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話說得好，適合的不一定是最好的，最好的不一定是最合適的。科舉制對於中國古代來說，不一定是最好的，但卻是在當時中國最合適的，對古代皇帝、官員、百姓都各有所利的。

1

科舉是中國古代讀書人的所參加的人才選拔考試。它是歷代封建王朝透過考試選拔官吏的一種制度。由於採用分科取士的辦法，所以叫做科舉。

科舉制淵源於漢朝，創始於隋朝，確立於唐朝，完備於宋朝，興盛於明、清兩朝，廢除於清朝末年，歷經隋、唐、宋、元、明、清。根據史書記載，從隋朝大業元年（605）的進士科算起到光緒三十一年（1905）正式廢除，整整綿延存在了1300週年。

2

中國科舉制度的產生是歷史的必然和一大進步，它所一直堅持的是“自由報名、公開考試、平等競爭、擇優取仕”的原則，它對中國古代社會的選官制度，特別是對漢代的察舉和徵辟制、魏晉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是一個直接有力的替代和否定，給廣大中小地主和平民百姓透過科舉的階梯而入仕以登上歷史的政治舞臺，提供了一個公平競爭的平臺、機會和條件。因此說，科舉制度是中國歷史上，也是世界歷史上最具開創性和平等性的官吏人才選拔制度。

科舉制有五大積極影響：

（1）打破世家大族的特權壟斷；

（2）提高官員素質與行政效率；

（4）促進了社會穩定；

（5）有利於社會公平公正；

（5）有利於重學風氣的形成。

當然，但凡一個制度有一利必有一弊，科舉制由於是在封建王朝的一種制度，就必然帶有時代的侷限性，產生很大的消極影響：使儒學成為統治者奴化臣民的工具；官僚隊伍壯大，導致從事科學技術研究的人才力量相對薄弱，在某種程度上阻礙了科技的進步。

3

在漫長的1300年的科舉考試中，曾產生出700多名狀元、近11萬名進士、數百萬名舉人（至於秀才就更不計其數了）。隋唐以後，幾乎每一位知識分子都與科舉考試有著不解之緣和密切關係，從未參加過科學考試的是極少數。中國歷史上，善於治安邦的名臣、名相，有傑出貢獻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藝術家、科學家、外交家、軍事家等大都出自狀元、進士和舉人之中。

4

考試內容

隋煬帝時，設定明經、進士二科。學業優敏即明經科，文才秀美即進士科。

唐循隋制，仍行科舉取士制。於進士科外，增設明經、明法、明書、明算等常設科目以及一史、三史、開元禮、童子、道舉等非常設科目。還有皇帝特別主持舉行的制科。

明朝以後，只要以八股取士，考試內容和形式都陷入僵化。

5

從隋朝開始，各朝科舉考試科目都在不斷變化。從各個朝代科舉設定的科目變化可以看出用人取向，也反映了年代的人才需求。隋文帝僅有策問，隋煬帝開考十科。唐朝考試科目很多，常設科目主要有明經（經義）、進士、明法（法律）、明字（文字）、明算（算學）。到明朝只設進士一科。清襲明制，但也開過特製（特別科），如博學鴻詞科、翻譯科、等。科舉除了特製科目外，明經，進士科考的內容主要是儒家經典。考試在各個朝代也有不同，唐朝主要有墨義、口試、貼經、策問、詩賦等，宋朝主要是經義、策問、詩賦等，到明代只有經義一門了。墨義，就是圍繞經義及註釋所出的簡單問答題。在一張卷子中，這類題目往往多達30至50道。口試則是口頭回答與墨義同類的問題。帖經，有如現代試卷的填空與默寫。考官從經書中選取一頁，摘其中一行印在試卷上。根據這一行文字，考生要填寫出與之相聯絡的上下文。策問，即議論。依據考官提出的有關經義或政事問題，考生髮表見解，提出對策。策問所及範圍較廣，有政治、教育、生產、管理等，比起帖經、墨義來難度更大，有的也還有一些實用價值。詩賦，唐高宗永隆二年有人認為明經多抄義條，議論只談舊策還是表現不出真才實學，建議加試雜文兩篇（一詩一賦），於是開始了詩賦考試。經義，是圍繞書義理展開的議論。如果說策問還有考生髮揮的餘地，經義便已經無所謂個人的思想，考生惟朝廷指定的“聖賢書”是遵。自宋朝開始，經義取代帖經、墨義，而明朝就乾脆專考經義。武舉，唐代武則天始創選拔武將的武舉考試。至清朝時改稱武科。歷史上武舉一共進行過約五百次。相對於文科舉，武科舉較為不受重視。歷朝的武舉時而被廢，時而恢復。而武舉出身的地位亦低於文科出身的進士。唐代的武舉主要考舉重、騎射、步射、馬槍等技術；此外對考生外相貌亦有要求，要“軀幹雄偉、可以為將帥者”。宋代時規定武舉不能只有武力，要“副之策略”，問孫吳兵法等。到了明朝時更改為“先之以謀略，次之以武藝”，如果在答策的筆試中不及格，不能參考武試。初期的筆試考三題，試策兩題，另一題論考四書。後來四書的題目改為默寫武經。武試則最少要求騎射九矢中三，步射九矢中五。至清朝時，改為先試馬步射，馬射二回六矢，中三為合。步射九矢中五為合。之後比並力氣，包括拉硬弓、舞刀、舉石。弓分八、十、十二力；刀分八十、一百、百二斤；石分二百、二百五十、三百斤。合格者才考筆試。宋以前並沒有“武狀元”之設。首名武狀元產生於宋神宗時，為福建人薛奕，後與西夏作戰時戰死。歷史上著名由武舉出身的武將尚有唐代的郭子儀（唐玄宗開元初年武舉異等），北宋徐徽言（文進士出身，後棄文習武，宋徽宗授武狀元），明代戚繼光（明世宗嘉靖年武進士）等等。

