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上來說，是北宋之後，地方再無力量挑戰中央，因此，國家主要矛盾由內部矛盾讓位於中原與塞外之間的矛盾。當地方再無割據之患，無力挑戰中央之時，軍事考慮讓位於經濟考慮，首都東遷是必然的。因為長安在經濟上無法自足。

謝邀。長安一直沒有沒落。至所以不在建都長安是因為我國曆史的發展方向決定的。秦漢唐建都長安是因為漢中廣闊的平原和人力，還有文明搖籃和發源地。但長安北方的匈奴突厥始終是威脅長安的存在，所以秦漢唐對北方一直用兵，也打出強盛的時期。這期間匈奴突厥的威脅解除了，向北方的拓展也促進了漢族對其它民族的融合。但唐之後，經歷五代十國的混亂，群雄並起的戰亂時代，漢族文化被迫南遷和東遷，所以長安不在是文化政治中心。而北宋以後，對北方少數民族政權的軟弱，已沒有能力統一中國，長安更不在其統治之下。元朝以掠奪為主，更不談重新建都長安。明朝自朱棣奪取皇位後遷都北京是因為那是他的根基所在。以上只是愚見，不足請見諒。

一是環境，自安史之亂後，長安關中地區歷經戰亂，及至五代混戰，關中早已破敗不堪，要想恢復起來，怕非數十年之功不可復；二是經濟，自唐中期之後，南方被大力開發，尤其糧食產量大幅提高，大運河可直接運至中原及北方地區，比向關中運送要便利。其實個人認為，主要還是環境，關中地區因為戰亂，整個的自然環境被破壞的太厲害，再加上盛唐對關中地區的開發。導致長安地區不適合在作為帝都使用。

建造都城，除了政治經濟軍事需要，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人文因素。

整個宋朝都沒有能力統一北方，在距離長安非常近的竟然還有個西夏。長安位置就完蛋了。宋承襲後周，黃帝大臣家都在開封，你叫他們去長安？

元更不用說了。

明朱元璋是推翻元朝的，推翻方式也是由南向北，他的老巢在江南，南京是首選之地。同理，朱棣被封在北京燕王，當皇帝后因為北方重要性也沒有留在南京。

清朝本來就是東北的少數民族，你懂的。

民國蔣介石承襲國民黨，也在南京。

人民共和國最奇怪，發跡於陝西，離長安最近，卻選擇了中南海。我想原因除了政治需求，還在於他們是五湖四海之人，臨時在延安。

純手工，無百度。

定都關中、洛陽的朝代都是害怕東邊的諸侯內亂，據關隘之塞以自保，漢唐之前遊牧民族的生產力水平比起中原地區還差得遠，打遊牧民族整體上勝多敗少，國內矛盾是主要矛盾，定都關中、洛陽的皇帝想的是最不濟我還可以守住關隘吃個飽飯，勢力強了再去平叛；唐朝以後發現呆在關中一是吃不飽，再一個離主要的經濟區域太遠交通不便，另外一個原因是國內矛盾已經成為次要矛盾，遊牧民族農耕文明融合以後的遼金更難對付，關中洛陽喪失國都地位很正常。另外需提醒一下，北宋之前不是隻有建都長安，實際上建都洛陽的朝代更多，周漢隋唐都是兩地都有建都；另外關中有秦，洛陽有晉魏

長安作為中國第一歷史古都，歷經漢，唐盛世之後卻嘎然而止，後世王朝首都都另擇吉地。總結了一下主要有以下原因:其一，自唐安史之亂以後，長安城遭受戰亂毀壞嚴重，戰亂更直接導致人口外遷，經濟影響力下降，唐末黃巢起義使長安遭受進一步破壞，長安已失去作為首都的基本條件。其二，朱溫滅唐建梁，定都開封，開封在此後兩百年裡，成為了當時全世界最大最繁華的都市。開封的影響力徹底沉寂了長安，作為古都徹底退出來歷史舞臺。

中國古代都城的遷徙過程，從秦漢至當代兩千年長度的粗線條來看，是在唐宋之際開始由黃河為軸線，逐漸轉向運河縱線。黃土高原是華夏文明的發源地，秦漢至唐初，長安一帶的關中是膏腴之地，社會經濟文化高度發達，人口稠密，關隘險要，對四方呈壓倒性的優勢。東部洛陽為中心的黃河中下游也是富庶之地，東西向的陸路成為當時流通的主幹道，黃河中下游的財富可以源源不斷向長安轉移。

