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問題感覺沒什麼意義，人家只是挑出三千詩中的最好的三百，並且傳承下去。說不定孔子沒整理現在我們一首也看不到。

小可對天發誓，100%是真滴！但是如果題主向我要證據，I’m sorry，唯一的證據就是現存的詩經符合史記中的記載。我們重新來看這段話。

古者詩三千餘篇，

這裡的詩指的是民歌，確切地說是孔子之前的民歌。太史公是漢朝人物，孔子是春秋時期人物。太史公肯定沒有數過春秋之前的民歌，以他的嚴謹應當是從當時的資料中進行引用。順便在這裡強烈鄙視一下那些動輒質疑太史公之人。太史公在編寫之前的史實時，唯一能做的就是查詢資料，在不同的資料中相互對比，甚至親身走訪和驗證。

另：三千是虛指。三千餘雖然不一定是虛指。但同樣沒有證據這不是虛指

及至孔子，去其重

重，指重複，這種重複分為兩種，一重是完全重複，一種是相對重複，比如歌詞等。這是編撰者的本職工作。相當於後世學者的“補遺”、“補缺”，以及現代學術論文中的“查重”機制，沒聽說誰誰在明明知道全唐詩的情況下，自己又寫一本全唐詩，這不是扯麼？

取可施於禮義，

《詩》本是民歌，是孔子賦於其禮的含義，比如讓小可吐槽無數次的《關睢》，明明是一首少男傾慕少女的戀愛詩，非要轉化成為王化之源。

按現代的觀點來說，內容要健康正面，思想積極向上，那些促使人變壞的，讓人變得邪惡的詩作是不能編撰其中的。比如類似十八摸的詩歌如何有資格編進詩裡？

黃色詩歌，賭博詩歌，殺人放火，姦淫擄掠這些俚曲兒不可能納入任何一部詩集之中。孔子對詩的要求是“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

我們常常聽到一個詞叫做“鄭衛之音”，所謂鄭衛之音，在狹意上講就是不雅的音樂，不雅的民歌，哪怕是按現代的標準，這些民歌頂天可以當成資料，卻不可以成為詩歌。

作者，要對讀者負責任。

上採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

這一句說的是內容和時期，比如商朝民歌，周朝民歌，還有國家的興衰（豈不是後世的以史為鏡？）然後是純粹的男女之情。也就是說，哪怕是男女之情，人家挑出來的是愛情詩歌，把那些泡妞的，嫖妓的，通姦的全刪除掉了。

孔子能不能做出這種事來？

太能了！

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

孔子刪除了十之八九，剩下305篇孔子都能演奏並歌唱（歌以詠志乎？），重點是第二句“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韶，武，雅，傾都是健康的音樂，都是禮儀的音樂，都是符合人思想道德情操的音樂。

我們至少可以知道，周禮中的樂曲大多都是四字一換的，因為孔子把這些禮樂還原到了應當有的樣子。

從邏輯上看，當時是這樣子的。

1、蒐集到許多民歌。

2、把重複的刪掉了。

3、把邪惡的刪掉了。

4、讓民歌和禮樂結合起來了。

這不就是孔子，以及所有儒家學者的拿手好戲麼？只要是我不喜歡的，不認同的，統統滾蛋！

另：這好像是一首文化類別的問題啊！

某些人以那種極其輕薄的語氣批孔子，說他曾刪詩，原話是：“據說他（孔子）刪改過《詩經》，經他一刪改，只剩下現在能看到的三百首了，剩下的八成兒都被他那點兒道理給滅了。沒有孔子，我們今天說不定還能多看幾首先秦的詩。

其實，孔子刪改前人典籍，與秦始皇焚書也沒什麼區別。被刪掉的再也找不回來了，不就跟燒了一樣。被改過的面目全非，全成了篡改者的主觀意志，還不如一把火燒了，也少讓今天的人中毒。”

“孔子刪詩”為漢代以來《詩經》學史的一個重要公案，涉及孔子與《詩經》文字形成過程的關係。

從對歷史事實考證的角度來說

孔子刪詩的說法始於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明確說：“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適於禮儀……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