6

科舉等級

明清時期的等級表

及第指科舉考試應試中選，應試未中的叫落第、下第。《祭妹文》：“逾三年，予披宮錦還家。”古時考中進士要披宮袍，這裡“披宮錦”即指中進士。《祭妹文》：“大概說長安登科，函使報信遲早云爾。”“登科”是及第的別稱，也就是考中進士。進士參見“殿試”條。是科舉考試的最高功名。”貢生參加殿試錄為三甲都叫進士。考中進士，一甲即授官職，其餘二甲參加翰林院考試，學習三年再授官職。狀元參見“殿試”條。科舉制度殿試第一名，又稱殿元、鼎元。唐代著名詩人賀知章、王維，宋代文天祥都是經殿試而被賜狀元稱號的。會元參見“會試”條。舉人參加會試，第一名稱會元，其餘考中的稱貢士。解元參見“鄉試”條。生員（秀才）參加鄉試，第一名稱解元，第二至五名為經元，其餘考中的稱舉人。連中三元科舉考試以名列第一者為元，凡在鄉、會、殿三試中連續獲得第一名，被稱為“連中三元”。據統計，歷史上連中三元的至少有十六人。歐陽修《賣油翁》中提到的“陳康肅公堯諮”，陳堯諮與其兄陳堯叟都曾考中狀元，而陳堯叟則是連中三元。鼎甲指殿試一甲三名：狀元、榜眼、探花，如一鼎之三足，故稱鼎甲。狀元居鼎甲之首，因而別稱鼎元。貢士參見“會試”條。參加會試而被錄取的稱貢士。舉人參見“鄉試”條。參加鄉試而被錄取的稱舉人。舉人可授知縣官職。《儒林外史》第三回寫范進中舉後，張鄉紳立即送賀儀銀和房屋，範的丈人胡屠戶也立時變了嘴臉吹捧女婿“是天上的星宿”，而範得了訊息，高興得發了瘋。說明古代中舉後便可升官發財。生員

即秀才，參見“童生試”條。透過院試（童試）的可稱為生員或秀才。如王安石《傷仲永》“傳一鄉秀才觀之”。東漢時避光武帝劉秀諱，而稱秀才為茂才。

7

時至今日，科舉制度已不復存在，其積極合理的因素我們正在逐漸地吸取並加以效法。但是，它遺留的消極陰影也是不可忽視的，特別莘莘學子仍然在單調的教室裡用單調的方法單調地重複著單調的知識，應付考試的死讀書、背教條、務抄襲風氣時有可見，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教育“產品”的單調劃一和創造精神的嚴重不足，嚴重影響著中國教育的向前發展。但是小編覺得科舉制的貢獻不可磨滅，他的弊端也不可忽視，總之一句話，功大於過！

科舉制度作為中國的選官制度之一，自隋朝開始，成型於唐朝之後延續到明清，不得不說這個制度有一定的好處，在特定歷史階段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不可避免的也存在一定的弊端，下面我就簡單的講講：

第一，中國的選官制度大致經歷了早期的察舉制和世襲制到九品中正制再到科舉制，從這個層面上來說，科舉制確實是巨大的進步，科舉取士確實解決了之前因門第和出身問題帶來的弊端，讓一批真正有才能得人得到重用＃

第二，每個制度都會有其侷限性，科舉制度到明清以後，八股取士加之統治階級大興文字獄，已經算的上走進死衚衕，而且這一階段選拔的人才不實用，並不會為國家社稷、天下民生問題起到太多作用＃

​總得來說，制度需要不斷改革以適應社會發展的要求，科舉制也有其適應的時間和階段，我們要用發展的眼光看問題！也只有這樣才可以促進社會的穩定持續發展！

科舉是中國古代讀書人的所參加的人才選拔考試.它是歷代封建王朝透過考試選拔官吏的一種制度.由於採用分科取士的辦法,所以叫做科舉.科舉制從隋朝開始實行,到清朝光緒二十七年（1906）舉行最後一科進士考試為止,經歷了一千三百多年.

科舉制度在中國實行了整整一千三百年,對中國以至東亞、世界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隋唐以後中國的社會結構、政治制度、教育、人文思想,莫不受科舉的影響.

科舉原來目的是為政府從民間提拔人材.相對於世襲、舉薦等選材制度,科舉考試無疑是一種公平、公開及公正的方法.

科舉為中國曆朝發掘、培養了大量人材.科舉對於知識的普及和民間的讀書風氣,亦起了相當的推動作用.

科舉所造成的惡劣影響主要在其考核的內容與考試形式.由明代開始,科舉的考試內容陷入僵化,變成只要求考生能造出合乎形式的文章,反而不重考生的實際學識.

另外,時至今日科舉的一些習慣仍然可以在中國大陸的高考中看見.例如分省取錄、將考卷寫有考生身份資訊的卷頭裝訂起來,從而杜絕判卷人員和考生串通作弊、稱高考最高分者為狀元等等,俱是科舉殘留的遺蹟.

科舉制度是中國文官選拔最成功，也是延續時間最長的一個制度，對中國歷史影響深遠。記得看過錢穆先生的《中國曆代政治得失》，裡面提到中國古代的選官制度，有一套非常有意思的分析。

不同於我們的一般想象，古代社會，不是皇帝一人說了算，其實是一種士人政權，也就是這些文官掌握著國家執行的基本套路。管理國家的就是透過考試選拔出來的讀書人。

在沒有科舉之前，就是隋唐以前，地方官每年都有個政治任務，向朝廷舉薦你轄區內的青年才俊。但這個制度到最後，就變成以權謀私了，最後當官的都是貴族子弟，豪門貴族勢力越來越龐大。所以武則天才會拉攏和提拔朝堂裡那些地位卑下、出身寒門、平日裡受盡貴族官員欺負的寒門子弟，用寒門士子擊垮了關隴貴族集團。

所以，科舉取士作為一項國家選拔人才的制度就這樣固定下來了。但是，任何制度都是有利有弊，讀書人學而優則仕，除了科舉當官，其他人生道路也被堵死了，千千萬萬的人全都擁擠到這一條道上，官僚體系像變麵糰一樣發酵，越來越像個死胖子，肥胖臃腫行動遲緩。天下英才，都成了官僚系統之中的人。

科舉制度經歷了一千多年的歷史，直到1905年科舉制的停廢，才終結古代社會最重要的選官制度。民國建立之後，受到歐風美雨和新文化影響的讀書人開始攻擊科舉制度為代表的老中國，這一歷史背景最重要的是，當時社會經濟發展給讀書人提供了諸如報業撰稿等其他出路。因此，從政當官，不再是唯一的道路。

