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他們都領兵打仗去了 。

第一，宋史的宦者傳部，就提到過，宋政府和決策層在宦官問題上比較重視，一直在限制宦官的人數，以此來限制宦官的勢力。其中，太祖時限制人數為50，要收養養子，要滿30歲以上，自己沒有養父，才可以收養一人。到太宗時，人數有所增加，也限制在180人左右。到南宋孝宗時，因為“宦者員眾”，有官員報告給宋孝宗，孝宗命令開列名單，將人數限制在200人以內，後來有所增加，也不過增加到250人而已。對比一下唐、明兩代的宦官數量，可見宋代在這個特殊群體的勢力控制上，做的相對好一些，自然影響就相對少一些。

因為他們都領兵打仗去了 。

第二，由於唐代宦黨為亂，其根本是因為宦官位高權重。汲取到唐代的教訓，宋代對宦官擔任高階職位，一般比較慎重。不是不授予其高階職位，而是對於授予的時機、人選、條件，比較謹慎。例如，北宋前提的重要宦官，曾掌握兵權的王繼恩，因為有戰功，按例應授宣徽使，但在宋太宗的堅持下，只授予其相對較低的宣政使。後來有人替王公公鳴不平，認為賞賜太薄，結果被“杖脊刺面配崖州”（在今海南三亞，當時是很荒僻的地方）處置了。再比如真宗時期，有位叫劉承規的太監病重要死了，死前求落實政策，授其節度使的榮銜（宋時節度使為榮銜，無實權執掌）。因其生前曾主持過國防部的工作（提點樞密），所以他臨死有這種要求，也不算過分，想來也只是為養子、家人留一點待遇。真宗本來已經答應了，但由於宰相王旦的堅持，最後還只是以“節度留後”終止了。南宋光宗時期，王德謙王公公想謀個節度使的榮銜，本來已經批覆許可了，但執政團隊一致反對，硬是把形式上正在審批的公文（製出）給廢了。

唐代宦黨為亂

第三，雖然做了以上的各種限制，但宦官 不可能不擔任外職，承擔一部分外朝的工作。針對這種情況，在體制上也有一些限制。例如，對宦官的官階授予，如果只是在宦官的入內內侍省和內侍省（注1）這兩個系統內升遷的話，最高只能到內東頭供奉官（注2）。如果要繼續升遷的話，那就要“轉出”，即轉出宦官系統，歸政府的組織人事機構“吏部”管轄。其授予的官階，則依武官系統來升遷。也就是說，宦官要從事比較重要的工作的話，他們是要接受掌管樞密院的樞密長官的管轄的，而樞密長官，多為文官（也有少數武官）。

雖然做了以上的各種限制

因為有這些各種各樣的體制上的限制，尤其是把宦官的外朝權力，納入到文武官員的組織系統中進行管理，這等於是給宦官勢力加了一重保險。比較高階的宦官的管理和其他官員一樣，都要經過政府的考核審查，然後授職，這樣就相對比較嚴密。正因為此，宋代宦官在軍事活動上，就顯得特別活躍。因為他們往往被授予武階，其差遣往往也被看成是武官來除授。在宋史的宦官傳記中，北宋有43人。這43人中，有18人有明顯的軍事經歷！從宋初的著名宦將秦翰、李神祐、竇神寶等，到王繼恩、衛紹欽，再到北宋中期的王中正、李憲，再到北宋晚期的童貫（就是本人！）、譚稹等，可謂代不乏人。

如果以解決宦官專權和外戚專政作為評價制度完美的標準，那麼宋朝的官制可以說比較完善地解決了這兩個問題。但沒有人說宋朝的官制很完美，因為評價社會政治制度的標準不僅是這兩個。

事實上，宋朝的官制體系很不完美。

一、“祖宗之法”：宋朝的官制體系

“祖宗之法”一詞是對宋代國家制度體系的稱呼。說到祖宗之法的形成，不得不引用太祖與趙普的著名對問：

（太祖）既得天下，召（趙）普問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八姓，戰鬥不息，生民塗炭，其何故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為國家計長久，其道何如？”普曰：“陛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非它故，方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矣。今欲治之，惟削奪其權，制其錢糧，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續資治通鑑·宋紀二》）

這段對問是宋太祖構建國家制度的總綱領。之後，太祖以政權的穩定為目標，按照“事為之制，曲為之防”的原則，根據需要隨時設定、調整國家制度和施政原則。太宗繼續了這個過程。到他去世時，國家制度的創制基本完成。

祖宗之法是真宗、仁宗時期對太祖、太宗所施行的法度及其精神的追溯和總結。祖宗之法在對中晚唐以來“方鎮太重，君弱臣強”政治格局調整的過程中形成的，“強幹弱枝”、“強君弱臣”是其建設的根本取向。其核心要素有以下幾點。

1、樞密院—三衙軍事體制

宋太祖的軍事改革，簡單說來，就是建立樞密院—三衙體制”。

三衙是禁軍改革的直接產物。五代之前，禁軍僅是皇帝的扈從衛隊。五代後期，禁軍發展壯大為主力軍，中央以之控制、對抗藩鎮。但若控制不力，禁軍反倒更容易成為高階將領謀篡的工具，後周太祖和宋太祖都是依靠禁軍奪權的。此時禁軍之患，過於藩鎮，故太祖的改革先是從禁軍開始的。

