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世人尊稱為管子，春秋時期法家 代表人物 ，潁上人(今安徽潁上) ，周穆王的後代。是中國古代著名的經濟學家、哲學家、政治家、軍事家。被譽為法家先驅、聖人之師、華夏文明的保護者、華夏第一相

春秋五霸無論按哪種說法，齊桓公必列一位，而輔佐齊桓公的管仲，可以說是千古一相也不為過，他承認土地私田，大力開發農田荒地，齊國經濟實力大為增加，此後管仲更是助齊桓公一舉稱霸

管仲，名夷吾，字仲，又稱管敬仲。是中國春秋時期偉大的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和經濟學家，他以卓越的謀略輔佐齊桓公成為春秋時期第一個霸主。

他勵志改革，富國強兵，成就了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的豐功偉業。他的民為邦本，禮法並用，通商惠賈，開放務實的深邃思想，贏得了世人的謳歌和後人的禮讚。管仲的言論見《國語齊語》，另有《管子》一書傳世。

管仲出生於破落門戶之後，青年時期的管仲，一方面受其曾顯赫輝煌一時的家族史的影響，超凡脫俗，志存高遠，具有幹一番轟轟烈烈大事業的意識。另一方面，家境貧困，謀生的坎坷，使管仲具有了堅韌不拔的進取精神。亂世的紛爭，時局的動盪，鍛鍊鑄就了管仲明察世態，洞悉時局的能力。

他為了實現功名顯於天下的志向，學先賢，習武藝，交友共勉，調查實踐，多方吸納“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為了其後來成為治齊賢相，稱霸諸侯，建立偉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管仲早期的個人奮鬥是不順的，經商賠本，做官被貶，打仗敗北，輔佐公子糾淪為階下徒。

當時，他和摯友鮑叔牙分別做公子糾和公子小白的師傅。

齊襄公十二年（公元前686年），齊國動亂，公孫無知殺死齊襄公，自立為君。一年後，公孫無知又被殺，齊國一時無君。逃亡在外的公子糾和小白都力爭儘快趕回國內爭取君位。管仲為了使糾當上國君，埋伏中途欲射殺小白，箭射在小白的銅製衣帶鉤上，小白裝死，在鮑叔牙的協助下搶先回國，登上君位，他就三歷史上有名的齊桓公。桓公即位設法殺死了公子糾，也要殺射了自己一箭的管仲報仇。鮑叔牙極力勸阻，指出管仲乃天下奇才，要桓公為齊國的強盛著想，忘掉舊怨，重用管仲。桓公接受了建議，接管仲回國，不久即拜為相，主持政事。

齊桓公棄一箭之私仇，任用管仲為相，管仲報知遇之恩，輔佐齊桓公圖霸，真乃賢相遇明君，明君逢賢相，君臣知遇，相得益彰。管仲憑藉自己非凡的政治才能，贏得了齊桓公的重用，先拜為相，後又被桓公尊為仲父。

齊桓公對管仲幾近言聽計從，使管仲的經天緯地之才，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揮。他知人善任，舉薦了大批的賢能之士。他改革內政，穩定了齊國的社會秩序。他發展經濟的富民政策，使齊國國力大增，民強國富。他修治甲兵，壯大了軍事力量。他尊王攘夷，擴大了齊國的政治影響。他禮法並用，確立齊國的霸主地位。

管仲輔佐齊桓公近40年，把齊國治理得國富兵強，成為春秋時期的第一霸主。功高當世，影響深遠。孔子曾讚歎管仲的功績說，管仲輔佐齊桓公稱霸諸侯，匡正天下，百姓到現在還沾他的光。如果沒有管仲，我們現在大概都要披散著頭髮，穿著胡人的奇裝異服做亡國奴了。近代的維新派領袖梁啟超，評價管仲是“國史上第一流人物，中國最大之政治家，而亦學術思想界一鉅子也”。這反映出管仲相齊的功績，在華夏文化發展過程中起著特殊的作用。

公元前645年，管仲逝世。他的死引起了齊國朝野上下的悲痛，人們把他安葬在齊國都城臨淄城南的牛山上，為他樹立起了高大的石碑，這就是著名的管仲墓，人們還建立了管仲紀念館，永遠紀念他對後世的功德。

與老子一樣，管仲也算是孔子的同時代人。不過，管仲顯然要比孔子大很多，按照時間的推算，孔子出生的時候，管仲已經逝世數年了。如果把管仲與孔子進行比較，更可以看出管仲的不凡了。孔子雖然在《論語》中自誇：“如果誰用我執政，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但事實呢，似乎不像孔子想象得容易。

從現代政治的角度可以看出，管仲的才華，除了表現軍事和政治之外，還表現在經濟、哲學、法律、外交、教育、人才、管理以及道德倫理等各方面，既有治國平天下的實踐經驗，也有相關的理論總結。

按照常理來說，這樣一個開拓政治局面，影響歷史發展，並且導致社會產生巨大變化的人，應該是有崇高的思想地位和歷史地位的，但在中國歷史上，管仲的地位，似乎遠遠低於同時代那些懷才不遇的“空談者”，比如孔孟、老莊等。連司馬遷在《史記》中，也只是將管仲列入《管晏列傳》，總共只有數百字的篇幅。漫長的中國歷史，只有晚清時的梁啟超算講了一句公道話，認為管仲是“中國之最大的政治家”。現在看起來，梁啟超的這一說法，一點都不為過。

