嗨~玲瓏很開心能回答這個問題~下面是我的回答~

自漢末黃巾亂起，整個中國陷於戰爭之紛亂中，而繼之的魏晉南北朝，更是中國史上最紛亂的時代。

越是動盪的年代，越能激盪出文人們的思想活躍與深刻自省。這種紛亂無序的社會現實，使得文人階層自然而然地開始探尋和思考自己的生命價值，這就是所謂的“文人的覺醒”。

在這樣一個視人命如草芥的時代背景下，文人們所關注的就是國家、民生、自我、自然與生命的安頓省思，這也成了此時期盛行清談風潮的養分。

繼而在政治上遭遇迫害，文人們開始尋求新的出路，隱逸思想蓬勃發展，帶動了文學之獨立與興盛。他們不再依附於政治教化的功能之下，而開始對各種休閒活動積極投入，彰顯了此時期文人們的風流，亦造就了他們對於美感形象與生活的追求。

此時文人的生命中，沉積了太多的悲愴與惶惑，於是他們為了逃避現實，有的借酒澆愁，有的樂遊山水，有的宅心世外、專務清談，有的寄情文藝、抒情遣興，於是造就了《世說新語》中所勾勒出的那個豐盈豔耀的“休閒世界”。

文人們意識到自己除了社會角色的義務之外，還應當有個人的興趣和愛好。他們透過從事種種外在休閒活動，來掙脫苦悶的枷鎖，追尋自由精神的抒發。與此同時，他們對文學的審美特性也有了自覺地追求，引發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審美風潮。

文人們自覺地成為具有獨立精神之個體，而不與其他個體相同，他們期待自己被世人所認識，這也呼應了此時期品藻之風盛行的原因——文人們之所作所為除了迴歸自身的心性之外，也特別重視別人的評判眼光。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學作品種類繁多且個性鮮明，這些正是文人們的真實寫照，豐實了他們的人格、血肉，亦為此時期文人們的風流神采，做了最貼切的詮釋。

“文化自覺”是近現代以來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話題，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學界主張“魏晉文學自覺說”為主。“魏晉文學自覺說”的首倡者是日本學者鈴木虎雄（《中國詩論史》），而這個觀點之所以流傳甚廣，主要是因為魯迅先生（《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對其深表贊同，在其傳播上有助臂之功。

魏晉南北朝是文學史的大轉折：文學走向自覺，並逐漸擺脫了經學附庸的地位而獨立。魏晉南北朝時期，第一次出現了“文筆之分”，將用於記錄歷史和上奏朝章的文章劃分為筆，將純審美文學功用的文章劃分為文，這是為什麼有人稱“魏晉南北朝”為文學自覺意識的發端。

所謂的“文學自覺”是指：文學意識日趨明確，文學在社會意識形態領域中已取得獨立的地位和價值，文學觀念從模糊到比較明確和自覺。通俗地講，文學已經不僅僅只是為政治服務，而是衍生出個人性格、個人意志、個人情感。

袁行霈在其主編的《中國文學史》中，他提到文化自覺表現在三個方面:文學從廣義的學術分化出來，成為獨立的一個門類;對文學的各種體裁有了比較細緻的區分，更重要的是對各種體裁的體制和風格特點有了比較明確的認識;對文學的審美特徵有了自覺的追求。比如說四聲的發現並運用,詩歌中講究用事、對偶等等,證明人們對語言的形式美有了更自覺的追求。

在明晰了文學自覺的涵義，探究魏晉南北朝為什麼是文學自覺時期就有了探索的方向：魏晉的時代背景、魏晉時期文學自覺的三個方面的具體體現。

一 魏晉的時代背景

“亂世”一直是魏晉南北朝的時代標誌，整個魏晉南北朝時期，大約三百多年裡，幾乎沒有多少安寧的時候。漢末的戰亂，三國的紛爭，西晉的“八王之亂”等等爭鬥，戰亂和紛爭幾乎成為這個時期的特徵。對於當時人民生活的混亂，曹操的“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印證了當時人民生活的狀況。

