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是北宋的一位大文豪，也可以說是我國古代少有的一位文學全才，然而他時運不濟，仕途坎坷，尤其還遭遇過一場北宋鮮有的“文字獄”——烏臺詩案，入獄103天，幾乎要成為北宋開國以來第一位被問斬計程車大夫。

北宋從建國起，宋太祖趙匡胤就重文輕武，並立下不殺士大夫的祖訓。宋仁宗也非常痛恨官員羅織材料、誣陷他人的行為，並規定誤判致人以罪者，終身不再選用。

可是，蘇東坡卻有點運氣不佳，他入仕不久，就身不由己地捲入了一場風雲激盪的政治風波，那就是由宋神宗主導、王安石組織的“熙寧變法”。

當時，蘇東坡還不是京官，他大多在基層任職，親眼目睹了新法的執行情況，尤其是“青苗法”在執行中嚴重走樣，損害了老百姓的利益，因此蘇東坡上書表達了對新法的意見和建議。

但是，年輕氣盛的宋神宗急於推行新法，聽不得對新法的指責，再加上蘇東坡是當時的文壇領袖，他的話往往成為左右輿情的風向標。

於是，御史李定、舒亶認真研究蘇東坡的文字和文章，終於從蘇東坡調任湖州後例行公事寫的一篇《湖州謝上表》、詩歌《王復秀才所居雙檜二首》中，找到了他們需要的文字，進而彈劾蘇東坡，說他的詩文中有譏諷皇帝、攻擊新法的話。

元豐二年（1079年）七月，宋神宗下旨捉拿湖州知州蘇東坡，蘇東坡隨即被捕入獄，並坐牢103天，前後受牽連者竟達數十人。這就是北宋著名的“烏臺詩案”（烏臺，即御史臺，因其上植柏樹，終年棲息烏鴉，故稱烏臺）。

蘇東坡入獄後，作為因變法而步步高昇的御史李定、舒亶等當然不放過這個打擊異己的絕佳機會，他們欲置蘇東坡於死地的態度非常堅決。作為一位當時已有很大名氣的文人，蘇東坡在御史的拷問下，受盡欺辱。

據說，蘇東坡下獄時，獄官們甚至當面就問蘇東坡祖宗五代有沒有“免死鐵卷”。按當時的規定，只有死囚才會詢問五代之內有無“免死鐵卷”，其他一般只問三代，由此可見當時他們給蘇東坡定的罪行之重。

然而，作為下令捉拿蘇東坡的北宋皇帝宋神宗，在御史們不斷地向他提供蘇東坡“反詩”新證據、不斷給他增加誅殺蘇東坡理由的時候，他卻有點六神無主了。

宋朝不殺士，這是已經建國百年之久的北宋祖訓，他不能為此開殺戒，成為北宋第一位暴君。但是，蘇東坡對新法的批評又太明顯，並影響到了新法的推行，也造成了較大的負面影響，這也是他不得不面對的問題。因此，蘇東坡被捕入獄，反而成了宋神宗的一個燙手山芋，放也不是，殺也不是，這讓宋神宗左右為難。

那麼，蘇東坡到底是出於國家大局還是一己之私來表達對新法的態度，成了宋神宗判斷蘇東坡此案的關鍵。為此，宋神宗做了一個有趣的決定：安排宦官去監獄裡做“密探”。

某一天，蘇東坡在獄中像往常一樣，天黑後倒頭便睡，他剛躺下不久，就有兩個人進來，什麼也不說，也是躺下就睡。蘇東坡也並未在意，而是繼續睡去。到了凌晨四更的時候，這兩個人又悄悄地離開了監獄，蘇東坡還是鼾聲如故。

後來，蘇東坡才知道，這二人是宋神宗身邊的“密探”，專門來觀測蘇東坡，看他心裡有沒有鬼，心中有鬼，自然輾轉反側難眠，心中無鬼，則正常起居入睡。

第二天，宋神宗在朝堂上高興地和大臣們說：“朕知道蘇軾胸中無事也！”此時朝中多人為蘇東坡求情，再加上已經退隱金陵的王安石也上書說：“安有聖世而殺才士乎？”

最終，蘇東坡被判了個從輕發落，貶為黃州（今湖北黃岡）團練副使，這一職位相當低微，並無實權。但是，蘇東坡經歷過這次劫難後，在某種程度上說可謂是脫胎換骨，他的藝術才情得到昇華。黃州對於蘇東坡來說，成為他人生中的一個輝煌之地：《赤壁賦》、《後赤壁賦》、《念奴嬌·赤壁懷古》閃耀誕生。

很想回答這個問題:大文豪蘇東坡一生曠達歷練，所做詩詞大多豪放奔放，這與他做人一樣受人欣賞，可是他在政治上卻很坎坷，曾因“烏臺詩案”而入獄，差點丟掉性命，這段鮮為人知的事情究竟怎麼引起的呢？宋神宗為何沒有殺掉這個驚動朝野的蘇大學士呢？下面我們共同探討一下:

