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滅亡並不是僅僅因為徽宗君臣引起的政治混亂，更重要的是很多制度上的弊端在這一時期集中爆發。所以歸責於哪些人，都不是很恰當。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軍事制度。很多人都知道北宋在軍事上“重文輕武”，也知道這對北宋的軍事造成了嚴重的影響。其具體的細節和後果，卻很少有人說清楚。

很多人認為北宋的軍事羸弱是個“偽命題”。因為北宋對外戰爭的勝率高達70%，而唐朝只有55%。由此證明，北宋的軍事並不弱。對此，我們需要進行兩點辨析。第一，北宋的戰爭勝率之所以會那麼高，是因為把開國時期，趙匡胤對南方的戰爭也統計在內了。北宋的軍事衰落，實際上是從第二任皇帝趙光義時期開始的。第二，將軍事進行跨時代對比是沒有意義的。論絕對實力，20世紀的法國遠遠強於拿破崙時期的法國，但法國在一戰之後的軍事衰落是公認的。

其實，單純的爭論北宋軍事的強弱是沒什麼意義的。重點不在於具體的答案，而在於背後的形成原因。

簡單來說，導致北宋軍事衰落的政策性原因主要有兩個，抑武和募兵。

下面我們就來詳細解釋一下。

先說導致北宋軍事羸弱的第一個原因：“抑武”。“抑武”就是“抑制武將”的意思。我們過去，總是說北宋“輕武”，也就是輕視武將，這並不準確，對待武將北宋不只是輕視，而是全方位的抑制。抑制到什麼程度呢？舉個例子，你就明白了。宋太宗時期，將領率軍出征之前，皇帝會交給將領一幅陣圖，讓將領在戰爭中依照陣圖佈置軍隊。按理來說，戰場上如何部署軍隊，應該是由將領根據戰場的實際情況進行決策，而不是交給遠在京城，連戰場都沒見過的皇帝。但在當時，將領如果按照陣圖部署，即使敗了也沒有責任。如果不遵照皇帝的指示，即使勝了也要被治罪。也就是說，將領必須是皇帝的提線木偶，其權力被嚴格限制。這是北宋抑制武將最典型的策略。其他控制武將的方法，比如監軍之類的，就更不用說了。你看，連戰場決策權都沒有，這就不只是輕視武將那麼簡單了。

那麼，為什麼北宋會對武將如此抑制呢？這就跟當時的歷史背景有很大的關係了。我們都知道，在歷史時期上，北宋之前是“五代”。“五代”的順序，依次是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聽上去挺多，但是這五個朝代前後加起來只有53年。也就是說，這一時期政權更迭更頻繁，平均每個朝代還不到11年。為什麼這麼頻繁呢？因為這一時期中央權威體系崩塌，誰掌握了實際軍權，誰就可以當皇上。所以，當時有人說：天子寧有種耶？兵強馬壯者為之爾！北宋的開國皇帝趙匡胤，也是靠這種方式奪取政權的。既然趙匡胤是利用軍權奪取政權的，那他在當皇帝之後，會怎樣對待軍權呢？答案當然是抑制軍權，這才有了“杯酒釋兵權”的事件。不過，“杯酒釋兵權”只是讓當時那些已經掌握兵權的人交出兵權，而為了徹底禁絕武將篡位的事情發生，北宋就逐漸制定了一些抑制武將的措施。比如，我們之前說到的，皇帝畫陣圖、派監軍等等。總之，就是對武將的權力進行最大可能的限制。

武將在被限制權力的同時，其政治地位也被嚴重的貶低。在當時的朝廷中，有主見，會打仗，敢打仗的將領，都會被文官集團排擠。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狄青。

狄青是透過軍功從普通士兵一步步升為樞密使的。樞密使是當時最高的軍事官員，權力很大，地位很高。在當時的文官看來，狄青以純軍功當樞密使，這等於是在鼓勵軍功。所以，文官集團紛紛上書要求罷免狄青，甚至不惜散佈狄青造反的謠言。狄青迫於壓力，主動辭去樞密使的職位，離開汴梁。但事情並沒有結束，狄青外調之後，朝廷仍然派人監視狄青。最終，狄青在擔憂中去世。所以，北宋大多數做到樞密使的武將，都是低調、不張揚，甚至唯唯諾諾型的。比如，曹彬、王德用等等。這就造成了一個結果，就是中樞系統沒有懂軍事的人。這一點在北宋中期就已經突顯出來了，比如在“澶淵之盟”前夕。面對遼國的軍隊，在還未開戰的情況下，大部分官員的第一反應居然是遷都。當時，如果沒有名相寇準的主戰，北宋可能早就滅亡了。

再說導致北宋軍事羸弱的第二個原因：“兵制”。在北宋，軍隊有一個特點，就是數量龐大，但戰鬥力低下。比如，在遼、宋軍事對抗時期，宋朝的軍隊總數在100萬以上，而遼朝的軍隊總數只有25萬左右。但是，在宋、遼戰爭期間，宋朝總體上處於弱勢和守勢。而到了北宋中後期，戰鬥力就更低了。比如在與西夏的靈州之戰中，北宋30萬大軍被數萬西夏軍隊擊敗。