值得一提的，是孔子對於管仲的評價——在《論語》中，孔子對於管仲的評價有兩處，一處是有人問孔子：“管仲儉樸嗎?”孔子的問答是：“管子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意思是管仲將一些市租據為己有，不算儉樸，即不算廉政。另一處是子貢和子路問孔子，對管仲背叛公子糾輔佐齊桓公怎麼評價?孔子的回答是：“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意思是：管仲輔助齊桓公做諸侯霸主，一匡天下，要是沒有管仲，我們都會披散頭髮，張開衣襟，成為蠻人統治下的老百姓了。可以看出，孔子對管仲總體上是肯定的，但同時認為管仲做人還有很大缺失，談不上一個道德完人。一個有汙點的人，是不值得大力提倡的。

管仲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境遇呢?想來，還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原因。在我看來，中國文化最大的薄弱之處在於認識。對於事物的認識，在很多時候，總是由於不夠深入，理解能力不夠而出現偏差。

中華文明一直算是農業文明，在某種程度上，一直有著狹隘而迂腐的成分。比如過於相信個人的自覺，不重視人道，理性意識淡泊，科學精神匱乏，辨偽機制、創新意識以及法制精神薄弱等等。

這當中最大的表現就是孔孟所提倡的“君子之道”更像是空中樓閣，由於缺乏對人性的深入瞭解，顯得虛無縹緲。從現代哲學的角度來說，孔孟的君子之道是建立在“性善”的前提下的，但實際情況呢，人性本來就是無是無非的，談不上“善”，也談不上“惡”，它只是複雜多變。儒家的出發點有問題，決定了“君子之道”的整個哲學體系有問題，也決定了那種“君子之道”道德教化治國的方式無法實現。

終其原因，管仲的各種措施在孔子及其儒家的後人來看實在是有點不堪入流，太趨向於利了。比如傳說中的管子開設妓院增加財政收入。這也是孔子對他的詬病所在。然而，就歷史來說，管仲的政治才華比孔子不知道高出了多少倍。治大國如烹小鮮，掌握火候才是根本，管仲改革把齊國治理的井井有條，國家強盛不止一籌。他應該是最被儒家貶低的千古名相！

管仲（約公元前723年－公元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諡敬，潁上（今安徽潁上縣）人 [1-2] 。中國古代著名的經濟學家、哲學家、政治家、軍事家，春秋時期法家代表人物，周穆王的後代。

齊僖公三十三年（公元前698年），開始輔佐公子糾。齊桓公元年（公元前685年），得到鮑叔牙推薦，擔任國相，並被尊稱為“仲父”。任職期間，對內大興改革、富國強兵。對外尊王攘夷，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輔佐齊桓公成為春秋五霸之首。

齊桓公四十一年（公元前645年），病逝。後世尊稱為“管子”，譽為“法家先驅”、“聖人之師”、“華夏文明保護者”、“華夏第一相“。《管子》一書題為管仲所作，實系後人託名。

政治制度：

行政改革，管仲整頓行政管理系統，“叄其國而伍其鄙”。所謂“叄其國”，就是將國劃分為21鄉，士居15鄉，工居3鄉，商居3鄉，分設3官管理。

用人人事：他提出的用人原則是：“德義未明於朝者，則不可加於尊位；功力未見於國者，則不可授以重祿；臨事不信於民者，則不可使任大官。”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在任命一切官員時，都必須根據其實際的政績，特別是要有取信於民的真實政績,而不是虛假的、表面的政績。

政治主張：管仲注重經濟和農業，反對空談主義，開創職業技能教育。實幹興邦

外交主張：管仲的外交主張，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幟，以諸侯長的身份，挾天子以伐不敬。

軍事制度：其原則是“作內政而寄軍令”，其措施是“參其國而伍其鄙”，

軼事典故；尊王攘夷、管鮑之交、臨終忠告、金龜換糧、鮑叔出山、老馬識途等等

人物評價：

孔子：“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論語·憲問篇》）意思是：

管仲

管仲輔助齊桓公做諸侯霸主，尊王攘夷，一匡天下。要是沒有管仲，我們都會披散頭髮，左開衣襟，成為野蠻人了。又說：“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 如其仁， 如其仁！

齊國春秋五霸時期第一個稱霸的諸侯國，老大齊桓公任用管仲國力日益雄厚，終於成為春秋時期第一任霸主。然而管仲除了治國安民以外還被後人是這個行業的祖師爺。

這個行業就是古代的青樓，說到青樓大家應該都明白，在古代這種職業真正做為合法的存在是從管仲在齊國設立妓院開始的。首先這種職業得到了政府機構的承認，並且還有了法律保護，而主持這項工作的就是咱們大名鼎鼎的管仲大人。

這種職業在沒有法律保護以前經常有客人吃白食，所以這個行業的從業人員安全度大大降低，於是管仲大人為緩和矛盾同時增加國家收入開始整頓這個行業，從立法的角度開始保護這個行業。從此這個行業的合法性確立了。

