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論：

為了平衡和抑制權臣的發展，皇帝把信任給予了跟他們朝夕相處的太監。這是政治平衡的需要，在某一個時間段裡，是符合皇帝本人利益的。可如果能力不足的皇帝，再遇到品行不端的太監，“此消彼長”之下，太監就會成為危害朝廷統治的存在。

導語：

朱元璋對太監是極其厭惡的，他從內心鄙視這些“閹人”。所以在祖訓中訂立了不許太監干政的規矩。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祖訓開始被忽略。太監慢慢的登上歷史舞臺，並逐步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分析：朱元璋反對太監干政的由來與原因在《明史》上有這樣一段記載：嘗鐫鐵牌置宮門曰：“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敕諸司不得與文移往來。有老閹供事久，一日從容語及政事，帝大怒，即日斥還鄉。這就是朱元璋不得太監干政的由來。宦官干政的弊端。宦官距皇帝最近，一旦給予了他們權力，那麼他們就會把這個權力擴大化，會把皇帝變成聾子、瞎子。而且這些人因為身體的殘缺，很多都有心理畸形，雖然他們是閹人，可是權力的慾望一點不比普通人小。歷史的教訓。歷史告訴了朱元璋一旦宦官干預了政治會造成怎樣的危害。劉邦是朱元璋最為崇拜的皇帝，可是漢朝的滅亡除了統治者本身的能力不足外，權宦當政也是導致天下混亂的一個重要原因。有史為鑑，朱元璋自然是要做出改變的。明朝的太監是如何一步一步的登上政治舞臺的明成祖朱棣之所以能夠成功的擊敗朱允炆，原因之一就是與宮內的太監相互勾結。他在皇宮內有大量的眼線，可以隨時瞭解宮內的動向。而他成功之後，為了找尋朱允炆下落，也為了展現大明的國力，支援鄭和下西洋，使太監有了重要的表現機會。為了監督百官，朱棣更是一反明太祖的規定，建立了東廠，讓宦官有了干政的權力。明宣宗朱瞻基時代，為了制衡文官的權力，保證皇權統治的唯一性，他提高了宦官的權力，並允許宦官讀書。這個舉動並放在個人身上不能算錯，畢竟是為了維護皇權的統治。可這樣一來宦官有了讀書的機會，他們的心思就活躍起來，為後來的宦官得勢埋下隱患。朱祁鎮的時候，宦官開始走向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土木堡之變的失敗，就是宦官王振為了表現自己而鼓動朱祁鎮親征的。後來的奪門之變，宦官曹吉祥也是朱祁鎮奪回皇帝寶座的一大助力。雖說曹吉祥因為與石亨勾結要發動叛亂，而被朱祁鎮所誅殺。但從朱祁鎮開始，宦官在朝中的政治地位越來越重要了。王振、曹吉祥雖然說是權宦，但是情況和後來的還有所區別。王振是權宦，但是他並沒有從主觀意識上要禍亂朝綱。曹吉祥想反叛，但是還沒有來的及就被殺了。朱見深當皇帝的時候，雖然也有汪直、梁芳等大宦官，但還沒有把朝政攪亂。真正開始禍亂朝綱，要從朱厚照開始。朱厚照期間，寵幸劉瑾，並給予了劉瑾極大的信任。加之朱厚照本人不理朝政，自此明朝太監不僅干政，還開始禍亂朝綱。宦官裡面也有好人鄭和下西洋，不僅是明朝的壯舉，而且是全民族、全世界的壯舉。作為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海上探險，他是值得被後人紀念的。鄭和雖然是太監，但是他是一個偉大的、值得人們尊敬的太監。黃錦作為明嘉靖年間最受信任的太監。他不僅沒有禍亂朝政，還在嘉靖憤怒的時候常常加以勸誡。海瑞上疏之所以能保命不死與黃錦勸誡嘉靖是分不開的。黃錦還致力於做善事，因見到自己家鄉百姓渡水困難，他捐資建橋，而且不去宣揚，不以此為功。萬曆年間的張居正變法之所以能夠獲得短暫成功，很大程度上得力於宦官馮保的幫助。在內外聯合的情況下，張居正才得以將變法貫徹下去。而且馮保還能夠約束自己的子弟不做惡事，在民間有著不錯的口碑。宦官為什麼能夠得勢從心裡層面而言。皇帝小的時候，就是太監在陪他們玩耍的。從小到大的這種關係，讓皇帝覺得他們更親近、更可信。為了制衡大臣的權力。為了避免大臣權力過大，威脅到皇權的唯一性，皇帝給予了宦官一部分權力，對大臣加以制約。人本身的因素。如果皇帝有作為，比如朱棣、朱瞻基，即便給了宦官權力也可以壓制住他們。又或者宦官的人品好，比如黃錦、馮保，他們的存在不僅不會危害朝廷，反而會因為離皇帝近，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可如果皇帝本身就不理朝政，宦官又人品不好，比如天啟和魏忠賢這樣的組合，那樣朝廷就勢必陷入混亂。明朝的宦官能得勢到什麼程度財富的大量聚集，暴斂財富可以說是宦官得勢的一個具體表現。例如成化年間的尚銘，西廠廢，尚銘遂專東廠事。聞京師有富室，輒以事羅織，得重賄乃已。迫害大臣，陷害忠良。例如正德年間的劉瑾，瑾既得志，遂以事革韓文職，而杖責請留健、遷者給事中呂翀、劉郤及南京給事中戴銑等六人，御史薄彥徽等十五人。參與朝廷官員的任免。例如萬曆年間的陳奉，奉走免，遂誣襄陽知府李商畊黃州知府趙文煒、荊州推官華鈺、荊門知州高則巽、黃州經歷車任重等煽亂。帝為逮鈺、任重，而謫商畊等官。試圖謀反，推翻明朝統治。這也是正德年間的劉瑾所為，帝親籍其家，得偽璽一，穿宮牌五百及衣甲、弓弩、哀衣、玉帶諸違禁物。又所常持扇，內藏利匕首二。始大怒曰：“奴果反。”結語：