科舉制度的初衷是皇帝選舉天下出身寒門的英才，委以重任，提高他們的身份和勢力，從而打破世家大族對朝政的把持，減輕他們對皇權的威脅。

科舉制是從隋唐時期一直延續到清末透過層層考試的選拔官吏制度；打破了以九品中正製為基礎的世族門閥，在政治上世代相傳的壟斷地位；使庶族平民可以依靠自己的努力從而實現鯉魚跳龍門，身價百倍的華麗轉身！是歷史的進步對中國以及世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寒門學子長期的經書誦讀實現了道德薰染、和對自身行為約束的規範，以及懂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理，透過把國家治理經驗和倫理道德合二為一，實現了國家的穩定和黎民百姓的文化底蘊！同時促進了偏遠地區的文化進步，增強了其向心力和對國家的認同，有利於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鞏固。天下黎民皆為天子赤子，一視同仁，所以科舉制的實施增進了老百姓的文化知識和平等接受學習的權利，這一點毋庸置疑！

但隨著科舉制度的不斷髮展，統治者利用儒學思想奴化臣民；由於統治者改變考試內容使科舉成為束縛知識分子思想的枷鎖，明太祖將源於元朝的八股文體正式定為科舉考試文體，稱為八股文。八股文的主題須代聖人立言，即以孔子的思想去指導寫文章。清朝將聖人擴大到孔門弟子及朱熹理學等在內的聖賢，並要求以朱熹行文的語氣為樣本。乾隆以後，試帖詩成為科舉考試的重要專案，這種看似公平，公正的固定格式，實則是統治者控制人類思想的重要手段，由於僵化的體制，壓抑了人們的思想，使知識分子，無法在學術上、思想上進行創新。從而導致了思想上的落後，使科學技術的發展也停滯不前。清朝‘’文字獄‘’更是對知識分子精神的摧殘。科舉制度對天下子民的思想禁錮徹底成為統治者的洗腦工具！

謝誠邀：科舉制度是中國古代透過考試選拔官史的制度。由於採取分科取土的辦法，所以叫做科舉。士子應舉，原則上充許投牒自進，不必非得由公卿大臣或州郡長官推薦，這一點是科舉制最主要的特點，也是與察舉制最根本的區別。在中國，科舉制從隋朝開始實行，直至清光緒31年，前後歷經1300餘年，成為世界延續時間最長的選拔人才的辦法。故此有人稱科舉是中國文明的第五大發明，今天的考試製度在一定程度上仍是科舉制度的延續。科舉為中國曆朝發掘，培養了大量人才。對隋唐以後中國的社會結構，政治制度，教育，人文思想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科舉原來的目得為政府從民間提拔人才。打破世襲的現像，以整頓史制。相對於世襲舉薦等選才制度，科舉考試充疑是一種公平及公正的方法，改善了用人制度。隋著科舉制度的發展，特別是封建社會下，科舉制度也會產生一此消極的影響。最後科舉制度導至官場腐敗，但是就科舉制度的消極作用來說，並不主要是制度本身的錯誤。許多論者把科場上的作弊如挾帶、替考、賭賂考官通關節等說成是科舉制度的弊端。實際上，從宋代以後基本定型的科場條規來看，作弊是人的問題，而不是制度本身的問照。就是現在的高考也會有作弊現像。

都不是，或者說，這兩種說法都沒有說到點子上。

古代的科舉制度並不是哪個皇帝、哪個顧問大臣拍腦袋想出來的，而是一個關於人才的複雜機制。在這個制度背後，是整個中國社會對“如何選拔人才”、“怎樣選拔人才”的觀念的變遷。

即使是今天，對何謂人才也會存在不同的看法。就更不必說古代了。

在先秦特別是春秋戰國的時候：

人才主要就是貴族，是“肉食者”，偶而有些遊俠、遊士的出現會受到當時的關注，恰恰說明了當時的權力、崗位、爵位主要掌握在各國的貴族手裡。即使再沒落，這種貴族掌權的觀念也是很牢固的。顯然，貴族以出生來衡量人才，當然不需要科舉這種文官考試製度。

戰國末期到西漢前期：

特別是經歷了秦滅六國、楚漢之爭，所謂人才，更多的是軍事人才、治華人才，是在實踐中摔打出來的人才。但是，這並不代表大家的人才觀是“唯才是舉”，因為很快漢朝就開始舉孝廉，以道德作為衡量人才的標準，直到東漢末年，整個社會的人才觀可以說基本上是“唯德是舉”。這與儒家從西漢中期對社會日益加深的影響不無關係。顯然，用道德來衡量人才，當然也不需要科舉這種考試製度了。

曹操是一個關鍵的節點：

無論是徐復觀，還是錢穆，都對曹操最大的一個批判，就是曹操專用有才能的人，無論這個人有沒有道德，只要有用就行。曹操的人才觀瓦解了東漢的道德人才觀，加上東漢末期大家族的發展恰恰與兩晉南北朝的亂世同時方發生，皇權衰落，大家族崛起，這就逐漸形成了門閥士族。這一點，大家都很熟悉。顯然，靠門第、出身來衡量人才的社會，當然也不需要科舉這種考試製度了。

只有到了隋唐：

正如有些網友所說，在當時門閥士族勢力很強大的情況下，為了消解世族的勢力，才逐漸發展出了透過考試來選拔人才的制度。但是，關於隋唐的科舉制度，並不是後世那種非常嚴格的、平等的，而是還有很多不平等、不嚴格的地方，譬如：

一是科舉的門類很多，但最受重視的是進士科，進士科又是考詩賦，這不像儒學那樣存在著公認的標準；

二是雖然是考試，但允許考生在考前去和考官勾兌、尋求推薦，因此，那些原本就是世家大族、高官厚爵的子弟，顯然要更有優勢的多。據統計，唐代的科舉，真正出身於貧寒家庭和平民家庭的並不佔多數。

三是唐朝，在科舉考試之外，還存在著大量的其他的入仕通道，比如恩蔭、推薦，等等，科舉考出來的進士們，很多都做不了大官，多數就是在中下級官員隊伍裡混。

只有到了宋代及以後：

儒學從官方的意識形態徹底走入民間——理學的發展推動了儒學在民間的發展，譬如，祠堂、家規、鄉約等我們今天熟知的現象，都是唐代之後才興旺起來的。在這種社會氛圍的推動下，“科舉考試、儒家經典、人才”這三樣東西才徹底統一起來。