管仲作為出色的政治家為齊國乾的每一項工作肯定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具體如下

一 增加國民收入

既然是買賣肯定有資金交易，有資金交易就會有利潤產生，有利潤產生國家就可以光明正大的收稅了。錢收了國家的國庫就充盈了。於是工作單位賺錢了、工作人員賺錢了、國家賺錢了。

二 緩和矛盾

首先上文提到在沒有立法以前經常出現打白條事件，那工作人員肯定不樂意了，而對方又是作為強勢群體的男性工作人員只能敢怒不敢言，立法以後這種行業有了法律保護從而緩解了矛盾。其次春秋時期戰亂不斷人員流動性大，這個行業的產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男性做出有違婦女意志的事情來，從而緩解了此類男性的不確定因素。

三 吸引人才發現人才

關於這點好理解客流量大了有才華的人才有可能多，這樣才有助於齊國發現人才為我所用。

四 刺探各國訊息

人來人往什麼樣的人都有，龍蛇混雜。古代利用妓院刺探訊息的事情很多，當客人洋洋灑灑得意忘形之時很容易走漏訊息，齊國可以利用得到的訊息為自己的霸業添磚加瓦。

綜上所述管仲創立此行業在古代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同時他也被以後的這個行業稱為祖師爺、保護神。

管仲（約公元前723年－公元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諡敬，春秋時期法家代表人物，潁上人（今安徽潁上），周穆王的後代。是中國古代著名的經濟學家、哲學家、政治家、軍事家。被譽為“法家先驅”、“聖人之師”、“華夏文明的保護者”、“華夏第一相“。

齊僖公三十三年（公元前698年），管仲開始輔助公子糾。齊桓公元年（公元前685年），管仲任齊相。管仲在任內大興改革，即管仲改革，富國強兵。齊桓公四十一年（公元前645年），管仲病逝。

管仲，人多稱管子，名仲，本名管夷吾，博古今之典，通八方之術，有著經天緯地之才，濟世匡時之略，所以被推薦給齊國桓公，齊桓公知人善用，拜為相國，管夷吾果然不負桓公知遇之恩，佐助他上奉周朝天子，下理齊國內政，對外懲治戎狄，對內統領諸侯，一路把齊桓公捧到春秋霸主之首的地位，名垂千古，所以齊桓公尊他為仲父。

管仲之才驚天地泣鬼神毋庸置疑，可知縱然天將仙種，沒有土地肥沃，也難以滋養長成棟樑；千里神馬，沒有伯樂相看，又何以風雲馳騁？管仲身負凌雲之志，內藏傾世之才，如果沒有人發掘助援，也難以成就這千秋偉業了，我們且看管仲究竟得到何方神助，可以一朝拜相，天下聞名呢？

大公無私鮑叔牙推薦知己

管子有一個至交好友，名叫鮑叔牙，兩個人情性相投，志向相合，皆是身懷巨才，抱負遠大之人，之前兩人曾經一起做著生意謀生，到了買賣盈利之時，那管子往往會多拿走一倍的錢財，鮑叔牙的隨從便十分不平衡，所以私下裡問鮑叔牙何以縱容管子？鮑叔牙便說管子不是貪財之人，只因家貧生活沒有供給，所以才故意多分給他一些金帛。

後來管子又領兵征戰，每次出站之時，管子都紮在後隊，等到停站收兵的時候，他又扎到前隊去，所以大家都嘲笑他大丈夫如何這般膽怯，鮑叔牙為他解釋說管子並非貪生怕死之人，只是家有老母在堂，除他之外無人奉養，所以急於存命不過為一孝字而已。兩人常常在一起談古論今，但有意見相左的時候，那鮑叔牙便十分佩服管子的心胸與見地，常說:“只可惜管子懷才不遇，若使他得遇賢主，做事定然萬無一失。”所以管仲將鮑叔牙視作知己，常說:“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

後來鮑叔牙出仕齊國，任公子小白的太傅，當時為齊襄公掌國，襄公死後，便由公子小白即位為君，是為齊桓公，桓公素知鮑叔牙謀深智廣，妙運神機，所以便欲委國於鮑叔牙，讓他執掌政務，那鮑叔牙便推道:“若使臣統兵征戰，則臣百不失一，若使臣內秉國政，外合諸侯，則臣之才略尚且不足。”然而桓公又一時沒有人選，那鮑叔牙便推薦管子之才足以內撫百姓，外攘四夷，勳加王室，德布諸侯，桓公對鮑叔牙深信不疑，推心置腹，所以便聽從鮑叔牙的建議，不以普通上卿的職務加之於管子，豐厚其祿，待之以父兄之禮，拜為相國，稱為仲父。

而管仲果然如同蛟龍入海，盡逞英豪，輔助桓公南攘蠻楚，北伐戎羌，興滅繼絕，存邢救衛，成為春秋伯主，而他自己也成為千古名相。 現在回頭細細想來若無鮑叔牙舉薦之功，讓位之賢，管仲縱然有沖天之翼，只怕未必能飛得出尺寸之高，更哪能一步登天，青雲直上呢？

近日，“某明星腳踩飛機顯示屏”登上了熱搜。網友對其不文明行為大肆譴責，甚或表示，道歉態度非常誠然，明星在享受著出名帶來的高收益，是應該承擔相應的責任，向社會傳遞出更多正能量。然而，在譴責他人沒素質的同時，我們是不是更應該反思一下自己。我們為什麼一直盯著別人的錯誤！

《論語》中有一段對話。子貢說：“管仲不是仁人吧?齊桓公殺了公子糾，管仲沒盡忠自殺，卻去做了桓公的宰相。”孔子說：“管仲輔佐齊桓公，使齊國稱霸諸侯，匡正了天下，人民到如今還受到他給的好處。如果沒有管仲，我們恐怕已經被蠻夷入侵，成為亡國奴啦。難道管仲像一般的平庸男女那樣，為了守小節，在小山溝裡上吊自殺，而不被人所知道嗎?”

