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風度其實是一種人格範式，清談鞏固其志氣，藥與酒陶冶其趣味，而名人效應之下，清談、藥與酒漸漸在魏晉社會流行起來了。但是，流行性正是純品格的終結，千秋而下，高談闊論不絕，觥籌交錯不止，風度卻只能是魏晉的風度了。其實說白了就是名人示範效應而已，比如現代人，05流行女性中性之美，現代男性流行娘。每個時代都有其風格，魏晉時候也是因為以前孔融因為多嘴而死，所以後來的名人都不敢說，開始流行清淡，隱居

:清談是兩晉的特產。哪個人不會清談，就像現在不會打電話Golf球一樣，進不了上流社會。名士們舉辦高階沙龍，娛樂活動主要就是清談。

一、什麼是清談

清談，是指在魏晉時，在道家文化逐漸佔據主流之時，諸如以竹林七賢為代表的阮籍、嵇康、山濤、劉伶等名士，為了規避在現實中免受傷害，而承襲東漢時期清議的風氣，就一些玄學問題析理問難，相互辯論以分勝負的文化現象。

其實在剛才解釋清談時，已經有所提及。三國兩晉時代，是有記載以來中國歷史最為黑暗和壓抑的時代，戰爭、饑荒、瘟疫不斷上演，死亡成了每個人必須面對的話題。

以大家都熟知的四歲讓梨的孔融為例來說，他以年幼讓梨這一舉動而名聲大噪，後來很順遂的做了官。可是孔融耿介直爽，不懂迂迴，老是揭開當時制度和領導背後的一些瘡疤，甚至在魏王曹操面前也無所顧忌，以至於曹操最終忍無可忍，讓秘書團給他找了4條罪狀，將孔融和他的妻子一併誅殺了。

很多名士對這樣的現狀無能為力，幼時或少年時就已經出名了，極有可能會被召去做官，但做官意味著風險，意味著有可能被殺死。為了逃避這一殘酷的現實，一些名士不得不選擇裝瘋賣傻，或者選擇隱居，或者選擇清談，來辯論一些玄而又玄的問題，以此遠離現實生活，來讓自己躲過血雨腥風。

最典型的代表，莫過於嵇康、向秀和呂安了。夏天的時候，他們在柳樹蔭裡打鐵，吃燒雞喝酒，最愛辯論的問題就是現在很流行的養生。嵇康說，養生就要摒棄慾望，不吃五穀，不求富貴，向秀立馬就舉起雞腿反駁他:那你還吃它做什麼……諸如此類的討論，滔滔不絕，從早直到日偏西。

再比如，大書法家王羲之，這個人你要說他腦子糊塗，怎麼可能做官，組織史上有名的蘭亭雅集，還寫出千古名作《蘭亭集序》來？所以說，選擇清談、隱居或者避世等方式，不過是魏晉名士面對殘酷現實的一種逼不得已的選擇。

中國有句名言叫:空談誤國，實幹興邦。但三國魏晉名士卻恰恰選擇了與之相反的途徑，他們無非是以清談等方式，在與當時的封建體制作軟對抗，並以此釋放心中壓抑的塊壘，獲得存活於世的短暫快樂。

對於這個問題，我的觀點是這樣的:

首先是東漢末年的兩次黨錮之禍，使士大夫貴族階層受到了嚴重打擊，數百人慘遭迫害，其影響之久遠可想而知。到了魏晉時期，戰亂不斷生靈塗炭，弄得人心惶惶，士大夫貴族們的性命和普通人沒什麼區別說丟就丟了，而那個被認為是最正統的大漢帝國也一去不復返了。在這種情況下，名士們就不願意參與政治了。

其次，魏晉時期的選官制度延用漢朝的九品中正制，“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就是對九品中正制的形容與批判，這樣的選官制度使許多出身寒門的名士沒有機會進入官場，所以乾脆就不去做官了！

魏晉繼承了漢文化的思想，流行經學和讖緯之學，還有儒家的“三綱五常”。經學講人生和治國的大道理，說白了就是洗腦，是統治者安排給“文化人”的學習任務，簡直枯燥的透了！那個讖緯之學，是讖書與緯書的合稱，專門講一些非常迷信的東西，似乎是一些神秘莫測的預言，這對那些名士們來說，根本就是荒誕不經的東西，太“扯淡”了！至於“三綱五常”，把人束縛的不行，不論做什麼事都放不開手腳，太鬧心了！

名士們壓抑了，困惑了，迷茫了！怎麼辦？還能怎麼辦？“轉移目標”唄！

魏晉時期，是一次大動盪，面臨漢文化的危機。魏晉南北朝以後，就誕生的了新的文化。

魏晉的時代特徵是充滿矛盾的：漂亮又醜陋，清高又貪婪，瀟灑又勢利，高雅又庸俗，真實又虛偽。這就像西方人看不懂的日本人：好鬥又溫和，喜新又守舊，崇尚武力又極其愛美，倨傲自尊又彬彬有禮。