到了明清時期：

科舉制度已經非常複雜，設計的非常精妙，選拔人才的公平性要高於漢唐。而且，科舉制度並沒有太多洗腦、毒害（比如宋代、明朝實行科舉制，並沒有妨礙中國科技的進步。），科舉制度為官僚體制培養了源源不斷的官員，維持了帝國的正常運轉。

到這個時候，我們可以對科舉制做一個評價了：

第一、科舉制代表了中國對人才的看法，那就是：任何人、任何階層都有資格透過平等的考試被選拔出來。雖然具體操作中還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總的來說，這種平等選拔人才、誰也不比誰更高貴的人才觀，是成熟的。

第二，科舉制的主要目的是培養帝國的官員，包括統一官員的思想、訓練相似的書法等，這是古代中國在交通不發達、資訊不通暢的條件下，維持龐大的版圖的必須。沒有這種統一培養的官吏，古代的大一統很難持續。宋明清的內部叛亂已經很少很少了，和漢唐那種隔三差五州郡長官叛亂的情形形成了鮮明對比。

第三，科舉不是教育老百姓長知識——古代國家沒有“義務教育”的傳統，老百姓的知識水平與當地的私塾、族學等的發展有關。

第四，科舉制也不是洗腦——洗腦這個詞太絕對，沒有意義，晚清民國，許多推動社會大發展、引入新思想的人都是科舉的優等考生，比如陳獨秀、張謇、黃遵憲等。說白了，科舉就是一個機制，關鍵還是看人。

中華文明五千年曆史長河中，有許多先賢、偉人為我們民族延續和發展做過傑出的貢獻。

縱觀歷史，總體來說，只有在公元前841年以後，中國才真正進入到信史時代（當然這也已經很了不起了，除了中國，這個星球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信史能夠超過2800年不間斷的，並且延續至今的）。

那麼我們從言之鑿鑿的信史時代中，可以分析一下，近三千年來有幾個最重大的歷史事件，最偉大的發明創造，最彪炳史冊的偉人！

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我認為我們三千年中只有 兩個 震鑠古今的偉大改革。他們的發明者，或者說執行者，我覺得用什麼詞來讚頌他們都不為過。因為時至今日，我們也沒有實質性的超越。

第一個改革，就是商鞅變法，這是一場翻天覆地的社會變革。周秦之變是中華文明史上，最偉大一場變革，以後的歷史中再未有發生過，並且有許多很先進的制度，在漢唐以後漸漸的埋沒和復辟，比如在政治學中最最重要的回執制度，我們已經沒有了……。

那麼第二場變革就是科舉制度的誕生，它可以說是對秦漢的法治社會最好的補充和完善。只可惜隋唐以後雖有科舉，但已無法治，所以我們的國家再也沒有秦漢、隋唐時代的波瀾壯闊，而是逐漸的沉淪……！

今天我們的公務員考試，仍然是科舉制度的一種形式，歐美國家也不例外。

中國歷史上的科舉制度“重文輕理”，嚴重製約了知識分子的學識範圍和科技創新，可以說這樣的科舉制度是誤國殃民，遺害無窮……

好處: 衛護和鞏固皇權的統治，使生產不發達時代達到相對的社會穩定。族群精英文化意向統一，使皇權國家除國家機器專制外又一社會延續引導力。

劣處: 阻礙了社會科學技術的社會創造的靈動活力。抑制了社會精神文化探索，從而使國家族群單純和愚昧。

科舉，是中國古代透過考試選拔官吏的制度。創於隋唐，由於採用分科取士的辦法，所以叫做科舉。

科舉制的益處有:

1.改善了用人制度，打破世襲壟斷，使沒有背景的寒門學子有了進入高階管理層的機會。

2.彰顯了讀書有用論，有助於社會風氣和學術氛圍的提高。

科舉制的壞處:

1.成為統治階級愚化百姓的工具，以儒家思想作為基本科目，禁錮了人們思想的發展。

2.到了封建王朝的末期的清代八股文，考試內容和考試模式過於迂腐，刻板。嚴重阻礙了人們思想的進步和文化教育的發展。

科舉制度，打破了傳統的中正九品制（按門第選拔人才），給貧苦人民創造了一個新的出路，使得窮苦人也可以透過讀書做官，而豪門子弟不學無術，也不能進入朝廷。這樣的選拔制度是比較公平，公正的，同樣，選拔出來的人才，不再是那些不學無術的官僚子弟，而是一些確有才能的人，有利於國家的發展，進步，同時，知識分子們也可以一展才華，實現國家的輝煌。

科舉制度弊端：同樣，考試選拔也有其弊端，而且不止一點

其一，選拔方式單一，從唐朝科舉到明朝八股文再到今天高考，雖然國家儘量採取變化的方式，但基本都是換湯不換藥，無法做到有效地“按才能選拔”，只能憑一張試卷成績選拔人才，選拔的人才並不一定是國家需要的，有些甚至只會讀死書，毫無治國安邦之才。

其二，由於一考定終身，導致部分學子想盡辦法舞弊，如勾結考官，偷換試卷，或夾帶舞弊等，只要能考上，什麼真才實學，什麼仁義道德，都可以丟在一邊，這樣選拔出來的人才，並非真實能力，反而排擠了真正人才。

廢科舉已經一百餘年了，但對科舉的評價至今也沒有蓋棺定論，在充分了解、認識科舉史的基礎上，客觀總結和評價科舉制度的歷史作用十分必要。我想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評價在中國歷史上延續了1300年之久的科舉制度。

首先，透過科舉考試選拔文官，是中國古代在人才選拔制度方面的一個歷史性跨越。在科舉制度產生之前，中國古代先後出現過貴族世卿世祿、察舉等文官選拔制度。以血緣關係為主要特點的世卿世祿制度幾乎完全將個人的才能排斥在選官標準之外，選拔功能無從體現出來。漢代實行以推薦為主要特徵的察舉制度，其選拔功能是否能有效地發揮，關鍵在於推薦者的素質和主觀意願。至東漢後期，察舉制度基本上為世族門閥所掌控，成為他們攫取政治資本的重要手段。因此，察舉制度不僅無法選拔德才兼備的人才，也很難達到統治者所期望的控制士人的目的。打破門閥世族對政治體制的壟斷，將政權向普通知識分子開放，選拔更多的普通士人進入官僚階層，擴大了封建政治的統治基礎。