熙寧年間(1086一1077)王安石實行變法，曾遭到蘇軾的反對，由於蘇是文壇領袖，備受人推崇，蘇軾的詩文流露出對變法的不滿，在社會上影響較大，對新政變法的推行帶來不利。在王安石變法失利後，又在元豐年間(1078一1085)從事改制，“烏臺詩案”就發生在這個緊要關頭。

這個案子還和一個重要的人物有關一一王安石的學生御史李定。正是這個李定把蘇大學士送進了監獄。元豐二年(1079年)七月，蘇軾被御史臺派人逮捕入獄，他們指責蘇軾在詩文中歪曲、誹謗朝廷。而御史李定、何正臣、何亶等人以蘇軾《杭州紀事詩》為證據，又從其他詩句中斷章取義給予定罪，如:“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無術。”“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等等說蘇軾如何如何不好，罪大惡極，應處死罪。

原來這個李定雖是王安石的學生，但他是王安石在變法期間一手提拔到御史的，因此對蘇軾的反對新法非常不滿，再加上蘇軾對這個李定因不守母孝加以批判，於是遭李定這個奸詐小人的百般構陷。在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構陷下，蘇軾被宋神宗降旨交給御史臺辦理，御史臺自漢以來別稱“烏臺”，所以此案稱為“烏臺詩案”。

據說蘇軾下獄前曾交待家人，送飯以送清菜為主，肉食即為不測。有一次他兒子有事託一朋友送，這個朋友不知送了一盤魚，蘇軾一看大驚失色認為死罪難免，隨作詩一首“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闇自亡身。…是處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今世為兄弟，更結來生未了情。”獄史按規定上交皇帝，宋神宗讀到蘇軾的絕命詩，也驚歎蘇軾才華，大為感動，已有不殺之意。自宋初就有重文輕武，士不可辱殺等傳統觀念。再加上當時新、舊兩派正直人士，均出面為其求情，營救蘇軾。最終在各方面營救和壓力下，宋神宗也好寬貸蘇軾、從輕發落。

最後，這場為期兩個多月的“烏臺詩案”到此結束，蘇軾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從宋代始到清代皆有文字獄，在痛恨這些搬弄是非、陷害忠良的小人之時，讓我們留下卻是發人深省的深刻教訓。

我是如風的歷史，這個問題我來回答。

蘇東坡是北宋最為知名的詩人，其風格豪邁，是為豪放派詩人的代表之一。但是蘇東坡的仕途卻是多有坎坷，可以說完全不能和他在詩壇的一帆風順和意氣風發相比，他的仕途經歷可以說是相當的抑鬱，無怪乎蘇東坡總是有一種意難平的味道，正是他認為自己懷才不遇的表現。

其中蘇軾受到最深重的打擊就是“烏臺詩案”了，這場因為言而起的文字獄，可以說幾乎將蘇東坡打入深淵，甚至害了他的性命。可是有意思的是，宋神宗對待其他官員或許沒有什麼可猶豫的，但是對待這個大才子蘇軾，宋神宗卻非常猶豫該不該重責他，為何呢？

烏臺詩案的起因

很簡單，蘇東坡反對王安石實施的新法，認為其中頗多弊端，但是當時他因為受排擠而外放做官，所以不能夠直接進行抨擊。但是蘇軾素有才氣，便透過詩詞進行了暗諷。而他的這一行為被一些反對黨的對手、還有負責監察百官的御史臺的官員抓住了把柄，他們向宋神宗告狀。而當時王安石已經二次罷相，新法的實際領導者已經是徹底掌權的宋神宗。蘇軾的暗諷，自然讓宋神宗以為他要阻撓新法，於是將其下獄。

本來蘇軾也承認了，在一些詩詞中的確有抨擊過【新苗法】、【食鹽專賣法】等，但是敵對黨派的官員和不喜歡他的人，紛紛落井下石，強行解讀他的眾多詩詞，以至於他的罪到了不可赦的地步，正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1）宋神宗正主導新法實施，而他欣賞的才子蘇軾卻出言譏諷，這是對他的藐視，也是對新法的重大阻撓

這一點可以說的非常重要的一點，這也是為什麼宋神宗聽到朝中官員和御史臺的官員報告蘇軾暗諷他新法的時候是如此的暴怒。被有才之人，被一個文壇大家如此諷刺批判，其影響有多大可想而知，而宋神宗當時實行新法正是因為他想要勵精圖治，想要強國，出發點是為公而並非為私。初心不壞的情況下，居然被一個臣子如此的暗諷，身為皇帝的他必然是怒不可遏，心中非常的氣憤。情緒上來了之後，手下的部分官員也會察言觀色，自然也紛紛有恃無恐的落井下石。

從這個層面上講，宋神宗的確是非常的氣憤，但是氣憤是因為他欣賞蘇東坡的才氣，卻被人家暗諷了一頓，有一種我本將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的落差感。是可忍，孰不可忍？

（2）考慮到蘇軾在文壇的重量級地位，不能太寒文人的心，且蘇軾有絕代才華，許多人，甚至是對手都為他求情

蘇軾有才，這一點毋庸置疑。所以如果對蘇軾重罰甚至殺了蘇軾的話，不免會為北宋的文壇蒙上一層揮之不去的陰影。北宋是十分注重文治的，如此寒天下文人心的事情，宋神宗也是不想做的。如果做了，不免被當世或者是後世的人所批判，毀了一世的英明。

