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是多方面的。我這裡提供三個，一是蘇軾的時代是改革佔上風的時代，宋神宗很想透過改革打破當時的一潭死水，所以兩次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領導變法，而蘇軾是守舊派，不贊成變法，所以不得志也不得勢。二是他不得志，總是被貶，到黃州府就是被貶。三是他太有文學方面的天賦，因此成為著名的文學家。

蘇軾（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號鐵冠道人、東坡居士，世稱蘇東坡、蘇仙 [1-3]  。漢族，眉州眉山（今屬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欒城，北宋文學家、書法家、畫家 [4]  。

嘉祐二年（1057年），蘇軾進士及第。宋神宗時曾在鳳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職。元豐三年（1080年），因“烏臺詩案”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

宋哲宗即位後，曾任翰林學士、侍讀學士、禮部尚書等職，並出知杭州、潁州、揚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黨執政被貶惠州、儋州。宋徽宗時獲大赦北還，途中於常州病逝。宋高宗時追贈太師，諡號“文忠” 。

蘇軾是北宋中期的文壇領袖，在詩、詞、散文、書、畫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文縱橫恣肆；其詩題材廣闊，清新豪健，善用誇張比喻，獨具風格，與黃庭堅並稱“蘇黃”；其詞開豪放一派，與辛棄疾同是豪放派代表，並稱“蘇辛”。

其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與歐陽修並稱“歐蘇”，為“唐宋八大家”之一。蘇軾亦善書，為“宋四家”之一；工於畫，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有《東坡七集》、《東坡易傳》、《東坡樂府》等傳世。

蘇軾在文、詩、詞三方面都達到了極高的造詣，堪稱宋代文學最高成就的代表。而且蘇軾的創造性活動不侷限於文學，他在書法、繪畫等領域內的成就都很突出，對醫藥、烹飪、水利等技藝也有所貢獻。蘇軾典型地體現著宋代的文化精神。

從文學史的範圍來說，蘇軾的意義主要有兩點：首先，蘇軾的人生態度成為後代文人景仰的正規化：進退自如，寵辱不驚。由於蘇軾把封建社會中士人的兩種處世態度用同一種價值尺度予以整合，所以他能處變不驚，無往而不可。

當然，這種正規化更適用於士人遭受坎坷之時，它可以通向既堅持操守又全生養性的人生境界，這正是宋以後的歷代士人所希望做到的。其次，蘇軾的審美態度為後人提供了富有啟迪意義的審美正規化，他以寬廣的審美眼光去擁抱大千世界，所以凡物皆有可觀，到處都能發現美的的存在。

這種正規化在題材內容和表現手法兩方面為後人開闢了新的世界。所以，蘇軾受到後代文人的普遍熱愛，實為歷史的必然。

蘇軾在當時文壇上享有巨大的聲譽，他繼承了歐陽修的精神，十分重視發現和培養文學人才。當時就有許多青年作家眾星拱月似的圍繞在他周圍，其中成就較大的有黃庭堅、張耒、晁補之、秦觀四人，合稱“蘇門四學士”。再加上陳師道和李廌，又合稱“蘇門六君子”。

此外，李格非、李之儀、唐庚、張舜民、孔平仲、賀鑄等人，也都直接或間接地受到蘇軾影響。由於蘇軾的成就包括各種文學樣式，他本人的創作又沒有固定不變的規範可循，所以蘇門的作家在創作上各具面目。

黃庭堅、陳師道長於詩，秦觀長於詞，李廌以古文名世，張、晁則詩文並擅。同時，他們的藝術風貌也各具個性，例如黃詩生新，陳詩樸拙，風格都不類蘇詩，後來黃、陳還另外開宗立派。

擴充套件資料：

軼事典故

道化童蒙

蘇軾、蘇轍兄弟少年時在家鄉今四川省眉縣天慶觀讀書，他們的啟蒙老師是道士張易簡。 [52]  當時張易簡道長收的學生有幾百人，蘇軾是倍受張道長喜歡的學生之一，另一個是後來載入《仙鑑》的知名道士陳太初。

據東坡《志林》記載，在蘇軾被貶黃州時，他的老同學陳太初在漢中羽化仙去。

由於蘇軾自小受道教的啟蒙教育，他的一生對道教情有獨鍾，常穿道袍，遊訪道士。如《放鶴亭記》對道人張天驥大加讚賞，而《後赤壁賦》又以道人入夢結尾。在他被貶時，仍給許多道觀、道堂撰文，於是有了《眾妙堂記》、《觀妙堂記》、《莊子祠堂記》等等美文。