其次，科舉為封建朝廷選拔大批德才兼備人才。歷代統治者透過不斷完善科舉的各項制度，將“取士不問家世”作為科舉考試宗旨，力求儘量達到“一切以程文為去留”（陸游語）的狀態，為參加科舉考試的考生提供了相對公平、客觀的競爭環境。士人能否實現“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理想，關鍵在於能否在科場中寫出高水平的文章。

選拔人才在歷代科舉中都得到了較為充分的表現，科舉出身者成為唐宋以來文官的主體。自隋代進士科創立以來，普通士人得到了透過科舉進入官僚隊伍的機會。在唐代，科舉的地位進一步提升，科舉及第者中既有才華橫溢的文學家，又有傑出的政治人才等，如一代名相宋璟、張九齡、姚崇、張說等，也有才華橫溢的文學家，如陳子昂、韓愈、柳宗元、劉禹錫、白居易、杜牧等。

宋代統治者透過加強科舉的制度建設，為考生提供了一個相對公平的競爭環境，選拔了一批彪炳史冊的棟樑之才，無論在人才的數量還是素質方面都遠遠超過隋唐時期，明人徐有貞在《七修類稿》卷十六中稱：“宋有天下三百載，視漢唐疆域之廣不及，而人才之盛過之。” 宋代科舉選拔的人才有寇準、晏殊、范仲淹、韓琦、富弼、包拯、司馬光、歐陽修、文彥博、王安石、蘇軾、蘇轍、蘇頌、宋祁、曾鞏、柳永、黃庭堅、秦觀、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頤、沈括、李綱、朱熹、陸九淵、范成大、文天祥等等，他們當中既有勇於改革的政治家，又有才華橫溢的文學家、構建新儒學體系的思想家以及著名的科學家。這是科舉制度具有選拔人才功能的最有力的明證。

及至明清時期，科舉在國家政治與社會生活中的深遠影響前所未有。作為明清科舉考試的主要文體，八股文能較為全面地考查考生的儒學、經學、史學和文學知識水平，而一個人知識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體現著其智力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出考生的道德水準。因此，從科場中脫穎而出的人才在明清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領域都發揮著中流砥柱的作用。諸如政治家于謙、張居正、林則徐、張之洞；思想家王陽明、湛若水、全祖望、錢大昕、魏源；軍事家曾國藩；文學家湯顯祖、鄭板橋、龔自珍；教育家孫家鼐、蔡元培；科學家徐光啟、實業家張謇、外交家郭嵩燾等等。

有的學者認為透過科舉選拔人才的數量太少，並據此否定科舉制度的選拔功能。我們認為選拔人才的數量並不是衡量科舉選拔功能的最適當的標準，因為士人透過科舉獲得舉人、進士功名，即意味著他們獲得了候補文官的資格，由此可見，錄取人數實際上是由整個統治集團所需要的文官數量來決定的。因此，錄取人數不能作為反映科舉選拔功能強與弱的重要指標。

從統治者的角度而言，創立並不斷改革、完善科舉制度，選拔更多的有真才實學的人才進入統治集團，並予之以優厚的物質與精神待遇，使其成為統治意志的忠實執行者，從而達到控制在傳統社會中最有影響力的知識階層的目的。不僅如此，統治者還透過科舉的引導來影響社會，使社會認同統治者的意志，從而夯實其統治基礎。由此，選舉與控制就成為科舉制度的兩大基本功能，這是中國古代文官選拔制度適應傳統政治統治需要的結果，也是科舉制度自唐宋以來長期存在的根本價值所在。

確實，有相當數量的人考不上也有真才實學，這一點必須承認。現在有一種思維模式，就是每當我們看到一個科舉落第者有所成就時，我們往往會突出他的落第身份，甚至將他坎坷的應舉經歷或者落第結果作為他成功的主要動力，這可能是符合實際情況，但這並不能說明科場一帆風順就不能取得成就，更何況在我們看到一些進士、舉人出身的人有成就時，則往往會忽略他的科舉出身，更不會去考慮科舉及第對他成就事業的正面影響。比如，文天祥是我們耳熟能詳的人物，他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名句，連小學生都能背誦，恐怕很少有人知道他是狀元出身。正是狀元出身讓他獲得進入朝廷為官的機會，也使他有展示自己能力和氣節的舞臺。這樣，我們很多時候一方面強調科場失意成才者的落第身份，另一方面又忽視科場得意成才者的進士、舉人身份，兩者之間形成鮮明的反差，使我們誤以為有才華的人都考不上科舉。

再次，科舉有很強的控制功能，不僅能加強思想統治，而且有利於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從統治者的角度而言，創立並不斷改革、完善科舉制度，選拔更多的有真才實學的人才進入統治集團，並予之以優厚的物質與精神待遇，使其成為統治意志的忠實執行者，從而達到控制在傳統社會中最有影響力的知識階層的目的。不僅如此，統治者還透過科舉的引導來影響社會，使社會認同統治者的意志，從而夯實其統治基礎。唐太宗對科舉功能的評價是“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在他看來，科舉制度不但選拔了為其統治服務的人才，而且使天下士人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趙宋統治者在為士人提供公平競爭環境的同時，採用籠絡和控制並用的手段來實施其控制功能：首先，透過殿試將考生與皇帝直接關聯，使所有考生都成為“天子門生”，即所有獲得進士功名的考生名義上都是由皇帝直接錄取的，徹底打破“座主門生”的關係，有利於皇帝加強對士人的控制；其次，朝廷改變了唐代科舉及第者還需要透過吏部銓選才能授官的制度，不但科舉及第後直接授官，而且還在升遷方面處處優渥，進士出身者在短短的十幾年之內進入權力中樞的例子並不少見；再次，最高統治者刻意彰顯選拔寒畯的宗旨，以籠絡廣大下層士人。在科舉取士的導向下，即使數量眾多的終身無法實現金榜題名夢想計程車人，也被吸納到官員後備隊伍之中來，他們對趙宋政權的認同極大地拓展了其統治基礎，這是宋代科舉控制功能的最有效體現。

