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如此觀點人大多是民族主義者，漢人是人，滿清是人，漢人是華夏人，滿人也是華夏人，是人的統治都可能有短見，有失誤，就算近代沒有滿清，而是另一個漢人王朝統治，不見的就會有資本主義興起，不見得中國會發生工業革命！而實際情況，滿清之後，進入軍閥混戰的北洋政府可是漢人政權，說實在，做得還不如滿清，說白了，是誰在誤國呢？清末立憲改革，反對最多的是漢人儒臣，反而這幫貨最守舊，最頑固，最害國

因為漢文明有甩鍋的優良傳統，為了自己的利益和現實需求，我們善於推卸責任，迴避事實。古代王朝覆滅，一般甩給奸臣，美女（這就是中國男人的德行），宋以後又出問題了，堂堂漢文明怎麼老被外族打的抬不起頭來。尤其是1840年以後100年，被完全不同於自己的西方文明壓的死死的。怎麼辦？靈光一現，誰讓清朝是最後的王朝呢？還是少數民族，這鍋你不背誰背？然後晚清的革命黨就把各種屎盆子扣到清朝頭上。無奈現實是自己當政後忽然發現還不如清朝。國民政府二號人物汪精衛就是這麼感嘆的。一號人物不服，後來滾到臺灣去了，號稱自己革命了一輩子，最近自己的腦袋也在島上被別人革命了。

因為大多數華人對中國歷史一無所，對世界歷史一無所知，百年屈辱史依舊沒能把華人打醒，中國的落後到底是在什麼時候，西方是什麼時候變得如此先進的，看來有必要把這些事情翻一翻。

1492年，哥倫布到達美洲發現新大陸

1519年—1521年，麥哲倫率領船隊完成環航地球

1545年，卡爾達諾出版《大術》提出三次方求根公式

1545年，費拉里將四次方求根公式完善並載於他老師的作品《大術》中

1560年，邦貝利發表《代數學》，使用了虛數

1579年，韋達在《應用於三角形的數學定律》中確立的代數符號，韋達公式更有非凡意義

1543年，哥白尼發表《天體執行論》創立日心說

1543年，維薩里發表《人體構造》成為近代解剖奠基人

1600年，吉爾伯特在《論磁》研究磁與電的現象，並且還提出了質量、力等新概念

1609年，伽利略發明天文望遠鏡、發現銀河系，並且透過實驗發現落體、拋物體、振擺三大定律

1614年，奈皮爾出版第一本對數著作《奇妙的對數表的描述》，闡明瞭對數原理

1619年，開普勒發表《宇宙諧和論》完善了行星運動三大定律，分別為軌道定律、面積定律和週期定律

1630年，費馬撰寫《平面與立體軌跡引論》，建立了求切線、求極大值和極小值以及定積分方法，對微積分做出了重大貢獻

1637年，笛卡爾發表了《幾何學》，創立了平面直角座標系，進而創立了解析幾何，把幾何曲線與代數方程相結合，為微積分的創立奠定了基礎

1637年，笛卡爾出版《屈光學》，首次對光的折射定律提出了理論論證；並在他的《哲學原理》明確提出了慣性定律和動能守恆定律，笛卡爾還把他的機械論觀點應用到天體，發展了宇宙演化論，創立漩渦說

………

從14世紀文藝復興開始，到17世紀初，初等數學的主要科目(算術、代數、幾何、三角)已基本形成，加速邁入數學史的下一個階段：變數數學時期，這也使得物理、化學、天文等科學探索更加飛速的發展。從而誕生了兩位科學鉅作——牛頓和萊布尼茨。

注1：明末徐光啟翻譯的《幾何原本》，是西方1482年出版的，並且徐光啟只翻譯了6卷（不到一半）

注2：受程朱理學、八股取士的影響，宋元時所取得的諸如天元術、四元術、招差術、垛積術、大衍求一術、增乘開方法等重大數學成就，在明朝基本全部失傳。明代算學家程大位看到開方作法本源圖，說是“註釋不明”，“不雲如何作用”。 明代數學家顧應祥看到《測圓海鏡》裡的天元術，說是“反覆合之，無下手之處”，感到“茫然無門路可入”，只好在《測圓海鏡分類釋術》中捨棄了原著有關天元術的內容

注3：中國古代的數學非常發達，相比注2提到的開方作法和天元術，最傑出的數學創作而是“四元術”（多元高次方程列式與消元解法）：歐洲到公元1775年法華人別朱才提出同樣的解法、“垛積法”（高階等差數列求和）、“招差術”（高次內插法）：歐洲到公元1670年英華人格里高利和公元1676一1678年間牛頓才提出內插法的一般公式。

總結：中國從明朝（1368—1644年）開始就落後了，這點從西方文藝復興開始而中國採用程朱理學時就註定了，因為清朝是外族政權，所以把所有罪過都推給他們，殊不知明朝才是根源，這種推卸責任的心態非常懦弱，即使中國從清朝開始追，也很難再追上西方，只有當我們清醒的認識到和西方的差距，清醒的認識到我們是什麼時候落後的，我們才好追趕，才能去追趕

