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仕途經歷：

嘉祐二年（1057年），進士及第。宋神宗時曾在鳳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職。

元豐三年（1080年），因“烏臺詩案”受誣陷被貶黃州任團練副使。宋哲宗即位後，曾任翰林學士、侍讀學士、禮部尚書等職，並出知杭州、潁州、揚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黨執政被貶惠州、儋州。宋徽宗時獲大赦北還，途中於常州病逝。宋高宗時追贈太師，諡號“文忠”。

所謂天妒英才是也！

有才之人往往也有恃才傲物之弊病，尤善於以物諷人，以詩諷事，恰逢新政變法，正要殺雞儆猴，後又有新黨執政，正反對立，當然不會順利。

歷史上德才兼備的人，仕途坎坷的人很多，蘇東坡就是其中的一個。蘇東坡，不光仕途不順，不斷流放，甚至坐牢，差點送了命。不過，也正是這樣的經歷，才給他的作品，人生閱歷增加了厚重及滄桑感。

蘇軾，北宋中期最著名的文壇大家、書畫家，開創一代詞派。他不僅文章寫得好，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還在書法、繪畫、詩詞、佛學，美食等各方面有很深的造詣和成就。按理來說，這麼一個超級天才，如果隨意放在任何一個時代的話，他都會大受歡迎，應該會有最好的生活和發展前途的。可是，事與願違，蘇軾自從考上進士做官以來，經常是被各種政治勢力、小人排斥，經常因各種原因被外放到當時的最偏遠地區當官，晚年還外放海南的官職上，回來途中離世，讓人唏噓不已，為蘇軾及那個時代而悲哀，容不下天才。為什麼呢？

我想，之所以發生這種情況，主要跟當北宋的朝廷內部鬥爭及他個人性格均有關。

當時的北宋朝廷，分為新黨和舊黨，兩派之間各有自己的治國理念及做事原則，互相拉幫結派，結為朋黨，來攻擊對方，某種程度上，黨爭也是間接地內耗了北宋王朝的那點兒殘存的國力。這種情況一直存在著，直到北宋滅亡。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當時時政治領袖司馬光和王安石，他們執政期間，二人的政見不同。所以，他們打擊了不少意見不同的官員，把個偌大的北宋王朝搞得更加的混亂不堪。

蘇軾就是生活在這樣的政治氛圍下。儘管，他的寫作能力、書法能力和繪畫能力堪稱一絕，可是他性格上卻不是喜歡妥協的人，有著自己獨立的主張，說白了就是不圓通，不圓滑，這在政治上是大忌，可能這也是蘇東坡政治智商的殘缺吧，或者說，他不屑迎合，導致兩邊都不討好。

蘇軾一生官運很坎坷，他才華橫溢，喜歡講真話，這樣很不容易被當時的朝廷所容忍，更不被當時的大臣所待見，甚至有小人嫉妒他，以把他打倒為榮，誰讓他名氣這麼大呀，所謂木秀於林，風必摧之。而他，作為一個當官的人，又沒有保護自己的手段，用現代話講就是政治智商不足，這樣他肯定是要吃虧的，而蘇軾恰恰就是這樣的一個人。由於，他的政治智商不高，性格孤傲。於是，蘇軾就經常當了無辜的出頭鳥。當然，他也會發表一些得罪人的言論，導致兩邊都不討好，結果被當權派和在野派都打壓，自然仕途不順了。

不過，上天也是公平的，有利有弊。我們雖然看不到官場上春風得意的蘇軾，但是，我們看到了文學聖地領域、書法領域和繪畫領域的奇才蘇軾！也許，正是因為他的仕途不得意，才造就了蘇軾這個奇才，他才會有更多的精力去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寫詩歌，寫文章，畫畫等等。而且，他不斷流放，等於變相地增加人生閱歷，到處瀏覽山川河海，品嚐當地的美食，體驗生命。

於是，作為北宋中期文壇領袖的蘇東坡誕生了，他在詩、詞、散文、書、畫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縱橫恣肆；詩題材廣闊，清新豪健，善用誇張比喻，獨具風格，與黃庭堅並稱“蘇黃”；詞開豪放一派，與辛棄疾同是豪放派代表，並稱“蘇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與歐陽修並稱“歐蘇”，為“唐宋八大家”之一。蘇軾善書，“宋四家”之一；擅長文人畫，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這一切，都是留給中華文明的寶貴人類文化遺產。

蘇軾說到底還是一個文人，沒有徹底擺脫書生意氣，作為文學家、書畫家和地方官可以說他德才兼備，十分優秀，但他還不算總攬全域性、高瞻遠矚的政治家，雖然他也有治國安邦的政治理想，但並沒有可實施的、比較系統的政治主張，也沒有像王安石那樣分幾步走的實踐路徑。而且性格上太過善良，同情落下風的人，又比較耿直，不願迎合皇帝和執政者，還不願加入王安石、司馬光他們任何一個政治集團，導致誰上臺他都被打擊，在朝廷做官不多久就被流放，或自己申請外放。從某種意義上說，他當不了高官，更多與他的性格有關係。當然他當不了大官，也有一個好處，讓他有更多時間舞文弄墨，在詩詞歌賦乃至琴棋書畫各個方面，成了一個多產的文藝全才，留下了這麼多流傳千年、膾炙人口的文學書畫作品。

關於這個問題，德才兼備的蘇軾為何仕途那樣不順？一一性格決定命運。性格耿直命多娘。

蘇東坡苦難尷尬的命運無疑是歸咎於他的性格的耿直，蘇東坡性格豪放，鋒芒畢露，豪放不羈，王安石新黨改派打擊他，說他是舊黨。舊黨保守派當權也打擊他，說他是新黨。蘇東坡看透了自己:一肚子不合時宜i。卻又改不掉自己倔強的脾氣，敢於說出新黨改革派改革中存不正確的東西，又嚴勵批評保守派不思改革，不思進取的保守思想。故新舊兩派都打擊他，按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實話實說。

這就是蘇封的性格，耿直，不逢迎拍須，在權貴官場中，不願意曲意逢迎，溜鬚拍馬。不八面玲瓏，敢與直言，故新舊兩黨都不喜歡他，反而處處打擊他。

由於蘇軾詩詞字畫，好詞好詩好畫好字好文章，還是得到當時很受人的感動。

蘇軾的性格及其一生，性格決定了他的命運。

在中國的封建官場中，充滿了陰謀和鮮血，如果歷史全讓那些搞陰謀詭計的無恥之徒佔去了，中國的歷史就不會如此延續下來。

蘇軾一生性格耿直純白，無心計，由於蘇封的文人氣質由此使他在仕途上經歷坎坷，幾遭殺身之禍。正是由於蘇軾不通權術，蘇軾才成為任何權術家無法比擬的千古名人。

歷史的公正，在他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顯現和評價。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像蘇軾這樣的人，在中國的整個歷史中大少了蘇軾艱難和光輝的人生經歷成為後人說不盡的評說。

蘇軾一四川眉州人宋仁宗景佑二年公元1036年出生，他的父親蘇洵仔細觀察孩子的五觀，見孩子天庭飽滿，鼻如懸膽，特別是一雙眼睛，明亮透沏，如同兩泓山泉一樣。清澈見底。於是蘇軾的父親蘇洵對天人說：這孩子性格豪放：鋒茫畢露，不通機變，日久必遭人口舌之禍，一生恐怕有許多磨艱了"。

這或許是後人附會吧，但，蘇洵是說過這樣話來預見孩子的一生。

這就是北宋時期，也是中國文化史上的巨人一蘇軾。

從很多文章裡可以看出，蘇軾不是一個死板腐儒的學究，對世態人情有深刻的哲理。是深有心得的。

蘇軾進入官埸後，他不是不懂∴為官之道∴。而是把官場看得大透，他們的一舉一動乃至微妙的心理蘇軾都看得一清二楚。但，只有一點，這就是蘇軾耿直的性格決定了他決不同他們同流合汙，只是為民著想，為正義著想，而不願意屈就。

在全國的進士會考中，蘇軾的《刑賞忠厚之至論》的論文裡，可以看到蘇軾的為國為民，愛國愛民之心。言詞鏗鏘，文氣充沛，不拘古法，活用典故。蘇軾在口試複試中，以情秋對義》獲第一名，全國第一名。

歐陽修特別感慨，特別讚賞他。當時歐陽修文滿天下，天下士子進退之權全操於歐陽修一人之手，而歐陽修卻這樣說一一三十年後沒有人會再十談起我。歐陽修這麼一句話，蘇軾之名迅速傾刻傳遍全國。

《出人頭地》這句成語，就是從這裡來的。

在這裡再說說兩黨，王安石和司馬光之間，蘇軾和他們在個人感情上並無偏愛，交往很深，關係很好，於歐陽修也能推瓜置腹，無話不談。在兩黨勢力之間，不會因為感情去偏向任何一方。也不會因為私人感情去掩蓋自己的真實觀點，說出違心之論。

這就是蘇軾，真實的文化巨人蘇軾。

德才兼備的蘇軾仕途為何不順，可以這樣說，性格決定了命遠，他的耿直的性格，豪放不羈，鋒茫畢露，因為這一性格，一貶再貶，同時他因為擁有這一性格，他才能胸懷坦蕩之懷，任天而動，寫就出中國文化的一頁輝煌。