我們對管仲最早的印象，大多是來自“管鮑之交”這個成語。成語故事中，管仲是個什麼樣的人？合夥做買賣，要多分錢；隨軍打仗時，要逃跑；主公戰敗，自己忍辱偷生。然而，這並不影響他“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成為千古一相。

孔子曰：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而改之。無論是對明星還是普通人，我們應該看到的是他們的成功和努力；而不是抓住別人的缺點念念不忘。

管仲（？—公元前645年）即管敬仲，名夷吾，字仲，潁上（今安徽潁上縣）人。年少時，與鮑叔牙是好朋友，鮑叔牙很欣賞他的才能。後來鮑叔牙侍奉齊國公子小白，管仲侍奉齊國公子糾。公元前685年，公子小白即位，是為桓公，公子糾被殺，管仲被囚禁。後經鮑叔牙推薦，齊桓公不計一箭之仇，任管仲為相，主持國政，輔佐齊桓公40年。　　管仲相齊之後，順應春秋時期社會發展趨勢，突破周禮的壟斷地位，反對舊傳統，首次提出法的概念，成為中國歷史上首倡“法治”的法家先驅者。管仲不僅重刑事立法，而且注重用行政法、經濟法、軍法為富國強兵、發展經濟服務。其以賞罰為後盾的“法治”思想，被戰國時期法家所繼承、發展。　　《管子》一書是先秦一部思想理論典籍，內容豐富，包括政治、法治、經濟、軍事、教育、思想文化、禮義道德，等等，幾乎把治國的方方面面包括在內。其中，論述法治思想內容的部分佔相當大的比重，僅關於“法”的篇目就有8篇（全書86篇）。因此，《管子》一書，可以說是一部法學典籍。書的作者是誰，學術界一直無定論。不過，根據一些學者的意見，有兩點可以肯定：第一，《管子》一書既非一人之筆，也非一時之作。書中論述的內容，主要是管仲相齊時的思想和言行，但也記有他死後的事。第二，管仲是春秋時期傑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史記·管晏列傳》曰：“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強於諸侯。”管仲死後，其思想確實流傳下來，且影響廣泛、深遠，管仲的思想、言行集中儲存在《管子》一書中。《管子》一書論述的內容極其廣泛、深刻、精闢，現擇其幾個主要問題作粗淺闡述。　　（一）以法治國之要，“治莫貴於得齊”，齊則寬嚴適度，做到寬嚴相濟。《管子》認為，治國如不以法治國，而是以君的隨心所欲治國，則國沒有能治好的，總有一天要垮臺。《管子·版法解》曰：“凡國無法則眾不知所為，無度則事無機。有法不正，有度不直，則治闢。治闢則亂。”《管子·明法解》又進一步解釋：“法者，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吏者，民之所懸命也。故明主之治也，當於法者賞之，違於法者誅之。故以法誅罰，則民就死而不怨。以法量功，則民受賞而無德也。此以法舉措之功也。故《明法》曰：‘以法治國，則舉措而已’。”由此看來，以法治國非常重要。但是，以法治國也不一定能治理好國家。從歷史經驗看，實行法治，一般容易發生兩種偏向：一種是“法”過嚴，這種情況居多。過嚴，法成為嚴刑峻法，百姓怨聲載道，易起義反抗。國家失去人民支援，就要滅亡。另一種是“法”過寬。吏民失去法律約束，容易出現違法犯法，屢禁不止，社會問題越來越多，國家也易走向混亂。因此，《管子》主張：“事莫急於當務，治莫貴於得齊，緩則縱，縱則淫，淫則行私，行私則離公，離公則難用。故治之所以不立者，齊不得也。齊不得則治難行。故治民之齊，不可不察也。”　　（二）既要重視法治，又要重視德教，實施法教結合，做到法教並舉。先秦時期，孔孟宣揚崇尚道德，而不言法治。後來，商鞅、韓非主張法治，而否定道德教育作用。管仲則主張法治與德教並舉，實施法教結合。《管子·形勢解》說：“地大國富，民眾兵強，此盛滿之國也。雖已盛滿，無德厚以安之，無度數以治之，則國非其國，而民無其民也。故曰，失天之度，雖滿必涸。”《管子》認為，法律有規範性，是人們必須遵守的行為規則。《管子·七臣七主》曰：“法律政令者，吏民規矩繩墨也。夫矩不正，不可以求方。繩不信，不可以求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管子》竭力主張“以法治國”，同時又十分重視道德教育。強調為了政令的推行和國家的安定富強，必須進行以“禮”、“義”、“廉”、“恥”為內容的“四維”之教。《管子·牧民》曰：“四維張，則君令行”；“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而且指出道德教育的有效途徑是從大處著眼，小處著手，《管子·權修》曰：“民之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恥，禁微邪，治之本也”。既重法治，又重德教，兩者並用，相輔相成，才能收到治國的良好效果。　　《管子》之所以重視法、教統一，是因為他認識到二者對治國有相互補充、互相促進的作用。人們道德水平的提高，要靠教化，也要靠法治。當道德規範不能約束人們的行為時，法治要承擔起懲治違法犯罪的責任，從而震撼人們的內心世界，純潔人們的心靈。正如《管子·權修》所言：“明智禮足以教之”，使人們自覺遵守道德規範，“然後申之以憲令，勸之以慶賞，振之以刑罰”，以法治促使“百姓皆說為善，則暴亂之行無由生矣”。可見，《管子》作者已經認識到離開法治，道德教育是不能卓有成效的。因此，從治國大計出發，《管子》主張法教並舉，實施法教結合，使人們的行為既符合道德規範，又符合法律規範。　　同時，從法治與德教實現的目標看，也是二者殊途同歸，相輔相成的。