魏晉時期承接漢文化。漢代形成的內用黃老之術，外施儒術之治術為後來經學與讖緯之學的發展提供了豐厚的土壤，經學與讖緯之學則成為後來魏晉名士談理、談經、談玄的文化背景。

魏晉的哲學是玄學，玄學的表現是清談。清談和唯美是當時的兩大風尚，東晉四大執政王導、庾亮、桓溫、謝安，都是清談家。

這並不奇怪。因為魏晉是士族的時代，而士族正是透過掌握知識和擁有智慧成為特權階層的。無論是要顯示自己的文化優勢，還是要擴大自己的社會影響，他們都必須藉助清談。

清談既是風流人物展示聰明才智的手段，也是上流社會重要的社交活動。

清談之所重，是高深的義理、敏捷的才思、優雅的姿態、動聽的談吐，講究的是喜怒不形於色，而且絕不涉及時政，也不會觸犯權貴。

魏晉時期的清談之風刺激了思辨的發展，展示了個體獨立與追求自由的精神。然而，儒學是“實踐理性”的，玄學是“純粹理性”的。儒家思考的是現實世俗問題，比如政治和倫理，恰恰為玄學所不感興趣。實際上玄學之“玄”，就在於研究課題的高深玄遠和無關實際。很顯然，儒學最終要做，玄學卻只需要說。這才有“清談誤國”的批評。

事實上魏晉的清談家中並不乏實幹家，他們對玄學興趣盎然也並非不務實，甚至也未必當真要弄清楚世界的本體是有是無，只不過欣賞和喜歡那高談闊論之中體現和蘊含的智慧。

這個問題我來回答一下：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我們要搞清楚什麼是清談？

“清談”也被稱為是“清譚”，是指一種文人志士聚集在一處對於一些玄學問題，或是時事進行談論批評的一種文化形式，這種文化形式承襲了東漢時期的清議。清談主要包括以下幾種。一是清雅的談論，杜甫曾作詩云：“清談慰老夫，開卷得佳句。”二是對時事的評論，三是對於老莊思想的崇尚，對於玄學問題的議論，在《晉書·隱逸傳·魯褒》這樣記載：“京邑衣冠，疲勞講肄；厭聞清談，對之睡寐。”四是一些不切實際的談論，五是指一般的閒談。顯然這是一種坐而論道，而沒有什麼實際現實意義和行動的行為。

值得玩味的是，魏晉時期的清談都形成了固定的程式：

清談的主要方式是口談，魏晉清談的進行是有一套程式的，清談會有對手，雙方就某一問題引起爭辯，辯論雙方為主客，對於人數並沒有明確的限制，可以兩個人，也可以三個，或者更多人。清談的席位稱為“談坐”，談論的術語稱為“談端”，言論時引經據典稱作“談證”，談論的語言稱為“談鋒”。士族階層或是統治階級，有文化的知識分子，在一起討論爭辯，各抒己見。在清談時，由一方提出見解發表言論，另一方進行質疑，也就是所謂的“問難”，由此來反駁對方觀點。雙方相互就對方的觀點提出質疑，反駁，來論證自己的觀點。到結束時，雙方或達成一致，或仍是各執一詞，若仍是各執一詞的話，則會有人出來調停，這被稱為“一番”，甚至會有“兩番”，“三番”，勝利的一方被稱為勝論，失敗的一方則為敗論。這就是清談的程式。

再來說為什麼會出現名士清談的現象？

一方面倫理道德是儒學的一個核心，儒家名教與儒生行為日益脫離，暴露了名教的虛偽性。另一方面，東漢中後期政治生活漆黑一團，知識分子入仕無門。有的人六十多歲了還在當太學生，等不到一個官做。學術界以沉悶繁瑣的經學考證為主導。那種「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的文風，實在使有健全頭腦的人無法忍受。

凡此種種，必然造成儒學信仰危機。於是，有不少封建知識分子企圖擺脫困境，開始批判儒學，另找出路。

如魏晉年輕的玄學家王弼一針見血地指出名教的虛偽，他說其「崇仁義愈致斯偽」，「巧愈精思，偽愈多變，攻之彌甚，避之彌勤」。

在這種情況下，當時不少士大夫從事先秦諸子的研究，也有人企圖推翻漢代經學，重新在原始的儒家經典中作新的發掘。也有人想綜合各家，別創新說。這種以復古為手段試圖擺脫僵局的努力，使得許多消沉泯滅的學派開始活躍起來。

