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三大思想家，即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他們在明末清初社會激烈變革之際，提出了許多人本主義論點，比如反對君主專制，提高商人地位，重實踐、輕理論的實用主義。他們的思想，在後來君主集權嚴重的清朝並沒有多少發展，但對於中國傳統哲學具有重要意義。

王夫之（1619年—1692年），字而農，號姜齋、又號夕堂，晚年隱居於形狀如頑石的石船山，自署船山病叟、南嶽遺民，學者遂稱船山先生。湖南衡陽人，傑出的思想家、哲學家、明末清初大儒。

崇禎十五年（1642年）中鄉舉第五名，以《春秋》試卷列第一。

清兵南下時，王夫之上書明朝湖北巡撫，力主聯合農民軍共同抗清。其二兄、叔父、父親均死於戰火，崇禎十六年張獻忠在衡州時，招賢納士，王夫之隱匿衡山，拒不受聘，大順軍攻入北京時，作《悲憤詩》一百韻，吟已輒哭。弘光元年（清順治二年、1645年），明安宗在蕪湖被俘，續寫了《悲憤詩》一百韻。隆武二年（清順治三年），開始研讀《周易》，後來編為《周易稗疏》。曾經和管嗣裘、管嗣箕、夏汝弼和南嶽僧人性翰、造紙工人、農民等近百人在衡山方廣寺參加抗清活動，被湘譚人尹長明擊敗，方廣寺被焚，管嗣裘家中老小全部遇難，性翰受重傷，王夫之事敗逃亡肇慶，投奔南明永曆政權，堵胤錫薦為翰林院庶吉士。又結識瞿式耜、金堡、蒙正發、方以智等人，永曆三年（清順治六年）春，離開肇慶，赴桂林暫居。

永曆四年朝廷深陷黨爭，吳黨得勢，為營救楚黨，夫之和董雲驤上疏，謂“大臣進退有禮，請權允輔臣之去，勿使再中奸毒，重辱國而灰天下之心”。永曆帝以王夫之“職非言官”而奏事，嚴詞加以指責，魯可藻又奏請逮治王夫之，以致夫之“憤激咯血”，幸好焦璉、馬進忠、趙印選、曹志建等上疏反對大興黨獄，由於焦璉等人握有兵柄，永曆帝只得將金堡、蒙正發、丁時魁等人除罪，改為削職遠戍。七月，王夫之前往桂林依瞿式耜。不久與襄陽鄭儀珂之女結婚。兵敗後潛回廣東、廣西。李定國收復衡陽時，派人招請王夫之，“進退縈迴”，始終未去成。永曆九年（清順治十一年）因清軍搜捕，被迫流亡零陵、郴州一帶，變姓名為瑤人，授徒著書，“為常人說《周易》《春秋》，常寧文士來者益眾”，這期間著有《周易外傳》，《老子衍》。

日後王夫之多往來長樂、庫宗橋、新塘等地。永曆十四年（淸順治十七年、1660年）春，舉家遷居衡陽金蘭鄉高節裡，於茱萸塘（今船山鄉湘西村）築茅屋，名“敗葉廬”。清康熙十四年（1675年）秋，在衡山石船山麓定居著述，築草堂而居，人稱“湘西草堂”，“棲伏林谷，隨地託跡”，“安之若素，終日孜孜不倦，刻苦自勵，潛心著述。”，自題堂聯“六經責我開生面，七尺從天乞活埋”，終未剃髮。康熙三年，在“敗葉廬”設館講學。又重訂《讀四書大全說》。

著有《周易外傳》、《黃書》、《尚書引義》、《永曆實錄》、《春秋世論》、《噩夢》、《讀通鑑論》、《宋論》等等。其作品在生前皆未刊行。道光十九年（1839年），其裔孫王世全與鄧顯鶴開始蒐集散佚，刻成《船山遺書》一百五十卷，稱鄧顯鶴刻本。同治年間，曾國藩、曾國荃重刻，有一百七十二卷。民國後，劉人熙搜輯散佚，又有補刻本。1930年，譚延闓、胡漢民、于右任等重刊船山遺書，分經史子集四部，凡七十種，共三百五十八卷。1971年，臺北船山學會重印《船山遺書全集》，為二十二冊。

