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一生都在變化；但是，要說起那些在一生中影響個人發展和成就的變化來，就不一定是每個人都可以講清楚、說明白的，也不一定是每個人都可以簡要精煉地概括出來的。

曾國藩自己的撰述，就已經夠人學習了。但是，一些人還嫌不夠，還會繼續挖掘別人對曾國藩的記述。

這裡，就透過清代筆記中的記載，看一看曾國藩一生之中三個方面的三大變化。

本文出自清人歐陽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囈》捲上中《一生三變》一節。

曾國藩的一生，在各個方面都有變化。這裡主要講述他在書法、學問、思想方面的變化。這其中，每一個方面的變化，又大約可以概括為三個階段，故而，又稱之為“三變”。

第一、曾國藩在書法上的三變

1、曾國藩的書法，最初，他學習的是柳誠懸（公權）。

柳公權，生於唐代宗大曆十三年（公元778年），卒於唐懿宗鹹通六年（公元865年）；字誠懸，漢族，京兆華原（今陝西銅川市耀州區）人；唐代著名書法家、詩人，兵部尚書柳公綽之弟；其書法以楷書著稱，與顏真卿齊名，人稱“顏柳”；又與歐陽詢、顏真卿、趙孟頫並稱“楷書四大家”；其書法初學王羲之，後來遍觀唐代名家書法，吸取了顏真卿、歐陽詢之長，融匯新意，自創獨樹一幟的“柳體”，以骨力勁健見長，後世有“顏筋柳骨”的美譽；其傳世碑刻有《金剛經刻石》、《玄秘塔碑》、《馮宿碑》等，行草書有《伏審》、《十六日》、《辱向帖》等，另有墨跡《蒙詔帖》、《王獻之送梨帖跋》。

2、中年開始，曾國藩的書法又學習黃山谷（庭堅）。

黃庭堅，生於宋仁宗慶曆五年（公元1045年），卒於宋徽宗崇寧四年（公元1105年）；字魯直，號山谷道人，晚號涪翁，洪州分寧（今江西省九江市修水縣）人；北宋著名文學家、書法家；為盛極一時的江西詩派的開山之祖，與杜甫、陳師道和陳與義有“一祖三宗”（黃庭堅為其中一宗）之謂；與張耒、晁補之、秦觀遊學蘇軾門下，合稱“蘇門四學士”；生前與蘇軾齊名，世稱“蘇黃”；擅長行書、草書，楷書也自成一家；書法尤為推崇王羲之《蘭亭序》；其有一首讚頌楊凝式的詩，可以說明他對《蘭亭序》習練體會之深，詩云“世人盡學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誰知洛陽楊風子，下筆便到烏絲欄。”書法初以周越為師，後取法顏真卿及懷素，受楊凝式影響，尤得力於《瘞鶴銘》，筆法以側險取勢，縱橫奇倔，字型開張，筆法瘦勁，自成風格；他自己說：“餘學草書三十餘年，初以周越為師，故二十年抖擻俗氣不脫。晚得蘇才翁子美書觀之，乃得古人筆意。其後又得張長史，僧懷素，高閒墨跡，乃窺筆法之妙。”主要墨跡有《松風閣詩》、《華嚴疏》、《經伏波神祠》、《諸上座》、《李白憶舊遊詩》、《苦筍賦》、《黃州寒食詩跋》、《花氣燻人帖》、《虹縣詩》等；書論有《論近進書》、《論書》、《清河書畫舫》、《式古堂書畫匯考》著錄。

3、到了晚年，曾國藩的書法，又學李北海（邕）。

李邕，生於唐高宗儀鳳三年（公元678年），卒於唐玄宗天寶六載（公元747年）；字泰和，漢族，廣陵江都（今揚州江都區）人；唐代書法家；其父李善，為《文選》（梁蕭統編選）作注；他少年即成名，後召為左拾遺，曾任戶部員外郎、括州刺史、北海太守等職，人稱“李括州”、“李北海”；行書碑法大家，書法風格奇偉倜儻；李後主（煜）說：“李邕得右將軍之氣而失於體格。”《宣和書譜》說：“邕精於翰墨，行草之名由著。初學右將軍行法，既得其妙，乃復擺脫舊習，筆力一新。”傳世碑刻有《麓山寺碑》、《李思訓碑》等。