北宋軍隊的戰鬥力為什麼低下？這跟當時的軍事制度有很大的關係。

按理來說，軍隊的作用就是攻城略地和保家衛國。但是在北宋，軍隊還承擔另一項責任，就是解決社會不穩定的問題。

在經歷了唐末及五代的戰亂之後，社會整體非常不穩定。為了躲避戰亂，很多人背井離鄉，成為流民。對於流民問題，以往朝代的解決辦法都是重新分配土地，比如，漢、唐。但是這個辦法在北宋行不通。因為，北宋的領土面積比較小，遠遠比不上漢、唐，而人口又比較多。所以，根本沒有那麼多土地重新分配。為了安置流民，政府只好把他們招募為軍隊。當時流行一句話，叫“豎起招兵旗，自有吃糧人”。也就是說，北宋計程車兵的第一需求，不是保家衛國，而是餬口。

這麼做雖然解決了流民問題，但卻造成了兩個影響。第一，軍隊的數量越來越大。北宋初期，軍隊只有20萬左右。但是到了中後期，就迅速膨脹到了100萬，有時甚至能達到150萬以上。這就給財政造成了嚴重的負擔。第二，軍隊整體素質偏低。既然北宋招募軍隊的性質變了，那應招而來的人也就變了。除了流民之外，大多數閒散人員、地痞流氓，甚至強盜土匪也都被招募進軍隊，很多盜賊搖身一變，就成了朝廷大員。比如，我們熟悉的梁山宋江。在真實的歷史中，他們造反的目的，就是為了受招安，吃皇糧。所以，當時流行一句話：要當官，殺人放火受招安。你想，這樣的軍隊，戰鬥力能高嗎？所以，當時的很多士兵，連騎馬、射箭這樣的基本素質都沒有。更嚴重的是，在當時當兵成了一種低下的社會身份。“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這句話就是從北宋開始流傳的。

北宋一方面因為“抑武”政策導致朝廷中樞普遍缺乏軍事思維。另一方面，又因為招兵制度而導致士兵戰鬥力普遍低下。兩項措施最終導致軍事上的長期衰敗和羸弱。北宋的軍事羸弱，並不僅僅影響戰爭結果，對當時的外交政策也產生了嚴重的影響。用一句話來總結，北宋的軍事羸弱和它收復“燕雲十六州”的策略相矛盾，由此引發了一系列外交策略上的畸變。

“燕雲十六州”大致就是今天的河北和山西的北部地區，最北是長城。在古代，這一地區是抵抗遊牧文明入侵的重要屏障。本來“燕雲十六州”是屬於中原王朝的，但在後晉時期，君主石敬瑭因為要謀求遼朝的支援，就把“燕雲十六州”讓出去了。這樣一來，中原王朝就此失去了戰略屏障。當時北宋的都城汴梁，唯一能憑藉的戰略防禦地帶就是黃河，敵軍一旦渡過黃河，汴梁城就岌岌可危。因此，北宋從建立之初就把收回“燕雲”定為基本國策。趙匡胤甚至專門設定了“封樁庫”，也就是“燕雲收復基金”。等錢攢夠了，就想從遼朝手裡贖回“燕雲十六州”。如果遼朝不願意交換，就用這筆錢充當戰備軍餉，透過武力收復“燕雲”。從此以後，“燕雲十六州”就牽動了北宋整個時期的外交策略。

因為“燕雲”在遼朝的控制之下，所以宋、遼之間就形成了天然的對立關係。而雙方之間的戰爭，最先是由宋朝挑起的。宋朝建立之後，趙匡胤在戰略上採取的是先南後北的政策。即先統一南方的“十國”，然後再收復北方的“燕雲”。統一南方的過程很順利，趙匡胤用了十幾年時間，就把南方的政權全部掃平。但是，就在要進行下一步計劃的時候，趙匡胤卻去世了，繼位的是他的弟弟趙光義。

趙光義在繼位之後沒多久就開始了收復燕雲的計劃，先後三次征討遼朝。但是，這三次戰爭都以失敗而告終。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比如戰爭準備不充分，趙光義在軍事才能上不如趙匡胤等等。有一次甚至連趙光義都身負重傷，騎不了馬，只能坐驢車逃回來。趙光義的北伐，開啟了宋、遼雙方長達25年的戰爭狀態，一直到“澶淵之盟”才結束。這個過程其實就充分暴露了北宋在政策上的衝突。就是一方面要收復“燕雲十六州”，另一方面又因為軍事羸弱，而無法達成目標。國力就在這種衝突中被虛耗，而最終結果就是在無奈之下，被迫承認遼朝佔有“十六州”的合法性。

澶淵之盟以後，雖然“燕雲”問題被暫時擱置了。但是北宋皇帝一直對此耿耿於懷。比如，宋神宗支援王安石變法最直接的目的就是為了收復“燕雲十六州”。這種執念一直持續到宋徽宗時期，從而直接導致了靖康之變的發生。這一方面的內容，後面在講。現在，我們還是回到“澶淵之盟”上。

表面上看，“澶淵之盟”是雙方的和平協定，宋、遼之間是平等關係。但實際上這種平等之下，暗含兩個不平等的因素。第一個因素，是北宋在事實上承認遼朝對“燕雲”佔有的合法性。所以後來，當金朝崛起時，宋與金的結盟，歷來被視為是宋朝對遼朝的背盟行為。當然，這個因素更多的是名義上的損失。第二個因素是從此之後，宋朝每年給遼30萬兩的歲幣。這個因素的影響就很大了。很多人認為，對於宋朝來說，30萬隻不過是一兩個縣的財政收入，用來換取和平很划算。但這個問題不能只從成本上來評價，而是需要進行全方位的考量。

