鹹淳七年（1271年），浙江永嘉地區大疫。

南宋德佑元年（1275年）六月，常州等城為元軍佔領，城內居民四處逃竄，“民患疫而死者不可勝計”。

南宋德佑二年（1276年）閏正月，元軍包圍了臨安府，德佑二年閏三月，臨安府大疫。

遼、金、蒙古

金末年哀宗正大九年（1232年），汴京疫病大起，“都人不受病者萬無一二，既而死者繼踵不絕。”當時汴京有城門12座，每日各門送出死屍多達2千具。

元朝

至大元年（1308年）春，紹興、慶元、召州大疫，死者二萬六千餘人。皇慶二年（1313年）冬，京師大疫（《元史·五行志》）。至順二年（1331年），衡州連歲大旱，又發生疫災，“死者十九”（《元史·文宗紀》）。

1344年，中國淮河流域爆發黑死病，河北商人再沿“絲路”將之傳到印度、敘利亞、美索不達米亞等地。同時期蒙古人西征時，將染疫屍體用投石機投入城中，由此散佈病毒至歐洲各處。造成1347年歐洲大流行，大文豪薄伽丘的《十日談》即是以這場瘟疫為故事背景，描寫浩劫下的人性。

至正十九年（1359年）春夏，莒州沂水、日照二縣和廣東南雄路大疫。

明朝

萬曆八年（1580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傳染者接踵而亡，數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闔門不起者”。萬曆《山西通忘》卷26記載，潞安“是歲大疫，腫項善染，病者不敢問，死者不敢吊”。

崇禎六年，山西出現瘟疫。崇禎“七年八年，興縣盜賊殺傷人民，歲饉日甚。天行瘟疫，朝發夕死。至一夜之內，百姓驚逃，城為之空”。

崇禎十年，山西全境瘟疫大流行“瘟疫盛作，死者過半”，疫情傳到河南地區，“瘟疫大作，死者十九，滅絕者無數”。榆林府“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

崇禎十二年夏，商洛山中瘟疫流行，李自成、劉宗敏的義軍將士染病。

崇禎十三年，夏又大疫。順德府（今邢臺）、河間府（今河間）和大名府（今大名）有大疫，人死八九。崇禎十五年，……大疫。

崇禎十六年二月，北京大疫，病名叫“疙瘩病”，“大疫，人鬼錯雜。薄暮人屏不行。貿易者多得紙錢，置水投之，有聲則錢，無聲則紙。甚至白日成陣，牆上及屋脊行走，揶揄居人。每夜則痛哭咆哮，聞有聲而逐有影”。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崇禎十六年八月，天津爆發肺鼠疫：“上天降災，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傳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數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門逐戶，無一保全。”

崇禎十七年，天津督理軍務駱養性說，“昨年京師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斂者。”