王夫之的研究領域包括天文、曆法、數學、地學，專精於經、史、文學。批評程朱理學的唯心主義，總結古代唯物主義思想。認為“盡天地之間，無不是氣，即無不是理也”，以為“氣”是物質實體，而“理”則是客觀規律。又用“絪蘊生化”說明“氣”變化日新的性質，認為“陰陽各成其象，則相為對；剛柔、寒溫、生殺，必相反而相為仇”，同時也又“互以相成，無終相敵之理”。他強調“天下惟器而已矣”，“無其器則無其道”，從“道器”關係建立其歷史進化論。在知、行關係上，強調行是知的基礎，反對陸王心學“以知為行”和禪學“知有是事便休”的論點。提出“天下唯器”，“理不先而氣不後”的理論。在社會歷史方面，他批判“泥古薄今”的觀點，認為人類歷史是不斷進化的。他反對天命觀，認為歷史發展具有規律性，是“理勢相成”。

王夫之篤信程朱理學，但不贊成“存天理，滅人慾”，認為“人慾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天理之大同，無人慾之或異”。王夫之思想沒有超出封建主義的範疇，他堅持維護封建制度，他認為封建制度不能變，能變的只是手段，又主張“尊其尊，卑其卑，位其位。”

後代研究王夫之思想的學術流派，被稱為船山學。所著後人編為《船山遺書》。

譚嗣同評價“萬物招蘇天地曙，要憑南嶽一聲雷”。

章太炎稱道“當清之季，卓然能興起頑懦，以成光復之績者，獨賴而農一家而已”。

前蘇聯布洛夫稱：“研究王船山的著作是有重要意義的，因為他的學說是中世紀哲學發展的最高階段，他是真正百科全書式的學者”。

顧炎武（1613年—1682年），原名絳，字忠清。明亡後，以慕文天祥學生王炎午為人，改名炎武，字寧人，亦自署蔣山傭。學者尊為亭林先生。南直隸（清改江南省）蘇州府崑山縣（今江蘇蘇州崑山）人，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知識淵博的學者。

顧炎武十四歲取秀才，與歸莊友好，即入復社，參加反宦官權貴鬥爭。“砥行立節，落落不苟於世，人以為狂”，二人個性特立耿介，時人號為“歸奇顧怪”，以“行己有恥”、“博學於文”為學問宗旨，屢試不中，“感四國之多虞，恥經生之寡術”，以為“八股之害，等於焚書；而敗壞人才，有盛於咸陽之郊”，故退而讀書，“歷覽二十一史、十三朝實錄、天下圖經、前輩文編說部，以至公移邸抄之類，有關民生之利害者隨錄之”。

清兵入關後，顧炎武暫居語濂經，由崑山縣令楊永言之薦，投入南明朝廷，任兵部司務，撰有《軍制論》、《形勢論》、《田功論》、《錢法論》。清軍攻陷南京後，又轉投王永祚義軍，又與歸莊聯合吳志葵、魯之嶼軍隊，欲解崑山之圍，終至功敗垂成。顧炎武生母何氏遭清軍斷去右臂，嗣母王氏絕食而亡，遺命顧炎武終身不得事清。

安葬王氏後，顧炎武棄家遠遊，曾受隆武帝封授官職，領導義軍，屢經失敗。後北上考察山川形勢，聯結反清人士，遍歷山東、山西、河南、河北、陝西等地，“往來曲折二三萬裡，所覽書又得萬餘卷”，永曆十三年（清順治十六年、1659年），至山海關，憑弔古戰場，晚年，始定居陝西華陰。康熙七年（1668年），又因萊州黃培詩案入獄，得友人李因篤等營救出獄。康熙十年（1671年），遊京師，住在外甥徐幹學家中，熊賜履設宴款待炎武，邀修《明史》，炎武拒絕說：“果有此舉，不為介之推逃，則為屈原之死矣！”。

顧炎武后致力於學術研究，留心於經世致用之學。他“精力絕人，無他嗜好，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廢書”。對宋明所傳心性之學，深感不滿，主張“著書不如抄書”。晚年側重經學的考證，考訂古音，分古韻為10部，認為“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著有《日知錄》、《音學五書》《天下郡國利病書》、《亭林詩文集》等。他是清代古韻學開山祖，成果累累；對切韻學也有貢獻，但不如他對古韻學貢獻多。晚年居住華陰，死於山西曲沃。他學問淵博，對國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儀象、河漕、兵農以及經史百家、音韻訓詁之學，都很有研究。

