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朝貢體系的一步步瓦解很大程度上是受西方文明衝擊的結果。

下面我們詳細介紹一下朝貢體系和西方衝擊的情況：

雖然清王朝受內部衰敗的削弱，但卻依然保持著一個巨大帝 國的門面，並珍視往昔的輝煌。它固守著一種天真而又虛假的觀 念，即中國作為地球上的中央之國，已被知悉是文明世界的中心， 所有希望與它發展關係的國家，必須接受藩屬的地位。 朝貢體系的理論與實踐，反映了中國的世界觀，並在制約清王朝與西方 的關係方面，起了極為巨大的作用。

在兩千年時間裡，中國依靠優越文化、富足經濟、軍事力量 以及遼闊疆域，在東亞保持了鶴立雞群的地位。從明代 (1368-1643 年)初期起，在東亞和東南亞確立了一套等級制的『國 際關係』體系，中國在其中佔據了領袖的地位，而朝鮮、日本（日本也曾一度(1404-1549 年間)向中國進貢）琉球、 安南、暹羅、緬甸和東南亞及中亞的其它一些周邊國家則接受小夥伴的地位。

歐洲的『國際家庭』(family of nations)一詞 似乎更適用於這個以中國為中心的國際社會。在這種社會中，『國 際關係』乃是儒家關於個人間恰當關係之觀念的擴充套件：正如每個 人在國內社會中都有其特殊位置一樣，每個國家在一個『國際社 會』中也有其適當的位置。

朝鮮文中的兩個詞很好地說明了這個觀念：與中國的關係被說成是『事大』，而與日本的關係則冠以 『交鄰』．構成這個以中國為中心之國際家庭基石的基本原則， 是國家的不平等而非如近代西方那樣的國家平等，『國際家庭』 成員之間的關係不是由國際法來制約，而是由所謂的朝貢體系來支配。

朝貢體系讓人聯想起了中國古代的那種做法，即皇帝敕『封』 中國國內與國外的『藩』屬，並接受他們為報答而呈獻來的作為 『貢』品的『方物』，所謂『貢』品乃是一種變相的稅賦。在 明清時期，朝貢關係已被雕琢成一種高度禮儀化的行為，參與的 雙方都明確地承擔了權利和義務。

中國被賦予了在東亞和東南亞 國家家庭中維持正當秩序的職責。它透過向藩屬國王派遣使節主持冊封儀式和頒發皇帝的冊封詔書來承認這些國王的合法地位。 在這些藩屬遭受外來人侵時，中國要給予援助；在他們遭遇災難 時，中國要派送宣慰使節和安撫詔令。藩屬國一方則要透過按時 進貢、請求冊封及奉行中國之正朔(即根據中國皇帝的年號及日月來記錄他們國家的事件)等方式來尊奉中國為上國。

貢使使團的規模、頻率和路線由中國規定——關係越近的藩屬，使團的規模就越大、頻率就越高。比如，朝鮮每年進貢四次， 在年末一起上貢，琉球每三年兩次，安南每兩年一次，暹羅每三 年一次，緬甸和寮國每十年一次。使團附帶大批商人，他們的貨 物免納關稅進入中國。使團在中國境內的一切路費和食宿均由中 國政府承擔，使團抵達北京後寄宿於『會同四夷館』，選擇一黃 道吉日由貢使向皇帝敬獻貢品和方物，他們在此場合要行三跪九 叩的磕頭大禮。

隨後幾天內——一般是三至五天——貢使和商人 獲准在下榻的館舍開設市場，銷售貨物。對於貢使團來說，這種 貿易是相當有利可圖的。此外，皇帝為顯示仁慈寬愛，賞賜很可 觀的禮品給進貢的藩王和貢使團成員。但一般來說，他的禮品價 值大大低於他所收到的貢品和禮物。

為維持朝貢關係所花的代價是昂貴的。向中國派一次貢使是一項辛苦而又花費金錢的事。比如，朝鮮必須精心準備組織一個 200-300 人的貢使團，並從漢城跋涉 750 英里到北京，旅途要花 40-60 天時間。1808 年時的貢品和方物共值 10 萬兩銅（一兩銅在當時摺合三分之一兩銀；在 1725－1776 年間曾值半兩銀）， 大致 是中國皇帝賞賜給朝鮮國王及其家眷的禮物的十倍。

而接待中國 冊封使節所花的費用則更昂貴。按慣例，藩屬國王在即位後就要 遣一特使赴北京請求冊封，然後清廷就派出天使(帝廷使節)，但 只派向朝鮮、琉球和安南這三個重要國家。那些較小的藩王只是 接受由他們自己的使節帶回的冊封詔書。 冊封使團通常由 400-500 人組成，為接待他們，朝鮮宮廷平均每次要花費 23 萬兩 銅，這相當於其中央政府每年開支的六分之一！

