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三家分晉”是春秋和戰國的分水嶺。是天下風雲突變的年代，從他開始更能凸顯其資治通鑑的意義內涵，通古覽今，警後世

3，國勢勢危，肇始內爭，亡國亡權，失之禮崩。司馬光欲以史為鑑。

本人覺得有以下幾方面的原因：

其一，戰國之前，《春秋》《左傳》已經記載的比較詳實，司馬光自己擁有的歷史資料沒有明顯更新，所以無需重複。

其二，作為儒家的繼承者，自己不再重寫《春秋》中的歷史，體現了對孔子的尊重。同時，戰國時期，禮崩樂壞，教訓更多。

其三，也是最主要的，《資治通鑑》主要是為帝王理政借鑑，戰國之後的故事更有借鑑意義。因為戰國之後的故事更為充實、更加細膩，更有趣味、更接地氣。政治制度也接近，後代帝王可以借鑑的經驗教訓更多。

最後，戰國故事更吸引人。戰國時期，群雄逐鹿。兩百多年，風雲叱吒。智者如星，勇者若雨。從這裡寫起更有趣味，也更吸引人。

《資治通鑑》為什麼從"三家分晉"開始寫？

先從三家分晉說起，晉國自中後期開始，卿大夫的勢力越來越大。到了未期，國君的權力也衰落了，一向稱為中原霸主的晉國自此走向衰弱。在公元前633年晉文公時期，韓、趙、魏、智、範、中行氏六聊把控著晉國的軍政要權。後來六卿的趙把範、中行氏滅掉了。晉國從原來的六卿執政，變成了四卿掌權，這四聊的代表人物是智伯瑤、趙襄子、韓康子、魏恆子。晉出公時期的執政大臣智伯，為了恢復晉國霜業，增強晉國勢力。主張每家都拿出一個萬戶邑獻給公家，智伯先拿出一個萬戶邑獻給公家，韓趙魏三家剛開始都知道，智伯瑤存心不良，自然不會讓智伯這麼做。可是三家心不齊，韓康子和魏恆子因為懼怕智伯的權勢，乖乖地就把士地奉獻了出來，可是三家中的趙襄子卻不答應，很硬氣，所以表示絕不妥協，趙襄子說："土地是上代留下來的產業，到手的東西說什麼也不能再交出來。"

智伯知到後，非常憤怒，於是，率韓、魏兩家一起討伐趙氏。趙襄子自知寡不敵眾，就帶著趙家兵馬屯守晉陽，（今山西太原）沒多少日子，智伯瑤率領的三家人馬己經把晉陽城團團圍住，趙襄子分咐將士們堅決守城，不許交戰。三家聯軍把晉陽包圍了個水洩不通。拼命攻打，可是過了兩年還是沒有攻下來。

有一天，智伯看到晉陽城東北的那條晉水，忽然想出一個主意，利用晉水淹晉陽，於是，命令士兵在水壩上挖開了個口子，大水就直衝晉陽，灌到城裡去了。一旦晉陽被攻陷，趙氏家族就要毀滅了。眼看，自己幾百裡的趙氐家族就要徹底滅亡的時侯，趙家的謀士張孟談了一條離間計，於是偷爬城牆來到了城外，化裝成士兵進入了魏韓的軍營，他對韓康子和魏恆子剖析了眼前的形勢，說明一旦趙家被滅，韓、魏兩家接著也要遭殃。

韓，魏在說服下，倒轉矛頭、並放水倒灌智伯軍營，大敗智伯軍，智伯被抓殺，韓、趙，魏並盡滅智氏宗族，瓜分其田地。史稱晉陽之戰，為日後，"三家分晉"奠定了基礎。前375年，韓、趙、魏，又把晉國留下的其他士地也瓜分了，晉國徹滅亡，這就是"三家分晉"。

公元前403年，韓、趙、魏三家派遣使者去見周威烈王，要求周天子把他們三家封為諸侯，周威烈王想，不承認也沒用，只有好把三家正式封為侯，加上同時代的秦、齊、楚燕四個大國，歷史稱為"戰國七雄"。

那麼《資治通鑑》為什麼從"三家分晉"開始寫呢？

首先，《資治通鑑》是以以戰國時期為開端的。而戰國開端標誌性的事件就是三家分晉，它成為了春秋時代和戰國時代的分界點，春秋五霸之一的晉國滅亡了，韓、趙、魏再加上同時代的秦、齊、楚、燕四個大國，七雄兼半的戰國序幕拉開了。

其次，由於三家分晉事件得到了周天子的預設，司馬光認為這是一次真正禮崩的開端，是對君臣之禮規的徹底破壞。因此把三家分晉當作分水嶺的事件，作為整部鉅著的開篇點。是最佳的選擇。

1.戰國是從三家分晉開始的。

2. 周天子自己開了一個不好的頭，分封三家為諸侯。 3.起了一個不好的頭。從此之後，周天子完全控制不住場面了。 4.對統治者有很大的借鑑意義。 以上個人觀點。其實司馬光在第一卷的一段評論說的蠻好了，大家可以看看。