顧炎武他反對宋明理學空談“心、理、性、命”，提倡“經世致用”的實際學問和對器物的研究，強調“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非器則道無所寓”，因而提出以“實學”代替“理學”的主張。顧炎武反對心性之說，認為信奉程朱理學“百餘年以來之為學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他提倡“多學而識”，“博學於文”，“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其開一代之新風，提出“君子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顧炎武因此被認為是清代考據學的開山祖。清代中期許多學者以此發端，崇尚研究歷史典籍，對中國歷史從天文地理到金石銘文無一不反覆考證，被稱為“乾嘉學派”。顧炎武則由於其經史考證的嚴謹學風，被普遍認為是學派思想的主要奠基人。

顧炎武強調做學問必須先立人格：“禮義廉恥，是謂四維”，提倡“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梁啟超引述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梁啟超：“論清學開山之祖，舍亭林沒有第二日人”“亭林學術之最大特色，在於反對內向的主觀的學問，而提倡外向的客觀的學問”。

錢穆稱其重實用而不尚空談，“能於政事諸端切實發揮其利弊，可謂內聖外王體用兼備之學”。

黃宗羲（1610年—1695年），字太沖，號梨洲，世稱南雷先生，浙江紹興府餘姚縣明偉鄉黃竹浦（今黃埠鎮）人。明末清初經學家、史學家、思想家、地理學家、天文歷算學家、教育家。黃宗羲學問極博，思想深邃，著作宏富。黃宗羲亦有“中國思想啟蒙之父”之譽。

其父黃尊素登萬曆年間進士第，亦為東林黨人。黃尊素曾任監察御史（明熹宗天啟中），受閹黨所害。

明思宗即位，黃宗羲懷錐入京伸冤，審訊時，以錐擊刺閹黨黨人許顯純，毆打崔應元。審訊閹黨黨人李實之時，又以錐刺李實。聲名四起，人稱“姚江黃孝子”，明思宗嘗嘆其為“忠臣孤子”。從父遺命，師事晚明儒學殿軍劉宗周，得蕺山之學。又苦讀史書，由明代《十三朝實錄》開始，進而遍讀“廿一史”。

曾參加抗清活動，參與對閹黨鬥爭，併成為“復社”領導人之一，與“幾社”、“應社”等士人往來，南明弘光年間，阮大鋮搜捕復社人士，指為東林黨餘孽，黃宗羲亦名列其中，被捕入獄。弘光朝覆滅，乃逃回家鄉。清兵南下時，曾組織“世忠營”武裝抵抗。

明亡，屢拒清廷徵召，隱居著述講學。康熙帝曾接連兩次徵召黃宗羲赴京應博學鴻儒試，均遭黃拒絕。康熙帝於是下令地方官員盡錄黃宗羲著作。後康熙帝欲修《明史》，再次想起黃宗羲，曾邀黃赴京主持史局。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宗羲不入史局，而史局大事必諮之，其所辯論，史局常依之資筆削焉。”儘管如此，黃晚年並未拒絕與滿清官員的私人交往，不干涉子弟門人參與科舉考試，在文章裡採用了康熙、順治等年號，對於康熙也偶有讚美之辭。他的妥協使得其作品得以避開滿清文字獄，流傳後世。順治十年九月，始著書講學，康熙二年至十八年（1663年—1679年），於慈溪、紹興、寧波、海寧等地設館講學，撰成《明夷待訪錄》、《明儒學案》等。

黃宗羲多才博學，於經史百家及天文、算術、樂律以及釋、道無不研究。尤其在史學上成就很大。清政府撰修《明史》，“史局大議必諮之”（《清史稿》）。而在哲學和政治思想方面，更是一位從“民本”的立場來抨擊君主專制制度者，真堪稱是中國思想啟蒙第一人。他的政治理想主要集中在《明夷待訪錄》一書中。

《明夷待訪錄》一書計十三篇。“明夷”本為《周易》中的一卦，其爻辭有曰：“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於行三日不食。人攸往，主人有言。”為六十四卦中第三十六卦，卦象為“離下坤上”，即地在上，火在下。“明”即是太陽（離），“夷”是損傷之意。從卦象上看，太陽處“坤”即大地之下，是光明消失，黑暗來臨的情況，意光明受到傷害。這暗含作者對當時黑暗社會的憤懣和指責，也是對太陽再度升起照臨天下的希盼。指有智慧的人處在患難地位。“待訪”是等待賢者來訪，讓此書成為後人之師的意思。另外，“明”就是太陽，亦稱為“大明”，暗合“大明朝”；“夷”有“誅鋤”之解，又有“視之不見”之解，暗含作者的亡國之痛。該書透過抨擊“家天下”的專制君主制度，向世人傳遞了光芒四射的“民主”精神，這在當時黑暗無比社會環境下是極其難能可貴的！