魏晉南北朝文學是典型的亂世文學。作家們既要適應戰亂,又要適應改朝換代,一人前後屬於兩個朝代甚至三個朝代的情況很多見。敏感的作家們在戰亂中最容易感受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命運的難卜,禍福的無常,以及個人的無能為力,從而形成文學的悲劇性基調,以及作為悲劇性基調之補償的放達,後者往往表現為及時行樂或沉迷聲色。這種悲劇性的基調又因文人的政治處境而帶上了政治的色彩。

門閥制度使士族和庶族對立成為這個時期的一個重要特點，寒士不平也成為這個時期文學的一個特色。因為這個時期，與門閥制度有直接關係，文學集中在少數世家大族手中。

魏晉時期政治上採取官位世襲和“九品中正制”,形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家族觀念不斷加強。加之兩漢時期,當權者重視經學,世族為迎合政治需要,逐漸壟斷了以經學為中心的文化活動。經學的傳播由師傳變成了家傳,平民基本接觸到這些,也沒有門路。長此以往,世家大族在文化上形成了極高的聲望,文化素養成為門第高低的評判標準,世族順應時代潮流,迎合社會價值取向,大力提高族中子弟素養,形成良好家風,維持家族聲譽和影響,經過不斷積累就形成了一個個文學家族。隨著文學家族大量出現，如：三曹、三張、二陸、兩潘，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學是貴族文學，而寒士文學也就只有左思和鮑照了。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繼戰國“百家爭鳴”後又一個思想解放的時期，甚至有學者認為這是中國歷史上思想最活躍的時期，其活躍度更勝於戰國時代，因為隨著儒家影響的衰微，“新的人生觀、生活觀，社會倫理觀不斷產生，哲學的本體論、思辯邏輯不斷髮展”，這個時期文學的變化不僅是受到北方各少數民族語言文化的撞擊，還因為這個時期出現了儒、佛、道三教鼎立的局面，玄學、佛教和道教都對文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二 文學從廣義的學術分化出來，成為獨立的一個門類

袁行霈曾說，在魏晉南北朝以前對於“文學”這個概念和我們今天的理解是有很大差距的。漢朝的時候所謂文學指的是學術，特別是儒學。到了南朝，文學有了新的獨立於學術的地位，宋文帝立四學，文學和儒學、玄學、史學並立，這些就是重要標誌。

談到這裡就不得不提“三曹”中的曹操，曹操以帝王之尊進行文人創作，以及曹操為了爭天下提出的“唯才是舉”，徹底顛覆了漢朝的選官制度，這樣的選官制度吸引了“建安七子”，曹操以及建安七子都進行詩歌創作，將文學帶入一個新的時期：文人創作體現抒發個人情感。

曹操在寫漢樂府詩的時候，以樂府舊題寫時事。這些樂府詩不再適合每個人唱了，不具備共同特點，體現了曹操個人的情懷，由民歌音樂形式變成了詩歌形式。就三曹而言，詩歌創作即各具特色，曹操詩古直悲涼、氣韻沉雄，曹丕詩便娟婉約、有文士氣，曹植詩骨氣奇高、辭采華茂。

魏晉南北朝時期，第一次出現了“文筆之分”，將用於記錄歷史和上奏朝章的文章劃分為筆，將純審美文學功用的文章劃分為文，這裡強調了文的抒發感情以情動人的特點並且廣泛注重語言形式的美。

文學擺脫了附屬於經學的地位，從廣義的文學中分立出來，從道德功利走向審美欣賞，文學體裁與樣式趨於多樣化和精緻化，文人地位提高，文人集團社交活躍。

三 文學體裁有了比較細緻的區分

對文學的各種體裁有了比較細緻的區分，更重要的是對各種體裁的體制和風格特點有了比較明確的認識。

文體辨析是文學批評、文學自覺的基礎。

至漢末蔡邕的《獨斷》，則列出君臣所用的文體各四種，而在實際應用和認識上，中國古代文體觀念在漢代日益明確，傳統的主要文也多在此時定型。

魏晉南北朝時期，各文體的界限，在初期往往容易混淆，雖大作家也不例外，揚雄、班固、傅毅、馬融、陸機等就受到後世的批評，因此辨析問題成為當時學習和批評的重要標誌。摯虞在《文章流別論》就曾表明當時文體界限不清的情況。