另外，晚年時，曾國藩的書法，除學習李北海之外，還參學劉石庵（墉）。

劉墉 （公元1719年～公元1804年）字崇如，號石庵，清朝政治家、書法家，大學士劉統勳長子；祖籍安徽碭山，出生于山東諸城；清高宗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中進士，歷任翰林院庶吉士、太原府知府、江寧府知府、內閣學士、體仁閣大學士等職，以奉公守法、清正廉潔聞名於世；清仁宗嘉慶九年十二月（公元1805年1月）病逝，時年八十五歲，追贈太子太保，諡文清；書法造詣深厚，被世人稱為“濃墨宰相”；是帖學之集大成者，被譽為清代四大書法家之一（其餘三人為成親王永瑆、翁方綱、鐵保）；清代徐珂說：“文清書法，論者譬之以黃鐘大呂之音、清廟明堂之器，推為一代書家之冠。蓋以其融會歷代諸大家書法而自成一家。所謂金聲玉振，叢集聖之大成也。其自入詞館以迄登臺閣，體格屢變，神妙莫測。”是一位善學前賢而又富創造性的書法家，師古而不拘泥；書法的特點是用墨厚重，體豐骨勁，渾厚敦實，別具面目；尤善小楷，後人稱讚其小楷不僅有鍾繇、王羲之、顏真卿、蘇軾的法度，還深得魏晉小楷風致；兼工文翰，博通百家經史，精研古文考辨，工書善文，名盛一時；刻有《清愛堂帖》；《小楷冊》書於清仁宗嘉慶元年（公元1796年），紙本墨跡，故宮博物院藏；其字初看圓潤軟滑，若團團棉花，細審則骨絡分明，內含剛勁；蠅頭小楷具有擘窠大字的恢宏氣象，結體絲毫不令人覺得拘緊；點畫潔淨講究，尤其粗重與纖細交織在一起，加之偶爾揉入行草筆意，使其作品在規模的大效果中不乏生動活潑的情趣。

所以，看曾國藩晚年的書法，其挺拔穩健之中，讓人覺得，又富含嫵媚之態。

第二、曾國藩在學問上的三變

1、曾國藩的學問，最初致力於翰林詞賦。

清代沿用明朝制度，設定翰林院，主管編修國史，記載皇帝言行的起居注，進講經史，以及草擬有關典禮的檔案；其長官為掌院學士，以大臣充任，屬官如侍讀學士、侍講學士、侍讀、侍講、修撰、編修、檢討和庶吉士等，統稱為翰林。

翰林之官，以編修國史、記載言行、講解經史、草擬檔案為主要工作，所以，對文字的要求比較高。詞賦之學，最見文字功力，故而，翰林之官，多擅詞賦。

曾國藩最初的學問，功夫用在翰林詞賦上，就我淺見，這是屬於職務性質的學問、屬於技術性質的學問。

而且，詞賦之學，在正統儒家看來，算是末學。

2、後來，曾國藩與唐鏡海（鑑）太常（太常寺屬於五寺之一，五寺包括大理寺、太常寺、光祿寺、太僕寺、鴻臚寺，太常寺卿掌禮樂、郊廟、社稷、壇壝、陵寢之事）交遊。受到唐鏡海的影響，曾國藩專心研究儒家先賢的語錄。

唐鑑（公元1778年～公元1861年），字鏡海，號翕澤，湖南善化人；自幼勤奮上進，學習如飢似渴；清仁宗嘉慶十四年（公元1809年）己巳洪瑩榜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後歷任檢討、御史、府、道、臬、藩等官；清宣宗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內召為太常寺卿；服膺程朱之學，是當時義理學派的巨擘之一，蜚聲京門；潛心研究人性理學，繼承了北宋理學大師程顥、程頤兄弟開創的洛學學派和南宋理學大師朱熹創立的閩學派；與清朝大學士倭仁同以理學相號召，有“理學大師”之美稱；當時許多知名學者都曾問學於他，他對曾國藩一生行事、修身、做學問都有深刻的影響；著有《朱子年譜考異》、《學案小識》、《畿輔水利備覽》等。

對於儒家先賢語錄的用心，主要是在修身上下功夫，這是儒家的門徑。

這也是從職務性質、技術性質的學問向人生哲學、修身處世、心理層面、精神高度的上升。

3、之後，曾國藩的學問，又用在了六書之學上。這一時期，曾文正博覽乾嘉學派的訓詁書籍，但是，對於宋人的注經，他不以為然。

六書之學，是研究六書理論的學問，為東漢許慎所創；唐李陽冰刊刻《說文》，多以臆測；宋王安石著《字說》，隨意穿鑿；鑑於李、王二氏的失敗教訓，自宋代鄭樵始，許多學者力倡並從事六書理論研究。

乾嘉學派，又稱“乾嘉之學”，是清朝前期的一個學術流派，以對中國古代社會歷史各個方面的考據而著稱。由於該學派在乾隆、嘉慶兩朝達到鼎盛，故得名。因為這一時期的學術研究採用了漢代儒生訓詁、考訂的治學方法，與著重於理氣心性抽象議論的宋明理學有所不同，所以，有“漢學”之稱。又因這一學派的文風樸實簡潔，重證據羅列而少理論發揮，也有“樸學”、“考據學”之稱。乾嘉學派的主要創始人是明末清初的大儒顧炎武，其後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閻若璩、錢大昕、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等。乾嘉學者蒐集鉤沉，輯佚許多亡佚的文獻典籍，例如馬國翰的《玉函山房輯佚書》，輯出經部432種，史部8種，子部152種。該學派研究的物件上至天文地理，下至各朝規章制度的細節，但總體特點是，避免涉及與明清有直接關係的事物。