北宋史學大家司馬光的鉅著《資治通鑑》，是一部編年體史書。他從三家分晉開始寫起，是有緣由的。

《資治通鑑》的撰寫歷經19年，跨北宋英宗、神宗兩朝，最終成書於公元1084年（北宋元豐七年），全書共294卷，約300多萬字 。那時當政的皇帝是宋神宗趙頊。南宋學者胡三省在《新注資治通鑑序》中雲：

宋朝英宗皇帝命司馬光論次歷代君臣事蹟為編年一書，神宗皇帝以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賜名曰《資治通鑑》，且為序其造端立意之由。

可見，因為得到了皇帝的認可，《資治通鑑》可算是中國的第一部官方修撰的編年體史書了。編年體史書，即是按照年月日順序書寫各個重大歷史事件的書籍。另外，之前那部很有名的《史記》，屬於紀傳體，是按照人物為欄目撰寫的。

在三家分晉之前，屬於春秋時代。在司馬光所處的時代，記載春秋時代的編年體史書（非官修，體例也不完善）已經有了，比如春秋三傳：《春秋左氏傳》、《春秋穀梁傳》和《春秋公羊傳》。

《春秋》是孔子整理並修訂的魯國的史書，也是留存下來的為數不多的那個時代的珍貴記錄。在宋代，孔子早已被奉為聖人，《春秋》也已早已成為儒家的經典。司馬光自知自己的斤兩，無論如何，他也不敢聲稱自己是在接續聖人的經書。

孔子以後，為《春秋》做註釋和解說的人很多，他們為了闡明《春秋》的記述，往往選擇一些歷史事件然後串聯成文，就叫做傳。經過歷史的檢驗，後世普遍認可的傳有三部，即《春秋左氏傳》《春秋穀梁傳》和《春秋公羊傳》，它們分別代表著儒家的不同流派。

司馬光退而求其次。他認為，《春秋》的傳，實際上就是編年體的史書，他接著《春秋》的傳，續寫下去，就沒有毛病了。司馬光的心思，宋代的學者早已知曉。與司馬光相熟的宋代歷史學家劉恕，在《資治通鑑外紀·序》中說：

恕蒙闢置史局，嘗請於公曰：公之書不始於上古或堯舜，何也？公曰：周平王以來事包《春秋》，孔子之經不可損益。曰：何不始於獲麟之歲？曰：經不可續也。恕乃知，賢人著書尊避聖人也如是，儒者可以法矣。

恕就是劉恕本人，公就是對司馬光的尊稱。獲麟之歲，即公元前481年（魯哀公十四年），是孔子的《春秋》脫稿的日期。也就是說，孔子《春秋》的記述到此為止。可見，為了尊避聖人孔子，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就得從三家分晉開頭了。當然，也是因為三家分晉標誌著戰國時代的開始。

稍後的大儒王應麟，就是編撰《三字經》的那位。他也曾經在《通鑑答問》中寫道：

或曰：《通鑑》何以不續《春秋》？曰：《春秋》經也，《通鑑》史也，經不可續也。《左氏》終於智伯，《通鑑》始於三晉，蓋以續《左氏》也。

王應麟認為，司馬光是接著《春秋左氏傳》寫的。大概，當時學界普遍推崇三傳中的《春秋左氏傳》吧。無論如何，司馬光本人的意圖，已經很明顯了。

司馬光是正統的儒生，他寫《資治通鑑》的目的，是為了獻給當朝皇帝備做前車之鑑。所以，他謹慎小心，維護封建法禮的正統，不敢觸碰孔子的光環，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後世的學者，也是有樣學樣。其中，清代學者畢沅編撰的總計220卷的《續資治通鑑》最為有名。當然，以畢沅本人的學力，比起司馬光來，就遜色多了。

這個問題說法很多，其實答案並不複雜，司馬光在開篇已經把原因講透了。他想告訴後來的統治者，國家治理，核心問題不過兩條，一是政治秩序和規矩，二是用人。政治秩序和規矩是根本，先立好了，然後選擇德才兼備的人去抓工作落實就是了。

《資治通鑑》是帝王的教科書，是為治理國家提供歷史借鑑的，而“三家分晉”的故事，恰恰是因為周王朝不講政治秩序和規矩，智氏不能正確使用人才，導致國破家亡的。這一血的教訓，正是一個絕佳的反面典型，以此開篇說服力強，更能起到畫龍點睛、振聾發聵的效果。司馬光作為政治家和史學家，慧眼獨具，以此開篇可謂用心良苦。所以他在此篇中竟然不惜筆墨，用了兩段1678個字的篇幅來說明這兩個問題，這在他以後的評論中是少有的。

一、以“三家分晉”的故事大講政治秩序和規矩的重要性。在這個問題上司馬光好像有點迫不及待，對“三家分晉”的結果只說了一句“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接著自己竟滔滔不絕地先演講了1265個字。他說，皇帝的職責中最重要的是維護禮教，禮教中最重要的是區分地位，區分地位中最重要的是匡正名分。禮教就是法紀，區分地位就是君是君臣是臣，名分就是公、侯、卿、大夫等官爵等級。他還搬出孔子的話，“天尊貴，地卑微，陽陰於是確定。由低至高排列有序，貴賤也就各得其位。”這是說君臣之間的上下關係就像天地一樣不能互易，等等。這些就是政治秩序和規矩，是一個國家賴以存在和長治久安的根本，絕對不能亂，否則，國將不國，一切玩兒完。