宦官之所以能夠越來越得勢，其根本的原因在於“此消彼長”這一客觀規律。明成祖期間給予了宦官干政的權力，明宣宗時候又允許宦官讀書，這些是使他們得以發展的一個因素。但只要皇帝勤政，那麼宦官就無力左右朝廷的局勢。可是，當皇帝不理朝政，宦官品行不良，這兩個條件同時出現的時候，這些掌握了權力的宦官，就會使朝政陷入混亂。但歸根結底這都是封建統治的弊端所造成的，皇權過於龐大，有了皇權的制約，而又缺少了應有的監督，才使得宦官有專權的機會。

畫外音：

乃鄭和竟能於十四個月之中，而造成六十四艘之大舶，載運二萬八千人巡遊南洋，示威海外，為中國超前軼後之奇舉；至今南洋土人猶有懷想當年三保之雄風遺烈者，可謂壯矣。這是國父孫中山先生對鄭和下西洋這一壯舉的稱頌。由此可見鄭和下西洋影響之深遠。偉哉，鄭和！壯哉，鄭和！

參考資料：

《明史》

首先一點，明朝的太監權力為何那麼大?歸根到底是因為朱元璋廢除丞相制度，並設立內閣和東廠錦衣衛等特務機構，用來監視文武百官。而在其他朝代，丞相能夠把控權力，自然不會出現太監專權這種事了。

明朝根據歷朝歷代得出的教訓是所有篡權的都是文官和武官。因此，明朝把君主的權力最大化並廢除宰相制度，由此使得太監從幕後走到了臺前，成了影響朝廷的權勢。但是這在開始時自然也是朱元璋防備的一點，所以他最大化的把權力集中在自己手中，但這樣也變相的把這些權利交給了身邊的宦官們。

例如明朝的魏忠賢差一點就當上了皇帝，離皇帝就差一步之遙，皇帝的權力幾乎就是他一個人的，皇帝號稱“萬歲”，而他自己也號稱“九千歲”，其意指只比皇帝低一級。

明朝的太監，除了魏忠賢之外，還有劉瑾等許多權利大到隻手遮天的太監。這些基本都是因為他們利用皇帝手中的權利為所欲為，導致權傾朝野。

民間流傳呢，太監還有一個意想不到的作用，就是可以頂罪。如果出現哪個皇帝做了什麼昏庸的決定，被後人罵得太嚴重。他們就讓史官記載，自己是聽信了太監的讒言所致。

第一點：明朝的文官制度比較完善，基本上沒皇帝啥事，皇帝只要老老實實的在家生猴子就可以了，但是後期權臣解結黨，沒有權利平衡，又不方便自己對著權臣下手，靠太監製約權臣，隨後甩鍋。第二點：皇帝被權臣擁立，各個實力集團角逐，皇帝缺乏安全感和支持者，比如朱見深依靠太監建立廠衛制度樹立威信和安全感，不怕他們造反。因為太監不能生育。第三點：太監和皇帝關係親密，起碼比陌生的大臣親密。第四點：往來政令都需要太監傳遞，太監是第一經手人，皇帝如果不團結太監恐怕正經無法傳達。第五點錦衣衛雖然是可以成為皇帝心腹，但是畢竟無法直接面交皇帝，需要太監傳達，太監成為皇帝代言人，劉瑾就代替皇帝控制錦衣衛，最後錦衣衛成為東西廠的跑腿和執行機構。

談一點個人觀點

一、丞相制度被廢，君權進一步集中

公元1380年，我們偉大的明太祖朱元璋同志以擅權枉法罪名處死了宰相胡惟庸，同時宣佈廢除中書省，不再設丞相。至此，延續1600年的丞相制度徹底被廢除。大權均集中於皇帝一人之身，皇帝親自掌管六部，君主專制得到加強，皇權與相權的鬥爭以皇權勝利而告終。

我們不得不說，老朱同志確實能力非凡，精力也是非常旺盛，如果都是能力出眾、克己勤勉的好皇帝，那確實有利於皇帝管理和發展國家，但問題是，像老朱同志您這麼猛的皇帝不多啊，這就為國家的不穩定埋下了禍端。

二、後世皇帝不斷放權

朱元璋有鑑於漢唐宦官專權之禍，在皇宮門口樹立了一塊三尺高的鐵牌，“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犯者斬”，用這條鐵打的規矩來警戒後世。