第三，曾國藩在思想上的三變

1、曾文正的思想，在他做京官的時候，主要以程朱為依歸。

程朱理學亦稱程朱道學，是宋明理學的主要派別之一，也是理學各派中對後世影響最大的學派之一。理學由北宋二程（程顥、程頤）兄弟開始創立，其間經過弟子楊時，再傳羅從彥，三傳李侗，至南宋朱熹，集為大成。

理學，是由周敦頤、張載、邵雍、二程創立的，傳承子思、孟子一派的心性學說。程伊川先生更重理，朱子創造性地發展了伊川先生的理學，最後形成了程朱理學體系。程朱理學在南宋並沒有多少優越的地位，自元朝程朱理學被統治者定為官學以後，始得興盛。程朱理學在日本、北韓、琉球、越南影響也頗大。

理學根本特點就是將儒家的社會、民族及倫理道德和個人生命信仰理念，構成更加完整的概念化及系統化的哲學及信仰體系，並使其邏輯化、心性化、抽象化和真理化。這使得理學具有極強的自主意識，形成了理高於勢，道統高於治統的政治理念，為抑制君權、讓中國政治在宋明兩朝走向平民化、以及民間的參政議政提供了理論支援，也使得邏輯化、抽象化、系統化的倫理道德的主宰“天理”、“天道”，取代了粗糙的“天命”觀和人格神，是中國及世界哲學思想的一次巨大飛越。

2、在曾國藩出來辦理團練、處理軍務的時候，他的主導思想是申韓。

申韓，是戰國時法家申不害和韓非的並稱。後世以“申韓”代表法家，亦稱申韓之學。

法家是中國歷史上提倡以法制為核心思想的重要學派，以富國強兵為己任，《漢書·藝文志》列其為“九流”之一，古代大家和近代學者一致認為其是道家的分支。法家思想內容豐富，結構較為完整，包括倫理思想，社會發展思想，政治思想以及法治思想等諸多方面。法家倫理思想指的是建立在人性觀基礎上的誠信觀和義利觀。

法家成熟很晚，但成型很早，最早可追溯於夏商時期的理官，成熟在戰國時期。春秋、戰國亦稱之為刑名之學，經過管仲、士匄、子產、李悝、吳起、商鞅、慎到、申不害、樂毅、劇辛等人予以大力發展，遂成為一個學派。戰國末，韓非對前人的學說加以總結、綜合，遂集法家之大成。

法家是戰國時期平民的政治代言人，在政治上可謂“獨步天下”。強調“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法家思想作為一種主要派系，提出了影響深遠的以法治國的主張和觀念，把法律視為一種有利於社會統治的強制性工具，成為中央集權者穩定社會動盪的主要統治手段。

這一時期，曾國藩曾說，自己要寫一部“挺經”，意在表達自己的剛直。

3、清文宗咸豐七年（公元1857年），曾國藩在江西軍中時，家中親亡，丁外艱。收到訃報之後，他馬上奔喪，返回原籍。因為此事，朝中議論紛紛，大概是說人臣不能以私廢公，官員們對此頗不以為然。此時，左恪靖（宗棠）還在駱文忠（秉章）的幕府之中，對於曾國藩的行為，左宗棠橫加指責、隨口詆譭，一時間，眾議譁然，隨之應和。因為這件事情，曾國藩心中也很內疚，他思慮過度，得下了嚴重的失眠病。後來，筆記作者歐陽兆熊推薦曹鏡初（耀湘）為曾國藩診療。曹鏡初在給曾國藩治療的過程中，曾對他說，岐黃之術醫治的只是身體的病痛；要治療心病，可以學一學黃老之術。曹鏡初對曾國藩的規勸，大約也就是在要求他能夠“無為”，如此，心結才能開解，才能達到從根本上療疾養生的目的。

“黃老”，也稱黃老學說或黃老教派，尊上古的黃帝和老子為創始人，故名。黃老之術始於戰國，盛於西漢。黃老以道家思想為主，發展黃帝、老子的思想，併兼採陰陽、法、儒、墨諸家觀點，形成一家之言。黃老思想的特點是“無為而治”，是漢初的統治思想，即“休養生息”。從內容上看，黃老之術繼承、發展了黃帝、老子關於“道”的思想，他們認為“道”是作為客觀必然性而存在的，指出“虛同為一，恆一而止”、“人皆用之，莫見其形”。在社會政治領域，黃老之術強調“道生法”，認為君主應“無為而治”，“省苛事，薄賦斂，毋奪民時”，“公正無私”，“恭儉樸素”，“貴柔守雌”，透過“無為”而達到“有為”。在漢朝初期曾經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結果出現了中國歷史上“文景之治”的盛世。到東漢時，黃老之術與新產生的讖緯之說相結合，就逐漸演變為自然長生之道，對道教的形成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在未受黃老之術影響之前，曾國藩在寫信給胡文忠（林翼）時，只要說到左宗棠，他往往都會破口大罵。曾國藩還曾在給胡林翼的信中提到，說是自己和左宗棠的關係是：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還說自己永遠也不要再和左宗棠說話了。