而且，因為蘇軾的才華的確太高了，朝中以及宮中的許多的人都為他求情，比如說宰相吳充、太后等。連他平常口中諷刺的新黨對手，也就是支援新法的新黨人士都為他求情，比如王安石、章惇等人，這也真的是出乎意料。有了這些人的從中斡旋求情，宋神宗自然是要好好地考慮一下再決定。

（3）宋太祖趙匡胤定下的祖訓：不殺士大夫及言事者

還有一個宋神宗怎麼都要考慮的因素，那就是祖宗的遺訓。宋太祖因為不想重蹈唐末時期以及五代十國時期窮兵黷武的覆轍，所以在開國之初就定下了一定要重視文治的國策。所以立下碑刻：

①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

②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

總結

正是以上的種種因素，導致宋神宗左右為難，畢竟他也不想一失足成千古恨，因為後代文人的筆刀可是毫不留情的。

“烏臺詩案”可以說是家喻戶曉的一個“文字獄”冤案。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是文字獄開始，書被燒，人被埋。清代的“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書”，則是文字獄的頂峰，造成了血雨腥風的恐怖場面。如果從這個角度來講，蘇軾是幸運的。如果從命運的角度來講，蘇軾又是不幸的。“烏臺詩案”是蘇軾厄運的開始。

宋仁宗對蘇軾是器重的，因為他有才。實施新法，對宋仁宗來講，是不得已而為之，但沒想到蘇軾會陰陽怪氣地在詩中來冷嘲熱諷。朝中很多人嫉妒蘇軾的才名，羅織罪名是他們的拿手好戲，蘇軾身陷囹圄就在所難免，“烏臺詩案”這曲悲劇就上演了。“請神容易送神難”，宋仁宗對這個燙手的山芋犯難了：殺吧，浪費了一個有用之才，有違祖訓，落下罵名；放吧，又於心不甘。權衡得失，關他一段時間再放。一來殺殺他的傲氣，二來彰顯主上的仁慈。

後來的事我們都知道了，蘇軾一直走在仕途的邊緣，政治上再無建樹。不是在流放的任所，就是在流放的路上，連死也死在路上！

“烏臺詩案”是對蘇軾影響最大的一次事件，自此以後蘇軾寫作風格變化很多，也差點因此喪命，最後僥倖逃過一劫，免於一死，具體原因如下:

一、“烏臺詩案”發生所處的特殊背景對其影響

北宋的文字獄多是與政黨的鬥爭有關，從熙寧二年（1069）到九年（1076），是王安石的當政時期，王安石主張變法，“變法的動因”，周谷城說“不外兩者，一曰外部的壓迫，二曰內部的貧弱。

此兩者又互為因果：遼、夏的壓迫愈甚，則宋室為要養兵，籌餉，派役以抗戰，自然日趨貧弱。宋室既日趨貧弱，則愈感覺得遼、夏壓迫之甚。在此內憂外患相逼而至之時，乃有變法圖強之舉。” 而王安石推行的變法，在實施過程中出現了許多的弊端，同時也觸犯到了不少人的利益，招來了朝野各界的不滿。朝野中的官員漸漸分裂成了新黨和舊黨兩大敵對勢力，從神宗熙寧二年（1069）到徽宗崇寧元年（1102）的三十三年間，歷經了三皇帝兩太后，新舊兩黨不斷地更替著受到朝廷的重用，導致了北宋的政治在此期間陷入了混亂的黨爭之中。

新舊黨之爭，熙寧七年（1074）春，由於自然原因，天下久旱無滴雨，百姓流離失所，舊黨中人鄭俠乘機上疏“繪所見流民扶老攜幼困苦之狀，為圖以獻曰：‘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 這樣的誣陷對王安石而言或許真的很冤枉，不久新黨發生了內鬨，王安石被罷免了宰相的職位。

至元豐八年（1085）神宗故世，哲宗繼位，司馬光被任命為宰相，新黨受到了非常嚴重的打擊，似乎一切的形勢對舊黨都是非常有利的，然而此時舊黨內部卻因為意見不同而產生了分歧，最後舊黨分裂，新黨又有了抬頭的機會。新舊黨之爭，為了將對方整垮、扳倒，新舊黨便開始在文字上痛下工夫了，精心研究，勢必要從文字中挑揀出各種敏感的字眼，羅織罪名，構築文字獄，以圖擊敗對手，使對方全軍覆沒。烏臺詩案便是這樣的政治環境下的一個悲慘的產物。

王安石變法期間，相當一部分元老重臣因政見分歧而紛紛離朝，王安石不得不重用一批支援新法的“新進後生”，但其中大部分是奸詐小人，如呂惠卿、曾布、李定以及後來的蔡京等人。這人推行新法的目的往往是迎合皇帝及擴大自己的財富和權勢，後來新法逐漸變質，開始由惠國變為惠奸方面轉化。可見蘇軾是有先見之明的，是正確的，只可惜他因“新進”、“老生”二詞使自己深陷泥潭，更可恨這些品性卑劣的小人，為了排除異己而不惜製造文字獄，陷害蘇軾。