但問題是，這條警戒只是停在了警戒這個層次。

首先，這鐵牌佇於宮門，但沒有清晰和具體的考量和執法實施方案；

其次，很多太監從小服侍在皇帝身邊，皇帝很親近這些太監。

明成祖登基以後，就大封太監，這時候，太監開始就有了一定的地位。而當宣宗皇帝朱瞻基登基以後，在宮廷內部甚至設立了教授太監們讀書認字的內書房。這也是明太祖明文禁止的，可是他的後世子孫早已把老朱同志的教誨忘得差不多了，太監有了文化，皇帝也不想像祖宗朱元璋一樣那麼辛苦的治理天下，就給予親信的太監在奏章上披紅的權力，這就是司禮監秉筆太監了。有了披紅權力，雖然批了奏章，但無皇帝大印，依然不具效力，於是就又有了蓋大印的司禮監掌印太監了。太監們的權力是越來越大，皇帝覺得挺清閒，沒事還可以幾十年不上朝（比如嘉靖），修仙問道，還挺美的！

可這，就麻煩了！

三、掌權太監的個人品行

皇帝放權給親信的太監，那好壞就憑這個太監情操高尚不高尚了。

咱們客觀說，明朝還是有好太監的，比如陳矩和馮保。陳矩官至司禮監掌印太監，掌管東廠，和很多這個官職上的太監不一樣的是，他從不濫用職權，秉公執法，連百姓都很愛戴。馮保是一個很有才能的太監，他曾在司禮監任職時刻了《啟蒙集》、《帝鑑圖說》、《四書》等書籍，且十分完整詳細。他做司禮監掌印太監時，非常配合有利於國計民生的政策，和首輔張居正一內一外，配合默契。

但是架不住很多時候人性是貪婪的，僅有的幾個模範太監之外，大明朝出了王振、汪直、劉瑾、魏忠賢等等權傾一時的良心壞了的大太監。

所以基本上就是 丞相制度被廢皇權進一步集中――皇帝自身懈怠不斷放權給親信太監――品行不端的太監濫用權力進一步攔權。最終，宦官專權的現象在有明一朝達到頂峰。

作為和劉邦一樣起於微寒的皇帝，朱元璋是把劉邦當作偶像來膜拜，在他做了吳王之後一改以前的流氓習性，專心致志地研究起史書來，尤其是《史記》和《漢書》，對漢朝的研究使朱元璋清楚知道：帝國之亡，不亡於外則必亡於內，而內憂無外乎三種：外戚、權臣和宦官。

為了對付外戚，朱元璋規定後代皇帝的老婆必須也是民間出身，長得好看不好無所謂，最主要是身家清白，祖宗八代沒有做過壞事就行，而且還立下規矩：所有後宮嬪妃的記錄不準過多，往往都是姓➕生了幾個子女➕什麼時候去世，十分簡短。

而為了對付權臣，朱元璋連掀大獄，羅織吉網把他們全部殺光光，並把規定寫入了《大誥》和《皇明祖訓》，給後世的野心權臣一個驚醒，也給子孫們一個保護傘。

最後就是宦官了，鑑於漢唐之失，朱元璋給宦官立下了三條鐵規：

宦官最高品級為四品，月俸一石，衣食由內庭供養，不得兼任外官（文武百官），不得穿外官衣服，不得和外官書信往來，違者斬；宦官一概從民間挑選，不得讀書識字，要讓他們看不懂書文，看不明機要，不像漢朝那樣“舞文巧態，作惠作威”，也不像唐朝那樣“委任華重，持節傳命”；立三尺鐵牌於宮門之外，刻著“內臣（宦官）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

朱元璋稱王后，開始設定宦官，雖往往不足一百人，可隨著權力的日益增長，朱元璋要處理的事越來越多，禮儀也越來越繁雜，十二監、四司、八局相繼成立，形成了後面為禍江山的二十四衙門，人數也從吳王時期的“不足百人”，慢慢地增長到了數千人，並自洪武末年起成為大明王朝的定製。

一、朱元璋時期，對宦官要求十分嚴格，所以很難出現權力較大的宦官

由於朱元璋親自立下的鐵律，他自己遵守得也比較規範，所以洪武年間的宦官力量小，聲音弱，掀不起大浪。有一個老太監，伺候了朱元璋很長時間，就因為自以為是應了朱元璋的幾句話，其中涉及到了國家政事，當天就被朱元璋趕回了鄉下，自此“皆不敢有所幹竊”。

但是事物發展自有其規律，即使是朱元璋也無法強行壓制這個規律，比如他自己也經常違背自己三令五申的禁令：

洪武八年，朱元璋派內侍趙成去河州買馬；洪武二十五年，派司禮監聶慶童去河州採辦茶、馬等雜項；

可以說朱元璋自己的不守規矩，給後世皇帝開了個壞頭，規矩由立規矩者撕開了一道口子，這口子最後也就越開越大了。

到了建文朝，派太監出去採辦已經是常事，可對待太監的態度卻也更加嚴格了，出外辦事有一點不法之事，當地官員可以先斬後奏。也就是因為這樣，在建文帝和燕王朱棣靖難期間，朝廷有很多太監背叛建文帝，去給燕王通風報信，甚至於最後幫助開啟金陵金川門，放燕軍入城，明朝太監也由此“發跡”了。