咸豐八年（公元1857年），朝廷下旨，曾國藩被奪情〔中國古代禮俗制度中，官員遭父母之喪，應棄官家居守制，稱“丁憂”。服滿再行補職。朝廷於大臣理應守喪之時，召出任職，或命其不必棄官去職，不著公服，素服治事，不預慶賀，祭祀、宴會等由佐貳代理，稱“奪情”。〕起用，支援浙江。他剛到浙江省不久，就集一聯：

敬勝怠，義勝欲；

知其雄，守其雌。

上聯，據《容齋續筆·卷九·太公丹書》裡說，這是周武王甫登位向大臣問道時，姜太公回答給他的提問所提到的句子。

姜太公所言，出於《丹書》，其辭如下：

“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兇。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

也就是說：

恭敬勝過懈怠就會吉祥，懈怠勝過恭敬就會滅亡；仁義勝過慾望就順利，慾望勝過仁義就兇險。凡是辦事情不努力就會出偏差，凡是辦事情不恭敬就會歪邪，歪邪偏差就會毀滅，恭敬認真就會永世長存。

下聯，出自《老子》第二十八章：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奚。”

知雄守雌，正是處於最為恰切、最為穩妥地對全面情況的把握的狀態。老子不僅提倡“知雄”，關鍵還在於“守雌”。“知雄”不是仗勢欺人或“得理不饒人”，而是知己知彼，對症下藥；“守雌”不是被動地“任人欺凌”，而是處後、守柔、含藏、內斂。知雄守雌，是謙退到不能再退、放低到不能再低的地步，與“懦弱”僅有一紙之隔。謂內心雖然堅強，外表卻要柔弱，與人無爭。這是古代道家所謂“和光同塵”的處世態度，也是道家提倡的一種韜晦自處的處世哲學。

整合此聯後，曾文正還囑託左宗棠書寫成篆體，以此聯來表明自己的心跡、傳達自己處世的主張。

由此，曾國藩與左宗棠又和好如初，情誼篤深，從此以後，兩人也不念舊惡了。

曾國藩這一次出山之後，為人處事，他全都以柔道執行，最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雖然功業顯著，也未見他有半點沾沾自喜之色。

曾國藩曾經開玩笑對筆記作者歐陽兆熊說：

“有朝一日我故去了，如果有人為我寫墓誌銘，銘文我都已經想好了，那就是：

不信書，信運氣；

公之言，告萬世。”

所以，在曾文正去世之後，筆記作者歐陽兆熊給他輓聯如下：

矢志奮天戈，憶昔旅雁傳書，道精衛填海、愚公移山，竟歷盡水火龍蛇，成就千秋人物；

省身留日記，讀到獲麟絕筆，將汗馬勳名、問牛相業，都看做秕糠塵垢，開拓萬古心胸。

此聯的下聯，後面幾句，就是對曾文正晚年思想境界與處世哲學的概括。歐陽兆熊覺得，自己的這個總結，大概可以寫出曾文正的心思、心事。

曾文正自己也曾經說過：

“吾學以禹墨為體，莊老為用。”

從這句話，也可以看出他思想上的取向。

這裡，再補充一下文中的相關資料。

歐陽兆熊。

歐陽兆熊，字曉岑（小芩），號匏叟，湘潭縣錦石人，生卒年不詳；清宣宗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中舉人；家庭富庶，性情豪爽，仗義疏財，頗能賙濟貧儒；愛文學，工詩聯，與曾國藩、左宗棠、江忠源、李續賓、羅汝懷等相友善，與吳熙之父吳棠交誼頗深；道光年間，名重全縣，然論事持議常多偏頗，不為時局所用；其與曾國藩岳父歐陽凝祉系本家，與曾氏妻弟歐陽牧雲、歐陽凌雲往來密切，數次醫好曾國藩之病，故與曾國藩深交，關係親密，時有詩詞唱和，書信往來，曾國藩家書中常提及的“小芩”即是；後在湘潭城內開設醫藥局，延請眾多中醫師，專為百姓治病；曾自費出版黃元御所著《四聖心源》，對晚清時傷寒論的推廣多有貢獻。

金安清。

金安清，浙江嘉善人。

曹耀湘。

曹耀湘，字鏡初，湖南長沙人，清朝末年學者、詩人，在先秦諸子、詩歌、楚辭、經學等方面皆有建樹。

駱秉章。

駱秉章（公元1793年～公元1866年），原名駱俊，字籲門，號儒齋，廣東花縣人，晚清湘軍重要將領；自少勤學，清宣宗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進士，選庶吉士，後被授為編修，遷移為江南道、四川道監察御史等職；因辦事清正，深得朝廷信任，外官任湖北、雲南藩司；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被任為湖南巡撫，入湘十載，位居封疆，治軍平亂，功績卓著；清文宗咸豐二年（公元1852年），太平軍入湖南，以防守不力，被革職留任，後以守長沙有功而復職，併為清廷所倚重，旋署湖北巡撫；咸豐三年（公元1853年），實授湖南巡撫，任上支援曾國藩辦團練，又聘左宗棠為幕僚，事無鉅細，皆聽之；咸豐十年（公元1860年），奉命督辦四川軍務，率軍入川；咸豐十一年（公元1861年）任四川總督；清穆宗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派重兵防守大渡河，斷石達開後路，石達開被圍於安順場，之後，石達開請求和談，佯稱答應，將石達開俘虜，解至成都凌遲處死，清廷授以太子太保銜；同治六年（公元1866年）病逝，贈太子太傅，入祀賢良祠，諡號文忠；與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人並稱“晚清八大名臣”。