為了印證這一觀點，他便將周王朝的功過是非細數起來：周王室的地盤本來只有京畿那點小地方，人口也很少，可經過了幾百年，一直是天下的宗主，即使是晉、楚、齊、秦等強國也不敢凌駕其上，就是因為周王一直保有天子的名分，也就是說政治秩序和規矩立得牢固下級不敢放肆。但從周幽王、厲王失德之後，諸侯個個不聽招呼，政治秩序和規矩逐步遭到破壞。晉國的三家大夫竟然瓜分了晉國，他們還想升級當諸侯，到周天子這裡來要這個名分，這也說明他們還是害怕原來立下的政治規矩的，不然的話，他們完全可以不來請求周天子的批准，自立為君就是了。現在好了，你周天子不僅不號令天下、派兵征討他們，反而同意了他們的要求，這就使周王朝僅有的一點名分也守不住了。所以晉國三家大夫成為諸侯，並不是晉國三家破壞了政治秩序和規矩，恰恰是周天子自已破壞的！上下都不守規矩了，天下不就大亂了嗎？周朝的滅亡還有什麼疑問、可惜的呢？

發了這通議論之後，司馬光才切入歷史，將時間拉到五十年前，細述“三家分晉”的過程。

二、以智伯失敗的教訓大講選拔使用人才的原則。五十年前，掌控晉國大權的有智氏、魏氏、韓氏、趙氏四大家族，漸漸地，智氏強大起來，成為實際的執政家族。智氏大夫名叫智宣子，他老了要選繼承人，看好大兒子智瑤。有人反對說，智瑤雖然能文能武，強毅果決，頗有賢名，但卻有一個最大的弱點，缺乏仁德之心，他不能施行仁政，恐怕會害了智家，但智宣子不聽。智瑤繼位後，果然剛愎自用，處事強霸，一意孤行，不講仁德，對趙魏韓三位大夫根本沒看到眼裡，不僅隨意輕漫侮辱，還強迫他們獻出部分土地。韓、魏兩家表面答應，實際心中不服，以緩兵之計尋找機會，可趙家堅決不同意。智瑤惱羞成怒，挾迫韓魏攻打趙，結果反被趙魏韓三家聯合將他滅了。而在這個過程中，趙家卻在選擇接班人的問題上謹慎非常，選擇了最有德行的趙無恤，並且始終以德服百姓，在智伯圍攻趙城的時候，軍民同仇敵愾，最終取勝。

司馬光講完這個故事，立即又展開了長達413字的演講性評論。他說，智瑤的滅亡，在於才勝過德。世俗的人不懂得才和德的區別，一概認為是“賢能”，那可是大錯特錯了。“才”是指聰明、明察、堅強、果毅；“德”是指正直、公道、平和待人。才，是德的輔助；德，是才的統帥。這兩者的關係一定要搞明白了，在選拔使用人才的時候才能堅持正確的方向，促進各項事業的發展。世上一般有這麼幾種人，德才兼備的是聖人；無德也無才的是愚人；德勝過才的是君子；才勝過德的是小人。治國選才的原則是，聖人當然最好，但哪有這麼多聖人，所以就要找君子一類的；如果用小人，那還不如用愚人。為什麼呢？愚人儘管想作惡，沒那個本事，惡不到哪裡去。小人恃才作惡，那可就不得了，他有足夠的智謀和力量來逞兇施暴，就像惡虎添翼，危害更大！所以，國家的亂臣奸佞，家族的敗家浪子，因為才有餘而德不足，導致家國覆亡的多了，不光智瑤一個啊！所以如果能審察才與德兩種不同的標準，知道選擇的先後，又何必擔心家國不治呢！

司馬光強調過來強調過去，苦口婆心的目的，無非是想告訴後來的統治者，一定要注重選拔任用德才兼備的人，這可是國家興亡的核心大事兒啊！

三、如果還要加上一條為什麼要從“三家分晉”寫起的原因，有一點也很重要，那就是這個故事發生的時間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在此之前，周王朝實行的是分封制，國家管理體制與現在西方的聯邦制相似，正是從“三家分晉”為起點，周王朝雖然還存在，實質上已經名存實亡，中國進入了戰國時期，經過不斷你爭我奪的整合，最終完成了國家統一，中國從此走向了中央集權統治體制下的帝王時代，郡縣制代替了分封制，並一直延續了兩千多年。無疑，“三家分晉”可以看作是中國社會國家管理結構發生重大歷史性變革的分水嶺，這個故事又是如此地契合了司馬光想要表達的治國理念，將此作為開篇就不難理解了。不惟是巧合，這也許是歷史的宿命吧！

《資治通鑑》是由北宋司馬光主持編撰的一部編年體的通史典籍，書中記載的歷史從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起，到後周顯得六年（公元959年）結束，共1362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周威烈王冊封晉國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這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三家分晉”事件。那麼，為什麼《資治通鑑》要從三家分晉開始寫起呢？