文皇以為忠於己，而狗兒輩復以軍功得幸，即位後遂多委任。二、永樂時期，朱棣開始逐步廢除父親的禁令，成為大明宦禍的始端

永樂時期，因為朱棣本身就得到過太監的幫助，所以他對太監的觀感很好，不像朱元璋和朱允炆那樣的過度壓制，而對於太監進行了一系列無明文的改革：

宦官可以參加外交事宜：永樂元年，遣內官監李興出使暹羅、李達出使西域、童海出使迤北，以及眾所周知的鄭和下西洋之事，更是“俗傳三保太監下西洋，為明初盛事”，鄭和成為了大明宦官的偶像；宦官可以參與軍務：永樂八年，派宦官王安去都督譚青軍營中監軍，開大明宦官監軍之先例；同時，宦官馬靖鎮守甘肅、馬琪鎮守交趾（今越南）；宦官有了自己的政府機構：永樂十八年設立東廠，宦官從此可以抱團取暖，一致對外了，並且也開始涉足刑事犯罪，建立了軍警一體的權力機關，成為了大明朝的“蓋世太保”；宦官可以讀書，雖然宦官不得讀書的定製，是在宣德皇帝朱瞻基時期設立內書堂才被廢除，可永樂年間已經有範弘、王瑾、阮安等宦官開始涉獵書本，以便照顧太子朱高熾。

永樂大帝雖然文韜武略，是少見的雄主，而且他也為此有過辯解，說如果沒有御寶、文書的話，則“一軍一民，中官不得擅調發”，但同樣不可推卸的是：大明宦禍之頭，究其根源，也是從永樂的手裡開始的。

蓋明世宦官出使、專征、監軍、分鎮、刺臣民隱事諸大權，皆自永樂間始。三、到了明宣宗時期，更是直接把“批硃”大權讓了出去

“批硃”這項職務是大明皇帝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權力，就是根據閣臣的票擬檔案，用硃筆批覆意見，包括同意、否決或另議，然後再交回內閣，按批覆行事。

可是到了明宣宗朱瞻基時期（朱棣孫子），由於皇帝要處理的批硃太多，而宣德皇帝又是一個二十出頭的青年，精力旺盛也不能全部用在國事上，於是慢慢地，這批硃的權力就被移交給宣德皇帝手下的太監了。

這其中權力最大的宦官莫過於司禮監提督太監、掌印太監和秉筆太監三個職位，而秉筆太監的職務就是幫助皇帝處理奏章，包括根據皇帝的口頭吩咐代擬聖旨、實行批硃的權力等等。宣德皇帝設立內書堂，最主要的還是幫助太監學習，以便他們來幫助自己處理國事。

至此，大明的宦官制度已經形成，並伴隨著大明滅亡而消失，朱元璋設立下來的三大鐵律，經朱棣、朱瞻基、朱祁鎮三個子孫有意無意的破壞，到正統七年開始全部崩壞，其象徵性事件就是正統七年，權監王振擅自把朱元璋立的那些鐵牌全部搬走，王振成為了大明第一個權監，也釀成了險些滅國的“土木堡之變”。

數傳之後，勢成積重，始於王振，卒於魏忠賢。考其禍敗，其去漢、唐何遠哉。四、宦官亂政所造成的嚴重後果宦官做了監軍，處處鉗制著前線總兵的軍事行動，明末被闖軍稱為“活閻王”的盧象升，手握大明最後三大精銳之一的天雄軍，結果就因為沒有賄賂監軍太監而被陷害，死後連一文撫卹金都沒有，直到崇禎滅國前才假惺惺地給了個追諡；東廠掌握了偵查、緝捕、審辦等刑事權力，掌管著不受任何部門監督的詔獄，東廠的特務權力極大，還和錦衣衛相互串聯，可隨意派人出去偵查，情報網遍佈天下各縣各鄉，令人聞之色變；宦官有了批硃大權，權力延伸到了外朝，嚴重影響到了閣臣的日常工作，導致了身為代替前朝丞相制的內閣，還得卑躬屈膝去賄賂那些掌握著批硃大權的司禮監太監，畢竟他們一日不批紅，工作就一日不得展開。為此一些自汙名聲和宦官合作，以保證國家機器正常運轉的閣臣們，也被言官們罵得狗血淋頭，比如萬曆的老師張居正，兢兢業業一生為大明，最後還因為和宦官合作而被抄家了；宦官甚至一度掌握了宮廷禁軍，和唐朝太監手裡的神策軍一樣，就連皇帝的小命也牢牢地攥在他們手裡，正統元年的曹石之變，就是這種情況的最終爆發，之後，宮廷禁軍再也不敢交給宦官了，這也很好的控制了宦官的一部分權力。

總結：雖然明朝的宦禍比之漢、唐更甚，可卻始終沒有出現漢唐那樣的宦官行廢立大事，直接把皇帝給廢了。像權監第一人王振，明英宗朱祁鎮十歲登基，將所有事情都交給他辦，稱呼也是尊稱為“先生”而不稱名，文武百官皆稱“翁父”，可土木堡之變後，頃刻之間王振家破人亡，黨羽全部問斬。

又如有過自立為帝的“九千歲”魏忠賢，天啟年間恩寵不可復加，結果崇禎上位，一紙詔書就去被髮配鳳陽，最後在路上自殺了，其他如成化朝汪直、正德朝劉瑾等人，雖然一朝得志，不可一世，但也只能依附於皇帝的權威之下，一旦皇帝開了竅或有人敢冒一身剮，提醒一下皇帝，這些宦官的下場往往也是慘不忍睹的。