左宗棠。

左宗棠（公元1812年～公元1885年），漢族，字季高，一字樸存，號湘上農人，湖南湘陰人，晚清重臣，軍事家、政治家、湘軍著名將領，洋務派代表人物之一；曾就讀於長沙城南書院，二十歲鄉試中舉，此後在會試中屢試不第，留意農事，遍讀群書，鑽研輿地、兵法，一生經歷了湘軍平定太平天國運動、洋務運動、平叛陝甘同治回亂、收復新疆以及新疆建省等重要歷史事件；官至東閣大學士、軍機大臣，封二等恪靖侯；中法戰爭時，自請赴福建督師；清德宗光緒十一年（公元1885年）在福州病逝，享年七十三歲，追贈太傅，諡號“文襄”，併入祀昭忠祠、賢良祠；著有《楚軍營制》，其奏稿、文牘等輯為《左文襄公全集》；與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並稱“晚清中興四大名臣”。

胡林翼。

胡林翼（公元1812年～公元1861年），漢族，字貺生，號潤芝，晚清中興名臣之一，湘軍重要首領，湖南益陽縣泉交河人；清宣宗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進士，授編修，先後充會試同考官、江南鄉試副考官；歷任安順、鎮遠、黎平知府及貴東道；清文宗咸豐四年（公元1854年）遷四川按察使，次年調湖北按察使，升湖北布政使、署巡撫，撫鄂期間，注意整飭吏治，引薦人才，協調各方關係，曾多次推薦左宗棠、李鴻章、閻敬銘等，為時人所稱道；與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並稱為“中興四大名臣”；在武昌咯血死；有《胡文忠公遺書》等。

（全文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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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1811——1872）