說這話的純粹估計是意淫需要吧。馬克思說過生產關係適應定生產力，既然如此和滿族是否入主中原有什麼關係？

再次我們來說說明朝，不少明粉都在吹噓什麼資本主義萌芽啊，什麼內閣票擬已經有民主制度的雛形啊之類，好像明朝真的無敵一樣，說這些我就呵呵了。首先我們第一得明白中國當時萌芽的資產階級是和西方有著本質區別的，英法都是中小資產階級發動革命，而中國的情況是大地主獲取足夠財富後轉而發展為大商人，這些人同時又把持政權，榨取國家血肉而又不用交任何賦稅，這些血淋淋的大寡頭內不能定國，外不能安邦，指望他們我也呵呵了。

接下來再說說中小資產階級，明末確實出現了中小資產階級，可長期重農抑商的國策使這些中小資產階級沒有民族認同感，在那個風雲變幻的時代他們不僅沒有推動國家的向前進步，以山西人為代表的那一群人反而唯利是圖大肆出賣戰略物資，軍事情報給滿族。

由此可見，明朝末期，農民起兵造反，小資產階級勾結外敵，大地主把持國家政權榨取民眾血肉，已經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說到底是中原人自己搞死自己(非是朱家人丟了江山)，現在將滿腔憤怒灑到滿族人頭上真是可笑。

話又說回來，滿族自身是一個落後的文文明，在征服的過程中出現了大屠殺的情形，這是令人痛恨的，不過，元人，金人，漢族人都屠過城，結果滿族人要擔責，黃巢，李自成反而成了民族英雄，這算不算有色眼睛？退一步說，滿族人固然屠了漢族人，可辛亥革命時漢族人也屠了不少滿族人，真要追究起來，這血債就得延續到下一代了，有意思麼？

因為滿清最少數民族，他們沒有把全民族復興當做國策來抓，而是把國力放在壓抑漢族造反上。寧可讓洋人殺完，也不去重點對付外患。攥改歷史，大興文字獄，壓制文化言論自由。把老百姓訓練成任人宰割的羔羊，總之來說，清朝罪大於功。

誰誤了誰？批啊批，批完了，我們就可以躺在四大發明上面繼續醉生夢死了？我們痛斥的這些現象現在就不存在嗎？不思進取是根源，跳著腳罵街也無濟於事，我們習慣了置身事外，將罪責歸於一個外在因素。反思我們自己，目前做的又如何呢？我們不缺為了利益而破壞規則和降低道德水準的勇氣，我們缺少的是對規則的尊重，對人性的推崇，以及歷史使命感和長期奮鬥的耐力。所以不要做出一副受害者的形象，否則我們將會一直這麼錯下去。相比之下，我們比起那個時候更多了個事後諸葛亮的自大，僅此而已，所以，我們還需要少批評多自省。

所謂“滿清誤我三百年”這一邏輯是近年來明粉思想甚囂塵上的產物。清朝是落後了，但中國的落後確實又是從明朝開始的。

近代中國落後滿清及本朝都是讓漢文化背鍋，其實正是滿清民國本朝有意打壓毀滅漢文化才導致了中國全面被西方國家超越。滿清何止誤中國三百年，野蠻奴化，大興文字獄，抹殺一切先進思想，把全國當成勞改場，把人民都變成奴才，使中國倒退到半封建半奴隸社會，滿清統治時期是歷史的倒退。之前王朝的滅亡是統治階級的崩潰，滿清滅亡時則是中華文明的崩潰，所以說滿清帶給中國不僅是割地賠款，而是華夏文明的沒落斷代，可能永遠不可能再復原。華人的自卑感始於滿清，至今遺害無窮！

滿清罪惡滔天，罄竹難書，卻讓儒家思想背黑鍋，能行得通嗎？只有正視自己的錯誤才能冰釋前嫌，只是總結歷史教訓才能避免重走老路。

要一分為二客觀看問題，滿清建立使中國與世界距離拉大，嚴重落伍，使華人飽受外華人奴役欺凌讓人扼腕嘆息，另一方面清朝給我們留下輻員廣闊的國土，這是華人發展的本錢，華人是勤勞智慧的民族經過幾十年改革開放，如今我們就西揚帆遠征了，每個華人都應嬌傲自豪的，曾經的東亞病夫己痊癒，睡獅己醒，相反和我們一樣經歷的西亞病夫奧斯曼土耳國土和我們一樣廣闊，在一戰中站錯隊成了認人宰割的羔羊，國土面積僅剩七十多萬平，方公里在國際上一點威信沒有，靠點小動作證明自已的存在何其劣也！天佑中華給我們留下廣闊領土，眾多人口，豐富資源，在兩次世界大戰中選好位置，幾經磨難如今正式騰飛了。

滿清誤我三百年的邏輯是：從戰國時期中國建立起穩定的君主專制制度，以農耕為主，搞愚民政策，科技水平和生產力水平緩慢進步。西歐國家統治力弱，政治動盪，在此基礎上促進了民間力量的壯大，誕生了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的思潮。明末時期中國的資本主義剛剛萌芽，就被野蠻的奴隸制遊牧民族給打斷了，沒有跟上西歐資本主義發展的步伐。落後就要捱打，閉關鎖國的清朝成為屈辱的朝代。