《原君》是《明夷待訪錄》的首篇。黃宗羲在開篇就闡述人類設立君主的本來目的，他說設立君主的本來目的是為了“使天下受其利”、“使天下釋其害”，也就是說，產生君主，是要君主負擔起抑私利、興公利的責任。對於君主，他的義務是首要的，權力是從屬於義務之後為履行其義務服務的。君主只是天下的公僕而已，“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然而，後來的君主卻“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益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並且更“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均見《原君》）。對君主“家天下”的行為從根本上否定了其合法性。

黃宗羲認為要限制君主的權力，首先得明辨君臣之間的關係。他認為：“原夫作君之意，所以治天下也。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則設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從本質上來說：“臣之與君，名異而實同”，都是共同治理天下的人。因此，君主就不應該高高在上，處處獨尊的地位。就應該儘自己應盡的責任，即為天下興利除害。否則就該遜位讓賢，而不應“鰓鰓然唯恐後之有天下者不出於其子孫”。至於為臣者，應該明確自己是君之師友，而不是其僕妾，“我之出而仕也，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如果認為臣是為君而設的，只“以君一身一姓起見”，“視天下人民為人君囊中之私物”，自己的職責只在於給君主當好看家狗，而置“斯民之水火”於不顧，那麼，這樣的人即使“能輔君而興，從君而亡，其於臣道固未嘗不背也”，但同樣是不值得肯定的。因為“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這就是黃宗羲的君臣觀。它對傳統的“君為臣綱”，“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封建綱常，無疑是一個有力的衝擊。

黃宗羲提出的限制君權的另一主張就是設立宰相。他認為：“有明之無善政，自皇帝罷丞相始也。”這是因為：第一，“古者君之待臣也，臣拜，君必答拜”，彼此是平等的。“秦漢以後廢而不講。然丞相進，天子御座，在輿為下”，還多少保持著主客的關係。現在罷除了宰相，就再沒有人能與天子匹敵了。這樣，天子就更加高高在上，更加奴視臣僚，更加專斷獨行，為所欲為。第二，按照封建宗法制度的規定，天子傳子，但“天子之子不皆賢”；在這種情況下，幸賴宰相傳賢而不傳子，“足相補救”。可是在罷除宰相之後，“天子之子一不賢，更無與為賢者矣”。這樣，勢必會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無窮的災難。第三，廢除宰相後設立的內閣大學士，其職責只是備顧問以及根據皇帝的意旨批答章奏，內閣沒有僚屬，沒有力事機構，其事權很輕，根本不能與昔日的宰相相提並論，內閣既無實權，而天子又不能或不願處理政事，於是就依靠一群兇殘的宮奴來進行統治，這就出現了明代為害至深且巨的宦官專權。

黃宗羲提出設宰相一人，參加政事若干人，每日與其他大臣一起，在便殿與天子共同議政。章奏由天子批答，“天子不能盡，則宰相批之，下六部施行。更不用呈之御前，轉發閣中票擬”；閣中又繳之御前而後下該衙門如故事往返，使大權自宮奴出也。”此外，宰相設政事堂，下分若干房，分管天下庶務；“凡事無不得達”。設立宰相，是一種限制君權過分膨脹的有效措施。但它並不是責任內閣制。因為皇帝仍然大權在握，仍然是名符其實的國家元首。

使學校成為輿論、議政的場所，是黃宗羲限制君權的又一措施。黃宗羲認為，設立學校，不是為了養士，更不是為了科舉，而是“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於學校，而後設學校之意始備”。具體而言，就是一方面要形成良好的風尚，“使朝廷之上，閭閻之細，漸摩濡染，莫不有詩書寬之氣”，另一方面，則形成強大的輿論力量設法左右政局。只有這樣，才能使“盜賊奸邪，懾心於正氣霜雪之下，君安而國可保也。”黃宗羲還指出，太學的祭酒，應擇當世大儒充當，其地位應與宰相相等，每年的初一，天子與宰相、六卿、諫議等都得前往太學。”祭酒南面講學，天子亦就弟子之列。政有缺失，祭酒直言無諱。郡縣的學官，也由名儒主之。每月的初一、十五，大會一邑之縉紳、士子；郡縣官亦須前往聽學官講學，而且執弟子之禮。黃宗羲的這一設想，雖然在當時是不可能實現的，然而卻是難能可貴的。應該講，後來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提出來的君主立憲方案，在黃宗羲這裡已經有了最初的萌芽。