當時的北方暴露在遊牧民族侵襲之下，南方還有待開發。西晉永嘉之亂引起衣冠南渡，以及唐朝安史之亂導致人口大量南下，兩宋時期更是如潮水般跨過江淮，這些大動亂引起的人口遷徙促進了南方開發，實際上在唐後期，江南已經是維持中央大一統的財源之地了。

長安至隋唐久經戰亂，城市打成廢墟，經濟凋敝，被帝王嫌棄也是正常的。隋朝開通的大運河以洛陽為中心，運量更大更穩定的漕運取代了原有東西向的陸路交通，元代更是將大運河拉拉直，由杭州直通北京，成為全國性的交通大動脈，南北的資源都可以在居天下之中的洛陽集中，後來可以集中到北京，因此長安徹底失去競爭力。

可以看到隋後的都城幾乎都是在大運河沿線，那麼既然江南這麼富庶，除了南宋、明初和民國時期，為何都傾向於定都北京呢？從過日子角度來說，自然是在江南過得爽，朱元璋就定都在南京。但是對大一統的中原王朝來說，北方遊牧民族一直是心腹大患，在北京定都是重在“天子守國門”的意義，集中全國物力，屯蓄守備，如果政治重心偏安南方，於國防不利。

可以看到，中國曆代基本上都是從北方南下統一全國，只有朱元璋，民國北伐兩次算是南方人打敗北方人的，宏觀上來說是由於從中國的地勢北高南低，從北方比較容易控制江河上游南下江南，以及北方騎兵特色的軍事力量對南方有壓倒性優勢等等。蒙古人和女真人大約是抗不牢南方炎熱，又沒法縱馬馳騁哈哈。

當然從每個朝代的個案來分析，定都在哪都是根據當時的國情，需要分別看待。唐朝後期長安已經被打爛了，五代十國期間，首都在開封和洛陽之間搖擺，梁晉漢周都定都在開封，開封在洛陽東部，在漕運上是洛陽的前一站，水陸交通發達且更便捷，經濟發展好，城市建設基礎好，宋太宗趙光義的基本盤也在開封，北宋定都開封有政治和經濟基礎。當然了，定都開封易攻難守，百萬禁軍太燒錢，遼軍和金軍南下好方便，也是挺蛋疼的。南宋麼，淮北都沒了，只能在江南定都了，皇帝膽子小，不敢選南京最後選了更容易守衛的杭州。

北京基建大發展得益於遼朝在幽州建南京，後來金朝擴建成中都，都是重要的南下橋頭堡。元朝定都北京，也是首先看中北京交通和地理環境好，又是東西地勢、草原和農耕地帶的結點，向南可圖中原，向北可以溜回草原，也便於向西控制廣大疆域，天氣舒爽，可以縱馬馳騁。

明太祖朱元璋的基本盤在江南，南京是大本營，因此定都南京。明成祖朱棣造反前在北京當藩王，打得蒙古人滿地跑，知道天子守邊的重要性，而且造反失了南方士族的民心，因此最終還是定都北京了。

經過元明兩代營建，北京特別是紫禁城已經非常高逼格了，吃住都好，自然是極佳選擇。順治帝在北京登基後，南方還有南明，掌權的攝政王多爾袞出於向南可圖中原，萬一打不過可以北撤回老家的戰略考慮，最後定都北京。乾隆六下江南，可知清皇帝們對江南還是非常向往的。

民國定都南京，因為革命勢力在南方，北方還是袁大頭的北洋地盤當時上海佔了全國稅收的半壁江山，比較繁榮，但是上海沿海於首都國防不利，南京是古都又離上海近，因此最後勝選。

整體答的太虛。

先反對幾個觀點：

1、其實到了明清依然有大量的人去秦嶺山區開墾，難道是因為沒樹木了。我想應該是人口增多，邊緣區域逐漸獲得開墾。明代的鄖襄盜亂，清代的白蓮教起義都發生在這裡。也可見這裡的開發潛力。

2、至於歷史大勢，那就基本是玄學了。我可以講個更玄的，華夏文明四千年文明，分別經歷了西向，東向、南向、北向四個千年。你會發現夏商是西向擴張；周是東向擴張，經略東方；秦漢以下逐步南方擴張，海南島到了宋代也得到了大開發；從金元以降，北向擴張，今天的東北、蒙古都是這一時期的遺產。神奇不？歷史大勢不？

（當年剛學歷史的時候以為發現了大理論，後來才知道很民科）

定都的原因

定都有理想因素與現實因素。

理想因素：經濟發達、人口稠密、文化繁榮、兵強地險、政治安全的地方。但這幾個要素很難在一個區域同時存在。

現實因素：歷史傳統因素、政治習慣等。

理想不可能全具備，現實得儘量照顧。往往各朝只是在現實條件下選舉最優解。而且開國者具有更高的遷都權、越往後越難。但開國者一般兵強馬壯、動員力強，在哪定都都安全，而且能徵集來錢糧。後來者呵呵噠。