那麼，沒有清軍入關，中國的日子會不會好過一些呢？答案是肯定的。如果沒有清軍入關，就沒有朝廷對漢人發自骨子裡的歧視和牴觸，就沒有民族性的政治爭鬥，就沒處心積慮的愚民政策，和將發明創造斥之為奇技淫巧的自甘落後、政治為大的腐朽思想。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會正常發育，加上中國的面積、資源優勢以及穩定政權的優勢，與西方的差距就不會拉那麼大。

那麼，清朝的三百年如果換作漢人來統治，會不會逆襲西歐呢？答案是否定的。原因就在於中國的封建社會太強大了，整個社會從思想文化上高度統一和諧，如果沒有外來力量的介入，就很難有所突破。所以清朝三百年敗給西歐是必然的。

所謂福兮禍所伏，禍兮福所倚，中國嚴重發育不良的資本主義給中國帶來最大的契機——實現了社會主義。儘管西歐誕生了社會主義萌芽，也進行了一些革命，但在過於成熟強大的資本主義圍剿下，註定會功虧一簣。中國則在封建主義沒落，資本主義弱小的絕好形勢下，完成了從封建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的跨越。

“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是我們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然而，這並不簡單。封建社會的遺毒，資本主義社會的滲透對我們的影響還是非常顯著的，可以說是無所不在的。所以我們要珍惜社會主義成果，同各種落後的、反動的思想作鬥爭，儘量保持社會主義的純粹性，讓社會主義完善和成熟起來，成為引領世界的力量。

這不是什麼邏輯，這是事實。

滿清為了一己之利，閹割漢文化，閉關鎖國，使國家民族失去了發展的動力，失去了反抗的勇氣。這不是在搞什麼民族分裂，或者否認滿清在中國歷史上的作用。而是客觀現實，滿清雖然統一了多民族的中國，但它也毀滅了中國的文化。

滿清上歷史的恥辱柱是肯定的，那些說滿清無昏君的，自己去看看康熙乾隆這些在國家大政方針上做了些什麼有利國家發展的吧！

我們憤恨的不是國家實力的衰落，事物都有盛衰的規律，我們恨的是滿清將我們的人民教成了麻木不仁的木頭，敵人將刀放在脖子上都不知道反抗。還有那一副寧與外國友人也不給家奴的醜惡嘴臉，她建州女真原本就是大明的家奴！

首先，任何一個文明不可能領先於所有時代，文明的交流在很早的時期就存在，區別在於各朝各代對於文明交流和民智的態度和做法，中華文明一直領先世界在於這兩點做的好，而且加上豐富的資源和統一的集權管理，直到滿清韃子的出現，他們阻礙文明交流，奴化士大夫，因為他們一直害怕漢人強大起來奪了他們的特權，這是前朝歷代沒有的倒行逆施，這些例子小白自己去找，這就是滿清誤三百年的根本所在 。不管明朝怎麼落後，怎麼腐朽，作為中華民族的核心代表，國家強大是他們的目標，而滿清，由於一開始代表一小撮人，只有維護滿族統治權力一個需求，其他都不重要，民智越低越好管理，所以才有明末的人才大爆發和番薯盛世的萬馬齊黯，這是統治階級的意志力和社會自然發展結合的體現。很可惜，現在很多人還沒有意識到中華文明落後的根本原因，往往把這個鍋讓儒家文化來背，而對閹割了他們的奴酋歌功頌德，令人痛惜啊。

其實，這個問題去年早就問過了，一個問題總是變著法兒地問，去年是這麼問的“沒有清朝中國會是超級大國嗎？”（2016年12月，我已回答）、“如果取代明朝的不是滿清而是另一個漢族政權，中國能否避免被西方宰割的命運？”“如果李自成坐了天下，會比清朝更好嗎？”（2016年8月，這兩個我沒回答），這僅僅是我看到的，恐怕還得有不少這麼問的。

我的意見很明確：中國的落後是從明朝開始的，中國無法實現資本主義式君主立憲，因為中國不具備“地理大發現和種族屠殺”和“科技大發展”的文明土壤。明朝也即華人對世界最後一項重大發明就是牙刷，牙刷也是明朝唯一一項世界級發明。明朝後期我們的火器已經落後。這是事實。

無論有無清朝、有無李自成，你總不能沒有明末大型自然災害吧，明政府救災不力這些吧。明朝滅亡在所難免，新上來的王朝還是從中國傳統開始：重農抑商、商業發展、商業興隆文化昌盛、政治昏聵、不斷改革變法、天下大亂。

人嘴兩張皮，你想說啥是啥，但歷史你無法改變，因此，有些人就總想透過假設這假設那來完成自己心中的歷史。那麼，我們就看看假設需要什麼假設。

現在我們就正式聊聊說“提問者那些話的人”的思考邏輯是什麼？有些複雜，我也是臨時想的，考慮不周，房價批評指教。

清朝誤我三百年，假如沒有清兵入關？那麼前提是假如沒有李自成起義；假如沒有李自成起義的前提是假如沒有大型自然災害或能解決。假如沒有大型自然災害的前提太無人性咱就不繼續編了。