有學者認為黃宗羲的思想仍屬治權在君，並沒有到達近代民主思想的標準，也有學者認為黃宗羲的思想是近代民主思想，在民權理論上還超越了歐洲的盧梭。

黃宗羲反對單一的科舉取士，主張使用多種渠道錄取人才，以制度防止高官子弟憑藉長輩權勢在錄取過程中以不正當的方式勝過平民。擴大了錄取物件，包括小吏，會絕學（包括歷算、樂律、測望、占候、火器、水利等等）的人，上書言事者等等。

黃宗羲學識淵博，大凡天文、歷算、音律、經史百家，釋道、農工等無不深究。治學以捍衛陽明心學自任，力主誠意慎獨之說。亦重史學之鑽研，服膺者如萬斯同、全祖望、章學誠等皆以史學名家，蔚為浙東學派。

黃宗羲從文學角度強調“性情”，反映現實，表達真意。其詩風格樸實，富愛國主義精神，表現出崇高的民族氣節和堅強意志。

黃宗羲並精通天文歷算和數學。他用推算日食的方法和閻若璩等人考證古文《尚書》是系古人偽作，給當時思想界帶來很大震動。黃宗羲透過對照《國語》，認為古文《尚書·湯誥》是後人“誤襲周制以為《湯誥》”。並得結論“今因推日食於昭十七年六月”（魯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可見《夏書》本文不同孔書、左氏而非偽也，則不能不致疑於古文矣”。西人Espenak的資料表明黃宗羲的推算完全正確。

北宋沈括於《夢溪筆談·技藝》中說：“淮南人衛樸精於歷術，一行之流也。《春秋》日蝕三十六，諸歷通驗，密者不過得二十六七，唯一行得二十九，樸乃得三十五，惟莊公十八年一蝕，今古算皆不入蝕法，疑前史誤耳”。沈括之說，世後沒人懷疑。黃宗羲作《春秋日食歷》，對此觀點進行進行了分析和修正。黃宗羲用西漢三統曆推算出魯莊公十八年二月是否有閏，並用授時歷並參考西方曆法，說明了比月頻食是不可能發生的。黃宗羲發現《春秋》中記載的兩次比月食都是“前食而後不食”，並論證了《春秋》中魯襄公二十四年有關月食的記錄是錯誤的，而魯莊公十八年三月日食記錄是可靠。

黃宗羲用歷算的方法對武王伐紂的確切年代進行了探討，寫有《歷代甲子考》。他重新推算了孔子的確切生辰日期，並論證了周正建子和周曆改月。

黃宗羲參考西方天文學中本均輪的理論（托勒密的理論）考察了中國“日高於月”的說法。

黃宗羲在有限性、無限性的觀念認識上亦有所建樹。他數學上糾正了朱熹《壺說書》中的相關錯誤。分析了明朝流行的算盤和《數術記遺》中記載的計算器的區別。他對鄉射侯制進行了詳細數學分析。

黃宗羲亦對中國和西方數學進行了平行比較，但由於時代的侷限性，他認為西方數學中的一些概念方法不過是對中國古代算術的竊取和修改。

黃宗羲詳細註解了蔡元定樂律學，糾正了朱熹注《孟子》中的相關樂律錯誤。

作為浙江史學的開創者，黃宗羲主要在三個方面對浙東史學作出了自己的貢獻。經世致用是儒家的一個根本看法。做為一個儒者，黃宗羲無論是研究經學，還是史學，都主張一個“經世致用”。在他看來，史書所載絕非僅是史料一堆，而是蘊含著“經世之業”的闡述，“夫二十一史所載，凡經世之業，無不備矣”（《補歷代史表序》）。所以，研究歷史既是為了總結歷史發展的經驗，更是為現實社會發展提供理論依據和歷史借鑑。基於這種治學目的，黃宗羲在史學研究上主張“寓褒貶於史”，他認為史必須揚善懲惡。如果善惡不分，忠奸不辯，甚至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為史而使亂臣賊子得志於天下，其不如無史之為愈也”（《留書》）。史書的作用之一，即必得發揮其特有的揚善懲惡功能。