這是一個“主愛雕蟲、家棄章句”的時代，於是學詩弄筆，競而乘風。文體辨析是文學獨立的一個重要標誌。

（魏)曹丕《典論·論文》、(西晉)陸機《文賦》、(梁)劉《文心雕龍》、(梁)鍾嶸《詩品》等論著,以及(梁)蕭統《文選》、(陳)徐陵《玉臺新咪》等文學總集的出現，形成了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的高峰。

“建安時代的五言詩湧騰，打破了漢代詩壇四百年沉寂的局面，五言詩從此興盛，七言詩從此初步奠定基礎。”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三大主題是：隱逸、生死、求仙。謝靈運受遊仙詩、玄言詩發現並開闢了山水詩，因此被稱為山水詩的鼻祖，還創作了自己的三段式風格。後來，謝朓在謝靈運的山水詩基礎之上，將山水詩的三段式發展為兩段式，純粹是描寫山水的詩型。

陶淵明最為著名的就是田園詩題材，其創作的田園詩是他受道家的思想，其純任自然的思想無不體現出真、拙、樸。

南朝的梁、陳時期幾乎都是以豔情色情的宮體詩為主，大多是圍繞著皇子大臣同宮女之間的兩性關係。

這個特殊的歷史時期，不僅產生了新的文學思想，還刺激了文學理論的發展，曹丕的《典論·論文》開創了文學批評的新風氣；除此之外，陸機的《文賦》也是這個時代頗有影響的文學創作理論專著；摯虞、李充、葛洪等的文學思想和文藝主張也都張揚著鮮明的時代特色。

袁行霈在在《中國文學史》中說到，文體辨析可上溯至《漢書·藝文志》，而更為明晰而自覺的文體辨析則始自曹丕的《典論·論文》，他將文體分為四科，並指出它們各自的特點：“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

四 對文學的審美特徵有了自覺的追求

“文學之所以成為文學，離不開審美的特徵。所謂文學的自覺最重要的或者說最終還是表現在對審美特性的自覺追求上。”語言形式美的發現及其在文學上的運用，尤其是兩晉詩壇，講究語言的形式美，辭采華麗，詩風繁縟。

隨著佛教的傳入和佛經的翻譯促進了我國音韻學的發展，佛經翻譯過程中，發現我國的語言是“四聲”，發現了這個規律人們開始人為的、有意識地對詩歌語言的聲律作出規定，也就提出了“永明體”，在對四聲的研究的基礎上，沈約等人提出了自己的理論，要求對文學作品尤其是詩歌的音節進行調配，在對音節之間的搭配作出了規定，使之誦讀起來具有抑揚頓挫變化和音律之美。

蕭繹則在《金樓子·立言》中表達了另一種觀點：至如不便為詩如閻纂，善為章奏如柏松，若此之流，謂之筆。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惟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唇吻適會，情靈搖盪。

他認為那些應用的東西就是筆。而文呢，就像帶花紋漂亮的絲織品，文要讀起來朗朗上品，好聽，而且還要具備搖盪心靈的藝術感染力。這樣就相當準確的把握了文學作品的本質特徵。人們進一步從創作的角度來認識文學的特徵和功用。把詩歌當成外界環境的感召之下，內心情感的宣洩，這代表了當時的觀點。

從技巧和審美特徵來看，此期的文學普遍重視技巧，重視形式美，重視滌盪心靈的藝術效果，寫文章要充分的放開，自由的揮灑，同時，帶有唯美主義和重感官快樂的傾向。它們的創作經驗和技巧直接為唐代作家提供了借鑑，但其過分重視形式的特點也被看作“綺麗”、“浮靡”而為唐代作家所詬病。三曹七子，唐代李白等大作家，都從魏晉南北朝的作家身上，汲取了營養。

《文心雕龍》大量篇幅論述文學作品的藝術特徵更是文學自覺的標誌。

所以說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文學自覺”的時代，是中國文學史上承前啟後的一個重要階段。它標誌著一個新的文學時代的到來，並且對後世文學的發展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沒有這個時代文學駁雜張揚的個性和文人思想的解放，就不會有後來唐詩、宋詞的繁榮。