這個負擔對一 個像琉球這樣的小國家來說更加沉重，中國的使團通常在琉球要 呆上五個月，下榻於豪華的『天使館』。琉球政府不得不節衣縮 食來籌措每次冊封所需的 32 萬兩銀花銷。藩屬國王在冊封儀式 上至少要磕七次頭——恭接詔書時一次，迎候安放在一部彩車中的御筆字軸時一次，遙拜皇帝時一次，受領御賜賞品時一次，謝 主龍恩時一次，等等。

在全部儀式結束前，他還須再向中國使節 行一次三跪九叩大禮，該使節要回敬同樣的大禮。每次冊封需要 精心準備和鉅額花費，以致琉球國王一般將冊封儀式拖到實際即位兩年以後舉行，有幾位國王甚至拖上十七、十八年！

朝貢關係使小國一方承擔了巨大的財政和物質壓力，但卻沒有給中國帶來什麼經濟利益。為供應眾多進貢使團在中國境內的 衣食住行，中國所花的費用高出皇帝收到的貢品和禮品之價值。

為何又要有這種體系呢？其原因肯定不是純粹的經濟動機。在藩 屬國王一方，冊封使他的統治合法化，提高他在臣民面前的威信， 在遭受外來人侵時中國皇帝給他提供保護，在發生自然災害時給 他援助，並使他從皇帝那裡獲得奢侈品，加強本國與中國之間的 文化聯絡，允許他與『天朝上國』開展有利可圖的貿易。

在中國 皇帝一方，看到他的世界之主的地位被確認，並知道這些周邊國家願意充當『外藩』，以拱衛中國免受蠻夷侵襲，令他無比心滿 意足。總的來說，維持朝貢體系主要是為昭示儒家的禮儀觀念， 並確認一個等級制的世界秩序，中國在其中享有優越地位，安如磐石且不可侵犯。

西方在侵入東亞時所遭遇的就是這樣一個國際關係體系。清廷堅持朝貢體系不僅適用於亞洲的周邊國家，也適用於其它所有想與中國建立關係的國家。確實，在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盛世， 有幾十個亞洲國家包括在這個體系中，而葡萄牙、荷蘭和俄羅斯 的使節雖然不情願，卻也向中國皇帝磕了頭。儘管俄國和西歐國 家沒有正式被納入這個體系，中國人卻把它們的使節當作藩屬國 使臣來對待。為解釋這些使團(不按藩屬國的規矩)偶然才來的原 因，《大清會典》稱這些西洋貿易國家距離中國太遠，妨礙了它 們保持固定的進貢計劃。

頗有意思的是，我們注意到在 1655-1795 年間，西方的十七個使團中除一個以外都服從了中國的要求，向 中國皇帝行了磕頭禮。 因而，清朝對來自外國的官方使團之政 策是非常嚴格的，但它對西洋民間的商人之態度卻靈活得多。私 商們獲准居留澳門並在廣州做生意(1757 年後)，此乃皇恩浩蕩的 一個標誌。這些商人從他們的生意中迅速獲取了鉅額利潤。

十九世紀初，西方國家的政府和私商已不再容忍中國體系的 束縛了。商人要求有更大的行動自由，西方國家的政府則剛剛從 拿破崙戰爭中解脫出來，且因工業革命而實力大增，也不願再承 受藩屬的待遇。他們堅持要按照歐洲的法規和外交慣例來發展國 際關係；但中國人卻不願意放棄他們珍視的體系。實際上，中國 人聲稱『吾非求爾等前來；汝既來即須遵吾之章程』，西方人則 回答說『你們能阻止我們前來，而且我們要按我們的方式前來』。 此後中西關係的程序便是一種持續的衝突，最終導致了清帝國的 屈辱。

事實上，在西方合力摧毀中國的對外關係機制之時，朝貢體 系已經大大失色了。自十八世紀中葉起，它已暴露在兩種破壞性 影響面前：中國與東南亞(南洋)之帆船貿易的興起和歐洲在廣東 之貿易的增長。幾百艘中國的帆船，平均每艘 150 噸噸位，最大 的達 1,000 噸，駛往暹羅、安南、馬來半島、爪哇和馬魯古等地 經營自己的貿易。這些地區的許多小藩國發現它們不再需要依賴 朝貢體系了，於是停止向中國進貢。已獲准前來廣州經營的獨 立的歐洲貿易，則是另一個破壞性影響，而且它正呈迅猛增長之 勢。英國作為走在最前列的工業國和對外貿易的領頭羊，盡其最 大努力來摧毀現存的中國體制。

朝貢體系是中國曆代王朝所追求的，清朝時期朝貢體系達到鼎盛，盛極必衰，朝貢體系也在清朝最終瓦解。

西方帝國主義國家，依靠自身的軍事力量，首先將東南亞弱小國家淪為其殖民地，繼而摧毀中亞小國的獨立，最後向中國的邊疆地區進擊，企圖瓜分清帝國。至19世紀末，清朝的朝貢體系終於徹底崩潰了。