孔子是什麼時候開始“刪詩”，即修訂《詩經》文字的呢？一般《詩經》學史方面的著作皆引用《論語·子罕》中的一段話：“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根據《左傳》，孔子自衛反魯在哀公十一年冬，已是其晚年。

西漢海昏侯墓出土“孔子屏風”（或稱“孔子立鏡”）載孔子事蹟：“天下聞其聖，自遠方多來學焉。”接著又說：“魯哀公六年，孔子六十三。”據此可知，孔子授徒遠在哀公十一年前。具體時間，華鍾彥先生判定為魯定公五年，即孔子四十七歲之時。華先生此說本於《史記·孔子世家》：“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孔子世家》以下續記魯定公八年孔子事蹟，說明孔子繫於盛年收徒立教，授《詩》、《書》、《禮》、《樂》。故其刪訂《詩經》必不晚於是年。

唐人孔穎達在《毛詩正義》中曾提出：“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對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的分析，可釋此疑。從傳世文獻來說，《國語·魯語》記載，孔子前數百年，生活於兩週之交的宋國大夫正考父曾“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而今本《詩經》中《商頌》僅有五篇。一斑可以窺豹。

近年來出土文獻中，發現諸多逸詩。上博簡存有逸詩兩篇，清華簡《耆夜》包含五篇逸詩。《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叄）》中存有《芮良夫毖》和《周公之琴舞》兩種，清華簡《子儀》篇中有樂歌三首。《周公之琴舞》錄歌詩十“啟”，其中成王所作之“元納啟”系今本《周頌·敬之》別本。有學者指出：從統計的角度來說，《周公之琴舞》的詩篇數目與今本《詩經·周頌》所存相關篇目恰為十一之比。凡此，可證清人崔述《洙泗考信錄》所言文獻引詩“逸者不及十一”的統計，片面性很大。

另一種說法自唐代至清代，便有不少學者對提出質疑。《左傳》記載，公元前544年吳公子季札至魯國學習禮樂文化，魯樂工為他演奏的詩樂次序與今本《詩經》基本相同，說明那時已有了一部《詩經》。而此時孔子年僅8歲，不可能有能力做刪詩的工作。孔子對《詩經》所做的最大的貢獻，大概就是如司馬遷所說，是為《詩經》的三百零五首詩定下了標準配樂。詩、歌二者本就沒有分別，以音樂與詩相配，才能最大程度得發揮其端正情感的教化作用。

孔子刪詩,中國最早的文學審查,體現了思無邪的中和之美。

因為在任何一種事物的積累過程中，必然是泥沙俱存，魚龍混雜的。詩歌也是這樣，本來是用來歌頌人們美好的思想，展現人性美麗的詩篇，在漫長的時間過程中，也難免會被用來表達那些醜陋的思想，抒發那些齷齪的情感，記錄那些卑鄙的事情。於是，後人去面對它的時候，就很難看清先人的初衷，很難判斷何為主流，何為末流。具體的說，就是看不到或者看不清“思無邪”的美麗本質，甚至還會認為詩歌無外乎是用來抒發一下情感的，至於這種情感的正與邪，卻是無所謂的。殊不知，這種無所謂的想法本身，就是對詩歌這種文體，甚至是對文字這種記錄人們思想的工具的侮辱。

所以，孔子刪詩就是去偽存真，正本清源的過程，就像人們洗刷掉身上的汙垢，才能漏出美麗的容顏，或者即使不美麗，也是真實的容顏一樣。這其實是一個用減法算的加法，這才是孔子作為一位文化與文明的傳承者的偉大之處，也是後世的人們，對他報以無比的崇敬之情的原因，因為他讓我們看到了人性的美好，讓我們知道，人性曾經真的美好過。這就為後世的人們，樹立一種追求的理想與目標，並且為這種追求，奠定了堅實的信心基礎。