太祖即位後，先是將禁軍的高階職位授予了一干親信將領，作為支援他奪權的回報。到建隆二年（961年），太祖便分批解除了他們在禁軍中的職位。空缺出來兩司高階職位不再授人，而以級別較低的三個都指揮使職位授予資歷較淺的將領，由他們掌管禁軍。禁軍的兩司由此分為三衙。改組後的禁軍沒有統一的指揮機構，三衙均由皇帝直接掌控。禁軍將領資望較低，不能參與軍事決策。從此禁軍只承擔軍隊的召募、管理、訓練事務，再也不能成為左右政局的勢力了。

改組禁軍的實質是切斷資深將領和軍隊之間的聯絡。宋太祖在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表現出了高超的政治藝術。儘管“杯酒釋兵權”是否如史書記載的那樣發生，後人頗有疑竇，但宋太祖的確是在和平的氣氛中解除了既是結義兄弟又是開國元勳的諸將領的軍權，使得宋朝君臣在寬鬆的氣氛中實現了政治轉型。

至於“樞密院與中書對持文武二柄，號為‘二府’”（《宋史·職官志二》）局面的形成，則經歷了更長時間的演進。

樞密院源於唐末，本屬內廷機構。五代多沿襲設立，作為皇帝處理軍機要務的私密機構，並逐漸向外朝轉化。其權力時漲時落，但最後超過了宰相。後漢時，郭威任樞密使，又兼領節度和宰相，軍政大權集於一身，終以此自立。

開國之初，太祖為安撫人心而留用前朝三相執掌中書。趙普為太祖倚重而不入中書，僅以樞密副使掌樞密院，協助太祖處理軍國大事。故此時樞密院仍是政治中心，中書僅為行政中心。此時軍政事務繁劇，其職責自然不會僅限於軍事。後來趙普轉任宰相，中書地位上升，樞密院權力相應減少，但仍參與機要，不限於軍事。幾經人事更迭，到真宗朝後期，樞密院才專管軍事。

祖宗之法確立的軍事運轉模式，是把軍事決策、軍隊的日常管理和將領統兵作戰三事分開。樞密院負責軍事決策，三衙主管軍隊的日常管理、訓練等事務。作出戰爭決策後，皇帝選用主帥統兵。主帥須得樞密院的發兵命令，到三衙調領軍隊；作戰歸來，主帥再將士兵交還三衙。

值得一提的是，宋太祖對於軍隊的作用還有個比較特別的看法。他曾對趙普說：

吾家之事，唯養兵可為百代之利。蓋凶年荒歲，有叛民而無叛兵；不幸樂歲變生，有叛兵而無叛民。

他把養兵作為穩定天下的一個救濟機制，遇有荒災之年，就大量召募士兵，把破產的遊民招到軍隊來。這的確有利於穩定，但同時也開啟了冗兵之端緒。

2、中央集權，強幹弱枝

宋太祖認識到，造成五代十國興亂廢替局面的根本原因乃是藩鎮制度。若不及時解決，終究是個隱患。一旦為人所乘，則無論擴張多少地盤都沒有意義。因此穩定政權後，他不像周世宗那樣急於擴張，而是立即進行內部改革，加強中央權威，削弱地方政權。

唐代滅亡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藩鎮割據。唐末元和十五年，方鎮達到50個，“自國門以外，皆分裂於方鎮矣”（《新唐書·兵志第四十》）。經黃巢起義衝擊後，唐朝廷徹底失去對地方的控制。

朱溫起家藩鎮，滅唐自立。由於藩鎮的普遍存在，他也無力統一天下。所謂五代十國，不過是諸多大藩鎮互相兼併、勢力消長的過程。勢力最大、先後割據中原者即五代；割據四方，立國稱帝的是十國。大的方鎮演化成國家之後，由於制度建設的路徑依賴，一般在其國內仍然存在著方鎮割據的問題，而節度使們也同樣面臨著悍將驕卒的威脅。故在方鎮體系下，綱常淪喪，軍閥橫行，弱肉強食，人人自危，頗類叢林時代。後晉安重榮所說“今世天子，兵強馬壯則為之耳”（《資治通鑑·後晉紀三》）體現了當時人們普遍觀念。

太祖即位之初，異姓王以及勳貴擔任節度使的有幾十處。但此時宋太祖握有強大的禁軍，而藩鎮勢力已遠不如唐末、五代之時，故宋太祖能夠從容削藩。其主要措施包括：

收天下之精兵。乾德三年（965年），宋太祖下令，命“天下長吏擇本道兵驍勇者，籍其名送都下，以補禁旅之缺。又選強壯卒，定為兵樣，分送諸道。其後又以木梃為高下之等，給散諸州軍，委長吏、都監等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即送都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六》）。各州的精銳士卒都被選拔、集中到禁軍中，留下的弱卒組成廂軍，作為“諸州之鎮兵，以分給役使”（ 《宋史·兵志一》）。廂軍不從事訓練，沒有戰鬥力，往往連小股流寇都對付不了，地方長官根本不可能以之同中央對抗。

收財權。乾德三年（965年），太祖下令“諸州自今每歲受民租及筦榷之課，除支度給用外，凡緡帛之類，悉輦送京師”（《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次年又重加申命，並設定轉運使和通判負責此事。中央財政收入一時頗豐，遂有宋太祖“封樁庫”之設。