1648年，隨著威斯特伐利亞條約的簽訂，條約體系逐漸成為歐洲國家之間的主要國際交流體系。殖民體系成為歐洲國家在與其他弱小部族交往時的主導體系。隨著歐洲國家逐漸同東方世界直接接觸，這幾種國際關係體系之間的衝突便開始發生。1653年，俄羅斯沙皇派遣使節，要求順治皇帝向其稱臣，成為俄羅斯的殖民地。這種要求理所當然地被中國的統治者拒絕，反過來要求沙皇前來北京朝貢。經過長期的武力衝突和外交鬥爭，中俄雙方都開始認識到對方的實力，最後於1689年，兩國按照歐洲國際公法的慣例，簽訂了尼布楚條約，之後又在1727年和1728年相繼簽訂了布連斯奇條約和恰克圖條約，實際上確立了兩國的平等地位。

　　同時，歐洲勢力逐漸蠶食了中國周邊的各小國，日本也在德川家康建立幕府之後，停止了向中國的朝貢，並且進一步加強了對琉球的控制。這些都使得朝貢體系內的成員大幅減少。到了清朝中期，朝貢國減少到七個：朝鮮、越南、南掌、緬甸、蘇祿、暹羅、琉球。但是，這些並沒有動搖朝貢體系的基礎。因此，直到1793年，隨著英國喬治·馬戛爾尼使團正式到訪中國，條約體系和朝貢體系方才發生了全面的碰撞。馬戛爾尼提出的互派使節、簽訂通商條約等要求，均被乾隆帝以“不可更張定製”為由拒絕。

　　在鴉片貿易上，兩種不同體制之間的摩擦終於達到了不可調和的程度，終於導致了鴉片戰爭的爆發。1842年，中國政府被迫與英國簽訂了中英南京條約，首次以文字規定了中國和外國平等往來，朝貢體系的基礎遭到了不可挽回的動搖。在接下來的數十年中，朝貢體系被一個又一個條約削弱。1871年，中國清朝政府雖然一再以“大信不約”為藉口拒絕同曾經的朝貢國日本簽訂平等條約，但是最後仍然被迫簽訂了《中日修好條規》，朝貢體系開始破裂。隨著中法戰爭和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後中法新約和馬關條約的簽定，朝貢體系內最後的成員越南和朝鮮也脫離了這一體系，朝貢體系徹底崩潰。

大清帝國地圖是沒有疆域線的，原則上各個番邦國都屬於大清帝國。但是，從泰國向列強服軟後，變成一個有的吹的帝國，好稱沒有被殖民過的偉大國家，其實是泰國先割地給列強自保後，才有了產生了很多小國，印度更可笑一大堆邦國又英國的殖民鐵路線畫出現在的印度。

總之，原來依附於大清帝國的小國都變成了各個列強的殖民地，朝貢行為當然顯的就多餘了。

1894年爆發的甲午戰爭最終以清朝慘敗而告終，這首先意味著帝國朝貢體制的崩潰。

儘管當年的西周虛弱到近乎一個空名，但我們其實不陌生那種朝貢體制的雛形。因為之後的三千多年，以中原帝國為核心的網狀政治秩序一直是外儒內法的專制帝王之霸業。其間，雖然還有一條由羌、拓跋、党項、契丹、女真、蒙古等構成的內亞邊疆帝國模式，但看看官書中對安祿山叛亂描述的惡毒與鄙視，似乎並不願意存認超越朝貢體制和“華夷之辨”的范陽之存在。再看史書對宋代“澶淵之盟”的描述，幾乎是等同於“馬關和談”的疼痛，但那只是中國內部的契丹把漢人的“朝貢體制”倒過來用一次。

到了清朝，儘管它的前身是後金，但清帝國仍以漢文化覆蓋疆域為理想。於是，這種朝貢體制的國家建構模式到了清代照樣延續。

清末的鴉片戰爭首先是列強的強權與霸道。但就貿易來說，英國在馬嘎爾尼訪華後就已極度討厭清朝的“中華”想像，即把中國視為世界中心，把周邊諸國作為屬國的自大態度。要命的是，清朝僅與遵守這種世界秩序的國家進行貿易。經過1840年的鴉片戰爭，英國都以為並相信可以和清朝進行對等的自由貿易了。可是，當時的清政府並沒有認識到已被編入自由貿易體系，更沒有認識到中國已加入近代國際關係體系中。對於清朝來說，戰敗只是為了懷柔“夷狄”，即向野蠻人讓步而已，不過是對以往的朝貢體制作了一小點的修正而已。也就是說，鴉片戰爭所帶來的“西洋的衝擊”還是被傳統的中華世界的秩序消化了。讓英國徹底氣惱的是：英國所期待的棉製品等對華出口，並沒有實現任何增長。那麼就再找藉口打，後來，英國聯絡了拿破崙三世治下的法國聯合出兵，僅2萬人的遠征軍居然能逼近北京，衝入了圓明園。