在《眾妙堂記》文中他講述了夢中見到自己的小學老師張易簡道長並深受教誨之事，可見道教對其影響之深。

蘇軾之弟蘇轍在《龍川略志》 開篇即言夢見小學時讀書天慶觀之事，夢中的蘇轍透過與老子像的對話，洩露了一個鮮為人知的天道報應現象：不殺生可以長壽。

其實是個政治家，只是因為他那個時代政治家太多了，將他覆蓋了部分！前前後後有范仲淹～司馬光～歐陽修～王安石等

政治家不論是非，不講手段，只講利益，只講結果！仁義道德只能是政治家手中的武器，打擊對手的時候拿出來用，到自己身上就是另一套說辭了！

以這個標準來看，蘇軾能是政治家嗎？

說起蘇東坡，幾乎人盡皆知，“唐宋八大家”之一，《赤壁懷古》耳熟能詳。大家對他公認的評價是北宋著名文學家、畫家、書法家，而並沒有說他是政治家。

在歷史上，就唐宋八大家而言，被稱為政治家的就有王安石、曾鞏、歐陽修等。而他們之所以被稱之為政治家，不僅因為他們身居高位，更重要的是他們曾在政治上有所建樹。以王安石為例，他曾發起王安石變法，主張“發富民之藏”以救“貧民”，並發動一系列變法（免役法、方田均稅法、農田水利法等），在政治上有傑出表現。

反觀蘇軾，一生宦海沉浮，從未實質性的掌握大權，更重要的是，他屬於保守派，站在王安石的對立面，反對變法。也就是說，蘇軾在文學、書畫方面都卓有成就，卻缺乏政治眼光。與王安石相比，他在政治上是傳統的，落後的，更封建的，他代表的是士大夫集團的利益。所以他稱不上政治家，他是一個成功的文人，卻是一個失敗的政客。

蘇軾是北宋著名文學家、書法家、畫家，歷史治水名人，文學上能剛及冠便加身進士，名為第二，實為第一，守孝辭官三年，應中制科考試，入第三等（百年來無人可及），名動天下。他可以作為文壇領袖指點江山，在官場上，他也能做一個好官，卻不能做一個優秀的政治家。

他透過制科考試進入官場之中，王安石正大刀闊斧地實行變法，蘇軾卻上書新法過於激進，有諸多弊端，這引起了王安石的憤怒，於是讓御史謝景在神宗面前陳說蘇軾的過失。蘇軾只能請求出京任職，他每到一地，便革新除弊，頗有政績。

但蘇軾又沾上了“烏臺詩案”，新黨將蘇軾所寫的文章斷章取義，從蘇軾的大量詩作中挑出他們認為隱含譏諷之意的句子，一時間，朝廷內一片倒蘇之聲。“烏臺詩案”是蘇軾一生的轉折點，朝野上下不管是跟他有相似政見的元老，還是新黨的一些有識之士如王安石，都上書救援蘇軾。再加上重視文人的政策，蘇軾死罪可免，活罪難逃，被貶黃州。雖然被成功救出，但蘇軾依然大受打擊，心灰意冷。

而後宋神宗逝世，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為名，臨朝聽政，司馬光重新被啟用為相，舊黨復起，以王安石為首的新黨被打壓。蘇軾也因曾上諫批判王安石變法而被重新啟用還朝。但是當他看到新興勢力拼命壓制新黨一派及盡廢新法後，認為其與所謂“王黨”不過一丘之貉，再次向朝廷提出諫議。他對舊黨執政後暴露出的腐敗現象進行了抨擊，並認為新法中也有可取之處。由此，他又引起了舊黨的極力反對，於是再遭誣告陷害。蘇軾至此是既不能容於新黨，又不能見諒於舊黨，因而再度自求外調。

蘇軾不僅能提出極佳的建議和政治措施，而且他的文章條理清晰，感染力強，但為何蘇軾不能做一個優秀的政治家呢？

1.他雖察覺到新黨與舊黨所實施政策的優缺點，卻沒有看到新舊黨派的極端對立，他既不想一刀切地改革，也不想繼續從前的腐敗現象，他保持中立，卻使得兩邊都容不下他。

2.“烏臺詩案”狠狠打擊了他的政治進取心，磋磨了他一往無前的鋒芒，再加上旅途中舟車勞頓，幼兒不幸夭折，他身心俱疲，在舊黨復起，蘇軾再立於朝堂上之前，他已經選擇好了常州作為自己的終老之地。在常州，蘇軾既無飢寒之憂，又可享美景之樂，而且遠離了京城政治的紛爭，能與家人、眾多朋友朝夕相處。

3.因與時局格格不入，蘇軾不斷被貶，因此他早已看開，他寄情山水，忘情於美食，在詞的領域，他以詩為詞，提高了詞的文學地位，使詞從音樂的附屬品轉變為一種獨立的抒情詩體，從根本上改變了詞史的發展方向；文學創作上文道並重；繪畫上重視神似；美食上發明了新的食材食用方式。

首先，我們來了解一下“政治家”的定義：

政治家是指那些在長期的政治實踐中湧現出來的具有一定政治遠見和政治才幹、掌握著政黨或國家的兩道權力並對社會歷史發展起著重大影響作用的領導人物。

很顯然，蘇軾的一生是不斷被排擠，遠離權力中心的。他先後離京去過杭州，密州，徐州，黃州，惠州，儋州，湖州等地任職，一生三遷三貶，最終在元豐十年，赴命到汝州任海軍團副一職時，客死他鄉，病逝常州，享年66歲。