收各項人事任免權。州、府之下的知縣、司法人員、治安管理人員等官員的任免，一直由節度使控制，宋初也先後由中央收回。節度使所領的支郡被剝奪，節度使遂成為和防禦使、團練使、刺史、知州同一級別的行政官員。

以文官出任地方。從乾德元年（963年）始，太祖利用節度使去世、升遷等機會，逐步以文臣取代武將出任知州。經過多年強幹弱枝的改革後，969年他免去最後一批武將出任的節度使職務，代之以文官。綿延兩、三百年的方鎮之害就此根絕，沒有了軍隊和財政的地方州郡，失去獨立性，只能完全依賴中央。

3 官僚隊伍的分權制衡

對由文人組成的官僚隊伍，宋太祖也處處設定分權制衡機制，以杜絕官員專權之萌芽。其主要措施包括：

相權的分割。在宋以前，作為君主的最高輔政機關，宰相往往也是君主的制約，有時候還會成為君主的威脅，故君權和相權之間存在著一定的緊張關係。皇權總是傾向於設法削弱相權。但就其本質而言，相權是君主的必要補充。宰相之之實，即最高輔政機關，是君主無法徹底擺脫的。如明清雖不設宰相，但也不得不以大學士、軍機大臣等行使相權。

宋朝的相權（就其廣義而言），按照事務的性質被分割為互不統屬的幾個部門，即“兩府三司”。兩府即中書和樞密院。樞密院專掌軍事，中書掌民政，是狹義上的宰相機構，以同平章事為宰相正式的名稱。三司即戶部司、鹽鐵司、度支司。三司主管財政，號稱“計省”，長官為“三司使”，號稱“計相”。其級別略低於宰相、樞密，但不受其管轄，而直屬皇帝（直到王安石變法時才有所改變）。這樣，相權被分割為軍事、行政、財政三部門。三部門各司其職，互相牽制，其首腦自然無從擅權。

官員差遣制。差遣之制萌於隋唐，但未形成制度。唐末、五代以來，有些職務因事而設，事後即撤，稱使職差遣。宋承五代之制，加以發展，形成獨具特色的官員任命制度，即官、職、差遣體系。據《宋史》載：

其官人受授之別，則有官、有職、有差遣。官以寓祿秩、敘位著，職以待文學之選，而別為差遣以治內外之事。（《宋史·職官志一》）

這套官員任命體系造成了一定的混亂：

臺、省、寺、監，官無定員，無專職，悉皆出入分涖庶務。故三省、六曹、二十四司，類以他官主判，雖有正官，非別敕不治本司事，事之所寄，十亡二三。……至於僕射、尚書、丞、郎、員外，居其官不知其職者，十常八九。(《宋史·職官志一》)

但這也正是其目的，即切斷官員與職務的人身關係。所有的官員都僅是皇帝手中的棋子，根據需要隨時隨地擺佈，自然大大加強了皇帝的權威。

臺諫制度。臺諫是御史臺和諫院的合稱。歷代王朝皆有諫院之設，主要是針對皇帝進諫。而宋代的臺、諫均以宰執、百官為批評物件，且獨立於兩府三司之外，直接對皇帝負責。諫官有風聞奏事之權，因言事得罪皇帝、權臣，也很少受到實質性處罰，故諫官影響甚大，宰執大臣往往受諫官彈奏而落職。臺諫無疑是對宰執、大臣們的另一有力制約。

4、重用文人，提倡文治

以上所述諸項政治制度，多為太祖所創制，僅在太宗手裡得以最後完成而已。祖宗之法中真正屬於太宗創制者，乃在於文化方面。宋太祖雖提出了重用文臣、不殺士大夫的原則，但那時國家的主要任務是武力統一，無暇在文化方面有所作為。太宗自知不能在政治上超過乃兄，遂專意大興文教。他認為：

王者雖以武功克定，終需用文德致治。（《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三》）

故其武功雖不及太祖，但在文治方面頗有作為。宋朝文化繁榮，實與太宗的提倡、獎掖分不開（此方面的內容，留待下節詳述）。

此外，宋代對於外戚、宦官的嚴格管理，亦是其家法的一部分，為人所稱頌。外戚、宦官本是皇帝之附庸，若皇帝主動戒絕，自不易生事。宋朝君主以文人集團作為其統治的基礎，自覺抑制外戚和宦官的權勢，故外戚、宦官對宋代政治的影響甚微。

眾所周知，中國歷史上兩個朝代宦官作亂最為嚴重，一個是東漢，還有一個是明朝。但這兩個朝代的宦官作亂截然不同，東漢是外戚，宦官輪流掌權，他們甚至可以廢立皇帝。而明朝的宦官則大多都是依靠皇帝，儘管權利很大，但皇帝可以隨意決斷他的生死，那為什麼宋朝就沒有宦官做亂呢，我認為，這和宋朝的制度有關

依文治國的制度

宋朝主張以文治國，因此造成了當時的一個現象，同等級別的情況之下，文官完全可以壓制武官。宋太祖趙匡胤杯酒釋兵權，把國家大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制度的弊端

儘管這樣做可以有效防止武官暴亂，但這樣做法有一個很大的弊端。那就是武官沒有實權，很多時候去打仗都是臨時委派，外加文官跟隨指揮。而這些文官又只會紙上談兵，因此造成了每次打仗，基本都是失敗，然後就是一系列的求和，歲貢。可以說，宋朝之所以沒能統一北方，主要原因就是文官誤國。

