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認為，《水滸傳》悲慘結局具有其必然性。

無論是從作者本身的寫作意圖、寫作背景還是人物塑造來說，悲劇的結局都是必然的。從作者的寫作意圖來說，只有悲劇的結局，才能夠深刻體現其批判性；從寫作背景來看，作者無法改變既定的歷史事實，也無法改變一個傳承千年的民族中個人的思想；從人物塑造來說，作者無法改變人性中根深蒂固的價值觀。可以說，《水滸傳》寫到最後，這樣的結局才是符合邏輯、人性與事態發展的結局。

針對其必然性，下面將從人物塑造，寫作背景與歷史背景等方面進行一些粗淺的分析。

宋江所受的忠義思想的影響

首先從小說中的人物來分析。梁山一百零八人大部分人的悲慘結局，當然是源於老大宋江的領導，這種領導，是革命不徹底的領導，無論對錯，總歸是斷送了其中大部分人。宋江，作為梁山第一把交椅，作為帶頭大哥，梁山最終的走向，是由他的意志來決定的。正因為他的主動招安，才有了征討方臘，導致眾好漢如麥子般被收割。

這是他的原罪，但也並非他一個人罪。其實《水滸傳》中，宋江角色的內心，是充滿著矛盾的，宋江在文初的定型是"孝義黑三郎"，這其中，關於忠的成分就很少。我們看他私放晁天王就可以窺見一二。晁蓋等人劫取生辰綱，在當時是沒有太多合理性的，如果非要定性，更多的是強盜的行徑。但宋江作為體制內的押司，在得到資訊的第一時間考慮的是"義"，不惜冒著生命危險，馬上報信給晁蓋，在這裡，完全只有"義"的成分。

宋江聽罷，吃了一驚，肚裡尋思道：“晁蓋是我心腹弟兄。他如今犯了迷天大罪，我不救他時，捕獲將去，性命便休了！”

後來在"潯陽樓"題反詩，雖然此時宋江已經是飽受磨難，心態發生了變化，但從題反詩的行為來看，也說明宋江內心其實對朝廷的"忠"並非那麼的強烈和根深蒂固，尤其是那句"他時若遂凌雲志，敢笑黃巢不丈夫！"，在當時可謂是極其大逆不道了。

自幼曾攻經史，長成亦有權謀。

恰如猛虎臥荒丘，潛伏爪牙忍受。

不幸刺文雙頰，那堪配在江州。

他年若得報冤仇，血染潯陽江口。

……

心在山東身在吳，飄蓬江海謾嗟吁。

他時若遂凌雲志，敢笑黃巢不丈夫！

但後期梁山上的宋江，思想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他的"忠君"思想佔據了上風，一直在籌劃招安，當然此時也有"義"，可能在他個人看來，已經屬於報效朝廷，屬於讓兄弟們封妻廕子的大義。

眾弟兄聽說：今皇上至聖至明，只被奸臣閉塞，暫時昏昧，有日雲開見日，知我等替天行道，不擾良民，赦罪招安，同心報國，青史留名，有何不美！因此只願早早招安，別無他意。”

變化的原因個人分析主要有兩個方面:

一、中國傳統忠君思想的根深蒂固

中國的文人，骨子裡還是具有一種家國情懷的，忠君的思想，是幾千年社會傳承下來的，很難改變。宋江本身就是一名官員，上梁山落草實屬無奈，所以一旦勢力做大，就想到招安報國，圖個封妻廕子。另外，在任何年代，尤其是封建皇權時代，落草為寇都不是什麼光宗耀祖的好事，反而會讓家人抬不起頭，用楊志的話說，就是"不肯將父母遺體來玷汙了"。這也是宋江轉變的根本原因，此時他勢力已經做大，已經有了忠君的條件。

中國人，主流的思想講究的都是衣錦還鄉，光宗耀祖，這誠然是一種虛榮心，也是中國文化沉澱所造就，就如項羽所說:

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

為盜為寇，不到萬不得已，是不會選擇的。宋江作為一名文人，在梁山已具規模的情況下選擇招安，這不是宋江一個人的選擇，而是那個時代受過多年文化薰陶的多數人的選擇。

二、一個上位者求利後勢必求名

宋江在前期不太具備忠君思想，甚至題反詩，有反意，卻又在後期轉變如此之快、之突兀，個人認為是其發展壯大後的必然選擇與趨勢。很容易理解，一個人在逐到足夠的利、勢力開始龐大後，開始追求的，勢必就是名。

這就猶如今天的很多老闆，在企業發展壯大，效益已足夠支撐公司良性發展後，轉而開始做慈善，扶貧，辦學校等等，無非就是求名，這都是人性使然。

從表面看是由宋江引起，但環顧宋江及梁山以外的環境，歷史的程序，不得不說宋江既是當時的興者，也是當時的哀者。

梁山的悲劇是時代的悲劇，其揭示的是農民起義不能推翻封建王朝，農民作為革命的領導階級，由於其自身的侷限性，不能提出更高的革命綱領，推翻了皇帝，還想做皇帝。這也是《水滸》能躋身四大名著的硬核原因。

梁山泊悲劇，宋江之過？

梁山好漢替天行道，最終卻落的個四分五裂，死的死，走的走，這不免使人為他們鳴不平。在批判宋王朝腐敗的同時，許多人也將矛頭直指宋江——這個梁山泊的領軍人物。

有人認為，梁山好漢之所以會落得如此結果，是宋江一手造成的。作為戰無不勝的農民起義軍領袖，宋江卻斷然拒絕瞭如同李逵說的：“殺上東京，奪了鳥位”的主張，自覺選擇接受朝廷的招安的政治道路，帶領“替天行道”的梁山泊義軍，去殘殺“僭號稱王”的方臘義軍，在兩敗俱傷的大屠殺中，遭到慘痛的失敗。他們認為，如果當初宋江採納李逵說的：“殺上東京，奪了鳥位”的主張，以梁山泊當時的實力，定能推翻宋王朝。而宋江卻奴顏婢膝，為了自己的官位，拿兄弟們的生命當賭注，真是個忘恩負義之徒。

識江湖好漢，但有人來投奔他的，若高若低，無有不納，便留在莊上館穀，終日追陪，並無厭倦；若要起身，盡力資助，端的揮霍，視金似土。人問他求錢物，亦不推託；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難解紛，只是周全人性命……以此為東，河北聞名，都稱他做及時雨。”，由此可見，宋江乃仁義之仕，決不會為了自己的官位，拿兄弟們的生命當賭注。

然則為何要接受招安？我認為，這是由當時的社會風氣所造成的。當時社會宣揚“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宋江便是這種思想的產物。宋江還是鄆城押司的時候，其父便苦勸他不要與梁山草寇來往，好好為官，處人頭地以便光宗耀祖，宋江也答應了。如果不是因為閻婆惜命案，他根本不會投奔梁山。他一直稱北宋的皇帝為“聖上”，可見在封建觀念中的“天子”在他的心中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高俅到來他親自下山迎接並在談判中保護其不被梁山好漢追殺，以致氣死林沖。他一直認為走與統治者的合作才是“正道”他鄙視自己和兄弟們“落草為寇”。最終為維護“兄弟們的名聲”將苦心經營的水泊梁山交給朝廷，這便是他招安的源頭之由，這也預示著起義的不戰而敗。

不僅是宋江，梁山好漢中的許多人，如盧俊義、關勝、史進、柴進、秦明等人，他們也深受“三綱”思想的影響，他們是支援招安的。所以，選擇招安不是宋江個人的決定，是在“三綱”思想影響下的必然選擇。所以，將梁山好漢起義的失敗歸罪於宋江，這是有失公允的。