明清統治者在繼承宋代科舉控制手段的同時，採用八股文作為科舉考試的主要文體。從加強統治的角度而言，由於八股文限定了出題範圍和固定的格式，確實能起到控制士人乃至整個社會思想的作用，清初執政大臣鄂爾泰對此有過中肯的描述：“非不知八股為無用，而牢籠英才，驅策志士，其術莫善於此。”

不僅如此，統治者還運用科舉考試來維護穩定和統一，促進各民族共同發展。例如，為穩定西北邊境，籠絡邊疆地區計程車人，北宋統治者不斷增加這些地區府州縣解送考試的名額。

唐宋以後，經濟重心南移，文化重心也轉移到江南一帶，南北文化差異逐漸加大。為解決這一問題，明代進士實行分南、北、中定額錄取的辦法。再譬如，清代臺灣考生在福建鄉試中的舉人配額從康熙時的一名增加到咸豐以後的六名，在會試一級，從乾隆以後規定在福建省名額內專門編出“臺”字號，如果臺灣籍會試舉人在10名以上，就至少取中一名進土。這種優待辦法使臺灣士子歡欣鼓舞，積極渡海來大陸參加鄉、會考試，增強了臺灣讀書人對中央政府的向心力。這是科舉制度的另一價值之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科舉的選拔功能與控制功能並未能均衡地起作用，統治者往往會根據不同時期的統治需要來決定突出何種功能，尤其是明清時期，科舉的選拔功能明顯弱化，控制功能則相應強化，由於科舉同時具有這兩種功能，因此不能因為控制功能加強就說科舉是“惡制”。

在評價科舉的時候，很多人認為正是由於科舉制度的存在，尤其是用八股文作為考試文體，導致中國在明清時期落後了，科舉是近代中國落後的罪魁禍首。儘管科舉對政治、文化、教育，乃至社會心理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但我們必須記住的是科舉制度只是中國封建政治體制中的一種文官選拔制度，它不能代表封建政治的全部。無論是科舉考試內容的改革，還是維持公正的科舉制度建設，實際上都受制於封建皇權。因此，儘管科舉制度弊端非常明顯，但造成這種局面的絕非完全是追求公正選才的科舉制度本身所造成的，更不能將中國落後於西方的原因全部歸結到科舉制度身上。如果說要找明清以來中國逐漸落後的原因，我認為中國封建政治體制是主要的。

更能說明問題的是，科舉制度被介紹到西方之後，英國、法國和美國等主要西方國家借鑑它建立了文官制度。為什麼在中國被視為垃圾的科舉制度反而能在西方得到延續呢？因為西方的文官制度是建立在西方的政治體制之中，這也從另外一個角度說明中國封建政治體制對科舉制度的影響。

因此，我覺得對待科舉制度的態度應當是，充分尊重歷史真實，在儘量瞭解科舉本來面目的基礎上，既不誇大科舉在唐宋以來政治、經濟、文化以及社會中地位，也不有意迴避或者抹殺科舉的種種弊端，以客觀、理性的態度來認識其價值，才能較為公允地評價科舉。

時間：605—1905年人物：隋文帝楊堅

影響：科舉制使社會中的平民有了展示自己才華的舞臺和透過自己努力獲得別人尊重的出路，為中國培養了大批的人才，改善了用人制度，使國家的管理更加的有序。值得一提的是，科舉制度刺激了社會各階層對知識和人才的敬慕，推動了知識在民間的普及。

中國的科舉制度不僅僅是文化上的舉措，更主要的是一種改革時弊的政治手段，其創立者是隋文帝楊堅。在秦朝之前，統治者採用分封制，官員多是依賴於世襲，這在周朝表現的最為明顯，國家由天子、諸侯、卿、士按照不同的等級和倫常各司其職，但是東周時期這種制度被打破，一些“客卿”、“食客”等以外的人才開始登上歷史的舞臺。而到了漢朝，這種施行了幾百年的統治方法終於被廢止，民間的有志之士、德才兼備的人才開始被推舉到朝中為官，並隨著人數不斷增多，形成了一股重要的社會力量。

曹丕建立魏之後，為了把權利收歸朝廷，他創立了“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本以士人優劣選拔人才，最初改變了大族操縱選官的局面，確立和鞏固了士族豪強在政治上的特權，但是由於選拔的特權掌握在士族手中，很快九品中正製成了門閥們維護權利的工具，出現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局面。

隨著封建經濟和農業生產的發展，九品中正制堵塞了逐漸強大計程車族進入仕途的道路，而另一方面，世族們稱霸一方的弊病，嚴重的影響了最高統治者的利益，於是最統治者們都在尋求一條能夠打破這種局面的方法，科舉制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誕生的。所以說，科舉制主要是一種改革時弊的政治舉措，即用考試選拔人才的方式來消除世族門閥制度對最高統治者的威脅。隋之後的朝代，幾乎每一次大的政治改革都會對科舉進行變革。

科舉制出現於隋朝，是用考試的方式分科取士選拔人才，使社會各階層有才能的人都有機會為國家效力，形成的標誌是隋朝大業元年明經、進士二科，以試策取士的出現。科舉制度建立之後，隨著各朝統治者的用人取向，考試的科目和形式會相應的變化，從宋代開始，科舉不論出身、貧富皆可參加。

科舉考試打破了門第、財產主宰命運的歷史，在某種程度上給應試者提高了一個公平競爭的平臺，“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不再是不可實現的夢想。科舉制度為平民改變社會地位提供了機會，於是天下的貧苦士子們為了實現願望拼命的用功讀書，而“十年寒窗苦，金榜題名”後，被其攜帶的親朋好友更是數不勝數，於是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社會的結構。

這些苦讀進入仕途的才俊們，瞭解民間疾苦和吏治利弊得失，為官之後對抵制腐敗會起到一定得作用，為官僚體制提供了新鮮的血液，提高了政府機構的工作效率。

科舉制止於清朝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共實行了一千三百多年，使社會中的平民有了展示自己才華的舞臺和透過自己努力獲得別人尊重的出路，為中國培養了大批的人才，改善了用人制度，使國家的管理更加的有序。值得一提的是，科舉制度刺激了社會各層對知識和人才的敬慕，推動了知識在民間的普及。

