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晚清政局，有這樣一個人。一方面，他是千夫所指的“漢奸”、“賣國賊”、“滿清走狗”；另一方面，他又是支撐滿清殘局、推進洋務運動的中流砥柱。正所謂，恨他的人，恨之入骨；愛他的人，頂禮膜拜。歷史人物的複雜性，在他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

他就是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李鴻章。

李鴻章是安徽合肥人。多年以後，人們會親切地稱呼他為“李合肥”。就像人們尊稱康有為為“康南海”、張之洞為“張南皮”、袁世凱為“袁項城”一樣。有人據此寫出對聯：“宰相合肥天下瘦，司農常熟世間荒。”前者說的正是李鴻章，後者則是指江蘇常熟人翁同龢。翁同龢做過司農一職，相當於現在的農業部長。

當然，這幅對聯可不是來表揚李鴻章的。

遙想270多年前的那個秋天，20歲的李鴻章躊躇滿志。這一年，他在廬州府學被選為優貢，前途一片光明。這時候，在北京當官的父親，催促他奔赴北京，準備來年的順天府鄉試。李鴻章遵命北上，途中心情極佳的他，賦詩10首。

其中一首雲：“丈夫隻手把吳鉤，意氣高於百尺樓。一萬年來誰著史，三千里外覓封侯。”頗有辛棄疾“氣吞萬里如虎”的胸懷和氣概。

李鴻章的仕途堪稱一帆風順。本身就是官二代，以及曾國藩的青睞和提拔，再加上參加剿滅太平天國的磨練，使得李鴻章歷任江蘇巡撫、兩江總督、湖廣總督、直隸總督等軍政要職。

縱觀李鴻章一生，在三件事上辦得最為引人矚目。一是軍事，一是洋務，一是外交。

——在軍事上，李鴻章屬於典型的書生帶兵，這與曾國藩如出一轍。書生帶兵，往往誇誇其談，好大喜功。而李鴻章卻兼具胸懷天下的戰略眼光和步步為營的實用主義。

從戰略眼光看，李鴻章很早就看到了海防的重要性，力主在沿海地區搞好防衛準備工作，不惜與恩師曾國藩發生嚴重分歧；從實用主義看，李鴻章組建淮軍後，裝備洋槍洋炮，僱請外國教練訓練，打造了一支戰鬥力非常可觀的新式軍隊，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中發揮了極大的作用。

——在洋務上，李鴻章深知中國之積弱積貧，必須向西方國家學習，來實現國家的繁榮富強。李鴻章推進洋務運動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在洋務運動中，李鴻章創造了諸多歷史記錄：第一家機器製造局、第一家機器織布局、第一家電報局、第一個海軍基地、第一支遠洋海軍、第一支洋槍隊洋炮隊、第一家外文翻譯館、第一條鐵路、第一批官派留學生……

——在外交上，李鴻章是中國近代屈指可數的能夠冠以“外交家”稱號的人。李鴻章早在擔任江蘇巡撫期間，利用洋人赫德和士紳潘曾瑋當說客，巧妙地解散了戈登的洋槍隊，顯示出他的外交手腕。

李鴻章是一位堅定的主和派。他堅持“外須和戎，內須變法”，所持外交手段為“以夷制夷”。這是一種無奈的選擇。畢竟，“弱國無外交”。李鴻章的外交手段再高明，也不過是“螺螄殼裡做道場”。做來做去，最終做出一堆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

對於這一點，李鴻章如何不心知肚明？1901年9月7日，李鴻章簽訂完《辛丑條約》，回去後就大口吐血，不進飲食。兩月後，李鴻章鬱鬱而終，享年79歲。

李鴻章，曾被慈禧太后誇為“再造玄黃之人”。當他逝世後，慈禧太后當場落淚，說：“大局未定，倘有不測，再也沒有人分擔了。”

李鴻章在國外所獲讚譽更高。德國海軍大臣柯納德曾稱他為“東方俾斯麥”。頗具諷刺的是，西方列強常常點名李鴻章代表清朝政府去簽訂不平等條約。

那麼，李鴻章又是如何評價他自己的呢？北洋水師全軍覆沒後，李鴻章不無感慨地說：“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好，海軍也罷，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如一間破屋，由裱糊匠東補西貼，居然成一淨室。雖明知為紙片糊裱，然究竟決不定裡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風雨，打成幾個窟孔，隨時補葺，亦可支吾對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預備何種修葺材料、何種改造方式，自然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術能負其責？”

箇中悲涼，誰人能知？清朝猶如一座龐大而破舊的大船。李鴻章縱有天大的本事，也不過是像“裱糊匠”一般，盡力而為，卻最終不能阻止這座大船不可逆轉地走向毀滅。

天下沒有完美之人，歷史人物也不例外，功過任人評說。

李鴻章最為人詬病的就是簽署了喪權辱國的條約，而被許多人認為是賣國。我們就先來看看他簽過的條約吧。

他一生簽過30幾個條約，比較重要的是以下幾個：

1：同治十年（1871年）七月二十九日李鴻章代表中國與日本簽訂了《中日修好條規》，這是一個雙方平等互惠的條約，但李鴻章從簽約過程日本人的姿態中，看出日本“日後必為中國肘腋之患” 。

2：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出兵侵臺，此事最後雖以簽訂《中日臺事條約》而暫時平息，但後來日本還是於光緒五年（1879年）乘隙吞併了琉球。

3：李鴻章還於同治十三年（1874年）與秘魯簽訂了《中秘通商條約》旨在保護華工。

4：光緒二年（1876年）與英國簽訂了《中英煙臺條約》,源於“馬嘉理案”導致的中英間的嚴重交涉。條約也因增開了宜昌、蕪湖、溫州、北海四個通商口岸，並允許英國人可以進入西藏，損害了中國主權。

5：光緒九年（1883年），中法戰爭在越南境內初起。李鴻章在光緒十年（1884年）四月十七日與法國代表福祿諾簽訂了《李福協定》，五月，隨著法軍進攻諒山，協議又被撕毀，直至清軍在廣西和臺灣戰場分別取得勝利後，李鴻章才最終與法國代表巴德諾簽訂了《中法會訂越南條約》，結束了戰爭。法國取得了對越南的“保護權”，中越邊境對法國開放等特權。因此，時稱“法國不勝而勝，中國不敗而敗”。

6：光緒十年（1884年），朝鮮爆發“甲申事變”，對朝鮮時存覬覦之心的日本，乘機出兵。時候，李鴻章與日本專使簽署《天津條約》時，規定朝鮮若有重大事變，中日雙方出兵需要事先知照。為甲午戰爭爆發結下禍胎。

7：光緒二十一年二月十八日，李鴻章受命，作為全權大臣赴日本議和。二十三日，馬關條約簽字。

8：清政府的外交政策由“以夷制夷”轉向“結強援”。二十二年（1896年）四月二十二日，李鴻章在莫斯科簽訂了《中俄密約》，中俄結盟共同對付日本，並同意俄國修築西伯利亞鐵路經過中國的黑龍江、吉林直達海參崴。

9：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二十五日，李鴻章、奕劻代表清廷向八國聯軍求和簽署了《辛丑條約》.

最為臭名昭著的是《馬關條約》和《辛丑條約》。

《馬關條約》（與日本）割讓了臺灣及其附屬島嶼、澎湖列島和遼東半島（遼東半島最後沒成），還賠了2億3千萬兩白銀。

《辛丑條約》（11國）賠了4.5億兩白銀，本息合計9.8億兩。允許在北京至山海關沿線鐵路駐軍等。

根據中國當時的實力以及清政府的軟弱，這些條約的簽訂也實屬無奈。李鴻章作為談判的當事人，只能承擔具體談判的相關責任，硬把賣國的帽子扣在他的頭上，確實太不公平。

我們再來看看他的功吧！

1：作為晚清四大中興名臣，先為曾國藩幕僚，後建立淮軍，為新式軍隊，啟用洋槍隊，鎮守上海有功，任江蘇巡撫，鎮壓太平軍，後來又是平定捻軍的主力。雖然是助紂為虐，但客觀上為清廷延續幾十年做出了貢獻，同時結束戰亂，有利於百姓。

2：作為洋務運動的首領，創辦了中國近代第一條鐵路、第一座鋼鐵廠、第一座機器製造廠、第一所近代化軍校、第一支近代化海軍艦隊……共創造了46個第一。

因此，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視其為“大清帝國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強一爭長短之人”。他也是與俾斯麥、格蘭特並稱為“世界三大偉人”。

他的過在於鎮壓太平軍時的“殺降”，在外交上雖是代過，但也不能說毫無責任！

所以，梁啟超在《李鴻章傳》裡的評價可能更為中肯：“敬李鴻章之才”，“惜李鴻章之識”，“悲李鴻章之遇”。

離1901年的結束僅剩不到一個月的時候，迴鑾路上的大清國皇太后慈禧，在黃河岸邊的輝縣，收到了那個令朝野上下無不悲哀的訊息：李鴻章死了。

李鴻章，大清國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

就在他嚥氣之前的一個小時，俄國公使還站在他的床頭，逼迫他在俄佔中國東北的條約上簽字。為了大清國與洋人爭辯了一生的李鴻章已不能說話，他只有眼淚了。眼淚流盡了，他的眼睛閉上了。