清朝

順治元年（1644）懷來大疫、龍門大疫、宣化大疫。（《清史稿》）

順治四年（1647）夏秋，江西撫州大疫，屍相枕籍，死數萬人。（光緒《撫州府志》卷84）

順治九年（1652）萬全大疫。（《清史稿》）

順治十三年（1656）西寧大疫。（《清史稿》）

順治十六年（1659）夏秋，濁州大疫。（《濁州府志》）

康熙元年（1662）五月，欽州大疫，餘姚大疫。（《清史稿》）

康熙七年（1668）七月內丘大疫。（《清史稿》）

康熙九年（1670）正月靈川大疫（《清史稿》）。棗陽大旱大疫（《棗陽縣誌》）。

康熙十二年（1673）夏新城大疫（《清史稿》）。棗陽大疫（《棗陽縣誌》）。

康熙十六年（1677）五月上海大疫。六月，青浦大疫。七月，商州大疫。（《清史稿》）

康熙十九年（1680）正月，蘇州大疫，溧水疫。八月，青浦大疫。（《清史稿》）

康熙二十年（1681）晉寧疫，人牛多斃；曲陽大疫。（《清史稿》）

康熙二十一年（1682）五月，榆次疫。（《清史稿》）

康熙二十二年（1683）春，宜城大疫。（《清史稿》）

康熙三十一年（1692）三月，鄖陽大疫。五月，房縣大疫，廣宗大疫。六月，富平疫，同官大疫，陝西大疫，鳳陽大疫，靜寧疫。（《清史稿》）

康熙三十二年（1693）七月，德平大疫。（《清史稿》）

康熙三十三年（1694）夏，湖州大疫，桐鄉大疫。秋，瓊州大疫。（《清史稿》）

康熙三十六年（1697）夏，嘉定大疫，介休大疫，青浦疫，寧州疫。（《清史稿》）

康熙三十七年（1698）春，壽光、昌樂疫。夏，浮山疫，隰州疫。（《清史稿》）

康熙四十一年（1702）三月，連州疫。（《清史稿》）

康熙四十二年（1703）春，瓊州大疫，靈州大疫。五月，景州大疫，人死無算。六月，曲阜大疫，東昌疫，鉅野大疫。八月，文登大疫，民死幾半。（《清史稿》）

康熙四十三年（1704）春，南樂疫，河間大疫，獻縣大疫，人死無算。六月，菏澤疫。秋，章丘大疫；東昌大疫；青州大疫；福山瘟疫，人死無算；昌樂疫，羌州、寧海大疫；濰縣大疫。（《清史稿》）

康熙四十五年（1706）夏，房縣大疫，蒲圻大疫，崇陽疫。（《清史稿》）

康熙四十六年（1707）五月，平樂疫，永安州疫。七月，房縣大疫，公安大疫。八月，沔陽大疫。（《清史稿》）。

康熙四十七年（1708）二月，公安大疫。三月，沁源大疫。五月，靈州大疫，武寧大疫，蒲圻大疫，涼州大疫。（《清史稿》）

康熙四十八年（1709）三月，湖州大疫。四月，桐鄉大疫，象山大疫，高淳大疫，溧水疫。五月，太湖大疫，青州疫。六月，潛山、南陵、銅山大疫，無為、東流、當塗、蕪湖大疫。十月，江南大疫（《清史稿》）。江蘇高淳大疫，自春及秋死亡過半（民國《高淳縣誌》卷12）。

康熙四十九年（1710）秋，湖州疫。（《清史稿》）康熙五十二年（1713）冬，化州大疫，陽江大疫，廣寧大疫。（《清史稿》）

康熙五十三年（1714）夏，陽江大疫。（《清史稿》）

康熙五十六年（1717）正月，天台疫。（《清史稿》）

康熙五十七年（1718）永定大疫，死者千餘人（民國《永定縣誌》卷1）。

康熙六十年（1721）春，富平疫，山陽疫。（《清史稿》）

康熙六十一年（1722）七月，桐鄉疫，嘉興疫。（《清史稿》）

雍正元年（1723）秋，平鄉大疫，死者無算。（《清史稿》）

雍正二年（1724）六月，陽信大疫。（《清史稿》）

雍正四年（1726）四月，上元疫，曲沃疫。五月，大埔疫，獻縣疫。（《清史稿》）

雍正五年（1727） 夏，揭陽大疫，海陽大疫。秋，澄海大疫，死者無算。冬，漢陽疫，黃岡大疫，鍾祥、榆明疫。（《清史稿》）

雍正六年（1728）三月，武進大疫，鎮洋大疫，常山疫。四月，太原疫，井陘疫，沁源疫，甘泉疫，獲鹿疫，枝江疫，崇陽大疫，蒲圻大疫，荊門大疫。夏，巢縣疫，山海關大疫，鄖西大疫（《清史稿》）。夏四月，松江大疫，鄉人謂之蝦蟆瘟（《松江府志》）。