華鋒教授的觀點，我認為是對的。第一，在孔子之前，《詩經》就已經基本定形了。因為《左傳》中明明記載有一個事情：吳公子季札到魯國去聽音樂，聽什麼呢，開始就聽了《周南》呀《召南》呀，十五國風聽了十四國風，可見當時《詩經》已經基本定形了，而這個時候孔子還很年幼，好像才8歲，那他肯定沒有刪詩的可能性。第二個，我們認為，孔子對於《詩經》是做了巨大的貢獻。大家都是喜歡國學的，你們讀一讀《論語》，《論語》中孔子有十幾處談到了《詩》。孔子晚年不去周遊列國了，回去整理《詩》、《書》了，說明孔子對《詩》、《書》是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的，這兩點是肯定的。所以我們不必考慮孔子是不是刪詩，明白孔子肯定對《詩經》做出巨大貢獻就可以了。

而筆者認為，對於之前已大概成型的三千首以上的詩，孔子在其教學過程中整理和編輯過，此為“刪”的本意。“刪”是會意字，從刀從冊。冊是簡冊，把若干竹簡編穿在一起叫“冊”。簡冊的內容有取捨，要用刀，所以從“刀”。孔子創私學，需要一個簡要的版本，自然要對以前有所取捨了。現在的詩經，基本就是孔子教學的版本。孔夫子是歷史上最早的高階編輯，是編輯學的鼻祖。

孔子自己也隱隱約約說過，他編的《詩經》，一大特點是“思無邪”，也就是說現存版《詩經》都是思想純正、具有教化意義的正統詩歌。有的人據此考證出來，孔子刪去的詩歌，大多是一些言辭過於露骨、放浪的詩篇，比如當時鄭、衛一帶詩風以淫靡著稱，孔子就棄而不錄。

例如《鄭風·溱洧》：“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青年男女春天聚會，在水岸祝福祈求。在萬紫千紅中穿行，相互調笑，互贈芍藥以定情。如此美好爛漫的樂曲，孔聖人並不排斥，且編入教材。“思無邪”，除了說詩本身“無邪”外，更是教誨弟子正確領會，見到愛情詩篇不要產生邪念! 如此而已，豈有它哉! 由此又想到刪與不刪，歷史是公正的，詩河大浪淘沙。那些廣為流傳的是因為有生命力，而平庸的東西難免淘汰。即使像乾隆貴為天子，有萬首詩詞，寫在絹帛，珍藏秘閣，實際無人欣賞，不過是詩的木乃伊而已！

現在有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傳統經學中的許多經典未必都是孔子編撰完成的，但是這並不妨礙孔子在中國文化傳續過程中的樞紐性作用，沒有孔子，上自伏羲炎黃的中華文明就不能得到準確的傳承，後世漢唐宋明的文明，就將失去發展的基礎與方向。所以，對以五經，或者六經為基礎的經學的研究，並不是保守與迂腐，而是對我們自身文明的脈絡的把握與堅守，離開了它們，我們發展的文明，就不在是中華文明。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書多了，人們卻不願看了。

無論是買來從不看的裝X黨，還是隻看工具書的資料黨，又或是喪失了深度閱讀能力的段子黨， 在他們眼中，書早已失去原有功能作用，而是退化成裝點文化的飾品。

從這個角度講，這其實是另外一種形式的焚書，毀滅了書籍的價值。

我們痛心於有形的焚書毀書的同時，也更應反思一下自己，是不是無形焚書的一員呢？參考文獻：李穎，詩三百與孔子刪詩

孔子刪詩，《論語子罕》：吾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史記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故刪詩之說，漢人信而不疑，後世學者歐陽修，王應麟，鄭樵，顧炎武相繼補充證據，故相信此說者甚眾。其論據約有四端：

1，漢代去古未遠，司馬遷掌握材料多，《史記》以嚴謹著稱，權威性強，所言可信。

2，以情推之，古國甚多，古詩當不止三千。而今本國風，有歷多代國君才採錄一篇者。可見被刪不少。孔子刪詩甚有可能。

3，對照書傳所引之詩，有的是詩經全篇未錄者，有雖錄而章句不同者。可見刪詩或刪全篇，或刪章句，其為刪詩則一也。

4，書傳所傳詩經未錄詩（逸詩），確有與詩經所錄有章節重複者，證明"去其重"是可信的。

有這麼多證據，故刪詩說信者甚眾。

但是，到了唐朝，就有孔穎達首先提出了質疑：“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言古詩三千篇，未可信也。宋朱熹對孔子刪詩也提出懷疑。再後，王士禎，崔述，近人錢玄同，顧頡剛，范文瀾都認為並無孔子刪詩之事。其論據計有五條。