而這種情況，歸根結底還是因為朱元璋時期就一直執行的分權制度，他雖然分了丞相的權於內閣，可同樣也在內外各部門設立了很多規例，以達到多種勢力互相牽絆的局面，始終保持著皇權的獨尊，讓宦官永遠也無法一手遮天。

所以明朝宦禍雖大，卻也不至於改朝換代、生殺予奪了。這一點是朱元璋的智慧，可最後大明也是亡於這種內外相爭之下，所以說萬物有利也有弊，沒有任何一種制度可以經久不衰的，只是中間能出現一股力量，將其改善、改正，併成為一種新的制度繼續延續下去，週而復始。

其實無論朱元璋如何防患於未然，也沒有辦法改變，太監勢力在明朝中後期逐漸做大的趨勢。

為什麼會這樣呢？有兩個原因！首先是:太監自古便是皇帝的家奴，他們是依附於皇權之下的寄生者，與皇權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絡！

因此只要皇帝信任並依賴太監，就必然會給予太監趁機上下其手的機會！這也是古代封建王朝的死結，只要封建王朝存在一天，就無法徹底根除這一弊端！

其次是:到了明朝中後期，隨著皇帝與文臣之間，因為權力和利益分配的分歧，造成了皇帝對群臣的嚴重猜忌與不信任。再有群臣之間也存有黨爭，彼此之間互相傾軋，黨同伐異。於是皇帝便有了被架空和孤立的危機感，為了扭轉這種不利趨勢，皇帝不得不逐漸提拔並重用自己的家奴——透過太監“看住”群臣，以便守護住朱氏江山，免遭他人覬覦之禍！

以上便是儘管朱元璋百般防範，但是太監干政之事，卻在明朝中後期愈演愈烈的原因了！其中又以明英宗時的王振，明武宗時的劉謹，和明熹宗時的魏忠賢，權力最大危害最深！

作為史學愛好者來說，歷史並不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他是一個厚重質樸的老者，我們要懷有敬畏之心，盤絲剝繭，去偽存真，還原他的真實面目，無論他過去的醜陋和糗事。

關於洪武鑄鐵牌“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犯者斬”，《明史》中有記載，但《明太祖實錄》中卻無洪武十七年鑄造鐵牌的相關記載，所以，我堅持相信《明實錄》，至於張廷玉大人什麼意思，我想應該是借官方修史為當時政治服務，借明警清吧。

朱元璋沒鑄鐵牌，但有諭令:《明太祖實錄》載：洪武十七年七月，朱元璋敕諭內官不要干預外事，各衙門不能與內官監有直接的文移往來。此後，禁止宦官交接外臣、干預外事的禁令被明代歷代統治者奉行。所以，洪武一朝斷無太監涉政，更不用說干政。

明太祖朱元璋

啟用太監在永樂一朝。

早在靖難之役時，建文朝的太監為朱棣提供情報，甚至有太監在戰場衝殺，為勝利立下了戰功。所以，朱棣當上皇帝后信任太監，永樂十七年設東廠，用宦官當督主(廠公)，掌緝私大權。

“東廠之設，始於成祖。錦衣衛之獄，太祖嘗用之，後已禁止，其複用亦自永樂時。廠與衛相倚，故言者並稱廠衛。”-《明史》

又派鄭和下西洋，這樣太監權力由宮內生活伸向政治領域。

明成祖朱棣

培養太監在宣德一朝。

宣德皇帝設內書堂，培養小太監讀書。

“後宣宗設內書堂，選小內侍，令大學士陳山教習之，遂為定製。”-《明史》

按照劉若愚《酌中志》的記載，每年都要選取十歲上下容貌俊俏、聰明伶俐而且可以造就的小宦官二三百人入學。成績好的太監直接進入司禮監，幫助皇帝批紅、掌印，太監權力深入到皇權。這個措施直接導致了他兒子朱祁鎮時大太監王振專權，土木堡之變。

宣宗的政策直接導致了宦官的膨脹專權，以後歷朝都有大宦官亂政的現象:成化時汪直，正德時劉瑾，天啟時魏忠賢等。

明宣宗朱瞻基

個人認為，宦官干政是制度的必然，明朝廢相設內閣，閣臣票擬，精力旺盛的皇帝批紅，執政能力差的找幫手代批，宦官身處內庭，是最好的人選了，並且，隨著文官壯大，皇帝利用宦官制衡外朝，也會造成宦官專權、亂權了。

內閣司禮監不過是皇帝的平衡之術，有的皇帝能很好的利用這兩把劍，有的則被利用，太監專權亂政的根源在於皇帝無能。

如果朱元璋知道自己辛苦建立的大明朝，被宦官集團禍害成這樣，不知道得什麼感想。朱元璋雖然嚴格限制了宦官的權力，但他的子孫後代們就不一定聽話了。

結論

明代宦官之禍極其慘烈，根本原因是君主集權專制制度發展的產物，直接原因是歷代皇帝對宦官的態度，和皇帝自身能力所造成的。

君主高度集權，可是皇帝一個人忙不過來，這時候宦官就有機可乘，逐漸有機會參與到朝政中。皇帝對宦官的信任和依賴程度，直接影響到宦官干政的程度。皇帝的個人能力高低，決定了對宦官以及朝政的把控能力。