雍正十一年（1733）鎮洋大疫，死者無算；崑山疫；上海大疫，寶山大疫。（《清史稿》）

乾隆三年(1738)疫疾流行。（《通渭縣誌》）

乾隆五年(1740)瘟疫流行，民有死亡。（《通渭縣誌》）

乾隆七年(1742)六月，無為疫。（《清史稿》）

乾隆十年(1745)十一月，棗陽大疫。（《清史稿》）

乾隆十二年(1747)五月，蒙陰大疫。（《清史稿》）

乾隆十三年(1748)春，泰山大疫，曲阜大疫。夏，膠州大疫，東昌大疫，福山大疫。秋，東平大疫。（《清史稿》）

乾隆十四年(1749)五月，青浦大疫，武進大疫。七月，永豐、溧水疫。（《清史稿》）

乾隆十八年(1753)晉江縣大疫，至十九年秋乃止，死者無數。泉州大疫，延及次年。（李穎、王尊旺《清代福建瘟疫述論》）

乾隆二十一年（1756）春，湖州大疫，蘇州大疫，婁縣大疫，崇明大疫，武進大疫，泰州大疫。夏，通州大疫。十一月，鳳陽大疫（《清史稿》）。夏大旱，有青蠅結陣如密雨過，大疫，隨之邑人多死（《沛縣誌》）。蘇州大疫，米價騰貴（《蘇州府志》卷142）。

乾隆二十二年（1757）四月，桐鄉大疫。七月，陵川大疫。（《清史稿》）

乾隆二十三年（1758）泉州郡大疫，延及次年。（李穎、王尊旺《清代福建瘟疫述論》）

乾隆二十五年（1760）春，平定大疫。六月，嘉善大疫。冬，靖遠大疫。（《清史稿》）

乾隆二十九年（1764）十月（豐城）痘疫，小兒傷者無算。（《豐城縣誌》）

乾隆三十二年（1767）八月，嘉善大疫。（《清史稿》）

乾隆三十五年（1770）閏五月，蘭州大疫。（《清史稿》）

乾隆三十六年(1771)春大疫。（《通渭縣誌》）

乾隆四十年(1775)春，武強大疫。（《清史稿》）

乾隆四十八年(1783)六月，瑞安大疫。（《清史稿》）

乾隆五十年(1785)冬，青浦大疫（《清史稿》）。（象山）痘疫，稚幼十傷其七（《象山縣誌》）。

乾隆五十一年（1786） 春，泰州大疫，通州大疫，合肥大疫，贛榆大疫，武進大疫，蘇州大疫。夏，日照大疫；範縣大疫；莘縣大疫；莒州大疫，死者不可計數；昌樂疫；東光大疫（《清史稿》）。秋，即墨大疫（《即墨縣誌》）。霍邱夏大疫，民死十之六，甚至有闔家盡斃，無人收殮者（同治《霍邱縣誌》卷16）。（舒城）夏大疫（《舒城縣誌》）。