梁山泊悲劇，並非宋江之過。梁山泊悲劇，這也是社會的悲劇。

梁山的悲劇其核心人物還是宋江宋公明，他雖然做過朝廷的小吏，拿過朝廷的俸祿，但也慘遭迫害。在他的骨子裡卻始終沒有放棄對大宋朝廷的忠愛，以至於主政梁山第一把交椅後，在最關鍵時刻，本來可以與朝廷分庭抗禮的優勢，甚至推翻大宋王朝的優勢，徹底的斷送掉。所以，把他看成是投降派，一點都不為過。

梁山一百零八人大部分人的悲慘結局，當然是源於老大宋江的領導，這種領導，是革命不徹底的領導，無論對錯，總歸是斷送了其中大部分人。宋江，作為梁山第一把交椅，作為帶頭大哥，梁山最終的走向，是由他的意志來決定的。正因為他的主動招安，才有了征討方臘，導致眾好漢如麥子般被收割。

在任何歷史條件下，梁山的強盜行為都一定會遭受沉重打擊。

國有國法，家有家規。

如果任何事都按照自己的理解和意氣用事去行事，那還要國家幹什麼？要法律幹什麼，難道說這個次序由你來維護？

人無完人，金無足赤。一個國家它也難免會有犯錯和無知的時候。應該給予一定的空間和時間，讓他自我調整。而不是你站著想怎麼樣就可以的。

所以說這個悲劇不禁是在宋朝時會形成，放到任何時期都會被打擊。

一支革命隊伍從誕生到壯大到最後覆滅整個過程，他自己的生命週期長短，是由下面幾個因素來決定的：

第一. 隊伍的結構是否能夠適應時代的發展？就梁山泊來說，隊伍的主幹是流氓階級，這種階層的主要訴求就是住得下、吃飽飯，在安定之後，最多再加一個成家生子的願望，至於立業是談不上的，因為他們的出身決定了他們的思維方向，上了山之後，雖然有宋江盧俊義和吳用這個領導核心團隊在領導著他們，但是小山頭林立，小團隊成風，比如魯智深、武松、楊志、孫二孃等原二龍山團伙，智劫生辰綱團伙，顧大嫂團伙等等等等，細數出來可能得有近10個，這就決定了梁山綱領的兩面性，一面是替天行道的表面綱領，這其實是宋江建立起來的，一面是江湖義氣抱團搶劫樹倒胡孫散的黑社會綱領。儘管最後被招安是宋江核心團隊力主的決策，但是其他人只是無奈之下只好追隨，因為不被招安，他們也拿不出更好的主意來，最關鍵的是其他人如果不同意就從此失去了賴以服眾的領袖，其他人誰都沒有這個能力來再豎大旗，如果不同意，還會被其他團伙在宋江的授意下所孤立，因此，這樣一個隊伍構成，是不可能提出比招安更合適的革命途徑來，也不可能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找出高於他們本身階層的革命方向來。宋朝當時已經開始孕育資本主義萌芽，團結工商農民這種具有徹底革命性的隊伍進行天翻地覆的社會改造，他們是完完全全做不到的。

第二.核心領導團隊的認識侷限。梁山的三大頭領中，宋江是絕對的老大，但宋江是什麼人，公務員階層裡面最低階的小吏，他連官都算不上，只是一個末等小吏，這就決定了他這個人的志向不可能真的是敢笑“黃巢不丈夫“，如果他沒有自認多讀幾筐書還好，比如李自成，本身讀的書並不多，因此李自成心目中所謂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綱常概念淡薄，心中是真正的睥睨天下黃巢的，而宋江顯然中的書毒不淺，一旦朝廷稍示小恩，對一個小縣城的小吏來說，真的是天恩眷顧感激涕零，感謝自己十八輩祖宗積德。他是絕對不會選擇繼續當強盜，因為駕馭著手下的一群虎狼之徒，自己一介書生，時間久了就不好辦了，況且吳用這個人作副手，是真的百無一用，不堪大用，並不能幫自己非常持久的安撫手下這幫黑社會兄弟們，宋江是很清楚這點的，所以繼續做強盜絕非自己的長久之計。除了詔安一條路，他想不出更妙的招數來。他這個路數就相當於現在有誰受了冤枉，於是在微博上連續轉發鬧騰，鬧得民眾的輿論響了，上面自然就關注了。他的一切的所作所為都是為了引起皇上的注意。