假如大型自然災害能成功解決的前提是中央政府有錢；

假如中央政府有錢的前提是沒有土地兼併或者沒有大收商業大興的賦稅；不收賦稅的話抗日元朝失敗，日軍攻入中國，中國成為日本的一部分，這是某些人非常高興的事情。特別是經常說宋亡明亡之後無啥，日本的文化比滿族更近中國的人。

假如沒有土地兼併的前提是沒有文臣武將和地主豪強，商業大興的前提是沒有封建因素阻礙如地主豪強；

沒有地主豪強的前提是經濟沒有發展大家都吃不飽肚子；

大家都吃不飽肚子的前提是都只是為了糧食作物耕種；

在朱元璋的努力下，大明本來能吃飽了，你非要讓人家吃不飽，那麼，前提是沒有元末災荒，沒有元末農民大起義，沒有明朝，沒有朱元璋。

肯定會有人說你的許多假設都是胡掰，其實回答假設的問題你不胡掰又能咋樣？

綜上所述，說這些話的人只是掛著喜歡明朝的假明粉而已。做啥粉的基礎都得要冷靜理性。

相對於科技和文化的發展，治國是比較容易的事情。

滿清治國的確成績不錯，人口增長，經濟復甦，開拓疆土，但是古代每一個朝代都可以做到，更何況明末土豆引進和小冰河紀的結束，任何一個政權只要不亂來就會讓中華繁榮。

而在那個年代，相對落後的滿族人停止了我們對機械（火器）、商業和文化思想的發展，這個罪過就太重了！就像董仲舒叫停了思想發展，讓我們在文化和自然科學領域落後於羅馬一樣，儒家、佛教、外族在歷史上都阻礙過中華文明的發展，但是他們變態的把中國的政治技術發展到極限………所以現在我們利用政治技術（讓13億人高度統一和穩定）紅利來追上文化與科技的發展了，其實結果我也不知道哪個好哪個壞，反正儒家、佛教和外族可不是為了鍛鍊我中華文明政治技術而搗亂的！

清朝的特點是什麼？

極度的中央集權。皇帝把所有權力歸於己身，這就導致國家的命運走向完全基於皇帝的喜好。

而且滿清是外來者，清朝是滿清的清朝，自始至終滿族對漢族都是提防打壓的態度，大興文字獄，剃髮易服。

中華文化的一大特點就是相容幷蓄，善於吸收其他文化的優點，而很多民族文化都有一個特點就是嚴重的排在和故步自封，所以當歐洲人拿著工業革命的成果來到清朝時，滿清皇帝不屑一顧，斥之為邪魔外道，夜郎自大而不自知。看看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哪個不是漢人發起的？再看看清朝推翻後中國的變革，說一句滿清誤我三百年並不過分

明朝火器已經大行其道，特別是戚繼光打造的戚家軍火器裝備率接近50%。即便最後一支戚家軍僅3000人在渾河血戰中給最精銳的後金八旗造成1比1的殺傷。直接把最精銳的正白旗廂白旗打殘。要不是後金調來大炮轟開戚家軍車陣。根本戰勝不了戚家軍。如果此戰戚家軍不是3000人而是10000或者30000就沒有努爾哈赤什麼事兒了。後清軍入關後徹底放棄火器。直到康熙雅克薩之戰，40000清軍精銳圍攻500用火器的俄軍，久攻不下。圍困半年。俄軍投降。勝利了反倒簽訂條約出賣國土150萬平方公里。你說不是誤了300年嗎？

因為滿清把明代以來取得的火器成就毀了，中國曾經被滿清這個只知道“弓馬嫻熟”的民族統治了二百七十年，所以後代的華人都產生了一種誤會，以為發明了火藥的中國，竟然把本應成為先進武器的發明，白白浪費在無義的娛樂上。其實不然，清朝以前的蒙元和明朝兩代，都十分重視火器的發展與裝備，我不是要故意貶低滿清，僅僅是想闡述一下中國在火器方面曾有過的輝煌。 　　　

火槍最早出現在中國，這一點是勿庸自疑的。中國的早期火槍，在10世紀的宋朝時期就已經出現了，後經元、明兩代發展，至明末本應有所大成，怎奈…………在中國廣泛使用火銃後，阿拉伯人在14世紀初，製成了木質管形射擊火器“馬達發”。而歐洲14世紀中葉，義大利製成金屬管形射擊武器“火門槍”，以後又發明了火繩槍。要說明的是，歐洲的火槍是自己獨立發展起來的，在17世紀的時候，反而對中國的火槍技術有所影響。

宋朝出現的“突火槍”殺傷力不大，射程僅僅5—10m，在當時多說是嚇唬人用。但元朝建立後，重視發展新型火器，至元十六年(1279)，集中各地工匠於大都(今北京市)，研製新式兵器，重新調整火藥的配方，使同樣體積的火藥，效能提高了約三倍。元朝至順三年(1332)，鑄造了鑄有銘文最早的銅火銃，長1尺1寸，重28斤。同時還製造出了早期的手銃，但威力小、射程低，基本上沒有使用價值，給軍官們作為玩物到更合適一些。