1，先秦古籍引詩，大多見於今本《詩經》。而王士禎《古詩選》沈德潛《古詩源》所輯逸詩僅50餘首，司馬遷說古詩三千，當是漢儒傳言，不可信從。

2，《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吳季紮在魯觀周樂，演奏十五國風及雅頌，編次與今本詩經略同。其時孔子年僅八歲。可見，孔子之前，《詩經》的編次與篇數己經定型了。

3，今本《詩經》仍儲存不少"淫詩"，不符儒家道德標準，但並未刪掉。可見孔子並未刪詩。4，孔子只說自己"正樂"，未說"刪詩"，其門生也未言及。孔子多次說"誦詩三百"，可見，孔子之前即以“詩三百“概稱《詩經》了。

5，《詩經》在孔子時代，已廣泛流傳和應用，列國大夫在朝會，郊祀，燕享中賦詩獻詩，平時也習詩誦詩。而其時孔子並無尊崇的地位，以一人之見作刪削改定，誰又會聽從呢？又怎麼會廣為流傳呢？

否定“孔子刪詩"似乎也是言之鑿鑿。

綜上所述，目前對孔子刪詩的真偽，尚難遽斷。須待有新材料的發現，方能定論。但是，郭沫若說：“古人說孔子刪詩，雖然說不一定就是孔子，也不一定就是孔子一個人，但《詩》是經過刪改的東西。"（《沫若文集》17卷）這個見解則是公允，中肯的。詩曰：

孔子刪詩古所傳，

真耶偽耶難分辨。

鼠年新春說刪詩，

應“學而時”之邀，回答“孔子刪詩"說，我的回答依據是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裡所言。正式回答前，作如下說明和澄清。據《毛詩正義.詩譜序》載，言東漢經學家鄭玄和唐孔穎達均否定孔子“刪詩"說，我則不以為然。理由極其簡單，第一，司馬遷生於公元前145年，離孔子最近，只差三四百年，知道孔子之事最多最詳盡；第二，《史記》一書所載之史實皆真實無誤，為什麼只有“刪詩”是假的？

書歸正傳，西漢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載：“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採“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日‘〈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壬道，成六藝。”引文完畢。引文中，有些詞語略加疏通，以備理解。其一，孔子之前之古代，有《詩》三千餘篇，是孔子“去其重”，剩下“三百五篇”。去，讀qu，上聲，訓詁為“除”“除掉”“去掉”“放棄”“丟棄”諸義項。重，Chong，陽平，形容詞，重複的。衽，ren，去聲，名詞，臥席，睡覺鋪的席子；又動詞，睡臥，《中庸》：“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始於祍席”，意思是始於北方狄人的入侵。祍金革，睡覺抱著武器，穿著鎧甲護身服。

《詩經》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部詩歌總集，是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文化財富，是綻放於世界文學巔峰之上的藝術奇葩。共收人西周初期至春秋中葉500年的詩歌大約3000多篇，擇取其中的精華305篇彙集而成《詩經》，那麼孔子“冊詩”一說肯定是毫無疑問。

“冊詩”說最初出自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載：“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翻武雅頌之音”。司馬遷與春秋的年代並不久遠，所依據的資料自然比後人掌握得多，也更可靠。周王朝大小諸侯國近兩千個，孔子從前人收錄眾多的詩篇在三千左右，完全有這個可能。而選取有代表性的305首作為教科書是十分可信。

《史記》以嚴謹著稱，權威性強，所言符合歷史的真實性，後世史學家對《史記》有著很高的信賴和尊重。

出於基本的估計和判斷，500年間不可能只有300首詩歌。出於《論語》中說到孔子大規模“采詩”行為，所收集的詩歌一定非常之多，遠遠不止300首，這種推理也是絕對正確。