而且定都首要考慮不是經濟原因，傳統時期政權首要保障政權安穩，以政治原因為主。只要有政治權力，就可以駕馭經濟。“窮極江南、富極塞北”；“南糧北運”都是如此

（看一下區位論再看下《廿二史札記》就明白了）

宋以前的定都

1、西漢的定都

延續了秦朝的經驗（歷史經驗）；關中四面險要，居一隅而空天下（具有地形優勢）。而且這時候草原危機主要在定襄、馬邑一線。（北方安全）。隴西有馬場（馬產地）；六郡有良家子（優質兵員）。軍事優勢佔盡

而且河湟一帶沒有危機，且在控制中。

我們需要從隴西，河煌危機及經略來看。定都有很強的歷史及現實原因。

（圖中四個區域，失去區域1之後，區域2、3很難保住，帶來的就是全面危機。東漢就是1區域的羌亂帶來長久的痛；晚唐也是丟了1區，首都各種危險；宋代平夏，也是先從經略河湟故地開始。）

2、東漢的定都

東安有西漢的疆域，但定都在洛陽。這自然受開國時西北沒有統一，政權依據在東方。而且在之後漫長的時間裡，西北羌亂。誰願意把首都遷到一個天天戒嚴的地方。

3、隋唐的定都

周、隋以關中而取天下，其本位在關中。周邊各種危機都要被處理，吐谷渾被首先處理就是這個原因。

安史之亂，大量邊軍東調，吐蕃逐步佔據隴右十八州。整個關中的就在吐蕃人的眼皮子底下。

所以有：

辛未，寇奉天、武功，京師戒嚴。丁卯，寇奉天，京師戒嚴。甲辰，吐蕃寇醴泉、奉天，党項羌寇同州，渾、奴剌寇盩厔，京師戒嚴。郭子儀屯於涇陽，京師戒嚴。丁卯，寇邠州，京師戒嚴。

每年得調20多萬部隊防秋。理想與現實上，都不適合在這裡定都。但為什麼還不遷都？

答案就是：這時候還能遷哪裡。

宋以降的定都

1、宋代的定都

天水趙家是考慮過定都長安的。但面臨個問題就是唐中葉以來，西北族群已經多元。陝北已經党項化；靈州已經只是前線要塞；隴右十八州壓根不屬於大宋。怎麼定都長安？

宋王朝窮其一生拓邊西北，功最大的時候女真人來了。怪誰？

2、明代的定都

明定都南京，就是打天下形成的必然。但朱元璋考慮過長安。並且讓太子考察去了。

這時候的關中是什麼？由於元代藩封、世侯，西北族群非常龐雜。到了1468年，西北固原盜亂，非常嚴重，建國一百年後都這麼複雜，怎麼定都西安。

3、清代的定都

清代定鼎燕京。隨時跑路關外。這點毋庸置疑。順治考慮過跑走；三藩時候也有人提過；到了英法聯軍到了北京，咸豐都往承德跑。

到慈禧的時候變了，跑西安。

結論

定都首要考慮就是歷史（流傳下來的現實）與政治安全兩大因素，其他也在考慮中，漢定都洛陽；晚唐無奈在長安；宋明有長安的想法，但政治安全不具備；大清入關不可能去那麼西。

思考封建社會的歷史行為，要首要考慮政治因素。而不是上來就太陽黑子、大氣變化之類。而且在歷史中人是主要的舞者。人在當時形勢下作出的最優解就是歷史程序，他是具體的，並不是玄之又玄。

原因有如下，請各位批評指正:

一、長安經過安史之亂、回紇搶掠、吐蕃縱兵、叛軍騷掠、黃巢進擊等已經破壞嚴重，人員已大量流失，不適宜作首都。武則天時已重點建設洛陽並作為神都。

二、京杭大運河開通導致全國糧食運輸可直達洛陽，而到長安反而不便。首都人口多，糧食不能保證如何長治久安。

三、中國古代很長時期內，經濟重心一直在黃河流域，北方的經濟比南方進步。但到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發生了深刻變化。400多年的混亂使北方經濟受到嚴重的衝擊，與此相比，南方經濟獲得迅猛發展，成為全國經濟重心，作為首都亦應靠近發達地區。