黃宗羲對明史的研究就其著述成果而言，可以分為兩部分：一是所撰的《弘光實錄鈔》四卷、《行朝錄》三卷；二是蒐集史料選編的、卷帙浩繁的《明史案》二百四十二卷，《明文案》二百十七卷，及增益《明文案》而成的四百八十卷的《明文海》。在明史的研究中，黃宗羲形成了他的史學研究方法論。主要有三個方面：首先，黃宗羲十分注重史料的蒐集。而且，他的史料概念十分寬闊，不僅包括歷史人物、事件、典章法令等，也包括建置沿革、山川變異，甚至是鄉邦文獻所記的亭臺樓閣也作為史料予以考證、儲存。其次，黃宗羲在史學研究中還十分注重真實性。對所得史料總要廣證博考、去偽存真，才加引用，併力求客觀地作出合乎歷史真實面目的論述。即使對自己昔日積累的史料，也決不輕率運用，同樣要予以核實，以確保其無誤。再者，黃宗羲十分注重史學主體即史學家在治史中的作用。表現為這樣幾個方面：一是要求史學主體透過自己的思維運作確保史學研究的客觀性，以真實地揭示歷史的本來面目；二是史學主體在史學研究中應當有自己的是非觀，不僅要“寓褒貶於史”，還得對歷史事件作出中肯的評價；三是要求史學主體以飽含自身情感的筆寫出歷史的過程。

黃宗羲的《明儒學案》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哲學史專著。它開創了中國編寫學術思想史的先河，標誌著我為學術史體裁的主要形式———學案體臻於完善和成熟。全書共立案十九個六十二卷，計敘述學者二百餘人。從所列的人物看，除劉基、李贄、何心隱外，《明儒學案》基本上把所有明代重要思想家都包羅進去了；從學派上看，既敘述了以王陽明為代表的心學各派，又敘述了以吳與弼、胡居仁、婁諒為代表的程朱理學各派；從哲學性質看，既敘述了吳與弼、王陽明等唯心主義思想家，也敘述了羅欽順、王廷相等唯物主義思想家。是中國第一部系統的內容豐富的哲學史專著。

黃宗羲一生著述大致依史學、經學、地理、律歷、數學、詩文雜著為類，多至50餘種，300多卷，其中最為重要的有《明儒學案》、《宋元學案》、《明夷待訪錄》、《孟子師說》、《葬制或問》、《破邪論》、《思舊錄》、《易學象數論》、《明文海》、《行朝錄》、《今水經》、《大統歷推法》、《四明山志》等。黃宗羲生前曾自己整理編定《南雷文案》，又刪訂為《南雷文定》、《文約》。黃宗羲的《明儒學案》以及其後開始草創，並由後人和學生共同合作完成的《宋元學案》這兩部著作在中國史學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開創了中國史學上的新體裁，即“學案體”。學案體以學派分類的方式介紹一定時代的學術史，這種體裁被清人取用，成為編寫中國古代學術史的主要方式。

黃宗羲詳細刊校了《水經注》，批駁了“分野說”。

政治方面，明末清初社會動亂，李自成農民起義和清兵入關相繼發生，社會矛盾激化。

經濟方面，明末清初經濟結構的異動，貨幣起到了積累原始資本的作用，僱傭關係的滋生，江南地區手工業資本化活動的日益擴大化，史稱為資本主義萌芽。文化方面，儒學的世俗化運動極大地衝擊了程朱理學在中國傳統思想體系中的地位。後來陽明心學的誕生是儒家思想各傢俱有生機與活力，這也是黃宗羲思想誕生的母體。

哲學上反對宋學中“理在氣先”的理論，認為“理”並不是客觀存在的物質實體，而是“氣”的運動規律，認為“氣質人心是渾然流行之體，公共之物也”。具有唯物論的特色。

“盈天地皆心也”的觀點又有唯心論的傾向。這與黃宗羲服贗陽明學，深受其影響有關。黃認為王學中“致良知”的“致”，就是“行”，兩者別無二致。

黃宗羲和顧炎武、王夫之等人是明代中國民本思想萌芽的代表人物，《明夷待訪錄》是這方面的重要著作。黃宗羲提出“天下為主，君為客”、官員應當“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有治法而後有治人”、“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於學校”（學校指一種機構）、“公其非是於學校”等觀點。有西方學者稱黃宗羲為“中國自由主義先驅”。

黃宗羲定律是指中國歷史上賦稅改革歷朝歷代都有進行，雖賦稅改革目的很多是為了減輕農民負擔，改善國家財政，每次稅費改革後，農民負擔在短時間內確實有下降，但隨後又增長到比改革進行前更高的水平，國家財政最後也得不到改善。