丑年農曆十二2時35分

縱觀蘇軾生平事蹟，起起落落，在京做官時間不長，始終進不了朝堂之上的權力中心，很多時間都是被貶他鄉，一生顛沛流離，鬱郁不得志。

表面上看，是受到朝堂上新黨與舊黨的打壓導致，但從根本上分析，還是被自己脾氣性格太過不羈，不懂為官之道所致。

個人覺得，主要原因有以下幾點:

1.太過耿直，不夠圓滑

熙寧四年（1071年），蘇軾上書談論新法的弊病。王安石頗感憤怒，於是讓御史謝景在神宗面前陳說蘇軾的過失。蘇軾於是請求出京任職，被授為杭州通判。

王安石變法初期，是受到皇帝的支援的，王安石當時可算是實權派。蘇軾作為作為一名普通官員，不識時務，不支援變法，這不僅僅是得罪了王安石，還是在打宋神宗的臉，肯定是得不到便宜的。

在那種情況下，最好的方式是低調圓滑，曲線迂迴的方式，官低位輕，正面硬懟，簡直就是以卵擊石，是政治不成熟的表現。

2.放浪形骸，書生意氣

《烏臺詩案》，元豐二年（1079年），四十三歲的蘇軾被調為湖州知州。上任後，他即給神宗寫了一封《湖州謝表》。

向皇帝寫奏章而已，按照正規格式用詞就行了，中規中矩的表表忠心即可。可是，蘇軾姿勢文采不錯，洋洋灑灑寫了一堆牢騷，又被新黨給抓住把柄，參了一本，整進大牢，差的丟了小命。

官場無小事，很多人謹小慎微都多有差錯，蘇軾太過文人志氣，不當回事，搞出節外生枝之舉，差點仕途結束。

3.機會來臨，不知把握

蘇軾仕途本有轉折的機會，那就是，舊黨司馬光重新上臺掌權，這時司馬光想啟用蘇軾。

元豐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為名，臨朝聽政，司馬光重新被啟用為相，以王安石為首的新黨被打壓。蘇軾復為朝奉郎知登州（蓬萊）。四個月後，以禮部郎中被召還朝。在朝半月，升為起居舍人。三個月後，升中書舍人。不久，再又升翰林學士、知制誥，知禮部貢舉。當蘇軾看到新興勢力拼命壓制王安石集團的人物及盡廢新法後，認為其與所謂“王黨”不過一丘之貉，再次向朝廷提出諫議。他對舊黨執政後，暴露出的腐敗現象進行了抨擊，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勢力的極力反對，於是又遭誣告陷害。

這是非常好的一次機會，話說朝堂有人好做官，做官要學會站隊，蘇軾經歷了這麼多年官，居然又犯糊塗，不知前車之鑑麼，同樣的錯誤犯了2次，可惜呀。

雖說蘇軾不太懂得為官之道，但是他的書法、文章名揚天下，唐宋八大家之一；同時，他在地方當官時，也能盡心盡力為百姓做事，也算造福一方百姓了。

德才兼備不一定人情世故，德才兼備不一定官運恆通，德才兼備不一定就沒有對頭與敵人。德才兼備不一定皇上喜歡你！這樣的人一定要皇上支援喜歡你，如果皇上不支援你，會把自己置於八面樹敵四面圍攻之地，也只有皇上才能給他解圍，但皇上救他嗎？

舊天才文人的通病，率性而為，想說就說，寧折不彎。這樣的人不適合官場，只能當藝術家。王安石變法有缺陷，他要出頭反對，以為是保守派，被打倒。王安石倒臺，司馬光上臺守舊他又要反對，當作改革派又被打倒。其實他就是個率真派，率性而為，憤青文藝青年一枚。而且做了多年官，也沒見突出的地方政績，只留詩詞歌賦，遊山玩水，整天研究吃喝，東坡肉，東坡壺。都是他當年研究出來的。也如宋徽宗當不好皇帝一樣，專業文藝青年，瘦金體是一絕。

提起蘇軾，我們無不驚豔於他的才華。這時候我們就要看一看蘇軾亮眼的履歷了，蘇軾是北宋中期著名的文學家、畫家和書法家。他不僅文章寫得好，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還在書法、繪畫等方面有很深的造詣和成就。可以說除了在仕途上他毫無所得甚至極為坎坷外，在其他領域都有著極為出色的成就。到底是什麼導致蘇軾仕途坎坷呢？

北宋朝廷內鬥

當時的北宋朝廷內鬥不止，分為新黨和舊黨，他們為了獲得最後的朝政大權和各自的利益，拉幫結派，結為朋黨，互相攻擊對方，推翻對方的執政主張，上演了令人膽戰心驚的權利爭奪戰。新黨和舊黨來回交替，朝政方針不斷更換，甚至為了削弱對方的實力，他們各自在執政期間惡意打壓對方陣營的官員，其中也牽連了很多無辜的官員。比如司馬光和王安石分別執政期間，他們都是在位置上公報私仇，打擊了不少無辜的官員。蘇軾就是被牽連的官員中的一員。

蘇軾缺乏政治頭腦

可能上天賦予了蘇軾無與倫比的才華，因此就收去了他的政治頭腦。蘇軾缺少政治敏感性，他不懂官場上的套路。也因為他驕傲耿直的性格 ，他無法與其他官員同流合汙，還發表了很多得罪人的言論，就被別人當作出頭鳥栽贓陷害。他常常在新黨和舊黨之間搖擺不定，當對方下臺了，他又會心軟覺得對方可憐，因此他不受在野派喜歡，也不受掌權派待見，兩頭不待見，成了孤家寡人。在他被流放期間，他的黨派其實重新成了掌權派，就因為他的耿直和容易心軟沒有詔他回京，他的仕途就一直坎坷不順了。

可能也正是因為蘇軾的仕途坎坷，才成就了我們現在所見的蘇軾。

蘇軾字子瞻，又字和仲，號東坡居士。北宋眉州眉山（今屬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欒城，北宋著名文學家、書法家、畫家。蘇軾是宋代文學最高成就的代表，為“唐宋八大家”之一。蘇軾一生，於政治上反對新法與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見不合，對舊黨執政後，暴露出的腐敗現象進行了抨擊，因此，既不能容於新黨，又不能見諒於舊黨！所以，一生仕途不順！

1056年，蘇軾首次出川赴京，參加朝廷的科舉考試。當時的主考官是文壇領袖歐陽修，歐陽修認為蘇軾將來文章必獨步天下。

1061年，蘇軾應中制科考試，即通常所謂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為“百年第一”，授大理 評事、籤書鳳翔府判官。四年後還朝判登聞鼓院。治平二年，蘇洵病逝，蘇軾、蘇轍兄弟扶柩還鄉，守孝三年。三年之後，蘇軾還朝，震動朝野的王安石變法開始了。蘇軾的許多師友，包括當初賞識他的恩師 歐陽修在內，因反對新法與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見不合，被迫離京。朝野舊雨凋零，蘇軾眼中所見，已不是他二十歲時所見的“平和世界”。

1071年蘇軾上書談論新法的弊病，王安石很憤怒，讓御史謝景在皇帝跟前說蘇軾的過失。蘇軾於是請求出京任職：熙寧四年至熙寧七年（1074年）被派往杭州任通判、熙寧七年秋調往密州（山東諸城）任知州、熙寧十年（1077年）四月至元豐二年（1079年）三月在徐州任知州、元豐二年四月調往湖州任知州。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頗有政績。

1079年蘇軾四十三歲，調任湖州知州。上任後，他即給皇上寫了一封《湖州謝表》，這本是例行公事，但蘇軾是詩人，筆端常帶感情，即使官樣文章，也忘不了加上點個人色彩，說自己“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這些話被新黨抓了辮子，蘇軾上任才三個月，就被御史臺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師，幸虧北宋時期在太祖 趙匡胤年間既定下不殺士大夫的國策，蘇軾才算躲過一劫。

出獄以後，蘇軾被降職為黃州（今湖北黃岡市）團練副使（相當於現代民間的自衛隊副隊長）。

1085年， 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為名，臨朝聽政， 司馬光重新被啟用為相，以王安石為首的新黨被打壓。蘇軾復為朝奉郎知登州（ 蓬萊）。四個月後，以禮部郎中被召還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個月後，升 中書舍人，不久又升 翰林學士知制誥，知禮部貢舉。當蘇軾看到新興勢力拼命壓制王安石集團的人物及盡廢新法後，認為其與所謂“王黨”不過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諫議。他對舊黨執政後，暴露出的腐敗現象進行了抨擊，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勢力的極力反對，於是又遭誣告陷害。蘇軾至此是既不能容於新黨，又不能見諒於舊黨，因而再度自求外調。

1089年蘇軾任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蘇軾在杭州過得很愜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不久又因為政見不合，調往潁州任知州、1092年任揚州知州、1093年任定州知州。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執政，新黨再度執政，1094年別為寧遠軍節度副使，再次被貶至惠陽（今廣東惠州市）。