《管子·立政》曰：“期而致，使而住，百姓捨己以上為心者，教之所期也。始於不足見，終於不可及，一人服之，萬人從之，訓之所期也……令則行，禁則止，憲之所及，俗之所被，如百體之從心，政之所期也”。這就是說，實施教化、推行法治、頒佈政令都在於使人民同君主在意志和行動上保持一致。所不同的是教化以溫和的方式，動之以情，曉之以理；而法治、政令則是憑權威、靠強制力而推行。　　(三)以法治國，必先富民，富而易治，民富則安。管仲雖然非常重視禮與法的作用，但他反對空談禮法，把發展生產、先富而治視為立國的根本，實際上揭示了經濟與法律的關係，也就是說要推行以法治國，首先要注重發展經濟，使人民富裕。這是管仲有別於儒法兩家獨具特色的法治思想之一。《管子·牧民》曰：“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意思是說，統治者只有注意農時，發展經濟，使國家財物充足，才能使遠者願意遷來，本華人民願意留住。只有經濟發展了，人民糧倉充實，衣食無憂，才能談得上禮義法度。提出了“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的樸素唯物主義思想。這對當時一味剝削壓榨而不管人死活的奴隸主貴族，是一種深刻的揭露和批判。這種思想也是管仲在齊國進行一系列改革的理論基礎。《管子·治國》更加明確指出：“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治國常富，亂國常貧。是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反之，《管子·版法》曰：“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這就清楚地說明民富是推行法令，實施以法治國的先決條件。那麼，怎樣才能富民呢？在經濟立法方面，管仲首先打破了井田制限制，對當時大量發展起來的私田採取了“相地而衰徵”的措施，即按土地的優劣，分等級徵收賦稅，這實際上是承認了私田的合法性。這一措施既增加了國家的賦稅收入，又調動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管仲還主張對自然資源要合理利用，即“山澤各致其時”；主張不侵佔農民的生產時間，“勿奪民時”，保證農業生產的發展；養牛羊牲畜等不亂宰殺，以發展畜牧業。同時，注重發展工商業。齊國地處海濱，土地比較貧瘠狹小，但海產資源豐富，據《史記·齊太公世家》記載：自姜太公時起，便確立了“通商工之業，便漁鹽之利”的方針。管仲年輕時曾經與鮑叔牙一起經商，富有經商經驗，所以，為相之後，很重視發展商業，把發展商業作為實現富國強兵的一個重要手段。管仲利用齊國有利的自然條件，大興漁、鹽、冶鐵業，設定鹽官和鐵官，管理鹽鐵業，並由國家壟斷經營，同時還採取了漁鹽出口不納稅的辦法，促進了漁鹽貿易的發展。　　（四）以法治國，必須統一，做到公正。一是要統一。管仲認為，首先要以法治作為統一天下的手段；其後要以正確執行法律的前提條件實現法治的統一。《管子·任法》曰：“聖君設度量、置儀法，如天地之堅，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時之信，然故令往民而從之。”如果朝令夕改，“法立而還廢之，令出而後返之，枉法而從私，毀令而不全”，不僅執法失去依據，而且百姓抱怨日深，結果，“則法制毀而令不行矣”。法的統一還包括對法的解釋的統一，《管子·明法》曰：“不淫意於法之外，不為惠於法之內”，這叫做“威不兩措，政不二門”。二是要公正，這是關係到有法必依的一個重要問題。管仲認為，要以法治國，立法權必須歸君主掌握。但又強調君主立法不能隨心所欲，必須堅持公正，做到“法天”、“法地”、“法四時”，像天地施惠於人那樣公正無私。《管子·明法解》說：“明主者，一度量，立表儀，而堅守之，故令下而民從。”《管子·版法解》明確提出：“有法不正，有度不直，則治闢。治闢則國亂。”立法要公正，執法也要公正。《管子·任法》曰：做到“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公而不任私”，“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無私”。可見，“任公”就是堅持法，做到有法必依；“任私”就是棄法違法而導致有法不依。“任公”，國必治；“任私”，國必亂。《管子·明法解》曰：“私意者，所以生亂長奸而害公正也”，“故法度行，則國治；私意行則國亂”，“舍公法而行私惠，則是利奸邪而長暴亂也”。可見執法者“任公”與否，不僅關係法律能否實行，而且關係到國家興衰安危。如何做到執法公正呢？《管子·明法》認為：執政者在“擇人”、“量功”方面，務必做到“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不自舉”、“不自度”，就是強調依法辦事，不憑個人好惡去擇人，不以私意搞賞罰，而以法制作保證。同時，要求執法者必須樹立良好的作風，《管子·明法解》認為：壅塞是實現公正之大敵，因為下情不上達，必然造成“美惡之情不揚聞，禍福之事不通徹，人主迷惑而無從悟”，這就會形成判斷錯誤，冤案產生。因此，“兼聽獨斷”使“下得明上（下級提醒上級），賤得言貴(卑賤者可以向尊貴者提意見)”，此乃打破孤立辦案的基本途徑。做到執法公正，執法者還必須自覺抵制官場和社會上的不正之風。面對貴臣、富人、親近者的干擾，財貨、美色、玩好之物的誘惑，執法者必須堅持《管子·任法》所要求的，“不知親疏、遠近、貴賤、美惡，以度量斷之”，做到行法無私，秉公執法。　　（五）以法治國，貴賤從法，依