“澶淵之盟”每年30萬歲幣雖然不多，但這等於對外承認，北宋不但有錢，而且可以接受用金錢來換取和平的這種方式。這個口子一開，就引發了一連串的事件。我們可以看到，從此以後，遼、金、西夏對宋的戰爭目的，基本都是想要透過戰爭逼迫北宋修改條約，提高歲幣。在當時的外交環境中。宋朝將自己塑造成了一個“冤大頭”角色，在各國關係中疲於應付。

比如，澶淵之盟幾十年後，遼朝趁著北宋和西夏交戰的機會趁火打劫，將歲幣從30萬增加到50萬。

雖然“燕雲”在戰略上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但是北宋的所有對外政策都傾注在收復“燕雲”的問題上，這就在後來產生了很多負面的結果。一方面在前期讓宋朝在軍事上和遼長期對抗，空耗國力，並最終不得不妥協。另一方面，由此產生的歲幣外交，讓北宋深陷外交泥潭。

下面我們就來看看，在“靖康之變”中這些影響到底造成了怎樣的後果？

我們沒法在這裡詳細講述“靖康之變”的戰爭過程，實際上也沒有這個必要。要理解其中的要點，只需要將過程中的幾個關鍵節點說清楚就可以了。

第一個節點，就是北宋和金的外交政策。

當時，金朝剛剛在遼東地區崛起，把遼朝打得節節敗退。宋徽宗得到訊息之後，覺得這是一個可以利用的機會。於是，宋徽宗派人前往遼東，和金朝結盟。具體的內容，宋、金聯合進攻遼朝，滅遼之後，宋朝收復“燕雲十六州”。同時把給遼的歲幣，轉贈給金朝。這個策略看上去還挺合理，但實際上是一個重大的外交失誤。

在當時的情況下，金朝強而宋、遼弱。而且，遼和宋之間已經和平百年，彼此熟悉。這個時候，面對陌生的勢力，宋朝的基本策略，應該是與遼聯合，對抗金朝。宋朝來說，最好的結局，三方可以形成平衡對抗的關係。如果遼只有在宋的支援下，才能同金朝抗衡，那宋朝就可以佔據有利形勢。如果這一點做不到，最基礎的策略，是在正式接觸之前，做好和金朝對峙的準備。而現在的情況，是宋朝急功近利，將自己的訴求和底牌全部攤開。這樣一來，主動權其實已經被金朝掌握了。而這種策略背後，不僅是收復“燕雲”的執念，也是“歲幣外交”的慣性思路。

這是第一個節點，接著發生了第二節點。

剛才說到，宋與金結盟，相約一起進攻遼朝。具體規定是這樣的，金朝負責進攻遼軍的主力，宋朝負責進攻“燕雲”。也就是說，雖然金朝答應宋朝可收復“燕雲”，但這一地區需要宋朝自己打下來。於是，宋朝就開始對遼發動軍事進攻。而在進攻過程中，宋朝的軍事羸弱就被充分暴露了。當時，樞密使宦官童貫，率領二十萬大軍進攻遼朝，但結果卻是被三萬遼軍打了個落花流水。而這三萬遼軍，基本上都是殘兵敗將。也就是說，宋朝的軍隊連金朝的手下敗將都打不過。這一切都讓金朝看在眼裡，為後來大軍南下埋下了種子。

既然軍事上無法擊敗遼軍，宋朝只好讓金朝幫忙。這個時候金朝也熟悉了宋的外交套路，於是就增加條件。原先說好是你自己收復的，現在既然要我出手，就必須拿錢來贖買。談判的最後結果，是北宋花了100萬兩從金朝手中贖回“燕雲”。在這個過程中，北宋的軍事和外交的弱點，就全部被金朝掌握了。

緊接著就是第三個節點了。滅遼之後的金朝已經覬覦宋朝的富庶，在徹底消滅遼朝之後，金軍就大舉南下入侵宋朝。而此時的宋朝，根本擋不住南下的金軍。軍事羸弱的後果，在這期間集中爆發。其中，有三個事件最有代表性。

第一個事件，是山東軍隊投降。簡單來說，就是在金軍南下的過程中，負責保衛山東的兩支軍隊全部倒戈。這兩支軍隊分別是“常勝”和“義勝”，總共有十幾萬人。這些人不僅臨陣倒戈，甚至還參與到汴梁進攻戰中。這就是北宋兵制導致的惡果，很多士兵都是因為要“吃糧”，才加入軍隊的。而且士兵身份混雜，甚至有盜匪出身的人。所以，這些人在戰爭中會“唯利是圖”，根本不會真的保家衛國。

第二件事是黃河保衛軍潰散。當時，黃河南岸原本有7000守軍，算是汴梁的最後屏障。但這支軍隊，居然在還沒有見到金軍的情況下，就四散潰逃。這導致黃河防線完全失效，金軍居然可以利用小船從容渡河。

第三件事，就是“太原保衛戰”。太原是北宋的一個重鎮，被6萬金軍包圍。當時北宋調集20萬的主力軍隊前往救援。最終的結果當然是失敗了。導致失敗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原因還是“抑武”政策。當時北宋軍隊雖多，但卻是各自為戰，沒有統一指揮。兵部侍郎李綱雖然是名義上的總指揮，但他能直接調動的軍隊只有2000人。也就是說，李綱實際上沒有統一指揮的權力。這就是北宋對武將的權力長期分散和抑制的結果。