制度的兩面性

但拋開戰爭不談，宋朝的這種制度確實比較好，文官多了，能有效的避免一些禍事，比如宦官亂政這種事。因為是大多數是文官，這些人整天閒著沒事就找國家中的毛病，然後去上奏彈劾，這樣就不會給宦官掌權的機會。不看戰爭的話，宋朝的老百姓確實是生活水平比較高的一個朝代。他們不僅有夜市，還印發交子，這些都是經濟比較繁榮的象徵，這和宋朝制度也脫不開關係吧。

[結語]

宋朝之所以沒有宦官專政，主要和當時以文治國的制度有關，但這個制度具有兩面性，一方面促進了經濟文化的發展，使得百姓生活水平提高，另一方面制約了軍隊的發展，這就造成了宋朝一代也沒能統一北方。

這個問題本身就是錯誤的。宋朝宦官權力也是很大的，絕不是唯一沒有宦官作亂的朝代。

宦官作亂是什麼意思？假如說宦官作亂是指宦官造反的話，即使宦官專權最厲害的東漢與明朝，也罕有宦官敢於造反去反對皇帝。只有唐朝中後期，才有了真正意義上的宦官作亂，因為宦官掌握了神策軍，直接有了軍權，他們敢於幹出廢立甚至殺害皇帝的事情。

如果宦官作亂僅指宦官專權的話，宋代宦官的權力當然遠遠小於東漢、中晚唐和明朝，但是高於西漢、兩晉、隋朝、五代、元朝和清朝的。宋朝絕不是唯一沒有宦官作亂的朝代。

北宋初年有一位著名的宦官王繼恩，他被任命為劍南兩川招安使，直接率兵鎮壓了著名的李順王小波起義，“至成都，破賊十萬餘，斬首三萬級”。唐朝和明朝的宦官不過是出任監軍，軍隊的名義指揮權還是由將領掌握著的。而宋朝一開始就讓宦官直接成為軍隊統帥，親自指揮大規模戰爭。

這種宦官直接擔任軍隊統帥的事情，在北宋一朝不絕於史。北宋神宗時的宦官李憲，先是以副將的身份參加了對安南（今越南）的戰爭，又在規模更大的對西夏的戰爭中任統帥，結果“罔上害民，終貽患中國”。至於北宋末年的童貫，是李憲的門人，更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曾“握兵二十年，權傾一時”，鎮壓過方臘起義，北伐遼國，收復燕京，被封為廣陽郡王。在整個中國歷史上，宦官封王的只有童貫一人，這一點就讓虛稱九千歲而沒有實爵的魏忠賢羨慕死。

北宋三大農民起義，有兩起是被有統兵權的宦官平定的，北宋出了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封王的宦官。北宋的宦官權力不小，至少不小於西漢兩晉隋元清等朝代。

如果問題改成“為什麼南宋沒有宦官作亂”，大概就合理了。

一般前朝比較嚴重的問題，後面朝代都會吸取教訓，然後再產生新的問題，所以被後來朝代再次吸取，就比較綜合，歷史也是這樣進步的，，比如秦被趙高禍害後，西漢就沒有出現過宦官專政，後來東漢又開始死灰復燃，但是東漢軍事比較強，雖然亂世，北方遊牧民族也沒能入侵成功，，待到西晉統一後，吸取了曹魏不封宗族掌握各地軍事，大面積封王，，內鬥削弱了軍事，，，導致南北朝五胡亂華，，隋統一後就比較重視外部敵人，導致匯出打擊外面敵人，而使得百姓生活苦一些，所以內部產生起義軍了，，然後到了唐朝外敵也沒能入侵成功，只是忽略了宦官專政又開始死灰復燃，，，，到了宋朝又吸取了各方面教訓，吸取唐朝後期藩鎮割據等問題，都比較有效家解決了，就是軍事能力沒太注重，，元朝由於少數民族政權有特殊問題，，，到了明朝，吸取了漢唐宋等綜合問題，各方面比較綜合，，比如沒有宋朝軍事弱的缺點，沒有出現過唐宋太后專政，，只是出現過劉瑾和魏忠賢問題，王直是有軍功的，但是他們都被皇帝掌控，沒有出現過廢立皇帝事情，綜合相比以前已經進步了很多，，，後面天災加上民智快開後，新問題導致明朝滅亡，到了清朝，又綜合吸取了所有前朝教訓，但是作為少數民族政權，防範漢人沒辦法放的太開，所以導致封閉等新問題，，，等到了我們這個時代，有各種前車之鑑，當然會做的更好了，希望中國以後越來越強大，及時發現新問題而能很快做好，

漢唐宋明四朝，只有宋朝沒有宦官專權，究其原因便是宋朝文官體制的建立。

1、大宋官家是“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其它的都要靠邊站。所以宋朝不僅沒有宦官專權，也沒有宗室、外戚、武將的擅權。

宗室，屬於皇帝的家人；外戚，屬於皇帝的親戚；宦官，屬於皇帝的家奴。對於這些勢力，宋朝有一系列制度來制約和防範。

宋朝對於文官階層的重視與尊崇，使皇子們並不直接封王，而是先授防禦使的頭銜，之後經國公、郡王等逐漸升至親王，且親王一般是不能世襲的，其後代一樣要按照這樣的步驟升遷。同時在上朝之時，親王的班次是在宰相之下的。所以，皇子宗室尚且位居宰相之下，遑論宦官。