（二）“譏謗”新政，導致蘇軾大難臨頭

一般認為“烏臺詩案”是由於蘇軾反對王安石變法而引起的，但事實上並非完全如此。

首先要指出蘇軾確實曾反對過新法，但他並不反對改革。蘇軾在青少年時期就有改革時政、建功立業的宏偉抱負。入仕之後，他漸漸地形成了系統的變革社會的思想和主張。

蘇軾的主張可以概括為“課百官” “安萬民” “厚財貨” 和“訊軍旅”四點。細細看來他和王安石變法有相同之處，都是代表中小地主階級，打擊的主要目標都是豪強勢力，目的都是挽救北宋的統治危機，鞏固北宋的封建統治。

二是表現在他們對待改革的方式、步驟以及用人方面的分岐，這種分岐也就表現為蘇軾反對王安石的“新法”。王安石主張大刀闊斧變法；蘇軾主張適應社會發展形勢，逐漸進行，反對劇烈的全面變革，認為有些制度可以保留，有些制度可以改變，以免造成社會混亂，“急功好利”必會“禍國殃民”。

對於變法用人方面，神宗和王安石為了貫徹“新法”，任用了許多新人，其中也有一些是抱著個人目的，投機討好的政客小人，他們在實行“新法”時，不顧實際情況，一味追求數字，最終造成擾民之舉，給農民帶來更大的災難。所以蘇軾一再向神宗提出，改革不能“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

另外，蘇軾確實有“指責”新法過失的詩文，如關於鹽法的《山村五絕》（其三）：“老翁七十自腰鐮，慚愧春山筍蕨甜。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

三、王安石等人的求情

蘇軾被解到京城，投入御史臺獄。兩個多月的“根勘”審理，蘇軾受盡非人的折磨。御史臺嚴刑拷打，晝夜逼供，真是“詬辱通宵不忍聞”。最後，李定等人強加給蘇軾“四大罪狀”，請求宋神宗處死蘇軾。

宋神宗面對御史臺的奏報，心裡也著實犯難。當年宋太祖趙匡胤曾有遺囑：除了犯叛逆謀反罪，一概不殺大臣。李定等人必欲置蘇軾於死地，朝野上下，輿論譁然，認為蘇軾未犯叛逆罪，不該重處。辦案的一幫官吏欲置蘇軾於死地而後快，但殺還是不殺，神宗一時舉棋不定。關鍵時刻，資深元老王安石上書說：“安有盛世而殺才士乎？”據說，蘇軾最後能保住腦袋就取決於王安石這一句話。

須知，他們二人是政敵，若換他人，朝廷殺了我的政敵，正中下懷，我不落井下石，也就不錯了，何苦替他出頭，為他求情？可王安石到底是王安石，這一代名相的帽子不是白給的。

由於各方面的營救和輿論壓力，促使宋神宗產生寬貸蘇軾，從輕發落的念頭。最終，蘇軾得輕判，以“蒙恩責授黃州團練副使”結案。

烏臺詩案總算了結了，蘇軾出獄當天又寫了兩首詩。

其中一首是：“平生文字為吾累，此去聲名不厭低。塞上縱歸他日馬，城東不鬥少年雞。”

要是由御史臺的人檢查起來，他又犯了對帝王大不敬之罪，因為“少年雞”指的是賈昌。賈昌年老時告訴人，他在少年時曾因鬥雞而獲得唐天子的寵愛，而任宮廷的弄臣和伶人。這一點可引申而指朝廷當政的小人是宮廷中的弄臣和優伶，又會是一場“文字獄”！可見蘇軾本身也有相應的毛病，鋒芒太露，在儒家思想的統治下，是被眾人所喜歡的。

以上就是我的回答，我是@黑白史

“烏臺詩案”中的蘇軾，不存在殺與不殺的問題，而是什麼時候放的問題。

對當時的皇帝宋神宗來說，在當時的社會氛圍下，不至於因為幾篇詩文諷諫，就要把名滿天下的蘇東坡給砍頭。“烏臺詩案”只不過是對蘇軾和反對派的敲打，目的達到就行了，殺士大夫是不符合祖宗家法的。

從“烏臺詩案”的緣由和大致經過，就能看出神宗對蘇軾的態度，愛其才也惱其不支援新法。

【一】蘇軾性情耿介，又有愛罵人的毛病，對王安石新法有很多意見

蘇軾性情耿直，愛憎分明。對於讚賞的事情，誇不停。而對於反對的事情，又罵不絕口。

蘇軾的弟弟後來在給他寫墓誌銘的時候，有兩句話特別傳神。“其於人，見善稱之如恐不及，見不善斥之如恐不盡；見義勇於敢為，而不顧其害”。

蘇軾本是憂國憂民之人，對於北宋存在的各種問題也看得很清楚，也是主張變法的。

只不過蘇軾的變法主張與王安石變法主張很不一致，在變法之初就自請外放，隨後出任杭州通判以及密州、徐州、湖州知州。

正是在歷任地方官任上，蘇軾看到了新法實施中存在的弊端，因此除了透過政府的官方渠道進言之外，也把不滿寫詩作文，語氣中往往帶有諷刺。因此屢屢被臺諫官員和新法派抓住把柄，但神宗基本上不予理睬。