主張土地改革，賦稅改革，大量減少胥吏(中下層官員)。明清時期，胥吏的大量存在是冗官冗員的主要表現，特別是大量編外人員即白員的存在，成為政治腐敗和社會黑暗的重要原因。他們依據自身的政治身份，形成利益集團，盤剝百姓，作威作福，成為社會的寄生階層。他們的大量存在，擾亂國家和社會的秩序，加重國家的財政負擔和民眾的負擔，敗壞社會風氣，白員問題可以說是拖垮明清兩代統治的重要因素之一。即使時至今日這種問題依然存在，是中國專制政治的一種病態表現。所以黃宗羲提倡大量減少胥吏，革新政治，淨化社會風氣。

反對傳統重農抑商，認為並強調“工商皆本”。

主張文學應當反映現實社會，表達作者的真情實感，這具有現實主義的特點。不滿明代文學的刻意摹擬，摘抄剽竊之風。

黃宗羲在理論上和實踐上是一位傑出的教育家。黃宗羲在他的名著《明夷待訪錄》中專門列出《學校》一章。他認為學校中也要析講時事時政，要明是非之理，也要對政府行為有所監督。認為學校的領導（“學官”）需要有較大的權力。學校也應廣開言路，成為輿論場所。這種學校議政，參與是非判斷，言論倡民主的觀點在當時非常新穎。

黃宗羲並認為“學貴履踐，經世致用”，這種理論實踐並重的教育學習觀點與他深受陽明學中“知行合一，知行並進”密不可分。

黃宗羲在今浙江寧波、紹興等地辦學講學，培養了很多學生。

馬敘倫稱道黃宗羲是秦以後二千年間“人格完全，可稱無憾者”的少數先覺之一。

顧誠在《南明史》批判黃宗羲的基本論點只是一句話，東林人士是“君子”，與東林異調者為“小人”。夏允彝《倖存錄》書中說：“東林之持論高，而於籌邊制寇，卒無實著。”黃宗羲真不愧是劉宗周的弟子，反駁道：“夫籌邊制寇之實著，在親君子遠小人而已。”

全祖望則批評黃宗羲晚年的文章質量參差不齊，和過多的諛墓之作，有負盛名，“多應親朋門舊之請，以諛墓掩真色”。

張岱年先生說：“黃梨洲是中國過去民主思想的一個偉大的代表。”

梁啟超評價黃宗羲說:“原來我們國家還有比盧梭早200年的這麼先進的思想。”

我覺得是李贄。理由如下:

李贄生活於黑暗明朝末年，那是中國封建社會走向衰落的時代，黑暗的政治下產生李贄這樣的“異端”思想家是時代的偉大進步！

李贄的偉大之處在於他在思想上和政治上都提出了先進的思想主張:

1、反對傳統儒學的正統地位。

宋朝以來，儒家的思想已經發展成以理學為主，強調“三綱五常”、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的絕對教化作用，李贄反對封建社會的男尊女卑觀念，對假道學提出進行抨擊，他反對儒思想對人們思想的禁錮，並對社會的腐敗，貪官汙吏的橫行無忌進行嚴厲的批判。

2、反對文學創作上反對僵化的八股文，提出“絕假還真”的“童心說”。

明朝開始，科舉制已經走向僵化，固定的八股文模式和考試內容的單調僵化已經嚴重鉗制了人們的思想，阻礙了社會的進步。李贄對僵化呆板的八股取士提出嚴厲的批判，並提出了“絕假還真”的“童心說”，主張創作要“真心”，大膽表達自己的真實感受，並對當時盛行的摩古風氣加以批判，對明清時期的文學創作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1、反對君主專制，主張個性解放,思想自由。

李贄對封建君主專制進行了大膽的批判，併為取個性解放和思想自由而鬥爭，他反對程朱理學空談義理，提出了“穿衣吃飯，即是人倫常理”，他的主張遭到了當局的打擊，並因此入獄，最終為了追求自由而自殺於監獄！

2、提倡人類平等。

李贄認為,按照萬物同一的原理,社會上根本不存在高下貴賤的區別，他反對封建社會的等級差異。

3、提出“經世致用”主張。

李贄主張在發展農業的同時，也應該大力工商業，主張工商皆本，對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由此可見，李贄的偉大在於第一個站出來反對主流權威學說，並提出了自己的構想。對後世影響深遠。