自1840年英國人用艦炮開啟中國的國門以後，中國人沿海岸修築的所有整齊對稱的炮臺，和花費巨銀買來的位居世界第六的艦隊，沒有一次阻擋住“蠻夷”的入侵：“自道光中葉以來，外患漸深，至於今日，危迫極已。咸豐十年，英法聯軍入都，毀圓明園，文宗出走，崩於熱河……自此以後，法並安南，日攘朝鮮，屬地漸失。各海口亦為列強所據，德佔膠州，俄佔旅順大連，英佔威海九龍，法佔廣灣……”

而就在李鴻章死時，因為允許外國在中國駐軍和幾近天文數字的賠款，而成為“將來無數困難問題發生之源”的《辛丑條約》剛剛簽訂，外國聯軍仍在整個朝廷逃亡在外的情況下，佔領著大清國的都城北京。

對於風雨飄搖中的大清國來說，洋人的氣焰永遠是一個巨大的威脅。而李鴻章一死，大清上下就失去了惟一能夠與洋人周旋的人。李鴻章的死令“太后及帝哭失聲”，大清國猶如“梁傾棟折，驟失倚侍”。

洋務重臣

還在與太平軍作戰的時候，李鴻章就顯露出他與大清國所有官員的不同之處：對外國的科學技術和國內的經濟活動有極大的興趣。最初的動機是他組建的淮軍需要銀兩購買武器。當淮軍在兩岸佈滿太平軍營壘的水道上，成功地進行了大穿越進至上海，從而一舉掃平了長江下游的太平軍後，李鴻章利用上海富紳的銀兩引進洋人的機器裝置，創辦了中國第一個近代軍工企業：上海洋槍三局。李鴻章算過一筆賬：一發英國的普通炮彈在市場上要賣到30兩銀子，1萬發銅帽子彈要賣到19兩銀子。大清國憑什麼要把白花花的銀子給了洋人？

創辦近代企業需要的不僅僅是財力，更重要的是思想和觀念的更新。李鴻章曾寫有一份描繪蒸汽動力運轉的奏摺，無異於100年前的一篇科普文章：鏇木、打眼、絞鏍旋、鑄彈諸機器，皆綰於汽爐，中盛水而下熾炭，水沸氣滿，開竅由銅喉達入氣筒，筒中絡一鐵柱，隨氣升降俯仰，拔動鐵輪，輪綰皮帶，系繞軸心，彼此連綴，輪轉則帶旋，帶旋則機動，僅資人力以發縱，不靠人力之運動。

在幾乎沒人知道世界上有蒸汽機的大清國裡，頭上是頂戴花翎、腦後依然拖著辮子的李鴻章，能夠如此細緻地觀察蒸汽機的運轉原理，這著實令人驚歎。

大清中葉以後，由於京杭運河淤塞，朝廷南北貨物的調運部分改為海路，李鴻章抓住時機，督辦創立了“招商局輪船公司”。這是中國第一家民營輪船公司，它承攬了朝廷“官物”運輸一半的運量，而其隨後展開的客運業竟擠垮了英美合辦的旗昌公司。

而當洋人要在中國開設電報業務的時候，大清國朝野上下無不驚慌失措，以為“電報之設，深入地下，橫衝直撞，四通八達，地脈既絕……”李鴻章也不允許洋人從香港鋪設來的海底電纜上岸。只是，時隔不久，由他支援鋪設的中國第一條電報電纜線，在大沽口到天津城之間開通了。李鴻章能夠完全不理會“地脈”，也能夠完全不理會洋人，因為他知道電報業蘊藏著極高的軍事和民用價值。

之後，由大清國政府的銀子作為投資、以贏利為目的的電報公司成立。李鴻章稱此舉為“官督商辦”，因為在中國創辦擁有自主權的企業“事體重大，有裨國計民生，故需官為扶持並酌借官帑以助商力之不足”。

由於李鴻章的主持和參與，洋務派創辦了中國近代第一條鐵路、第一座鋼鐵廠、第一座機器製造廠、第一所近代化軍校、第一支近代化海軍艦隊……

李鴻章為大清國國計民生近代化所奠基的所有事業，令他身後的國人一直在受益。他是對中國近代化產生了至關重要影響的洋務運動的中堅。但是，李鴻章一生所從事的另一種“洋務”，卻使他在生前和身後招致眾多的痛罵，因為根據國人一向的認知，中國近代史上的屈辱與不公都是他一手造成的，他所有竭盡心力的努力無不是在把國家的領土、財富和臣民出賣給洋人，這位大清重臣的罪責深重得幾乎令人難以置信。

大清國沒有“外交”的概念，所有的外事統統歸於“洋務”。洋務運動的首領李鴻章，不可避免地成為了大清國當然的“外交家”。李鴻章的外交生涯，不但讓西方人知道了大清國有一個“相貌堂堂”且“矜持、自信和傲慢”的李中堂，而且也讓中國人在上一個世紀之交那段悲傷的日子裡，終於揪出了一個“罪魁禍首”————李鴻章讓國人因為遭受屈辱而積澱的憤恨，在怒斥他的過程中得到宣洩。

洋人瞭解李鴻章的外交能力，是透過中英《煙臺條約》的談判。其時，英國人的軍艦開入煙臺，日本軍隊開始向朝鮮武裝挑釁，以對大清國構成戰爭威脅。皇親醇親王主張與英國人決裂開戰，而李鴻章的思路是：大清國不能再在外交上走一貫的老路，即事端一出，動輒開戰，戰則必敗，敗則議和，和則割地賠款。1876年9月，《煙臺條約》簽訂。

覬覦更多在華利益的英國人事後說：“這個檔案既不明智也不實用，毫無意義，是一堆冗言贅語而已。”儘管洋人說，面對強大的威脅，李鴻章依然能談出一個明視訊記憶體有抵抗態度的條約，是一件“值得驚詫”的外交事件，但從煙臺回到直隸總督府的李鴻章，還是因為賠款和開放口岸而背上了賣國的罪名。

1894年爆發的中日甲午之戰，是李鴻章一生遇到的最大的挫折———“海軍費絀，裝置多不完，惟鴻章知之深。朝野皆不習外事，謂日本國小不足平，故全國主戰，獨鴻章深知其強盛，逆料中國海陸軍皆不可恃，故寧忍詬言和。朝臣爭劾鴻章誤國，樞臣日責鴻章，乃不得已而備戰。”

到1895年2月17日16時，日本聯合艦隊在風雪交加中開進威海衛，浩浩大清國敗於一個彈丸小國的事實，令自認為是“天朝中心”的國人舉國愕然。朝廷顧不得“天國顏面”，再令李鴻章去日本議和。

李鴻章在日本馬關被一名刺客擊中，子彈卡在他左眼下的骨頭縫裡，沒有醫生敢在這個位置下手術刀，李鴻章給朝廷的電報只有六個字：“傷處疼，彈難出。”而面對日本人割讓遼東、臺灣、澎湖，賠款軍費3億兩白銀的“要價”，朝廷在給李鴻章的電報中，均是模稜兩可的“著鴻章酌量辦理”。

傷痛和心痛折磨著李鴻章。如果採取強硬的態度和立場，只能導致中日戰爭繼續擴大。以大清國實際的軍力狀況而言，戰爭的結果只能是中國的東北被全面佔領；而如果答應日本人的條件，大清國主權和財產的損失也是巨大的。兩害取其輕，這是面對殘局的李鴻章的選擇。

1895年4月，帶著《馬關條約》草約和臉上的繃帶回國的李鴻章，發現他成了舉國的“公敵”：朝廷斥責他辦事不力，官員說他喪權辱國，民間暗示他拿了日本人的銀子，更有人公開宣告要不惜一切殺掉他，以雪“心頭奇恥大辱”。

每一次在國家面臨危機時，出來收拾殘局的李鴻章，被國人目為賣國者，只有全體軍機大臣在上奏給皇帝的一份奏摺中，說過的“中國之敗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鴻章之過”，曾令李鴻章老淚縱橫。

振聾發聵之聲

因為簽訂《馬關條約》而被免去顯赫職務的李鴻章，賦閒在京城賢良寺。

1896年，俄國沙皇加冕，各國派員祝賀，俄國人特別提到了代表的級別問題，朝廷只有派李鴻章去。因為洋人們說，對於19世紀的中國，他們只知有李鴻章而不知有朝廷。李鴻章以在馬關被刺為由一再推辭，而朝廷就一再堅決不準，當李鴻章認為確實到了“眾望所歸”的時候了，便表示自己“非敢愛身，惟虞辱命”，只有“一息尚存，萬程當赴”。

李鴻章的俄國之行還有一個重要行動，即與俄國結盟。

“聯俄拒日”是甲午之後大清國朝廷中的主流認識，以兩江總督劉坤一說得最為明確：威脅大清國的國家以日本為最，日本企圖佔領東北的野心積蓄已久，而俄國因為與大清國東北接壤，必最不願意。所以“我若乘此時與之深相結納，互為聲援，並稍予便宜，俄必樂從我”。