魏晉南北朝時代，不亞於中國歷史上的先秦時代的春秋、戰國，我把魏晉南北時代，形象地稱之為第二個‘’春秋、戰國‘’時代，甚至比春秋、戰國時代還要‘’亂‘’，尤其是西晉以後，五胡亂華，將中國歷史推向更加‘’黑暗‘’爛泥深淵，社會長期處在諸侯爭霸、戰亂頻繁、人心煌煌不安、民不聊生、混亂不堪、動盪的局面。中國政區的版圖，政治生態、政治文化四分五裂、傷痕淚淚…………在這種人文政治的社會天下大亂、各自稱王霸道、各自為政的歷史背景下，官方几乎沒有心思、沒有能力，更談不上人文精神、齊心協力、和平安穩地進行官辦太學，幾乎完全全靠‘’民間‘’自發性的能量、力量、能力等，來進行自發性、自覺性的開辦、開學、興學、繼承、傳承、開拓、創新、弘揚、光大祖先、前輩的文學史話、佳話。文化名人、文學大家完全全靠自己的良知、擔當、訴求、崇高的使命感，神聖的義務和責任，憑他們堅強的意志和毅力，憑他們的人品、文品、文才，自覺、自發、自意、自律、自興地熱衷、熱愛、熱情、熱心真摯、真誠地進行：文學創作灑春秋，寫滿中華文化史；承前啟後留千古，一腔熱血鑄忠魂…………

在筆者看來這個時代的清談家根本就是無病呻吟，禍國殃民！

為什麼這樣講呢？

既然你享受了這個時代給予的最好資源，那就應該履行相應的事情，可事實卻相反，這幫號稱請談家的人，每天不是誇誇奇談就是想著各種方法獲得名利。

這居然有人崇拜這幫不知廉恥的傢伙，省省吧，一個國家要是全是每天誇誇奇談，不務正業，想著歸隱田園，那就等著滅國吧！

學得文武藝，賣於帝王家，才是對時代最好的貢獻！

那嵇康，在筆者看來死的一點也不冤，天天吹著隱士多好，士甘焚死不恭候，多好的志氣呀！可問題是，這種榜樣要不得，人人都在躲到了山林裡，

那這天下靠誰治理，是那幫無能之輩，肆意蹂躪人民？

誇誇其談，不務正業就是這個時代最讓人反感的，沒有這股風潮，哪有後面的八王之亂，和那衣冠南渡？

所謂的文學的自覺性，其實說白了就是，文學創作更加表現自己個人內心的感覺。是在政治權利高壓下的隱性反彈，一種圓滑的消解。

魏晉時期由於諸多文人受到政治壓迫，迫不得已的情況下轉而研究玄學，開始研究《周易》、《老子》、《莊子》，以老莊思想為骨架，究極宇宙人生的哲理，思考‘本末有無’的問題。當思想開始抽象的時候，文學也就自然的開始了

魯迅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一文中，稱魏晉是“文學的自覺時代”。他這樣說，是有很大道理的。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學，無論是創作還是文學理論和批評，都是非常繁榮的。尤其是在文學理論的探討上，形成了一個高峰。

01/ 文學自覺的標誌

其實文學的“自覺”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貫穿於整個魏晉南北朝時期，這個時間大概有三百多年。而所謂的文學自覺的標誌概括來說有三個，也分為三個方面來談：

第一，門類獨立

所謂的“門類獨立”，是指文學從廣義的學術中分化出來，成為一個獨立的門類。漢代，所謂的文學指的是“學術”，主要是儒學，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漢賦也還在儒學的思想範疇之內。

而到了南朝，文學有了新的獨立於學術的地位。當時宋文帝立了四種“學”：文學、儒學、玄學與史學，四學並立。宋朝的范曄在《後漢書》中將《文苑列傳》和《儒林列傳》相併立，足以見他對文學的重視。

劉勰在《文心雕龍·總述》中說：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為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

這句話將文學詩文創作的“韻”給勾勒出來了。文學需要文筆的支援，也需要韻律、遣詞等等，這些都和那些說教式的文字有所不同。

而梁朝的文學創作，就將“抒發情感、以情動人”作為文學創作的目的和特點之一。如蕭繹在《金樓子》中所言：“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