首先，三家分晉事件是中國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大事件，是中國春秋和戰國兩個時期的分水嶺。代表著一箇舊的社會制度的結束，一個新的社會制度的開始。是中國奴隸社會徹底瓦解，封建社會正式形成的標誌。

在殷商和西周王朝，中國是奴隸社會。政治上採取分封制，天子把王族、功臣和前朝的貴族分封到各地去做諸侯，諸侯要服從天子的統治，按照天子制定的禮樂制度行事。在經濟上採取井田制，即天下土地歸天子所有，諸侯可以使用和繼承，但不能轉讓和買賣。

隨著周王室的衰微，禮崩樂壞，以及社會的進步和生產力的發展，到了春秋時期，井田制逐漸瓦解，導致分封制崩潰，新興的封建地主階級興起。魏、趙、韓三家分晉時，中國奴隸制正式畫上句號，退出歷史舞臺。土地私有制出現，新的封建經濟基礎隨之產生，中國正式進入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的封建時期，一直延續了兩千多年。

其次，《資治通鑑》是“專取關國家興衰，系生民休慼，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司馬光的原話）。可以說《資治通鑑》並不完全是一部記錄歷史的書籍。司馬光編撰《資治通鑑》的主要目的是總結治國安邦的歷史經驗，以給後世統治者提供歷史參考，使他們能夠從歷史事件中汲取經驗和教訓，從而提高治國安邦的能力和水平。

所以，《資治通鑑》是隻記錄有借鑑價值的同一種社會制度下的史實。那些已經被歷史淘汰了的舊有的東西，比方說西周時期的禮樂宗法制度等等，既然沒有了借鑑的意義，也就沒有必要再浪費筆墨，把它們記錄進去了。再加上統治者平時學習的時間和精力也很有限，所以必須萃取精華中的精華。

另外，也有很多人認為司馬光的《資治通鑑》是續寫《左傳》。《左傳》也稱《春秋左氏傳》，是春秋末年魯國的左丘明為《春秋》做註解的一部史書。《春秋》是中國第一部敘事詳細的編年體史書，是周朝時期魯國的國史。以記錄魯國諸侯、大夫、華人等失禮非禮之事為主，兼記其他諸侯國史料。可以說不是一部全史。它的截止時間是公元前468年，而《資治通鑑》是從公元前403年寫起的。只能說《資治通鑑》的敘事方法借用了《左傳》的，跟續寫《左傳》完全是兩碼事。

補充一下，按照周王朝的宗法等級制度，階級晉升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分晉的魏斯、趙籍、韓虔本是諸侯國晉國的卿大夫，是隸屬諸侯晉國公的。他們分割晉國公室在前，倒逼周威烈王冊封在後，這在周王朝是不可想象的。所以，三家分晉代表著禮樂宗法等級制度的徹底崩潰。

說起三家分晉，我們得從春秋晚期的晉國執政大臣智伯說起。

晉出公時期的執政大臣智伯，為了恢復晉國霸業，增強晉國實力。主張每家都拿出一百里土地和戶口來歸給國家，智伯先拿出一個萬戶邑獻給國家。韓趙魏三家都知道，智伯存心不良，自然不會讓智伯這麼做。可是三家心不齊，韓康子和魏恆子因為懼怕智伯的權勢，乖乖地就把土地奉獻了出來。

可是三家中的趙家的趙襄子卻沒有這麼做，很硬氣，所以明確絕不讓步。趙襄子說：“土地是祖先留下來的，到手的東西說什麼也不能再交出來。”

智伯知道之後非常憤怒，所以率韓、魏兩家一起討伐趙氏。趙襄子自知寡不敵眾，就帶著趙家兵馬退守晉陽（今山西太原市）。沒過多久，智伯瑤帶領的三家人馬把晉陽城團團圍住。趙襄子告訴將士們堅決守城，不許出兵。三家聯軍把晉陽包圍了個水洩不通，拼命進攻，但是兩年過去依然沒有攻下來。

有一天，智伯看到晉陽城東北的那條晉水，突然想出了一個主意：運用晉水淹晉陽，所以，下令兵士在水壩上挖開了一個豁口。激流就直衝晉陽，灌到城裡去了。

一旦晉陽被攻陷，趙氏宗族就要滅亡。眼看自己幾百年的趙氏宗族就要徹底完蛋了。也就在這個時候，趙家的謀士張孟談想到了一條離間計，所以偷爬城牆來到了城外，化裝成兵士進入了韓魏的兵營，他對韓康子和魏恆子分析了眼前的形勢，說明一旦趙家被滅，韓、魏兩家跟著也要遭殃。

在張孟談極力說服下。韓、魏兩家倒戈，放水倒灌智伯兵營，大破智伯軍，智伯也被三家的軍隊逮住殺了。韓、趙、魏為了根除後患，盡滅智氏宗族，分其土地。史稱“晉陽之戰”，為日後“三家分晉”奠定了基礎。

《資治通鑑》為什麼從“三家分晉”寫起。《資治通鑑》是以戰國時期為背景寫的，而戰國初期的標誌性事件就是三家分晉。“三家分晉”成為了中國春秋時代和戰國時代的分界點。春秋五霸之一的晉國滅亡了，韓、趙、魏再加上當時的秦、齊、楚、燕四個大國，七雄爭霸的戰國序幕揭開了。