在插滿了大清黃龍旗的彼得堡，李鴻章開始與俄國人商談《中俄密約》。《中俄密約》的要點是：中俄兩國針對日本的軍事威脅結成互相援助的軍事聯盟；俄國在中國東北地區鋪設鐵路，與俄國橫穿西伯利亞的遠東鐵路接軌。

這一次，李鴻章沒能意識到一個具有近代常識的問題：鐵路的延伸正是擴張領土的主要手段。至於當大清國受到日本威脅的時候，鐵路能夠便於軍事援助這一點，李鴻章和大清國的官員都沒想到，如果俄國人想侵入並佔領中國的東北，這條鐵路同樣會給俄國人提供軍事運輸的便利。更何況在中國境內修建鐵路，一旦“路權”模糊不清，俄國人就會有理由在鐵路沿線派駐武裝。

後來的歷史證明，這就是對中國東北安全構成巨大威脅的“中東鐵路警察隊”。關於後者，李鴻章想到了，於是他堅決反對俄國以官方的名義投資鐵路，而堅持用私人投資的方式。李鴻章以為這樣，就可以將鐵路的修建變成商業行為。

離開俄國，李鴻章開始了他的歐美之行。在英國，他特意在代表西方民主制度的議院，旁聽了議員們的辯論，李鴻章覺得那簡直是一窩蜂似的吵架。

而大清國要員的出現，引起了英國人極大的關注。一位英國人這樣描述了他所看到的73歲的李鴻章：

他像來自另外一個世界的身材奇高、容貌慈祥的異鄉人。他藍色的長袍光彩奪目，步伐和舉止端莊，向看他的每個人投以感激的優雅的微笑。從容貌看來，這一代或上一代人都會認為李鴻章難以接近，這不是因為他給你巨大的成就或人格力量的深刻印象，而是他的神采給人以威嚴的感覺，像是某種半神、半人，自信、超然，然而又有文雅和對苦苦掙扎的芸芸眾生的優越感。

令李鴻章感興趣的是英國的海軍和陸軍。他還參加了匯豐銀行的招待會，在英國商人們表示要到中國去開拓市場的時候，李鴻章的開明思想令他說出了：“實具同心。”

當李鴻章乘坐的客輪到達紐約港時，美國海軍最強大的艦隊依次列陣港灣，鳴炮致敬以歡迎大清國的重臣。美國《紐約時報》記者報道說，當客輪駛往美國的途中，李鴻章在船上對每一位他見到的美國人，都問這樣的三個問題：你是做什麼的？你能掙多少錢？你住得離紐約近嗎？

而對美國記者關於“美國資本在中國投資出路”的回題，李鴻章的回答是：只有將貨幣、勞動力和土地有機地結合起來，才會產生財富。清國政府非常高興地歡迎任何資本到我國投資……必須邀請歐美資本進入清國，以建立現代化的工業企業，幫助清國人民開發利用本國豐富的自然資源。但這些企業的自主權，應掌握在清國政府手中。我們歡迎你們來華投資，資金和技工由你們提供。但是，對於鐵路、電訊等事務，要由我們自己控制。我們必須保護國家主權。這不可謂不前瞻。

李鴻章的回答是：清國辦有報紙，但遺憾的是清國的編輯們不願將真相告訴讀者，他們不像你們的報紙講真話，只講真話。清國的編輯們在講真話的時候十分吝嗇，他們只講部分的真實，而且他們也沒有你們報紙這麼大的發行量。由於不能誠實地說明真相，我們的報紙就失去了新聞本身的高貴价值，也就未能成為廣泛傳播文明的方式了。

為了抗議美國的排華法案，李鴻章甚至寧願選擇經加拿大而非美國西部回國。李說：排華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所有的政治經濟學家都承認，競爭促使全世界的市場迸發活力，而競爭既適用於商品，也適用於勞動力。（引自鄭曦原編《帝國的回憶》）

結束訪美之後，李鴻章搭乘美輪迴國。到達日本橫濱港需要換船。李鴻章當年離開馬關的時候，曾表示“終生不履日地”，現在又有了《中俄密約》，讓他痛恨起日本人更有底氣了。換船必須先上碼頭，但是為了不讓自己的精神和肉體與日本國土發生一絲關係，李鴻章無論如何也不上岸。侍從們只好在美輪和招商局的輪船之間搭起一塊跳板，冒著掉到海里的危險將他扶上船。

李鴻章以為《中俄密約》可保大清國20年無事。然而僅僅4年之後，最先攻破大清國都城第一道城門東便門的，正是俄國人！緊接著，曾經告訴李鴻章自己的國土大得用不完、沒有侵佔別人一寸土地想法的俄國人，開始脅迫大清政府將“東三省永遠歸俄國所有”。這時候，李鴻章終於明白：大清國自與洋人來往以來，所奉行的“以夷制夷”的策略是多麼的天真無知。

李鴻章在給朝廷的奏摺中表示：在某種意義上講，大清國已經沒有絕對封閉的國防。西方勢力不但在文化上侵蝕著中國，更重要的是他們有侵佔中國的野心，其手段是“一國生事，多國構煽”，列強的“友好”和“野心”從來都是攙雜在一起的，大清國對此必須保持警惕。世界發展至今日，一國已不可能關閉國門而安然生存。大清國如果開啟國門參與世界商品經濟的往來，不但可以富強自己，而且因為貿易是雙邊的，等於也就制約了別人，這樣的制約甚至強過武力，整個地球便可“胥聚於中國”。持有這樣的認識，不但在百年前的中國可謂鳳毛麟角，即使是在當代中國也可屬振聾發聵之聲。

最後一次出場

1900年6月，外國聯軍攻陷了中國北方的海岸門戶大沽炮臺，3天之後，京城門戶天津陷落，以保護使館為名登陸的聯軍向通州進發，而通州距大清國的都城北京僅20公里。21日，大清國宣佈與各國進入戰爭狀態。然後朝廷的電報一封接一封地到達南方，要求各省封疆大臣率兵北上共同滅洋。

而李鴻章深知國家憂患日深，軍力積弱日久，“若不量力而輕於一試，恐數千年文物之邦，從此已矣”。李鴻章給朝廷發去一封電報——大清國兩廣總督對朝廷“北上勤王”的聖旨的回答是：“此亂命也，粵不奉詔。”

這也許是上一個世紀之交，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一句話，它標誌著在封建帝國內，具有近代政治意識的官員，第一次在國家政治事務中，顯示出鮮明的獨立性和抗爭性。大清國南方日益活躍的商品貿易和經濟活動，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官員們的思維方式和統治模式，這種影響雖可能如風蝕岩石般緩慢，但卻是不可逆轉的。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閩浙總督許應、四川總督奎俊等，在獲悉了李鴻章的電文後，確定了共同抗旨，以求東南互保的原則。

他們的道理很簡單：如果大清國的南方也發生了動亂，那麼亂了敵人的同時，肯定也要亂了自己。雖然在以後很長時期內，這些人無不被國人痛斥為一群“出賣民族利益的無恥之徒”，但在1900年的庚子巨禍中，竟是他們確保了大清國南方半壁江山的穩定。

“以卵敵石，豈能倖免？”

1900年8月15日，大清國都城淪陷，政府和朝廷逃亡。

此一悲慘事件發生之前，朝廷的電報再一次一封接一封地到達南方，要求李鴻章北上，與正在攻打這個國家的洋人議和。朝廷為此將李鴻章由兩廣總督，重新調任為大清國封疆大臣中的最高職位：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而慈禧的最後一紙任命是：“著李鴻章為全權大臣。”——“每當滿清政府把這個巨大的帝國帶到毀滅的邊緣，他們惟一必須啟用的人就是李鴻章。”

1900年7月17日，當77歲的李鴻章在廣州登船準備北上的時候，南海知縣裴景福問他，有什麼辦法可以讓國家少受些損失，李鴻章感嘆道：“不能預料！惟有竭力磋磨，展緩年分，尚不知做得到否？吾尚有幾年？一日和尚一日鍾，鐘不鳴，和尚亦死矣！”李鴻章生命的最後一年，就是在這樣悲傷的心境中，開始了他與洋人噩夢般的周旋。

9月29日，李鴻章到達天津。他去了他曾經執政達20多年的直隸總督府，在滿目瘡痍的天津城中，總督府已是一片廢墟。10月11日，李鴻章到達北京。外國聯軍宣佈除了“兩個小院落仍屬於清國政府管轄”之外，整個京城由各國軍隊分割槽佔領。那兩個小院落一個是李鴻章居住的賢良寺，一個是參加與聯軍議和談判的慶親王的府邸。

11月初，聯軍照會李鴻章和慶親王，提出議和談判的六項原則：懲辦禍首；禁止軍火輸入中國；索取賠款；使館駐紮衛兵；拆毀大沽炮臺；天津至大沽間駐紮洋兵，保障大沽與北京之間的交通安全自由。這六項嚴重侮辱大清國國家主權的“原則”，令李鴻章說出了列強猶如“虎狼群”的話，他終於意識到自己根本無法結束大清國的厄運。