唐代之後有學者提出不同的看法，在爭論了一千多年後，直到近代又形成了共同的觀點，認為孔子的“冊詩”不能成立。當代的《詩經》學者基本上不同意孔子“冊詩”，“冊詩”是《詩經》學史上的一大公案。

反對“冊詩”說的理由基本不能成立：都說孔子編輯詩只有八歲，不可能“冊詩”，那他這個年齡又怎能有能力整理詩詞。孔子編寫《詩經》實際是在他周遊列國之後與弟子共同完成。

“詩三百，思無邪。不學詩，無以言”。證實孔子的《詩經》只有三百首，不存在“冊詩”。這種提法更不正確，詩三百是表明《詩經》的收集數字，並不說明500年的歷史只有三百首詩歌。

列國大夫之賦詩言志，如果“刪詩”，孔子沒有那麼大的影響力。其實孔子的晚年在政治思想和教育成就，在各個諸侯國形成了很大的影響。

我們不必考孔子是否“冊詩”，只要明白孔子對《詩經》做出的巨大貢獻。這是一項創世紀的詩壇佳話，為中國詩詞的蓬勃發展奠定了不朽的功績。

“孔子刪詩”問題，曾被學界目為《詩經》學史上四大“公案”之首。歷來爭議較多，且迄今尚無定論。 每個歷史時期都有一定的主導觀點， 而同一時期又不可避免地夾雜著不同觀點之爭論。從小編的個人角度來看，更加傾向於孔子未曾刪《詩》一說。當然在論述之前，我們首先來梳理一下“孔子刪詩”問題的前世今生……

一、所“刪”何“詩”

“孔子刪詩”一般認為肇始於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雲：“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儀，上採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由此可見，所刪之詩皆為《詩經》之詩，那麼對《詩經》進行溯源瞭解就顯得尤為必要。

所謂《詩經》是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收集了約公元前11世紀至公元前6世紀近500年間的305篇作品，其豐富的內容被認為是上古社會的百科全書。《詩》明確的創作年代不可考，學界大致論定其中最早的創作於西周初期，最晚的創作於東周的春秋中葉，總共305篇。這些詩按樂調分為《風》、《雅》、《頌》三大類。孔子說：“吾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孔子晚年棄政返魯，創辦鄉學，整理六經，教書育人。他自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經逢秦朝焚書坑儒，由學者傳誦得以儲存，至漢代奉為經典。當時傳授《詩經》的有四家：齊人轅固生傳授的被稱為“齊詩”，魯人申培公傳授的被稱為“魯詩”，燕人韓嬰傳授的被稱為“韓詩”，魯人毛亨傳授的被稱為“毛詩”，簡稱齊、魯、韓、毛。齊、魯、韓三派，在西漢十分盛行，在朝中立有博士，成為官學，屬今文經學；“毛詩”屬古文經學，是民間學派。到了東漢，儒學大師鄭玄為“毛詩”寫了《毛詩箋》，學習“毛詩”的人逐漸增多，漢代經今、古文之爭，“毛詩”取得重要學術地位。以後其他三家先後失傳，只有“毛詩”流傳到今天，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見到的《詩經》。但是，這樣一部偉大的著作，由於年代久遠，缺乏可靠材料，至今在許多方面仍眾說紛紜，無法做出判斷。其中，孔子是否刪過《詩》就是一個懸案。

二、孔子刪《詩》之爭論

從嚴格意義上來講，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當中其實並未明確提出“刪詩”說。只是敘述孔子將古代流傳下來的3000多首詩，經過“去其重”，僅剩符合禮儀標準的305篇，並使之合乎《韶》《武》《雅》《頌》之音。

到東漢，班固在《漢書敘傳》中說：“伏羲畫卦，書契後作。虞夏商周，孔纂其業。篹書刪詩，綴禮正樂。”“孔子純取周詩，上採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與他同時的王充也說：“《詩經》舊時亦數千篇，孔子刪去重複，正而存三百篇。”這是首次明確提出刪詩說。