如曹操、諸葛亮等大政冶家就崇尚法術。後人稱之為「魏之初霸,術兼名法」。甚至墨家也受到一些士大夫的喜愛，學術思想開始擺脫獨尊儒術以來的僵化局面，經學迅速衰落了。

著名學者任繼愈指出:「漢代是以經學的記誦來吸引讀書人作官的。所以漢代的經師特別多。可是後來在軍閥混戰中全國的圖書文物遭到慘重的破壞。通經的儒生也變得極少了。曹魏時,朝廷大小官吏和大學生在京師的有萬餘人，能通古禮的卻找不出幾個；中央官吏有四百餘人,能提筆撰寫文告還不到十人。」

西晉以前,玄學清談已佔上風,充斥官場的也不再只是老成持重的儒者了。當時的才子神童’如馬融、孔融、禰衡、何晏、阮籍、王弼、鍾會等一代風流，都是少年成名的。這反映了社會風氣的轉變。後來,儘管也有傅玄丶劉寔（shi）致力於儒學的中興,而東晉以後儒學越發式微了。

思想真空是不能長久的,玄學和道家開始興盛起來。並逐漸成為主流。為什麼在普遍的信仰危機和思想混亂中,道家會漸漸佔了上風,儒家和其他學派不能復興呢？

這是有深刻的社會原因的。道家玄學的興起,除了意識形態結構自身演變的原因外,主要是由於東漢末年統治者對儒生的殘酷迫害,大動亂的驚人的殘酷性，造成道家對儒家的反動。當時，廣大封建知識分子對政治黑暗、殘酷的現實深感失望。有的嚇破了膽，生怕干政會招致殺身之禍。在動盪不安的社會生活中,下層知識分子既不敢也不能入仕,又不滿於經學的繁瑣和名教的虛偽。

他們憤世嫉俗，傾向於修身養性的全身長生之術和信奉「無為」的哲理。上層社會奢糜淫亂的享樂主義也需要找到理論說明。這樣，玄學和道家成為社會的一種理論需要。魏晉時知識分子的必讀有三本:《周易》《老子》和《莊子》,名日「三玄」。天姿神邁的少年才子王弼,就是以注《老子》、《周易》而聞名一時並影響後世的。

魏晉玄學以道家的自然來對抗儒家名教,主張放情任志、順乎人性的生活態度。它是對儒家倫理說教的一種否定和反動。這種表面上蔑視封建禮法的「解放」,實際上是精神危機和放蕩不檢的生活所表現出的退卻。中下層知識分子如嵇康、阮籍之類憤世嫉俗，憎惡政治的腐敗，退卻於遠離現實的清高的精神生活中去。貴族門閥則沉溺於荒淫無度的享之中。魏晉玄哪的興起是歷史的必然。它是毀滅性大動亂在知識分子精神上造成的表現。這種現象說明:當人們對走入死衚衕的官方意識形態產生厭倦,但僅僅只有感情上的反抗,而沒有理論上的創新的話,就會進人官方哲學補結構的陷阱中去。

所以說魏晉玄學是士人清談的直接產物。

再次，說說士人清談造成的歷史結果和影響

造成的歷史結果我認為最重要一點就是佛教的大行其道。正在儒家的入世精神像夕陽西沉，漸漸消失在「無為」和消極的黑夜中的時候，佛教開始構成對中國封建意識形態的衝擊。佛教剛傳入時影響並不大，魏晉玄學的興起,使得佛教傳播的速度大為加快了。

它是在人們紛紛尋找精神防空洞的情況下乘虛擴張的，佛教比魏晉玄學更為消極。玄學道家雖然講「無為」，但卻主張「內聖」和「外王的統一」。何晏強調“性”是先天之全,“情”是後天之慾,人們不能完全任情達理,還主張要合情合理。而佛教主張「出世」，把「情」看作是產生一切煩惱、罪惡的根源。主張減除慾望。佛教用現世的虛無來為出世作辮護佛教和玄學推波助瀾,以至許多知識分子由玄而人佛，愈陷愈深。

漢魏時，佛教還不那麼熾盛，西晉初年已不然,譯出的佛學經典達上千卷之多。但最能引起中國士大夫興趣的還是「般若學」。到東晉以後，佛學已經十分興旺了,和尚們以哲學家的形像走上了中國封建意識形態的舞臺。並且和尚們似乎在政治舞臺上也不甘寂寞扮演著重要角色。號稱「大和尚』的名僧佛圖澄，曾協助後趙的石鞫處理軍機政要。名僧道安則為前秦符堅的政治顧問。

後秦的姚興進把鳩摩羅什奉為國師。南方的劉宋王朝中,孝武帝當朝時，人稱慧琳為“黑衣宰相”。梁武帝時佛教幾乎享有國教的地位。陳武帝、文帝則捨身佛寺。

還有一點就是400多年的社會持續動盪和分裂。

玄學和佛教的興起，是實現大一統的巨大障礙。大一統需要依靠信仰統國家學說的知識分子組成官僚機構,需要以封建禮法來維護家庭和國家的等級次序。儒學正統地位的喪失,崇尚「無馬」和「出世」的佛老之學成為意識形態的主流，就使得大一統無法實現。可以設想，如果沒有佛教,實現大一統的障礙會小得多。