1097年年已62歲的蘇軾被一葉孤舟送到了徼邊荒涼之地海南島儋州（今海南儋縣）。據說在宋朝，放逐海南是僅比滿門抄斬罪輕一等的處罰。徽宗即位後，蘇軾被調廉州安置、舒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1100年大赦，復任朝奉郎，北歸途中，於1101年8卒於常州（今屬江蘇）。

縱觀蘇軾一生，於政治上反對新法與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見不合，對舊黨執政後，暴露出的腐敗現象進行了抨擊，因此，既不能容於新黨，又不能見諒於舊黨！所以，一生仕途不順！

正因為德才兼備，並且很高。才大宋屬第一，才引起朝廷上那些居高位的小人瘋狂嫉妒，想方設法打壓排擠。職場你懂的，你死我活，槍打出頭鳥。你的公平正直動了別人的乳酪，打擊你是免不了了的。所以屢屢被貶。全國各地做了八九任市長，好像是最後一次從海南向廣西，路上傳染上了瘟疫，壽終。最有名的是治理西湖，建造東坡堤，把一個爛湖，水草氾濫，治理成天下第一美湖。美食東坡肉。等等。

蘇軾德才兼備，卻仕途不順，不得重用。

這有他自身的原因，也有當時朝堂政局的原因。

一、政局

當時的政局分為新舊兩黨，朝堂上跟著王安石提倡變法的官員為新黨，而以司馬光為首反對王安石變法的官員稱為舊黨。

而蘇軾，也是反對王安石變法時反對派代表人物之一。

但是，蘇軾的政見卻與典型的守舊派不同。蘇軾在仁宗時期就提倡變法，但是卻反對王安石變法，認為其變法措施太過於激烈，因此對王安石變法批判與抵制。

因此，新舊兩黨都不拿蘇軾當自己人。

新黨得勢時，他數次上書皇帝反對新黨變法，舊黨得勢時，他又不滿舊黨對新黨的趕盡殺絕。

朝堂之上，他不是新黨，亦不是舊黨。

他就是蘇軾，行事皆是自認為，皆是順心意。

二、性格

蘇軾滿腹不合時宜，向來不曾趨炎附勢。

可朝堂之上，天真率直的他，在政治的鬥爭漩渦中，與王安石爭，與司馬光爭，甚至與帝王爭，與大勢爭！

他學不會依附某一方勢力長袖善舞。

他是蘇軾，他只做他認為對的事。

人們大抵都只知道蘇軾前赤壁賦裡的豁達胸襟，可那是假的；後赤壁賦裡那個高潔自許，不願隨波逐流的蘇軾，才是真實的蘇軾。

也許蘇軾並不曠達，他只是無可奈何。

對蘇軾和仕途與北宋的朝堂，這是一場悲劇，國家不幸詩家幸，對於文學，這是何等的幸運。

朝堂之上的勾心鬥角險惡至極，而蘇東坡從政卻不改他的文人秉性。從蘇軾的性格來看，他接二連三被貶，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蘇軾有這樣一首詩

《洗兒戲作》

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

唯願孩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

這是蘇軾對孩子的祝福，也是蘇軾對自己一生的自嘲。

蘇軾給愛妾王朝雲寫過一副對聯。

上聯：不合時宜，惟有朝雲能識我

下聯：古調獨彈，每逢暮雨倍思卿。在這幅對聯裡面包含了蘇軾對自己人生的評價——不合時宜。一句不合時宜造成了蘇軾一生坎坷。蘇軾醫生可以分為四個時期，第一時期是蘇軾1056年進京考取進士到1079年調任湖州知州，這一時期，前期還沒有王安石變法，後期蘇軾未遭到新黨迫害；第二時期是1079年烏臺詩案到1085年蘇軾任朝奉郎知登州。這一時期是王安石為首的新黨執政時期；第三時期是1086年蘇軾以禮部郎中被召還朝到1093蘇軾任定州知州，宋哲宗執政。這一時期是以高太后為首的舊黨執政時期；第四時期是1094年被貶寧遠軍節度副使到1101在常州逝世。這一時期新黨再次執政。這四個時期蘇軾仕途第一、第三時期仕途雖然不能說平步青雲，卻也可以說仕途坦蕩；第二、第四兩個時期就屬於蘇軾人生、仕途雙坎坷時期。下面就分時期看蘇軾仕途坎坷。

第一時期從1056年到1079年。

1056年蘇軾參加科舉考試，1061年，蘇軾應中制科考試，即通常所謂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為“百年第一”，授大理評事、籤書鳳翔府判官。1065年還朝判登聞鼓院。1066年蘇洵去世，蘇軾回鄉守孝三年。1069年回京，1071年以杭州通判離京。1074年秋，密州任知州。1077年四月在徐州任知州。1079年四月調為湖州知州。從蘇軾履歷來看這一時期蘇軾仕途雖沒有大升遷，卻也沒有遭到迫害。蘇軾第一任官授大理評事、籤書鳳翔府判官期間蘇軾大力推行改革，政績斐然。蘇軾第一次回京，王安石對蘇軾的改革觀念很是欣賞，想要招蘇軾加入新黨變法。可是當時歐陽修等人均反對變法，蘇軾沒有答應，也沒有便是反對。直到1071年新法弊端展現出現蘇軾才上書反對變法。引起王安石不滿，在御史官攻擊下蘇軾自請離京。從杭州通盤到湖州知州蘇軾這八年時間官職略有升遷，政績卓著。但是蘇軾在這期間寫下大量詩文，這些詩文一方面表達了蘇軾渴望得到朝廷重用，另一方面表達了對新政的弊端的不滿。與此同時蘇軾在北宋文壇地位逐漸提升，影響力不斷增大。宋朝是文人治國的典型朝代，對於言論把控非常嚴格。蘇軾在文壇影響力增大和反對新政的思想引起新黨不滿。於是在蘇軾湖州任上爆發了著名的文字獄——烏臺詩案。

第二時期1079年到1085年。

1079年蘇軾被誣陷下獄，在獄中度過了黑暗的百日。烏臺詩案給蘇軾帶來了精神、身體雙方面的打擊，因此受牽連多達80人。最終以蘇軾貶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本州安置”身份幾乎相當於當地管理的罪犯。黃州這幾年是蘇軾人生最黑暗的時期。烏臺詩案蘇軾因詩獲罪，於是做出了“不復作詩文”的決定。“本州安置”的身份讓蘇軾窮困潦倒，看見小麥豐收感慨“但令人飽我愁無”！同樣也是在這一時期蘇軾詞、文創作取得非凡成就。赤壁賦、念奴嬌等等都是這一時期創作。蘇軾的文壇地位繼續攀升。

第三時期1086年1093年。

在這幾年是蘇軾官場最矛盾的幾年，一方面蘇軾得高太后賞識，不斷升遷，希望政治上能有所作為；另一方面高太后為首的舊黨當政出現前所未有的政治黑暗，對於新法相關內容不做辨別全面否定，令蘇軾十分痛苦無奈。蘇軾在1085年一年之內連續三次升遷，卻因與舊黨人政見不合，蘇軾在朝中處處受排擠。於是1089蘇軾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隨後被調往潁州、揚州。這期間是蘇軾最愜意的官場生涯。雖然蘇軾的官職不高，卻有龍圖閣學士的殊榮，代表著他朝廷肱股之臣身份。這之前有這份殊榮的有范仲淹、包拯等。在地方為官遠離朝廷紛爭，又能造福一方，我們常說的杭州蘇堤就是蘇軾這一時期修建。在文學方面這一時期的蘇軾可以算得上是北宋文壇領袖，蘇門四學士名滿天下，蘇軾自己更是曾經擔任翰林學士。但是這一時期蘇軾被打上元祐黨人身份，造成了蘇軾接下來人生悲劇。

第四時期1094年到1101在常州逝世

這一時期宋哲宗掌權，新黨人當政。開始了對元祐黨人的清算，蘇軾在終點照顧之列。於是從1094年開始蘇軾一路被貶從寧遠軍節度副使，到被貶至惠州，再到儋州。宋朝開國皇帝定下不殺文人的規矩，被貶儋州市當時最重的處罰。這幾年蘇軾一直被貶卻也對嶺南開發做出不少貢獻。蘇軾在惠州留下了“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常做嶺南人”宣傳詩句。在儋州蘇軾開發儋州，興辦教育。蘇軾北歸不久，這裡的姜唐佐就舉鄉貢。為此蘇軾題詩：“滄海何曾斷地脈，珠崖從此破天荒。”而儋州當時更是留下不少東坡村、東坡井、東坡田、東坡路、東坡橋、東坡帽等等傳說。這一切功績也不能掩蓋蘇軾這一時期的悲慘仕途。

縱觀這四個時期，蘇軾經歷了兩次大起大落起落，全是因為變法的新舊黨政。蘇軾對於變法的態度始終保持在以人為本的基礎上，反對變法弊端，提倡適當變法。這樣的政治態度導致蘇軾被冠以政治投機的名頭，被兩黨之人所不容，導致了蘇軾仕途坎坷。從另一方面來看，蘇軾的文學創作巔峰期正式在蘇軾經歷磨難之後黃州時期，生活的磨難，政治的失意讓蘇軾有時間進行大量遊歷創作。也正應了福兮禍之所倚，禍兮福之所傍。