鄭玄箋《毛詩》時，贊成孔子刪詩的觀點，如鄭玄《六藝論》雲:“孔子錄周衰之歌，及眾國賢聖之遺風，自文王創基，至於魯僖四百年間，凡取三百五篇，合為《國風》、《雅》、《頌》。”直至唐初陸德明，其《經典釋文序錄》仍然認為:“孔子最先刪錄。既取周詩，上兼商頌，凡三百十一篇。”亦認同孔子刪詩的觀點。從整體上看，在唐孔穎達之前，大多學者多信奉孔子刪訂《詩經》，肯定孔子刪《詩》，認為孔子這樣做是為後世立教，記載時事，編撰歷史，為現實的政治提供借鑑功德之舉。

至唐初孔穎達，始對孔子刪詩之說明確提出質疑。其在《詩譜正義序》中說:“《史記·孔子世家》雲：‘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是《詩》三百者，孔子定之。如《史記》之言，則孔子之前，詩篇多矣，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言古詩三千餘篇，未可信也。”這是從逸詩數量上進行邏輯推理，認為《詩經》之外的逸詩數量極為有限，從而說明孔子並沒有大規模的刪詩之舉。孔穎達還進一步加強此說。《詩譜序》孔氏正義雲:“此等正詩，昔武王採得之後，乃成王即政之初，於時國史自定其篇，屬之大師，以為常樂，非孔子有去取也。”也就是說，《詩經》之“正詩”不是孔子所刪錄，而應歸之於孔子之前的國史和太師。

自孔穎達明確提出孔子不曾刪詩的觀點以後，在詩經學領域影響非常大，從而引發了一場持續一千多年的學術公案，自宋及清，論辯往復不絕。南宋鄭樵說:“上下千餘年，《詩》才三百五篇，有更十君而取一篇者，皆商周人所作，夫子並得之於魯太師，編而錄之，非有意於刪也。刪《詩》之說，漢儒倡之。”朱熹則認為，“孔子重新整理一番，未見得刪與不刪”，“孔子不曾刪去，往往只是刊定而已”，“那曾見得聖人持筆刪那個，存這個，也只得就相傳上說去”，故基本認定孔子並沒有刪訂《詩經》。南宋王柏亦激烈反對孔子刪詩說，他認為“左氏載季札之辭，皆與今《詩》合，止舉《國風》，微有先後爾。使夫子未刪之《詩》，果如季札之所稱，正不待夫子而後刪也”。此後擁護孔穎達觀點者甚眾，除了上述四人外，還有宋代呂祖謙，明代黃淳耀，清代江永、朱彝尊、王士禎、趙翼、崔述、魏源、方玉潤等，以及近代以來梁啟超、胡適、顧頡剛、錢玄同等。

當然，反對孔穎達觀點者亦代不乏人，如北宋歐陽修就公開贊成孔子刪詩的觀點，並對司馬遷的說法作進一步修正完善。他在《詩本義·詩圖總序》中說:“司馬遷謂古詩三千餘篇⋯⋯以餘考之，遷說然也。何以知之？今書傳所載逸詩何可數焉。以圖推之，有更十君而採其一篇者，又有二十餘君而取其一篇，由是言之，何啻乎三千⋯⋯非止全篇刪去也，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或句刪其字。”明代盧格認為：“西周盛時，環海內而封者，千八百國，使各陳一詩，亦千八百篇矣。載於經者，惟邶、鄘、衛、鄭、齊、魏、唐、秦、陳、檜、曹十一國，皆春秋時詩，其他亦無所錄。孟子‘詩亡’之論，其有慨於此乎？”