徐國後裔

18小時前

對於這個問題，我的觀點是這樣的:

一、魏、晉名士們不願意參與政治。

首先是東漢末年的兩次黨錮之禍，使士大夫貴族階層受到了嚴重打擊，數百人慘遭迫害，其影響之久遠可想而知。到了魏晉時期，戰亂不斷生靈塗炭，弄得人心惶惶，士大夫貴族們的性命和普通人沒什麼區別說丟就丟了，而那個被認為是最正統的大漢帝國也一去不復返了。在這種情況下，名士們就不願意參與政治了。

其次，魏晉時期的選官制度延用漢朝的九品中正制，“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就是對九品中正制的形容與批判，這樣的選官制度使許多出身寒門的名士沒有機會進入官場，所以乾脆就不去做官了！

二、厭倦了經學和讖緯之學的枯燥與荒誕。

魏晉繼承了漢文化的思想，流行經學和讖緯之學，還有儒家的“三綱五常”。經學講人生和治國的大道理，說白了就是洗腦，是統治者安排給“文化人”的學習任務，簡直枯燥的透了！那個讖緯之學，是讖書與緯書的合稱，專門講一些非常迷信的東西，似乎是一些神秘莫測的預言，這對那些名士們來說，根本就是荒誕不經的東西，太“扯淡”了！至於“三綱五常”，把人束縛的不行，不論做什麼事都放不開手腳，太鬧心了！

名士們壓抑了，困惑了，迷茫了！怎麼辦？還能怎麼辦？“轉移目標”唄！

徐國後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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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搞清楚什麼叫名士，什麼叫清談。

名士好理解，士大夫中有名氣的，就可稱為名士。要稱為名士通常要達到三個條件，第一是品格高尚，第二是學識淵博，第三就是清談的水平高。

那麼什麼是清談呢？清談是魏晉時期興起的流行於士大夫階層的一種文化活動，一般在士大夫聚會中舉行，或兩人，或多人。初期內容主要是對玄學的探討，通常以辯論的形式進行。後期隨著玄學中可被討論的話題逐漸枯竭，佛學的話題又被引入，同時，鬥嘴和類似於行酒令的形式也開始流行。這讓清談的格調日益低下，最終變成日常的交談，清談這一文化現象逐漸消失。

清談的興起是伴隨著玄學的產生而同步興起的，士大夫階層對玄學的研究探討就是透過清談來實現和完成。那麼玄學又是個什麼東西呢？

玄學的產生和消亡也和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政治生態緊密聯絡。

東漢末年，諸侯並起，皇權式微。隨著曹丕篡漢，從小接受儒家思想薰陶計程車大夫階層，在政治現實面前，其世界觀徹底崩塌。不久之後，司馬家篡魏，再一次沉重打擊儒家思想。士大夫階層之中，在儒家思想面臨現實挑戰的情況下，一些人主動撿起已被丟棄的道家思想，想從中找到精神寄託。這以王弼、何晏和夏侯玄為代表。

其後，清談的話題逐漸增多，比如“才”和“性”的關係，比如“音樂是否有喜怒哀樂之分”。代表人物也層出不窮，三國時期的鐘會、嵇康、阮籍，西晉初年的王衍、裴頠，東晉時期的王導、庾亮、殷浩、劉惔、王濛等人，都以清談水平高而被奉為名士。

清談一開始以說理為主，後來演化成辯論技巧，最終淪為了耍嘴皮子這種不入流的文化活動，這讓清談徹底走入死衚衕。

清談的消失也和政治環境變化有關。

魏晉南北朝政權更迭頻繁，同時伴隨流血殺戮，從士大夫到老百姓厭煩了這種生活，渴望穩定的社會秩序。唐朝建立後，儒學再次振興，玄學走到了盡頭，清談這一伴隨玄學而生的文化活動也就隨之消失了。

講了這麼多，再來看名士和清談的關係就很好理解了。第一，清談是當時士大夫階層日常生活的一項重要社交活動；第二，清談的水平是名士身份的象徵。所以魏晉時期的名士喜歡清談了。

為什麼魏晉名士喜歡清談？原因其實很簡單，因為自東漢黨錮之禍以後，許多朝野名士都遭受到了政治上的摧殘和迫害，為了明哲保身，趨吉避禍，於是名士們開始轉向抽象的玄理討論。再加上漢末以降，戰亂不斷，瘟疫頻發，就算是達官貴族也往往年紀輕輕就死於非命，基於對現實的逃避和對死亡的恐懼，清談開始大行其道。