元末戰爭時期，火炮在戰爭中被大量的使用，據《明史》記載，元朝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張士誠被明軍圍困在平江城(今江蘇蘇州)，大將徐達“領四十八衛將士圍城，每一衛置襄陽炮架五座，七梢炮架五十餘座，大小將軍筒五十餘座，四十八營寨列於城之周遭，張士誠欲遁不得飛渡，銑炮之聲晝夜不絕……”。由此看來，當時的戰鬥景象是何等的壯觀，火銃和火炮的數量亦已經達到相當的數量。金屬火器的出現，開創了古代武器的先河，它以使用壽命長，發射威力大，運用範圍廣等多種優點，成為以後歷代的重要兵器，並在世界範圍內普遍應用。

到了明朝，由於封建社會經濟的高度發達，兵器也有很大的發展。其主要冷兵器有長柄刀、槍、短柄長刀、腰刀及各種雜式兵器如钂鈀、馬叉、狼筅等等。除了繼承傳統的兵器品種外，火器的發展到明朝達到鼎盛時期，明末的兵書如《兵錄》、《神器譜》、《武備志》、《西法神機》、《火攻摯要》、《籌海圖編》、《軍器圖說》、《火龍神器陣法》等更是詳細地記錄了明軍裝備火器的製法、圖譜以及火器部隊的編制和戰法。此外誕生了數位知名的火器(包括理論)專家如趙世禎、畢懋康、胡宗憲、茅元儀、孫元化和明末清初的天才武器發明家戴梓；十分重視火器運用的軍事將領如戚繼光、孫承宗、袁崇煥等。

明軍真正意義上的火器發展是從抗擊倭寇時開始的。因此必需先了解一下日本“鉄砲”的來歷，以及歐洲的火器發展經過。

15世紀初期，西歐的工匠們將原先的“火門槍”的木製握柄被重新設計過，射擊時能夠倚靠在士兵的肩膀上，而不再是架在支架或者地上，自此步槍的定義被正式確定為：單兵肩射的長管槍械。15世紀中期，又創制了新式火槍——火繩槍，用火繩點火，並在火槍上加裝了能夠控制點火的機械裝置——扳機，使火槍射速更快，射程更遠。這種新式的扳機擊發式火繩槍的口徑一般為15～20毫米，管徑比一般為40到45，而最大射程一般為60～80米(殺人距離)，它在1543年傳入了日本。

日本製成火繩槍經歷了三個階段：元至元十一年(倭文永十一年、公元1274)到至元十七年(1281)蒙(元)、倭戰爭時期，倭軍從作戰中見到了蒙古(元)軍使用的鐵火炮，從此得知世界上已經有了一種新式兵器—火器，這是倭國初知火器的階段；爾後在大明成化二年(1466年)，(中國的)琉球人到倭國時傳入了明銅火銃(原始手銃)；大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南夷”(葡萄牙)商船被颱風帶到了薩摩以南的種子島，葡萄牙商人帶有歐洲火繩槍，大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工匠八板清定仿製出了倭國最早的火槍——種子島銃，這就是給倭國曆史帶來巨大變化的“鉄砲傳來”——火槍在倭語中寫作“鉄砲”。

大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倭國江州的國友鍛冶，組織了高明的工匠，仿製成適合倭兵使用的火繩槍，並且製成了閉鎖螺栓，較好地解決了槍尾的閉氣問題，提高了火繩槍的威力，較葡萄牙人制造的火繩槍更為先進。這種“鉄砲”的口徑與歐洲火繩槍相同，但射程提高到100米，射速每分鐘5發。不久國友鍛冶進行批次生產，售出數百支成品，有些海盜及走私商人等乘機購買，持為劫掠兇器，中國閩浙沿海多受其害。當時正值戚繼光抗倭，戚繼光對火繩槍的威力評價很高，認為這是殺敵最有效的兵器，並對火器的戰術使用作了很深的研究，發展出車營、三才陣等適合發揚火器威力的部隊編制和戰法。

大明正德七年(1512)，明軍平定南海之役，繳獲三艘海盜艦船，得到了“佛郎機”火器。“神機營”的武器專家改進了繳獲的火器，創制出佛郎機銃，又稱為“神機炮”，並批次生產，使中國的火器跨躍了一大步。但佛郎機銃是大口徑火槍(炮)，需三人同時操作一門。九年後，大明嘉靖元年(1521)，明軍在廣東新會西草灣之戰中，又從繳獲的兩艘葡萄牙艦船中得到歐洲火繩槍稱“西洋番銃”，但那時葡萄牙人所用的火繩槍，大抵還是初創時期的製品，未引起明軍高層的足夠重視，直到不斷擄掠沿海的倭寇用上了火繩槍，明朝軍隊才開始批次裝備以之對抗。