提到蘇軾，就不得不提到蘇軾政壇上的兩位老朋友——王安石，司馬光

王安石，中國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王安石比蘇軾年長十六歲，兩人都受到過歐陽修的提攜，又都是一代英傑。公元1069年，蘇軾從地方回到朝廷，此時，王安石已開始主持變法。蘇軾對於此次變法持否定態度，否定到什麼程度呢？每次只要王安石一上書推行新法，蘇軾就跟著上書說這個新法不行。面對日漸礙手礙腳，道不合不相為謀的蘇軾，王宰相略施小計，蘇軾便覺在京呆不下去，請求外放為官。

司馬光，北宋政治家、史學家、文學家。

北宋元豐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極力推行新法的宋神宗去世，宋哲宗繼位。母親高氏以太皇太后的名義臨朝攝政。高氏一向都是反對新法的，她上臺後，立即重用保守派的領袖司馬光。司馬光掌握大權後，全面否定新法，重用保守派人士。按說，蘇軾的春天來了，他可以大展宏圖了，但是，蘇軾對於司馬光全盤否定新法的做法很惱火，便跟他理論。結果，可想而知。

蘇東坡的一生隨心隨性，返璞歸真，一生都在踐行著“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的灑脫。所以，這樣的蘇東坡，我們更願意記住他在文學，書法，繪畫上的成就；更願意走在蘇堤上，慢慢品味“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的美妙！

蘇軾當然是政治家了，這沒什麼好討論的。

說蘇軾不是政治家，其實是喜歡蘇軾的人心底的溫柔表現，大家都喜歡他，知道他一輩子坦坦蕩蕩、堂堂正正，一輩子不合時宜，不會使陰謀、不會下絆子，老百姓不喜歡政治家，所以，自己喜歡的人肯定也不是政治家。好人怎麼能是政治家呢？這是中國老百姓心中樸素的好惡觀。

政治是被人誤解最多的一個概念， 也是定義最不確定的一個詞。它常被人誤會為權術、爭鬥。

政客，可能是一個貶義詞。通常是指油滑、玩弄權術、以政治作為牟利方式的從政者。 “客”，是消費者，這意味著其從政有著趨利的目的。“客”，是遷徙的，這意味著其缺乏固有的原則和堅持。

政治家，是一個褒義詞，凡是帶有“家”的詞彙，都是表明一個人在其所從事的領域內，擁有長遠的眼光、豐富的知識、深刻的認識、完整的理論，原則的堅持、紮實的努力以及較好的品德。

政治家則是指其在治理國家方面有遠見、有才幹、有原則、有堅持、有理論、有努力，對歷史有重大推動作用的知名領導者。

《中國六大政治家》是廣智書局出版的圖書，作者是梁啟超、麥孟華、李嶽瑞、佘守。梁啟超認為近代中國之衰敗，唯有崇尚法治，始得振衰起隳，富國強兵。書中被稱為政治家的是：管仲、商鞅、諸葛亮、李德裕、王安石、張居正。

這本書說的只是中國古代歷史上功名最高的六位政治家而已。

蘇軾蘇轍兩兄弟年輕進士及第，踏上仕途，雖然一生坎坷，但是官其實都做得不小。很多人只知道他：“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被貶三次；卻不知他：“三入承明，四至九卿，問書生、何辱何榮”。

蘇軾一生八典名郡，先後曾任密州、徐州、登州、湖州、杭州、潁州、揚州、定州等八州太守，都是地方一把手，政績顯著，在朝廷也是翰林學士、皇帝侍讀，最高時官至禮部尚書。

弟弟蘇轍元祐年間升至副相，離宰相僅半步之遙，比蘇軾的官位還高。

當初兩兄弟皆進士及第時，宋仁宗曾高興地說：“今日為子孫得兩宰相矣。” 雖然，最後蘇軾兄弟都沒有達到成為執政者這一高度，但是，才能是得到皇帝認可的。

朱熹將蘇軾、王安石兩人並舉：“二公之學皆不正……東坡初年若得用，未必其患不甚於荊公”，這裡所謂“不正”實指背離儒家正統，而患指的是其變法的危害。且不說朱熹說的對錯，“學”者學問也，肯定指的不是文學；“用”也，東坡未得，而王安石得之，說的是執政之能。朱熹並沒有質疑東坡的施政能力，質疑的是如果蘇軾如果執政，他和王安石的施政方針一樣都會背離儒家正統而已。

“唐宋八大家”的稱謂，專指文章，其實作為散文家，很多人僅知道蘇軾的赤壁二賦，卻不知道他留下的文章中大約有一半是有實質的論政內容，都是政論文章，包括狀篇、書篇、札子篇、論篇、疏篇、策問篇、策篇，據學者統計約有160餘篇，而王安石現存的政論散文約70餘篇。

這些文章都不是空文，無論在地方、還是在朝廷任職期間，蘇軾、蘇轍都是“言之者而又行之者” ，對政府施政都有影響和建樹，這是歷史結論，兩人都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

當初“烏臺詩案“被貶，也是因為他在徐州做太守時，治水成功，名聲太顯赫了，無論是老百姓還是朝廷計程車子們都變成蘇軾的粉絲了，讓當朝的執政者嫉妒，他又反對朝廷“新法”的弊端，所以才打擊他。

用劉安世的話來說：“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與朝廷爭勝耳。”