逃亡至西安的慈禧，在黃塵烈風中天天盼著李鴻章的“好”訊息——“望電報如飢渴”，雖然大清國於1900年夏天發生的巨禍是由慈禧一手釀成，但李鴻章必須在聯軍的追究面前維護住慈禧的權力，他只有日復一日地“竭力磋磨”——“每當聚議時，一切辯駁均由李鴻章陳詞；所奏朝廷折電，概出李鴻章之手。”李鴻章病倒了，起因是在拜會英、德公使後，回賢良寺的路上受了風寒。故作拖延以“漫天要價”的聯軍沉不氣了，佔盡“中國財力兵力”的“議和大綱”終於出籠。

湖廣總督張之洞聯合南方的封疆大臣，力主不能在“議和大綱”上“畫押”。李鴻章對“不明敵情”卻“局外論事”的張之洞十分惱火，他表示如果堅持不“畫押”，談判即刻便會破裂，結果只能是將大清國拖入無休止的戰亂——聯軍在京城屯兵數萬，有隨時擴大戰爭的能力；在這種內外皆危之際，高談闊論並不能扭轉危難。

而因為“議和大綱”既沒有將慈禧列為禍首，又沒有讓她交出權力，於是朝廷給李鴻章回電：“敬念宗廟社稷，關係至重，不得不委曲求全。”1901年1月15日，李鴻章和慶親王代表大清國在“議和大綱”上簽字。

國人即刻指責道：“賣國者秦檜，誤國者李鴻章！”

李鴻章吐血了。知道自己已經時日不多，李鴻章想盡快地結束談判，而談判結束的直接標誌是，聯軍撤出京城和皇室朝廷回京。可是，“議和大綱”簽字後，聯軍並沒有撤軍的跡象。各國的態度是：必須把賠款的數額定下來，必須親眼看到懲辦禍首。

關於懲辦問題的談判，耗盡了李鴻章最後的氣力，他無法接受皇親們在菜市口被洋人斬首，最終還是頂住了聯軍要求對皇親“正法”的壓力。

接下來是賠款問題的談判，李鴻章已經沒有力氣與洋人爭來爭去了，他不願為大清國的幾兩銀子再低三下四了，他吐血已經吐到了“瀕危”的程度。只是，病中的李鴻章沒忘給張之洞傳話，說是電報每個字四角銀元實在太貴，要他不要再發“空論長電”，凡事可以摘要發出，以節省經費。賠款問題全部是由下級官員談的，結果是大清國賠款4億5千萬兩，分39年還清，年息4釐。列強們說，4億5千萬中國人，“人均一兩，以示侮辱”。朝廷的回電是：“應準照辦。”

1901年9月7日，代表大清國與11國簽訂了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不平等條約《辛丑條約》的李鴻章，在簽字回來後再一次大口地吐血——“紫黑色，有大塊”，“痰咳不支，飲食不進”。醫生診斷為：胃血管破裂。

李鴻章在病榻上上奏朝廷：

臣等伏查近數十年內，每有一次構釁，必多一次吃虧。上年事變之來尤為倉促，創深痛巨，薄海驚心。今議和已成，大局稍定，仍希朝廷堅持定見，外修和好，內圖富強，或可漸有轉機。

難以想象就要離世的李鴻章，在寫下“必多一次吃虧”這幾個字時，會是什麼心情。他畢生致力的“外修和好，內圖富強”的願望，此時說出來實在是一種前途渺茫下的傷心無奈。

遠在逃亡地的慈禧覆電李鴻章，言他“為國宣勞，憂勤致疾”，望他“早日痊癒，榮膺懋賞”。

但是，李鴻章沒有等到“榮膺懋賞”的那一天。1901年11月7日，這位大清重臣已處在油盡燈枯之際，他“久經患難，今當垂暮，復遭此變，憂鬱成疾，已乖常度”。站在他床頭逼迫他簽字的俄國公使走了之後，身邊的人大哭：“還有話要對中堂說，不能就這麼走了！”

李鴻章的眼睛又睜開了，身邊的人對他說：“俄國人說了，中堂走了以後，絕不與中國為難！還有，兩宮不久就能抵京了！”李鴻章兩目炯炯不瞑，張著口似乎想說什麼。身邊的人再說：“未了之事，我輩可了，請公放心！”李鴻章“目乃瞑”，享年78歲。

李鴻章死後兩個月，梁啟超寫出皇皇大作《李鴻章傳》，稱：鴻章必為數千年中國歷史上一人物，無可疑也。李鴻章必為十九世紀世界歷史上一人物，無可疑也。梁啟超說他“敬李鴻章之才”，“惜李鴻章之識”，“悲李鴻章之遇”。

日本人對李鴻章的評價是：知西來大勢，識外國文明，想效法自強，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美國人的評價是：以文人來說，他是卓越的；以軍人來說，他在重要的戰役中為國家作了有價值的貢獻；以從政來說，他為這個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國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認的優良設施；以一個外交家來說，他的成就使他成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李鴻章生逢大清國最黑暗、最動盪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場”無不是在國家存亡危急之時，大清國要他承擔的無不是“人情所最難堪”之事。因此，國人在對他咒罵痛斥之時，確實“不可不深自反也”，確實不可“放棄國民之責任”。

只是，該怎樣評價100年前這位不同尋常的大清重臣，中國人一向的定論與百年以來的世界輿論截然不同。

在中國，評價一個人是很容易，同時也是很難的事情。

評價歷史人物，尤其是政治人物，不能單純以好人或壞人來認定。

要評價李鴻章，必須結合時代，也就是當時歷史背景。

李鴻章在晚清政治人物中無疑是實幹派。

李鴻章少年得志，中進士後又在曾國藩湘軍中作幕僚，很快便能獨當一面。從1862年當上江蘇巡撫起，李鴻章在晚清政治舞臺上縱橫整整四十年，時間之長、涉及領域之廣、所為事之多，是任何同時代的政治家所無法比擬的。

政治上，他先後擔任過江蘇巡撫、署理兩江總督、湖廣總督。從1870年起，在長達25年的時間裡一直擔任疆臣之首的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文華殿大學士，是清朝政府高層參與決策、執行決策的重要人物。

經濟上，靠鎮壓太平天國等國內變亂躋身清政府權力上層的漢人集團對國際形勢認知上比較清醒，主張學習借鑑西方，積極促使清廷開展洋務運動，從而形成一個新興的統治階級改革派——洋務派。

洋務派以儒家經世致用為號召，提倡“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洋務派在十九世紀下半葉的中國早期改革舞臺上相當長的時間裡成為眾多改革派別裡的主流派。洋務派也分幾個集團，比如曾國藩、左宗棠兩個湘系集團以及後起的張之洞，淮系的李鴻章。

其中，以李鴻章為首的淮系集團為實力最強、興辦洋務成效最大的一個。

他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支近代意義上的海軍和一系列軍工企業，為中國工業打下最早的基礎。清政府早期的四大軍工企業：江南製造局、金陵機器局、天津機器局、福州船政局，前三個都是李鴻章主辦。他還辦了輪船招商局、天津電報總局、上海機器織布局等等，還有兩個留存至今的近代企業——江南製造局和輪船招商局。並且率先倡導在中國修建鐵路。

在軍事上，李鴻章是淮軍和北洋水師的創始人與統帥，開了中國軍隊近代化的先河。

外交上，從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起，他就代表清政府經辦了許許多多的對外交涉：天津教案、中日建交、中法新約、馬關條約、中俄密約、辛丑條約等等，絕大部分對外條約都是由他出面簽訂的。以致在當時外國人的眼裡，李鴻章就代表著清政府，甚至只見李鴻章而不見清朝皇帝。

甲午海戰，他深知船艦老化，艦隊彈藥缺乏，不足以與日本一戰，戰敗後又承擔著戰敗的巨大壓力和曲辱以73歲高齡去日本簽訂戰敗條約。

庚子之變後堅持東南互保，穩定了東南局勢。在其臨終前夕又代表清政府簽訂了《辛丑條約》後不久即死於北京賢良寺。

李鴻章清楚看到了中國與世界的區別，也知道了大事不可為，只能勉強支撐而己，所以自謂大清的“裱糊匠”。

李鴻章參與了清晚期幾乎所有政治大事，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不瞭解李鴻章，就不能深入瞭解十九世紀下半葉的中國，也不能深入研究中國近代史。

從少年入京時“一萬年來誰著史,三千里外慾封侯”的躊躇滿志到臨終的“秋風寶劍孤臣淚，落日旌旗大將壇”的悲涼。李鴻章為清政府貢獻了一生，承擔了太多輿論壓力。

時人以“權傾一時，謗滿天下”來形容他。對手伊藤博文評價其為：“大清帝國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強一爭長短之人”。

治世亂世，李都屬能臣。然國之將衰，非一二人所能支。

當然，人無完人，李鴻章貪腐，主張廢疆防保海防也為人所詬病，論這些他比不上左宗棠。

我覺得還是梁啟超說得好：“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

說起李鴻章，有人持以同情，有人咬牙切齒，史學家也是褒貶不一。同情之人，是將他放在時代大背景之下，“弱國無外交”，個人力量難以挽救國家時局。恨他的人，是因為他籤的不平等條約。