乾隆五十五年（1790）三月，鎮番大疫。八月，雲夢大疫。（《清史稿》）

乾隆五十七年（1792）九月，黃梅大疫。（《清史稿》）

乾隆五十八年（1793）冬，嘉善大疫。（《清史稿》）

乾隆六十年（1795）十二月，瑞安大疫。（《清史稿》）

嘉慶二年（1797）六月，寧波大疫。（《清史稿》）

嘉慶三年（1798）五月，臨邑大疫（《清史稿》）。春夏，永嘉大疫（《永嘉縣誌》）。

嘉慶五年（1800）五月，宣平大疫。（《清史稿》）

嘉慶十年（1805）二月，東光大疫。三月，永嘉大疫。（《清史稿》）

嘉慶十一年（1806）夏五月，痘疫，多夭死。（《萬載縣志》）

嘉慶十六年（1811）七月，永昌大疫（《清史稿》）。夏痘疫，死者相望（《萬載縣志》）。嘉慶十九年（1814）閏二月，枝江大疫。（《清史稿》）

嘉慶二十年（1815）春，泰州疫。四月，東阿疫，東平疫。七月，宣州疫，武城大疫。（《清史稿》）

嘉慶二十一年（1816）內丘大疫。（《清史稿》）

嘉慶二十三年（1818）十一月，諸城大疫。（《清史稿》）

嘉慶二十四年（1819）五月，恩施大疫。（《清史稿》）

嘉慶二十五年（1820）七月，桐鄉大疫，太平大疫，青浦大疫。八月，樂清大疫，永嘉大瘟疫流行。冬，嘉興大疫（《清史稿》）。七月長樂縣吐瀉盛行，人死極多（李穎、王尊旺《清代福建瘟疫述論》）。八月，樂清大疫，時患霍亂轉筋之病，犯者頃刻死，哭泣之聲，幾遍里巷（《樂清縣誌》）。八月，瑞安痧疫流染，朝發夕死，遭此厄者，十室七八，得生者十之一二，啼哭之聲，遍於里巷（洪守一《甌乘拾遺》）。疫癘大行，轉筋霍亂證自此始（《南匯縣誌》）。秋大疫，石浦尤甚，其症腳筋抽搐即死（《象山縣誌》）。秋大疫，其病霍亂吐瀉，腳筋頓縮，朝發夕斃（《慈溪縣誌》）。

道光元年（1821）三月，任丘大疫。六月，冠縣大疫；武城大疫；範縣大疫；鉅野疫；登州府屬大疫，死者無算。七月，東光大疫，元氏大疫；新樂大疫；通州大疫；濟南大疫，死者無算；東阿、武定大疫；滕縣大疫；濟寧州大疫。八月，樂亭大疫；青縣時疫大作，至八月始止，死者不可勝計；清苑、定州瘟疫流行，病斃無數；灤州大疫；元氏、內丘、唐山、蠡縣大疫；望都大疫；臨榆疫；南宮、曲陽、武強大疫；平鄉大疫。九月，日照大疫，沂水大疫（《清史稿》）。瑞安大疫（《民國瑞安縣誌》）。秋收七月至八月大疫，霍亂暴死者眾，福建全省皆然（《連江縣誌》）。七月八月，全省霍亂流行（《莆田縣誌》）。（江陰）夏秋大疫，村裡中數日之間，有連斃數十人者，有一家數口盡歿者（《江陰縣誌》卷8）。

道光二年（1822）夏，無極、南樂大疫，臨榆大疫，永嘉疫。七月，宜城大疫，安定大疫。（《清史稿》）

道光三年（1823）春，泰州大疫。秋，臨榆大疫。（《清史稿》）

道光四年（1824）平谷、南樂、清苑大疫。（《清史稿》）

道光六年（1826）冬，霑化疫。（《清史稿》）道光七年（1827）冬，武城疫。（《清史稿》）

道光十一年（1831）秋，永嘉瘟。（《清史稿》）

道光十二年（1832）三月，武昌大疫，咸寧大疫，潛江大疫。四月，蓬萊疫。五月，黃陂、漢陽大疫；宜都大疫；石首大疫，死者無算；崇陽大疫；監利疫；松滋大疫。八月，應城大疫，黃梅大疫，公安大疫。（《清史稿》）

道光十三年（1833） 春，諸城大疫。四月，乘縣大疫。五月，宜城大疫，永嘉大疫，日照大疫，定海大疫。（《清史稿》）

道光十四年（1834）六月，宣平大疫，高淳大疫（《清史稿》）。“甲午，瑞安又大疫，無處無病人，死者甚多”、“聞永邑廿三都葵溪陳岙人說，本年夏秋間大疫，其中村落有死及半者。其村五里外有一村落，同族十七家只留一家。陳岙聚落百五十家，共丁五百，失二百”、“聞葵溪一客說，本年白錢紙所以稀少之故，由春間皆以筍當飯，兼之大疫，死者幾半，其得生者亦無資本而歇業”、“本年春夏間，聞郡城雙門一聚落共三十二家，死於疫者幾盡，只剩三家”（趙鈞《過來語》）。“甲午春夏（溫州）大疫，貧民乞丐死於飢疫者橫塞道路，日以十百計，木棺既缺，以一棺殮二三尸，甚至以蒿草裹卷，兇慘形狀不堪寓目，實為從來所未見”（《甌乘補》）。