如果光是寫文章、詩詞何來與朝廷爭勝？肯定是在地方的治理能力和功績太高，而他又不是當時執政者的同黨，這才引起打壓。

後來“舊黨”執政，他回朝廷為官，又與執政者意見不合。

《元城語錄》中說蘇軾：“立朝大節極可觀，才高意廣，惟己之是信。在元豐則不容於元豐，人慾殺之；在元祐則雖與老先生議論亦有所不合處，非隨時上下人也。”

正是因為蘇軾有自己獨立的思想，堅持自己，透過在地方任職接觸實際情況，同情百姓疾苦，為民謀利，為國思變，對施政有自己的主張，不跟風、不隨派，才被變法、保守兩派攻擊。

也是因為這樣，所以很多人說他不適合當官，不是一個政治家。

作為一個文學家，他是成功的

但是作為一個政治家，他又是失敗的

文人氣息太重，在官場是不太適合的，所以在王安石上臺後，沒有什時度勢，被貶自然是再正常不過的

在古代文學家中，本人最喜歡的就是蘇軾了。但從客觀理性的角度來講，蘇軾並算不上一個政治家。

首先，我們來看看什麼是政治家。有這麼一段描述：

而要想影響到社會歷史，成為真正地政治家，就必須滿足一定的條件：

1.政治家代表的不只是自己，背後往往站著一定的階級或者政治勢力，他自己則是其代表。

2.政治家必須掌握核心的政治權力，自己才有機會成為政治活動的中心，去支配別人進行政治活動。

3.政治家是事關全域性的政治決策的制定者，他們的這些決定都會給全國帶來重大的影響。

4.政治家想要實現自己的目標和政策，就必須和形形色色的人去打交道，並且協調好、處理好各個方面的關係，所以必須是政治系統的組織者、協調者。

其次，再來分析一下蘇軾是否滿足這些條件。

宋仁宗嘉佑二年，蘇洵帶著蘇軾與蘇轍進京應試，年僅二十二歲的蘇軾以第二名的成績高中。原本蘇軾的文章應該列為第一，由於當時科舉考試有糊名法，主考官歐陽修便以為是自己的學生曾鞏的文章，便把他列為第二。

殿試結束後，蘇軾和蘇轍的才華給宋仁宗留下深深地印象。回到後宮，他高興地給皇后說：“我今天為子孫得了兩個太平宰相”。當時的文壇領袖歐陽修也非常欣賞他，說“此人可謂善讀書，善用書，他日文章必獨步天下。”

可是後來的事實證明，歐陽修的預測對了，蘇軾果然文章“獨步天下”，照耀千古。而宋仁宗的話則沒有實現，終其一生，蘇軾不是在被貶謫，就是在被貶謫的路上。

王安石變法的時候，他正在京城任職，由於反對變法，受到變法派的排擠。蘇軾沒有辦法，只好請求出京任職，來到杭州擔任通判，後來又擔任密州知州、徐州知州、湖州知州。

在湖州知州任上，發生了“烏臺詩案”，蘇軾險遭殺身之禍，後被任命為黃州團練副使。經過這一番折騰，蘇軾心中不免灰心，想要遠離政治紛爭，甚至要想把常州作為自己的終老之地。

宋哲宗繼位後，司馬光為首的舊黨上位，蘇軾也被召還朝，一路高升至翰林學士、知制誥，一度接近權力的中心。然而由於不滿舊黨對變法一棍子打死，於是他又受到舊黨的陷害和打壓。他又自請外調到杭州任知州，後來他更是被一貶再貶，一直貶到海南島的儋州去。

直到宋徽宗即位後，元符四年朝廷大赦，蘇軾才回到內地。可是到第二年走到常州的時候，他就去世了。

從考中進士到去世，蘇軾從來沒有成為任何政治勢力的首領人物，也沒有掌握過國家的核心權力，更不用說去制定國家政策，統籌協調各種關係，影響到宋朝社會歷史的發展。所以說，蘇軾是算不上政治家的。

而同樣作為北宋的文人，范仲淹主持過慶曆新政，王安石主持過王安石變法。他們的變法雖然都失敗了，但是他們都是變法派的領導，制定了一系列變法制度，也是他們統籌實施變法落地，給當時的社會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所以他們才算得上政治家。

最後，蘇軾有著強烈的政治理想抱負，但是始終無法實現。不過，國家不幸詩家幸，正是因為他的遭遇，才激發了他的創作激情，讓他在文藝作品中抒發自己的志向和感情。再加上他的才華，讓他創作了大量優秀的作品，散文、詩歌、詞、書法、繪畫等各領域全面開花，而且每一樣都達到了頂尖水平，讓他成為文學史上一顆耀眼的明珠，可謂是“失之桑榆，收之東隅”。

蘇軾是北宋著名文學家、書法家、畫家，歷史治水名人，文學上能剛及冠便加身進士，名為第二，實為第一，守孝辭官三年，應中制科考試，入第三等（百年來無人可及），名動天下。他可以作為文壇領袖指點江山，在官場上，他也能做一個好官，卻不能做一個優秀的政治家。