【二】神宗親自領導變法之後，蘇軾表達意見的方式有點過激，指天罵地惹怒變法派而下獄

熙寧九年（1076），王安石再度罷相。變法的領導者，成了宋神宗本人，對於新法的意見表達，就很可能變成對神宗皇帝的攻擊。

然而蘇軾卻看不清政治形勢，一味表達反對意見，甚至開始變得語言過激，不乏攻擊意味。

蘇軾在湖州知州任上，寫了一道《湖州謝表》，其中兩句話“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幾乎成了情緒發洩。

而在《湖州謝表》中，蘇軾把王安石以及變法派，通通比喻成東漢的權臣梁冀、竇融，一下子被變法派和臺諫官員抓住了把柄。因為梁冀竇融的出現，是皇帝的昏庸無能，這不就是說宋神宗昏庸無能嗎？

這下罪過大了，御史中丞李定說蘇軾對皇帝“大不恭”，宰相王珪說蘇軾“有不臣意”，那就是有造反之嫌哪！

好在神宗皇帝並非昏庸，最終蘇軾的罪名是“譏諷朝政及謗訕中外臣僚”，這樣一個罪名基本符合事實，但是也決定了蘇軾不會有性命之憂！

【三】神宗對蘇軾的欣賞態度，以及眾人給皇帝的臺階，促成了蘇軾的釋放

神宗對蘇軾的才華是很欣賞的，曾經說李白有蘇軾的才華，卻沒有蘇軾的學識。蘇軾在地方官任上，神宗可以說一直很關注他。

對於蘇軾不斷提出意見，話也不好聽，神宗只是淡淡的說“朕已灼知蘇軾衷心，實無他腸”，明白蘇軾一片忠心沒有花花腸子。

在蘇軾入獄後，神宗還專門派人關照，讓獄吏不致亂動私刑。

實際上，蘇軾入獄一是他確實罵人罵的太兇，另一個原因就是神宗需要殺雞儆猴，敲打蘇軾和所有的反對派。

四個月的牢獄之災，敲打的目的已經達到，神宗需要的就只是一個釋放蘇軾的臺階而已了。

因此，太皇太后的勸說，王安石“豈有聖世而殺才士者乎”的進言，就給了神宗足夠好的臺階，順勢釋放蘇軾就在情理之中了！

總而言之，蘇軾“烏臺詩案”入獄，有自己的原因，也有政治氛圍和形勢需要的原因。蘇軾被釋放，當然得益於神宗皇帝對他的欣賞，以及北宋不殺士大夫的家法！

都別搶，我來答。

“烏臺詩案”是一場非常標準的“文字案”，受到牽連者眾多，它從一開始就被炒作成為一場敏感的政治事件，宋神宗左右為難的根源在於：新黨要置蘇軾於死地，且拿出了各種證據，但是另一方面，許多朝中大臣都站出來為蘇軾求情，那麼究竟是“於情”還是“於理”，這是讓宋神宗頗感為難的一點。

這不是簡單的宋神宗想不想殺蘇軾的問題，而是兩個政黨以及皇帝之間的博弈。宋神宗想殺蘇軾是非常容易的，但是偏偏有一群人在他耳邊請求他不要殺，又有另一群人在他耳邊請求殺掉蘇軾，究竟殺還是不殺，這是一個問題，因為對這個問題處理不好極有可能掀起一場政治地震。

烏臺詩案背景

宋神宗啟用王安石變法，但是卻讓朝廷分成了兩個黨派。一個是支援變法的元豐新黨，一個是保守的元祐舊黨，王安石的變法從一開始就遭到來自守舊官員的反對，蘇軾並不全然反對王安石變法，但是對變法內容中的青苗法、食鹽專賣法表示反對。

在當時的形勢下，朝廷中絕大多數官員都不支援王安石，為了使自己的變法順利進行，王安石被迫啟用呂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呂嘉問、蔡京、李定、鄧綰、薛向這些個人品格多有問題的官員，同時對保守派官員多有打擊，蘇軾就在其列，當時新舊兩黨之間的對立情緒十分嚴重。

而“烏臺詩案”正是這種對立情緒的爆發。

勸殺派

“烏臺詩案”最初是蘇軾在元豐二年（1079年）四月由徐州調任湖州知州時，寫了一篇奏摺《湖州謝上表》給宋神宗，表示對神宗的感謝。但是直到七月，御史臺才開始彈劾蘇軾，這其中究竟經歷了什麼變故，恐怕是有心人在其中操作的結果。

御史臺的官員李定、何正臣、舒亶從這篇奏摺裡挑選了一句話彈劾蘇軾，即蘇軾在《湖州謝上表》裡寫的：

“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御史官員們抓住“新進”、“生事”兩個字眼彈劾蘇軾妄議朝政，攻擊朝廷，其中的“新進”被解釋為新啟用的變法人士，“生事”則是說他們改變祖宗之法，滋生事端，其實就是在隱晦但又明確的表示自己和變法派的立場問題。