一、清談的起源

要說清談之起源，先要從清議說起。秦漢一統之後，逐漸廢除了先秦的世官制，採用察舉制來任命官員。而既然是察舉制，那麼被察舉的人理應有響應的才能、品德，在這種環境下，就誕生了一種社會現象：每個想出仕的人，都或主動或被動的被人品鑑一番，得出一個結論，證明這個人能力高不高、品德好不好，這就是所謂的人倫鑑識，也就是清議。

而後來，黨錮之禍發生以後，這些搞清議的人，說真話吧，又怕遭遇殺身之禍，說假話吧，有感覺沒骨氣，於是索性乾脆就不搞清議了，轉而去搞一些更抽象的清談了。清談與清議雖然內容迥異，但本身是一種繼承關係，清談始於東漢郭泰，《後漢書》記載：

林宗（郭泰字）雖善人倫，而不為危言核論，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及黨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唯林宗及汝南袁閎得免焉。

可見，郭泰本身也是一個高“人倫鑑識”的清議家，但他搞清議的時候說話很小心，儘量不得罪人，所以也就沒被迫害。葛洪《抱朴子》又載：

林宗周旋清談閭閻，無救於世道之陵遲。

這是漢末以來，最早關於清談的記載，可見“清談”實由“清議”轉變而來。

二、清談之發展

然而郭泰只是開啟了清談的源頭，並且此時的清談與魏晉時清談還有很大不同，從郭泰清談到魏晉名士清談，還有一個發展壯大的過程。簡要來看，可以將清談的發展分為前期和後期。從漢末到魏、西晉，清談雖然“不為危言核論”，但依然與政治、官僚存在一定的聯絡，主要是士大夫、名士用來表明或者辨明自己立場、態度的東西。如《世說新語·文學類》載：

鍾會撰《四本論》，始畢，甚欲嵇公一見，置懷中，既定，畏其難，懷不敢出，於戶外遙擲，便回急走。

《四本論》算是前期清談的重要資料，魏晉玄學清談中有很重要的一個話題就是“四本”，所謂的四本指的是一個人才能與品質的關係，主要分為才性同，才性異，才性合以及才性離。而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討論，還是源於曹操當初為了尋覓人才，下達了“只要有才能，就算德行差一點的人也能得到重用”這樣的命令。因此，早期清談的“四本論”，還是跟政治脫不了關係的。

但是到了西晉時期，因為司馬氏篡位問題，許多名士或受過曹魏恩惠的人，對司馬氏政權心存很大的不滿，司馬氏也找了各種理由和藉口大肆誅殺異己，其中最有名的莫過於嵇康。嵇康與阮籍同為當時的名士代表，嵇康死後，阮籍為了避禍，以消極出世的態度，絕不評論實事，不臧否人物，發出的都是些玄遠的言論。在阮籍的影響下，清談就發展到了只談玄理不論實事的地步。

三、清談誤國

在阮籍之後，清談的風氣開始蔓延到所有名士群體以及門閥貴族之中，而因為九品中正制的存在，整個國家的官僚機構都被這些門閥所壟斷，那麼必然的，那些身居要職的官員，也大多都是喜歡清談之輩。這樣一來，就造成了當官的大多不務實事，只知道說理談玄。《晉書·桓溫傳》記載：

桓公入洛，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

可見，王夷甫即王衍，乃是兩晉時玄學清談的領袖，桓溫認為西晉滅亡的責任要歸結到王衍這些清談家身上，是很有道理的。

然而西晉的滅亡並沒有讓那些名士們吸取教訓，衣冠南渡之後，東晉的門閥們偏安一隅，不思進取，憑藉著長江天險，好像北方的胡人也打不過來。再加上九品中正制的存在，他們壟斷了上層權力，生活上可以隨心所欲地驕奢淫逸，在精神上卻又陷入了空虛之中，這時候清談就成了他們追求精神生活的一劑良方，因此清談不僅沒有因為西晉的滅亡而消失，反而在東晉變得更加假大空了。

四、結語

總的來說，清談的出現，與東漢的黨錮之禍有關，導致名士們謹言慎行，開始探討一些不會召來殺身之禍的言論。而清談發展到後來，固然能讓清談家們遠離禍事，但對國家來說卻是極大的不幸，因為這些清談家後來都身居要職，不務政事，遂導致西晉滅亡，神州大地陷入了數百年戰亂之中，可謂遺禍無窮。

魏晉時期為什麼會出現清談

三國魏晉時期，司馬氏政權於曹魏政權爭鬥激烈。在公元前249年，司馬懿趁曹爽陪著曹芳離開洛陽到高平陵掃墓。起兵控制力京都。自此曹魏政權正式落到司馬氏手中。這次的歷史事件史稱高平陵之變。大權落在司馬懿手中以後，對於曹魏政權裡那些不依自己的人都殺掉。而曹魏方面的這些人，不願意和司馬氏合作。不願意去面對現實，於是採取了老莊的思想。結果越陷越深，最後形成了清談。