他透過制科考試進入官場之中，王安石正大刀闊斧地實行變法，蘇軾卻上書新法過於激進，有諸多弊端，這引起了王安石的憤怒，於是讓御史謝景在神宗面前陳說蘇軾的過失。蘇軾只能請求出京任職，他每到一地，便革新除弊，頗有政績。

但蘇軾又沾上了“烏臺詩案”，新黨將蘇軾所寫的文章斷章取義，從蘇軾的大量詩作中挑出他們認為隱含譏諷之意的句子，一時間，朝廷內一片倒蘇之聲。“烏臺詩案”是蘇軾一生的轉折點，朝野上下不管是跟他有相似政見的元老，還是新黨的一些有識之士如王安石，都上書救援蘇軾。再加上重視文人的政策，蘇軾死罪可免，活罪難逃，被貶黃州。雖然被成功救出，但蘇軾依然大受打擊，心灰意冷。

而後宋神宗逝世，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為名，臨朝聽政，司馬光重新被啟用為相，舊黨復起，以王安石為首的新黨被打壓。蘇軾也因曾上諫批判王安石變法而被重新啟用還朝。但是當他看到新興勢力拼命壓制新黨一派及盡廢新法後，認為其與所謂“王黨”不過一丘之貉，再次向朝廷提出諫議。他對舊黨執政後暴露出的腐敗現象進行了抨擊，並認為新法中也有可取之處。由此，他又引起了舊黨的極力反對，於是再遭誣告陷害。蘇軾至此是既不能容於新黨，又不能見諒於舊黨，因而再度自求外調。

蘇軾不僅能提出極佳的建議和政治措施，而且他的文章條理清晰，感染力強，但為何蘇軾不能做一個優秀的政治家呢？

1.他雖察覺到新黨與舊黨所實施政策的優缺點，卻沒有看到新舊黨派的極端對立，他既不想一刀切地改革，也不想繼續從前的腐敗現象，他保持中立，卻使得兩邊都容不下他。

2.“烏臺詩案”狠狠打擊了他的政治進取心，磋磨了他一往無前的鋒芒，再加上旅途中舟車勞頓，幼兒不幸夭折，他身心俱疲，在舊黨復起，蘇軾再立於朝堂上之前，他已經選擇好了常州作為自己的終老之地。在常州，蘇軾既無飢寒之憂，又可享美景之樂，而且遠離了京城政治的紛爭，能與家人、眾多朋友朝夕相處。

3.因與時局格格不入，蘇軾不斷被貶，因此他早已看開，他寄情山水，忘情於美食，在詞的領域，他以詩為詞，提高了詞的文學地位，使詞從音樂的附屬品轉變為一種獨立的抒情詩體，從根本上改變了詞史的發展方向；文學創作上文道並重；繪畫上重視神似；美食上發明了新的食材食用方式。

首先蘇軾是個詩人，其思想過於理想化，一個人想成為政治家，必須具備現實化，適應當時的社會現實，研究社會政治，經濟特徵和當時人文環境，官場形態及人民生活狀況。

其次蘇軾本人個人性格過於正直，與同朝為官者相處關係不怎麼好，如反對王安石變法，成為守舊派一員，皇帝對此有看法，不受重用。

最後蘇學士本人過於愛好文學，寫詩作畫，愛好手法，從中可以看出其才能不是一個當官的人，而是一個文學家，藝術家。

因此可以這樣說蘇軾是個文學藝術可造之材，而不是一個政治可造之材，他缺乏政治家應具有各種條件與素質，也不是一個政治家。

他主要是文學家 書法家 畫家 。政治上他不為新黨舊黨所容，在中央政府無建樹，在被貶謫當小吏時修杭州蘇堤有點小作為。所以他不是一個政治家。

吃軟不吃硬，能伸不能屈。

這算是東坡的寫照吧？

其實從一開始，宋神宗就知道蘇東坡是冤枉的，之所以罰他，僅僅是因為他寫詩實在是在太過不小心，群情激湧之下，無非就是要做一個樣子罷了，大概意思就是說，你這個蘇東坡，以後少特麼在詩裡嘰嘰歪歪了，然後就乖乖上個摺子，承認一個錯誤，給朕一個臺階下也就OK了。

宋神宗從未把蘇東坡看成是敵人，因為這個文人就是一個文人，沒有什麼政治野心，更沒有什麼胸懷天下的理念，不想做權臣，也不愛什麼政治鬥爭。如果一個皇帝連這點都看不出來，這個皇帝也不用當了。

因此，按照常規邏輯，在眾官彈劾你的時候，上個摺子請罪，伏個低做個小，基本上不會引發後面那些亂七八糟的事情。

東坡偏不！這哪裡是一個政治家能做出來的事情，明明是戀愛中的少女才會如此任性，換做諸葛亮、狄仁傑、張居正之類的，肯定馬上大玩迂迴戰術，先將水攪渾，然後掀起一番罵戰，將重點從政鬥路線轉移為公報私仇，這水一渾就好辦了。