大學士，總督，字伯涵，號滌生，湖南長沙府湘鄉人，生於1811年11月26日。一姊、三妹、四弟共9人。4個弟弟：二弟曾國潢、三弟曾國華、四弟曾國荃、五弟曾國葆，後易名貞幹。他自幼跟父親曾麟書執教的家塾中學習，20歲以後求學衡陽唐氏家塾和湘鄉漣濱書院。1833年中秀才後，又赴長少嶽麓書院學習。1838年中進士。1840年授翰林院檢討，1847年超擢內閣學士兼禮部待郎。1849年又升禮部右侍郎。並於此後4年之中遍兼兵、工、刑、吏各部侍郎。1852年因母喪，回藉守制。太平軍出廣西，下兩湖。1853年初，清廷命曾國藩會同湖南巡府駱秉章辦理團練。曾國藩到長沙後，一面會同地方紳士辦理鄉團，一面委任營官招募練勇。他以封建宗法和程朱理學作為辦練的思想武器，引用親友、士子為將領，標榜誠信，灌輸盲從。他還利用職權，濫肆捕殺，聲稱官殺人“不必拘守常例”，人民恨之入骨，稱他為“曾剃頭”。1854年2月，他組成湘軍水陸兩軍：陸師13營，6000餘人；水師戰船與坐船各二百數十艘，分10營，5.000餘人，連同其他勤雜人員共計一萬7000人。曾國藩依靠這批武裝力量為資本，自湘潭出師作戰，以衛護孔孟聖道為愰子，釋出《討粵匪檄文》，造謠生事，挑撥離間，號召忠於封建禮教的知識文人，參加到他的隊伍中來。2月，靖巷之役曾國藩險成俘虜。7月，曾國藩督湘軍攻陷嶽州，尾追太平天國西征軍出湖南，於10月陷武昌、漢陽，沿江東下。12月在田家鎮大敗太平軍秦日綱等部，進趨江西九江及湖口。1855年1月底，太平軍夜襲停泊九江江面的湘軍水師，曾國藩座船被俘，他本人再次投水自盡，被人救起。10月，補授兵部右侍郎。1856年上半年，江西十三府中八府五十餘縣都入太平軍手中，曾國藩衷嘆“疆土日狹，餉源日竭，省會成坐困之勢”。秋，天京發生楊韋內訌，使他獲得重整旗鼓之機。1857年3月其父病逝，咸豐帝賞假三月，令其回籍治喪。假期將滿，他上奏陳情終制，未批准；但在復奏中，卻希圖謀取地方實權時，咸豐帝意準其在籍終制、使他宭迫萬狀。1858年，石達開率軍由江西入浙江，湘撫駱秉章、卾撫胡林翼奏請起用曾國藩。7月，他受命辦理浙江軍務，駐江西建昌（今南城），石達開走福建，轉道贛南入湖南，浙江形勢緩和。1859年11月，曾國藩定四路出鄂攻皖計劃。他自己與曾國荃為一路，出宿松直攻安慶，為主力；其餘三路由多隆阿、胡林翼、李續賓等分率，進攻相城、舒城、廬州為配合。1860年夏，太平軍破江南大營，東取蘇、常。清廷急命曾國藩赴援，特加他兵部尚書銜，署兩江總督；8月又改為實授，從欽差大臣督辦江南、皖南軍務。他駐營祁門，以主力圍攻安慶。當英、法聯軍入侵京、津咸豐帝逃往熱河承德避暑山莊，他卻託詞延緩北援之命。1861年9月，湘軍終於攻陷安慶，太平天國首都處於嚴重軍事威協之下，11月20日，曾國藩奉旨督辦江、皖、贛、浙四省軍事，巡撫、提鎮以下文武官員皆歸節制。時慈禧大後勾結恭親王奕訢發動“北京政變”，垂簾聽政，壟斷朝政，對外妥協投降。曾國藩完全支援朝廷的“和夷”政策，把奕奕訢提出購買外國船炮和借洋兵助剿太平軍的主張說成是“今日救時之第一要務”“可以剿發逆，可以勤運略”。1862年1月30日，奉旨以兩江總督協辦大學士，在安慶設立第一洋務軍事工業——安慶軍械所，試造新式船炮。派李鴻章率淮軍赴上海，勾結英人戈登為首的“常駐軍”；派左宗棠率老湘軍入浙江，勾結法人德克碑為首的“常駐軍”，夾擊李秀成指揮的太平軍。同時，其弟曾國荃所部湘軍主力死死圍困天京。曾國藩以放縱屠殺和搶掠來鼓舞士氣。1864年7月中旬，天京陷，曾國藩被清廷賞加太子太保銜，賜封一等候爵、世襲罔替，賞戴雙眼花翎。他自安慶親到天京視察，審問被俘的忠王李秀成，：並刪改其供詞，隨即將李秀成處死以滅口。他在南京兩江總督任上為取媚朝廷，表示自己的忠誠，迅速開始裁撤湘軍，修築旗營，恢復八旗駐防，但事與願違，“功高震主”的疑慮，並未就此消除，1865年5月，捻軍在山東荷澤西北的高樓寨將僧格林沁殺死之後，北上剿捻的任務卻落在他的肩頭。曾國藩以欽差大臣督率湘、淮軍鎮壓捻軍，直魯豫三省八旗、綠營及地方文武均歸調遣。他採取“以有定之兵制無定之寇、重迎剿不重遠追”的方針，添練馬隊，在蘇皖魯豫十三個府州設防線，築圩寨，分割槽封鎖;並以臨淮關、周家口、濟寧、徐州為四鎮，各駐重兵。捻軍以運動戰，打破了他的封鎖陰謀。1866年7日，曾國藩又建立了四河防線，即以運河、淮河、河河賈魯河、黃河形成的包圍網，把捻軍的有生力量一舉扼殺之。結果又失敗了。捻軍於10月間在河南陳留、杞縣一帶分為東西兩支：一支由賴文光、任化邦率領仍在豫、魯、蘇、鄂、皖一帶話動，史稱東捻；一支由張宗禹率領轉戰進入陝西，史稱西捻。曾國藩的河防戰略破產，受到御史連章彈劾，朝廷降旨切責，他便託詞奏請開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缺，並附請暫將封爵登出，以於自貶。年底，接奉上諭，曾國藩回兩江總督本任，蘇撫李鴻章授為欽差大臣，專辦剿捻事宜，1867年6月，補授曾國藩體仁閣大學士，仍留兩江總督任。1868年5月，改授武英殿大學士。9月，奉命調任直隸總督。1870年6日底，天津教案發生。愛國民眾毆斃法國駐天津領事豐大業等外華人二十名，焚燬教堂等外國機構多處，曾國藩奉命查辦。他明知“曲在洋人”，卻又堅持所謂“委曲求全”，步步遷就，終以殘殺愛國群眾和遣戍府縣官吏結案，從而引起與論的強烈譴責。8月底，兩江總督馬新貽遇刺身亡，曾國藩調回兩江。直隸總督由李鴻章替補。曾於12月13日回到江寧。他在奉命去天津辦案之前，已染有肝病，右目失明，左目迷濛，時發眩暈之症。回到江寧之後心情悒鬱，衰頹日甚，逐成不治之疾，於1872年3月12日，死於兩江督署，諡文正。曾國藩擅詞章考據，治義理之學，其著作輯為《曾文正公全集》。