管仲勸齊恆公，希望您能疏遠易牙、豎刁、常之巫、衛公子啟芳這四人。桓公說，易牙把自己的兒子煮了給寡人吃，對他的忠心難道還有什麼可懷疑的嗎？管仲說，人本來沒有不愛自己的兒子，這才是人之常情，能狠下心殺自己的兒子，對國君又有什麼狠不下心的呢？此其聖人所見豈不遠哉的故事。

管仲-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諡敬

管鮑分金

管仲出身貧寒，二十幾歲認識鮑叔牙，合夥生意。鮑叔牙厚道，不計較，讓管仲安心。

一、管仲的朋友之信與為社稷生死的大義

“曾子曰: ‘吾日三省吾身: 為人謀而不忠乎? 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這是先秦儒家大力提倡的道德。其實早在儒家產生前，即春秋前、中期管仲生活的年代，信任就已經成為朋友交往所奉行的重要準則，其以管鮑之交最具代表性。

史載管仲說: “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管仲青少年時期雖然很有才華，但比較貧窮而且不得志，常常依賴於好友鮑叔牙的幫助，但鮑叔牙卻對管仲的才華和能力非常信任，因此才有管鮑之交的典故。

更為可貴的是，鮑叔牙對管仲有知遇之恩。鮑叔牙輔佐公子小白( 即後來的齊桓公) 登上君位之後，齊桓公本意拜鮑叔牙為相，但鮑叔牙卻向 齊桓公推薦管仲。鮑叔牙認為自己五個方面不如 管仲，即“寬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不失秉，臣 不如也。忠信可結於諸侯，臣不如也。制禮義可 法於四方，臣不如也。介胃執枹，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鮑叔牙認為管仲有傑出的治國才能，深信只有管仲才能把齊國治理好。事實證明，鮑叔牙的預見是正確的。《史記·管晏列傳》載: “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又載:“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管仲得鮑叔牙之薦成為齊相，齊桓公在管仲的輔佐下成就 中原霸業。鮑叔牙雖然位居管仲之下，但其子孫 在齊國世享富貴，後人稱讚鮑叔牙知人的程度超 過管仲的賢能，他們三者之間的交往以相互信任 為基石。

朋友之交以義為重。春秋時期大義主要有兩種，一是為主殉死之義，二是為社稷生死之義。管仲以社稷大義為重，其朋友召忽以為主殉死之義為重。

管仲、召忽、鮑叔牙三位朋友在齊國從政之時正是齊國由盛轉衰之時。他們從政之初在齊僖公晚年，當時本為東方大國的齊國經過齊莊公、齊僖公兩代國君的發展，已經成為在中原諸侯國中有一定影響的大國，歷史上稱之為莊僖小霸。此時齊僖公命管仲、召忽和鮑叔牙分別輔佐公子糾和公子小白，他們非常自信地認為三人同為齊國的棟樑之材。正如召忽所說: “吾三人者之於齊國也，譬之猶鼎之有足也，去一焉則必不立矣。”管仲、召忽在輔佐公子糾時，曾經立下不同的誓言。召忽說: “百歲之後，吾君卜世，犯吾君命而

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兄 ( 況) 與我齊國之政也。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濟，是吾義也。”管仲則說:“夷吾之為君臣也，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糾哉? 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夷吾死則齊國不利。”召忽認為，如果登上國君之位的人不是自己依照君命所輔佐的公子糾，即使這個人得了天下，他也不願苟活於世。管仲則認為，作為人君的臣子以奉國家、持宗廟為首位。如果國家破，宗廟滅，祭祀絕，則殉死; 否則，就必須為社稷而生。

《管子·大匡》記載: 齊僖公去世之後，齊國處於內亂之中，先是繼位的齊襄公被弒，公孫無知即位，不久之後公孫無知也被弒。齊國處於無君的混亂之中。鮑叔牙輔佐公子小白( 即登基後的齊桓公) 打敗了管仲和召忽輔佐的公子糾。齊桓公繼位後，脅迫魯國殺掉滯留在魯國的公子糾，卻派鮑叔牙成功地將管仲、召忽從魯國救出。在歸國途中，召忽選擇以死殉主，管仲選擇為社稷大義而生。這既是他們的諾言，也是他們朋友之間的信任。正如召忽殉主之前所說: “子為生臣，忽為死臣。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生者成名，名不兩立，行不虛至。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召忽之死為公子糾成就了死臣之名; 管仲之生能夠使齊國成就霸業，這為公子糾成就了生臣之名。