再說二頭領盧俊義，這個人的面孔自從上了梁山之後就是模糊的，一切都唯宋江是從，因為他本來也只是一個地主階層的傑出分子，上梁山也是被陷害設計的，他只求能夠保命就行了，絕對不會再提別的什麼么蛾子決策，尤其是不同於宋江的，更不會提，施耐庵這個人是非常聰明的，上了山盧俊義也就沒法寫了，所以說乾脆就一筆帶過就得了。

還有吳用，他能夠在晁蓋死後仍然躋身領導團隊之列，主要還在於採取了和盧俊義一樣的策略，跟宋江。梁山上諸多戰役，大家可以看到吳用起到的作用並不大，倒是一些小的技巧陰謀詭計的時候他能派派用場，所以此人施耐庵給他起名叫吳用，沒有大用，絕非大智大謀之輩。

第三. 作者的安排。可以試想一下，如果你是《水滸傳》的作者，你會怎麼安排他們後續的章節呢？難道就讓他們一路造反下去？那後面還有什麼精彩可言呢？還有什麼熱鬧可看呢？大宋朝又不是他們推翻的，他們最後還不是牢牢的被朝廷給鎮壓了，施耐庵他沒有那個創新意識，非要去改寫歷史，整一個荒誕版的非現實作品。因此除了安排他們被招安，徵方臘死的死亡的亡，傷的傷跑的跑，一個故事以悲劇收官，當然會讓讀者念念不忘。皆大歡喜的happy ending，一笑了之的事情誰會提不起放不下呢。

梁山的悲劇毛澤東有精彩論述，他一針見血地指出，梁山的悲劇在於宋江的投降主義，宋江把“聚義廳”改為“忠義堂”，確定了投降招安的路線，最終導致梁山好漢死的死，傷的傷，散的散的悲劇。

梁山水滸本就是歷史的必然趨勢，悲劇還是喜劇，只是演繹不同的人在不同時代下的權謀算計和生活百態，108好漢的人性革命，只能出現在特定時代，離開時代的背景既無關悲喜！

一、時代的必然。所謂的108好漢聚義，就起本質而言，大多數並不是“逼上梁山”，多數在上梁山之前也不是最底層的人，這群人聚集在一起，靠的是忠義。忠，在那個時代，就是忠於朝廷，忠於皇帝，是現代眼光看來的所謂的“愚忠”，這必然決定了他們的造反是不徹底的，所以招安雖然是妥協的結果，但卻成為必然的選擇。

二、宋江的奴性。作為梁山好漢領導人的宋江，具有傳統的“忠君”觀念，他的忠，使他骨子裡少了另立爐灶的血性，他自始至終都沒有造反的念頭，他上梁山，不是被迫，而是無奈，正是他骨子裡的封建正統思想，讓他多了太多的奴性。

三、綠林江湖義氣的末路。梁山好漢身上的江湖義氣，讓他們沒有理性分析問題的頭腦，而是選擇了一種對帶頭大哥的盲從，為了這個義氣，甚至可以一忍再忍，哪怕家破人亡，人頭落地。這種義氣，讓他們的命運根本沒有掌握在自己手中，最後只能走向窮途末路。