神宗很快做出批示，要求對這件事嚴查，蘇軾當即從湖州被押解回到都城拘押在御史臺。

很快御史官員們就從蘇軾的詩歌中找到更多譏諷朝政的證據：

在《山村五絕》裡蘇軾寫“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被蘇軾承認是抨擊青苗法，其依據是青苗法是一種宋代國家貸款政策，在每年的春夏之際由各地官府貸款或貸糧給農民。

由於在最開始執行的過程中，發生過官府把糧倉裡的糧食一股腦全貸出去，結果到了災荒之年無糧賑災。因此規定必須要留一半在糧倉中，而蘇軾此詩句中的“一年強辦在城中”就和青苗法扯上了關係。

此外，在《山村五絕》組詩其三中，蘇軾又寫“豈是聞韻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後來蘇軾承認這是在抨擊食鹽專賣法，這是因為當時鹽法普遍存在“價貴質低”的現象，因此很多百姓都不願購買這種食鹽。

凡此種種，蘇軾最終都選擇了承認，御史臺在收集了大量有關於蘇軾抨擊、非議朝政的證據後，就開始向宋神宗上奏請求處死蘇軾。但當時大理寺給出的審判結果是“當徒二年，會赦當原”，這對李定等新黨人士來說當然是極為不滿的。

蘇軾在當時已經頗有名氣，李定他們正要藉此機會對舊党進行打擊，所以當大理寺的審判結果出來後，李定等人繼續上奏說“所懷如此，顧可置而不誅乎”。意思就是蘇軾做的這些事情影響非常不好，不殺不足以平息事端。

但根據大理寺的審判結果，蘇軾原本只需要被流放兩年即可，但當時宋神宗釋出了徒刑釋之的赦令，所以蘇軾本來是可以避免被處罰的。李定他們繞過大理寺的審判，堅決要求處死蘇軾。

勸免派

面對御史們咄咄逼人的氣勢，當時的很多的大臣都參與到營救蘇軾的行動中來，這讓本就猶豫不定的宋神宗變得更加為難。

宰相吳充向宋神宗上奏說

“陛下以堯舜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猶能容禰衡，陛下不能容一蘇軾何也？”

如章惇、王安石都出面為蘇軾求情，這些大臣為什麼如此積極的營救蘇軾，除了說當時蘇軾的名聲，文采不錯外，還和宋代對士大夫的重視有關。

重文輕武計程車大夫共治天下政治風氣

宋朝是典型的文官治國，宋太祖趙匡胤還留下過遺囑“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

祖宗的誓言以及宋代的政治風氣也是影響宋神宗做決定的一個因素，在和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宋代，除了皇帝不能輕易殺大臣以外，大臣也不會讓皇帝輕易殺人。談到這個風氣，就不得不談談發生在宋神宗身上的一件事。

據高文虎《蓼花洲閒錄》就記載了宋神宗想要殺死一名小小的漕官，卻遭到反對的事情：

神宗時以陝西用兵失利，內批出令斬一漕官。明日，宰相蔡確奏事，上曰：“昨日批出斬某人，今已行否？”確曰：“方欲奏知。”上曰：“此人何疑？”確曰：“祖宗以來，未嘗殺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上沉吟久之曰：“可與刺面配遠惡處。”門下侍郎章惇曰：“如此即不若殺之。”上曰：“何故？”曰：“士可殺不可辱。”上聲色俱厲曰：“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惇曰：“如此快意，不做得也好。

可見在宋代那種士大夫被賦予極高的政治地位的背景之下，宋神宗想要殺死一個小小的漕官都會引來大臣們的反對和議論，何況要殺死蘇軾這種重量級的文壇人物呢。而且就內心來說，宋神宗也不想殺死蘇軾。

王安石隱居金陵時，宰相王珪附庸著舊黨建議處死蘇軾，並以蘇軾所做的一首詩歌《王復秀才所居雙檜》為藉口說蘇軾有不臣之意，宋神宗予以反駁說：“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詠檜，何預朕事。”

新黨人士章惇也在一旁解釋說：“龍者非獨人君，人臣皆可以言龍也。”

可見當時的宋神宗就內心來說是不願處死蘇軾的，再加上隱居金陵的王安石也上奏神宗說：“聖朝不宜誅名士。”

再加上太皇太后曹氏也出面干預，勸說宋神宗：“昔仁宗策賢良歸，喜甚，曰：‘吾今又為吾子孫得太平宰相兩人’，蓋軾、轍也，而殺之可乎？”

這件事說的就是宋仁宗當年對蘇軾兩兄弟的評價，最終在多方人士的努力下，宋神宗最終才沒有殺蘇軾，僅僅以貶官黃州為處理結果，最終制止了這一政治事件進一步擴大的可能，沒有演變為後來像“車蓋亭詩案”那樣波及政壇的政治事件。

即便如此，也有三十多位官員受到牽連，其中最嚴重的如駙馬王詵被削除一切官爵，蘇軾的朋友王鞏也被髮配嶺南，蘇軾的弟弟蘇轍也被降職處理，其它官員以司馬光為首的都做出了相應處罰紅銅二十斤的處理。