第一個原因，《資治通鑑》之前的一部編年體史書《左傳》寫到了晉國智伯滅亡，所以《資治通鑑》從三家分晉開始寫起，算是續上了《左傳》。

第二個原因，這一年的韓趙魏三家分晉，在司馬光看來是一個時代的終結。

開篇第一句話：“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翻譯成白話：周威烈王正式任命韓趙魏為諸侯，也就說韓趙魏分晉得到了周朝統治者的官方承認。

緊接著，司馬光詳述了個人的看法，一言以概之：禮崩。周朝傳承接近八百年的名分與等級制度，在這一年被徹底的破壞了，而破壞者正是威烈王姬午本人。誠然，當時的周王室已經衰微，對於諸侯僅有名義上的君主身份。不過由於天下大諸侯眾多，相互制衡，誰如果跳出來不遵王命，也得掂量掂量天下沸沸之聲。但周王自己跳出來，承認了分晉的合法性，其他人還能說什麼呢？於是，各個諸侯逐漸不再把王命、名分的分量看得很重了。

我們現代人看這段，總會覺得“禮”這個字哪有那麼大的力量。可看一件事，得考慮到大的環境。在那個年代，人人生而平等的思想是沒有的。人們一出生就被灌輸各種等級的概念，周朝以及周天子在那時是天下唯一的正統。突然有一天，這個正統自己廢掉了制定的禮器，認同了三個士大夫分拆自家主人的行為。這等於釋放了一個訊號，天下，從此拳頭大的說了算。

於是，從這一年開始，天下共逐其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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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03年，魏斯、趙籍、韓虔三位晉國權臣的勢力漸強。此時的周天子雖然名義上是天下共主，實則卻沒人把他當回事。眼見強臣跋扈，他只能順其所好，給他們加官進爵，封他們為一方諸侯。

數十年過去，這些諸侯的子孫們把晉國的國土也給瓜分了，只留給國王晉幽公一片芝麻大的土地（即便這樣也算給足面子了），晉國名存實亡。這便是歷史上著名的“三家分晉”的故事。

1/6《資治通鑑》僅僅是一本歷史書嗎？

一千多年後，北宋的司馬光把這個故事寫進了《資治通鑑》，並作為這本偉大的編年體史書的開篇。通常認為，“三家分晉”是中國從春秋爭霸步入戰國時代的轉折點。司馬光寫《資治通鑑》，並沒有按照傳統史學家的思路，從什麼三皇五帝，或歷朝歷代的開國之君說起，卻偏偏選中這一事件為開頭，究竟是為什麼呢？

司馬光

眾所周知，司馬光不僅是一位歷史學家，也是一名傑出的政治家。當年他在黨爭中敗給了王安石，辭官回鄉，在家一呆就是十五年，“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旋踵而忘”，將全部精力用於寫就這部皇皇鉅著。

司馬光寫書的目的，主要是為了給未來的皇帝充當教材。所以，寫歷史並不是他的初心，司馬光更希望的，是皇帝能透過這本書鑑往知來，吸取教訓，遠離身邊的小人。

今人讀《資治通鑑》，很多人只把它當做歷史故事來讀，卻很少意識到，它其實是一本政治教科書，作者想要告訴你的，遠不止歷史那麼簡單。

2/6 令孔子嚮往的朝代

說起春秋戰國，我們必須回到它的源頭——周朝。周朝是中國歷史上壽命最長的朝代之一，統治時間長達八百多年。今天的華人，對周朝其實很陌生。

我們主要是透過儒家經典，瞭解到這個朝代的。孔老夫子讚美周朝，推崇周朝的制度，後世的儒家也把周朝捧為治世楷模。總之，周朝在史書典籍裡頭是神一般的存在。

然而，只要稍微懂點歷史的人都知道，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周朝到了中後期，周天子不過是一個擺設，早就失去了對天下的控制。到後來更是被諸侯們所脅迫，連發號施令的資格也沒有了。所以，周朝能夠“續命”那麼久，並不是因為自身有多強大，而是當時的諸侯暫且沒這個膽子，或者沒這個魄力，把孱弱的周天子趕下臺罷了。

不過，在一開始的時候並非如此。想當年周武王定鼎天下，分封諸侯，大夥還是挺聽話的。周武王把土地分給一起打天下的親戚和弟兄們，未經他的允許，誰也不得擅自擴大領地。所以從名義上，全天下的土地都是周王的，正所謂“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這些諸侯雖然獲得了不少土地，但他們真正能夠掌控的，僅僅是一座城而已。所以對早期的諸侯而言，城邦就是他們的全部，一座城，就相當於一個國家。城內的人叫做“華人”，城外的人叫做“野人”。

西周時期，諸侯們尚能相安無事。這一方面是因為各自的實力還不夠強大，另一方面則由於宗法制的約束，大家畢竟是親戚，如同一個大家族裡的兄弟姐妹。而周王室呢，就相當於大族長，講話還是很有分量的。