四、西北經過過度開發變得乾旱，而西部又有強大的吐蕃回紇，五代和宋歷代君王可沒有天子守國門的氣概，從此長安逐漸沒落。

西安作為華夏中心，曾經有過攝漢魂唐魄，萬邦來朝的輝煌。作為漢民族的幸運之都，西安將永載史冊。"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匈奴未滅，何以成家?敢犯強漢者，雖遠必殊。”老秦人的雄渾和霸氣，一次次喚起中華民族的血性。我為偉大的祖先和偉大的長安而自豪。

個人以為：主要是經濟和國防兩方面的原因導致的。

長安所在的黃土高原是中國禮儀文明的開創者西周和大一統帝國的締造者秦崛起之地，中華歷史上經濟軍力最為鼎盛的漢、唐兩朝都建都於此，這裡也是古代華夏與西方文明溝通的絲綢之路的起點。最為鼎盛輝煌之時萬邦來朝，各地商旅以及文人墨客彙集於此，使這裡成為一座富麗堂皇包羅永珍的時尚之都。可在經歷安史之亂後情況發生了變化，變化來自於兩個方向：江南和西域。

我們先看江南：當秦漢大一統帝國初建之時這裡還是百越蠻族聚居之地，在中央政府看來屬於老少邊窮地區。但在三國時代由於蜀、吳兩國地盤小人口少，卻要和強大的魏國抗衡，那就只有大力開發國土，提高工農業產值，養活更多的人口，招募更多的兵員。於是在這個時代南方的江南和四川得到了大力開發。後來五胡亂華和南北朝時期北方長年戰亂，南方政權雖文弱，但卻富庶安定，於是大量北方流民為生計所迫扶老攜幼來到南方。隋朝統一南北後為消除分裂的種子，便利南北交通，修建了京杭大運河。正是運河的修建使中國的經濟重心開始由西北的黃土高原向東南的江南水鄉轉移，到唐代江南已是煙花繁盛之地溫柔富貴之鄉，關於這點我們完全可以從李白、王維、孟浩然、白居易等人的詩作中領略到。此時中國的人口分佈已和秦漢時期大不一樣：截至漢末三國時期北方魏國的人口比蜀、吳加起來都多，可到了唐代中國南北方人口比例已接近1：1。偏偏此時安史之亂爆發，安祿山從范陽（今北京）起兵攻破洛陽、長安，北方大地再度陷入戰火，於是又一波北方人民向南遷徙，從此中國的經濟重心徹底轉移到南方。

我們再看西域的情況：從長安出發經過西域地區古代的華夏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間始終保持著經濟文化上的廣泛交往。可安史之亂後阿拉伯帝國和吐蕃王朝的崛起迫使中原王朝退出了西域，到了宋代原本接受唐、宋兩朝冊封的定難軍節度使李元昊公然稱帝，建立西夏國，這下絲綢之路被徹底切斷。更糟的是西夏的疆域正好就是今天的陝北、寧夏以及甘肅河西走廊一帶，如果宋代定都長安意味著自己的國都將直接處於敵人的刀鋒之下，對出了名的文弱王朝——宋朝而言這簡直是不敢想象的。當傳統的陸上絲綢之路被切斷後宋代又開闢了透過江南地區向海外輻射的海上絲綢之路，這進一步促進了江南經濟文化的發展。尤其是南宋時代作為偏安一隅的政權長期被北方金國壓制，要想自保只有大搞國土開發發展經濟。所以南宋以後直至明清江南一直是中國經濟文化最發達的地區。近代以後隨著上海作為通商口岸被髮展成遠東最大的城市，江南地區仍然延續著歷史上經濟文化的極度發達。

可問題來了既然經濟重心是往南遷移的，那何不索性遷都江南呢？事實上北宋之後的歷朝歷代除偏安一隅的南宋還真沒誰這麼做。這就不是經濟問題導致的了，而是因為國防問題導致的：中國古代最大的外患就是北方的遊牧民族，若定都江南不利於對北方邊防的鞏固，所以自古以來除了偏安一隅的王朝只有朱元璋時代的明朝短暫建都於江南，只要是一個大一統王朝都不敢把都城建在江南，因為這對北方邊防而言幾乎意味著毀滅性的災難。既然不能把都城建在江南，那就必然會出現政治軍事中心和經濟文化中心一北一南的格局。但偏偏建都又必須考慮經濟問題，至少得有足夠的糧食養活京城龐大的人口吧，這是大運河的作用就突顯出來了，事實上宋以後歷朝歷代的都城無不建在運河邊，就是為了方便轉運江南的糧草稅賦以便供養京師。換句話說自宋以後中國的都城由長安沿著運河線轉移到了今天的北京。