結果宋神宗騎虎難下！

第一次機會東坡浪費掉了！

不久，第二次機會又來了，他在被貶黃州後，1084年奉詔去汝州就任，結果半路上摺子說去不了了，又去常州。這實際上是神宗釋放的一個訊號，而且是主動遞給了東坡一個臺階，因為汝州離首都不遠，把一個人調到首都附近意味著什麼沒有人會想不到。宋神宗也鬧心，原以為東坡會服軟，結果人家不鳥。也因為東坡詩寫得太好，千古之後，世人一定會從東坡的詩詞中罵他是昏君，所以無奈之下只好遞給他一個橄欖枝。

本來就沒什麼大事，你不認錯也可以，我讓你回到身邊總可以了吧？

東坡偏不！

這哪裡是當官的料！

神宗駕崩，東坡迴歸，吃了那麼多的虧，你倒是消停一些呀，少說話多喝酒多寫詩不好麼，非得書生氣發作說三道四，指手劃腳，結果又被踢到一邊。人間已經預設東坡是冤枉的了，好吧，外放總可以吧？於是又是杭州，又是澹州，又是常州。

眼不見心不煩！

如果他不寫那些失落失望的詩詞，有無數次機會等著他，正因為沒事寫詩寫詞發牢騷，讓逼得那些權貴不得不把他踢來踢去，沒辦法啊，殺又不能殺，升又不能升，畢竟他的詩詞會流傳下去，所有人都知道是自己害得東坡四處流離。

孃的，大宋朝就你一個好人行不？

我們都是昏君，都是奸臣，都是小人！！！

你見過如此天真的政治家麼？

蘇軾政治家的一面被他的詩詞給遮蔽了，事實上，蘇軾政治方面顯示出來的思想高度和深刻性，甚至現代性，以及實踐中做出的政績，往往被大眾忽略而不被認知，實在是太可惜了。舉例來看：

1.關於邊境制服匈奴的軍事問題。他在一次大考中所作的《御試製科策》，有層層遞進的奇思妙想。此文章很長，在這裡，我只是簡略要之：國家的邊境安定嗎？假象。因為匈奴的威脅從來沒有制服，主要問題在西域不通，不通在於被西夏佔據的靈州擋道，靈州奪不回在於我們的軍隊太懶散了，軍人能力低下緣於朝廷拿了太多的財政資金富養著這些軍人，最後得出“以不聲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

怎麼解決呢？讓接壤靈州的陝西秦地獨立，成為一個政治實體國，這樣靈州和秦地就會打起消耗戰，秦地為了自我強大，自然會在邊境屯田，以耕養戰，秦地就變成了大宋的一個屏障，朝廷坐觀其變謀取漁利好了。

順帶解釋，割讓土地，在現代具有強烈的國家意識形態感，但在蘇軾時代，只把土地當成為朝廷服務的資源。

2.關於財政開源節流的問題。國家安亂、百姓富貧，與財政的開源與節流有很大關係。蘇軾年輕時，就寫出了《思治論》，提出了當時財政管理中存在的嚴峻問題：道觀用度太燒錢，宮殿建設太奢糜，食鹽、錢幣管理失控等，並且，蘇軾對這些問題，都具體的提出了改革措施和建議。

3.關於國家供養的三類冗餘人員的利與弊。蘇軾在他的《論養士》中，大膽提出“接納必要的惡固然不好，但斬盡殺絕必要的惡只會更壞”。

所謂的“三冗”人員，就是“冗兵、冗官、冗費”，冗兵，帶來的是官兵戰鬥力下降；冗官，致使官員好吃懶做；冗費，造成官府行政效率低下。

但是，各種“冗”的改革措施無非就是“精兵簡政”，而精簡的只有四類人，即智、勇、辯、力之人，都是一些不簡單的人，放到社會上，那就是不安定因素，如果政府養著他們，就算他們什麼也不做，也好過他們惹是生非。

4.蘇軾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政績單。蘇軾曾經在多個地方當行政一把手，更具體的說，就是當市長。

在揚州時，他發現漕運的問題，不是監管不嚴，而是監管後遺症引發的。漕運，簡單理解，就是南糧北調，蘇軾比對漕運30年的數字後發現，漕運總量一路下降，但是，損耗卻成倍增加。經過他小心求證，得出因為船工和押運人員，經年帶私貨增加收入的錢，被官府派駐稅務稽查人員，嚴查後補繳稅款後，船工等人怠工多了，這樣，漕運的損耗越來越大，所運貨物越來越少。蘇軾提出了改進措施是：增加細節的制約措施，但必須撤銷稅務稽查官，免去船工等人的公器私用長途販運收入的稅款。

在定州市，這裡窮土僻壤，蘇軾就盤算“空頭度牒”的事兒，多申請一份，就相當於本地多一份勞動力，少繳一個人的稅，他申請到了171份“空頭度牒”，一計兩得，地有人耕種了，稅收增加了不少。他在定州還成立了“弓箭社”，即省了徵兵的開支，又戰時勇猛無敵。