一切學術最終目的，都是服務社會，服務於人民。作為學問來自於生活，如何應用社會是兩回事，取決國家，和個人給自己定位，個人性格！勞動、和職位沒有貴賤，只有為社會貢獻大小之分！

性格使然，人生的成敗，除了才華，更多則是適應社會的能力，既然選擇了，仕途就得按仕途的遊戲方法來。沒有那麼多得明君。

北宋政壇上湧現過許多傑出的人物，蘇軾就是其中最耀眼的一位。可是，為什麼德才兼備的蘇軾仕途那樣不順呢？

一、蘇軾生不逢時，他守制結束回到朝廷，正是王安石開始熙寧變法的時期。蘇軾對新法提出異議，被新黨排擠出京城。當然也有人認為這是蘇軾性格過於剛直，不夠圓滑，其實縱觀整個熙寧變法時期，因為對新法提出不同意見被貶謫出京的，還有王安石亦師亦友的呂公著、學生鄭俠等人，豈止是蘇軾一人，難道都是因為性格不夠圓滑嗎？主要還是王安石代表的新黨沒有容人之量所作的排除異己的錯誤做法。

等到王安石罷相以後，以司馬光為首的舊黨掌握朝政大權的時候，舊黨又開始了新的一輪政治大清洗，蘇軾就事論事，認為完全廢止新法並不合適，又被打入了被清洗的行列，貶謫南荒。

二、蘇軾的才華在同一時期，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與之比肩，他參加科舉考試的文章更是被歐陽修等人稱讚，他的制科考試成績甚至可以說空前絕後，皇帝認為這可是宰相之才。所謂木秀於林，風必摧之。行高於人，眾必非之。蘇軾招致了很多人的嫉妒之心。

第一個就是王安石。王安石雖然在文學上也是很有造詣，但是和蘇軾比起來，還是稍遜一籌。蘇軾對他的新法提意見以後，他表面上沒怎麼樣，暗地裡給蘇軾穿小鞋，把他弄到開封府擔任繁雜瑣事最多的負責案件審理核查的推官一職，結果人家蘇軾遊刃有餘。王安石拿蘇軾沒轍了。後來蘇軾負責開封府科舉考試某一場的出題考官，他出的題目對映王安石在朝廷上搞一言堂，這下王安石開始對他打擊報復，蘇軾不得已自己申請到地方去任職。

第二個就是沈括。沈括和蘇軾本來還算是朋友，但是他作為王安石新黨成員，到杭州去看望蘇軾，然後把借來的蘇軾最新詩集全都畫上重點，回到京城，就向皇帝打了小報告。也許沈括不夠腹黑，沒找出太明顯的黑材料，這事就不了了之了。

第三個就是炮製出烏臺詩案的文字獄小集團，包括李定、舒亶、王珪等人，他們用蘇軾的詩文斷章取義，弄出了宋朝第一起文字獄。蘇軾在獄中三個多月，備受折磨和逼供的恥辱與痛苦。

對於蘇軾因為詩文招致牢獄之災，差一點丟了性命，也有人認為完全是蘇軾自己不夠謹慎，純屬不作不會死的那一夥。這麼說就有一點過了。所謂文字獄，就是雞蛋裡挑骨頭，就連神宗皇帝對李定那幾個整出來的所謂罪狀都不以為然。

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王珪就解釋說:"陛下飛龍在天，軾以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蟄龍，非不臣而何?"神宗則回答：“詩人之詞，怎麼能這麼牽強附會呢？蘇軾詩句說的是檜樹，關我什麼事兒？”

綜上所述，蘇軾始終不被重用仕途坎坷不順有兩個原因，一個是外部的政治環境因素，身陷新舊兩黨的黨爭之禍，這個影響，一直到蘇軾故去，都沒有消除。徽宗年間甚至公開查禁蘇軾的詩詞文章。

另一個就是人的因素。當時政壇上從朝廷重臣到奸邪小人，無一不對才華橫溢的蘇軾有著強烈的嫉妒心理。這一點，從王安石到李定等人都一樣。在這兩個因素的影響之下，蘇軾就是有經天緯地之才，根本不能在仕途上有所進取，只是在貶謫的路上顛沛流離了大半生。

如果蘇軾真的是德才兼備，再有點耿直的性格，那在朝廷上不被重用，仕途不順就是必然的了。

在朝廷的官場中所需要的不是不具奴性、德才兼備的人才，而是溜鬚拍馬，看風使舵，捧屁跪舔的奴才。

自古以來，敢於說真話的人，敢於仗義直言的人，基本上都沒有好下場。幾千年來朝廷所培養的是效忠朝廷、忠於皇帝的鷹犬、爪牙、奴才。而不是敢於犯上直諫的英才。朝庭所需要的是為他們歌功頌德、效犬馬之勞的御用文人。

海瑞罵皇帝不是被罷了官了嗎？

在古代，最黑暗最骯髒的所在就是官場。勾心鬥角、爾虞我詐、口是心非，笑裡藏刀、陽奉陰違、口蜜腹劍、賣友求榮、背信棄義，那是官場的常態。在這樣的官場中，像屈原那樣的剛之不阿、正道直行之人，也只好被迫投汨羅江自盡而去。""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也還是求索不下去。屈原深切體會到，那是""腥臊並卸，芳不得博兮""的所在。既然眾人皆睡，唯你獨醒；既然眾人皆醉，唯你獨清。那些皆睡皆醉的昏官們哪能容你這獨醒獨清的人存在？

古代的官場，就是小人的天堂，君子的地獄。只要你具有奴性，庸才也行。只要你不具有奴性，人才也不行。在那樣的環境中，德才兼備，剛直不阿的蘇軾自然逃不脫任途不順的命運。

東坡仕途不順，大抵有三原因：一是文人一般清高，有些事俗不屑為，為大多人敬而遠之，領導須備的親和力不足。二是熙寧變法站在守舊保守一方，既不為革新者所容，又不是保守一方的中堅。不會受到任何一方重用。三是最重要的是文學才能不等於理政能力。南唐李煜就是前例。

蘇軾的一生，命運跌宕起伏，既曾經非常短暫地位居廟堂之高，又在更長的時間裡持續被貶官流放，處江湖之遠，至死都沒能回到朝廷和故鄉。

他性格中豪放曠達的一面，使他不可能萬事三緘其口，遇到看不慣的事情時若不說出來，他就會如鯁在喉。對於宋神宗力推、王安石主導的變法，蘇軾堅定地站在了司馬光、歐陽修、韓琦、富彌等保守派的一邊，站在了自己認為是正確的施政綱領的一邊。王安石變法，本是宋神宗為效法堯舜，力圖有所作為而依託王安石而實施的變法，目的就在於富國強兵。包括司馬光、歐陽修、韓琦、富彌、蘇軾在內的保守派認為，富國強兵所採取的措施不能過急，應慢慢革除朝廷弊政，一步一步地實施。宋神宗和王安石則認為，要想有所作為，就要釜底抽薪，徹底打破舊世界。在司馬光、歐陽修、富彌、韓琦等保守派接連因為反對變法、不能說服宋神宗而辭職之際，“不識時務”的蘇軾依然連續數次上書宋神宗，奉勸神宗對變法進行酌情、緩步實施。更讓人不可接受的是，蘇軾此後無論是在杭州，還是在密州、徐州、湖州等地做官，看到百姓受苦受難，看到王安石變法帶來的種種弊端和民生凋敝的情形，看到一些官員為了推行變法而採取的暴政以及形式主義，蘇軾都會忘記朋友們的忠告，禁不住提筆寫詩，反映民生疾苦，對變法進行批評。蘇軾有些詩中對王安石變法的評論，完全出自一個知識分子個人的理解，不免有失偏頗和片面，就連他自己也承認，他的《山村五絕》一詩，的確有諷喻時政的意思。

蘇軾如果批評一下其他地方現象也就算了，他偏偏批評的是王安石變法。要知道，王安石變法可是宋神宗主推的變法啊！宋神宗是誰？他是當朝皇帝，是當時宋朝的最高國家領導人；王安石是誰？他是當朝宰相，位高權重，想掐死一個人就像踩死一隻螞蟻。我們在為蘇軾不畏權貴、敢於仗義執言的勇氣點贊時，也禁不住為他捏一把汗：他這個宋朝的體制內小官員，竟然如此評論時政，真的不會為自己惹禍嗎？

事實上，蘇軾的禍端很快就來了。官場上的事情變化多端，互相明爭暗鬥是唯一不變的法則。而在明爭暗鬥中，正人君子往往鬥不過小人，因為正人君子爭的是道理，而小人們往往爭的是權位和位置，這已經是被歷朝歷代證明了的顛古不破的真理。