梁山說悲亦悲，說榮亦榮。主要是站在哪個角度看。

若論生死，論野心梁山是悲。那麼多所謂的好漢死了，本想招了安過個安穩日子，沒想到幾仗下來人死了大半，豈能不悲。

梁山人未能坐天下，一掃宋室，反而屈於宋室，豈是英雄所為。這是第二悲。

若說榮，倖存者大都封官晉爵，光耀子孫。這從當時的社會來看，是非常榮耀的，不然宋江招安怎麼會有那麼多人支援呢？

可見梁山好漢大都不願佔山為王，還是封官過安穩日子好。現在朝庭來招安，殺了人既往不究反而升官有工資，這種好事當然具有吸引力，所以大部人都同意了，有人把招安怨在宋江頭上，其實老宋不過是應了個頭，主要還梁山人心所向，反對者也只有幾個人，沒有一個有野心胸懷大志的。可見梁山也不過如此。

梁山的悲劇無疑是那個時代造成的，時代才是這出悲劇的編劇和導演。當然，宋江這廝也難逃“幫兇”之責。

一 社會黑暗，官逼民反

當時的情況是，社會上層：奸臣當道，勾陷忠良；社會中層：社會底層：惡霸橫行，欺良凌弱。水滸傳濃墨重彩描述的幾位主要人物林沖、魯智深、武松、楊志等等，莫不是被這個社會的各種黑暗逼上了梁山。

宋江入獄說不上被逼，但其個人的所作所為本身就是當時基層官場昏庸黑暗、濫用公權、營私舞弊的一個縮影，正因為他的劣跡斑斑，帶累了戴宗、李逵、阮氏兄弟、張氏兄弟等一大幫人跟著上了賊船。

二 精英階層的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

梁山接受招安，使得悲劇定型。但若只是宋江一人提出應招，此事難成。

梁山上有一群中下層武官和基層“公務員”出身的人，他們本來屬於國家體制內的人物，權且將這群人稱之為“精英階層”，代表人物為宋江、關勝、呼延灼、秦明、董平等等。這些人從小讀書習武，他們的理想是在體制內透過立功建業不斷晉升、出人頭地，最終封妻廕子、光宗耀祖，他們從骨子裡不屑於落草為寇，窩在梁山只是被逼無奈下的權宜之計。這裡不得不說，宋江雖為區區小吏，但其光耀門楣的野心最大；林沖雖貴為八十萬禁軍教頭，卻已心如死灰。

這群人不僅人數眾多，而且大多數佔據著梁山的高位，具有至關重要的發言權。尤其是宋江，更是群龍之首。正因為如此，一旦朝廷丟擲橄欖枝，宋江登高一呼，常委響應（除了林沖），招安之事自然水到渠成。

我甚至懷疑，宋江一開始便將精英階層安置在重要位置，就是在為後來佈局。

三 個人命運難逃政治棋局

應該認識到，被招安後的梁山人馬，就是朝廷借刀殺人、鞏固統治的棋子而已。無論是否有高俅、童貫之流從中作梗，朝廷都絕不可能讓這支有“不良記錄”的隊伍完整地留著成為心腹之患。在政治這盤大棋中，所有人都難逃棋子的厄運。

宋江聰明一世，機關算盡，卻沒能悟出這個道理來。他既是悲劇中的人物，也是釀造悲劇的幫兇。

宋江是小官吏，是皇帝的奴才，求招安害死了108將，包括宋江自已也在內。

2013考古成果顯

司馬懿章也發現

臥龍寓居已不見，

襄陽多次把城遷。

現襄陽城是陰宅，

劉表族墳裡面埋，

亮家不在古隆中，

襄陽說造假亮宅。

忠義不能兩全，這是自古為官者也好，綠林好漢也罷，都不能實現的一種經典俗語。若忠而又講義，此為成就之最大忌諱，故，去其中一個，要麼做官步步高昇，併為朝廷，為百姓能做大事；要麼，能成為江湖人人信得過，讓頗多好漢敬你為有情有義而跟隨，因此，《水滸》中的宋公明早期是綠林兄弟的敬佩之人，但得到梁山好漢的領導地位之後，朝廷官吏之本性顯露在外，想為朝廷效力，為民請命，造福一方；或名流千古，不願扣賊寇之名而當時梁山好漢邁步了招安的途中。實際上，北宋朝廷走向沒落之路，不應該為此付出，或自己，或方臘來代替當世朝廷，若此時不亡宋，過幾十年已是釀出了靖康之恥，所以宋江此時的接受招安應屬於錯誤的行為。