下面從制度與皇帝的角度，具體分析一下明代宦官高度得勢的原因。

君主專制對宦官專權的影響

朱元璋打天下不容易，又是個缺乏安全感的人，把權力掌握在自己手裡才最安心。作為皇帝，他最想做的就是集中皇權，而相權是對君權最大的威脅。朱元璋是個狠人，直接廢除了丞相制度和中書省，並且下令，後來的繼承者不得設立丞相。

皇帝的幫手。丞相沒了，權力都在皇帝手中，一個國家得有多少事物需要處理決定啊，根本忙不過來。這時候宦官的作用顯現出來了，在皇帝手忙腳亂的時候，他們參與到了國家政治活動中，幫助皇帝處理政務。

監視防範朝臣。朱元璋戒備朝臣是因為他內心的不安，他兒子朱棣監視朝臣則是因為自己得位不正，怕大臣們私底下不滿。宦官成了皇帝們信任的人選，比起大臣們，宦官似乎更沒有威脅。因而，宦官得到重用，擁有了許多權力。錦衣衛、東廠等機構都由宦官統領，宦官集團逐漸能與朝廷內閣相抗衡。隨著宦官機構的不斷完善，人數不斷增加，形成了以二十四衙門為基礎的組織形式。甚至掌握了“批紅”的權力，他們待批奏摺，任免官員，在明朝中後期權力空前膨脹。

君主專制的集權制度，是導致宦官集團做大的根本原因。

皇帝的能力和態度對宦官集團的影響

明朝宦官之禍，非一朝一夕形成。開國皇帝朱元璋喜歡劉邦，對東漢的宦官干政深惡痛絕。因而出臺了一些力措施，限制宦官權力，防止重蹈東漢覆轍。比如不準宦官識字、官無四品、月米一石等。最為人所知的，就是在宮門上放個鐵牌，寫著“內臣不得預外事，預者斬”。可以說，朱元璋是很有遠見的，但他的子孫呢？身後事哪管的了啊！

朱棣奪了皇位後，宦官們就見到亮了。早在建文帝在位時，朱棣就安排了許多宦官當做耳目。因而繼位後，大肆啟用宦官。除了錦衣衛，又設立東廠特務機構。自己得位不正，明成祖也很是心虛。宦官成了最信任的群體，監視朝臣、處理政務，用起來很順手。朱元璋才死了幾年，當兒子的就不管老爹的命令了。還好，朱棣勤於政務，雖重用宦官，但在明君面前，宦官集團也不敢造次。然而朱棣開了一個不好的頭，他能掌控宦官力量，他的子孫後代能麼？答案顯而易見。

到了宣宗，太監可以識字了，秉筆太監可以批閱奏章。九泉之下的朱元璋真要氣死了，沒一個聽話的。宦官的權力進一步增強，機構也更加完善。宣宗也是個好皇帝，太監可以批奏章，但皇帝也會親自過目。因而，宦官集團的勢力也在可控範圍內。不過，災禍的種子馬上要破土而出了。

明英宗繼位了，朱祁鎮這個皇帝直接把大明朝搞弱了。幼年繼位，寵信大太監王振，甚至到了言聽計從的程度。王振領著眾多宦官，各種禍亂朝政，還慫恿英宗御駕親征瓦剌，結果是精銳盡失，皇帝被俘，大明朝從此開啟了衰敗之路。

後來的大明不用說了，宦官集團的勢力始終在朝廷權力的頂端，明武宗時期有“八虎”，明熹宗時出了個魏宗賢。大明朝就在宦官集團與文官集團的內鬥中，自掘墳墓，朝著死亡的道路一去不復返。

小結

君主專制制度決定了宦官集團的存在可能，皇帝的個人能力又決定了對宦官集團的把控效果。朱元璋再怎麼幹預，也只能管的了自己活著的幾十年時間。大明朝繼承者們的能力，他也決定不了。所以說，明朝宦官集團得勢並非一朝一夕。因為制度，得勢成了可能。因為個別帝王的能力，得勢就成了必然。

明朝太監的權利來自於皇帝，那麼太監能夠得勢，就得從皇帝身上找原因。

首先，高度的皇權集中，使皇帝的工作量變大。

明朝建立後，朱元璋鑑於古代漢唐時期宦官擅權的問題，制定了“宦官不得干政”的制度。

但同時他又廢除了傳承一千多年的宰相制度，使得權力高度集中到皇帝身上，要求“內外諸司皆鹹決於上”。這就同時加大了皇帝的工作量。作為皇帝的朱元璋，也許能夠處理好所有事情，但繼任者不一定有能力做好，這就需要找能幫忙處理的人，也就皇帝最信任的太監，這就為太監獲取權力創造了條件。

打壓外戚和藩王，使皇帝能夠獲得的外援減少。

鑑於漢唐的外戚專權問他，朱元璋規定，皇后必須是平民。這樣皇后的外戚就無法獲得很高的地位，有效的防止的外戚專權，但同時皇帝也無法獲得有著親戚關係和極高信任感的外戚的幫助。明成祖朱棣繼位後，廢除或者打壓了藩王勢力，使得宗室藩王們只能每天吃喝玩樂，無法獲取權力，這就在皇帝遇到麻煩時，無法從宗室獲取幫助。