李鴻章的外交生涯起於太平天國戰爭，但並非專司外交，還摻雜著軍事部署、內外人事關係等問題。太平天國覆滅的1864年，在北京主持總理衙門的恭親王奕訢收到江蘇巡撫李鴻章寫給他的信，信中李鴻章向朝廷建議，“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之前與太平軍的實戰讓他認知到中國欲由弱變強，必須有技術上的革新。他以日本明治維新為例，列舉向西方學習的必要性與可行性。當時朝野這樣的思想極為少見的。李鴻章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領域全面掌權後，將“西化”思想加以實踐，學習西方利器，開展洋務運動，但是他並沒有看到西方器物之後的制度，沒能看到中國面臨的真正問題。

簽訂平等條約固然是外交上的成功，但李鴻章簽訂的大多數是為了息事寧人而委曲求全。唯有一次難得的例外，那就是1874年與秘魯簽訂的《中秘查辦華工專條》與《中秘友好通商條約》以及1875年的換約。與秘魯簽訂的條約旨在保護華工不受虐待，整個中秘交涉過程中，李鴻章態度強硬，毫不讓步。不過客觀上說，李鴻章能一反常態的據理力爭，最終達成目的，也談不上是出色的外交成果，因為秘魯是個落後的窮國、小國，對中國也不能構成威脅，李鴻章有恃無恐。如果對手是強國，他的談判方式就只能是有理也讓三分了。

19世紀中國積貧積弱，很難維持正常的外交。李鴻章善於權衡利弊、精於計算得失，對付外國人也有些手段，這些使他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撈到暫時的“便宜”，但也因此埋下諸多禍患，這一弊端在日後的中日、中俄交涉中暴露得淋漓盡致。

李鴻章作為中國的代表前往日本簽訂馬關條約，馬關條約簽訂後三天，日本天皇就批准了條約，而中國方面，遲至半月後，光緒皇帝才眼含熱淚在條約上簽字用璽。

李鴻章回國後，一直滯留天津“養傷”，同時催促辦理三國干涉還遼事宜，等這些事情全部辦完，於8月底回到北京時，他突然發現，這時的中堂大人，已經成功地榮膺人民公敵。先是光緒皇帝召見。

首先例行公事地慰問他的槍傷是否癒合，接下來就是嚴厲的指責和義正辭嚴質問：身為重臣，這兩億兩白銀到哪兒去籌？臺灣割給日本，失不失民心，傷不傷國體？弄得老頭子極其鬱悶。

之後，全國的報章幾乎將矛頭一致對準李鴻章，新聞工作者們爭先恐後地聲討這位當朝首輔，發動了聲勢浩大的“倒李運動”。

至於言官清流們的指責，更是家常便飯，御史們紛紛上書，羅列李鴻章可殺之罪。於是，攻擊李鴻章成了一項流行時髦又娛樂身心的政治遊戲，誰不攻李誰就不愛國。

一時間，痛打落水狗李鴻章運動蔚然成風。政敵翁同龢更是不止一次地慫恿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將李鴻章撤職查辦。

甚至連位列下九流的戲子都加入了諷刺挖苦李鴻章的行列，據說崑曲名醜楊三去世，有好事者寫了幅對聯影射李鴻章：楊三已死無蘇醜，李二先生是漢奸。

這個故事有不同的版本，有對此興趣的讀者可自行查詢，資料琳琅滿目，仔細查詢必定功不唐捐。

從譽滿天下到謗滿天下，李鴻章終於體會到了他老師曾國藩當年天津教案之後那種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感受，所不同的是，曾國藩臉皮薄，天津教案之後僅僅一年，曾文正公就鬱鬱而終；而李鴻章臉皮厚，“好死不如賴活著”，李鴻章這樣勉勵自己。

曾國藩的死，是清高而偉岸的；李鴻章的活，是堅忍而挺拔的。兩者都偉大，但相形之下，我更欣賞後者。

在這種大環境下，罷免李鴻章成為大勢所趨。果然不久，光緒皇帝順應民意，為這位在甲午戰爭和馬關談判中耗盡了心血的老爺子重新安排了工作：留京入閣辦事。

李鴻章本來就是內閣首輔文華殿大學士，所謂留京入閣辦事，是給為清廷當牛作馬的李鴻章留了面子，說得不客氣點，就是留一個內閣首輔的名義給老頭兒，其餘什麼北洋大臣、直隸總督什麼的，全部免去。

所謂文華殿大學士，聽起來大得嚇人，宰相之首，正一品大員，位極人臣，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但實際上，就是一個榮譽職位。晚清的中央政府，大學士有宰相之名，卻無宰相之實；軍機大臣有宰相之實，卻無宰相之名。

而李鴻章，一輩子也沒有當過軍機大臣，於是，北京城多了一個榮譽祟高的閒人。

臺灣著名歷史學家唐德剛這樣評價的：中國近現代兩個半外交家，一個李鴻章，一個周恩來，半個顧維鈞。

李鴻章幹了很多有辱中華民族的事情，這個也大可不必一概抹掉。

不過李鴻章在清末那個閉塞的環境能夠憑自己的實力遊走於世界舞臺，興辦洋務，建立海軍。這都是個人能力突出的表現，尋求變革的努力。

或許是時代的侷限性，或許是李鴻章本人的思想問題。

總之，李鴻章很多時候沒有擺正個人、滿清、民族、國家的關係。

或許人無完人吧

是的，從大清王朝的角度看，李鴻章是中興重臣，為保住大清王朝不滅亡，立下了汗馬功勞。可您想過沒有，從百姓的角度，難道這不是華人的災難嗎？幾次簽訂賣國條約，有那一次是我們傾全國之力，跟人家打仗的呀。不都是還沒怎麼打就嚇死了，然後籤條約割地賠款的嗎？別說武器落後打不過人家。以八國聯軍進北京為例，當時清軍的槍械一點兒也不落後，可不是電影上說的大刀長矛對快槍。連克虜伯大炮都有。可是，怎麼樣呢？慈禧太后先嚇跑了。

如果大清有抗戰時的十分之一的決心。中國會是現在這樣嗎。

李鴻章籤這些條約為了誰呀，為大清。大清怕洋人來了，百姓又起義，江山不保。難道就非得當那官兒嗎？真的不知道有別的路嗎，當然不是。從李鴻章晚年的表現來看，他對自己的罪孽是很清楚的。

李鴻章，讀過書的人應該都不陌生，至少聽過他的大名！因為他和各種喪權辱國的條約聯絡在了一起，永遠！

歷史書簡單明瞭的把他樹立成了賣國賊的形象，也不是沒有道理。近來翻案的人挺多，對李中堂是讚不絕口，他多麼無奈啊，隻手難扶清社稷，三千里外弔民殘云云，總之，他被各種小說，影視劇，解說塑造成為一個愛國，無奈委屈的一個悲情人物。

人總是很複雜的，難以用黑白簡單做出定義！所以我也不能說他不好，或者說他好。

我只是從我的內心來說，我不喜歡他，縱然有很多條理由來反駁我。

想象一個歷史場景：在一位病入膏肓、生命即將油盡燈枯的老人床頭。來自沙皇俄國的大使在大聲咆哮，要求老人在一份屈辱的條約上簽字。老人疲憊地閉上了眼睛，低聲自語：“終於可以長眠了，再也不要管這些破事了。”

在引用李鴻章的自評：“辦了一輩子事，又是練兵、又是建海軍，不過都是些紙老虎，什麼時候能實實在在放開手腳幹過？虛有其名、徒有虛表罷了。不說還好，說白了就是勉強敷衍。就像一間四面漏風的破屋子，我這個裱糊匠東拼西湊，拆東補西，勉強看起來面子上光亮。有風風雨雨，開啟小窟窿，隨時還可以勉強修補應付。”

“想要把這破屋子撕了，但又沒有預備好用什麼樣的材料修葺？又該用什麼方式來改造？能破屋子要倒，難以收拾的時候，我這個裱糊匠也是迴天無力，無可奈何。但裱糊匠又何術能負其責”

在那個年代，李鴻章也是在孤獨迷茫中摸索。不要怪他不夠開放，他也有時代侷限性，他的眼界超越不了時代。不要怪他不反清，他受到的教育是儒家中庸、保家衛國。他在簽訂馬關條約是靠捱了一槍，給大清挽回幾億兩銀子。他要去嗎？他不去可以嗎？

宰相有權割地，孤臣無力迴天。

人的想法與歷史認知總是會變的。就像是你最先喜歡吃陝北蘋果，後來喜歡吃河南梨，到後來又變成了火龍果。或許自己感受不到細緻的變動，但是口味、品位與認知卻慢慢發生變化——無論是好是壞，這是一個客觀事實。從小學開始，我們就在課本中接觸到了李鴻章這個名字，幾乎沒有不知道李鴻章的。目前，我的主業是研究歷史學。隨著年齡增長，見識變多，對李鴻章認識愈發豐富厚重和接近真實具體的人。檢討以往，對李鴻章的認識大概有四個過程：

第一，教科書版/印象李鴻章。

課本不厭其煩的描繪李鴻章，介紹他是為了批判他。李鴻章乃賣國賊，悍然出賣利權，與列強交好。當高中之前讀之，心中憤懣的情緒也油然而生。舉國何怕一戰，怎麼能如此遷就西方？屢次代表清廷全權簽訂條約，無疑是朝內軟弱派的代表。