道光十五年（1835）七月，範縣大疫。（《清史稿》）

道光十六年（1836）夏，青州疫，海陽大疫，即墨大疫。（《清史稿》）

道光十六年（1836）十七年，十八年，連續3年間長樂縣瘟疫大作。（李穎、王尊旺《清代福建瘟疫述論》）

道光十九年（1839）九月，雲夢大疫。（《清史稿》）

道光二十二年（1842）正月，高淳大疫。夏，武昌大疫，蘄州大疫。（《清史稿》）

道光二十三年（1843）七月，麻城大疫，定南大疫。八月，常山大疫。（《清史稿》）

道光二十六年（1846）春夏，大疫，秋冬瘟痢流行。（《平陽縣誌》）

道光二十七年（1847）秋，永嘉大疫（《清史稿》）。秋，平陽大疫（《平陽縣誌》）。

道光二十八年（1848）春，永嘉大疫。（《清史稿》）

道光二十九年（1849）五月，麗水大疫（《清史稿》）。長樂縣瘟疫盛行（李穎、王尊旺《清代福建瘟疫述論》）。

咸豐三年（1853）三月，大飢疫。（《徐州府志》卷5）

咸豐四年（1854）（溫州）“現在疫氣到處傳染，大荒之歲，加以疾病，死喪累累”、“上半年瘟疫流行，近海村落為甚。錢橋、梅頭二村，各失丁二千，上戴一村百七十丁，失去一百，鮑田、海安，失皆不少”、“溫郡自舊秋水災後，瘟疫流行，愚民惑於沾染之說，骨肉不相顏，枕籍以死者，在在有之”（《過來語》）。“甲寅，大飢，（平陽）秋大疫”（《平陽縣誌》）。

咸豐五年（1855）六月，清水大疫。（《清史稿》）

咸豐六年（1856） 五月，咸寧大疫。（《清史稿》）

咸豐七年（1857）“五月間，邑（溫州）有痧症及疫痘，甚險”。（《過來語》）

咸豐十一年（1861）春，即墨大疫。六月，黃縣大疫。（《清史稿》）

同治元年（1862）正月，常山大疫。四月，望都、蠡縣大疫。六月，江陵大疫，東平大疫，日照大疫，靜海大疫。秋，清苑大疫；灤州大疫；寧津大疫；曲陽、東光大疫；臨榆、撫寧大疫；莘縣大疫；臨朐大疫；登州府屬大疫，死者無算（《清史稿》）。秋，即墨瘟疫流行（《即墨縣誌》）。江西安義秋大疫，死者數千人（同治《安義縣誌》卷16）。

同治二年（1863）六月，皋蘭大疫，江山大疫。八月，藍田大疫，三原大疫。（《清史稿》）同治三年（1864）夏，應山大疫，江山大疫，崇仁大疫。秋，公安大疫。（《清史稿》）

同治四年（1865）上杭縣四鄉亂後，繼以大疫，稻熟無人收穫。（《上杭縣誌》）

同治五年(1866)五月，永昌大疫。（《清史稿》）

同治六年(1867)二月，黃縣大疫。七月，曹縣大疫。九月，通州疫，泰安大疫（《清史稿》）。秋，瘟疫流行，民多死傷。（《通渭縣誌》）

同治七年(1868)戰亂、瘟疫，民大飢，死者甚眾。（《通渭縣誌》）

同治八年(1869)六月，寧遠、秦州大疫。七月，麻城大疫。（《清史稿》）

同治九年(1870)秋，麻城大疫。冬，無極大疫。（《清史稿》）

同治十年(1871)五月，孝義疫。六月，麻城大疫。（《清史稿》）

同治十一年(1872)夏，新城大疫，武昌縣大疫。（《清史稿》）

光緒四年（1878）六月，（平陽）大疫（《平陽縣誌》）。四月，大疫。是時河南、山、陝三年大飢，人相食，人民流入蒙境者遍地皆是，瘟疫到處傳染（《蒙城縣志》卷12）。