清初顧炎武亦認為：“孔子刪《詩》，所以存列國之風也，有善有不善，兼而存之，猶古之太師，陳詩以觀民風⋯⋯選其辭，比其音，去煩且濫者，此夫子之所謂刪也。”趙坦雲：“刪《詩》之旨可述乎？曰：‘去其重複焉爾。’”在這裡趙坦提到了“去其重”，說明他認為孔子刪掉了重複的詩篇，從中可說明孔子有刪《詩》的可能性。除了歐陽修等人外，其他贊成孔子刪詩者尚有宋代邵雍、程灝、周子醇、王應麟，元代馬端臨，清代范家相等。而之後，現代學者當中也有很多支援“孔子刪《詩》說”。他們有的是完全同意司馬遷的觀點，認定孔子是根據儒家的禮儀規範，將古詩三千餘篇刪成今本《詩經》三百零五篇；有的認為孔子是刪了《詩》，但他是做將不同版本“去其重”的工作。

綜上所述，刪與未刪，唇搶舌戰，論戰了兩千多年，至今爭論不休。

季札觀樂，是論家用以駁難“孔子刪《詩》說”徵引最多且最有力的證據。季札觀樂，原出於《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於周樂。”依據《史記・孔子世家》，孔丘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前551)，至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觀樂”，孔丘才虛九歲。一個八、九歲的小孩，能把古詩三千餘篇，刪定為三百篇，恐伯是難以想象的。

2. 孔子自言“詩三百”，可以證明當時《詩經》已成型

在《論語》當中記錄了孔子兩次說到“詩三百”。一次是《為政篇》雲：“子曰：詩三百，一言以弊之，曰思無邪。”另一次是《子路篇》雲：“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清朱彝尊說：“詩者，掌之王朝，頒之侯服，小學大學之所諷誦，冬夏之所教，莫之有異。故盟會聘問燕享，列國之大夫賦詩見志，不盡操其土風，使孔子以一人之見取而刪之，王朝列國之臣，其孰信而從之者？……詩至於三千篇，則輶軒之所採定，不止於十三國矣。而季札觀樂於魯，所歌風詩，無出十三國之外者。又‘子所雅言’，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未必定為刪後之言。況多至三千，樂師矇瞍，安能遍其諷誦？竊疑當日掌之王朝、頒之侯服者，亦止於三百餘篇而已。”從這裡可以看到，孔子自言“詩三百”足以證明當時《詩經》已經成型，故孔子未曾刪《詩》。

3. 《詩經》中有很多與孔子“禮儀”標準不同的詩句

正如孔子在《論語》中所說:“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同時孔子還說過：“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可見鄭聲在孔子心中是靡曼淫穢，是不典雅之物，那麼為什麼在《詩經》中還有很多與孔子“放鄭聲”、“鄭聲淫”不同標準的內容出現呢？

同樣在《詩經》當中有寫情人之間幽會親暱的《邶風・靜女》；有寫情人歡樂見面的《鄭風・溱洧》；有寫兩情相悅野合的《召南・野有死麕》；有寫情侶飽含思念深情的《王風・采葛》；有寫深情女子想念男子的《鄭風・子衿》；有寫情人之間吵架鬧彆扭的《鄭風・狡童》；有寫表現意中人難以親近的《秦風・蒹葭》；有寫痛苦失戀的《召南・江有汜》；有寫遭到家長干涉的《鄭風・將仲子》；還有反抗家長干涉的《王風・大車》。像這些詩篇，是和儒家提倡的“禮義”標準背道而馳的，和“父母之命，媒灼之言”是相互矛盾的。那麼一心一意按照儒家思想去踐行主張的孔子為什麼不刪去這些詩篇呢？

4. 逸詩的數量問題

清人朱彝尊認為春秋時期，庠序之諷誦，士大夫賦詩成風，所用典籍記載多出於今本《詩經》，而孔子不可能具有如此之能力及影響力去刪《詩》。同時孔穎達所謂的“孔子所錄，不容十去其九。馬遷所言古詩三千餘篇，未可信也。”其理論實質是以現存先秦典籍逸詩的多寡來否定孔子刪《詩》。相關情況可以參看趙翼在《陔餘叢考》“古詩三千之非”條中稱，《國語》引詩凡31條，引逸詩僅1條。《左傳》引詩217條，逸詩13條。所以趙翼總結說：“若使古詩有三千餘，則所引逸詩，宜多於刪存之詩十倍，豈有古詩十倍於刪存詩，而所引逸詩，反不及刪存詩二、三十分之一？以此而推，知古詩三千之說，不足憑也。”同時朱彝尊在《經義考》、魏源在《詩古微》、趙坦在《寶甓齋札記》中也提出對逸詩幾種可能的看法。按照趙、魏二人所揭，《詩》是前人在輯集先秦典籍的過程中自然逸失且數量很少，並非孔子刪去；也有從根本上否定孔子之後沒有逸詩，所以孔子未曾刪過《詩》，即“夫子有正樂之功，無刪詩之事。”

