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認為不是修改而是過度錐拓所致

樓主手上的這本貼是日本人所作。照片對應拓本，非常清晰。眾所周知，褚遂良雁塔聖教序宋拓片流失日本，原碑仍立在西安大雁塔。現在原碑已被欄杆鐵鏈捆的嚴嚴實實，不僅看不到，拍照都無可能。（下為宋拓本）

1997年，兩個日本人到了西安，他們打開了鐵鏈，用高精度照相機掃描了兩天，回國後做成了拓本（就是樓主手中這本），還把每個字放大到了a4紙大小，一個字一個字研究發現了一個驚人秘密，雁塔修改處多達1400多處，提出了修正線一說。

持修 正線”說觀點的是日本書法家荒金信治、荒金治父子，在對《雁塔聖教序》進行研究後發現，在該碑1463個單字中．有978個字(約佔總字數 的’70％)存在類似圖1所示的情形，他們把這種現象定名為“修正線”。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呢?他們認為《雁塔聖教序》曾經有過兩次書寫，第一次是在沒 有做立碑準備的唐太宗時期。褚遂良在濃厚的行書氣氛下書寫了帶有行書意味的聖教序。第二次是在決定立碑的唐高宗時期，褚遂良利用第一次書寫的原稿來進行修 改，把行書筆畫比較多的原稿修改為楷書筆畫。他們又進一步解釋說，今天之所以能看到兩種筆畫同時存在，是因為有兩種可能，一是在褚遂良沒有告訴刻工萬 文韶留下哪些筆畫的情況下，萬文韶按照原稿將兩種筆畫都如實地刻了下來；二是在褚遂良與萬文韶溝通的情況下，將兩種筆畫都作保留並刻了下來。他們把修 正線看作是二人投入感情的結果，行書線條代表唐太宗．楷書線條代表唐高宗，以此碑來紀念他們心目中的兩代皇帝。

關於“修正線”說法有這樣幾點疑問，其一，關於第一次書寫的問題。我們知道．在唐太宗在位的23年時間裡．由於唐太宗對晉王羲之書法的極力推崇， 唐朝上下被一派“王風”籠罩。公元645年，玄奘取經回到長安，唐太宗及太子李治親自為其作序、記，並命釋懷仁綴集王書配字刻碑。懷仁歷時二十五年(公元 648年——公元672年)而成《懷仁集王書聖教序》。在這種情況下，唐太宗不可能再讓褚遂良用行書來寫聖教序。退一步講．即便受這種“王風”氛圍的影 響，褚遂良也只能用自己風格的行書來寫聖教序，而將《雁塔聖教序》中帶有行書意味的字與褚遂良的行書《枯樹賦》兩相對照，便會發現二者在筆法、 結體及藝術風格上還是有很大不同的。