而這個處理結果對於李定等人來說肯定是大失所望，而這件事對於蘇軾的影響也是轉折性的，從此以後頗有一絲看破紅塵的意思，因此在黃州時自號東坡居士，對世俗開始表現出淡泊的心態。

蘇東坡因“烏臺詩案”入獄百天，宋神宗卻左右為難，是殺還是放？為什麼？

蘇軾是北宋時期的天才，前期的人生之路走得還是比較順暢，只是後來由於反對以王安石的變法，最終遭受到了打擊。公元1079年，也不是元豐二年，蘇軾被調任湖州任知州，當時他給宋神宗上了一封《湖州謝表》，裡面用了一些比較過激的詞，導致宋神宗大怒，於是令將他打入了死牢。

那麼說宋神宗是不要要殺蘇軾，或者說左右為難，其實是並不存在，這裡我們就要了解宋朝的制度。整個兩宋期間文人的地位是比武將要高，而且還有明文規定不殺文臣。所以說是宋神宗左右為難是不存在，他根本就不會殺蘇軾，只不過是嚇一嚇蘇軾；說白了只是想要教訓一下桀驁不馴的蘇軾，並不會真正殺他。

蘇軾入獄之後也的確是心灰意冷，為此還寫下了遺囑，交代自己的兒子，要為自己準備後事。而這個時候的宋神宗則是並沒有進一步的動作，只是把他關入了死牢。後來有很多人出面求情，但是宋神宗都沒有給出明確的態度。從這一點來說，他在這件事情中，或多或少會有些為難。後來還是聽從王安石的建議，把蘇軾給放了，於是被貶到了黃州。這也正是“烏臺詩案”的始末。

自從“烏臺詩案”後，蘇軾的人生也發生了戲劇性的轉變，他再也沒有進入北宋的政治中心，被貶到了各個不同的地方。這件事情對於他的打擊也是很大。從另一個方面來說，宋神宗還是一位比較開明的皇帝，並不會動不動就殺文臣；只不過是蘇軾沒有給他留情面，讓他面子上過不去。

王安石所主持的“熙寧變法”可謂是改變了北宋的政治格局，同時也影響了後世的歷史走向，宋神宗對於王安石也是極為信任，全權由他負責。蘇軾在那篇《湖州謝表》中，正是抨擊了新法，另外也諷刺了宋神宗，這對於任何一個帝王來說，那都是不能忍受。不過王安石是一位君子，他儘管與蘇軾反目成仇，但他敬佩蘇軾的才華，這才說服了宋神宗，使得蘇軾最終是撿回了一條命。

宋神宗可能在氣頭上的時候說過要殺蘇軾，不過他骨子裡是不敢，所以說會有些左右為難，但更多的後來他還是放了他，只是把他貶到了黃州、惠州、儋州等地，最後雖然回到了中原，但是由於受盡了苦難，回到常州之後的第二年逝世。

“烏臺詩案”是北宋最著名的文字獄，也是很有趣的文字獄。拜明清所賜，文字獄在人們的印象中，都是黑暗的，沒有人性的。而“烏臺詩案”雖然稱為文字獄，卻有幾分悲喜劇的感覺，處處透露著黑色幽默。

對於蘇東坡而言，烏臺詩案的確可以算是他職業生涯的轉折點，也讓他深刻感受到了什麼叫做禍從口出。但對於北宋王朝而言，烏臺詩案雖然被後世定性為文字獄，卻沒有造成文人墨客噤若寒蟬的社會氛圍，北宋王朝依然在言論自由方面，傲視著後來的所有朝代。因此，我們很難認為，“烏臺詩案”的出現，是北宋皇帝想要扼殺思想而出現的產物。

人在湖州住，鍋從天上來

烏臺詩案是宋神宗元豐年間出現的，這時候的蘇東坡，不在中央，而在湖州這個地方當他的地方官。像是蘇東坡這樣豁達開朗又有才的人，雖然可以很好的為官一任，造福一方。但他依然認為自己的才華可以發揮到更多的地方，比如入朝為官。壞就壞在，蘇軾整天詼諧幽默慣了，有些時候比較喜歡玩點文字遊戲。這次，在給朝廷送上年終述職的奏表中，一不小心就把自己的牢騷說了出來。於是，他就捅了馬蜂窩。

宋神宗雖然看了蘇軾的述職，但也沒當回事，御史卻發現了一些不好的詞語。在御史看來，蘇東坡有了牢騷，肯定心存不滿，於是，御史發揚精神，用了四個月時間，把蘇軾的詩詞歌賦，所有的文學作品，卻都翻過來看了一遍，然後，形成了一份相當完整的黑料，呈到皇帝面前。雖然後世普遍認為，烏臺詩案是因為蘇東坡這份述職。實際上，烏臺詩案並不是一首詩，而是一些列作品。蘇東坡遠在湖州，根本不知道一個巨大黑鍋已經砸向他。直到他的好友王冼透過蘇轍，給他通風報信。但一切已經晚了。