雖然李鴻章一生有操練淮軍、參與平定太平天國運動、提倡洋務運動、積極倡建近代海軍、建立北洋水師等功績，但不過被看作維護地主階級的利益而已。李鴻章此時被刻畫成一個壞人。

當然，這和當時秉持的史觀和歷史背景有關係，屬於政治宣傳，不屬於學術研究的範疇。歷史人物評價標準是二元的，或大忠大賢，或大奸大惡，明顯的好壞之別。第二，本科所讀書中的李鴻章

毋庸置疑，本科教育提高了認知能力。看了不少晚清史的專業書，引發了很多思考。此時心中那些賣國賊等字眼已經沒有了。民國初年，梁啟超就寫了《李鴻章傳》，給予了李鴻章高度的評價。

那時候，讀到了李鴻章年輕時代寫的詩歌：丈夫隻手把吳鉤，意氣高於百尺樓。一萬年來誰著史，三千里外覓封侯，可見意氣風發之態。李鴻章去世，慈禧太后感慨：大局未定，倘有不測，再也沒有人分擔了，她失去了一位再造玄黃之人。第三，史料中的李鴻章

真實的李鴻章，需要在史料中去認識、去解讀。他多疑而用人不疑，諂媚而實心辦事，軟弱而不失大國氣象。曾國藩就認為：少荃天資與公牘最相近，將來建樹非凡，或竟青出於藍也未可知。他知西來大勢，識外國文明，想效法自強，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李鴻章臨終之時，桑榆晚景，詩中寫道：勞勞車馬未離鞍，臨事方知一死難。三百年來傷國步，八千里外弔民殘。秋風寶劍孤臣淚，落日旌旗大將壇；海外塵氛猶未息，諸君莫作等閒看。一個帝國的忠臣、無奈形象躍然紙上。第四，體會生活後理解李鴻章

生當“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李鴻章，生前身後都遭到詬病。整個國民不止李鴻章，至少也應集體負責，為何要把國運歸罪於一身呢。況且，人在制度下，很難能突破制度。輿論四起，君無錯而定是李鴻章之罪，其個人壓力與無奈可以想見，一生僅僅是“裱糊匠”而已。

近些年來，學術界與民間研究者關於李鴻章的書籍越來越多，成為一門顯學。很多人認為這是“洗白”與翻案。我就不同意，李鴻章本來就白不須洗，只是一些研究者相對還原了真相而已。並不是說李鴻章毫無汙點，而是對政治人物的評價應該擇其主流，回到歷史情境。

當我在看電視劇《走向共和》時，王冰老師把李鴻章的形象塑造的極為豐富。只能感慨一句：李中堂不易啊！正如梁啟超的評價：當戎馬壓境之際，為忍氣吞聲之言，旁觀者尤為酸心，況鴻章身歷其境者。敬李鴻章之才，惜李鴻章之識，悲李鴻章之遇。此言非虛。

晚清舉國皆罵李鴻章，但是要知道：若以中國之失政而盡歸於李鴻章一人，李鴻章一人不足惜，而彼執政誤國之樞臣，反得有所諉以辭斧鉞，而我四萬萬人放棄國民之責任者，亦且不復自知其罪也。天下之間，唯庸人無咎無譽。

這是梁啟超的警示，我們亦須自省自查。總之，不要動輒誰是好人，誰是壞人，這是很幼稚的評價與說法。

李鴻章是晚清五十年中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對於李鴻章的評價也是五花八門。有人認為他是19世紀世界三大傑出人物之一，與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美國總統威爾遜並列。也有人認為他是中國的賣國賊，一生簽署了無數出賣中國領土主權的不平等條約，更有人認為他是清朝的奸臣，袁世凱就是由他所舉薦。

但無論如何，李鴻章都是研究晚清大變局不能繞開的一位。他早年跟隨曾國藩平定太平天國叛亂，受曾國藩委託組建淮軍，並最終率領淮軍攻佔蘇州，在看過蘇州忠王府之後，李鴻章甚至長嘆:長毛焉得不亡！此後，李鴻章從江蘇巡撫一路做到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興辦洋務，是晚清洋務運動的重要人物。

李鴻章也可謂是晚清亂局中難得的外交家。大清當時的局面是內外交困，李鴻章能夠在列強虎視眈眈的情況下支撐起晚清的局面實屬相當不易，並且李鴻章甚至早就意識到了中日之間的問題，他組建北洋水師，正是為了要震懾日本。可惜李鴻章一方面用錯了人，另一方面他也沒有意識到他與伊藤博文在天津達成的對北韓駐軍平衡的協議會為後來的北韓兵變造成巨大的後果。

當然，李鴻章簽訂《馬關條約》成為他人生當中的巨大汙點，以至全華人民都罵他為賣國賊。可是，在當時大清戰敗的情況下，伊藤博文點名的談判人物一個是恭親王，一個就是李鴻章。李鴻章作為大清的臣子，這個鍋他必須得背。而且李鴻章在日本捱了一槍，還為大清節省了一億兩白銀。

在此後的庚子國難中，李鴻章與張之洞，劉坤一聯合與列強簽訂《東南互保條約》，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中國南方的安定。也有傳聞說李鴻章要當什麼大不列喜天德以及孫中山邀他在海上見面，讓他出任大南粵國的總統。但李鴻章最終還是奉詔去北京談判，還在《辛丑條約》上簽字，簽完又大口吐血，最後病死北京賢良寺。

李鴻章自己說自己是大清的裱糊匠，可李鴻章畢竟是讀聖賢書出身的讀書人，他骨子裡還有著舊時讀書人對於忠義的標尺。因此，儘管他有很多機會可以成為清朝的終結者，可他卻認為，一代人只幹一代人的事。他註定要為風雨飄搖的大清遮風擋雨，也註定要為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去做一個先行者。

作為一個安徽人，如果要我用一句話來評價李鴻章的話，那就是：“安徽近兩百年來最偉大的人，我最敬重的同鄉先賢。”

滿清王朝之所以能在遭受太平天國外加兩次鴉片戰爭後還能苟延殘喘六十年，內朝要感謝恭親王和文祥，而外朝則要感謝曾國藩、左宗棠和李鴻章。而在曾國藩、文祥和左宗棠謝世、恭親王被排擠出朝以後，李鴻章就成了當時中國，唯一可以與天下匹敵之人。

身為一個文官出身、帶著陸軍打天下的內陸省份出生的人，李鴻章精準地看到了對中國最大的威脅源於海上。在此我無意討論“海防派”和“塞防派”誰對誰錯，也不想討論甲午一敗到底是誰的鍋。但是有一點是毋庸置疑的，如果沒有李鴻章建立的那支曾經傲視亞洲的艦隊，甲午可能還要提前幾年甚至十幾年。

儘管接受的是最傳統的中國古典文化教育，但李鴻章卻有著難得的眼光。他非常清晰地認識到當時的中國需要的是一場革新，甚至是一場從內到外的革新。在慈禧做著和世界所有強國開戰的大夢的時候，正是他牽頭組織了“東南互保”，才保住了東南半壁不至於受到荼毒。

也許李鴻章也曾重視過自己的“清譽”，但他卻實在是中國近代史上被領導要求背黑鍋最多的人之一。自己親手締造的艦隊被日本人毀於一旦，還要去代表太后籤《馬關條約》；《開戰詔書》和自己一點關係都沒有，卻還要拖著一身病體去籤最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如此的忍辱負重，實在是很難再找。

當然，李鴻章的私德確實有些問題，“宰相合肥天下瘦”雖然是翁同龢譏諷之語卻也不全是汙衊，而他在對沙俄的問題上受賄一事也委實留人話柄。但是，總體而言，李鴻章的功是要大於過的，他對清朝乃至整個中華民族的貢獻都是不應被忽視的。

李鴻章，晚清名臣，洋務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安徽合肥人，世人多尊稱李中堂，易稱李合肥。

作為淮軍、北洋水師的創始人和統帥、洋務運動的領袖、晚清重臣，官至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華殿大學士，曾經代表清政府簽訂了《越南條約》《馬關條約》《中法簡明條約》等二十多個條約。其中很多尤以後兩個條約被中國成為喪權條約，故李鴻章也在歷史上被冠以“賣國賊”的稱號。

縱觀他的一生，有功有過，無法簡單的用愛國或賣國來評價。

李鴻章正面的，他盡力維護中國的利益，洋務圖強，開礦，修建鐵路，開辦造船廠，派優秀學士出國學習列強的先進文化和技術。對於不平等條約的簽訂，他曾據理力爭，然而無奈國家羸弱，不得不接受屈辱的要求。他主導洋務運動是其進步的表現。他也有外交上維護中國的事蹟，如在八國聯軍攻佔北京後獨自前往談判，最終不割地而平息事件；在甲午戰爭處於不利情況後在負傷的情況下儘量為清政府挽回損失等，都是他衛國有利的一面。