曾國藩作為晚清四大名臣之一，其書法、學問、思想都有極高的成就，我們只能選擇其片段，以窺其一斑。下面各舉其一例來回答問題即：

一、曾國藩的書法，用他自己的話說是“無恆”。我竊以為，他的書信，奏摺等等行書字吸收了顏真卿、柳公權、歐陽詢，趙孟頫的精華，有很高的造詣，自成一體。

他的對聯大字則偏重於顏體，功力不是很深。

二、尤其是他的學問可以說是學富五車 ，涵蓋了哲學、政治、軍事、經濟、外交、等等方面，博大精深。家書》、《冰鑑》、《求闕齋文集》、《奏議》、 《家調》、《經史百家雜鈔》、《十八家詩鈔》、《治學論道之經》、《處世交友之道》 、《修身養性之訣》、《疆場競鬥之計》、《持家教子之術》、《為學之道》等。

《清史稿·曾國藩傳》載：“國藩為人威重，美鬚髯，目三角有稜。每對客，注視多時不語，見者悚然，退則記其優劣，無或爽者。”從這點來說，曾國藩確實是非常擅長識人用人。而臺灣著名學者南懷瑾先生在他的《論語別裁》一書中也談道：“有人說，清代中興名臣曾國藩有十三套學問，流傳下來的只有一套——《曾國藩家書》。其實流傳下來的有兩套，另一套是曾國藩看相的學問《冰鑑》這一部書。

曾國藩繼承桐城派方苞、姚鼐而自立風格，創立晚清古文的「湘鄉派」，他論古文，講求聲調鏗鏘，以包蘊不盡為能事；所為古文，深宏駿邁，能運以漢賦氣象，故有一種雄奇瑰瑋的意境，能一振桐城派枯淡之弊，為後世所稱。曾氏宗法桐城，但有所變化、發展，又選編了一部《經史百家雜鈔》以作為文的典範，非桐城所可囿，世稱為湘鄉派。清末及民初嚴復、林紓，以至譚嗣同、梁啟超等均受他文風影響。

　眾所周知，曾國藩長於識人、選人、用人，《冰鑑》這本書寫中曾國藩德相術口訣：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功名看氣概，富貴看精神； 主意看指爪，風波看腳筋； 若要看條理，全在語言中。 我對心理學很感興趣，對面相之術也很好奇，當時，還很鄭重地抄下了這個口訣，並畫下了那幅巨大的面譜。

三、曾國藩的思想上從剛開始建立軍隊平定太平天國的過程中，以儒家經典亂世必用重典人生哲學 。譬如在官場上鋒芒畢露 ，看誰不循規蹈矩就給皇帝上書彈劾，參劾清德，陳啟邁，得罪了他們的上上下下。把地方上的官員不放在眼裡，導致了地方上的官員與他離心離德，不給他籌集糧食款項，使他在組建湘勇，帶兵打仗過程中步步艱難，少有建樹，不得不在父親逝世後，借坡下驢，請求回家守孝。到後來逐漸轉變為，吸收道家的以柔克剛 ，以退為進的哲學思想。在第二次出山後把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結合起來並用。在家守孝期間，深入反思：攻打太平天國的前線捷報頻傳，自己建立的軍隊在別人指揮下能打勝仗，在自己手裡怎麼就沒有建樹？曾國藩極其痛苦。他百思不得其解，日久成病。後來在醜道人陳廣敷以看病為由，精心開導下讓他重新讀道德經，讓他明用程朱之名分，暗效申韓之法勢，雜用黃老之柔弱，用道家看似逍遙出世，實則是入世的以柔克剛的道家思想與清朝晚清官場潛規則周旋。譬如他要左宗棠給她寫一副對聯，這副聯語的上聯是：敬勝怠，義勝欲。下聯是：知其雄，守其雌。”

左宗棠把紙攤開在桌面上，正要取筆，聽到下聯，心裡一怔：這是什麼意思？很快，他明白了：曾滌生這個滑頭，原來是借這副聯語，在我的面前進一步表明他的心跡。他將我比作雄，自己甘願為雌。唉。也真難為了他。

二次復出後，曾國藩一改過去不溶於地方官場的做法，一連幾天坐著綠呢大轎，遍拜長沙各衙門，連小小的長沙、善化兩縣知縣，他也親去造訪。手握重兵的湘勇統帥，如此不記前嫌、謙恭有禮的行動，使長沙官場人人自慚，紛紛表示要盡全力支援子弟兵在外打勝仗，立軍功，為他日後打敗太平軍，建功立業奠定了基礎。

對於曾國藩的評價，近百年來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對曾國藩褒揚者有之，斥罵者也不乏其人。早在曾國藩鎮壓太平天國時，即有人責其殺人過多，送其綽號“曾剃頭”。到了1870年“天津教案”，不少人罵他是賣國賊，以致曾國藩也覺得“內咎神明，外咎清議”。

曾國藩是清朝的中興之臣，正是因為他成功的鎮壓了太平天國起義，才得以使清朝又延續了60年壽命。

曾國藩在學問上，有著獨特而又遠見的觀點，如，“掘井及泉”是什麼意思呢？做一件理想的事情，莫要過多的去去開採，因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過多的去鑿井不如鑿一眼深井有價值。做事貪寬度卻往往忽略了深度的重要性，要把深度的潛能挖掘出來，如同泉水一樣淙淙地源源不斷去造福人類。