最後一個節點是汴梁保衛戰。汴梁的攻防戰，前後持續了一年時間。最終，是汴梁城破，徽、欽二帝被俘虜。

在汴梁保衛戰中，就完全暴露了中樞缺乏軍事思維的特點。比如，在金軍剛剛南下的時候，幾乎所有文官都主張棄城，只有一個人主戰，就是兵部侍郎李綱。但李綱也是文官，而不是武將。也就是說，在國家面臨危機的時候，中樞居然連一個擔綱的武將都沒有。汴梁軍隊在李綱的主持下對抗金軍，並且取得了一定的勝利。而就在這個時候，文官集團又在極力主張求和，軍事策略因此受到了干擾。因為，金軍的條件太苛刻，朝廷又在戰和之間搖擺不定。而就在求和的過程中，為了表達誠意，李綱等主戰派居然被全部罷免。在此期間，形勢也越來越對北宋不利。最終敗局已定的情況下，一位武將提議時放棄汴梁，遷都長安。這個時候，那些原本主張棄都和求和的文官居然一致反對，並斥責武將懦弱。北宋就這樣喪失了最後機會，只能眼睜睜地看著汴梁城破，皇帝被俘虜。

最大的鍋是童貫。北宋伐遼，本是大好局面，遼國南京留守也有意投降。童貫要是真的懂得領兵打仗，是完全可以乾淨漂亮的拿下燕京，接收遼國的殘餘力量，這樣保住了燕京大同一線，對金國可以威懾以維持平衡。這本是必勝的局，就匪夷所思的失去了。

北宋知樞密院孫傅，這是一位公認的忠勇楷模，確也是：北宋滅亡的直接罪人！

孫傅從入仕開始，就有清官廉潔的尊貴品質：為官品德極好，且十分牽掛民生疾苦，膽子也極大，常為民請命，而得罪上級。他仕途裡第一次貶官，就是因為怒斥朝廷為招待高麗使團濫用民力，結果一下被貶到蘄州去，倒了這麼大黴，卻是談笑聲風，烏煙瘴氣的宋徽宗年間，出名廉潔人物。宋徽宗自作孽聯金滅遼，招來金軍兇悍南下時，滿朝文武慌亂一團，孫傅一點也不慌亂。自信滿滿，以為只要用了我的辦法一定能拯救國家。擔當起保衛大宋的重任！

但這件事，孫傅這個沒有這個能力。想當然的瞎指揮幾次，敵兵就兵臨城下了。當然他也不怕死，上城牆抵抗敵人，打著打著突然腦袋靈光一閃，又想到了一個好主意。這個好主意就是京城神棍郭京，吹自己有仙術和神仙是好朋友，叫神仙下來幫個忙就分分鐘的事。別說是打退敵人了。就是端了敵人老窩都分分鐘的事。這種奇葩的事孫傅竟然也信了。不但自己十分信任郭京，還叫宰相何慄也跟著信，兩位老大都信了還有人敢不信嗎。讓郭京騙了一大筆錢不說，更在仗打到關鍵的時刻，突然下令開啟城門撤掉城上防務，放郭京的“神兵”出城——殺金兵！

結果，卻在金軍面前被金軍分分鐘解決了。毫不設防的汴京城，瞬間就被拿下。先前死了不少人的金軍都沒打下的汴京，在孫傅的“幫助”下，就這樣輕鬆拿下。然後，就是汴京被洗劫一空，宋朝兩個皇帝當了俘虜，靖康之恥，就此上演！

本人覺得如果非要找個大臣，那王安石是最適合不過的。

一是認為王安石變亂祖宗法度，“禍國殃民”，最終導致北宋亡國。這個觀點定於南宋初期的《神宗實錄》，後經宋國史至元朝人修《宋史》所承襲，成為元明清時期的官方定論，不僅為史家所認同，而且被社會普遍接受。

二是把王安石的諸項新法稱為聚斂之術“聚斂害民”。把王安石的理財思想視作興利之道“剝民興利”，是北宋熙寧、元祐時反變法派批評新法的主要觀點，自南宋至晚清仍是絕大多數史家和思想家評議王安石新法的基本觀點之一。

北宋滅亡始於司馬光。

司馬光對改革派絲毫不留情面，哪怕朝中大臣為改革派說上幾句同情的話都會被貶謫。大文豪蘇軾就是因為同情改革派而被司馬光一路貶到海南。王安石在任的時候，雖然也有新舊之爭，但不至於這麼激烈，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變法上。只有變法有了成效才更有說服力，比如王韶收復西夏土地就給改革派加分不少。但是司馬光的做法直接導致朝廷新舊兩派的激烈鬥爭，消耗了北宋的大量精力。

而司馬光歸還西夏土地，則嚴重削弱了北宋的國防力量。河湟地區有兩個非常重要的作用：一個是地理位置重要，可以有力地牽制西夏和金朝的力量，讓這兩個國家不敢南下。第二個是戰馬，想要對付北方遊牧民族的入侵，戰馬是必不可少的，漢朝、唐朝之所以能夠擊敗匈奴和突厥，騎兵功不可沒。可是司馬光這個二百五，居然把盛產戰馬的地區送還西夏！北宋從此失去了重要的戰略屏障和戰馬基地。