大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明軍在收復被倭寇及葡萄牙人侵佔的雙嶼(今浙江鄞縣東南)戰鬥中，俘獲了一些善於製造鐵炮的日本人及鐵炮。由馬憲、李槐等人，學習了製造火繩槍的方法，並在其基礎上，加以研究改進。於大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造出了“比西番尤為精絕”的中國第一批火繩槍，而且手筆極大，一上來就是一萬挺，由此可見，當時明朝政府對軍隊裝備火器的重視程度。如果不是明朝末期，政治上實在極度腐敗，外加連攤上三個“倒黴”皇帝，滿清焉有入主中原之理！

中國把創制成功的火繩槍，稱之為“鳥銃”，《武備志》說：“後手不棄把，點火則不動，故十發有八九中，即飛鳥之在林，皆可射落，因是得名”，又因其所安裝的彎形槍托形似鳥喙而被稱為“鳥嘴銃”，也有人稱其為鳥槍，成為當時明軍戰鬥中的“利器”。明軍裝備的鳥銃射程可達 120米，槍管用熟鐵製作，底部有火孔與火藥池（放引火藥）相連，池上覆蓋有銅蓋，可以遮擋風雨，搠杖（通條）插在槍管下的木託上，用於填送彈藥，槍管底部用螺栓封固，便於取開擦洗槍管。

大約在同時，魯密國(今土耳其)派遣使者朵思麻到中國進貢火繩槍，中國古代著名火器專家趙世禎，生長於海濱，少經倭患，深知增強國防力量、改善武器裝備的重要性，決心研製出精良的火器裝備官軍，衛國保民，於大明萬曆二十五年(1597)，給皇帝呈上了《用兵八害》的條陳，建議製造魯密國進貢的番鳥銃，經兵部議交京營試製。

趙世禎唯恐京營“製造打放兩不如法”，就登門求教朵思麻，詳細講解了製造和使用方法，並自己出資(趙世禎時任從七品銜的中書舍人)召集工匠進行試製，終於在萬曆二十六年創制了比鳥嘴銃射程更遠的火繩槍，稱之為“魯密銃”。這種銃加長了槍管(4尺5寸)，重量略大於鳥銃(6—8斤)，射程遠(150 米)，威力大，在結構上更優於鳥嘴銃。故《武備志》說：“鳥銑：唯魯密銃最遠最毒”。同時還研製出當時最新式的火器“掣電銃”和“迅雷銃”，前者兼具西洋銃和佛郎機的優點，後者並有鳥銃和三眼銃的長處。萬曆三十年六月，趙士禎研製的火器透過兵部、工部、刑部等部門官員的試驗。會審報告建議皇帝將趙世禎“所制車銃式樣隨發京營，依法成造，責令官員加以教演，傳示各邊，以究其防邊制虜之用”。

對比15—16世紀歐洲各國裝備的火繩槍，在上構造和明軍的火繩槍基本一致，技術引數也大致相仿，但明軍的鳥銃比這些槍都要輕便。西班牙的重型火繩槍——穆什克特槍，口徑在23毫米以下，重8-10公斤，彈丸重50克，射程250 米，可以保證射穿任何的鎧甲，雖然明軍的鳥銃威力比不上這種槍，但比起機動性和輕便性卻是穆什克特槍遠遠不及的。

15世紀初期，歐洲戰場上出現了炮身和藥室一體的青銅炮，不久又出現了輪式火炮，採用顆粒火藥，法國於15世紀中期首先鑄造鐵炮，並很快使這一技術傳遍歐洲；公元16世紀前後德國紐倫堡地區生產出一種直線式線膛的火繩槍——“毛瑟槍”，由於“膛線”一詞的英文譯音是“來複”，所以線膛槍也稱“來復槍”，這種帶有膛線的來復槍射擊精度大大超過了滑膛槍。

從17世紀起，歐洲槍炮製造技術發展迅速，法華人發明了具有防風防雨效能的燧發槍，它的出現標誌著純機械式點火時代技術的結束。燧發槍的基本結構如同打火槍，即利用擊錘上的燧石撞擊產生火花，引燃火藥。以其射速快、重量輕、射程遠等多種優越性，逐漸將火繩槍廢棄；瑞典人則劃時代地把彈丸和發射藥裝在同一個紙筒內，裝填時將紙筒撕破(咬破)，把發射藥和彈丸一塊裝入槍膛中去，既簡化了裝填過程，又保證了發射藥的定量裝填，它預示了一種新型的定裝槍彈的出現；1776年，英華人又將直線形膛線改成螺旋形，發射時火藥氣體使鉛丸膨脹而嵌入膛線以發生旋轉，發射的彈頭出膛後高速旋轉前進，增加了子彈的穩定性，提高了射擊精度，增大了射程，到達了200米之多！！！

由於這些歐洲先進火器優於中國火器，明政府在自己研究不出來的情況下，就毫不猶豫的花錢從葡萄牙鑄炮專家伯多祿·波加羅在澳門興建的鑄炮廠引進火器技術，進行大量仿製，並用於實戰，在實戰中取得巨大收益，進而批次裝備軍隊。《中國軍事史·兵器卷》記載明朝後期明軍的火炮用精鐵鑄造，在技術上接近西方的水平，數量則穩居世界第一，野炮的最大射程可達到10裡，艦炮也達到 4裡以上，開始採用了爆炸彈丸、分裝彈藥、後膛裝填、有射表、瞄準具等等，種類上覆蓋大中小口徑，平射炮、曲射炮、臼炮……