第二，文體辨析更為明確

第二個標誌就是，魏晉南北朝時期文人對文學的各種體裁有了較為細緻的劃分。更重要的，是對各種體裁的體制和風格特點有了很明確的認識。如果對文學只是一種含混的認識，並不能算是自覺的認識，所以文體辨析對於釐清諸多文學概念有很重要的意義。

曹丕在《典論·論文》中，將文體明確地分為四種，並且描述了它們的特徵：“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西晉時，陸機在《文賦》中，分類更是詳細，他將其分為十類，並且每一種都有特點描述。陸機的分類雖詳盡，但也不免繁瑣，在此就不一一贅述。但是在《文賦》中，他有一句話最為後世文學從事者青睞，那就是“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

而比陸機分類更甚的是《文心雕龍》，上篇的大幅篇幅都是在討論文體問題，分了33類。作者在《序志》中說：“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並同時追溯了每種文體的起源，舉例加以說明闡釋。而在實踐上，《文選》是最好的證明，它是根據文體編成的一部文學總集。

第三，審美自覺

第三個標誌就是文學審美的自覺，也就是文人對文學的審美特性有了自覺的追求。

文學最為重要的一個特性便是審美性，如果一部作品，沒有美感，那就很難得到欣賞。所謂文學的自覺，最重要的還是對審美特性的自覺追求。曹丕的“詩賦欲麗”，陸機的“綺靡”、“瀏亮”其實都是一種審美的特徵。

《文心雕龍》中，也有很大篇幅是在談論文學作品的藝術特徵，這其實也是審美。譬如情采、韻律、麗辭、比興、誇飾等。文論學家將《文心雕龍》放在一個非常高的地位，是因為它既包含了文體辨析，更囊括了審美內涵。它的出現標誌著中國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建立了完整的體系。

這也是魏晉南北朝文學一個顯著的特徵，先前服務於政治教化功能減弱了，文學變成了一個很個人化的行為，更專注於抒發個人的生活經驗和情感體悟。

02/ 文學自覺的社會背景亂世縫生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歷史上最為動亂的時期之一。亂世之中，文人命運是無常的，因而生髮了對自身個體命運的關注。亂世之中，敏感的文人更能感受人生苦短，生命的脆弱，禍福無常，人的無力感陡增。這也一大部分上形成了文學上的悲觀情緒，悲劇性的創作基調。

還記得少時念過曹操的詩《蒿里行》，“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但相比這首，杜甫的那首相似描寫的詩更熟為人知：“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都是對殘酷戰亂的側面描寫。

備受政治現實折磨的，最是有家國情懷的文人，許多文人也會莫名其妙地捲入政治鬥爭中而遭到殺戮，如楊修、孔融、陸機、陸雲、郭璞、謝靈運等一大批文人，都陷入了鬥爭的泥淖而無法全身而退。

門閥觀念與門閥鬥爭

士族的興起源於東漢後期，他們在魏晉時期達到了一個高峰，不管是財富的積累還是門第名聲，都佔據了一定高度的地位。

門閥制度下的寒士是非常辛苦的，他們進入仕途很難。魏晉時期的察舉制，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其實留給寒門子弟的機會並不多。

仕途無門的、才高的寒士，自然心中悶悶不平，士族和庶族對立是一種常見的社會現象。然而這也形成了一種風氣，即是重視社會門第，而這種門第觀念又表現為對宗族關係和倫理觀念的強調。

文學家族也隨之出現，如“三曹”：曹操、曹丕、曹植，阮禹、阮籍父子，嵇康、嵇紹父子以及嵇含，張載、張協、張亢三兄弟，陸機、陸雲兄弟，謝氏家族如謝安、謝眺、謝靈運等，皇族蕭衍、蕭綱、蕭繹、蕭統等。

儒釋道三教融合

從老莊思想來的玄學，對魏晉的文人影響甚大，致使他們形成了新的文學觀和人生觀。老子的“自然”、“真”觀念，在魏晉文人看來，就是一種至純至真的精神境界，不受外物，尤其是禮教的束縛。

洞見、玄心、妙賞、深情都是魏晉風流形成的條件，這都離不開三教合一的過程和文人的人生感悟。大量佛經故事的傳入，不僅影響了文學創作的正規化，更在思考人生問題上影響著時人。故事性的加強、韻律的變化、詞彙的使用以及文學觀念，都是佛的傳入為魏晉南北朝文學帶來的極大改變。