司馬光一些列愚蠢的政策，終於把北宋推向了滅亡，本來有機會實現中興的北宋，失去了最好的發展機會。1127年，司馬光死後僅41年，金兵南下，攻佔開封，北宋就此滅亡。

我認為，這個問題應該這樣說。哪個皇帝應該對北宋滅亡負最大的責任。可能要恰當一點。更直白的說，宋徽宗，宋欽宗應該是最大的責任人，罪魁禍首。其他像什麼蔡京，童貫，高俅之流。充其量不過是討皇帝老兒歡心的小角色而已。宋徽宗喜歡書畫文房四寶，沒有錯。但最大的問題他是沉迷於其中。酒色歌賦，聲色犬馬。12分精力，他有11分都用在上面去了。像狄青這樣的一代名將，國之棟樑，後期沒有受到重用而且備受猜忌，鬱鬱寡歡而死。難道不是皇帝的問題嗎？雖然老趙家的一貫政策是重文輕武，但也不是說亙古不變的東西。還是看皇帝個人操作。皇帝在這方面有很大的決定權。在以皇權為中心的封建社會。皇帝就是一切，可以決定這個國家的興衰榮辱發展走向。這遠遠比研究哪個大臣，更無恥更垃圾，要深刻的多。因為他們不過是皇帝的影子而已。

北宋的滅亡當然不能把所有的原因都歸結為大臣失責，其實很多大臣想要負責，但是大宋積弱已久，再多的掙扎只是徒勞而已，皇帝的昏庸，制度的僵硬，臣子的逃避，諸多因素導致了北宋的亡國。繁華的汴梁城，從清明上河圖中的繁忙，到最後的屍橫遍野殘垣斷壁，只用了短短的幾年，宋仁宗給宋徽宗留下的大好河山就這麼葬送。

好了，我們迴歸主題：有哪些大臣應該對北宋亡國承擔責任？

1、王安石的死對頭：司馬君實。

司馬光為什麼和王安石是一對死對頭?答案當然是：政見不同。司馬光是保守派的領袖人物，而王安石是改革派的代表人物。正是因為保守派的反對，北宋失去了強大的機會。

他們有一段著名的對話，白話文如下：

王安石認為：國家財政狀況不好，不是當務之急，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因為沒有善於理財的人。

司馬光反對：你所謂善於理財者，不過是巧立名目，在百姓頭上增加捐稅而已。

王安石說：不然，善於理財者，可以不增加捐稅卻使國庫充盈。

司馬光大不以為然：天下哪裡有這個道理，天地所生的錢財萬物，不在民，就在官。設法從老百姓那裡巧取豪奪，比增加捐稅還壞。這實際上就是當年桑弘羊之流矇騙漢武帝的那套說辭。

2、宋徽宗的錢袋子：蔡京。

打擊都知道宋徽宗是個藝術家，有很高的的藝術修養，但是玩藝術傷錢啊，宋徽宗花錢可比他老子強多了，完全打破了宋仁宗節儉的風格。可是皇帝要錢也不是隨便能要到的，特別是在宋朝這個士大夫敢和皇帝頂撞的朝代，皇帝太奢侈，大臣們自然不願意。這個時候蔡京站了出來，這個人撈錢的能力非常強。

蔡京4次任宰相，在長達17年的時間裡，大興花石綱、改鹽稅、鑄錢，致使百業凋零民不聊生。但是卻為皇帝撈了不少錢，自己生活也過的非常的奢侈，蔡京在宴請屬僚時，上了一盤蟹黃饅頭，光是這道菜就花了一千貫錢。這個數字是什麼概念？根據《三朝北盟彙編》的記載，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也是蔡京死亡的那一年），黃金每兩能換銅錢20貫，白銀每兩能換1貫500文，按如今的黃金價格，這盤饅頭大約相當於人民幣10萬元。

宰相都這個樣子，北宋末年的朝政不知道腐敗成了什麼樣子。

3、汴京之圍的文官統帥：孫傅。

一方面，作為文臣，迎著侵略者的刀兵，發出了一句擲地有聲的熱血強音：我宋之大臣，且太子傅也，當死從！孫傅是靖康之恥國難裡，汴京城的被俘宋朝大臣中，第一位敢於視死如歸的忠勇人物，他果然兌現了承諾，陪著一群宋朝皇室俘虜走上了北方，最終慨然殉難！

另一方面，他的另一個身份，卻也經常被無視：北宋滅亡的直接罪人！作為一名北宋科舉體制培養出來的文官，孫傅在烏煙瘴氣的宋徽宗年間，算是出名的廉潔人物。在汴京之圍的危急時刻，宋欽宗臨危登基時，他更是朝堂上一番慷慨宣言，鼓起了這位年輕皇帝抗戰到底的信心，官居兵部尚書，擔當起保衛大宋的重任！

但是卻是昏招連出，瞎指揮，白白葬送了大宋的抗敵本錢。特別是請神兵更是給了大宋最後一個昏招，直接導致汴京陷落。所謂神兵，就是京城神棍郭京，胡吹自己有仙術，可以召集神兵下凡。這種民間神棍的常見騙術套路，孫傅竟然輕鬆就信了。下令開啟城門撤掉城上防務，讓所謂神兵去攻打，可神兵幾下就被金軍打沒影，已經毫不設防的汴京城，瞬間就被拿下。