3/6 禮崩樂壞的時代

但正如俗話所說的：“一代親，二代表，三代四代認不到”。隨著諸侯的子孫越來越多，他們彼此的感情便愈加淡薄，逐漸就開始六親不認了。更糟糕的是，周王東遷至洛邑之後，周天子的領地小了許多，在古代，土地就意味著話語權，曾經的周天子“王畿千里”，現在卻連“百里”都沒有了，而且還是諸侯們施捨給你的。這樣的天子，還指望別人怎麼尊重你呢？

周王室衰落的另一個原因是，西周時期，王室不僅是天下共主，還負責為各地諸侯抵禦西方部落，比如犬戎的進攻。可自從王室東遷後，昔日的保護人成了被保護人，難免看人臉色。而諸侯則在王室領地的周邊大肆擴張，他們打著征服蠻夷的旗號，四處開疆擴土，所佔領的土地，也遠遠超出了當初受封的許可權。久而久之，諸侯們的利益衝突日趨尖銳，競爭的遊戲規則也不得不改變。

王道衰微後，中國迎來了春秋時代，齊桓公作為第一代霸主，其後相繼有晉文公、楚莊王、吳王闔閭、越王勾踐等霸主，這是我們從初中起就熟悉的。

齊國位於山東，其先祖乃太公望呂尚。晉國統治者是周王室後裔，本來以山西為根據地，後向南擴張，佔據了今天中原地區的核心地帶。

從齊桓公到晉文公，兩者有個共同點，雖身為霸主，但他們對於周王室，總體上還是比較尊敬的，不曾做出什麼僭越的事情。

不過，由於晉國的地理位置，它不得不面對西方的秦國，和南方的楚國這兩大強敵。尤其是楚國，諸侯之中，屬楚國的地盤最大，國力最盛，楚國與齊晉兩國頻頻交戰，楚國甚至一度從湖北打到河南。某種程度上，這也成了齊晉兩位霸主尊奉周天子的重要原因，在時人的觀念裡，華北是天下中心，齊晉拱衛周天子，師出有名。而楚國地處偏僻的南方，被中原諸侯視為邊緣旁支，沒有問鼎的資格。

對晉國形成威脅的另一個國家，是新興的秦國。早在晉惠公執政期間，晉國曾被秦國擊敗，還割讓了黃河以西的領土。這件事對晉國統治者的打擊很大，戰爭的殘酷使他們意識到，若想戰勝鄰國，就必須解決兩個棘手的問題：財源與兵源。

所以，自戰爭失利後，晉國的統治者就鼓勵人們去開墾荒地，這些開發者即包括住在城內的“華人”，也包括城外的“野人”，隨著土地的擴張，晉國就能向新開墾的土地徵稅，還從拓荒者中徵召士兵，壯大自己的軍隊。

除了以上這些舉措，晉國所做的另一項制度創新，是在新開墾的地區設立郡縣，由國王直接管理。沒錯，這就是後來秦郡縣制的雛形，而最早的實踐者不是秦國，而是晉國。

4/6 打造國家機器

晉國國君為何要直接管轄土地？理由很簡單：徵更多的稅。

過去，諸侯在各自的地盤上，實行著周朝封建制的統治方式。國王把土地封給親戚或功臣，他們在領地上享有很大的自主權，有學者把這種情況稱為“二次封建”。在這一制度安排下，統治者比較省心，只需要坐地收租就行了。但如此一來，他能徵到的稅也不多，畢竟，誰願意把兜裡的錢掏出去呢？

晉國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一方面是依靠內部殺戮，清洗了大量公室宗親。另一方面則透過鼓勵開墾新地，扶植了不少血緣較遠的“卿族”。所謂卿族，就是晉國統治者的遠支親戚，還包括一些外姓家族。日後，這些卿族逐漸成為影響晉國政治的中堅力量。

當然，公室與卿族之間的鬥爭是個漫長的過程。到了晉文公時期，開始實行三軍六卿制。所謂“三軍”，即指上中下三軍，而六卿是管理三軍的長官。當初晉文公流亡外地時，主要是依靠這些外姓“卿族”的支援。作為回報，晉文公讓其中的十一個世族把持軍隊，並且輪流執政。

晉文公設計這套制度的初衷，是想讓國家的發展成果與貴族們分享，從而充分調動他們的積極性。然而，這也引起了貴族與公室，乃至貴族與貴族之間的長久爭鬥。晉文公死後，晉國公室的地位每況日下。半個多世紀後，晉國的政治已完全掌握在六大卿族的手中。

其實在其他國家，也發生著類似的故事。原先的公室成員，紛紛被新崛起的貴族殺害，而各國的統治者則效法晉國，將原有的“二級封建“秩序逐一打破，嘗試建立動員力量更強的集權統治。

5/6 三家分晉

在長期的政治內耗中，晉國終於走到了盡頭。公元前455年，晉國倖存的三個大家族——趙、魏、韓瓜分了智氏的土地，建立了各自的政權，它們分別成為了後來的趙國、魏國與南韓，春秋時代宣告落幕。

三家分晉後，三國依然面臨著嚴重的軍事威脅。尤其是魏國，三國之中，屬魏國實力最強，故也承受著較大的軍事壓力。擺在魏國面前的路很尷尬，它夾在趙韓兩國之間。趙國可以向北擴張，南韓能夠向南擴張，而魏國只能向東西兩側進攻，兩頭都不是好惹的主，尤其是秦國，魏國難免得去啃這塊硬骨頭。