03/ 魏晉南北朝文學的主題及其風格

亂世之中，人們感受最多的，便是生死的無常。因而生死主題成為魏晉南北朝文學一個重要的書寫主題。

在《古詩十九首》中，就已經有對人生短暫、命運無常的感嘆。而在曹操的《短歌行》中，更是被髮揮的淋漓盡致，“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人們一方面在感嘆生命的無常，一方面卻又以樂觀豁達的態度，面對生命的諸多苦難遭遇。他們藉助酒和藥，來顯示自己放蕩不羈的性格。及時行樂、順應自然規律等都是時人對待生命的態度。最為著名的還是陶淵明，他悠然種豆南山的人生姿態，享受歸隱田園的苦樂，都為後世多少文人歌詠，甚至效仿之。

這也就引出了另一個書寫主題——隱逸主題。竹林七賢隱居山間，在林中喝酒賦詩為樂。這時期產生了大量的隱逸主題的詩歌。如左思、陸機的《招隱詩》，潘岳的《閒居賦》。陶淵明更是被鍾嶸《詩品》稱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

遊仙詩也是魏晉時期的一大型別。李白有一大批遊仙詩，但遊仙詩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已然盛行。遊仙詩和詩歌的生死主題相關，主要寫人為求長生，並對神仙世界充滿嚮往。遊仙主題早在《楚辭》中就有存在，曹植的《遊仙》、《昇天行》、《仙人篇》，張華、何劭都有《遊仙詩》，郭璞更是創作了多首《遊仙詩》，構成了一系列的相關描寫。

魏晉南北朝的文學風格，是幾大文學團體所創造的，並且各個不同。如建安風骨，正始之音，“三曹”、“七子”幾乎代表了魏晉文學的最高成就。這也造就了風格多變的魏晉文學。

中國文學史上，魏晉南北朝是一個充滿魅力的新變時期。這個時期的文學生機勃勃，富於開創力，萌生、孕育著新的生命。這種新變最為重要的一點就是文學進入了自覺的階段，文學創作越趨向於個性化，更關注於人的情感訴求。

魯迅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中還說了一句：“這時代的文學的確有點異彩。”“異彩”二字雖平凡，卻真切道出了魏晉南北朝文學的多樣性、豐富性特徵。

我是當歸，與你一起成長。

在文學史上，魏晉南北朝文學指的是上起東漢末建安下至隋朝統一這一歷史階段的文學。六朝是文學的自覺時代，這一觀點由魯迅先生提出後，並被學界普遍接受。從以下兩個方面來理解這一時期文學的自覺期：第一，文學自覺時代的產生第二，文學自覺的表現形式文學自覺時代的產生政治混亂

這一歷史時期整體呈現的政局特點一個字足以概括，那就是“亂”。東漢末年的動亂使東漢帝國分崩離析，各據一方的軍事集團之間連年混戰，接著三國鼎立的局面得以形成。西晉短暫的統一結束了三國分治，很快又是皇族爭權的“八王之亂”，接下來便是北方遊牧民族入主中原，造成南北方長期的分裂。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所建立的政權大多都很短命，除了北魏和東晉享國超過百年以外，其他王朝都是幾十年便遭遇亡國，比如最短命的齊代只存在了了二十多年。政權壽命的短暫透視出，這一時期的王朝整體來說都是弱勢政權。這種弱既指內在國勢的衰弱，也指對外政策的軟弱。經濟凋敝

在經濟上，四百年來國與國之間的連年征戰，民族之間的矛盾，再加上統治集團內部的爭權奪利，使得這一時期原本經濟發達、文化昌明的中原地區荒涼凋敝，造成了大批平民百姓死於戰亂饑荒，貴族文人也難逃殺戮和瘟疫。

文人價值觀的動搖

自儒學獨尊地位確立之後，在兩漢近四百年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儒家思想逐漸成為士人以及整個社會的主流思想，儒學也上升為社會的意識形態。但是隨著東漢帝國的崩塌，致使漢朝建立起來的意識形態失去了規範人們行為、統一人們思想的能力。