也就是說，是文官體制和宰相的權力制約了宦官，宋朝不是沒有想擅權的太監，比如趙光義時期的王繼恩、宋徽宗時期的童貫等，但他們想要有權，一樣要討好宰相。按照《宋史》的說法就是：

祖宗之法嚴，宰相之權重。

2、宋朝本身的宦官數量就很少

史載，趙匡胤之時的太監不過50人，之後有所增加，趙光義的時候有180人左右。而至南宋孝宗之時有朝臣認為宦官太多，當時也不過250多人而已。

這個數量，與漢朝、唐朝、明朝相比，實在是微不足道，根本形不成獨立的政治勢力。

3、宋朝以內侍省掌控宦官，且對宦官的升遷限制很多

宦官的官階體系與文官集團是不同的，除了用來與朝臣相區別外，還要壓低他們的品級。趙匡胤曾對太監這樣規定：

不可已而差出外方，止令幹一事，不得妄採聽他事奏陳。

如果太監要擔任外職，便要轉出宦官系統，歸吏部管轄，而吏部直屬於宰相；太監如果要轉入武職，那麼便歸樞密院管轄，樞密院的長官便是樞密使。

宰相也好，樞密使也罷，都是文人，都屬於文官集團，太監根本沒有凌駕於文官集團之上的可能。

宋朝最顯赫的太監便是童貫了，可是以宋朝統兵權、調兵權的分離和以文抑武，不要說太監童貫，就是名將狄青也沒有任何手握重兵、威脅皇權的可能。

不過所有這一切，其實都是宋朝對唐朝的矯枉過正，是對唐朝節度使和太監權力太大的一種本能的制約。而正是這一點，使宋朝形成了真正的“文官政治”。

也不是沒有，你這麼說讓“媼相”童貫情何以堪！

如果不是童公公極力推動宋金“海上之盟”，北宋也不至於那麼搞笑的滅亡。

宦官是中國古代皇室中為皇帝服務的官員，一般來說宦官都是有身體缺陷的。他們因為和皇帝朝夕相處，很親近，因而會很容易得到皇帝的寵幸，皇帝是明君還好，但如果過分的寵幸他們，往往會造成問題。

關於題主所問，為什麼只有宋朝沒有宦官作亂，其實這是不正確的。

首先，西漢、晉朝、隋朝、以及元明清在宦官的問題上都不是很突出。

最為突出的其實只有東漢和唐朝後期，但東漢的宦官有沒有“作亂”。

應當說是“亂政”，歷史上很多朝代都有宦官亂政的現象，而作亂，我認為只有唐朝。

東漢宦官雖然問題很嚴重，但也沒有到達作亂的地步，基本上宦官是皇帝利用起來的“工具人”，專門對抗專權的外戚。

《論語》中相關描述“作亂”的句子：

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對於宦官而言，他們和皇帝對抗其實沒有好處，因為身體的殘缺，就算幹掉皇帝他們成為皇帝也沒啥用，江山傳承不下去。

另外除了明代在明宣宗朱瞻基加強了對宦官的文化教育外，其他朝代大部分的宦官其實都是文化水平不高的人，甚至可以說是文盲。

畢竟能夠接受教育，還不如去考科舉，重視香火的古人沒有誰是特別願意兒子或者直接去挨那一刀的。

因此，東漢朝廷雖然宦官特別的囂張，其實也是圍繞在皇帝面前，利用皇帝的權勢為非作歹而已。

明朝也是歷史上一個宦官問題較為嚴重的朝代，但明代的太監亦是未能達到“作亂”。

明朝第一個奸宦王振因為英宗朱祁鎮是年幼登基，從皇帝幼年之時陪伴著長大，關係還不錯，深受寵幸。

朱祁鎮在其慫恿下，御駕親征，最終有土木之敗而被俘虜，成為明朝由盛漸漸衰敗的一個轉折點。

軍士脫者逾山墜谷，連日飢餓，僅得達關。騾馬二十餘萬，並衣甲器械輜重，盡為也先所得。--《明史》

之後又有劉瑾、汪直、魏忠賢等人。雖然劉瑾被人稱為“立皇帝”，魏忠賢被稱為“九千歲”，但他們也都沒有犯上作亂。

而在大唐盛世，諸如唐順宗、唐敬宗都是被宦官直接謀害。

不過歷史學家黃永年認為宦官們的操作其實沒有想象那麼嚴重，見下：

中晚唐宦官的所作所為，實際是家奴在參與皇室的內部糾紛，如同舊社會豪門大族裡各房的奴婢分別幫助其主子爭產業，而並非奴婢的權力真大到可以奪取整個大家族的家產。

但因宦官有謀害皇帝的行為，實際上已經達到了“作亂”的標準。

宋朝雖然沒有明顯的宦官問題，但也是對宋朝的滅亡造成了一定的影響的。

宋朝自太祖趙匡胤開始，因為在唐朝玄宗李隆基時期“安史之亂”後，節度使擁兵自重。結果到五代時期，群雄割據，中原五代相繼武將篡位，對武將透過杯酒釋兵權解決了這個問題，轉而重文輕武，甚至說出了“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的遺訓。