受中國文化的影響，東南亞一些國家，如日本、南韓、越南等不僅派使者到中國應試，還效法科舉制在本國設立了科考制度，如越南從1075年起多次設立科考，到18世紀初期，甚至設立了與清朝相同的考試方式——鄉試、會試、殿試三級，在黎朝裕宗時期還設立了武舉，阮朝的明命十年又引進了八股取士的方式，並設立了類似於清朝貢院的專門考場。

科舉制度本身存在很多弊端，尤其是明朝之後，考試的內容越來越僵化，不再注重考生的真才實學，很多讀書人為了應試而讀書，思想被四書五經和八股束縛，創造力和獨立思考的能力都開始下降。而那些在文學和技術上有造詣的人往往在不能適應這種僵硬的考試形式，只能失意於科場，造成人才的浪費。加之，科場舞弊越來越嚴重，科舉制度已經不能適應統治的需要，於是終於消亡。

中國古代的選官制度歷經了很長的變化，從先秦時期的世官制到兩漢的察舉制再到魏晉的九品中正制度以及隋唐一直延續到清的科舉制，歷朝歷代很重視選官，這是加強中央集權的重要舉措，也是維繫王朝的重要政治內容。題主問科舉制是不是最適合古代的選官制度，是不是最合適不敢說，但是可以說是古代選官制度中相較而言最科學合理的一個了，畢竟科舉之後沒有再出現另外一個更優的選官制度，我們也無法說它就是最適合的選官制度。

那科舉制的進步意義在哪裡呢？首先，科舉制打破了世家大族壟斷官場的局面，使得平民百姓也可以透過努力走上仕途：世官制的選官依據是血緣關係，察舉制和就九品中正制雖然最初都是依據德行和才能，但後期選官的權利都被個別人所壟斷，平民百姓被排斥在外，而科舉制是以考試為依據，它只受到考試內容和考核評判標準的合理性與否的影響，非常的公平公正，擇優錄取的形式顯然要比察舉制時代僅憑主觀印象取官的形式合理的多，不僅擴大了選官範圍和官吏的來源，還直接擴大了統治基礎，除了娼、優、隸、皂、罪戶子弟外，原則上一切人可以公開報名應試，於是有了“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說法。其次，有利於社會重學風氣的形成，提高了官員的文化素質，考試的形式給了更多人進入仕途的機會和希望，所以更多的人寒窗苦讀，考取功名，這樣開放的競爭，也給政治生活帶來了生機活力，於是官員中少了一些昏庸之輩，更了一些有知識有能力的人，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再次，作為古代一項重要的政治制度，科舉制對於鞏固統治和加強中央集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世界上其他國家對於科舉制度的肯定也很多，日本、北韓、南韓還學習採用，對歐美也有示範作用。但是科舉制的消極方面也是顯而易見的，明清時期實行八股取士的考試方式，使科舉制成為了文化專制的工具，從內容到形式對應試者都是極大的束縛，知識分子埋頭故紙堆，不講究實際的學問，思維僵化固化，不利於創新，成為近代中國自然科學的落後的一個重要原因。

科舉制度在封建農耕的古代確實是為國家選拔人才的好制度。隋朝實行科舉制度以前，國家選拔人才有世卿世祿的情況，也就是貴族官僚子弟可以直接做官。也有地方官員舉薦人才的做法等等，這些舉措毫無疑問都存在著致命的缺陷，憑著出身可以做官，能不能做官是一個人或少數幾個人說了算，難免有暗箱操作。科舉制度就不一樣了，適用於天下大部分人，讀書人在全國統一的標準下一級一級的考試，憑著成績優劣選拔和淘汰，打破階級固化，打破少數人對國家公權力的壟斷，出身貧寒的讀書人靠著科舉可以鹹魚翻身改變命運，正所謂“寒門出貴子”。科舉制度的先進之處在於用統一的標準面向向全國選拔人才，甚至還有外華人考中了進士也能做官的情況。到明清兩代，科舉考試的文章以八股文為標準，這種僵化死板的模式禁錮了讀書人的頭腦思想，死鑽八股文可以忽略實際的學問知識，“應試教育”的色彩很濃厚了。到了近代，隨著科技而強盛的西方國家屢屢入侵中國，只考“四書五經”而不包括自然科學的科舉制度培養選拔出來的人才明顯跟時代不對調兒了，在清末被廢除了

科舉制度有利有弊。

中國自秦始皇統一中國，建立中央郡縣制政府開始，在關於讓誰參與治理國家的問題上，可謂頗費心思。

任用同姓宗室貴族，已經證明行不通。

春秋時代，霸業常在晉國；戰國後期，秦國最強。而這兩個國家都是不任用同姓宗室，而擢用外姓。

漢初的吳楚七國之亂，證明了宗室掌握權力的力量（對帝位構成直接威脅）。

所以，兩漢時代，採用察舉制，兼用外戚與宦官。而後兩者造成的災難歷歷在目。，甚至東漢的滅亡也與此有關。

魏晉時代，採用九品中正制，造成了地方上的門閥。世家大族長期把持政權。導致“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階級陷入固化。

科舉起於唐，興盛於宋，傳統貴族也須透過考試而進入政府部門工作。

科舉制的優點即是政權空前開放。真正使寒門有上升的機會。

科舉制的缺點，是政權的開放使得整個社會平鋪而散漫，一旦中央政府倒臺，地方則無力量抵禦外辱，如宋、明。

而傳統認為科舉八股取士，僵化思想。

注意，這不是科舉制本身的問題，而是統治者的問題，是統治者利用科舉來達到自己統一思想的目的。

科舉制度，要感謝武則天的政治鬥爭

當時朝廷以長孫無忌、褚遂良為首的顧命大臣勢力強大，李治的皇權受到很大限制。 以長孫無忌為首的很多大臣反對唐高宗廢王立武。李治也想借“廢王立武”重振皇權，打擊元老大臣勢力。於是，武則天開始成為李治政治上的“戰友”，輔佐武昭儀當皇后就是振作自己的王權。 廢王立武這事運氣特別好的地方在於但凡太平盛世，皇權總是高於官僚勢力，當時的三軍司令老臣徐茂公並沒站在長孫無忌這一邊，就說了一句話：“此陛下家事,何必要問外人。”這就代表軍方不參與你們的政治鬥爭，反正鬥來鬥去，天下都是你們家的，但這等於幫了武昭儀大忙，順便說一句。