明清時期，中國也出現了一批思想家，例如李哲，王夫之，陸九淵，黃曦之等，但我認為最偉大的還要非王陽明莫屬。下面我就來簡單探討一下原因。

人物簡介

王陽明，本名王守仁，（1472年10月31日－1529年1月9日），漢族，幼名雲，字伯安，別號陽明，浙江餘姚人。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書法家兼軍事家、教育家。心學的極大成者。

思想成就

王陽明是出色的思想家，也是心學的集大成者。王陽明的心學即主張心外無物，心外無事，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真理。

“良知”這個概念來源於孟子。孟子的原話是“不慮而知，良知也”。意思是說，人還沒經過思考和考慮，就本原地知道的東西，就稱之為“良知”。而王陽明的致良知，其實就是透過實踐的修行和時間的砥礪，不斷地把自己修養成一個心地善良，言行合乎倫理道德，並一定程度富有“敬天愛人，自利利他”的敬畏、憐憫和博愛之心的人。

王陽明所提倡的知行合一，在很多人看來，是指理論與實際相結合，其實這只是表面更深層次是指知和行是相結合的，也就是說，就是將知與行合作一處，才知便是行，能行便是真知。良知是每個人都具備的東西，它是人與動物本質上的區別之一，人可以預判自己的行為，能夠辨別善惡並作出合理的選擇，而不是單純的被自己的本能和外物的利誘所驅使，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就是要使良知時刻關照著人的行為和心理，有所為而有所不為，使人不會失其本心，不會讓意志為外物所動搖，淪為外物的奴隸。

軍事成就

王陽明，其實不為人所共知的，就是他還是一個軍事家，他的一生有三大軍事方面的突出貢獻。分別是江西剿匪，鎮壓寧王叛亂，平定兩廣。（相關內容大家可自行百度）

縱觀王陽明的軍事生涯，平南贛，擒寧王，定兩廣，可謂戰無不勝。雖然他只回了三次戰役，在幾千年文明史中可能不值一提，在中國戰爭史上，其成就也難以榜上有名，但透過這三場戰役，我們也能看出王陽明並非那些只知讀聖賢書的無用書生，他是可以將自己的思想運用於實際，並且能夠將思想變為現實的能力。這樣的人不可不謂之天才。

《明史》評：“終明之世，文臣用兵制勝，未有如守仁者。”王陽明心學後來還傳入了日本、北韓等國。其弟子極眾，世稱姚江學派。其文章博大昌達，行墨間有俊爽之氣。

明清之際，其實出現許多著名的思想家。作者認為非黃宗羲莫屬。

黃宗羲是明末清初時期的史學家、地理學家、天文理算學家、教育家、思想家等。被稱為“中國思想啟蒙之父”。

黃宗羲博學多才，在哲學和政治思想方面，從“民本”角度抨擊君主專制制度者，堪稱中國思想啟蒙第一人。他認為設立君主的本來目的是為了“使天下受其利”，就是說君主是為人民服務，為百姓謀福利的。在這個時期有這樣的思想境界，何止是厲害。他還提出民本思想。

提出天下為主，君為客的理論。確定人民是國家的主人，是不是很熟悉，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就是人民是國家主人。

在那個時期還提出資本主義經濟關係，在封建的制度下，提出另一種社會關係。超越了西方在資本社會。還提出用學術來指導政治的啟蒙思想。主張改革科舉考試。一系列的措施都是有利於社會向前進步。在哲學思想方面，提出“理在氣先”的理論，認為理並不是客觀存在的物質，而是氣的運動規律。雖然是唯物論。但是在這個時期有這樣的認識。非常難得。

教育思想方面，黃宗羲被稱為理論和實踐上的傑出教育家。認為學校就是學習，分析國家政治事件的地方，學校應該廣開言路，倡導民主的觀點。這種思想為後來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提出的君主立憲方案提供了萌芽思想。

可見黃宗羲不愧為偉大的思想家，就連國務院溫家寶總理也說，我非常喜歡讀黃宗羲的著作，在於這位學問家的思想有著樸素的科學性和民主性。所以作者認為黃宗羲是明清之際最偉大的思想家。

個人認為，明清時期的思想家非王陽明莫屬。不管王陽明早年如何聰明 ，為官、帶兵如何能幹。最關鍵的是，他的思想在當時產生了巨大影響，他的心學理論，對世人的行為規範、道德規範的作用，是其他理論家不能相提並論的。他提出的“知行合一”直到今天還發揮著積極的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