宋朝的後代子孫倒是嚴格的遵守了這條，但卻為宋朝埋下了禍根，造成“兵不知將，將不知兵”。

但打戰的時候，兵權還是要交給一個人來管的，因此宋朝為了防備武將，把兵權交給了和自己“同住一屋簷下”的宦官掌握。

不過，宦官掌兵卻並不是宋朝開創的，唐朝時期已經出現。

安史之亂後，唐肅宗李亨在靈武即位，以太子李豫為天下兵馬元帥，李輔國為元帥府行軍司馬，宦官自此開始掌兵。

凡四方章奏、軍符、禁寶一委之。--《新唐書：李輔國傳》

但因為漢朝宦官掌握羽林軍、唐朝宦官掌握神策軍，導致權力過大，宋朝以此為戒，雖然用宦官掌兵，卻有限制。

宋仁宗時期，一大臣上疏提出宦官升遷的要求：

內臣舊制須經邊任五年，又帶御器械五年，仍限五十歲以上及歷任無贓私罪，方預選充押班。--《續資治通鑑長編》

這些要求一方面是需要在邊關掌兵五年，以及五十歲以上的人才符合條件，相當的嚴苛。

到宋徽宗時期，情況卻有不同了。

東漢時期的宦官基本上是和外戚相對立的，兩者輪流坐莊掌握東漢朝廷，唐朝的宦官因為掌握內軍則和各個節度使之間存在一定的抗衡，明代時期宦官則和文人士大夫相爭，明末時期表現為東林黨和閹黨兩股勢力。

宋朝則稍微不一樣，宦官和百官之首宰相站到了一起，表現為童貫和蔡京狼狽為奸，於其他四人如“王黼、梁師成、朱勔、李彥”被稱為：“六賊”。

其中梁師成、李彥和童貫都是宦官。

看過《水滸傳》的朋友應該都聽過“花石綱”一詞，而此即為北宋末期突出弊政，而童貫就是首薦之人。

《靖難要錄》中記載宋欽宗時期聲討童貫的十大罪狀中有“首薦朱勔起花石”。

而這花石綱導致了北宋末期一系列如方臘等人的起義，《宋史》中評價為：“流毒州郡者二十年。”

因宋徽宗趙佶對“六賊”的寵幸，導致宦官專權，靖難二年，大臣上疏論及宦官專權：

政和，宣和間，其勢尤盛，各立門戸，公受貨賂，以販鬻官爵。--《靖康要錄》

其中如宦官梁師成甚至招攬人才，培植羽翼，打擊正直官員。

1、以翰墨為己任，四方俊秀名士必招致門下，往往遭點汙。

2、汝文言於上，師成諷宰相黜汝文，出守宣州。--《宋史》

其他“六賊”更是各有亂政禍國之例。

綜上，我認為歷史上並非只有宋朝沒有宦官作亂，但宋朝仍然有宦官亂政現象，和漢唐明一般。

自秦代以來，宦官亂政就不絕於史書，就連春秋戰國時期都有宦官的記載，說到底還是統治者對於宦官的寵幸、重用之故，而宋代作為這歷史中重要的一環，自然也不能避開這宦官的存在。

宋太祖趙匡胤黃袍加身以來，鑑於唐朝時期宦官勢力過於強大，以至於出現了弒君、廢立、謀反等嚴重情況，所以在登基後，對宦官採取了雷霆打壓手段：規定宮中太監人數不得超過五十人；宦官必須在五十歲之後才能去找養子，以繼後香燈；大臣百官不得擅自養太監，民間如果有養小太監以做貿易的，直接處死。

宋世待宦官者甚嚴。太祖初定天下，掖庭給事不過五十人，宦寺中年方許養子為後。又詔臣僚家毋私蓄閹人，民間有閹童孺者為貨鬻者論死。

可是同樣採取壓制的手段，漢唐明清也一樣執行過，甚至明朝對太監的制衡之嚴可謂千古少有，但最後其反撲之力卻也是歷代中最強大的，甚至還有明亡於廠衛之說。

廠就是由太監執掌的東廠，衛就是專司緝捕的錦衣衛，兩者沆瀣一氣，把大明王朝給折磨死了，可兩宋時期三百多年，雖然也有過宦官亂政的情況，卻始終沒釀成什麼大禍，為什麼大致一樣的手段，在明朝身上就不行，可在宋朝身上就行了呢？

權力這東西說起來很大，可它還是得靠人才能體現出其作用，封建王朝裡權力的分配則無過於皇帝、外戚或是官員三分，宦官則必須依靠其中一方才能成長

自古宦官亂政，多是靠著皇帝年幼無知，才得以欺上瞞下、手握重權，像秦朝趙高，胡亥繼位時不過十幾歲，所以他必須依賴老師趙高來幫助他處理政事，最後才逐漸被趙高架空，而東漢時期的宦禍，最早也是出現於東漢殤帝，其母鄧太后勢力過小，雖然外部有兄弟鄧騭協助，可內部還是得依靠宦官辦事，才導致了東漢宦官的權力越來越大：

鄧後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閒，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廷永巷之職，閨牖房闥之任也。

到了唐朝，唐玄宗時期開始重用宦官，隨隨便便的一個宦官，動輒就可以授予三品官職（唐朝官職以三品為實權官位，一二品多是虛職），到後面安史之亂後，皇帝忌憚節度使力量，又看不起毫無作為的百官，於是只能將權力下放到宦官手裡，將禁軍兵權全部授予宦官：“乃置護軍中尉兩員、中護軍兩員，分掌禁軍，……自是神策親軍之權，全歸於宦者矣。”