明軍主力火炮“紅夷炮”，號稱“淨重三千斤，射程十里，每發可斃敵千人”，當時倭國和後金的大炮射程才一里(500 米)。後金頭子努爾哈赤就是被袁督師的紅夷大炮炸斃的，據說臨死前對明軍的大炮耿耿於懷，說：“我二十五歲以來，攻無不克，戰無不勝。想不到死在明軍的大炮之下。”努爾哈赤死前命令後人好好學習明軍火器，到了進攻揚州時清軍也是用大漢奸吳三桂的大炮轟塌了城牆才攻下了城池。

火槍已經是明軍步兵的主要裝備。每名火槍手配備火藥罐 2個，一個裝發射藥，—個裝引火藥，攜帶鉛彈 300發。值得注意的是，當時的發射藥已經使用粒狀火藥，而不是以前的粉末狀火藥，其成分比例為硝1兩(佔75.75%)，硫磺1錢4分(佔10.6%)，柳炭1錢8分(佔13.65%)已經基本達到黑火藥的最佳配比了(硝75%，硫磺10%，炭15%)。由於發射速度較慢，為彌補這一缺點，通常在戰術上採用三排輪放法，即一排裝銃，一排進銃，一排放銃，第一排發射完畢後，退至第三排裝銃，第二排進至第一排位置放銃，如此輪流發射。同時期歐洲的火器技術雖然高度發展，但是冷兵器仍在作戰中佔很大比例，主要包括長矛、長戟、長弓、短劍等。

直到明朝滅亡前，明朝的軍事機構也在不遺餘力地開品種頗多，形式複雜的管形火器(火槍、火炮)。如崇禎八年(1635)，南京戶部右侍郎畢懋康著的《軍器圖說》中，記載有“自生火銃”，就是一種燧發槍，這是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最早的燧發槍；京軍三大營的標準裝備——線膛槍(直線膛)，葡萄牙人於1637年嚮明政府進獻了線膛槍，神機營火器專家用後稱讚該槍射程遠，精度高，裝填方便，上表請示大量仿製並裝備京軍三大營；大漢奸吳三桂作大明山海關守將時，曾製作過大口徑鐵芯銅炮，集鐵堅、銅韌於一身，提高了大炮的使用效能，這可以說是當時不小的創舉，這炮至今有一門陳放在瀋陽的遼寧省博物館。說明幾十年間明朝火器技術發展之快，但可惜國家將亡，沒有批次裝備。另外噴射火器(古代火箭)製造也相當精良，樣式、品種達幾十種之多；爆炸性火器也相當發達，具體有兩大類：一類就是地雷，品種繁多，有石頭雷、陶瓷雷、生鐵雷等數十種；另一類就是水雷，有水底雷、水底龍王炮和混江龍等兵器。根據大量的史實證明，中國是世界上最先發明和使用“兩雷”的國家。

中國在17世紀中期的明末清初時代，火器的發展程度並不很落後於西方世界，軍隊的火器裝備比例基本上處於世界先進水平的。清軍除了初期為了和明軍爭奪政權，而大力發展和明軍一樣的火器外，其他的時候，清軍簡直就是一無是處。滿清建國後，軍事裝備專家仍對火器有相當改良和實驗，例如滿清政府曾先後開發過三種主要形式的燧發槍，即轉輪式、彈簧式和撞擊式，只是這些燧發槍做出來不是用來裝備軍隊，而是用做宮廷狩獵時使用的禽槍。乾隆年間還製作過鑲骨燧發槍，和同時代歐洲裝備的制式步槍幾乎沒有任何區別，但此槍的作用依然是狩獵用的玩具——世界最先進的武器居然派上這種用處，可見韃子還是無法和先進的人類相提並論的。

更可氣的是，康熙年間的超天才武器發明家戴梓發明出“連珠銃”，一次可連續發射28發鉛彈，威力極大，在當時可謂妙絕古今，冠絕中西，比歐洲發明的機關槍早兩百多年。又造出蟠腸槍和威遠將軍炮，他發明的威遠將軍炮類似現代的榴彈炮，射程遠、火力猛、威力大。但韃子酋長(恕我用此侮辱性字眼)抱著“騎射乃滿州根本”這種白痴的念頭，愚蠢地將戴梓充軍關外，中國的火器發展乃告停頓，終於被歐洲所拋下。康熙還算有點良心，將“戴梓”之名刻在“威遠將軍”的炮筒上，以示尊重。

1757年滿清政府自欺欺人地釋出禁止外華人在華攜帶火器的佈告，幾乎是明白的告訴人家——韃子對火器恐懼。這種恐懼一直延續到1842年英國的遠征軍司令濮鼎查讓中國軍官在火炮面前驚得目瞪口呆，四千遠征軍竟擊敗了滿清二萬正規軍。1860年英法聯軍掃蕩圓明園時發現，當年英國使團贈送給韃子酋長乾隆的火炮仍保持完好的狀態，隨時可以發射，不過好像在華麗的“夏宮”它們只是擺設品。1900年韃子那群不忘“騎射乃滿州根本”的八旗兵在八國聯軍新式的“連環火槍”(機槍)前被打得屍積如山，而被韃子們扼殺了探索精神和民族優越感的的華人卻在顛狂的信奉著“神功護體，刀槍不入”。