光緒十六年(1890)夏，安東疫病流行，死千餘人。（《三千年疫情》)

光緒二十年（1894）（金門）後浦頭，後水頭，沙尾等鄉，忽發生鼠疫，傳染甚速，死數百人，為金門前所未有。（《金門縣誌》）

光緒二十一年（1895）同安大疫，鼠先死，染者或腫項，或結核，吐血，流行甚盛（《同安縣志》）。鼠疫起。初由梨園子弟在楓亭傳染，載歸已死，船泊河濱，數日之內，河濱人染疫者十餘人，蔓延全城，死百餘人，以次傳染鄉村（《莆田縣誌》）。五月，京師疫癘流行，因疾疫而死的災民達三千餘人。六月，安東疫病大流行，死者不計其數。（《三千年疫情》)

光緒二十六年(1900)四月起，京師內外疫疾流行，大量人口死亡，《庚子紀事記》載：“居民死者枕藉。”十月，獲鹿縣出現大瘟疫。（《三千年疫情》)

光緒二十七年(1901)七月，安東疫情變本加厲，每日死30至60人。病死者難計其數。（《三千年疫情》)

光緒二十八年（1902）夏秋，（平陽）大疫（《平陽縣誌》）。五月，璦琿霍亂流行，每日抬到城外荒野掩埋的屍體不下七八百具，持續半月之久，死數千人。六月，京津地區大範圍爆發疫病，以霍亂為主。（《三千年疫情》)

光緒三十三年（1907）夏，安東、大連、旅順、遼陽等地霍亂大流行。（《三千年疫情》)

宣統二年（1910.10～1911.4）東北大鼠疫，死亡6萬餘人。伍連德首次明確“肺鼠疫”，以現代醫學的消毒、隔離、焚燒屍體、交通管制等手段，僅四個月就撲滅了這次可能導致中華民族滅頂之災的大鼠疫。中國歷史至此，才第一次以人類醫學的正確認識和有效干預，人力控制了瘟疫。

嶺南地區共有疫情938縣次，平均每年3.5縣次。（李永宸、賴文《嶺南地區1911 年以前瘟疫流行的特點》）。

黑死病--上帝的懲罰

人類歷史上爆發過多次的瘟疫，但持續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就是歐洲黑暗時代的黑死病。

1346年，西征的蒙古大軍用投石機將黑死病投入了歐洲。蒙古人開創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細菌戰，結果卡法陷落，由此而起，1348年，而鼠疫開始施虐歐洲。

鼠疫的症狀就是患者的面板上會出現許多黑斑，感染者痛苦的死去，幾乎沒有任何治癒的可能。

中世紀的歐洲，是歐洲歷史上最黑暗的時代，自東羅馬帝國陷落以後，封建割據興起，邪惡宗教盛行，真理之火熄滅，人民生活痛苦，戰爭連綿不斷，鼠疫給黑暗時代的歐洲帶來了死亡的氣息，歐洲人稱之為黑死病。

這之後的幾百年，歐洲人都在和黑死病鬥爭，但是代價慘重。黑死病導致整個歐洲減少約兩千五百萬人，單單佛羅倫薩80%的人感染了黑死病，死亡已是司空見慣，有的人在家裡死去，有的人死在路上，很多人死了沒人知道，大家對死亡已經麻木了，如果誰家沒有死人，那真是要慶祝一下了。

由於此刻天主教會的神也拿黑死病沒有辦法，讓民眾不再虔誠，天主教會的專治地位從此被打破，之後的文藝復興，宗教改革改變了文明的發展方向。

正所謂福禍所依，黑死病為轉型中的歐洲文明進行了一次大洗禮，之後的歐洲擺脫了黑暗時代，從而開啟了工業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