魏晉時期，以何晏為代表的一批名士以《老子》，《莊子》《易經》為骨架。結合儒家，道家開創了一種新的思想，即玄學。清談有和玄學進行結合的，不切實際的進行辯論。著名的竹林七賢阮籍，嵇康，山濤，阮咸，劉伶，向秀，王戎就是魏晉時期著名的清談名士。因為他們經常在竹林裡清談，所以被稱為竹林七賢。

有利的方面是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當時貴族名士的思想，在哲學的思想上有了一定的提升。弊端就是到了西晉後期大量計程車人模仿竹林七賢進行清談，導致了有些政治家不專心治國，而進行空談。比如王衍就是在朝重臣，不去切合實際處理政務。一天到晚空談，被人稱為空談的官僚家。清談註定西晉是個短命的王朝。僅僅存在了37年就滅國了。

到了東晉以後仍然有名士清談，不過東晉的名士的清談之風較西晉融合的更好。其中有非常著名的名士，比如書聖王羲之，謝安，陶淵明等。

現在大家談起“清談”就直搖頭，好像就是因為清談，讓司馬氏丟了江山。其實魏晉南北朝時期，清談跟後來的“玄學”不是一碼事。

所謂清談，清是相對濁者而言。起初它指評定人才，對人才優劣進行評點。說白了，就相當於東漢時的察舉制，政府要徵辟人才，得益鄉閭聲望對當地人才的點評，根據就是誰的好評多。主要以儒家所謂的倫理孝道作為標準。只是後來，點評壟斷人才供給的，就成為門閥士族壟斷仕途的手段。

到了晉朝時，玄學才開始出現。只不過，清談還是點評人才。到了南北朝時期，清談就跟玄學扯到一起。它主要結合道家、佛家、儒家學說。但即便如此，它還是會夾雜著對當今人物的點評。

名士們愛清談，主要因為那是寒族進入高門的入場券。那會大家無不以進入玄學沙龍為榮，只有名士才有這資格，你要是想獲得好名聲，能夠引起朝廷的注意。必須得進入清談圈才行。

後世的清談者，手裡總拿著麈尾。一般玄談現場，有三人，一箇中正，其餘兩個類似於辯手，針對一個論題開始展開。這仨人手裡總少不了麈尾。後來麈尾就成為名士的象徵，在隋唐時期曾風靡一時，哪怕有錢人家的墓穴壁畫壁畫中，主人家肖像無不以手持麈尾為榮。它的樣子，就如同一把小扇子。

為什麼魏晉時期的名士都喜歡清談呢？

清談作為魏晉時期的文化符號，是當時盛行的一種名士交流方式，而至於為何魏晉名士喜歡清談，其主要原因是魏晉時期社會動盪而引發思想解放，政治黑暗壓制當世名士訴求，從而使名士的言論從政治抱負轉為清淨無為的老莊之學。總的來說清談的盛行是魏晉時期的動盪局勢所衍生出來的。

何為“魏晉清談”，清談指的是魏晉時代的知識分子和貴族，以探討宇宙起源，人生哲理為內容，以極富修辭技巧的論辯為方式而進行的一種學術社交活動。

“清談一詞”最早出現於劉幀的《贈五官中郎將詩》與曹丕的《又報鍾繇書》中，而將清談發展起來的應該是荀粲，《世說新語》記載“傅嘏善言虛勝，荀粲談尚言遠，每至共語，有爭而不相喻。冀州釋二家之義，通彼我之懷，常使兩情皆得，彼此俱暢。”而將清談推向高峰的則是魏晉之交的何晏，王弼，夏侯玄等人。

“至於荀公之清談，孫權之斌媚，執乎嗢噱，不能離手。”—《又報鍾繇書》

到了西晉，王衍和郭象是清談的代表人物，王衍每次清談都帶著玉柄的塵尾，成為當時偶像。而東晉也不乏清談大咖，王導，謝安這些名震天下的名士都是清談好手。

那麼作為一種不談政治，只談玄幻的文化交流方式，為何會在魏晉時期風靡一時呢。

每逢亂世，國家動盪，體制鬆懈，人民生活水深火熱。但這也就成了新文化噴薄而出的土壤，亂世中的思想最為自由，個性最為解放。

春秋戰國百家爭鳴，民國時期大師輩出，這都是所處的時代特徵所造就的，而魏晉時期也正處於國家動亂，知識分子紛紛譭棄禮法，儒家文化衰敗，而清談也就成了是當時名士思想碰撞的一種方式。