那麼問題又來了運河沿線的城市何其多也，北京何以脫穎而出呢？這主要是因為自宋以後中國的外患由以往西北方的匈奴、突厥變成了東北方的遼、金，而北京正好位於長城沿線，處於農耕文明和遊牧文明交界地帶，於是成為雙方爭奪的主戰場：遊牧民族得到這裡就可以進一步揮師南下飲馬中原；華夏民族失去這裡就命中註定只能偏安江南（還得是像遼、金這樣的對手，要換成蒙元、滿清，偏安江南都別想）。既然這裡是兵家必爭之地，自然應該引起足夠的重視，重視的表現就是定都於此。

說陝西和西安生態惡化，糧食短缺這個說法讓人把牙都能笑掉，60年代我們院子從河北來了一個人在陝西寶雞親戚家一段時間，對關中地區的肥田沃土驚歎不已，整體都要說這裡的土在我們那裡就是肥。秦嶺山脈所環抱的關中地區直到現在也應該是土地最肥哦的地區，我在外地十幾年對此深有感受。至於明，宋倆朝，熟悉歷史的都知道他們一度也想遷都西安，北京不過是離蒙古近，是蒙古人和女真人先在這裡建都的。有些沒有在西安建都的都是短命王朝。只能說他們沒有帝王大略。

可以說是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嗎？ 哈哈，南京我號稱它衰六，因為定都金陵的六個王朝都短命。元定都大都到清進北京吃現成飯，都很好理解，並且易於控制撤退也快。明起於南京，但是北京的燕王奪取天下，北京是他老巢。其實朱元璋當年就考慮西安，可惜去考察的回來沒多久的太子朱標就死了，燕王造反成功，定都北京便順理成章。趙匡胤洛陽人，定都汴梁完全是延續了後周的體制，汴梁交通便利，但是地處平原無險可守。北部丟了燕雲十六州，西部有西夏的壓力。他不是沒考慮遷都，但是當時環境不允許。其實我想說，定都是頭等大事，什麼關隴集團被打擊，關中開始凋敝，可能有些影響吧但絕對不大，關中一直是具備帝都條件的。真實原因，都是因為當時實際情況出於政治考慮國家安全全國中心或者歷史原因各種綜合考慮的。

還有把責任歸咎於白居易的"賣炭翁”，理由是隨著長安人口暴增、導致南山樹木亂砍亂伐，秦嶺植被破壞、直接造成山林蓄水功能驟降，原來漢城周遭的運糧河(現在的漢城湖)水位下降、無法運糧，才造成了國都東移的狀況。

影響都城位置的作用有四：一是政治作用，二是經濟影響，三是前朝影響，四是統治者的起家地方。漢時建都長安主要是藉助關中形勝，一方面可以統御山東各屬國，另一方面也為防禦匈奴等西北遊牧民族。唐時，李唐屬於關隴大家，建都長安，既是靠近自己基地，又藉助關中形勝，進可攻，退可守。這兩個朝代建國都是以爭天下的方式獲得的，對地理形勝看的重些！但關中地方太小，糧食物資都要從東部運來，非常不便，於是兩朝皆實行兩京制，在洛陽建立副都，有時甚至直接遷到洛陽，尤其在王朝後期。可見長安確實比較偏窄。宋的建立是政變獲得的，趙家起於開封，本來也想遷都洛陽的，結果未能如願。宋朝以後，經濟重心逐漸向江南，湖廣一代遷移，關中於是更顯得遠，再者宋太祖透過政策進行了強幹弱枝，偃武修文等政策使得地方挑戰中央的威脅消失，都城於是只考慮來自外部的威脅，明朱元璋建都南京主要是南京便於控制江南富庶之地，也是因為他在南京起家的，後來明成祖遷都北京也是由於南京不便應對來自北部的威脅，把大軍放在不是首都的地方任何皇帝都睡不好覺的，當然也於朱棣起於北京有關聯。

長安，意為“長治久安”，現今西安城的舊稱。從西周到唐代先後有十三個王朝及政權建都於長安，總計建都時間1077年，中國歷史上建都時間最早，歷時最長，朝代最多的古都，居中國四大古都之首，是中華文明的發祥地，中華民族的搖籃，中華文化的傑出代 ，隋唐時期世界最大的城市。

為何從北宋開始不建都在長安有以下幾點:

1.政權更迭，後期朝代處於弱勢。北宋之前的朝代對外強勢，開疆拓土，北宋之後基本都處於防守狀態了。

2.戰爭破壞，經濟重心南移。唐末的長安城遭到了毀滅性的破壞，要營造新都城，所需的海量資源，都必須從遠方運來，成本比北京高得多。而且維持成本也非常高。

3.漢人東遷，人口大量流失。金人佔據關中，長安一帶再遭受兵禍，大批漢人東遷。

之後就建都北京了。

中國出名的名家也很多，最著名的于右任、劉自櫝，沈鵬，啟功，歐陽中石，田氏兩兄弟，範曾，冷軍，崔如琢，石魯、趙望雲、何海霞。後來是方濟眾、黃胄等人。陝西名家中:劉文西、王西京、吳修、雷珍民、吳三大、鍾明善、江文湛、王子武，王金嶺、陳國勇、趙振川、王海力、張之光、馬繼忠、賈平凹，任法融，王有政、崔振寬、郭全忠等有幾位在海外名氣很大。

喜歡不喜歡都有理由，建與不建有理性也有非理性，有些人總受搞歷史必須說，牽強附會！難道選西安定就會有不好的結果了？經濟發展好壞總是與城市客觀主體劃等號，別有用心！歷史就是歷是，不應該被現代人逆時間看後又作為論據支撐其觀點，荒唐至及！

長安的沒落，大致原因有三，環境、經濟、政治。

漢代至唐代，關中地區水源充沛，湖泊密佈，森林茂密，土地肥沃，所謂“關中四塞，沃野千里”。

司馬相如在《上林賦》中，描寫漢代上林苑之美，“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即後世的“八水繞長安”。

此時的長安，是絕佳的建都之地。

北宋後，因開發過度和唐末戰亂，關中地區經濟凋敝，已經不能供養一個超大都市（都城）的需要。加上南方的漸次開發，國家財政逐漸仰仗東南。

北宋建都開封，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漕運來往便利。

長安的沒落，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即中國的主要威脅，由漢唐時期的西北轉向宋以後的東北。

元、清兩代以異族入主，蒙古與滿族都來自北方。建都北京，對其最有利，進可以控制中原，退可以返回北方大本營。

而明朝建都北京，主要還是政治上的原因，即應對來自北方蒙古的威脅。如果建都長安，則鞭長莫及。

新中國建都北京，也是政治上的考量，只不過這時的威脅，由明朝時的蒙古變成了北方的蘇聯。

然而，長安(西安)作為中國一個戰略縱深地，仍是至關重要。

中國在唐朝以後，經濟中心東移，長安和洛陽被徹底邊緣化

長安和洛陽自周朝以來，就一直作為中國的政治中心，像是漢唐盛世皆在長安和洛陽定都。

但從北宋開始，之後的朝代卻再也沒有建都於此了，長安和洛陽也由此衰落，不得不令人惋惜。

這其中的主要原因還是因為唐代之後，中國經濟中心東移，長安和洛陽相對已是偏居西北。而且，像長安周邊的環境也在不斷惡化，在通往江南的運河堵塞之後，長安無法獨自負擔大規模的城市人口了。

不過即便這樣，宋初和明初都曾經想建都洛陽和長安，只是因為種種原因最後都放棄了。

作為都城，長安和洛陽擁有許多其他城市不可比擬的優勢，特別是安全優勢。

從上圖可以看到，長安（西安就是長安）和洛陽周邊都是山川環繞。

長安地處關中平原上，四面山脈相抱，東西南北各有函谷關、大散關、武關、蕭關守護，易手難攻。

而洛陽的地理條件也非常好，洛陽南靠秦嶺餘脈，西面是太行山，只有東北部與平原相接，周邊有函谷、伊闕、廣成、大谷、轘轅、旋門、孟津、小平津八個關隘拱衛，稱“洛陽八關”。

（洛陽八關）

並且長安、洛陽本身都坐落在平原之上，有一定的糧食自持力，而外圍又有高山險峰做屏障，安全係數高，所以這兩座城市在北宋之前一直作為大一統王朝的都城所在地。

北宋是繼承後周而建立的政權，以汴梁為首都。但是汴梁無險可守，所以宋太祖趙匡胤一直想西遷洛陽或長安。

但趙匡胤的想法遭到了許多大臣，特別是弟弟趙光義的反對。

理由是汴梁已經營多年，經濟發達，漕運通暢，交通便利。而洛陽經過連年戰亂早已破敗不堪，且運河已經淤塞，沒有南方的糧食很難養活都城眾多的人口。

可若是要修繕城池、疏通運河，則花費巨大，勞民傷財。趙光義的意見有一定道理，但這並不是其反對遷都的根本動機。

當時趙光義的職務是開封府尹，按照五代政治傳統，開封府尹就是儲君的代名詞，趙光義反對遷都是不想失去自己皇位繼承人的身份。

而其他大臣們也不願意放棄汴京城內的田宅，跟著皇帝去洛陽“自力更生”。所以宋太祖遷都的提議最終被趙光義的一句：“國家之守，在德不在險”給勸止了。

北宋以降，女真、蒙古相繼入住中原。作為關外民族，這兩個政權都將都城設在了中原北部的北京，以便兼顧“本土”和漢地。

明初，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在光復整個中國後，他也曾想將都城前往西安、洛陽一代，並被派遣太子朱標前往關中考察。