在甲午戰爭之前有一段被鎮壓的太平天國運動，據說20世紀30年代，日本在發動大規模侵華前曾兩次派間諜到洪秀全老家，因為在他們看來，洋務運動、維新變法以及後來的孫文、蔣介石，都是洪秀全所開啟的“南來之風”。但事實上，太平天國思想是固守中國傳統文化的客家習俗、接受外來宗教同時又主張迴歸中國傳統的套路。起初，老外很激動，以為中國誕生了基督教國家，但當他們造訪時，發現洪秀全比清帝還狠，把歐洲人只當作“臣民”，比唐太宗把他們的屬國宗主當作“兒子”還無賴。也就是說，太平天國的外交思想仍然沒有脫離傳統朝貢體制的框架。

與日本的甲午戰爭，其導火線就是爭奪原本在以中國為核心的朝貢體系下的朝鮮與琉球。日本有一段時間事實上就在中國的朝貢體系下，最早可能是《遼史》中提及的“日本國來貢”，這事發生在925年。到了日本江戶時代，日本長崎開始與清朝通商，卻並未建立朝貢關係。鴉片戰爭之後的系列失敗以及日本出兵朝鮮，讓李鴻章對日本高度警惕。於是，清廷早早地擬定了條約，並於1871年9月與日本簽訂《中日修好條約》。其實，這樣的條約根本不能打消日本的野心，因為日本簽訂這個條約的背景是：日本與清朝是對等關係，這樣，朝鮮就無法拒收他們炮艦外交加以逼迫的《江華條約》，這個條約也是近代日本以優越立場與外國簽訂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1881年的李鴻章事實上是中、美、日、朝調停的中心人物，他試圖在條約中插入“朝鮮乃中國屬邦，內政外交均自主”，未能實現後，他非常“聰明”地在條約的末尾標上了中國的“光緒”年號，也就是說，清朝想讓各國承認中國在朝鮮的特殊地位。但事實上，這樣的聰明，根本不及日本由派兵而確定的在朝鮮之優越地位。

兩個甲子前的中日之戰，就因日本和清朝圍繞朝鮮的領導權而起。最終的結果，大家都知道：朝鮮脫離了清朝的從屬關係，強化了對日本的從屬關係。再加上之前列強的無數不平等條約，清朝在喪失了朝鮮的特殊地位後，整個朝貢體制在那一刻倒塌瓦解。

清朝在打天下的過程中就著手建立朝貢體系。入關後，繼明舊制並不斷完善，逐漸建立起以自己為核心，以19個鄰國為藩屬的朝貢體系。19個藩屬國名單如下：

朝鮮、越南、南掌、琉球、暹羅、緬甸、廓爾喀、蘇祿、坎巨提、浩罕、布魯特、薩克、那木幹、塔什干、阿富汗、錫金、安集延、瑪爾噶、不丹。

其中，朝鮮、越南、琉球等國因為接受了儒家文化，真正融入了“天朝禮治體系”，與清朝形成了最為穩定的宗藩關係。各藩屬國的君主接受清朝皇帝的冊封並向清廷稱臣，定期納貢；而清朝提供安全保障卻不干涉其內政。這些國家與中國的關係也不是等距的。朝鮮最為親近，走動也最頻繁，不但每年都來上貢，而且在重大節日都要來，琉球和安南兩年一貢，暹羅為三年一貢，南掌開始為五年一貢，後改為與緬甸一樣十年一貢。

關於朝貢體系的性質，學者們看法不同。有“中國的世界秩序”論、“朝貢貿易體系”論、“華夷秩序論”、“l天朝禮制體系”論、“中國的天下秩序”論等。但無論怎樣，都應該承認，這種朝貢體系存在的前提是中國的強大。一旦失去了這個基陸，整個體系就要垮掉。實際也正是如此。近代以來，西方列強相繼到來，清朝一敗再敗，自身難保，藩屬盡失。

朝鮮從1636年，成為清朝的藩屬國，直到1895年甲午戰爭中國戰敗，被日本殖民。

越南從1802年建立阮朝起就是清朝的藩屬國，直到中國1885年簽定《中法新約》，被迫放棄作為越南宗主國的地位。

南掌（寮國）自1792年開始成為清朝藩屬國，直到1893年成為法國的保護國，不再是中國的藩屬國。

琉球從1652年成為清朝藩屬國，直到1879年被日本吞併。

暹羅（泰國）從1646年歸順清朝，直到1855年中止與清朝藩屬關係，成為英法殖民地間的緩衝國。

緬甸從1769年成為清朝的藩屬國，直到1886年成為英國的附庸。

廓爾喀（尼泊爾）、不丹、錫金開始都是臣服於清朝，直到19世紀末被納入英國勢力範圍。

浩罕、布魯特、薩克、安集延、瑪爾噶、那木幹、塔什干七個中亞的國家，多是在清朝戰勝準噶爾之後臣服，後因沙俄勢力強大而與清朝脫鉤。

阿富汗、坎巨提（在巴基斯坦）早在乾隆年間成為清藩屬國，則是在1878年被英國人佔領後，才中止了這種關係。

蘇祿（含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各一部分），1726年歸順清朝，直到1899年成為美國殖民地。