蘇東坡（劇照）

老實的蘇東坡，糾結的宋神宗

從天而降的鍋讓蘇東坡措手不及，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犯了什麼事，以為真的是自己嘴賤，得罪了一些不能得罪的人物。但得知自己只是因為一些詩歌作品，讓皇帝十分惱怒，頓時鬆了一口氣。

歷史上並沒有記載從湖州到汴京城，蘇東坡到底想了什麼。但從事情的發展看，我想，蘇東坡這一路上，心思是異常的活泛。

首先，蘇東坡確認了一點，那就是，御史所找到的那些黑材料，全部都是針對王安石新政的。蘇東坡雖然是守舊派，但並不是完全否認新政，只是覺得新政過於激進。同樣的，他也不認可司馬光的矯枉過正。這樣一來，蘇東坡很有可能成為孤家寡人，然後，誰也不會幫他。

其次，蘇東坡確認，宋神宗對這件事知道的，並不比自己多多少，全都是御史在使壞，那麼這件事必須老老實實承認，不能有所隱瞞，自己老實承認，或許有迴環餘地。有所隱瞞，事情就麻煩了。

或許，一路之上，蘇軾已經想到了各種對策，於是，對於御史所提出的懷疑，全部供認不諱，而且所有的解釋，都針對新法以及宋神宗的很多政策。於是，這個燙手的山芋，直接扔到了宋神宗的手裡。反而讓宋神宗又是惱怒，又是無奈。只得把蘇東坡關起來，卻不知道如何定罪。

蘇軾把所有的事情都招認了，這就說明，御史沒有錯。而蘇軾這些怨言，全都是從詩歌裡找出來的，就算是有不合適的地方，也不至於定罪。更主要的是，蘇軾的招認，如果不懲罰，鬧出這麼大動靜，無法收場，面子上也過不去。要是懲罰，那就證明，自己不承認新法是錯誤的，換句話說，就是支援新法。而要是支援新法，又為什麼要召回司馬光等守舊派呢？這不是自相矛盾？

於是，宋神宗陷入了一個邏輯怪圈之中，懲罰或者不懲罰，都覺得不太對勁。

各退一步，不了了之

在宋神宗糾結的過程中，烏臺詩案也在朝廷內部引起了不大不小的恐慌。北宋王朝以文治國。整個國家都是文質彬彬的感覺，大量的官員都很善於舞文弄墨，平時的興趣愛好就是吟詩作賦，交流經驗。可烏臺詩案發生後，每個人都噤若寒蟬，生怕自己的哪首詩，被御史抓住把柄，再被參上一本。

很多和蘇軾關係好的，或者是覺得這件事小題大做的人，紛紛上書，為蘇軾求情。事情也傳到了後宮之中，就連老太后，也覺得蘇東坡不能殺，這件事實在是小題大做。

公允的講，這些勸說，其實給了宋神宗一個臺階，讓他可以很優雅的做出讓步，而且還得了一個從諫如流的好名聲。但事情鬧到這麼大，不給點懲罰，肯定是說不過去了。於是，蘇東坡在被關了一百多天後，終於迎來了判決，他被貶到了黃州，當了一個團練使。其他很多受到牽連的人，也都受到的不大不小的懲罰，就連司馬光等人，也被罰了款。但毫無疑問，這次烏臺詩案影響大，打擊面廣，但懲罰的力度，都不算大。

皇帝退了一步，不再進一步追究，也讓所有人都鬆了一口氣。雖然烏臺詩案的陰影並沒有完全散去。但北宋王朝並沒有再因為詩歌等問題，掀起大規模的文字獄。宋朝的子民，依舊享受著開放自由的社會風氣。

我們現在看烏臺詩案，是一次雷聲大雨點小的文字獄。但仔細想來，卻發現，中國的歷史，險些在這一刻出現拐點。我們知道，文字獄徹底扼殺了中國人的思想。讓中國人成為唯唯諾諾的奴才。讓整個社會失去了活力。烏臺詩案的發生，差一點就讓中國提前三百年進入一種萬馬齊喑的悲哀局面。只差一點，只差一點而已。

“烏臺詩案”是由文學事件引起、發酵成為政治案件的一個歷史事件。蘇東坡在其中並不是第一主角，卻是最引人注目的一個。為什麼呢？因為他巨大的文學影響力。

也就是說，在這個政治事件中，裹脅了一個著名的文人。這給宋神宗出了個難題：是殺，還是放？

宋神宗，在初中的歷史課本上出現過，主要功績是進行了一次不成功的政治改革。在這場改革中，王安石是激進的改革派，司馬光是堅定的保守派（瞧瞧，都是赫赫有名的文人）。而蘇東坡，也是保守派中的一員。

宋神宗想改革，巴不得把保守派都殺掉。問題是蘇軾的名氣太大，而宋朝，一向有尊重和優待文人的傳統。在國家政策上，都是“重文抑武”，別說對個別的大詩人了。

當然，結果我們都知道，蘇軾沒死，被流放了（他的弟弟、兒子，也受到牽連）。在某些時候，流放是一種變相的死刑。好在蘇軾心態豁達，不僅沒有憂懼憤懣而死，還寫詩、填詞、吃水果、自創菜譜，不亦樂乎。

做人難免起落沉浮。蘇軾的豁達心態，真值得我們學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