負面評價主要來自於李鴻章曾作出的錯誤決策，後人也多對此詬病。如重視海防而願意犧牲整個新疆放棄疆防；1885年在完勝日本的情況下籤訂的《中日 天津會議 專條》，給予了日本可以派兵進入北韓的權利；與日本的中日甲午戰爭前，未及時做好迎戰準備，並告誡北洋水師所有官兵儘量剋制，不許主動出擊，否則就算勝利也要受到軍法處置，導致中國水師處處被動挨打，指揮中頻現失誤導致軍艦在威海衛被全殲；中法戰爭勝利後反而簽訂了不平等條約等。雖然這些不利條約和做法受制於各種客觀條件，但他依然要為這些事件的誤國行為承擔很重的責任。另外在早期鎮壓太平天國運動時，他殺人過多。這也牽涉到湘軍和淮軍的 整體評價 。洋務運動和他的一系列措施並沒有改變中國繼續淪落，也讓他的功勞並不顯著。

綜上所述，李鴻章在當時的清政府確實是一位有遠見卓識的改良派，但他卻不是革新派，在腐敗無能的體制下，想憑一人之力讓國家走向富強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他雖然重視國防，但在大戰來臨之際卻不能很好的預測戰場形式，不能做好充分準備，戰場上錯誤的指揮最終導致辛苦建立起來的北洋水師一觸即敗。在和外國列強簽訂條約時，雖然有各種客觀背景，也無李鴻章被外國列強收買的證據，但在簽訂喪權辱國條款時，昏庸無能，導致中國主權淪喪，白銀外流，陷清政府及老百姓於水深火熱當中，此國之不幸。

我來晚了。已經這麼多答案了，見仁見智，較為全面的評價了這位晚清重臣。

慈禧掌控下的大清早已是風雨飄搖，大廈將傾，李大人也是獨木難支。盡心盡力的想做一些中興舉措，籌建實業，操練水軍，興辦學堂……。但畢竟大清朝已是沉痾不起，癌症晚期了，單靠清內熱、調脾胃、除心火自是於事無補，帶病延年而已。但不可否認，李鴻章是晚清為數不多有能力、有見識的能臣。

指責李鴻章賣國純屬站著說話不腰疼。所有喪權辱國條約均是在戰爭失敗後的被迫簽訂的。沒有真正掌權者慈禧的首肯，是絕不可能生效的。“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又不是老李提出來的合理化建議。晚清簽訂的割地賠款條約一大摞，為什麼其他簽訂者沒有如此遭人唾罵？翁同龢之流藉機煽動，中心目的就是打擊李鴻章這位後黨重臣，爭取從慈禧手裡搶奪更多的權利。真愛國，你老翁去和日本談去？你能做到不割地賠款？甚至讓日本人賠咱點銀子嗎？至少能比李鴻章簽訂的條約少賠點，你做得到嗎？你要真這麼大本事你怎麼不去啊？

至於指責李鴻章命令北洋艦隊深港躲避，最後仍難逃全軍覆沒的下場。其實老李也是有自己難言之隱，從電影《甲午風雲》不難看出，海軍軍費嚴重不足，連最基本的炮彈都無法保證，自知打起來必敗的李鴻章選擇閉而不戰，其實是最高明的手段，畢竟幾十只戰艦在那，還能起到紙老虎的威懾作用，日本就得有所顧忌，一旦開戰，其實未戰勝負早已很清楚了。這一切也只有李鴻章心知肚明。

李鴻章是晚清得以延續統治有力的保證，是治世之能臣，也不必批判他為封建王朝的腐朽統治不遺餘力，那是我們後人的政治觀點，他和岳飛、文天祥一樣，效忠的是正統皇朝，至於這個朝廷是否腐敗，那不是做臣子考慮的，他只能盡力去做彌補。做根本性改變有違儒家教導的“君臣父子”訓教。

李鴻章就是一個慈禧禍國殃民的背鍋俠。

怎麼說呢，用“譭譽參半”這個詞來形容他或許是再適合不過了。

首先，一個可以在歷史上留名的人必然不會普通。李鴻章呢？他有著很前沿的思想，但是依舊侷限在了帝王家中。歷史上他承擔了很多，但是他得到的也不少。今天，對於李鴻章的功績有些過度的渲染了，人無完人，他的一些問題也是值得反省的。

首先他是大清國的背鍋俠，這一點無可否認，確實所有的罪名都由他承擔這一點很不公平，當然今天為他發出聲音的方向也主要是因為這個。

他是一個能人，慈禧說他是再造玄黃之人也可以說是不過分的。他建立了北洋水師，師亞洲第一水師，假如他在獲得後續的資金支援，那麼甲午海戰絕對不會失敗，至少有了必勝的把握，戰鬥進行的必然會更加的果斷。

還有無數的救國企業，為了大清，李鴻章算是盡心盡力了。對於一個忠臣，他應該得到認可。

但是他也有很大的問題，他貪汙，即使是在簽訂條約的時候他也是會收國外使者給他的錢財。這是他最大的一個汙點。

至於決策上的問題，無論他犯了多大的錯誤，倒是不認為需要追究，且不說人都會犯錯，李鴻章也不是神，他不可能所有的問題都有能力解決，大清那麼多人都沒能解決的問題怎麼可以只靠他一人，所以我們不能否認他的能力。也要原諒他的這些錯誤。

李鴻章歷來是一個爭議不斷的歷史人物，日本人對李鴻章的評價是知西來之大勢，識外國文明，想效法外國，有卓越的眼光。美華人的評價是：以文人來說

，他是卓越的；以軍人來說，他在重要的戰役中為國家作出了有價值的貢獻；以從政來說，他為這個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國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認的優良設施；以一個外交家來說，他的成就使他成為外交史

上名列前茅的人。 美國哈佛大學漢學家費正清先生曾說：“列強未能‘分裂中國 的部分原因是由於中國善於利用（對這種方法我們還缺少研究），一個國家來牽制另一個國家。 ”而這種利用一個國家來牽

制另一個國家，避免八國聯軍肢解中國的人物就是李鴻章。 而華人左宗棠說：“對中國而言，十個法國將

軍， 也比不上一個李鴻章壞事，李鴻章誤盡蒼生，

將落個千古罵名。 ”我認為， 李鴻章所作所為，儘管主觀動機是為了維護清朝封建統治，但他在任期間，以“練兵制器”為核心，引進西方軍事技術和

民用技術，客觀上促進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

對外國經濟勢力的擴張也起了一定的抵制作用。因此

，其可以說是中國近代化的第一人。但和當時的世界資本主義潮流相比， 他頑固維護清朝封建統治

，只學西方技術，不學西方制度、思想和文化，所謂

“中體西用”則不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社會的落後狀況

，因此其進步作用是有限的。同時，李鴻章戰略失誤

，指揮失當對中日甲午戰爭的失敗具有不可推卸的領導責任，戰後代表清政府簽訂《 馬關條約 》， 儘管是被迫的 ， 但客觀上是喪權辱國。 總之，李鴻章儘管是晚清有一定作為的封建政治家，他領導的洋務運動促進了中國近代化，但這與西方相比卻存在著本質的侷限性，因而無法使中國走上富強之路。“天下唯庸人無咎可譽 ”，李鴻章適逢國家內憂外患之際，

在皇權的重重壓制之下，在中西文明的碰撞之中，

沒有實現其抱負，這是民族和個人的悲哀。 時勢可以造英雄，也可以毀英才。

李鴻章本身就是洋務運動的功臣，他善於學習西方，把先進的西方技術引入中國，開始了中國近代化的程序。

甲午海戰是中國之敗，非李鴻章個人之敗。慈禧稱讚李鴻章，再造玄黃。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也稱讚李鴻章大清帝國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強一爭長短之人。可見李鴻章地位之高。《再造共和》只是盡力還原真實的李鴻章，沒有洗白。

李鴻章，與近現代閻老西有很多相似之處。用周總理給閻老西的輓聯來看李鴻章，我個人覺得算是比較公平公正的。

“擺脫開，擺脫開，沾染上，洗乾淨，不容易，持得住，持得住，掉下去，爬上來，甚為難。”

這句話的字面意思大家應該都能理解吧。用在李鴻章身上基本也能行。

先概述一下其身份：

李鴻章，近代晚清重臣，淮軍創立者，爵爺，滿清後期三大擎天漢臣之一，中西思想合用開先朝的洋務運動發起和參與者，北洋艦隊參與者，多次戰敗合約簽訂者，國際事務中以自傷換取為國為民爭利益者，外交事務中有禮有節者，家族家風家訓可傳天下的貫徹培育者，同時也是獲得了“宰相合肥天下瘦”民間戲語的擁有者，就如同他自己晚年所說一樣，就是一個裱糊匠，糊的一座四處漏風的紙房子，在那個時代，那個環境下，努力的做了一個在其位，謀其政，忠其君，踐其行，齊其家，修其身，治其國的踐行者。在其一生當中也貫穿了儒學思想影響下的三立為聖的理念。

從其身份來看，李鴻章的功與過，皆在其中，至於做的好與壞，做到何種程度，對當時的滿清朝廷，對慈禧，對漢族百姓，和國外列強來說，自有評判，也就有了當時國外高度評價，滿清朝廷優渥重用，百姓俗語戲虐。

以現在的眼光去看李鴻章來說，則是除了上述的這些之外，還有對於華夏民族，對於近現代思想文化科技軍事工業的影響有多少。以及他的一生對於後來的我們到底是反面的需要予以批判，還是正面的予以褒獎，更多的是給予我們這個時代對於他的一種合理公正的定性。而不是為了抹黑而一刀切，也不是為了洗白一地掃。