除此之外，大家都知道，杭州的蘇堤，有目共睹的蘇軾政績。

所以，如果認真回顧蘇軾的一生，他在政治上的建樹數不勝數，不給他冠以“政治家”的名號，是在委屈他了。沒辦法，誰讓他在詩詞上的才氣那麼大呢？

如果他是一個政治家，那他就不會數次被貶了

試問，哪一個政治家會主動去挑起權勢階層對自己的不滿呢？對於政治家而言，最重要的就是要儲存實力，並盡全力保住位置，哪一個像蘇軾那樣只圖心直口快，而不知進退呢？

我們來看看他一生的官場經歷：

1071年，已經是中央部委官員的蘇軾，因不滿王安石變法而上書陳述新法的弊病，引起時任宰相王安石的不滿，逼得他自請出京，到杭州去做了個小地方官——通判。

1074年，又被調往密州任知州；1077年——1079年任徐州知州；1079年4月任湖州知州。三年一調整，就沒讓他消停過。

就這樣，蘇軾也還是沒改他的直脾氣。上任湖州知州後，他給宋神宗寫了一封《湖州謝表》，裡面暗含諷刺新黨的語句。結果再度惹禍上身，1079年7月末，上任湖州才三個月的蘇軾被捕入獄，受牽連者數十人。這一事件史稱“烏臺詩案”。

這一事件幾乎導致蘇軾的生命終結，新黨們非要置他於死地不可。最讓人稱奇的是，退休在家的王安石居然破天荒地給他求了情，在朝野內外的一致努力下，他才得以保全性命，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並受當地官員監視。

從中央部委官員降到地方官，再由地方官降到一個小小的團練副使，這種仕途歷程絕不是一個政治家應該得到的下場。

可即便是這樣，蘇軾也依舊沒有改了他直言進諫的本性。

1084年，一紙詔書將他從黃州調往汝州。從黃州趕往汝州的途中，因旅途勞頓，他的幼子不幸夭折，路費也所剩無幾。他懇請朝廷允許他現在常州定居，得到批准。

1085年，宋哲宗繼位，司馬光做了宰相，以王安石為首的新黨被打壓。蘇軾被複職為朝奉郎知登州，四個月後以被提拔為禮部郎中回中央部委工作。此後，蘇軾似乎迎來了好運，回到中央不到半個月就被升為起居舍人，三個月後又被升為中書舍人。不久，再度升遷，被授予翰林學士、知制誥、知禮部貢舉。

按說，吃了那麼多苦，重新又回到中央部委做官，這樣的機會實在是來之不易，蘇軾應該要捲起尾巴好好做人才是。況且，此時的蘇軾也已經近50歲了，也沒啥更好的前途了，好好守著當前的位置掙點兒養老錢得了。

可是，他偏不！他的倔脾氣又來了！

他看不慣司馬光那夥人打壓王安石那夥人的套路，覺得那也不過是整人，對於國家沒有絲毫好處。況且，以司馬光為首的舊黨更加腐敗。

他的這一舉動自然是引起了以司馬光為首的舊黨的不滿，逼得他在中央部委實在是沒辦法再待下去了。沒辦法，他只得再次懇請外調。

1089年，蘇軾被委任龍圖閣學士、知杭州。1091年，中央又把他調回，可沒幾個月他又因為自己的直言進諫得罪人被調往潁州任知州。

可他在潁州位置上還沒等坐熱，1092年2月又被調往揚州任知州。此後是一年換一個地方折騰他，1093年9月任定州知州，1094年6月任寧遠軍節度副使，再次被貶到惠州。

1097年，已經62歲的蘇軾被流放到海南儋州。

宋徽宗即位後，蘇軾相繼被調往廉州安置、舒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

1100年，朝廷大赦，蘇軾復任朝奉郎。可惜的是，他還沒等回到任上，就在常州逝世，終年65歲。

這樣坎坷的仕途經歷，翻遍歷史，恐怕也再沒有第二個人了。試問，他如果是一個政治家，怎麼就會過得如此艱難？

蘇軾二十一歲科舉入仕，主考官歐陽修對其讚不絕口，曾感嘆蘇軾橫空一出，幾年後誰人還會記得歐陽修呢，可見蘇軾才華過人。作為一個文人，無疑蘇軾是極其成功的，留下了許多千古絕句，但是作為一個官人，卻一再遇冷，數次被貶謫，他能做一個好官但卻稱不上優秀的政治家。

初入官場，適逢宰相王安石極力推行變法，蘇軾認為變法需循序漸進而非一蹴而就，便屢屢上書新法過於激進，有諸多弊端，使得王安石等人極其不滿，於是安排人員向神宗陳說蘇軾錯處，迫其自請出京。

蘇軾的第一任妻子聰穎有識，內斂沉靜。她深知蘇軾是才子，懂得文章的好壞卻缺少生活經驗，更是不善於識人，於是每每有人上門拜訪，夫人總避於屏風後全程聆聽與客人的談話，事後分析時刻提醒。可惜夫人早逝，再無人商討，於是便有之後的深情悼念之詞“十年生死兩茫茫。。。”

烏臺詩案，原本例行公事的調任謝表，由於蘇軾是文人，寫出的文章常不自覺自帶感情，一些話被新黨抓住曲解，求情之人頗多，落井之人亦頗多。王安石當時已退休，卻也上書為其求情，蘇軾才能倖免於難。