然後，就是汴京被洗劫一空，宋朝兩個皇帝當了俘虜，靖康之恥，就此上演！

當然，要說導致北宋滅亡的大臣，還有很多，這三人可以說是各類人群的代表，保守派，佞臣，天真浪漫卻沒有能力的文臣，一起推到了這座繁華的汴梁城。

宋徽宗像

北宋末年出現了權勢熏天的六賊——童 貫、蔡 京、王 黼、梁師成、朱 勔、李 彥，這六人直接改變了國家的走向，以蔡京為首的互相勾結、禍亂朝綱、買官賣官、瘋狂斂財，對發生在靖康年間金兵入侵導致北宋亡國負有重要責任。蔡京做宰相四起四落、前後當過四次宰相，除了皇帝就屬他的權利最大。貪汙的財產數量巨大，陪著皇帝聲色犬馬、不理朝政玩到亡國。

為朝廷採辦“花石綱”的王黼行為最 惡劣，帶著一幫爪牙在江南一帶胡作非為，對百姓強取豪奪，以皇 帝的名義到處搜刮奇珍異寶，甚至毀牆破屋，橫行霸道，人民苦不堪言，很快激起民變，方臘起義時就打著誅殺王黼的旗號聚眾造反。

宣和七年(1125年)十二月，金兵入寇中原，以蔡京為首的投降派一味求和。太學生陳 東聯合其他學生憤然上書：“今日之事，蔡 京壞亂於前，梁師成 陰謀於後。李彥結怨於西北，朱 勔結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結怨於遼、金，創開邊隙。宜誅六賊、傳首四方、以謝天下”【《宋史·卷四百 五十五·列傳第一百二十四·忠義十·陳東傳》】，請求皇帝殺掉這六個人，以平民憤。

後來，遭到朝臣彈劾的蔡京餓死在遷徙四川的途中，其它五個奸臣被賜 死。徽欽二帝固然昏愚無能，但這六個奸臣在一旁推波助瀾把北宋推到了失控崩潰的地步，直至亡國。

宋徽宗書法

其實要深究這個問題，估計可以寫一篇十萬字左右的論文了，我個人看法首推廣陽郡王童貫，當時徽宗說過一句話，復煙雲者王。童貫為了當王，帶著當時北宋最精銳的西軍，剛在西北打完仗，又遇上方臘起義，不得已從當時的西北跑到東南平叛，剛平完叛，利慾薰心的童貫又帶著疲憊不堪的軍隊去聯金滅遼。 其實在1120年的宋朝，早已經有了王朝末年的景象。

此起彼伏的農民起義，如旋風一樣席捲了整個中下層社會，普遍不滿的情緒透過極端暴力的手段進行宣洩，造成了民間社會的普遍動盪。

窮奢極欲的統治階級公開賣官鬻爵，貪腐成風。冗官冗兵冗費的三冗問題，導致在宋徽宗統治的第二十年，財政支出較之二十年前翻了約4倍，因而增加了政府對於百姓的剝削，致使百姓民不聊生。

種種跡象已經昭示了王朝的末日，而作為皇帝的宋徽宗卻在奸臣的慫恿中看到了“中興”的希望。

1115年，金軍在護步達崗之戰中以極少的約2萬兵力，戰勝了號稱70萬大軍的遼朝軍隊，重創了遼朝的主力，也給了南方統治階級更多的“信心”。

早在1111年，一名叫馬植的遼國人就曾向宋徽宗獻上了“投名狀”，他稱：“女真恨遼人切骨，若遷使自登萊涉海，結好女真，與約攻遼，興國可圖也。”並表示如果“王師一出”，這些曾經遭遇了塗炭之苦的“舊民”必然簞食壺漿，喜迎王師。宋徽宗很高興，給他賜姓趙，名為趙良嗣。1112年，他帶上了皇帝的旨意，成為了聯絡宋朝聯絡金國人的重要人物，並最終加官至“光祿卿”。

聯金滅遼政策的出臺實際上是原有宋仁宗時期富弼“聯麗制遼”政策的延續，宋朝也希望透過“遠交近攻”對遼朝的側翼進行一定的制衡。然而高麗國是個典型的騎牆派，他並沒有攻滅遼朝的意願，因而在朝貢遼朝和宋朝之間“左右橫跳”。

聯金滅遼在宋徽宗及一眾文臣士大夫眼裡具有莫大的魅力，“收復燕雲”早已經成為了宋朝官民心中的執念，青史留名的感性衝動蓋過了理智。因而，彼時的宋朝官僚中，也沒有多少人看出金朝的危險。反而是作為臣屬國、且和女真族是鄰居的高麗人看的非常清楚。早在1114年，遣往宋朝的高麗使節李資被宋徽宗授予密旨，要求他下次來的時候帶上女真族的使節。李資以“女真人面獸心，夷獠中最貪醜，不可通上國”為理由斷然回絕。

而高麗國王王俁更是在1118年對宋徽宗說“聞朝廷將用兵伐遼，遼為兄弟之國，存之足為邊捍；金為虎狼之國，不可交也！”

但宋徽宗早已經沒有了理智，沒有能聽下這般話語來，童貫、蔡京等一眾阿諛之輩，也對宋徽宗煽風點火。於是在1120年，金人攻陷遼上京後，宋金海上盟約成。雙方約定以長城為界，金軍攻打以北的大定府，而宋軍則攻打燕雲之地，並表示原有給遼朝的歲幣如數交與金朝。

而當時正在糜爛的宋江、方臘起義，則將攻遼這一計劃暫時推遲。直到1122年，童貫、蔡攸才帶著軍隊北上。但這時的宋朝軍隊一方面軍紀渙散，另一方面戰鬥力極差，騎兵甚至都只能抱著馬脖子才能正常騎乘。因此，在當年5月和10月的兩次攻擊行動中，宋朝的軍隊都遭到了遼朝殘存軍隊的毀滅性打擊。