現代研究褚書的專家劉墨、劉濤等皆認為《雁塔聖教序》碑為一次寫成，即公 元653年10月寫成《序》，同年12月寫成《記》。其二，關於修改原稿的問題。通常情況下．作為書家不會因圖省事來做修改書法作品原稿的事情，而多會選 擇重新書寫作品。除非在特定情況下，才會發生修改原稿的事情。一是錯字較少之時可修改．二是急就之時要修改，三是書家心情極度悲喜之時會修改，如王羲之書 《蘭亭序》、顏真卿書《祭侄文稿》等。而褚遂良當時恐怕不存在這些情況。另外，從修改的數量和難度看，數量已近70％、難度不亞於重新書寫，那麼，為什麼 要費力修改而不重新書寫呢?其三，關於褚遂良與萬文韶溝通的問題。首先，作為書家的褚遂良和作為刻工的萬文韶，其相互配合應該是十分默契的，哪些應該怎麼 做．哪些不應該怎麼做，他們心中自然有數。其次，在古代，書碑、刻碑、立碑向來是十分莊重而嚴肅的事情。而《雁塔聖教序》的內容又為二皇親自撰寫．足見重 視程度之高，如果沒有皇帝的命令或許可。則不管二人商量與否．褚遂良與萬文韶是斷然不敢擅自為之的。否則，未免隨意性太大了，其也吃罪不起。其四，關於兩 種線條代表和紀念兩代皇帝的問題。首先，褚遂良耿直不阿、竭智盡忠、直言不諱的秉性，決定了其不會做出這種曲意逢迎的事情來。略舉兩例，一、褚遂良任起居 郎時，唐太宗曾問他：“朕有不善，卿必記邪?”褚遂良答道：“守道不如守官，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因為，“遂良不記，天下之人亦記之矣。”二、在唐高宗 欲立武則天為皇后的問題上，褚遂良堅決反對並冒死進諫而被一貶再貶．褚遂良如不如此，也不會最終慘死於武則天之手。其次，行書線條非太宗喜歡的王羲之書法 線條，以此來代表太宗似有牽強附會之嫌。高宗在其父太宗的影響下及“王風”氣候的薰陶下(如太宗曾命馮承素等人摹拓了《蘭亭序》許多副本，分賜諸王及近臣 學習)，也應該喜愛王書，這從其行書作品《大唐記功頌》等可見端倪，故以楷書線條來代表高宗似有些自作多情。再次，唐朝廷立《雁塔聖教序》左右兩碑．既可 以彰顯欣欣向榮的大唐氣象，又足以起到紀念二皇的作用，因此，完全沒有必要在一些字的筆畫這些小處上再做文章。而在一些字的細節上進行處理，非但顯得有些 小氣，也破壞了單字的整體美感，有畫蛇添足之嫌，同時也降低了作品的藝術性(好在今天我們學習、欣賞此碑時，往往將其忽略掉)。我想，對於作為著名書家的 褚遂良和有刻字勝手之譽的萬文韶來說。絕不會想不到這些吧。

綜上所述，我認為，《雁塔聖教序》筆畫異常現象，既不是修正線，也不是敗筆，而應錐拓失當所致。首先，我們要搞清楚的是，《雁塔聖教序》不是行書改為楷書， 而實為行法楷書，即行楷。正如書家白鶴《褚遂良》一書反覆指出的那樣，“《雁塔聖教 序》因名聲太大加上歷代錐拓又甚，早成碑底，褚字的風韻和點畫用筆的微妙處，大多已亡失。”由此推斷，《雁塔聖教序》筆畫異常現象，當為錐拓過多而失當所 致。

儘管如此，由於時間久遠，又鮮有歷史文字記載，故這種推斷與“修正”線說一樣，只能說明其存在的一種可能性，個人覺得這個比較合理。

雁塔聖教序本人練習過幾年。說說感想。碑刻具有修飾，體現剛強，體現筆挺。所以學書者不要完全模仿看到的碑刻，而是要透過刀鋒看筆峰。當然初學者需要一步一腳印，慢慢探索。

以前曾多次細看過日本人拍的那本放大研究褚之聖教中筆劃修改痕跡的書，對他們的研究初看覺得有道理，後來再看，感覺並不盡然贊同。因為很多字相同相似部件的寫法，在其他不同字的同樣部件上，常一再重複出現，有的似有十幾次甚至更多的重複出現。感覺好象並不單純是如日本人研究所猜測的那樣是修改、改刻留下的痕跡。從刻工超高的工藝水準看，說刻工只精於手藝而不識字，所以修改稿上所有的痕跡一併全給它刻上的說法，個人感覺是不大可能，天天刻字接觸語言文字而不認字說不過去的。近千年過去，原因不得而知，也許真相永遠不會為人知。這我也胡亂猜測一下，或許他是有意為之的？一些不同字中相同的比較奇特的寫法（後人常認為是之後的修的痕），或許是他特意要寫成那樣，並固化為一種他自己的審美？或說他形成了一套屬於他自己的、獨特的富於創造性的書法表現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