英法聯軍打到北京之後，被迫跟洋人簽約的大清，事實上已經接受了按照西方的模式建立國與國關係：西方國家使節駐京，使節覲見大清的皇帝，遞交國書。然而，簽約之後，咸豐藉口有病，賴在熱河不肯回京，不久去世。小皇帝同治尚未成年，兩宮太后以此為藉口，拖著不讓見。所以，西方公使雖然在北京紮下了，但始終見不到皇帝。西方那一套國家間的外交模式，在形式上始終無法完成，這讓公使們很著急。

同治十二年（1873年），同治親政。英、法、美、德、俄五國公使聯合發出照會，要求見皇帝遞交國書。皇帝親政意味著成年，以前的藉口不好使了。清廷居然又節外生枝，在覲見禮儀上提出要求，要各國公使行跪拜禮。當然這是不可能的，但各國公使急於見皇帝，做了一點妥協，說他們在其他國家的使節見駐在國的元首行三鞠躬禮，在大清可以五鞠躬。

議程排好後，日本外務卿副島種臣以天皇特使的名義，來華換約，正好趕上覲見，也要參加。當時的日本還不是列強，清政府建議他單獨見，行跪拜禮，副島種臣非但不肯，還要求把他排在第一位覲見，因為他是天皇的特使，跟各國公使地位不同。鬧來鬧去，總理衙門答應了他。其他國家的公使倒也沒有意見，雖然日本地位不高，但畢竟副島種臣的地位比他們都高，按西方禮節，理應如此。

最奇妙的是，覲見地點安排在中南海紫光閣。這個地方是朝貢時代皇帝安排各國貢使舉行宴會的所在。安排西方公使在此見面，事實上暗含了西方公使仍舊是貢使的意思。只是，不諳熟大清禮儀的人是無從瞭解這層意思的。而西方公使能見大清皇帝一面，完成手續，也無暇考慮這麼多。西方公使跟大清皇帝的第一次面對面，就這樣完成了。

覲見之後，清政府這邊，有人禁不住偷著樂，覺得西方人終於著了他們的道，而且，官方的京報居然編了好些西方公使覲見時的所謂八卦，誰渾身發抖，誰說不出話來，還有誰把國書都掉在了地上等。當然，這一套跟當年英國某使節見乾隆一樣，都是好事者編出來的。只是，當年編，大清還能關起門來，維持一個天朝上國的自我感覺，現在再編就有些過分了，因為事實上大清的朝貢體系已經瓦解了。這樣的編法如果讓西方人知道了，只能是讓人笑不夠的笑話。

其實，當年的西方公使一定要見大清的皇帝，無非要完成一個外交上的儀式，這個儀式象徵著大清的徹底屈服。至於真正的交涉，他們也知道去總理衙門鬧就行。當年，不止法國公使脾氣不好，經常到總理衙門咆哮，其他國家的公使也不好應付，但總理衙門還都得應付，因為如果應付不好，人家的炮艦就打進來了。

西方國家在當時，從骨子裡瞧不上大清，這麼大的國家，連個大使都不派，使節只是公使級的。然而，即便這樣，大清還在偷偷摸摸地做著萬國來朝的美夢，一個紫光閣就等於圓夢了。這樣的夢，大清做了好久都沒有醒來。

清朝的朝貢體系是中國曆代王朝中為持續時間最長，維持狀況最為穩固的，藩屬制度最為完善的王朝。

清代有據可查的合法藩屬國一共有19個，分別是朝鮮、琉球(沖繩)、越南、南掌(寮國)、暹羅(泰國)、緬甸、廓爾喀(尼泊爾)、蘇祿(菲律賓)、坎巨提(巴基斯坦境內)、浩罕、布魯特、薩克、安集延、瑪爾噶朗、那木杆、塔什干、阿富汗、錫金、不丹。

朝鮮

清廷最在乎的藩屬國，本計劃為鞏固在朝鮮的統治，逐步實行郡縣化管理，在隨著實權派李鴻章的上臺，對朝鮮實行了國家化管理，後在1985年中日甲午戰爭中戰敗，朝鮮徹底脫離清廷。

琉球

日本在1868年開始明治維新，於1872年把目光投向琉球王國，1875年迫使琉球國斷絕於清廷的藩屬關係，1879年將琉球併入日本國土，改名“沖繩”，清廷在抗議無果後，琉球王國自此覆亡。