朱高熾完事文官制度，形成內閣，變相替代了相權。

因為皇帝的工作量大，朱棣建立由翰林院庶吉士組成的內閣，來協助皇帝處理政務，這時的內閣只有建議權。朱高熾登記後，強化了內閣制度，使得內閣大學士可以經常面見皇帝提出決策，並且在皇帝做出決定前，先由內閣提出意見貨建議，皇帝選擇是否採納。這就大大的提升了內閣的權力，變相的代替了丞相的權力。當皇帝年幼或者昏庸時，內閣就有可能把持朝政，跟皇權對立。這時候皇帝就需要尋找新的權力來平衡相權，這也為太監獲取權力提供了條件。

所以，太監獲取權力，是因為皇帝需要太監，第一工作量大，需要人幫助；第二皇帝沒有信任的人，親戚都沒有權利，遇事只能找身邊的太監；第三內閣權力威脅皇權，需要找第三方權力來平衡，所欲扶持太監。

明朝因為其特殊的制度，是太監的黃金時代。太監能夠得勢，是皇帝的需要，更是制度孕化的產物。

又是立鐵牌，又時頒祖訓的，朱元璋深惡痛絕的宦官怎麼在明朝就成了勢？

明朝的宦官十分猖獗，宦禍也很惡劣，在中國歷史上十分少見。但諷刺的是開國皇帝朱元璋對宦官深惡痛絕，明確禁止宦官干政，還列出了一系列措施要後輩嚴格遵守。但是明朝的宦禍還是很猖獗。究其原因，學者們有很多分析，總結起來，一是因為明朝的權力太過集中，皇帝需要宦官幫助。二是為了維持高度恐怖的特務系統。三是明朝晚期政局僵化，宦官們找到了空子。在這裡不作贅述。

上述原因以外，筆者提供一個新穎的說法：所謂朱元璋反對宦官干政，鐵牌祖訓等，其實本來就是一場政治秀！

朱元璋蓄意製造“胡惟庸案”和“藍玉案”，藉機把功臣殺戮殆盡。因胡惟庸是宰相，因而“罷宰相不設”，將權力最大限度地集中在自己手中。然而隨之而來的並不是安全，而是更不安全，孤立和恐懼的感覺越發強烈，由此他開創性地建立了監控大臣的特務系統，這就是臭名昭著的錦衣衛和東西廠。雖然朱元璋又是立鐵牌，又是頒祖訓，嚴禁官參政，但實質上，這未嘗不是他施放的煙幕。因為在他看來，需要耳目和幫手，最合適的就是宦官了。總不能讓大臣們自己來監控自己吧？

其實，當時已經有人對宦官問題表示擔憂，朱元璋的外甥李文忠曾進言要求裁減宦官，而朱元璋勃然大怒斥責道：“若欲弱吾羽翼何意?”

——視宦官為羽翼，這是朱元璋的真實想法。鐵牌祖訓不過是逗你們玩的。

朱元璋非常信任身邊這些不容削弱的“羽翼”，經常派他們出去執行重要公務。

朱元璋要用宦官，他也有能力駕馭他們，所以在明朝初年，宦官干政並不是一個問題，但宦官的勢力卻由此養成。朱元璋死後，燕王朱棣正是在宦官的幫助下奪取了建文帝的政權。宦官開始逐步走向政治舞臺的中心。

太祖、成祖之後，明朝再無雄才大略之主，宦官干政之勢愈演愈烈，進而開始自我擴張。明宣宗時，宦官範弘建議在宮中設立宦官學校“內書堂”。 宦官驕縱貪婪，橫行肆虐，出現了“立地皇帝”劉瑾， “九千歲”魏忠賢等權傾一時，臭名昭著的大宦官。在這種綿綿不斷，愈演愈烈的“宦官之禍”中，明王朝敲響了自己的喪鐘。朱元璋的鐵牌祖訓徹底淪為擺設！

朱元璋是嘴巴說得兇，內心則深以為然，太監特務機構本來就是皇室提倡的結果。

而太監，是帝王天生的背鍋俠，使用起來得心應手。

樹立鐵牌，頒佈祖訓，本身就是“此地無銀三百兩”的做法，這樣做的目的，只不過是為了給太監特務劃定紅線。

朱元璋的主要目的，就是有目的，有規劃的確立太監在國家統治體系中的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地位，他既想“當婊子”，又想“立牌坊”，太監就是他“當婊子”的重要工具，儒家則是他“立牌坊”的重要工具，二者保持一種動態的平衡。

因為太監沒有後人，整治官僚體系就可以特別恨，沒有後顧之憂，而因為沒有後人，也就沒有“改朝換代”的後患，現在透過反覆的樹立鐵牌，頒佈祖訓，杜絕帝王的“懶政”，加強對太監特務機構權力的控制，就可以使太監除了對皇帝忠心耿耿，簡直別無他法和出路。

其實，明王朝以前是沒有太監的，通用的褒義稱呼叫“宦官”，是一種有特殊生理缺陷的官員，貶義的則稱之為“閹人”，直接突出其生理缺陷。

明王朝所稱的“太監”，其實最初是一種尊稱，中國的稱呼，凡是稱之為“太”的，都是非常、特別尊貴的意思，比如周王朝的“三公”之中的“太師”、“太傅”、“太保”，秦王朝的“太尉”，漢王朝寫歷史的司馬遷為“太史公”，漢高祖、唐太宗的父親叫“太上皇”，宋王朝將道教祖師尊稱為“太上老君”，而明王朝的“太監”，就是“最尊貴的行使監察權力的人”的意思，實際地位相當於“三公”，其實“太監”的稱呼更多的是一種職稱，由於其主觀願意有“天下為公的公人”的意味在裡面，故此也被俗語尊稱為“公公”，只不過後來太監特務機構徹底倒臺，“太監”、“公公”都成為了貶義的稱呼。