看到這裡，是不是有種悲哀！綜觀明代火器發展史，所有現代陸軍的兵器，編制都能在那裡找到雛形或對應的東西：地雷、水雷、火箭炮、鐵絲網、機槍、裝甲師、等等。至於要問為什麼如此精良的明軍會敗在剛脫離蠻人行列的後金手中，就無須我多說啦，已有很多人寫專著論述明朝的敗亡。與明末官場的極度腐敗相比，滿清從開始到滅亡都散發著兩個字——愚昧！這種愚昧和普通的因無知而產生的愚昧不同，就像華人永遠都注重“面子”一樣……

以下是《中國古代軍制史》（軍事科學出版社）中的記載：

“明朝火器的製造，也是兩個系統。第一，設置於兩京的軍器局、兵仗局，是明朝火器的主要製造機構。朝廷為防止神銃、神炮的製作技術漏於外，便將為器的製造權主要控制在設置於北京的兩個專門機構。弘治以前定例，軍器局須三年成造一次的火器有：碗口銅銃3000個，手把銅牆鐵壁銃3000個把，銃箭頭9萬個，信炮3000個，內府兵仗司須製造的火器有各種型 號的槍、炮、銃、箭、車，諸如大將軍、二將軍、神槍、神銃、手把銅銃、手把鐵銃、碗口銃、神機箭，等等。弘治以後，尤其是嘉靖年間，軍器局和兵仗局都承造了更多新式的或經過改造的大小火器。第二，地方衛所或邊關重鎮經朝遷特許，可以製造某種規格的火器。如正德以前，四川、湖廣、廣西、青州左衛、徐州及涼州等地衛所，可自行製造銅將軍神銃等火器。此外，如遼東的千里銃、山西偏頭三關的毒火飛炮和連珠佛郎機炮，均是在嘉靖年間經批准後製造的。”

由些可見，在明朝時，中國不僅較大規模的應用了火器（當然，冷兵器仍佔有統制地位），而且還建立了完備的火器生產體系，有主管部門、有生產規劃、有專門制度、有研製發展。根據產量推斷：明朝無論是製造還是裝備火器都是有相當大的規模的。而且同書記載，明朝還根據火器廣泛使用這一特點，在戰術方面作了相應的改進，並重新啟用戰車這種裝備。

這裡著重要提的是連珠佛郎機炮，《中國軍事史略》中冊（軍事科學山版社）記載如下：

“佛郎機銃採用線銃和子銃的結構，一門火銃配備5—9門子銃，預先裝填彈藥，可輪流發射，而且統身鑄有準星、照門，可瞄準射擊，比之明朝原有的火銃，具有裝填便利、射速較快、射程較遠和命中率較高優點。嘉靖二年（1523年）軍器局進行大規模仿造，有大中小5種式樣，大型的用於裝備艦船和防守城堡營壘，中型的用於隨軍作戰，小型的用於單兵武器。據萬曆《大明會典》的已載，從嘉靖二年到四十三年，共造各種佛郎機銃5800餘門。但現存實物中，有一門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造的小佛郎機銃，編號為7861號，說明《大明會典》記載的數字是不完全的。在信造佛郎機銃的同時，其他金屬管形射擊火器，也仿照佛郎機銃裝上準星、照門，以提高射擊精度。”

佛郎機是明朝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稱呼。這說明在明朝，中國對火器新技術的學習、改進、推廣是非常重視和卓有成效的。也說明中國在火器研製方面至少是與世界同步的。同書記載，明曾多次下詔強調火器的重要性，也說有中國在冷兵器向火器轉換的時期，以火器是相當重視的。聯想到清朝中後期，中國的火器水平比之是朝中葉沒有任何進步，而且還有所不及，確實令人深思。

最重要的是滿清屬於少數民族，對當時占人口大多數的漢人缺乏號召力，所以跟洋人一觸即潰，根本沒打算抵抗，武器落後只是一方面，其實太多漢人內心希望有人扳倒滿清，最低的心態就是怠工，不幫滿人拼命。

明朝看到西方先進後積極仿製改造西方武器。翻譯西方著作，和西方交流，清1644-1840在幹嘛？1840-1911又在幹嘛？鴉片戰爭用女人馬桶攻擊英國船，理由是洋人用了妖法才船堅炮利！認為洋人無法彎腿，一個百姓可以殺幾個洋兵，這是有多愚昧？快亡了還頑固守舊，外戰別說列強了，打日本，緬甸，半個越南都打不過！這還不是誤國那是睜眼說瞎話！

真相是一群不得志的在發牢騷，借古諷今來表達對現實的不滿。滿清入主中原後還是推行漢人的文化制度，他要是用八旗制度軍事化管理中國，恐怕就要掃蕩亞洲了。旗人要由奴才變成主子只有打仗，不信就看東邊的鄰居（南韓）。人家認真學習明朝的一切，最後積弱五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