所以，魏國的首要任務，是把自己從傳統的封建國家，變成集權化的官僚國家。只有這樣，才能和四周的強敵抗衡。所以在各國之中，魏國率先採納了法家的建議，魏文侯當政期間，任命李悝為相，實行變法。

李悝變法的核心，是取消貴族對統治階層的壟斷，用能力考核來選拔官員。另外，李悝還取消了井田制，對士兵進行考核與獎懲，以提升軍隊的戰鬥力。經過李悝變法，魏國逐步完成了向官僚制的過渡，並稱為戰國之中，第一個享受“改革紅利”的國家。

改革家李悝

魏國的崛起，讓諸侯們找到了一把促進國家富強的“鑰匙”。即透過變法，強化君權統治與社會動員能力。法家思想得到了各國君主的推崇，它的實質是一種赤裸裸的功利主義，即用物質激勵打破原本有宗族、禮法、血緣所維繫的秩序，調動全民建功立業的積極性，併為君主所利用。

隨著李悝變法大獲成功，各國在發展路線上取得了共識。眼下他們要解決的，不再是國家該往何處去的問題，而是如何發展的問題。既然富國強兵是大家唯一的目標，則能夠以最短的時間，最小的代價實現這一目標者，便能成為最終的贏家。

至於結局我們都知道了，戰國七雄之中，由於秦國貴族的勢力最小，較少受到宗族、禮法和血緣關係的羈絆。加上秦國地處偏遠，民風彪悍，歷代君主把商鞅改革一以貫之加以實行，成就了統一大業。

6/6 總結

然而，秦帝國崛起的源頭，其實在魏國，或從更長遠的角度看，是在晉國。

常年的征伐，讓地處“四戰之地”的晉國，率先拋棄了“禮樂仁義”的道德規範，毅然選擇了一條功利主義的道路，或者用政治學術語來說：國君用“工具理性”替代了“價值理性”，將社會打造成一臺生產機器，而不再是一座田園牧歌式的“大家庭”。包括剷除公室、擴張領土、郡縣管轄等措施，它們讓國王不再是臣民們的大族長，而是成為國家的總司令，總指揮，是全體國民的CEO。

不過，發展的成本是巨大的。變法讓各國嚐到甜頭的同時，也使它們陷入到了“囚徒困境”之中，不改革，你就會被他國兼併。而一旦實行改革，你就必須征伐四方，消耗更多的人力物力，而最終你得到的，可能少之又少，甚至得不償失，因為你的對手比你更拼命，更兇狠，更不怕死。

“三家分晉”作為戰國的開端，其更深遠的意義在於，它開啟了一個可怕的邏輯鏈條，激情、野心、權力和慾望被徹底釋放，並註定了這場殘酷競賽的結果，只能有一個贏家。所以，司馬光才會把“三家分晉”，作為治亂分野的起始，當遊戲規則改變的時候，舍王道而取霸道，將使多數人從牌桌上出局，並付出相應的代價。

關於《資治通鑑》是從三家分晉開始寫的問題，我透過查閱《資治通鑑》等歷史典故，我認為是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因為本書是從戰國開始寫，而三家分晉是春秋和戰國的分水嶺。二是三家分晉事件之後，周朝先王創下的禮教到此蕩然無存。具體分析如下：

圖片：三家分晉

一、三家分晉是春秋和戰國的分水嶺

公元前770年到前476年，歷史上稱為春秋時代。三家分晉，指晉國被韓、趙、魏三家瓜分的事件。公元前633年開始，晉文公設定了六位卿大夫，由他們掌管晉國的軍政大權。

圖片：三家分晉

到晉平公時，韓、趙、魏、智、範、中行氏六卿起了紛爭。後來趙先把範、中行氏滅掉，又聯合韓﹑魏滅掉了智氏，晉國公室名存實亡。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命韓虔﹑趙籍﹑魏斯為諸侯。到公元前376年，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瓜分了晉國。

這個事件就叫做三家分晉，是中國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大事件，是春秋戰國的分水嶺。三家分晉後，趙國、魏國、南韓躋身強國之列，戰國七雄齊國、楚國、燕國、南韓、趙國、魏國、秦國的格局正式形成。

圖：資治通鑑

二、周朝先王創下的禮教到此蕩然無存

司馬光曾說過：我知道天子的職責中最重要的是維護禮教。《春秋》一書貶低諸侯，尊崇周王室，儘管周王室後面慢慢衰落了，但是書中的排序仍然在其他諸侯之上，由此可見孔聖人對於禮教的重視和遵從。

現在晉過的三個大夫把國君當作糞土，公然瓜分了晉國，作為天子的周王不派兵討伐他們，反而對他們加封爵位。他們向周天子請求封為諸侯國,周天子竟然批准了,趙、魏、韓這三家就變成是奉周天子命令，而成為諸侯的,誰又能對他們加以討伐呢!