要知道東漢靈帝雖然信任宦官，但他所設立的西園八校尉中，除了一個小黃門蹇碩是太監之外，其餘七人不是世家大族，就是朝廷官員，所以唐朝末年有甘露之變，但東漢末年的宦官卻必須依靠著皇帝才能生存，這一點和明朝差不多，只不過明朝時期的宦官無法沒有像東漢宦官那樣結黨，東漢宦官是屬於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情況，而明朝宦官是“捨得一身剮，敢把老監拉下馬”的權力爭奪戰。而到了宋朝，鑑於前朝漢、唐亂事，趙匡胤一開始就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來壓制宦官生長的土壤，可不怕一萬，就怕萬一，在趙匡胤死後，宦官勢力又開始冒頭了，僅太宗趙光義時期就有一個差點成為權宦的太監：

王繼恩是著名燭影斧聲事件的見證者，趙光義能繼承皇位主要功勞就在於他，而趙光義也投桃報李，繼位後就任命王繼恩為劍南西川節度使，代天子出征四川一地的王小波起義，回國後再授予宣政使職位，是宋朝立國以來任用宦官的首例；趙光義身體不好的時候，王繼恩和太宗李皇后謀立廢太子趙元佐為帝，有意把太宗所立太子趙桓下馬，再造擁立之功。趙光義雖然病重，但也察覺到這事，於是臨終託孤宰相呂端，最後粉碎了王繼恩的陰謀；趙桓繼位後，王繼恩也就此失寵，被逮捕下獄，收沒家財，出獄後又被貶為右監門衛將軍，不久後就去世了。以王繼恩兩朝老臣的身份，如果被他擁立趙元佐成功的話，那他日後就真的權勢滔天了，幸虧是趙光義臨終撥亂反正，宋朝宦禍才被扼死在搖籃之中。

宋朝自王繼恩後還有周懷政謀立仁宗、軟禁真宗和劉皇后的事，可最後還是被文官告發，周懷政下獄被殺，涉及到此事的寇準和趙禎沒有受到什麼株連。文官勢力如此強大，其根源還是在於宋太宗趙光義身上，事實上宋明兩朝都是以文官治國的，這就導致了宦官必須依靠外官的力量才能生長，不管是王繼恩還是周懷政、童貫都是一樣的。

可與明朝不同，宋朝的黨爭程度十分激烈，宋朝是文人之間的鬥爭，而明朝卻是文人和皇帝之間的鬥爭，所以明朝皇帝必須重用太監來壓制大臣，而宋朝卻不需要，只需要選擇一派打壓另一派就可以了，所以太監就沒了生存的空間，即使靠著依賴某一文官勢力而出頭，可只要皇帝一死或是派系首領被拉下馬，太監勢力只能跟隨著低頭，所以有宋一朝，其太監之禍雖有，但始終不如東漢、唐、明那樣嚴重。

北宋六賊之一的童貫為何被人稱為太監中的極品!

他是北宋徽宗朝宦官，一度官至樞密使（國防部長），封爵太師、廣陽郡王，執掌北宋軍權長達20餘年，成為中國歷史上太監中的極品。宋欽宗登基以後，將其列入"六賊"之一，處死後首級被懸掛在開封城門上示眾。這位權傾一時的大太監就是童貫。

01、 人生髮跡從拜乾爹開始

童貫，1054年出生，河南開封人。由於家庭貧窮，從小就被送入宮中，淨身成了太監。

童貫天性聰明，勤奮好學，被宋神宗的親信、太監李憲看中，收為義子。李憲在宋神宗時期數次擔任監軍，參與西北戰事，是一名出色的戰略指揮官。童貫在李憲身邊多年，耳濡目染，對行軍打戰也非常再行。後來李憲擔任熙河經略使時，因為貽誤戰機吃了敗戰，又被大臣以"祖訓"彈劾（宋太祖家訓：不以南人為相，不以婦宦掌權），被罷官，後來憂憤而死。但是童貫卻從李憲身上學到了很多為官之道，為以後的飛黃騰達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02、 以軍功成為宰執

宋徽宗當了皇帝后，拜蔡京為相。蔡京當上了宰相後，提攜童貫，任命他為西北戰場的監軍。童貫開始參與對西夏和吐蕃的作戰。童貫發揮自己在軍事指揮方面的特長，在北宋收復青塘、擊敗西夏的戰爭中立了大功，收復四個州，被封為景福殿使、襄州觀察使。不久後又升武康軍節度使。

按照北宗太祖趙匡胤制定的家訓：不以南人為相，不以婦宦掌權。童貫以宦官的身份擔任節度使，這明顯是違反祖制的。有大臣提出彈劾，卻因為宋徽宗的寵信和宰相蔡京的包庇，並沒有影響到他的仕途。

1111年，童貫被封為檢校太尉，出使契丹。有人說："用宦官為使臣，難道國家沒人了嗎？"宋徽宗卻說："契丹聽說童貫打敗羌人，因此想見他，以他為使臣，察看敵國，也是良策。"大臣們無言以對。

1114年，宋徽宗任命童貫為樞密使，成了北宋王朝軍隊的領頭人。另外童貫還統領武信、武寧、護國、河東、山南東道、劍南東川等九鎮，封太傅、涇國公。當時人稱蔡京為公相，童貫為媼相。此時的蔡京也感受到了童貫帶來的政治壓力，有意對其打壓。但是此時的童貫已經成尾大不掉之勢，蔡京對其也無可奈何了。