童貫為了完成“收復燕雲”的既定任務，只能再次以重金求助於金朝軍隊收復燕京，徹底暴露了宋朝軍事實力頹弱的事實，又在對降將張覺處理不當，給金人以口實。

金朝在宋朝“聯金滅遼”的戰略下大獲好處，獲得了遼朝大片領土、人口以及軍隊，還有宋朝豐厚的“報酬”，餵飽了金人的侵略慾望，於是乎就導致了金人南下與靖康之恥

熟讀《宋史》的朋友都知道，北宋之亡很大程度上來自於當朝皇帝的軟弱不堪，內不能鎮壓士大夫之爭、外不能睥睨天下虎視群雄，因此宋朝的皇帝基本上是真的很“窩囊”，所以要為北宋之亡承擔主要責任。

趙良嗣其人其事

趙良嗣原本叫馬植，遼國世家大族。對，一位土生土長的遼國人，但對遼國實在沒什麼感情，想回歸大宋博取功名期待流芳百世。因為從小生長在遼國，也知道“燕雲十六州”對宋遼兩國的重要性。遼國據此，就掌握了對中原皇朝的主動權；而宋朝據此，則北宋來自北方的威脅則全部消失。

馬植就一直研究如何收復“燕雲十六州”，對，生長在遼國的他一直在思考宋朝該如何收復“燕雲十六州”。時值東北女真部落在首領完顏阿骨打的領導下興起，遼國與女真部落戰爭頻繁。馬植看到夾在中間的遼國，想到了奪回“燕雲十六州”的辦法。

趁北宋大臣童貫出使遼國繳納歲幣之際，馬植夜謁童貫，指出他有收復“燕雲十六州”之法。童貫大驚，非常重視，遂將其改名李良嗣，帶其歸宋面見宋徽宗。他見到宋徽宗時就說：

女真恨遼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若遣使自登、萊涉海，結好女真，與之相約攻遼，其國可圖也 。”“遼國必亡，陛下念舊民遭塗炭之若，復中國往昔之疆，代天譴責，以治伐亂，王師一出，必壺漿來迎。萬一女真得志，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事不侔矣 。”

此後，被宋徽宗賜姓趙。歸遼後，積極進入東北與女真部落首領完顏阿骨打聯絡，與其商談、謀劃滅遼之計，提出女真、北宋夾擊，滅遼後只要女真答應將“燕雲十六州”歸還宋朝，宋答應將供給遼的歲幣轉供女真。女真部落認為此策完全可行，於是宋金雙方互相聯絡，達成盟約，趙良嗣（馬植）在其中起到積極促進和推動作用。

趙良嗣為什麼北宋亡國大臣中的罪魁禍首

說實話，說他是罪魁禍首還真是冤枉。他的本意是好的，甚至是一顆赤誠的愛國之心。可是，錯就錯在他就是缺乏對形勢的瞭解和判斷，還以為這是堪比三國時期的《隆中對》，為此積極活動極力推動這一計策執行。

加上，他獻出此計後，北宋徽宗賜以趙姓。要想到趙姓當時可是國姓，這是何等的殊榮？另外，宋徽宗並許以高官於他。所以，北宋亡國大臣中的罪魁禍首不是他趙良嗣又是誰呢？

趙良嗣罪魁禍首原因之一：自以為“聯金滅遼”計策是諸葛亮的《隆中對》，但他並不瞭解北宋的實際狀況，迷信北宋軍隊實力。誤判當時形勢，與虎謀皮，造成北宋內外被動，最後將北宋送進老虎嘴裡；

趙良嗣罪魁禍首原因之二：北宋自與遼“澶淵之盟”以來，遼宋兩國百年和平，宋朝對遼的防務已經放鬆，而重點是放在西北西夏方向；因此，宋遼邊境的宋軍已經是百年未經陣仗，如何打仗？

趙良嗣罪魁禍首之三：既是“聯金滅遼”，那就應該是雙方平等地位，又為何要給予歲幣與女真部落？平等地位談判下還要給予對方歲幣，這不正是給予女真人之攻擊北宋口實、試探北宋之虛實機會？

趙良嗣罪魁禍首之四：既然積極推動這一事件，為什麼就不能想到可能的後果和風險，而盡是幫助女真部落分析形勢。這哪裡是為北宋，其實為女真部落送去免費的資訊加最高階的軍事、國事顧問，讓女真部落迅速掌握資訊得以強大。一句話，就是資敵還不自知，趙良嗣還以為自己在幫助宋朝奪回“燕雲十六州”，此大錯特錯！

說白了，北宋史書上的奸臣賊子，都是北宋皇帝有意為之的；北宋史書上的黨爭，也是北宋皇帝特意縱容的；北宋史書上哪些能征善戰的大將，出場一回就被高高束起，就是北宋皇帝故意為之。

宋朝雖與士大夫共治天下，但如此，士大夫們還真沒有哪個是北宋亡國的罪魁禍首！

王安石！王安石！王安石！

首先，北宋滅亡最主要的責任應該宋徽宗和宋欽宗這對蠢貨父子來承擔，尤其是宋徽宗，他是北宋滅亡的最大罪魁禍首。

但是，你問的是哪些大臣應該為北宋滅亡負責，那麼在我看來，王安石作為大臣，在大臣裡應該負主要責任。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王安石變法裡有一項是直接用“民兵”取代正規軍，結果他的這項政策被蔡京等新黨繼承，直接造成了金軍南下時北宋河北防線總崩潰。