但徐茂公的名氣可能沒他孫子名氣響，他孫子叫徐敬業，因為一篇駱賓王為其代作《為徐敬業討武曌檄》而被每個高中生熟悉，然後徐茂公的祖墳被武則天挖了。 李治得到徐茂公的壁上觀後，還需要獲得官僚集團的支援，高階官僚們都是關隴集團，那就提拔低階官僚，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正好此時李治的太子舍人李義府得罪了長孫無忌，被貶為壁州司馬。

李義府離開長安的前一天，想索性賭一把就上書立武昭儀為皇后賭一把，這事皇帝不好直接提，畢竟武昭儀那身份放在那裡，禮法不容，那做臣子的就得幹髒活，說出皇帝不願意說的話。李治一聽果然大喜，官也不貶了，還大給賞賜，這等於給後進之臣一個訊號，想升官，就支援武昭儀。 這官僚集團內部也不是鐵板一塊，馬上禮部尚書許敬宗也上書說：“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就想換老婆，何況天子欲立後，這本來就與別人沒有關係，何必要妄加議論呢？”，這形式就慢慢變化了，長孫無忌雖然是權臣但沒有軍權，之前又因房遺愛的案子殺了太多人導致很多人也對其不滿，勝負結果立現。 武媚娘上臺後，當然也不肯放過長孫無忌，許敬宗與李義府遂誣告長孫無忌、褚遂良等老臣謀反，流放於嶺外，客死他鄉。 關隴集團與皇權的爭鋒就此結束，皇帝不單單是某利益集團的代言人，皇權就是皇權，貞觀朝那種君臣關係將來不會再有了，至少在貞觀之治的時候，李世民和他的臣子們，雖有君臣之分，但真不是主子和奴才的關係，畢竟大家都是關隴集團的一份子，臣子能得高位不是你皇家的賞賜，但科舉之後，那每個官僚，都是天子門生。 李治親政後，關隴集團的人是不能再用了，宗室被長孫無忌殺的差不多了，想用外戚討好武媚娘，可不曾想到武媚孃的幾個兄弟早年對她一點都不好，不報復就不錯了，況且長孫無忌干政不就因為是李世民的小舅子嗎？剛剛搞死了舅舅，就用小舅子也不合適。 想來想去，發現科舉是最合適的，草根出生難以威脅皇權，階層逆襲靠讀書和皇帝的恩賜，簡直是皇權最適合的幫手，而且又可以給底層人民以希望，隋朝和李世民時代雖然已經有了科舉，但並不是選官的主要方式，選官的主要方式還是靠恩蔭，門第。

古代讀書認字成本很高，非門閥大族的子弟，普通人字都不認識，如何當官，況且魏晉至隋唐是中華第一個帝國到第二帝國的轉型時期，戰亂頻發，詩書傳承需要一個安定的大環境，經濟恢復之後庶族出身的家庭才能供自己子弟讀書，貞觀之後天下太平，經濟發展，也提供了這樣麼一個客觀環境。 唐高宗在顯慶四年春季親自主持考試，在九百名考生中選拔了張九齡等青年才俊，這算是中國殿試之開端。張九齡是廣東韶關人，科舉制讓中華第二帝國的向心力變得更強，當然唐高宗這次考試是臨時舉措，沒有形成制度，而武媚娘上臺之後也要用人，純粹靠北門學士這種小圈子用人也非長久之計，還是科舉好就把這件事制度化了，科舉選官的規模也更大，同時發明了武舉制度，貴族也無法再壟斷軍事領域。那位三箭定天山的薛仁貴雖不是武舉出身，當兵是因為父親死了沒錢買棺材，徹底的無產階級。 武后改唐為周後，要籠絡天下士人，科舉是最好的辦法，還記78年改革開放恢復高考嗎，唐代後期一半以上的宰相都是科舉出身，在官場你不是考上來的，那總覺得差了點啥。 唐玄宗科舉考詩詞，誕生了中國最偉大的詩歌，宋代科舉考策論，唐宋八大家裡，六個是宋代的，那真是進入了一個布衣卿相和市場經濟的時代，你科舉考不出，還能去水井歌肆寫寫詞。

科舉制度，是古代人才選拔制度，具有革命性的創舉！

隋唐時期開創的科舉制度，是中國古代選拔人才制度的一個創新改革，是選拔人才制度的具有歷史性意義的一大進步，經歷朝各代的不斷修改完善，形成嚴密完整的科舉考試選拔人才制度，影響後世各朝各代採用，以及周邊國家效仿採用，直至封建社會終結。

科舉制度，摒棄了前朝豪門權貴把持的、形成“上品皆豪門，下品無白丁”的選拔人才的推舉制度，不問出身貧賤富貴、有無權貴背景的讀書人皆可參加科舉考試，出仕為官；當然，讀書人貧者還是少一些。

（實際上，還是有些限制，有的朝代，皂役、娼妓、伶人、商人家庭不可參加科考，據說，詩仙李白，因祖上罪刑、商人家庭等而不得參加科考）

科舉制度敞開仕途大門，以考績取人，唯才是舉，使社會各階層、特別是中下層讀書人士，進入仕途成為可能，極大地調動了中下層知識分子的積極性，大批優秀的知識分子走上治國理政的仕途，發揮聰明才智，提高工作效率，出現如王安石、張居正等改革家，被民眾譽為“青天”的包拯、海瑞等廉吏清官；也緩和了上層統治階級與中下層知識分子的矛盾，有助於經濟社會的發展，推動社會歷史的進步。

但是，至清代，科舉制度形成刻板、教條的“八股文”形式，禁錮知識分子的思想，閉塞言路，已不能適應日益發展的現代科學技術的需要，在科學技術、民主思想的衝擊下，全國各階層有識之士的呼籲、抵制下，於1905年終結於河南省開封最後一次科舉考試。

科舉制度其發生、發展，在古代選拔人才制度的改革、創新，具有劃時代的進步意義，但是，因循守舊，不思變革，腐朽沒落於歷史程序，其消亡也是必然的。

古代科舉制度，是革命性的創舉，推動人才選拔制度進步，對推動歷史進步，有不可估量的強大動力！

僅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