越南

清廷第二在乎的藩屬國，嘉慶皇帝時賜越南地區國名為“南越以南”，簡稱越南，在1885年中法戰爭中，越南被迫脫離清廷，改為法國保護國。

南掌（寮國）

19世紀末，法國在中南半島地區影響力擴大，於1893年，清朝被迫放棄與南掌國的藩屬關係，南掌國淪為法國的保護國。

暹羅（泰國）

清廷經歷了第一次鴉片戰爭後，隨即爆發了太平天國運動，國家內憂外患，於1855年，

暹羅國藉機脫離清王朝附屬體系。

緬甸

隨著1985年中法戰爭的結束，英帝國勢力趁機進入緬甸，於1886年迫使緬甸王國脫離清王朝藩屬體系。

其他

其他的藩屬國命運都是超不多，都是在清王朝中後期，歐美勢力進入亞洲後，有的被迫脫離中國控制，有的直接沒滅國了，也有的打著小算盤主動脫離的。

總之，藩屬體系是一種古老的統治模式，中國古人向來以德服人，原則上控制其主權和外交，不干預其內政和經濟，但是這種不派官員不駐軍的統治模式，結果必然是崩潰的瓦解的，連近代大英帝國那種又駐軍又有官員統治的模式都崩潰瓦解了，何況是中國這種藩屬模式呢。

1648年，隨著威斯特伐利亞條約的簽訂，條約體系逐漸成為歐洲國家之間的主要國際交流體系。同時，殖民體系成為歐洲國家在與其他弱小部族交往時的主導體系。　　隨著歐洲國家逐漸同東方世界直接接觸，這幾種國際關係體系之間的衝突便開始發生。1653年，俄羅斯沙皇派遣使節，要求順治皇帝向其稱臣，成為俄羅斯的殖民地。這種要求理所當然地被中國的統治者拒絕，而反過來要求沙皇前來北京朝貢。經過長期的武力衝突和外交鬥爭，中俄雙方都開始認識到對方的實力，最後於1689年，兩國按照歐洲國際公法的慣例，簽訂了尼布楚條約，之後又在1727年和1728年相繼簽訂了布連斯奇條約和恰克圖條約，實際上確立了兩國的平等地位。　　同時，歐洲勢力逐漸蠶食了中國周邊的各小國，日本也在德川家康建立幕府之後，停止了向中國的朝貢，並且進一步加強了對琉球的控制。這些都使得朝貢體系內的成員大幅減少。清朝中期，朝貢國減少到七個：朝鮮、越南、南掌、緬甸、蘇祿、暹羅、琉球。　　但是，這並沒有動搖朝貢體系的基礎。因此，直到1793年，隨著英國喬治·馬戛爾尼使團正式到訪中國，條約體系和朝貢體系方才發生了全面的碰撞。馬戛爾尼提出的互派使節、簽訂通商條約等要求，均被乾隆帝以“不可更張定製”為由拒絕。　　在鴉片貿易上，兩種不同體制之間的摩擦終於達到了不可調和的程度，終於導致了鴉片戰爭的爆發。1842年，中國政府被迫與英國簽訂了中英南京條約，首次以文字規定了中國和外國平等往來，朝貢體系的基礎遭到了不可挽回的動搖。　　在接下來的數十年中，朝貢體系被一個又一個條約削弱。1871年，中國清朝政府雖然一再以“大信不約”為藉口拒絕同曾經的朝貢國日本簽訂平等條約，但是最後仍然被迫簽訂了《中日修好條規》，朝貢體系開始破裂。隨著中法戰爭和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後中法新約和馬關條約的簽定，朝貢體系內最後的成員越南和朝鮮也脫離了這一體系，朝貢體系徹底崩潰。

宗藩體系，就是宗主國與藩屬國的體制，國外有個詞叫做“東亞朝貢體系”。

宗藩體系是中華文化圈的象徵，在明清兩代宗藩體系非常成熟。

但在西方列強的侵略和壓迫下，這種宗藩體系最後完全瓦解。

1861年，即清咸豐十一年，這是一個重要的時間節點，這年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簡稱總理衙門。

總理衙門的設定，標誌著傳統的“理藩院”的外交職能全部喪失。至此，近代中國宗藩體系完全走向解體。

那麼，大清的宗藩體系是如何走向解體的呢？

清朝共有19個直屬藩屬國，再加上依附於西藏的3個屬國，以及海外華人所建的事實藩國：蘭芳共和國，在清咸豐以前，共有23個藩屬國。（《清史稿》）

在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面對列強的侵略和壓迫，這些藩屬國陸續被列強侵佔或控制，最終全部脫離對中國的藩屬關係，至此這種宗藩體系徹底瓦解。