朱標在返回後曾建議遷都西安，但此時的西安和洛陽經過元末的戰亂已經徹底衰敗，沒有一個長期的恢復是很難擔任首都的職責的。並且，加之朱標在考察返回後不久就病逝了，這讓朱元璋十分悲痛，於是放棄了遷都的想法。

此後，隨著中國經濟中心的徹底東移，西安、洛陽再也沒有獲得成為首都的榮耀。

（巍峨高大的西安明城牆）

談到長安，很多人都認為，長安改名西安後，整個城市的文化底蘊瞬間變得“窮矮矬”了。

雄偉肅穆的漢唐帝國，愣是被西安這個“銼名”打成了“三級殘廢”，叫多少文化學者不無扼腕嘆息，甚至疾呼吶喊開啟了轟轟烈烈的“正名”運動。

然而，讓人倍感意外的人，古長安城並非現代完全意義上的西安。

根據史料記載，公元前374元，秦置櫟陽縣；漢高帝五年，劉邦以長安鄉為都城，設長安縣，意為“長治久安”之意。

由於，漢長安是在秦咸陽遺址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史記》就有：“漢長安，秦咸陽也”的說法，《三輔黃圖·序》也雲：“武昭，治咸陽，因以漢都”。

而結合現代漢長安城的考古資料來看，漢朝的長安城介於現今的咸陽和西安之間。

到了唐朝時期，唐朝的都城實際上是由長安縣和萬年縣構成，統歸京兆府管轄，取意為“長安萬年”。自此，長安作為一個文化符號永恆固定了下來。

但要搞清楚的一點是，雖然古長安城的地理位置與現今的西安無所差異，但古代的長安城的行政區劃，僅僅相當於如今的一個區。

而長安城的上級行政管理統轄，自秦至元就有內史、京兆尹、京兆郡、京兆府和奉元路等稱謂，直到明洪武二年，徐達攻克奉元路，始置西安府，自此，長安就有了“廢柴”西安的稱謂。

但毫無疑問的是，長安自古作為漢唐王朝的大型國際化都市，素來就有“西有羅馬，東有長安”的美譽。

而放眼長安所處的地理位置，其八百里關中平原，南扼秦嶺，北望黃土高原，西達隴山，東控崤山的險勝地形，輔之以潼關、函谷關的天下名關險隘，再憑藉涇渭二水和肥沃的土地，實乃龍興之地、帝王之資也。

然而，就是這塊擁有帝王之氣的風水寶地，自唐朝以後，卻再無建都於此的大一統王朝了，有著漢唐龍脈帝都的長安城，為什麼就變成了無人問津的“廢柴”了呢？

地理位置

長安，地處浩浩八百里秦川的關中平原，北部為平均海拔2000米的溝壑縱橫的黃土高原，南部為東西綿延400～500千米，南北寬達100～150千米的秦嶺山脈，西部為山脊海拔超過2500米的六盤山脈，東部為崤山和中條山夾峙的滔滔黃河。

整個關中平原西窄東寬，渭河橫貫其中，盆地兩側地形向渭河傾斜，由洪積傾斜平原、黃土臺塬、沖積平原組成，呈階梯狀地貌景觀。

西邊，大散關橫亙秦嶺和隴山之間，乃川陝用兵之要地，東邊，函谷關、潼關沿黃河逶迤西來扼守東方六國。

自春秋戰國以來，函谷關便以西據高原，東臨絕澗，南接秦嶺，北塞黃河的險要位置聞名於世，因其東連洛陽，西達長安的戰略位置，故此，自古以來就有“雙峰高聳大河旁，自古函谷一戰場”的說法。

周慎靚王三年，楚懷王舉六國之師伐秦，秦依函谷天險，使六國軍隊“伏屍百萬，流血漂櫓”。公元前241年趙、楚、魏、韓、燕五國以春申君黃歇為統帥聯合攻秦。

史載：“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乃相與合從，西伐秦，而楚王為從長，春申君用事。至函谷關，秦出兵攻，諸侯兵皆敗走。”（《史記·春申君列傳》），