管仲不為公子糾殉死，孔子及其弟子有不同的看法。孔子說: “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子路、子貢都因管仲不為公子糾而死，懷疑管仲不仁，孔子則從儲存中原文明民族大義的角度肯定了管仲之仁。中國聖賢固然強調信的重要性，因而才有“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言必信，行必果”的名言，然而他們更加強調信要以義為原則。孔子弟子有若 說: “信 近 於 義，言 可 復也。”孟子說:“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管仲為社稷而生的愛國主義精神及言行，恰與後世聖賢的主張一致。近代，梁啟超曾高度讚揚了管仲的這種愛國主義精神及其朋友

之信，他說: “管鮑召者，齊國之三傑也。其愛國心一也。召忽必行入齊境乃死焉……管仲之能定 社稷霸諸侯，彼自信之，鮑叔信之，召忽亦信之。觀此而知偉人之素養，及其信於朋友之有道矣!”梁啟超對管仲為社稷大義而生的朋友之信進行了極度肯定。

二、桓公、管仲的君臣之信與稱霸中原的雄心壯志

管仲雖在輔佐公子糾爭奪君位的鬥爭中失敗，但卻得鮑叔牙的推薦成為齊國之相，並輔佐齊桓公成就了首霸中原的不朽功業。齊桓公與管仲之間的君臣之信，長久而穩固，並得到後人的稱頌。《新序·雜事第五》載: “桓公立，國定，使人迎管仲於魯，遂立以為仲父，委國而聽之;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為五伯長。”然而齊桓公和管仲之間的君臣之信並非一帆風順。齊桓公和管仲本有私仇，他們由不信任到信任，其關鍵因素就是稱霸中原的雄心壯志使然。

《管子·大匡》載，管仲在輔佐公子糾與公子 小白爭奪君位的過程中，曾箭射公子小白( 因射中腰帶扣，未危及生命) 。當鮑叔牙推薦管仲為齊相時，齊桓公最初並不贊成。“公曰: ‘管夷吾親射寡人，中鉤，殆於死，今乃用之，可乎?’鮑叔曰: ‘彼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其為君亦猶是也。’”齊桓公認為管仲與自己曾有一箭之仇，但鮑叔牙認為管仲為其主而為，如果齊桓公能夠寬恕管仲並讓他回國，管仲同樣會為齊桓公效力。之後，齊桓公聽從鮑叔勸諫，派鮑叔牙出使魯國，順利營救管仲回齊國。管仲返回齊國後，“管仲至，公問曰: ‘社稷可定乎?’管仲對曰: ‘君霸王，社稷定; 君不霸王，社稷不定。’公曰: ‘吾不敢至於此其大也，定社稷而已。’管仲又請，君曰: ‘不能。’管仲辭於君曰: ‘君免臣於死，臣之幸也; 然臣之不死糾也，為欲定社稷也。社稷不定，臣祿齊國之政而不死糾也，臣不敢。’乃走出。至門， 公召管仲。管仲反，公汗出曰: ‘勿已，其勉霸乎。’管仲再拜稽首而起曰: ‘今日君成霸，臣貪承命，趨立於相位。’”齊桓公最初只想安定齊國，但管仲認為齊桓公唯有稱霸中原才能真正安定齊國。後經管仲一再要求，齊桓公才最終確立了稱霸中原的政治目標，管仲也同意擔任齊相之職。自此之後，明君賢相為了稱霸中原的政治目標，由不信任到逐漸信任，最後終協力成就中原霸業。

《管子·大匡》記載，管仲任齊相之初，齊桓 公並不完全信任他。齊桓公急欲趁諸侯之間沒有 戰爭之時加強軍備、討伐鄰國，管仲則以百姓生 活、國家尚未安定為由予以反對。但齊桓公不聽 管仲之勸，伐宋、伐魯都先後失利，後又繼續修治 軍備，並伐魯。魯國不敢迎戰，被迫請求以會盟的 形式和解。魯國提出會盟雙方免帶兵器，齊桓公 不聽管仲勸告而答應。在會盟過程中，魯國君臣 攜兵器劫持齊桓公，強行索要回了齊侵魯的土地。這次會盟之後，齊桓公欲毀盟，但管仲加以勸阻， 最終齊桓公聽從了管仲的建議。自此之後，齊桓 公在大政方針上基本聽從管仲的意見。

《新序·雜事第四》載: “有司請吏於齊桓公， 桓公曰: ‘以告仲父。’有司又請，桓公曰: ‘以告仲父。’若是者三。在側者曰: ‘一則告仲父，二則告仲父，易哉為君! ’桓公曰: ‘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曷為其不易也!’”這充分說明了齊桓公對管仲的絕對信任。齊桓公在管仲輔佐下改 革內政，整頓軍備，尊王攘夷，成就了中原霸業。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齊桓公即位之初對管仲不信任之時，管仲仍對齊桓公有信心。齊桓公 即位之初不聽管仲勸諫伐宋大敗，繼續修兵備戰， 齊國出現了比較混亂的局面。鮑叔牙對此表示擔 憂，但管仲卻對齊桓公及齊國政局仍有信心。他說:“吾君惕，其智多誨，姑少胥，其自及也。”又說: “國中之政，夷吾尚微為，焉亂乎? 尚可以待。外諸侯之佐，既無有吾二人者，未有敢犯我者。’”