宗藩體系的瓦解有三種方式：

第一種，條約瓦解型，透過“合法的”條約解除宗藩關係。這種方式有3個，朝鮮、越南、緬甸。

第二種，主動放棄型，清廷出於種種原因而主動放棄的。這種方式有4個，蘇祿國、琉球、拉達克、蘭芳共和國。

第三種，被人霸佔型，被列強霸佔而無能為力，最後解除宗藩關係。這種是最多的，共16個。

條約瓦解型：

朝鮮、越南、緬甸。

1885年（光緒十一年），清廷與法國簽署《中法會訂越南條約》，正式放棄對越南的宗主權。

1886年（光緒十二年），緬甸全境被英國佔領。同年7月，中英兩國簽訂《緬甸條款》，清廷承認英國在緬特權，英國則同意緬甸每屆十年“循例”向中國“呈進方物”。

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中日《馬關條約》簽訂後，清廷被迫承認朝鮮“獨立”，正式結束中朝間的宗藩關係。

主動放棄型：蘇祿國、琉球、拉達克、蘭芳共和國。

1753年，蘇祿國（包括今菲律賓蘇祿群島、巴拉望島及馬來西亞沙巴州東北部）不堪西班牙侵擾，蘇祿國王遂向清廷建議將本國土地、人口併入中國，結果卻遭乾隆帝婉拒。

1834年，英國支援錫克帝國入侵拉達克，清廷拒絕救援，拉達克因之淪陷。拉達克位於今克什米爾東南部，清時為受駐藏大臣節制的西藏藩屬。

1879年，日本派兵佔領琉球，並正式宣佈琉球為沖繩縣。琉球國請求清政府介入，但被婉拒。至此，清朝與琉球的宗藩關係被終結。

1884年，荷蘭吞併蘭芳國，但直到清亡後才敢正式公佈。蘭芳國位於今東南亞的加里曼丹島，為華人羅芳伯在1777年所建，多次向清廷朝貢並請求納入版圖，但為清廷所拒絕。

被人霸佔型：

1）被英國霸佔而脫離的有6個：暹羅、廓爾喀、阿富汗、坎巨提、哲孟雄、不丹、拉達克，其中拉達克為清廷主動放棄。

暹羅：暹羅即今天的泰國。1855年，英暹兩國簽署《英暹通商條約》，隨後法美德意等國也紛紛效法，強迫暹羅簽約。暹羅淪為半殖民地，與清廷的宗藩關係結束。

廓爾喀：廓爾喀即今日的尼泊爾。中廓間的宗藩關係一直維持到1908年，完全控制廓爾喀的英國殖民當局禁止其向清朝朝貢，至此兩國的宗藩關係正式斷絕。

阿富汗：阿富汗國王杜蘭尼於1762年向清廷朝貢，意在窺探中國的虛實，此後再無朝貢的記錄。阿富汗後來淪為英國“保護國”，成為其防禦英俄之間的緩衝國。

坎巨提：坎巨提位於帕米爾高原西南部，屬於今巴控克什米爾地區，19世紀中後期起，作為清政府的外藩存在。1891年前後，坎巨提被英國侵吞，滿清予以預設。

哲孟雄：哲孟雄即今印度的錫金邦，歷史上以西藏的藩屬國存在。1890年，錫金淪為英國的“保護國”，逐漸斷絕與中國的藩屬關係。

不丹：不丹在歷史上為西藏的藩屬國，清時接受中國冊封，並受駐藏大臣節制。1865年後，不丹逐漸淪為英國“保護國”，逐漸斷絕與中國的藩屬關係。

2）被沙俄霸佔而脫離的有7個：浩罕、安集延、瑪爾噶朗、那木幹、塔什干、布魯特、哈薩克

其中，浩罕、安集延、瑪爾噶朗、那木幹、塔什干，均位於今烏茲別克境內。

布魯特人，是清代對柯爾克孜族的稱謂，布魯特故地大部分後來被沙俄侵吞，歸屬中國者僅千餘家。

1743年，阿布賚汗統一哈薩克汗國，後於1757年向清廷上表內附，但同時也向沙俄稱臣，成功地周旋於兩大國之間。18世紀中後期，沙俄加緊入侵哈薩克，並於1847年正式將其吞併。

3）被法國逼迫脫離的有1個：南掌

南掌即今天的寮國。18世紀初，南掌分裂為三個國家，其中北部的琅勃拉邦於1729年開始向清廷朝貢，仍被清廷稱為“南掌”。1893年後，法國置琅勃拉邦為“保護國”，南掌與中國的藩屬關係終結。

4）被沙俄、英國共同瓜分的1個：巴達克山

巴達克山包括今阿富汗東北部和塔吉克東部。1759年，巴達克山蘇丹向清廷稱臣納貢，不久又轉投阿富汗。1895年，巴達克山故地被英俄兩國瓜分。

5）被阿富汗併吞的1個：博羅爾即今巴基斯坦北部的吉爾吉特地區，最後被阿富汗吞併。這個比較特殊，阿富汗後來淪為英國“保護國”，成為英俄之間的緩衝國。

朝貢體系最早是由明王朝建立，清王朝則使其更加完善化。

在中國，隨著朱明驅逐蒙元帝國，國家逐漸穩定，加上宋元時期航海術的大進步和社會逐漸穩定，商業也越來越發達，使得明朝在15世紀正式走向海洋，著名的鄭和下西洋，鄭和艦隊一直遠航到東南亞、南亞，最後甚至到達非洲海岸。