圖：周天子

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說到：晉國三家大夫僭位成為諸侯,並不是晉國三家破壞了禮教,而是周天子自己破壞了周朝的禮教啊。

綜上所述

借《易經》裡面說過一句話：“行於霜上而知嚴寒冰凍將至。”從三家分晉這個事情來看，周朝先王創下的禮教到這個事件就蕩然無存了，因此從三晉分家這個事件開始寫，這個事件又是春秋和戰國的分界線，因為這本書相當於從戰國開始寫了。

圖：周王朝等級示意圖

一部歷史類書籍的開篇，按理說應該是個什麼元年吧，但是《資治通鑑》的開篇就是從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開始的，這一年，發生了韓趙魏“三家分晉”。

《資治通鑑》為什麼會從這“三界分晉”開始呢？

因為《資治通鑑》不是史官的史書，而是政治家的史書。

《資治通鑑》是政治家編寫的史書，而不是史官編寫的史書，“資治”（意思為致治；資助修治）二字就是重點。

司馬光的政治觀點——穩定

從歷史事件來看，智襄子的滅族，晉陽之戰的規模堪比長平之戰，值得大書特書，但是周威烈王把韓、趙、魏三大家族的族長封為諸侯，確立了他們的合法地位，這個後果更是讓“禮崩樂壞”，進一步讓周朝“封建”制度土崩瓦解。

周朝是真正意義上的封建制。所謂封建，就是分封和建國。

武王伐紂，滅掉商朝，建立周朝，把親戚和功臣分封到天下各地，讓他們帶著各自的家族和部署各自打理自己的小王國。

周公旦治禮作樂，孔子的“克己復禮”，復的就是周公旦建立的禮樂制度，儒家講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貴族階層實行嫡長子繼承製，然後這樣世代傳傳襲。

因為層層的分封關係，各種大宗和小宗錯綜複雜，在整個“天下”構成了一張龐大的親屬關係網。

在這樣的宗法關係裡，國政就是家政，政治關係就是親屬關係。

每個人都處在這個網的某個節點上，要想天下太平，就要每個人都各安其職，履行自己的責任和義務，不要有非分之想。

韓、趙、魏、智四個家族名義上還聽從晉國國君的命令，但實際上早就架空了晉國，根本不把晉國放在眼裡，包括孔子的魯國，“三桓執政”也是一樣的道理。

那現在韓、趙、魏三大家族聯手消滅了智襄子，這個做法完全就是“禮崩樂壞”的體現。

作為周天子，還對給了他們“官方認可”，這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就是“助紂為虐”，那天下更加“君不君臣不臣”了，更加沒有禮制法度了。

在司馬光看來，周威烈王的分封，比“三家分晉”的意義更重要。

所以，《資治通鑑》作為一部由政治家操刀，意圖在於“資治”的編年史，一開篇就讓儒家意識形態成為主角，開宗明義地講出一個國家最應該有的核心訴求——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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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源遠流長

司馬光想從哪裡開始就從哪裡開始，既然他從三家分晉開始，那我們就按照他從三家分晉這個事實去分析，對與錯，也只是借鑑作用，省得老夫子司馬光一激動從棺材板裡跳出來：原來皇帝沒了！

司馬光寫作《資治通鑑》的目的就不是給普通百姓看的，它是給帝王看的，是“教育”帝王的史書，廣泛一點來說是教育帝王將相，也就是封建統治階級的史書。它的想起到的作用就是維護封建統治穩定。所以我們就從這個角度出發去分析吧。

資治通鑑

一、既然是以史為鑑，那麼史料就要充實，春秋戰國開始的東周各國都有史官，史料可以互相印證，所以是一個很好的開始，而以三家分晉為標誌的戰國對於統治者更有借鑑意義，它與當時司馬光寫作時期的社會制度相對接近，更有借鑑意義，否則拿原始社會或者奴隸社會來比較不妥當；

二、宋朝是趙匡胤建立起來的政權：趙宋，在宋朝的百家姓裡，趙錢孫李，老趙家排第一，那麼歷史上老趙家啥時候風光呢？顯然是韓、趙、魏時期的趙國，也就是從三家分晉開始。這從老趙家開始，到宋朝的老趙家結束的史書，有頭有尾。

宋太祖趙匡胤

三、三家分晉是春秋戰國時期的一個重大事件，自從這個事情發生以後，周王室的禮教就徹底壽終正寢了，戰國的慘烈兼併戰爭拉開了序幕，它對統治階級是有著非常好的借鑑意義。君要有君的樣子，臣也要有臣的樣子，否則君就不是君了，臣也不是臣了：周天子不該封韓、趙、魏三家為諸侯，不承認他們分晉的合理性，而應該號召天下去征討他們三家，再建晉國。

四、唐太宗李世民說：以銅為鑑，可以正衣冠；以人為鑑，可以知得失；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所以說司馬光也是從這個角度出發寫作《資治通鑑》：將歷史作為一面鏡子，從而看出歷史的興衰；以人為借鑑，即將其成敗得失，引以為鑑，以免重蹈覆轍。

歷史是一面鏡子

今天我們來看《資治通鑑》依然有其一定的道理，但卻不能全盤接受，因為它畢竟有歷史的侷限性以及階級侷限性，但以史為鑑的分析方法是值得讚揚的，歷史裡的事，說是故事也好，說是史實也罷，都是給現在活著的人看的，否則還有什麼其他意義比這還重要呢？

司馬光和資治通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