魏晉時期，政治黑暗，世族階級腐朽，而知識分子在感受不到前途希望之後，只能將滿腹經綸轉向老莊的清淨無為，從而來消解自身的壓力。

而當清談成為一種高階時尚的流行節目後，更是吸引了大批文人名士紛紛加入，又反推了清談的發展，這也是清談在魏晉時期盛行的原因之一。

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王謂謝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人人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謝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世說新語》

東漢以來，官方儒學大發展，但儒學精緻化卻於國無益，國家還是亂了，於是物極必反，士大夫也就不玩儒學玩清談了。這個時期，士族精英集體墮落，陶淵明這種人還算是名士，但也徹底不跟社會合作了；而另一夥人就只能說是不要臉了，瘋狂地玩清談，實際卻在自我標籤、沽名釣譽。

任何潮流、任何風氣、任何學說，都不是無根無由的突然而至。你總能找到它的歷史淵源。特別是我們這個文化深厚的國家，各種文化模因都在歷史與文化之中，就看什麼時候應和時勢，然後爆發出來。清談也是如此。往前追其淵源，就得追到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

百家爭鳴，看著紛紜複雜，但實際上就三條線，代表了當時知識分子對禮樂傳統和整個天下的態度。然後，這些人就在此基礎上發展出各自的一套大同小異的學說。

第一條線是反傳統，認為時異勢異、禮樂沒用，代表的就是法家。這是一個新時代，守著老傳統已經沒用了。怎麼辦？變法改革。

第二條線是守傳統，認為天下大亂就是因為禮崩樂壞，代表的就是儒家。這是一個糟糕的時代，而之所以糟糕就是因為人心不古。怎麼辦？恢復王道。

第三條線是棄天下，認為一切虛無所以就該返璞歸真，代表的就是道家。這是一個讓所有人都痛苦的時代，而之所以痛苦就是一夥人要變革、一夥人要王道，你們爭來爭去，搞亂了天下。怎麼辦？消極避世。

看到這三條線，也就知道清談從哪來的了，就是這第三條線。

我們的文化模因裡一直缺少宗教和思辨這些東西。於是，佛教引入之後，第三條線的消極避世又有了外力輸入，於是就如虎添翼了。

清談的文化模因，一直就存在。所以，只要時勢允許，這個模因就會表現出來，成為風氣和潮流。但是，要表現出來就得有時勢的配合，平白無故是表現不出來的。

法家和儒家，都是積極入世的。

所以，這兩條線表面上看南轅北轍，但殊途同歸。兩家都是想著讓當時天下如何變得更好，只不過一個要創新、一個要守舊。

但是，道家則是本質的不同，它是消極避世的。

世人熙熙皆為利來、世人攘攘皆為利往，你們太俗太物質，把天下都給搞亂了。所以，真得猛士不是直面淋漓的鮮血，而是反求內心、步入桃花園中。

先是積極進取的法家，折騰出了一個大秦帝國。然後，被推翻了，但法家並沒死，一直延續到漢宣帝時代。

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漢家自有制度，是啥制度？

肯定不是儒家，因為“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而且漢宣帝對俗儒的“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進行了批評。所以，簡單說，漢宣帝也是一個法家的踐行者。

只不過平民的大漢滅了法家的大秦，總不能繼續說我們大漢還要法家治國吧。所以，打右燈、往左轉，表面上說獨尊儒術，實際卻是漢襲秦政制，甚至連秦朝正朔曆法都照搬全抄。

但是，你既然打了右燈，天下百姓可不知道你要往左轉，只知道你就是要往右。前幾任皇帝的帝王心無學，玩得賊溜，所以知道大漢的底層邏輯是什麼。即便不知道，也能得乎其神。但是，後邊的皇帝就不知道了，因為他們只能跟著天下往右走。於是，漢宣帝以後，儒學就越來越興盛。到了東漢就更誇張了，古書上的一句話，漢儒能整出十幾萬字的論文。所以，儒學已經精緻化。

但是，春秋已降，整個中國社會的基礎就已經發生了變化。你儒學不僅認識不了天下，也改造不了天下，因為沒有你表達模因的社會基礎。只有政治基礎和廟堂基礎，因為大漢一直打右燈。

於是，漢末大亂，就徹底打臉了。你把儒學玩得那麼精緻，有啥用，天下不還是大亂了。

天下大亂，自然就會產生兩種情緒：一個是失望，不僅對儒家失望，而且對社會失望，所以消極避世；一個是求心，客觀世界糟糕如此，那就只能向內心尋求確定了，所以不再入世。於是，道家的文化模因，就被徹底打開了。而在魏晉時代的表現形式，就是清談。

要清談、要避世、要求心，就得往思辨和信仰層面挖。但是，中國的老莊哲學提供的資源太少。道家也就是楚地那一片的人在玩，真正的文化中心，比如魏韓中原和齊魯大地，都不怎麼玩。但是，不要緊，這時候佛教傳入了。佛教要比道家複雜多了，這裡面有的是資源可供開發。加上早期佛教的助攻，清談就有了智慧資源的支撐，於是潮流也就不可阻擋。