北方的蒙元帝國支離破碎，南方的大航海也證明沒有龐大的海洋帝國出現，當時的明朝人包括永樂大帝朱棣在內都認為全世界只有自己明朝這麼一個真正的帝國。

對於明朝來說，世界秩序與其說是世界的多國秩序，還不如說是一種“無鄰邦帝國”的秩序，而由此產生的種種模式與其說是用來崇尚中國的優越文明還不如說是崇尚文明本身。

因為在當時的中國，幾乎全部人都認為中華文明就是代表世界的文明，在他們眼裡，不是中華文明很優越，而是全世界除了中華文明就沒有其他文明，除了中土其他地方都是蠻荒之地。

曼考爾教授對這種世界觀作了簡便的概括：皇帝主持著為保持宇宙和諧所需要的禮儀，而在他面前出現的失禮行為事實上就是宇宙秩序不和諧的表現。

朝貢關係把中華文明的社會結構擴充套件到皇帝權力直接控制以外的所謂“蠻夷”地域。

這種關係始終是單邊的，而決非多邊的；而由於其中的主導者就是中國的封建王朝最高統治者，這種關係也就體現了等級秩序的制度化。

對那些由通曉漢語言和文言文並熟悉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英人物統治，且圍繞在中國周圍，文化風俗禮儀制度都比較相似的國家來說，朝貢體系的安排可謂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這些國家散落在一條從朝鮮擴伸到日本，再到東南亞的弧形帶上，其各自的地位根據它們被明朝所批准的準遣使來朝的頻繁程度，依序排列。

在明朝，那是真正的萬國來朝，因為朝貢體系本質上對那些小國是有利的，而它們要付出的代價是尊中國為宗主之國。

這個制度一直延續到清朝，一直到清朝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第一次鴉片戰爭其實對朝貢體系的震動不大，因為第一次鴉片戰爭對清朝的震動不大）。

但是，即便是在1860一1894年，30多年之間的晚清多事之秋，西方列強正在把中國進行肢解，瓜分，中國也開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但是中國的幾個鐵桿藩屬國依然來中國進行朝貢，比如朝鮮也每年朝貢一次，琉球共朝貢八次，安南(越南)五次，尼泊爾四次，緬甸一次。

清廷給這些藩屬國的最高統治者封賞爵位，頒授官璽，賜予漢歷，為這些藩屬國的朝貢使節頒發通關文牒，並透過冊封使藩屬國的最高統治合法化。

在明清朝，接待各大藩屬國的朝貢使節屬禮部之責。

這種朝貢制度的理論基礎是很規範性的；中國賞賜恩典朝貢的藩屬國，朝貢國急於前來學習中國傳統文化，並觀習教化，將中國傳統文化帶回自己的國家。

這一套在中國傳統文化思想古籍中是有跡可查的。比如《孟子·滕文公上》中：“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

在19世紀，當英國不願意按中國傳統方式向清王朝表示感恩戴德，且不承認英國為清王朝的藩屬國，中國官方在照會英國時就曾經引用過亞聖孟子的這句話。

規範的官方說教也被援用來處理對外貿易。

中國的朝貢和互市，曼考爾教授認為是“一對孿生的整合機制”。

朝貢決不光是“天朝上國”貿易的一種“掩護物”，而且也是取得貿易特權所需的資格。

它是覲見天子的一個絕對必要條件。

互市立足於契約基礎之上，管理很嚴密，只在封建王朝統治者授權的中國人與外商貿易伙伴之間進行。

契約有關各方被指望是長久性團體而非個人，互市的地點通常是帝國領土的邊緣。

中俄邊境、福州、澳門和廣州等地的商館是合適的地址，在朝鮮和蒙古邊境也有一些類似的互市地點。

清朝初期的幾位統治者，特別是康熙帝，很願意發展貿易，在廣州行商體系結束以前，很大一部分貿易利潤直接流入清朝皇室。

清朝一直都把貿易看作為給予可憐的蠻夷之人的浩蕩皇恩。

難道不是嗎?

在清朝人眼裡，這些蠻夷之人居然不遠萬里把他們的香料和白銀運來中國以換取中國的絲綢和茶葉!

在廣州，一些獲得中國特許的西方商人(特別是英國東印度公司)與中國的授權“公行”進行交易，這種交易方式一直延續到19世紀30年代。

在鴉片戰爭之前，清王朝一直把英國人看成和朝鮮、琉球、東南亞一些國家一樣，當成蠻夷之國。

也就是說在鴉片戰爭之前，中國一直與英國（這時候代表是東印度公司）進行的貿易模式是朝貢體系，這是英國所不能容忍的，剛好東印度公司被英國撤銷，於是英國決定武力開啟清朝國門，為自己的貿易開啟視窗。

朝貢體系也不可避免的走向衰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