當然了，童貫也不是一個一無是處的人。在掌握北宋軍權期間，數次戰勝西夏，又平定了江南方臘的叛亂，還是有一些功績的。特別是1121年平定方臘之後，被破例授予太師稱號（正一品文官銜，百官之首）和蔡京平起平坐。

03、 賄賂金兵封王

1118年，北宋與新崛起的金國秘密簽訂了"海上之盟"，共同起兵討伐日暮西山的遼國，以圖收復被契丹人佔領的燕雲十六州。朝廷遣童貫率二十萬軍隊北伐燕京，結果大敗而回。此戰暴露了宋朝官軍的腐化，為後來的埋下禍根。童貫為了掩蓋兵敗之罪，竟賄賂金國重臣，讓金兵攻取燕京，後又以重金贖買被劫掠一空的燕京城，以此向宋徽宗報功。宋徽宗不明就裡，下詔加封他為徐、豫兩國公。1125年，遵宋神宗能收復全燕之地者賞以封地、給以王爵的遺訓，下詔封童貫為廣陽郡王。至此，童貫達到了政治生涯的最高峰。

04、 貪生怕死，喪師辱國

1125年底，金人看透了北宋軍隊的腐敗無能，調轉槍口向北宋進攻。童貫接到金人的戰書後，竟然不敢應戰，想以金錢議和罷戰。金人不吃這一套，要求北宋割讓兩河之地向金人謝罪。童貫無可奈何，帶著宋軍主力撤回了北京，讓金人不費吹灰之力就佔領了西北大片土地。太原守將張孝純譴責他說："金人背盟，大王應號令天下兵馬全力抵抗，現在棄之而去，是把河東丟給敵人啊。河東一入敵手，河北怎麼辦？"童貫怒斥他說："我童貫受命為宣撫，不是來守疆土的。你定要留我，還設將帥有何用？"張孝純拍手嘆道："童太師一生威望甚高，事到臨頭卻畏縮恐懼，抱頭鼠竄，有何面目再見天子呢？"

05、 金人南渡，被宋欽宗處死

1126年，面對金國的咄咄逼人，即位不久的宋欽宗下詔親征。童貫被任命為東京留守，負責守衛京城。可是當宋欽宗率軍赴前線後，童貫卻夥同太上皇宋徽宗南逃，動搖了北宋軍隊計程車氣和軍心。宋欽宗無奈，只得返回東京。朝廷大臣對童貫的所作所為氣憤不已，群起而攻之。宋欽宗審時度勢，將童貫一貶再貶，並命監察御史張澄沿他所走路線，在中途將其斬殺。首級被帶回東京，掛在城門上示眾。

因為，漢唐明這些王朝的宦官都忙於把持朝政、玩弄權術，而宋朝的宦官卻忙於帶兵打仗，自然也就沒時間作亂啦！

說來也是諷刺，兩宋的軍事成就，相比於漢唐明這些漢族正統王朝，那就是個渣。北宋時期經常被北邊的遼國和西夏打得找不著北，南宋時期又先後被金國和蒙元按在地上來回摩擦。可要說哪個王朝的宦官最能打仗，那宋朝的宦官可就當仁不讓了。

與漢唐明那些整天醉心於玩弄權術、大肆斂財的大宦官相比，宋朝的宦官們似乎有些“不務正業”。像秦翰、王繼恩、竇神寶、童貫、李神佑、李憲等宋朝宦官，他們似乎都將心思放在了統兵征戰上面了。

不同於明朝東廠裡頭那些陰陽怪氣、陰險毒辣的公公們，宋朝這些“戰鬥型”宦官倒頗有些大將之風範，都比較能打仗。比如北宋初年的王繼恩，在戰場上就是個狠角色，一仗就將盤踞蜀地的李順數萬部眾屠滅殆盡。

又如北宋末年的童貫，雖說名聲不怎麼好，與高俅、蔡京、楊戩並稱宋末四大奸臣。可要說行軍打仗，那童貫也是可圈可點的。他曾北破西夏，南平方臘，還統兵伐遼，也算是為大宋立下了不少汗馬功勞。

當然，要說宋朝基本上沒什麼宦官作亂，是因為宋朝宦官都忙於征戰，其實是不太嚴謹的。事實上，宋朝宦官之所以會混成這模樣，也是受制於宋朝的制度。

實際上，宋朝統治者對宦官群體，始終堅持嚴格的管控。首先是嚴格限制宦官的數量；終宋一代，宦官數量都是相當少的。宋太祖時期，宦官數量被限制在幾十人的規模。即便最頂峰的宋孝宗時期，宦官數量也不超過三百人。這與明末動輒上萬的宦官數量，有著巨大的差距。

其次是嚴格限制宦官的官階；宋朝統治者汲取了漢唐宦官專權的教訓，因此對於宦官出任高階官職，始終都比較慎重。像前文提到的宋初宦官將領王繼恩，在戰場上屢立戰功，按例本應授宣徽使，但宋太宗最終也只授其一個相對較低的宣政使而已。

也正因為宋朝對宦官的嚴格管控，才讓宦官勢力始終沒機會膨脹到足以禍亂朝綱的地步，從而避免了宦官作亂現象的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