由此可見函谷關地勢的險要。然而，秦朝以後，黃河裹挾的大量泥沙逐漸在函谷關以北的峭壁腳下堆積，形成了一段崤山以東通往關中平原的通道，來自東方六國的大軍可繞開函谷關經由此道入秦。

函谷關雖然依舊能夠起到無可比擬的戰略防守作用，但關中的守軍卻不得不分兵據守黃河沖積而形成的河岸，這樣一來，函谷關就失去了“一泥丸而東封函谷”的戰略價值。

此後的函谷關由於黃河的肆虐，大量泥沙沿岸沉積，函谷關徹底失去了“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險要地位，取而代之的是潼關。

從地圖上我們會發現，潼關地處函谷關以西約70公里的位置。關於潼關的名稱由來，《水經注》載：“河在關內南流潼激關山，因謂之潼關”。

潼關，北臨黃河，南依秦嶺，關口以東，緊靠著全長約5裡的深溝道路----“黃巷坂”，由於“黃巷坂”寬度不足兩米，戰車極難通行，因此，該關是不亞於古代函谷關道的天然防禦陣地。

雖然潼關地勢也極其險要，然而，潼關與函谷關相比卻有個致命的缺陷。

潼關以東有兩條深溝，溝底都有流水經過，關外敵軍倘若先是南下繞道秦嶺，然後沿山麓前進到深溝南側，向北實施強攻。那麼，潼關就變得沒有任何的戰略價值了。

歷史上的黃巢起義大軍就曾以部分軍隊牽制住潼關的唐軍主力，然後再出奇兵渡過南面的深溝溝底，唐軍由於遭受兩面夾擊而全軍潰敗，整個關中地區的防禦瞬間土崩瓦解。

也正是由於扼守關中平原的函谷關、潼關先後失去了極其重要的戰略價值，崤山以東的軍隊倘若西進入秦也就比秦漢時容易得多了。

自然條件

關中平原，內有涇河、渭河、汾河、洛河等天然水系密織其間，秦以後又有了鄭國渠、白渠、漕渠、成國渠、龍首渠等人工開鑿的水利工程。

以長安縣當地縣誌《西安府志》卷五記載：“長安之地，潏、滈經其南，涇、渭逵其後，灞、滻界其左，灃、潦合其右”。

也就是說，古時候長安這個地方，四面環水，是一個水網密佈，土地肥沃的魚米之鄉。

司馬遷在《史記·留侯世家》中更是說過：“關中左崤函，右隴蜀，沃野千里，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

而另據《史記·貨殖列傳》載：“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由此可見，關中地區在秦漢時期的富饒程度。

然而，到了隋唐年間，關中平原的富足盛況不復以往，甚至出現了“關中蝗，食草木都盡，旱甚，灞水將竭，井多無水”的局面。

為什麼雨水充沛、土地肥沃的關中平原，自隋唐開始就變得多災多難了呢？

根據近年來有關學者對關中平原的氣候資料進行統計分析，發現隋唐以前的關中平原氣候溫潤、土地肥沃，甚至南方的水稻一度在關中平原有過大面積的種植。

而到了隋唐時期，由於人口的暴增和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以及消耗的大幅度增長，長安周邊山地和丘陵地區環境的壓力劇增,造成環境的迅速退化,導致關中平原水旱災害頻繁發生。

人口的暴增、資源的過度開發，關中平原不再是原來的“天府之國”了。自隋唐開始，帝國中央政府就極度依賴黃河中下游地區和江南的財賦。

由於關中平原四塞閉塞的地理環境，糧食轉運耗費成本巨大，隋唐兩朝不得不實施長安和洛陽的“兩京制”，以期透過洛陽便捷發達的水運，將長江以南地區糧食和稅貢運抵長安。

綜合的來說，也正是由於關中平原地理環境的變遷，扼守關中的潼關、函谷關失去往日重要的軍事防禦功能，加之關中地區人口暴增和過度開發，氣候和水文等各方面嚴重透支，關中平原再也無力承擔起作為“控崤函而制九州，執敲撲而鞭笞天下”的京師重任了。

而作為漢唐龍脈的長安城，故此往後再也沒有昔日的雄風威勢了，泱泱長安也自此淪為了“廢柴”般存在的西部城市了。

參考資料：

1. 《史記·留侯世家》、《史記·貨殖列傳》

2.《水經注》、《史記·春申君列傳》

3.《三輔黃圖·序》

4.作者殷淑燕，黃春長，仇立慧的論文《歷史時期關中平原水旱災害與城市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