當時朝廷的一幫小人，早就將目光盯上了蘇軾。王安石變法以來，司馬光、歐陽修等保守派大臣及官員，辭職的辭職，退休的退休，唯有蘇軾，雖然在地方任職，但不僅毫髮無損，而且過得相當瀟灑，萬一哪一天受到皇帝重視，提拔到京城，保守派們捲土重來咋辦？更為重要的是，這幫小人發現，蘇軾自嘉佑二年進士考試名震京師以來，雖然在仕途上一直沒有獲得朝廷的重用，但在文學藝術才華上，聲望卻非常大。他卓越的詩文，廣博的學識，曠達的性格，無與倫比的人格魅力，都讓他的名氣遠遠超過在京城為官的很多人士。就連宋神宗，也是蘇軾的超級粉絲，只要看到蘇軾的文章，哪怕是非常常規的朝廷公文，宋神宗都看得如痴如醉，常常忘記吃飯。宋神宗這麼喜歡蘇軾，保不準哪一天就會將他提拔到自己身邊啊！蘇軾的存在，對京城的宵小們來說是一個惡魔一般的存在，必將處之而後快。

這其中，有一個官員叫沈括，沒錯，他就是《夢溪筆談》的作者。歷史上有很多人，文章不錯，做官時也幹出了一些名堂，但偏偏是官品和人品不行。熙寧六年，沈括就曾拿蘇軾的詩文說事。當時，他以欽差大臣的身份出使杭州，專程拜訪蘇軾，敘舊論文，十分熱絡，臨行前請求蘇軾贈送手錄近作詩一冊，留作紀念。心地坦然、胸無城府的蘇軾，哪會考慮那麼多，不僅口無摭攔地發表了一下對王安石變法的看法，而且還贈送了沈括一冊詩稿。想不到沈括回到京城，立即將蘇軾詩稿逐一標註，到宋神宗面前狀告蘇軾。宋神宗看完詩稿後根本不為所動，覺得這不過就是尋常的詩歌而已，哪有沈括所說的誹謗和批評啊！沈括的宵小做法才沒有得逞，蘇軾為此躲過一劫。

但是，要置蘇軾於死地的小人們，從沒有放棄努力。於是，他們精心謀劃，輪番上陣，將蘇軾的詩文逐一整理，旁敲側擊、牽強附會地進行栽贓標註，安一些莫須有的罪名。何正臣、舒亶、李宜之、李定等人，先後上書宋神宗，告蘇軾誹謗朝政，意圖謀反。他們要讓宋神宗知道，蘇軾所批評、誹謗和意圖謀反的物件，不是別人，正是皇帝本人。最多的時候，宋神宗一天之內能接到四分狀告蘇軾的狀紙。

作為蘇軾的粉絲，宋神宗一開始也是極力護著蘇軾，極力為蘇軾開脫，但禁不住小人們輪番吹“耳旁風”，讓他一時也失去了定力，進而影響了判斷。尤其是如此洶湧的“民意”，讓宋神宗不得不予以重視，他最終傳下聖旨：“將蘇軾誹謗朝政一案送交御史臺根勘問奏。”

宵小們算是拿到了“尚方寶劍”，立即前往湖州捉拿蘇軾，一路上將他當重刑犯對待。回到京城，蘇軾很快被投進大獄。接二連三地“兇刑逼供”。肉體和精神摧殘之下，蘇軾不得不寫下了悔過書。

就連蘇軾本人都以為，此命休矣。是的，如果在大唐，別說誹謗皇帝，即便得罪其中一個王儲，後果也是極其嚴重，王勃不就是這樣嗎？如果在大明，稍微對朝廷有不恭之舉，生命可以休矣，于謙不就是這樣嗎？如果在大清，別說寫了這麼多詩，就算一句話說錯，可能就會遭到砍頭，“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的作者不就是這樣嗎？幸運的是，蘇軾投胎對了年代，他生活在了大宋。從歷史上看，宋朝一直是個較弱小的朝代，從沒真正強大過。但宋朝的好處是，歷代皇帝對文人比較寬容，思想比較多元，經濟發展也較快。宋太祖一開國就定下了家法：“不以言罪人！”這個家法，也成為宋朝文人輩出的重要原因。

對於蘇軾，宋神宗一直是比較喜愛和敬重的，他欣賞蘇軾的才華，不忍輕易加害於他。同時，宋神宗的心中一直記得“不以言罪人”的祖訓，一心要做明君的他，害怕因為亂開殺戒而給後人留下暴君的罪名。有一天，神宗去看祖母，祖母問他為何心事重重，他如實說“有個叫蘇軾的臣子動輒誹謗，甚至形於文字”。祖母問他是否是二蘇兄弟中的那個蘇軾，宋神宗吃了一驚，問祖母怎麼也知道蘇軾的名字。祖母告訴他宋仁宗當年感嘆“為後人選得兩名宰相之才”的事情，並說：“因寫詩而坐牢，開國百年尚無先例。我已經病了，不可再有冤屈之事發聲，致傷中和元氣。”聽了祖母的話，宋神宗下定決心：大赦天下為祖母請壽。祖母說：“不用大赦天下，只放了蘇軾就夠了。”

蘇軾就這樣保全了性命。隨後，他被貶謫到湖北黃州。那一年，蘇軾43歲。

政治漩渦中的人物不能避免

哲宗朝，無論是元祐時期，還是哲宗親政後，最活躍的似乎都是朝中的大臣們。由於變法與反變法矛盾的延續以及哲宗與高太后的衝突，使得當時支援變法的大臣（新黨）與反對變法的大臣（舊黨）都無可避免地捲入激烈的黨爭，成為其中的主角，也就演出一幕幕令人嘆息的悲劇。

　　在高太后垂簾的8年中，舊黨不僅控制了整個朝廷，對新黨的打擊和傾軋也始終如一，從未放鬆過。舊黨劉摯、王巖叟、朱光庭等人甚至竭力搜尋新黨章惇、蔡確的傳聞軼事，任意加以穿鑿附會，對其進行詆譭，其中最典型的便是車蓋亭詩案。

　　蔡確，字持正，泉州晉江人。神宗變法時，王安石見蔡確頗有些才能，便推薦他做三班院主簿。但蔡確長於見風使舵和陰謀詭計，當他見到神宗有疏遠王安石之意時，竟不顧知遇之恩，上書參劾王安石。蔡確為了謀取高官，製造了多起冤獄。他自知制誥升至御史中丞、參知政事，均靠製造冤獄奪別人官位後得到。很多大臣都看不起他，而蔡確卻自以為本事了得。神宗病危時，蔡確與邢恕欲立神宗同母弟雍王顥和曹王頵不成，反過來誣陷高太后和王珪有廢哲宗之意，自謂有策立功。

　　高太后垂簾後，新黨勢力被排擠，蔡確也被貶出朝廷。元祐元年，蔡確罷相，出知陳州。次年，蔡確再貶安州。在安州遊車蓋亭時，蔡確寫下了《夏日遊車蓋亭》十首絕句，詩被與蔡確有過節的吳處厚所得。吳處厚曾在蔡確手下為官，希望他推薦自己，但被蔡確拒絕了，由此怨恨不已。終於，吳處厚等來了報復的機會，他將蔡確的詩上呈朝廷，說其中“內五篇皆涉譏訕，而二篇譏訕尤甚，上及君親”。詩中有“矯矯名臣郝甑山，忠言直節上元間”之句。

郝甑山，安州人，唐高宗時的忠直之士。唐高宗曾想讓位給皇后武則天，郝甑山上奏反對。吳處厚曲解詩意，說此處是將高太后比做武則天。而舊黨梁燾、朱光庭和劉安世等人立即加以發揮，肆意攻擊，並以“邢恕極論蔡確有策立（哲宗）功，真社稷臣”的言論相彈劾，高太后怒不可遏，將蔡確貶到新州。呂大防和劉摯曾以蔡確母親年老，嶺南路遠，主張改遷他處，高太后卻說：“山可移，此州不可移。”在當時，被貶往嶺南，實際上如同被判了死刑。蘇軾曾有詩云：“問翁大庾嶺頭住，曾見南遷幾個回？”這是當時嶺南實際情況的真實寫照。蔡確被貶時，範純仁對呂大防說：“嶺南之路長滿荊棘七八十年矣，今日重開，日後我們難免有此下場。”他還請哲宗向高太后求情，但哲宗依舊以沉默相抗議。哲宗親政後便把大批元祐大臣貶至嶺南，印證了範純仁當日的憂慮。

　　車蓋亭詩案是北宋開國以來朋黨之爭中以文字打擊政敵面最廣、力度也最大的一起文字獄，舊黨利用高太后對蔡確等人的不滿，捕風捉影，對整個新黨集團進行一次次斬草除根式的清算。在蔡確被貶新州時，舊黨將司馬光、範純仁和韓維譽為“三賢”，而將蔡確、章惇和韓縝斥為“三奸”。他們將王安石和蔡確親黨名單張榜公佈，以示警告，同時對元祐元年被司馬光斥逐的新黨人員章惇、韓縝、李清臣和張商英等人再加以重貶，又剷除在朝的新黨，如李德芻、吳安詩和蒲宗孟等人，都被降官貶斥。司馬光的同僚及追隨者們在高太后的支援下，欲給新黨以毀滅性的打擊，來鞏固自己的勢力。