看站在什麼角度上來評價此人。按照傳統的看法曾國藩的一生可以代表傳統儒家思想和文化的一個代表人物。而按照歷史唯物主義者的觀點看，曾國藩只不過是朝廷的鷹犬，欺壓百姓的幫兇。

曾國藩先生的一生，

每個人，一生都在變化；但是，要說起那些在一生中影響個人發展和成就的變化來，就不一定是每個人都可以講清楚、說明白的，也不一定是每個人都可以簡要精煉地概括出來的

這裡，就透過清代筆記中的記載，看一看曾國藩一生之中三個方面的三大變化。

本文出自清人歐陽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囈》捲上中《一生三變》一節。第一、曾國藩在書法上的三變

1、曾國藩的書法，最初，他學習的是柳誠懸（公權）。

柳公權，生於唐代宗大曆十三年（公元778年），卒於唐懿宗鹹通六年（公元865年）；字誠懸，漢族，京兆華原（今陝西銅川市耀州區）人；唐代著名書法家、詩人，兵部尚書柳公綽之弟；其書法以楷書著稱，與顏真卿齊名，人稱“顏柳”；又與歐陽詢、顏真卿、趙孟頫並稱“楷書四大家”；其書法初學王羲之，後來遍觀唐代名家書法，吸取了顏真卿、歐陽詢之長，融匯新意，自創獨樹一幟的“柳體”，以骨力勁健見長，後世有“顏筋柳骨”的美譽；其傳世碑刻有《金剛經刻石》、《玄秘塔碑》、《馮宿碑》等，行草書有《伏審》、《十六日》、《辱向帖》等，另有墨跡《蒙詔帖》、《王獻之送梨帖跋》。

2、中年開始，曾國藩的書法又學習黃山谷（庭堅）。

第二、曾國藩在學問上的三變

1、曾國藩的學問，最初致力於翰林詞賦。

清代沿用明朝制度，設定翰林院，主管編修國史，記載皇帝言行的起居注，進講經史，以及草擬有關典禮的檔案；其長官為掌院學士，以大臣充任，屬官如侍讀學士、侍講學士、侍讀、侍講、修撰、編修、檢討和庶吉士等，統稱為翰林。

翰林之官，以編修國史、記載言行、講解經史、草擬檔案為主要工作，所以，對文字的要求比較高。詞賦之學，最見文字功力，故而，翰林之官，多擅詞賦。

曾國藩最初的學問，功夫用在翰林詞賦上，就我淺見，這是屬於職務性質的學問、屬於技術性質的學問。

而且，詞賦之學，在正統儒家看來，算是末學。

第三，曾國藩在思想上的三變

1、曾文正的思想，在他做京官的時候，主要以程朱為依歸。

程朱理學亦稱程朱道學，是宋明理學的主要派別之一，也是理學各派中對後世影響最大的學派之一。理學由北宋二程（程顥、程頤）兄弟開始創立，其間經過弟子楊時，再傳羅從彥，三傳李侗，至南宋朱熹，集為大成。

理學，是由周敦頤、張載、邵雍、二程創立的，傳承子思、孟子一派的心性學說。程伊川先生更重理，朱子創造性地發展了伊川先生的理學，最後形成了程朱理學體系。程朱理學在南宋並沒有多少優越的地位，自元朝程朱理學被統治者定為官學以後，始得興盛。程朱理學在日本、北韓、琉球、越南影響也頗大。

理學根本特點就是將儒家的社會、民族及倫理道德和個人生命信仰理念，構成更加完整的概念化及系統化的哲學及信仰體系，並使其邏輯化、心性化、抽象化和真理化。這使得理學具有極強的自主意識，形成了理高於勢，道統高於治統的政治理念，為抑制君權、讓中國政治在宋明兩朝走向平民化、以及民間的參政議政提供了理論支援，也使得邏輯化、抽象化、系統化的倫理道德的主宰“天理”、“天道”，取代了粗糙的“天命”觀和人格神，是中國及世界哲學思想的一次巨大飛越。

曾國藩先生的一生，如果把他三大變化，一一道明說盡，在這裡是真的沒辦法，因為這是一道答題。

曾國藩，近代中國的一位頗有影響的大人物。他年輕的時候也有許多缺點，步入官場以後，謹小慎微，如履薄冰，勤學苦練，堅持一個挺字，反思自己，教育子女。從他的家書中我們可以學到許多有益的知識，也是我們現在應該做的。遇到困難，即使在屢戰屢敗的絕境中，仍然堅持，最後大獲全勝，成就輝煌人生。研究曾國藩的讀書、書法、識人用人、挺經、家書、日記，具有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回答這個問題有兩點。

第一，說說他的習慣，從他“家書"中可以看到此人能把自已每日的所想所做都能一一記載下來，且不懈怠能堅持。這是他學識提高的一個途經。

第二，說說他的變化，當他功成名就後，他偏重取學於王陽明的理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