神宗逝後哲宗即位，保守黨司馬光重新被啟用為相，前宰相為首王安石一派的新黨被打壓，蘇軾被召還朝後拜訪了已退休的王安石，二人推心置腹相處數日深入瞭解。分別后王安石感嘆不知道多少年以後才能再有蘇軾這樣有才氣的人。還朝後，蘇軾對保守黨拼命打壓新黨的作法不能認同，也看到了舊黨更加腐敗的現象，於是其又上書抨擊，此番作法再次引起舊黨的不滿，於是，又遭誣告陷害。

從蘇軾一生的為官生涯來看，很難融入當時的時局。蘇軾的性格比較適合寄情山水，寄情文學創作。所以蘇軾是優秀的文學家而非優秀的政治家。

蘇軾，北宋文學家，字子瞻，又字和仲，號東坡居士，世人稱蘇東坡，出生於四川峨眉山北部眉州城的眉山縣。蘇軾是宋代文學最高成就的代表，他以其天縱之意，縱橫儒、釋、道之間，在詩、詞、文、書、畫方面登峰造極。

蘇軾的父親蘇洵，蘇軾的弟弟蘇轍都以文學著稱，後人稱“三蘇”，三蘇名字均位列唐宋八大家，可見蘇氏父子的才華與努力。

蘇軾自幼聰慧，勤奮好學，發憤苦讀。20歲時和弟弟一起隨父入京科考，其文筆之華美，文風之活潑，語言之慷慨，論證之鑿鑿，言之有物，深得考官稱道，主考官歐陽修也對其另眼相看。

兄弟兩人雙雙透過進入殿試，開榜時，又雙雙高中，蘇軾第二名榜眼，蘇轍第五名。而蘇軾才華洩露一城，其才學背後的鋒芒也隨他的才華傾洩而出。

在上榜考生給考官的致謝信裡，歐陽修讀過蘇軾來信後，忍不住又嘖嘖稱讚了一番。他激動地把信拿給梅堯臣看，語氣相當之感慨：“讀蘇軾的信，老夫汗出不止，實在寫得太好了！老夫遇他，也要趕緊避讓，好讓他快快出頭。”

這時的蘇軾宦途正要開始，家中傳來母親已逝的訊息，兄弟二人即刻隨父回川為母親守喪，按禮當守二年零三個月，才能返回復職。

喪期已過，蘇洵決定舉家遷入京城，蘇軾兄弟倆又經過考試被吏部任職，從此也開啟了蘇軾起伏不定、三起三落的人生。

在為官、辭職、被重用、被貶、流放的一生中，蘇軾縱情其才華，即使窮山惡水，也不失其未泯童真之心。

他哀民之疾苦，念兄弟手足之情，熱愛生命，寄情山水，以豁達之心面對人生，一生詩詞作品兩千多首，未見其有失態、淪喪之氣，詩文才華蓋世無雙，時人及後人好評如潮。

後代文人都崇尚蘇軾詩詞之作和他身上那種儒生所具備的濟世之才，道士所擁有的豁達之氣。他廣交文友、僧人，書法和繪畫技法與意境均為上稱，問醫用藥，他皆去涉獵，他對生活追求的精緻，盡現在他的一食一湯之中。

蘇軾就是我們當今那種學霸式人物，擁有眾多粉絲，連皇帝宋神宗都粉他，一有新作，就拿來閱讀。

他為官一方，心繫百姓，均有所作為，他年輕時滿腔熱情與抱負，寫下許多言辭激昂的政論文章。

第一次趕考參加省試，他的論文《刑賞忠厚之至論》，不僅文筆文風，其寬仁之心，其論證之切中實際，也倍受歐陽修大加讚賞。

王安石變法受到以司馬光為代表的保守派反對，而他的決心又讓他走向力排眾議、一意孤行的地步，為使變法得以貫徹，他選擇任用一些阿諛奉承之人，最後變法失敗時，王安石也被這些人所害。

百姓的艱苦，加之蘇父對王安石的厭惡，還有自己與一朝保守派的錯綜盤結，蘇軾對因變法給百姓生活造成的不幸多看在眼裡，他直言給皇帝萬言書《上神宗皇帝書》。

洋洋灑灑八千多字的萬言書，言辭激烈，詳細評述了變法所帶來的惡果，鞭撻了諂媚亂世的小人，提出實力強弱不是影響國家存在的根本，而道德深淺才是影響國家存在的根本因素。

這篇壯懷激烈的文章，只指出了激進派的種種不良後果，並沒給到一個更好的解決國家當前面臨問題的方案。

後人評價說，正是這篇文章，反映了蘇軾是一個富有濟世思想的人物，而對經濟所知十分有限。

蘇軾對時局的批判正體現了一個知識分子的家國情懷，但他依然沒有明確的政治方案。

縱觀其一生，蘇軾具有一個知識分子耿直的個性，卻缺乏一個政治家所應具有的眼光和策略，後人因他的詩情才華，將其放入文學大師的行列，而不把他當作政治家來看待。

將近一千年過去了，蘇軾的藝術才情和他的樂觀通達的精神層面，依然是各個時代知識分子所追求和嚮往的，他的詩詞從詞韻到意境，無不讓人讀了無法釋懷，反覆吟詠，他的人、詩詞、書畫、文章，以前會被傳誦，以後還會一直被傳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