毛主席晚年時評點過《水滸傳》，他老人家一針見血的指出：“宋江是投降派”。“宋江投了降，就去打方臘”。因此可見：梁山的悲劇就是宋江一手策劃出來的。

宋江是北宋微宗時期山東鄆城一小吏，他才不高自視甚高，官不大野心極大。只可惜人算不如天算，宋江還未等到蔭妻封子的官運，確被“殺惜案”所逼，不得已奔投梁山，落草棲身。後又透過手段接過兆蓋大印，當上寨主了。

不得不說，宋江也是被逼上梁山的。宋江一生的抱負就是封候拜相做大官，他雖然與梁山好漢時有聯絡，但上樑他想都不會想。“殺惜”事件成為了他人生最大的轉折點，命運的巨浪打碎了他暢遊宦海的小船，使他最初的努力都成空了。但他不屈服，他在選擇新的途徑來實現個人野心。自他當上梁山寨主那一刻起，他就計算著如何把梁山隊伍當作一塊敲門磚，去敲開朝庭的大門。當作一艘新船，重遊他夢想的宦海。他四處打探，四處拉關係，尋招被朝庭招安的機會，他一心要用梁山這面忠義大旗實現重新升官發財的美夢。最後在風塵女子李師師的穿針引線下，終於實現了他的被“朝庭招安”大計。他自提詩為證：借得山東煙水寨，來買鳳城春色！

這就是梁山事業土崩瓦解的原因，也是梁山眾好漢目光短淺、看錯了人、選錯了當家人帶來的悲劇。

梁山的悲劇乍一看確實是宋江之過，因為他在梁山坐實了首領交椅之後就開始想著朝庭招安之事，可以說是宋江加快了梁山悲劇的程序。但是正如我們在《水滸傳》裡所看到封建腐敗的大宋皇朝把那些本是良民忠官的臣子個個的“逼上梁山”落草為寇，似想一下哪些民人從上梁山的那一刻起就註定不會有啥好結局，哪個皇帝容下子民造反，反民被朝庭剿滅也是早晚的事……。

梁山的悲劇我認為是及時雨宋公明造成的，其實宋公明在來就是朝廷一官吏，因為一段情史惹上殺身之禍，萬不得已才投奔梁山，在他骨子裡就沒有對抗朝廷的意志，沒有徹底反擊朝廷的決心，兄弟們跟著他走向招安，然後被奸臣利用，火拼方臘，這就是一條不歸路。，他那裡預料得到。當時腐朽，奸臣當道的宋廷政權，哪能容得了這般草寇群雄。

就我們現代人反觀歷史，這裡說兩點並簡述如下:

1、“名不正則言不順”的觀念。

梁山好漢集團再怎麼強大，也是靠打家劫舍，在當時是沒有什麼名分的，甚至被執政者叫“賊寇”，這是很多集團內部頭領、尤其是在朝廷當過官吏的人的心中刺！因此，被招安實是必然。

2、階層等級觀念及其利益關係和衝突。

在當時朝廷統治者集團看來，這幫“賊寇”不僅粗俗野蠻，野性不改，不好管教，而且會危及自己的地位和利益，所以明著招安，實則利用梁山集團對抗當時有席捲之勢的方臘農民起義集團，坐山觀虎鬥，使其兩敗俱傷，最後達到穩固地位和利益的真實意圖。

梁山集團的大小頭領來自社會的中、下層，無論如何都是有他們單純的一面的，他們並不瞭解上層社會及其遊戲規則，寄希望於透過招安、鎮壓方臘、建功立業和獲得肯定而改變自己的命運，殊不知正中當朝者下懷。悲劇就此註定。

施耐庵

他追求的是一個理性的結局，把充滿浪漫情懷的聚義拉回了血淋淋的現實，所以梁山註定是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