不可否認，募兵法之下，北宋軍事有很多問題，最大問題不是軍隊人數太多，而是軍隊名額多，但是實際士兵人數少。

以宋神宗熙寧四年為例，作為首都汴梁的禁軍，實際缺額高達三分之一。

“在京系役兵士，舊額一萬八千二百五十九人，見闕六千三百九十二人。”——《宋史·兵志》

按理說，既然禁軍缺額嚴重，正常情況是不是應該汰弱留強？是不是應該對禁軍進行整頓？

王安石給宋神宗出的主意真的非常之離譜，簡直只有奸臣才能出這樣的主意。

王安石告訴宋神宗，既然禁軍戰鬥力這麼弱，乾脆把禁軍裁撤了，然後用不花錢的民兵代替，而每裁撤6000人，朝廷可以剩下10萬貫軍費，然後我們可以把這10萬貫軍費存到皇帝的內庫，豈不美哉？

上慮歲久錢糧不給，安石曰：「巡檢下六千人，每千人歲約三千貫，是一歲費十八萬貫。今若罷招此六千人，卻以保甲代之，計所用錢糧費十八萬貫尚剩十萬貫。以十萬餘人替六千人，又歲剩錢十萬貫，何至憂不給也。教閱至一二年，便令保正募徵行者，六千人必可得，況但要守衛京師而已。若歲歲閱教保丁，又封樁所剩錢十萬貫，則非特畿內守衛日強，兼亦財有餘積。宗廟社稷之憂，最在於募兵皆天下落魄無賴之人，尚可與之守社稷封疆，況於良民衣食豐足者觽，複何所虞？——《續資治通鑑長編》

王安石出這種“亡國”的主意，宋神宗居然採納了，而之後宋哲宗、宋徽宗居然都在河北、河南奉行王安石“用不花錢的民兵替代正規軍”的辦法。

而王安石這一套辦法實施的後果就是到了靖康年間，金軍南下時，宋軍在河北、河南地區其實根本沒有多少正規軍，絕大多數都是臨時徵招的民兵，這些缺乏訓練的民兵往往在與金軍作戰過程中一觸即潰：

五月，河北、河東路宣撫司奏：“河北諸州軍所管正兵絕少，又陜西遊手惰民願充軍者亦眾，祗緣招刺闕乏例物，是致軍額常闕。”——《宋史·兵志》陜西五路制置使錢蓋言：“都水使者陳求道請招刺保甲五萬充軍。緣比來陜右正兵數少，全籍保甲守禦，及運糧諸役差使外，所餘無幾，若更招刺五萬充軍，則是正丁佔使殆遍，不唯難以選擇，兼慮民情驚疑，別緻生事。”

以上這兩則史料說的很清楚，在靖康元年，北宋在長江以北地區普遍性缺少正規軍，而多用民兵充數。

所以陝西官員才會說“陜右正兵數少，全籍保甲守禦”。

而長江以北地區普遍的民兵，面對如狼似虎的金軍，是什麼表現呢？

知安吉縣曽綽，聚鄉兵，在石郭把隘，金人攻石郭寨，發數矢，或視之曰沙栁木，幹鑿子頭，真金人箭非潰兵也，鄉兵皆棄竹鎗紙甲而奔，金人入縣，縱火悉為灰埃。——《宋史》

這什麼意思呢？就是縣令帶著民兵守城，結果民兵發現攻城的不是潰兵，而是正經的金軍，結果嚇得丟掉了竹槍、紙甲就跑掉了，縣城也就被金軍攻破了。

而這一切的始作俑者是誰？王安石啊。

是王安石首先提出用民兵替代正規軍的。

所以，靖康之後，南宋在總結北宋滅亡教訓時，王安石用民兵替代正規軍成了慘痛教訓：

自元豐而後，民兵日盛，募兵日衰，其募兵闕額，則收其廩給，以為民兵教閱之費。元佑以降，民兵亦衰。——《文獻通考》 介甫只是刮刷太甚，凡州郡禁兵闕額，盡令勿補填。且如一州有千人禁軍額，闕五百人，則本郡不得招填。——朱熹

謝謝邀請！應當是蔡京、童貫、王黼、高球等人。本來宋朝的官員貪圖享樂的較多。這幾個人有個共同的特點，就是一天到晚想辦法逗皇帝開心，上行下效，連地方官員也不幹正事，這些惡習直接影響到軍隊，到打仗的時候，沒有什麼戰鬥力，官兵嚇得往後退。上樑不正下樑歪，吏治腐敗，將會影響到部隊的戰鬥力，這個問題很嚴重。蘇軾曾經向宋神宗說了自己的看法：一是要提高部隊的戰鬥力，二是冬季或不是農忙的時候，教邊境的老百姓也練武，這樣做有很多好處，那些年輕力壯的，會了武藝，總想比試兩下子，外敵來入侵了，不會全村人都嚇跑了；這些人徵到部隊裡，也增強部隊的戰鬥力。宋神宗採納了蘇軾想法，效果很好，因此金兵不敢輕舉妄動。到了徽宗的時候，這幾個人把持朝政，忘乎所以了，誰還幹這些事情。因此，靖康二年，金兵入侵的時候，宋朝軍隊節節敗退，金兵一直攻到汴梁城下……惡果釀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