明王朝的帝王，一般都是充分放手由太監特務機構行使國家賦予的監察職能，太監特務就相當於他的得力“鷹犬”，為他撕咬儒家大臣“獵物”，但由於帝王必須防備太監造反，所以國家行政權力則是完全由儒家行使，太監特務機構雖然氣焰囂張，卻從根本上是水上浮萍，缺乏根本，所以明王朝雖然看起來太監不可一世，卻沒有造反的。

直到崇禎皇帝這個原儒家“憤青”半途當上皇帝，對魏忠賢這個他認為罪惡滔天的特務頭子揮動屠刀，才導致了明王朝的太監特務機構體系徹底崩盤，崇禎皇帝也由此成為了亡國之君，在他死之前，認識到自己自斷臂膀的行為的錯誤，發出了“（儒家）諸臣誤我！”的感概，而陪同他一起在煤山上吊的，則是忠心耿耿的太監王承恩，用生命義無反顧的抗擊李自成義軍的，基本也是太監們組建的軍隊，而國家儒家控制的正規軍，則基本是望風而逃，做鳥獸散。

歷史上明朝的創始人朱元璋，自從成立了自己的大明王朝之後，就一直對其精心呵護，把所有能出現問題的因素全部消滅在萌芽之中。

尤其是太監這樣禍國殃民的勢力，更是被朱元璋多次壓制，又是立鐵牌，又是頒祖訓，根本就給太監們任何出頭的機會，但是太監集團卻在明朝越發得勢了，這是為何呢？

很多事情我們所看到的，跟我們想象到的完全就是兩嘛事。

也許在眾人的眼中，朱元璋這是瘋狂的壓制太監勢力，但是我們有沒有想過這樣的一個問題，就是當老闆打算重用一個人的時候，總是會想方設法的對其打壓。

說白了就是在重用之前，先把這些人給馴服了，讓他們儘可能的聽話，不要惹是生非。

所以我們從大多數的史書上看到的都是朱元璋對太監的壓制，但實際上卻是重用之前的兆頭而已。

畢竟每個人的想法是不一樣的，也許在我們常人的眼中，打壓就意味著跟你勢不兩立，但是在上位者的眼中，打壓或許是一種親近的表現。

就好像我以前上班的公司裡一樣，大老闆對某個小跟班是非打即罵，但是在大家的眼中，這才是最得勢、最受寵的一個員工。

因為對於老闆來說，只有自己人才會讓他打罵，而外人或者跟老闆關係不熟的員工，大老闆從來都是客客氣氣。

同樣的道理，在朱元璋的眼中，朝中的臣子們都是為了自己打工的，雖然從名義上大家都效忠於自己，可實際上真要換個皇帝，這些大臣們也會對新天子效忠。

說白了他們只是效忠於整個大明而已，但是朱元璋身邊的太監就不一樣了，這些看似耀武揚威的太監除了天子之外，幾乎沒有任何的靠山。

所以說這些太監才是真正的自己人，但問題也出現了，正是因為自己人，並且他們又跟天子朝夕相處，所以可以藉助天子的雄威來對朝中的大臣狐假虎威。

其實這件事不難理解，很多大公司當中經常有這樣的人，大老闆身邊的一些沒有什麼本事的人，經常會借用大老闆的名義然後跟公司當中的普通員工各種的耀武揚威，不可一世。

尤其是古代的太監有過很多禍國殃民的案例，所以朱元璋對於這些太監就需要各種的管教，說白了就是時不時的拿出鞭子來，對這些有點膨脹的太監們進行各種鞭策。

讓他們明白自己可以膨脹，但是不能過頭，一些小事上面朱元璋可以當做沒看見，但是大是大非上面卻容不得半點馬虎。

說實話朱元璋把所有能想到的一切壓制太監的方法全部都想到了。

我們可以從明朝的太監權勢上面看到，看似權傾朝野的太監集團，其實只是依附在天子身邊的傀儡而已，別看太監們對朝中的所有事情都指手畫腳。

但實際上這些權勢都是大明的天子授權而已，也就是說不論這些太監有多大的權勢，只要當朝的天子一句話，直接就可以收回他們所有的權勢。

就好像朱厚照時期的劉瑾一樣，從表面上看起來劉瑾幾乎對朝中的大臣們生殺予奪，但這所有的一切只是因為朱厚照的一句話，直接就讓高高在上的劉瑾跌落深淵之中。

還有魏忠賢同樣如此，人人都說魏忠賢是大明王朝的九千歲，跟萬歲的天子只差一點而已，可是當崇禎皇帝即位後權傾朝野的魏忠賢瞬間成為了階下囚。

而這一切都說明了，朱元璋早就已經對這些太監們挖了無數的大坑，不論這些太監多囂張，也不論這些太監們有多膨脹，只要當朝的天子一句話，就可以讓這些太監掉入深淵當中。

所以朱元璋又是立鐵牌，又是頒祖訓，其實就是為了將來重用太監這個勢力而已，表面上看似太監在明朝越發得勢了，實際上這一切都被當朝的天子所掌控，一句話就可以讓你生，同樣一句話也可以讓這些太監們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