　　但是，隨著高太后的衰老和哲宗的成長，不僅舊黨成員，連高太后也感到山雨欲來、新黨復起的政治氣氛。元祐八年八月，高太后垂危時，她告誡範純仁和呂大防等人：“老身歿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之，公等宜早求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實際上是已經預感到哲宗準備起用一批新人，要他們提前準備，儘早退出朝廷，以保全身家性命。後來事實證明，哲宗親政後，凡是高太后垂簾時彈劾新黨和罷免新法的官員幾乎無一人倖免於報復。

　　哲宗親政後，召回章惇、蔡卞、黃履和張商英等人。章惇等人曾是神宗變法時的重要人物，但在經歷了元祐時期舊黨的殘酷傾軋後，他們的政治性格在黨同伐異過程中遭到嚴重扭曲。當他們復出時，他們與親政的哲宗一樣，都有著強烈的報復心理，而章惇就是其中代表人物。

　　章惇，字子厚，浦城人。他博學善文，考進士時，其名次在侄子章衡之下，深以為恥，在競爭異常激烈的情況下居然再次參考。一次，章惇與蘇軾外出遊玩，走到一個深潭邊，見潭下臨萬仞絕壁，有根木頭橫在上面。章惇請蘇軾到絕壁上去題字，蘇軾見絕壁下深不見底，當即搖頭，連說不敢。章惇卻從容地吊下繩索攀著樹下去，在壁上大書：“蘇軾章惇來。”上來後竟然是面不改色，神采依舊。蘇軾拍拍他的肩膀說：“君他日必能殺人。”章惇問為什麼，蘇軾說：“能自判命者，能殺人也。”章惇聽罷，哈哈大笑。

　　熙寧初，章惇得王安石賞識，被委以要職。後來，高太后和司馬光廢除新法，章惇與他們的衝突就越來越激烈，甚至還與司馬光在高太后簾前爭論，言辭極為尖銳。高太后大怒，劉摯、朱光庭和王巖叟等人趁機上奏指責章惇，章惇被貶出朝廷。

　　章惇返回朝廷後，不忘劉摯和王巖叟等人對新黨的攻擊，變本加厲地對他們進行報復。紹聖元年（1094），章惇在哲宗的支援下，將舊黨的主要人物呂大防、劉摯、蘇軾、梁燾等人貶到嶺南。章惇還利用哲宗不滿當年劉安世和範祖禹諫宮中尋找乳母一事，將兩人也貶到嶺南。紹聖四年，章惇等人頻頻上奏，哲宗又開始對元祐大臣進行新一輪的打擊。已故的司馬光和呂公著等人均被追貶和削奪恩封，哲宗甚至還要掘兩人墳墓，由於大臣以“發人之墓，非盛德事”相諫才作罷，但兩人後代都被牽連遭貶。仍在世的元祐大臣，均被貶出朝廷，後來幾乎都相繼到了嶺南。

　　哲宗像章惇對舊黨還採取了一個極嚴厲的措施，即編類元祐臣僚章疏，也就是把元豐八年四月以後所有攻擊新黨和新法的章、疏都予以排比分類，再給上章、疏的人依次定罪，此活動一直到哲宗去世時仍在進行。此外，章惇在貶逐元祐黨人時，還以被貶者的姓名來定貶所。

蘇軾貶儋州，是因為蘇軾字子瞻，“瞻”類似“儋”。劉摯貶新州，因為“新”字音近似劉摯字莘老之“莘”。

黃庭堅貶宜州，因為“宜”字似其字魯直之“直”字。而劉安世貶逐時，有人說劉安世曾算過命，說他命極好，章惇就在昭州上一指，說：“劉某命好，讓他去昭州試試。”竟將人的生死視為兒戲，不幸為蘇軾所言中。

新黨對舊黨的報復性打擊與哲宗的鼎力支援是分不開的。哲宗不滿司馬光的“以母改子”，不滿元祐舊臣早年對他的冷落，更不滿高太后對他的種種壓抑，因此，對舊黨的仇恨心理不亞於元祐時被打擊的新黨。紹聖初，逢郊祀大禮，朝廷要頒佈大赦詔令，通常連死囚都免去死刑。有大臣請示哲宗，可否赦免貶謫的舊黨官員，哲宗回答得極為乾脆，說決不可以。

紹聖四年（1097），有人建議讓謫居嶺南的劉摯等人“稍徙善地”，以“感召和氣”，哲宗卻說：“劉摯等安可徙！”連在嶺南附近做些調動也不允許。而對於王巖叟，哲宗指責他當初貶蔡確時，實際上是將矛頭對準自己，用心極險惡，也就更加痛恨他。哲宗的這些言行相當於宣判了舊黨人政治上的死刑，至少在哲宗統治時期，他們永無翻身之日。

　　事實上，在哲宗初年，新黨和舊黨在變法的態度上都有所轉變（司馬光除外）。如蘇軾在給朋友的信中就表露出對神宗變法初期他的一些偏激言行的反思和自責，認為新法是有一定效果的。新黨中章惇等人也曾指出新法中有許多弊端需要改正。兩派都看到了新法的利和弊，假如執政者能調和兩派矛盾，消弭衝突，因勢利導，北宋的政治或許會有轉機。但很不幸的是，高太后的垂簾和司馬光的上臺使得黨爭激烈化，導致了紹聖後哲宗和新黨的反撲，甚至連哲宗的孟皇后也不能倖免，成為黨爭的犧牲品。

蘇軾不僅才華橫溢，而且情商極高，還是關係攻略的高手。然而，為什麼卻仕途坎坷？

因為這是常態。人人都有追求成功的權利，卻不是人人都有必然成功的運氣。而後者才是常態。

運氣是這個宇宙的通行證。

嗟乎！時運不齊，命途多舛。馮唐易老，李廣難封。屈賈誼於長沙，非無聖主；竄梁鴻於海曲，豈乏明時？

你就是君子見機、達人知命、老當益壯、窮且益堅，也沒用。一句時運不濟，抵得過智商二百五加情商三百六。

甚至，即便後視之明的我們穿越到蘇軾當時的位置，也未必能功德圓滿。

讓老天都要妒忌的文學才華

蘇軾的父親蘇洵，早年科舉不中，隨後徹底放棄。回到家中、燒掉文章，玩起了自學。對於自己的兩個兒子，蘇軾和蘇轍，蘇洵並沒有採取笨鳥不飛孵鳥飛的套路，而是放任自流。但是，身教勝於言傳。兩個兒子跟著老爹蘇洵一起讀書了，但都不是為了科舉，而是想讀什麼書就讀什麼書。

公元1055年，四川來了一個新任長官，益州知府張方平。這傢伙一眼就看出蘇洵父子絕非凡人，足以引領北宋文壇。於是，寫了舉薦信，讓蘇洵父子三人進京拜見文壇泰斗歐陽修。

公元1056年，蘇洵父子三人來到開封，見到了歐陽修。對於蘇洵，歐陽修認為他就是當世荀子，文章天下無敵。對於蘇軾，歐陽修則是莫名的恐慌，認為自己就該走下文壇泰斗的寶座，給這個年輕人讓路。

厲不厲害？初入京城，蘇洵名滿京城、蘇軾逼得泰斗讓位。但科舉才是真正的職業賽道。是騾子是馬，你得在這個賽道上跑一跑。然而，三蘇並不沒有專攻科舉。科舉是應試教育，而這三個人卻一直在搞素質教育。

但，就是在公元1057年的科舉賽道上，蘇軾和蘇轍兩兄弟一起金榜題名。而蘇軾的那篇《刑賞忠厚之至論》，堪稱高考滿分作文。本來是第一名的成色，但歐陽修過於自信，認為這篇文章在風格和水準上，應該出自曾鞏之手。曾鞏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關鍵還是歐陽修的弟子。所以，作為主考官的歐陽修，為了避嫌，就沒有將這篇文章點為頭名，而是讓其屈居第二。

蘇軾的天資有多牛？唐宋八大家，他一出手就幹掉三個。文壇泰斗歐陽修，準備讓位；歐陽修的弟子曾鞏，靠邊兒站。甚至，連自己的老爹也要自愧不如。蘇洵27歲開始苦讀，卻兩次科舉不中。而蘇軾呢？20歲初闖科舉，竟在職業賽道上跑出了滿分作文。

你可以說這是僥倖。但是，隨後就不能說是僥倖了。

母親病逝，蘇軾回家守喪。三年後，即公元1060年，三蘇再次入京。蘇軾又參加了一場更高規格的考試，即“賢良方正能言極諫科”。在這次考試中，蘇軾的一篇《御試製科策》，獲得了第三等。

這個考試的第一等和第二等都是虛設的，誰也考不上。而北宋開國以來，只有一個叫吳育的人考過第三次等。所以，考到第三等的蘇軾，已經破了紀錄。連續兩場頂級規格的考試，蘇軾都是滿分加破紀錄的水準。你只能說這是能力了。

只論科舉應試，從古至今，蘇軾能把全部翹楚們虐成渣渣。他不為應試而學，卻應試無敵。但這裡面有問題。兩篇破紀錄的策論，就文章本身而論，是真心好；但就思想內容而論，卻沒法恭維。比之賈誼的《治安策》，差了好幾個量級。