當然時勢，也就是客觀世界的變化，從來都不能少。

這時候計程車族已經徹底墮落。好一點兒的，像陶淵明這種人，就離群索居了，不摻和天下這攤亂事。壞一點兒的，就是那些士族們，清談了成了他們沽名釣譽和自我標籤的手段。我們之所以高官厚祿，是因為我們不同，而我們之所以不同是因為我們會清談。然後，就有了一群更壞的傢伙，表面與世無爭搞清談，實際卻用清談為手段沽名釣譽、往自己兜裡摟錢。

再之後，還有更不要臉的，這些以清談為標籤計程車大夫和士族們，還要把自己的地位給制度化，搞出了什麼九品中正制。制度建起來了，士族永遠是士族，平民永遠是平民，天下終於有秩序了。然後，士族們繼續搞清談、比奢侈，老百姓就繼續苦稼穡、疲徭役。

魏晉名士為什麼喜歡清談？

能清談的沒幾個平民百姓，就這麼幾夥人：一夥吃飽了沒事幹計程車族；一夥沽名釣譽的所謂名士；一夥徹底拒絕跟社會合作的隱士。

而清談之所以成風，就是因為這些人要用清談做標籤，把自己跟平民百姓區別出來，我們不一樣所以就能比你強。

於是，問題肯定要爆發。

能讀書的人才能搞清談，而能讀書的人都是當時精英。精英要麼消極避世、要麼沽名釣譽、要麼虛無標籤，那這個天下還能不亂嗎？再加上司馬家的神助攻，立即就開啟了五胡亂華。

五胡亂華能把士族們給打醒嗎？

可能不僅沒打醒，反而讓他們更加執著了。因為亂世更亂了，消極避世的文化模銀就更有了表現的機會。所以，東晉以及後來的南朝，真得有點兒無可救藥的趨勢了。要不是北朝胡人政權為了爭正統而搞儒化，南朝的一夥人甚至連儒家和入世都不知道是什麼了。匈奴人宇文泰都復起了周禮，南朝還能不著急嗎？

大爭之世，容不得清談。南北朝對立，就是一個大爭之世。所以，清談也就不會再有市場了。因為繼續清談，就只能被消滅了。

魏晉時期，清談成風，此時的清談，並非高雅的言論，也不是後世所說的扯閒篇，而是專指言必老莊的玄談。南朝劉義慶的《世說新語》對此有足夠的記載。

魏晉清談之風，類似於當時的哲學大辯論。清談雙方為辯論正反方，一方引出觀點，另一方發難，樹立自己觀點。彼此交鋒。

魏晉之際，之所以清談成風，首要原因是避禍。魏晉時代，是中國歷史上政治最黑暗的時代，社會混亂，時局動盪，士族常常要站隊，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一不小心就有被殺的危險。竹林七賢的嵇康、首開玄談的何晏就是如此。清談只談玄理，不論國家大事，可見一斑。

再一個原因，士人無甚作為，清談就是一個發洩苦悶的出口。加之漢末以來的流行風氣，很對魏晉士人的清高和脾性，這一撥人遂陷入了集體的沉淪與自戀。

乍看題目以為說的是吃飯呢。清淡不確切，應該是清流，一般文人專屬。文人自稱君子:君子之交淡如水是也。要求自己正義，正直，慎獨，無私等。收儒家思想薰陶，個個以君子之風自居，行事光明磊落是謂清流。

在回答這個問題前，先了解下什麼是“清談”。清談，是指在魏晉時，承襲東漢清議的風氣，就一些玄學問題析理問難，反覆辯論的文化現象。

在魏晉時期，“清談”是一種時尚。那麼，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這背後，是因為當時的士族制度。因為士族在當時有閒、有錢，所以

當時的人們把共聚“清談”當作抒發情懷的良機，許多名流閒士都熱衷於此事。但其目的不是論政，不過是官吏、文人為了消遣和顯示自己清高不談俗事而已。

魏晉時期清談成風，一盞清茶，一杯醇酒，便可以海闊天空地談論不休。清談的場面往往十分熱鬧、激烈，主客雙方針鋒相對，你不讓我，我不讓你，都想將對方駁倒。激動時，面紅耳赤，手舞足蹈；沉醉時，口吐粗言，忘乎所以。到談論結束時，若主客雙方達成一致，則握手言和；若各執一辭，則下次再論，直到對方輸得心服口服。一次成功的清談往往令人神情振奮，廢寢忘食，留連忘返。當然，清談不僅是一種交流溝通的手段，也是一種抒發情懷、展現自我才華的方式，透過清談，一個人胸中有多少墨水，一目瞭然。清談絕對是一種高雅的消遣，怡情又逸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