四、總結

簡而言之，孔子未刪《詩》源於《史記・孔子世家》中的話“古者詩三千餘篇”，“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其否定的理由概括來說有如下四點：第一，依據《左傳》記載，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周樂”一事中所歌的詩與現在通行的《詩》的次序大致相同，而據現存的資料看，其年孔子八歲，根本不可能刪《詩》。第二，《論語》中有兩處提到“《詩》三百”。可見三百篇早就是定數，不是孔子刪後定的。第三，《史記》上所說孔子刪《詩》只“取可施於禮義”的，現在《詩經》中還儲存著“淫詩”，可見孔子未刪。第四，《左傳》、《國語》以及諸子著作中引詩大多與今同，逸詩數量很少。但無論是刪與未刪，都不能抹煞歷代學者在《詩經》方面的重大貢獻。所謂真理越辯越明，正因為有了諸儒有理有據的發難之功，才有了歷代學人對這一問題所展開的深入論難和考辨，從而在很大程度上推進了整個《詩經》學的發展。

關於《詩經》的編集，有采詩、獻詩、刪詩的說法。

01 采詩

漢代人認為周代設采詩之官到民間采詩，獻於朝廷以瞭解民情。劉歆《與楊雄書》：“詔問三代、周、秦軒車使者，遒人使者，以歲八月巡路，求代語、童謠、歌戲。”班固《漢書·食貨志》：“孟春之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春秋公羊傳註疏》：“宣王十五年”何休注云：“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牗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

02 獻詩

周代公卿列士獻詩、陳詩，以頌美或諷諫，是有史籍可考的。《國語·周語上》：“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晉語》六說：“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在列者獻詩。”《左傳·襄公十四年》：“史為書，瞽獻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

03 刪詩

孔子“刪詩”的說法始見於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唐人孔穎達在毛詩正義中對此提出質疑：“如史記之言，則孔子之前詩篇多矣。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言古詩三千餘篇，未可信也。”另外，在《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所見之詩已與今本略同，所不同者僅為國風之次第，以及頌未分周頌、魯頌、商頌。而且當時孔子僅8歲，顯然也不可能“刪詩”。

因此，可以說《詩經》包括了公卿列士所獻之詩，採集於各地的民間之詩，以及周王朝樂官儲存下來的宗教和宴饗中的樂歌等。

孔子刪詩是漢儒偽說，已經在學術圈是通識了。理由如下：

1、與《論語》本身的矛盾之處

最早明確提出“刪詩說”的是司馬遷《史記》：

“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採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

但是，“詩三百”一辭，在《論語》中已經多次出現，那麼說明：在論語的時代，“詩三百”已經是一個現成的名詞。

2、引用幾乎沒有不同

《論語》中所引《詩經》，與今天所見《詩經》只有少量差異，那麼在孔子之前，《詩經》不可能有三千數之多。

3、“刪詩說”不見於正統儒家著作

無論是《論語》《孟子》還是《荀子》，都不曾有孔子刪詩的記載。

4、鄭衛桑間皆在列

如果孔子的確曾經刪詩，那麼曾被大肆批評過的鄭衛桑間不可能仍舊被選入《詩經》。

總結

孔子主張以《詩》為修養，為辭令。大約在孔子前若干年，《詩三百》已經從各方集合在一起。孔子曾經編過《雅》《頌》（不知專指樂或並指文，今本《雅》《頌》順序是否經過孔子之手調整已不可考），但無論如何，既然沒有達到《詩三百》“放鄭聲”的要求，足以證明孔子不曾刪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