令賈誼自愧不如的情商認知

古今才子第一，當屬賈誼賈太傅。因為《治安策》是無敵的。而賈誼雖然才華橫溢，卻命途多舛，最後抑鬱而終。所以，舉凡文人懷才不遇，總會拿賈誼來說事，透過慨嘆賈誼來傷春悲秋。

那麼，蘇軾也是這麼看賈誼嗎？

蘇軾完全不這麼看。他寫過一篇《賈誼論》，認為賈誼命途多舛完全是因為自己，簡單說就是情商太低。

皇帝喜歡賈誼，老臣討厭賈誼。但皇帝漢文帝是明君，你不能說皇帝害了賈誼；灌嬰等老臣是沛豐功勳，你也不能說這夥人有多惡劣。

身處這種局面，賈誼該怎麼做？

指望漢文帝消滅老臣，然後重用賈誼，推行賈誼主義，這根本不可能。漢文帝能當皇帝，完全是老臣們擁立的結果。所以，賈誼打不過老臣們的功勳集團。蘇軾認為，既然打不過，那就應該加入。而且，加入老臣們的功勳集團，也不是什麼丟人的事情。因為老臣們既不是小人也不是奸臣。

賈誼要做的就是忍。你一個洛陽青年，弱冠之年便初入京城且位列朝堂，又有什麼資格不能忍呢？只要忍得夠久，忍到老臣認可，忍到君臣接納，賈誼的蓋世才華自然會有輸出的可能。

蘇軾給賈誼的人生演算法就是：

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

所取，是位居宰輔；所就，是大漢強盛。而這個所取和所就，已經太大了。所以，完全不是賈誼這麼一個外省青年能做到的。這就要有所待和所任，所待是老臣認可，所忍是自己要沉住氣。等他個十年、二十年，賈誼必然所取必得、所就必成。

把這些冠冕堂皇的大詞，全都去掉。蘇軾對賈誼的批評，實際就三個字：情商低。

但是，蘇軾的情商呢？蘇軾說賈誼沒有做到，他做到了嗎？

他還真做到了。蘇軾的情商極高，甚至堪稱關係攻略的高手。

蘇軾當時所處的格局，與賈誼一般無二。宋仁宗寬厚溫和，漢文帝孝順慈愛。關鍵是老臣，蘇軾和賈誼同樣面對的問題是：年少才俊如何與老臣相處。因為這兩個人都是少年得志。

但蘇軾的牌，明顯要比賈誼的牌更好。因為沛豐功勳要忠心有忠心、要能力有能力，唯獨沒有文化，自然看不起文化人。而仁宗朝的北宋老臣，卻對蘇軾滿懷期待，認為這就是未來的國之宰輔。

有智商、有情商，那蘇軾的具體實踐怎麼樣呢？也就是蘇軾的關係攻略怎麼樣？

古之君子也做不到的關係攻略

把君子和小人放在一起，誰更擅長關係攻略？

肯定是小人。操作上無下限、性情上無羈絆、主義上無桎梏，小人的唯一追求就是往上爬。而為了往上爬，那就可以無所不用其極。所以，在關係攻略上，小人是職業選手，只要能贏就走極端；君子是業餘選手，期望風花雪月就能贏。

至於原因，這是立場和身份所決定的。君子在原初邏輯上是生出來的貴族二代，即君之子。所以，君子的教條都是當了君子之後的操作說明。而小人在原初邏輯上就是打出來的寒門子弟，即人之子。所以，小人的教條都是要當君子的晉級手冊。禮崩樂壞之後，君子和小人，才在一條賽道上競爭。操作說明肯定打不過晉級手冊，因為大家首先要比的就是誰能晉級。

那蘇軾呢？蘇軾的操作，既不失君子之風，又有小人的極致。這個外省青年，在開封這個權力場，一出手就打出了一個羨煞天下人的開局。

蘇軾的外在表現，既積極主動又謙卑恭敬，關鍵是特別重視待人接物，從來沒有君子的清高。這一點，從他的《上梅直講書》中就能發現。考取進士之後，蘇軾給當時的閱卷老師梅堯臣寫了一封感謝信。而這封感謝信，即便拿到現在，都值得職場人士認真學習。因為馬屁拍得高明，而且全都拍到了點子上。隨便拿出一句，都能讓梅堯臣內心激盪。

是以在此，非左右為之先容，非親舊為之請屬，而向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為知己。

我取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績，但這之前，您的手下不曾舉薦我，您的親朋也不曾為我請託，自我求學十餘年間，只聽先生大名卻未曾見過，但是先生您為什麼選中了我的文章呢？因為“一朝為知己”。

蘇軾這麼說話，梅堯臣能不開心嗎？新晉青年把身段放得要多低有多低，而把自己捧得要多高有多高。

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溫然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樸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

關鍵是位不過五品，但這又有什麼關係？執事您就是當世孔子（信的開頭已經用孔子做了半天鋪排），我這個後生晚輩的最大追求就是想向您請教啊。

一封感謝信說明不了什麼問題。關係攻略的核心是人脈構建。那蘇軾是怎麼構建自己的人脈呢？一般的手段是：有事兒您說話，期望無限付出來證明自己有用，期望自己有用來增厚人脈。而真正的高明則是反其道而行之，就是請別人幫忙。

而蘇軾恰恰就是這麼操作的。他請當朝大佬司馬光給自己的母親寫墓誌銘。寫個墓誌銘，對司馬光來說就是舉手之勞；而在蘇軾則是牽涉到孝道的大事情。這個操作以後，司馬光還有什麼理由不去栽培蘇軾這個後晉青年。

關係攻略有一條禁忌，那就是不要給人介紹物件。因為你很可能把兩個人都給得罪了。但給人介紹物件，也有好處。就是你對這個人心有期許之，表達出了足夠的愛慕或攀附之意。而在古代，婚姻就是家族間的聯盟。而蘇軾呢？蘇軾則直接向司馬光提親，準備把自己的表侄女嫁給司馬光的兒子。

司馬光下野之後，到洛陽閉門著書。但蘇軾並沒有忘記經營他與司馬光之間的關係，時不時地就來一封書信。不管你是在朝還是在野，但我對你的敬仰之情從來矢志不渝。

如果僅是司馬光一個人，那也就算了。蘇軾後來陷入烏臺詩案，新黨各種羅織罪名，試圖透過蘇軾這個交際“名媛”把舊黨一網打盡。從這個案件中，你就能知道蘇軾的朋友圈有多少人了。先後牽連進來的有39人，從司馬光這個舊黨領袖到王詵這個當朝駙馬，全是給蘇軾的朋友圈點讚的。

在古代那個通訊極不發達的年代，蘇軾竟能把人脈經營的這麼廣。而且，這些人全要跟著蘇軾一起吃官司。所以，蘇軾的人脈不僅廣而且深。這隻有關係攻略的高手，才能做到。

堪稱完人、堪稱完美開局的蘇軾，為什麼命途多舛呢？

蘇軾具備了獲得成功的全部資本：皇帝宋仁宗把他當成國之棟樑，大宋老臣們把他當成了明日之星，甚至文壇泰斗歐陽修也準備讓位。

關鍵是連皇帝他媽也喜歡蘇軾。

蘇軾因烏臺詩案入獄。宋英宗的母親曹太后（神宗朝是太皇太后），死活不同意治罪，非要放了蘇軾。

蘇軾被新黨壓制好多年。宋神宗的母親高太后主政後，對蘇軾實施了火箭提拔，成了蘇軾的保護傘。

蘇軾繼續被新黨打壓。宋哲宗的母親向太后主政後，硬是把蘇軾從海南島給調回開封，準備讓蘇軾當宰相。

你看蘇軾這個人緣，不僅征服了皇帝，而且三任皇帝的老媽全都成了自己的貴人。

但是，運氣是這個宇宙的通行證。

因為蘇軾智商高、情商高，還是關係攻略的高手，所以取得了當世才子的美名、朝中棟樑的讚譽。但這個“因為所以”就周延了嗎？蘇軾能夠拒絕運氣嗎？

假使蘇軾晚一點兒參加科舉，主考官從歐陽修換成王安石，蘇軾別說滿分作文，就是能不能當進士都兩說。因為王安石死活看不上三蘇的文風。關鍵是王安石這傢伙是個實幹派，你是不是文采斐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到底寫了啥。

甚至，別說王安石，就是換成一個刻板些的主考官，都不允許蘇軾在科舉賽道上扯淡玩。

為什麼蘇軾在扯淡？

《刑賞忠厚之至論》裡的“當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這個典故是蘇軾自己編的。在高考作文裡，你敢編典故？衝這一條，給你一個不及格，絕不算冤枉你。因為蘇軾你這就是在扯淡著賣弄文采。

而《御試製科策》裡的觀點，則堪稱逆天神操作了。怎麼解決西夏的問題？蘇軾的對策，竟然是讓陝西獨立，再造一個秦戰國，然後讓這個秦戰國去對付西夏人。之前編典故，現在則是分裂國家。連老臣司馬光都看不下去了，認為應該錄蘇軾的弟弟蘇轍為第三等。