春秋齊國圖

管仲

齊桓公

管仲對齊桓公的信心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對齊桓公為人的信任。管仲認為齊桓公為人 性急且見解多有悔改，不久必會改過。二是對自 己及鮑叔牙的治國能力的信任。管仲認為即使齊 國發生了一些混亂，有他和鮑叔牙暗中治理，齊國 不會有外敵入侵。

僅僅看一下管仲的衡山謀就服氣了。

衡山國是春秋戰國時期的一個諸侯國，此國很有實力，因為他們這個地方有鐵礦，他們國家的人也很會鑄造兵器，因此國力很強，一般的國家是不敢招惹他們的，可在管仲成為了齊國的相國以後衡山國卻成了管仲第一個要打擊的物件，原因是齊國要稱霸天下，所以即便衡山國從來沒有招惹過齊國，可滅衡山國立威為稱霸鋪路卻是齊國君臣的最佳選擇。

要滅衡山國強攻不划算，原因很簡單他們打造的兵器確實是不錯，國家實力強大。如果強攻齊國會損失慘重，而如果不能迅速拿下反而引來了各個大國的武裝干涉，齊國不但不能實現立威的目的，恐怕在勞民傷財後還將得到一個被列國恥笑的結果，因此攻打衡山國如何速勝就成了一個考驗齊國君臣的重要課題。此時管仲提出來了一個絕密方案，那就是讓衡山國發財，讓衡山國的人賺錢賺到無力抵抗，讓他們虛弱到只要一去攻打他們就會投降的地步。齊桓公對這個策略將信將疑，可也沒有其他更好的辦法，決定試一試。

當時的天下列國爭雄，誰也不敢輕視誰，各個大國都在密切關注對方的舉動，管仲派人大張旗鼓的去衡山國談合同談經貿合作關係，向衡山國下了很大的軍事採購訂單，而且出價很高，衡山國國君很是開心於是下令全華人民大力生產兵器，十個月後晉國、燕國、秦國、魏國、楚國、趙國、南韓等等國家都知道了這個訊息，各國害怕對方另有所圖於是也紛紛跑來和衡山國國君談合作，這次由齊國引起的軍備競賽讓衡山國國君一下子就抖了起來，開出了高於市價20倍的價格，可各國還是認可了，因為有了軍備競賽他們非買不行！

這種由國際政治環境引發的軍備競賽令衡山國君臣做出了錯誤的判斷，衡山國君臣認為這種軍備競賽將成為常態，這對衡山國很有利，這種態勢一旦形成就不會輕易熄火，因為列國都需要衡山國的兵器所以誰也不會允許對方侵佔衡山國，因此衡山國將會非常安全，在未來很長一段時期衡山國都能憑著列國的爭鬥保證好國家的安全而且還能坐收漁利，這甚至是這能令衡山國趁勢崛起成為一代強國！於是衡山國國君就放心大膽的下令讓全國絕大多數人放棄那個不賺錢的農耕轉而專門製造這個賺錢的兵器。

管仲見衡山國已經不再生產糧食，於是又謊稱齊國遭災糧食減產，以高於市價3倍多的糧食收購價在齊國大張旗鼓的收購糧食，所有國家的人都覺得有利可圖於是紛紛開啟國庫一車一車的向齊國輸送糧食，這樣衡山國也好，其他各個諸侯國也好大家的糧庫裡都沒有富裕的糧食了，但齊國收糧卻不是全收而是排隊收，各國的糧食實際上是滯留在了齊國，齊國並未和所有的國家達成交易，但卻用很少的一部分錢成功的把全天下的糧食騙到了齊國。

在第二年的夏收前管仲見各國的糧食都已運到了齊國境內，於是對齊桓公說，說時機到了我們該攻打衡山國了，於是齊國就停止了收購糧食的活動，關閉了齊國的國門，把各個諸侯國派來的糧商全部關押在了齊國。隨後齊國就發兵圍攻衡山國，此時的衡山國空有一堆鈔票和一堆兵器，卻沒有糧食，各個諸侯國雖然也想發兵干涉救援衡山國，可自己國內沒有糧草根本無力救援，只能乾瞪眼，而衡山國因為國內沒有糧食又失去了外採通道無法堅持，最後也只好投降，於是衡山國就成了歷史上第一個賺錢賺到了亡國的國家。

齊國經此一戰一越變成了天下第一富國和第一強國，因為各國以20倍的價格收購兵器，這些錢就在衡山國的國庫裡，衡山國打造出來的兵器也在衡山國的國庫裡，這些自然就成了齊國的戰利品，而滯留在齊國境內的糧商最後又不得不以更低的價格將糧食賣給齊國，因為他們運回去明顯很不划算，至此齊國衡山之謀大獲全勝，齊國富甲天下，兵強馬壯之勢達成，一下子就有了稱霸天下的雄厚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