回到開始說的李鴻章和閻老西有共通之處來做總結，就是，李鴻章這一生，持住了，也掉下去了，剋制了，卻也沾染上了。老話說，一失足千古恨，更何況是李鴻章在當時這麼有代表性的爭議人物，他有失足的地方，至於是何種緣由導致的就不細究了，他也做到了儒家立功立德立言的一部分，於國於家於滿清朝廷該做的不該做的事情。

寫這麼多，只是希望我們在看歷史，討論歷史人物的時候，多一份公正，少一絲個人情緒。歷史本就是小姑娘，打扮來打扮去的，結果等到我們百年後的後人再看的時候，沒有一個公正的定論只會成為又一個迷。如同道家思想一般，歷經千年，最後卻因為流派太多，沒有統一的最高傳承體系，反而讓一個華夏自生的宗教體系退居於外來體系之下。影響之大不可歷數。

歷史證明，李鴻章不愛國，如果他愛國，以他的地位，本應該能有所作為，清政府一直很支援他，就拿軍隊說，北洋水師，淮軍，只要李鴻章不造反，他是有絕對控制力的。結果腐敗墮落，不堪一擊。

近代對中國危害最大的人物之一。處於民族生死存亡的時刻，李鴻章的所作所為，是會讓中國亡國滅種的。肯定有人要跳出來，李鴻章是糊裱匠，沒有他保持大清的光鮮亮麗，大清早亡了。我承認，他確實是糊裱匠，拿了蓋高樓的錢，李鴻章給糊了個紙房子。掏了養真老虎的錢，李鴻章給糊了個紙老虎。宰相合肥天下瘦，有記載，李鴻章資產有四千多萬兩白銀，有如此能臣，大清冤啊，你們憑良心說，大清掏的錢是建不起真房子，還是養不起真老虎。看甲午中日戰爭北洋水師淮軍的表現，真的要吐血，武器裝備不精良嗎，不能一戰嗎，不戰而逃，統統送給日本人了。你們還真以為給他們好裝備好武器就能打。光北洋水師，就花了數千萬兩白銀，打水漂不說，半數資敵。滿清寄望於李鴻章，託以中興大任。全世界都認為以滿清的投入，足以抵禦外辱。奈何李鴻章帶領團隊中飽私囊，欺上瞞下。建了一支不堪一擊的海陸軍。滿清是弱國，李鴻章別無選擇。這口鍋滿清背得冤啊。李鴻章明明選擇了置民族國家生死存亡於不顧，怎麼就叫別無選擇呢。滿清的投入如果有回報，何至於屈辱求和。李鴻章有遠見，知道中國打不過日本。為什麼這樣，為什麼一貫對外軟弱呢，因為他知道，中飽私囊，層層分贓後，自己只糊了個紙老虎，一打就穿幫了。但其他人不知道啊，其他人知道的是，大清掏了那麼多真金白銀了，是有真老虎的。所以不能怪人家沒遠見，而是誰能料到李鴻章一夥蠹蟲這麼黑，敢偷樑換柱，糊個紙老虎糊弄所有人。李鴻章敢籤屈辱條約，有擔當，自己拉的屎，難道讓別人擦屁股。你們以為籤賣國條約他會覺得屈辱，賣國求榮能成為成語是有道理的，能去日本簽約，表明他的政治地位是保住了，清政府敢制裁李鴻章是想毀約嗎，是要被日本帝國主義干預的。甲午後李鴻章出訪歐洲各國，受到隆重禮遇，又主動和沙俄籤賣國條約，拿到幾百萬盧布酬勞，能攜洋自重，又是禮遇又是報酬，爽的不要不要的。沒左宗棠，新疆就被李鴻章賣了，中法戰爭中國不敗而敗，琉球拱手讓人。但凡中外交涉，李鴻章總能想洋人之所想，急洋人之所急，全心全意為洋人服務。為什麼外國高度讚揚李鴻章，因為李鴻章會賣國啊。所以列強自然願意捧他，給他撐腰，李鴻章死後，歷史證明，後面的賣國者，都沒李鴻章這麼卓越的賣國才能，不管是北洋政府還是國民政府。曾國藩雖然殺人不眨眼，但天津教案殺民向洋人謝罪，也是氣個半死，沒有李鴻章，還真沒人能擔得起賣國重任。沒人出面和洋人談，侵略者也只能陷入到人民戰爭的汪洋中。李鴻章在洋務運動中總做了些事吧，官僚資本打壓民族資本，阻礙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歷史早有定論。李鴻章如果有左宗棠那種素質節操才華，甲午斷不至於戰敗。臺灣人民因為被放棄，反而能發動起人民戰爭，沒花國家一分錢，戰績是北洋水師淮軍的數百倍。如果沒有賣國政府聯合侵略者維持所謂的，東北人民必然也能和臺灣人民一樣奮起反抗，予日寇以沉重打擊。甲午中國若能不敗，日本就廢了，哪裡還會有九一八，有八年抗戰。李鴻章一生簽訂了30多個條約，由李鴻章作為清政府代表與列強簽定的不平等條約有：1876年9月中英《煙臺條約》；1884年5月中法《會議簡明條款》；1885年4月中日《天津條約》，同年《中法新約》；1895年4月中日《馬關條約》，同年11月，《中日遼南條約》；1896中德《膠澳租借條約》；1896年3月，中德《膠澳租借條約》，同年6月《中俄密約》；1898年6月中英《展拓香港界址條約》；1901年9月八國聯軍《辛丑條約》等。

據說甲午後李鴻章發誓終身不履日地，以此證明李鴻章是愛國的。正常人的思維不該是報仇雪恨，終有一日，中國要踏平日本嗎。歷史證明，李鴻章不愛國，如果他愛國，以他的地位，本應該能有所作為，清政府一直很支援他，就拿軍隊說，北洋水師，淮軍，只要李鴻章不造反，他是有絕對控制力的。結果腐敗墮落，不堪一擊。近代中國，需要的是能大公無私，捨生忘死，為民族存亡奮鬥的人。像李鴻章這種人，地位越高，權勢越重，危害也就越大。總有人說，你行你上啊。唉，當不了官都不能指責官貪了。評論中說李鴻章與左宗棠易地而處會一樣。會一樣嗎，換李鴻章，新疆肯定是不收復了。西藏蒙古什麼的，可能通通都不要了。左宗棠4個兒子每人只分到5千兩銀子，合計2萬兩，只相當於左宗棠一年的工資。和李鴻章聚斂數千萬能一樣。上行下效，帶來的橫徵暴斂，貪腐恐怕就是天文數字了。一些人看不到腐敗的危害，一個國家如果腐敗了，那就是要亡啊。有一種看法，甲午戰爭是李鴻章一個人的戰爭，李鴻章支撐大局不易，北洋水師、淮軍是甲午抗日的中流砥柱。自古軍隊各自有各自的防區，守土有責，離侵略近就要先抗住，而不是拿全國兵力沒全到開脫。九一八是張學良一個人的戰爭，山東是韓復渠一個人的戰爭。就算你一個人吧，就算器不如人吧，這是不戰而逃的理由？合著離侵略者近，在前線跑還光榮了。北洋水師淮軍若能像樣的抵抗侵略而做出巨大犧牲，那我們自然要承認，他們的犧牲與貢獻。但他們是聞風而逃，完全沒有起到抵抗侵略的作用，怎麼還能往臉上貼金說是孤軍奮戰，一個人的戰爭呢。臺灣人民武器差吧，孤軍奮戰沒有任何支援吧，你看看他們的戰績。總有一些人，偽裝客觀，要客觀理性，要一分為二，要考慮到政治複雜，時代背景，歷史環境，時代侷限等等，無非就不允許批判李鴻章，無非就是想說貪汙無罪，賣國有理。我中華當時處於生死存亡之際。我們在和平年代尚且對貪汙腐敗深惡痛絕，怎麼就能允許那個年代有這樣的人，居然還為其大唱讚歌。漢奸們都是無辜的，要好好的心疼他們，好好理解他們。那為民族為國家拋頭顱灑熱血的人呢。我覺得這樣的人，到民族危難之際，如果有機會，大抵會無辜的無奈的去做賣國賊的。因為他們已經有這樣的思想意識。環境黑，但你李鴻章更黑啊，不是逼於無奈，是引領潮流，獨領風騷啊，斂財至數千萬兩白銀是什麼概念，歷史上高於此數的恐怕也只有和珅了。很多人認為，貪汙幾千萬兩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算小汙點，不值一提，甲午賠了兩億兩就能成就一個日本帝國。又有人站出來說，誰可以替代李鴻章呢，誰會做的比李鴻章好呢。天下並非沒有俊傑，還無人替代，正因為這樣的人佔據要津，任人唯親，不給有志之士進身之途，才顯得人才凋零。何以晚清萬馬齊喑，到民國就英才輩出呢。我究竟黑他什麼了。這些明明是事實，何必找原因找藉口，不允許我陳述事實，比如他貪，我決不能說他貪，因為官場黑暗。比如他對外軟弱，我絕不能說他對外軟弱，因為外國比中國強。他消極避戰，我不能說他消極避戰，因為敵軍強大。他賣國，我不能說他賣國，因為有賣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