然而，有其兄竟必有其弟了。蘇轍在考卷裡玩起了憤青，不僅抨擊時弊，而且連皇帝也不放過。兩相權衡，還是蘇軾的扯淡，靠譜一點兒。

所以，蘇軾能成名，到底該感謝誰？他要感謝自己生在了一個好時代。換到明清，蘇軾都不是落第的問題。

在烏臺詩案中，新黨就是要往大里政，具體是給蘇軾冠一個大不敬的罪。這屬於不赦重罪，要誅族的。

但北宋的司法制度足夠複雜，各種條框制約，能把不擇手段的小人關在籠子裡。新黨把持了御史臺，但御史臺只能問口供，定罪的卻是大理寺和審刑院。這兩個衙門不配合，蘇軾的罪就定不下來。而太皇太后、英宗的老媽曹太后，又在背後使勁了。於是，這個大不敬就沒法定。隨後，曹太后去世了，要天下大赦。死了的曹太后又幫了蘇軾一把，蘇軾該被赦免，可以啥事沒有了。但是，宋神宗不答應了。忤逆皇帝、對抗新法，這就不能忍。於是，皇帝法外立法了：

蘇軾依斷，特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充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

立蓋世之名，蘇軾也要靠運氣；而位列朝堂，蘇軾還要靠運氣。關鍵是沒被整死，蘇軾就更要靠運氣了。但運氣不能總光顧蘇軾。有些事，完全不是人力所能為之的。

1057年科舉中第，但蘇軾的母親隨即去世，於是蘇軾和蘇轍都要回家守喪，耽誤了三年時間（實際是兩年多一點兒）。而1066年，蘇軾的父親蘇轍又去世了，於是蘇軾還要回去守喪，又耽誤了三年時間。你是年少成名了，但兩個三年，卻給耽誤了。

等蘇軾再次回到朝堂，朝堂已經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把蘇軾當成國之棟樑的宋仁宗，駕崩了；把蘇軾當成未來之星的老臣們，歇菜了。此時主導朝堂的是銳意改革的宋神宗和不近人情的王安石。此時，任憑再怎麼關係攻略，蘇軾也沒法玩了。因為蘇軾與王安石是立場之爭。

事實判斷可以講道理，價值判斷只能搞妥協，而立場之爭則連妥協都沒法搞。蘇軾的立場就是重人情，治理國家要關注人之常情，變法可以有但不能犯眾怒。而王安石卻不近人情，治理國家就該學商鞅，變法就是：我們制定法律、我們統治，然後你們服從。

你這就沒法玩。

而且，王安石從來就瞧不上三蘇，而三蘇也瞧不上王安石。

蘇軾的老爹蘇洵，曾寫過一篇《辨姦論》。怎麼辯奸呢？就是看誰不近人情。而王安石恰恰不近人情。按照蘇洵的方法論，王安石這種人早該歇菜了。但王安石並沒有，反倒當了宰相。

公元1060年的時候，蘇軾的弟弟蘇轍也通過了“賢良方正能言極諫科”的考試，於是在1061年被授予商州軍事推官。然後呢？然後，當時的王安石卻拒絕簽發任命書，氣的蘇轍辭職回家了。

這就是家恨了。

新黨的變法，把大宋變得一塌糊塗。宋神宗也意識到了問題，於是準備把蘇軾調回朝廷。但這得一步一步的來，先把蘇軾從黃州遷到汝州，即今天的河南的臨汝。宋朝的用人邏輯是離首都開封越近，就表示越要得到重用。這算是宋朝特有的卡位紙牌屋。然而，就在這個關節點上，宋神宗死了。

宋哲宗繼位後，司馬光赴京奔喪，隨即成為朝中宰輔。這對蘇軾不是好事嗎？大家同屬舊黨，而且蘇軾對司馬光的關係攻略從來也沒停過。但問題是：宋神宗在位，司馬光就回不來，因為宋神宗不會把新法徹底否定。宋神宗不否定自己，所以未來走向就是折中。因此，回來的就只能是蘇軾，蘇軾自然有望拜為宰輔。但宋神宗卻在這個關鍵點死了。

之後，司馬光成了另外一個“拗相公”。新法支援的全部否定，新法反對的全部肯定，大宋王朝來了一個180度的硬轉折。而蘇軾呢？蘇軾對司馬光非常不認同。王安石之所以變法，是因為要解決老問題。司馬光徹底否定新法，的確消滅了新法帶來的新問題，卻把老問題也給恢復了。

但是，也輪不到蘇軾反對了，因為司馬光沒多久也死了。那蘇軾就可以呼風喚雨了吧？

接下來的問題更嚴重。有司馬光在，北宋的黨爭只會聚焦在政策路線上，還算對事不對人；而沒有司馬光，北宋的黨爭就會陷入毫無底線的對人不對事。

再後，就是舊黨中的兩撥人，開始死命磕了。以程顥為代表的洛陽理學派，以蘇軾為代表的四川蜀學派，開始交手了。這時候就不是新舊兩黨的問題，而是新黨、洛黨和蜀黨的問題。你讓皇帝怎麼辦？沒法辦。蘇軾和程顥集體外放，誰也不能當宰相了。

你們舊黨不僅治國無能，而且還搞內鬥。王安石變法的確有問題，但朝廷的收入增加了。而舊黨開倒車，則把老問題全給恢復了，國家沒錢了。公元1093年，高太后死了，宋哲宗親政。大宋王朝再一次銳意革新，於是舊黨下課、新黨上臺。蘇軾這個舊黨的標籤人物，肯定繼續被打壓。關鍵是保護傘高太后死了，沒人罩著蘇軾了。於是，蘇軾一直被貶到海南島。宋朝的邏輯是離首都越遠就越不受重用，所以蘇軾已經慘到天涯海角了。要復出，幾乎沒有可能。

等宋哲宗死後，向太后主政，蘇軾又有了機會。皇帝不喜歡自己，但皇帝的老媽都喜歡自己。此時的皇帝是宋徽宗（宋哲宗的異母弟），但宋徽宗說不上話，凡事要聽老太后的。公元1100年，蘇軾終於離開海南島，開始奔赴首都汴梁。這一次幾乎就沒什麼懸念，蘇學士大機率就要成為蘇宰相。然而，還沒半年，向太后也死了，宋徽宗親政，改元建中靖國。這個年號的意思是：既不向左也不向右，簡單說就是不能再搞黨爭了。

於是，新黨的領袖蔡京、蔡卞兄弟就要離開朝廷，而舊黨的領袖蘇軾、蘇轍兄弟也不能入主京城，新舊兩黨各讓一步。但是，蘇軾還有機會啊。可惜公元1101年，七月二十八日，走到常州的蘇軾病逝了，享年66歲。

運氣在蘇軾最後的歲月裡最後還是照顧了他。因為建中靖國根本就不是什麼折中，隨後便是新黨徹底碾壓舊黨。如果蘇軾沒死，大機率還要接著捱整。因為大宋的黨爭已經白熱化，活著的要整，死了的也不放過。蘇軾是帶著希望去世的，這對他來說也算善終。

論文章，蘇軾是唐宋八大家；論詩歌，蘇軾代表了宋詩的最高成就；論填詞，蘇軾開創了豪放派；論書法，蘇軾自成一家；論繪畫，蘇軾是湖州派的主將；論學術，蘇軾是蜀學的宗師領袖。蘇軾之才華，冠絕古今。

但是，蘇軾只有才華嗎？蘇軾的人格魅力和執政能力也是可圈可點的。在政治路線上，蘇軾不走極端，而司馬光和王安石二公卻一定要玩極端。在執政能力上，蘇軾在揚州主持漕運，在河北興辦弓箭社。他能看到實際的問題，卻不會主義先行地去改變現實，而是適應現實再藝術地去解決問題。

有才華、有能力，關鍵是還有情商。“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兒”。即便流放海南島，蘇軾也有一群弟子幫著他蓋房子。烏臺詩案，被蘇軾牽連進來北宋名流多達39人。甚至，蘇軾還能化敵為友。王安石罷相之後，蘇軾專門拜訪了這位拗相公，二人言歸於好，成為一番佳話。

縱有蓋世才華、縱能洞察人心，但如果沒人脈，你也走不遠。蘇軾沒有人脈嗎？蘇軾這個外省青年打造了堪稱史上最豪華的人脈。老一輩的宋仁宗，把蘇軾看成國之棟樑。中間一輩的宋神宗，最後的歲月裡也準備啟用他。新一輩的宋哲宗，曾經做過蘇軾的學生。關鍵是曹太后、高太后、向太后，這些皇帝的媽媽們，都成了蘇軾的保護傘。古之名臣將相，誰又此等陣容的人脈。

而蘇軾為什麼沒有成功敗相，為什麼命途多舛呢？

“往往都是事情改變人，人改變不了事情”。蘇軾也是如此。身處北宋最劇烈的局面變動之中，他也只能隨波逐流。

“那是最好的年月，那是最壞的年月，那是智慧的時代，那是愚蠢的時代，那是信仰的新紀元，那是懷疑的新紀元，那是光明的季節，那是黑暗的季節，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絕望的冬天，我們將擁有一切，我們將一無所有，人們直接上天堂，人們直接下地獄”。

成功的，往往都是隨機漫步的傻瓜，他們是最幸運的少數。不成功的，往往都是浪淘沙中的眾生，他們是最平常的多數。蘇軾概莫能外，我們也概莫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