從東漢後期開始，儒家經學的流弊逐漸暴露出來，繁瑣的章句之學成為學術思想發展的障礙。再加上由於政治統治黑暗腐敗，“黨錮”不但摧殘了士人群體的政治意識和精神風貌，而且對整個社會風氣與社會思潮都產生了極大的消極作用。在腐敗黑暗的社會現實面前，儒家的價值觀念越來越受到人們的懷疑，出現了許多非孔棄禮、離經叛道之士。

文學自覺時代

士人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由從前主要是倫理的存在變為精神的個體，由東漢末年尋求群體的認同變為後來追求個性的卓異，由希望成為群體的現世楷模變為渴望個體的精神超越。這就是人們所常言的魏晉南北朝“人的覺醒，即士人個體的覺醒。

士人個體的覺醒深刻地改變了他們的理智生活和精神生活。 魏晉南北朝雖然歷代統治者都多次下詔敦崇儒學，但在思想界“不尊儒術”卻成了時尚（《晉書·裴傳》）。這一歷史時期，以老莊思想為核心的玄學風靡士林，由於國家對人們思想控制的減弱，這給思想界留下某些自由思考的空間，士人表現出空前的理論熱情，在理論上談論的主要話題是有與無，言與意，名教與自然的關係，追尋一種新的理想人格，也就是人們所說的“魏晉風骨”。

因此，六朝文學表現了一種新的人生觀：漢代文學中所讚美的與儒學相關聯的道德、氣節、操守退居到了相對次要的地位，對個體存在的喟嘆、珍惜與依戀日益成為表現的中心；對外在事物的鋪陳逐漸冷淡，而對個體生命體驗的表現則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廣度與深度。文學自覺的表現形式對文學價值的重估漢朝時代的文學被看成是“成教化，助人倫”的工具，文學自身的獨立價值並沒有引起重視，就連文學家本身也沒有意識到。到了魏晉時期，傳統所看重的“立德修身”觀念開始動搖，外在的功名富貴如過眼雲煙，只有文學作為人的精神創造才可能流芳百世。對文學與非文學的區別

這種區別又可以分為兩個方面。第一，將文學從廣義的學術中分化出來，把文學看成是不同於學術的一個獨立門類。漢人“文學公卿”中的“文學”是指學術或儒術，還沒有認識到文學與學術的區別。到了南朝才將文學與儒學、史學並列。

第二，將文學作品與應用文一類的非文學作品區別開來，魏晉南北朝文人對文學的審美特徵有了較深刻的體認，並開始從理論上對文學的內涵和外延進行界定。曹丕在《典論·論文》中還只是泛說各文體的藝術特點，到了陸機的《文賦》對各文學體裁則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再到南朝，有了“文”和“筆”之分。而劉勰在《文心雕龍·總術》中對“文”和“筆”的闡述則更為清楚明瞭。”凡是以偶語韻語來抒情寫意的就稱之為“文”，而非偶語韻語寫成的應用文就統稱為“筆”。“文”必須“唇吻遒會”和文采斐然，而“筆”則不要求聲調上的用韻和語言上的藻飾

對文學創作過程、創作心理、創作個性、文學形式進行理論探討

魏晉南北朝的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所取得的成就，在我國古代是空前的，是一座後世難以逾越的理論高峰。曹丕的《典論·論文》，對文學的許多獨到評價，多受後人讚譽，特以“文氣”論影響最大。陸機的《文賦》，開創了以文學的形式寫文學思想的先河。鍾嶸的《詩品》系統地闡述漢魏至南朝詩歌發展的源流，和各詩人的藝術成就與特徵，劉勰的《文心雕龍》更是構架宏偉，體系嚴密，第一次突破了長期以來重體驗而輕思維、長於藝術感受卻弱於抽象思辨的侷限。

這一時期的文學理論幾乎涉及文學創作的各個方面：創作主體、創作過程、創作心理、創作思潮、寫作素材，乃至文學本質、文學流派、文學風格、文體特徵、語言錘鍊等。這是文學自覺的理論反映。

對文學形式美的追求

晉南北朝作家們對文學形式美的追求達到了執著甚至狂熱的地步，劉勰在《文心雕龍·明詩》中載“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

東漢散文出現了駢偶現象，但到了魏晉南北朝以後作家才自覺進行駢文創作，到了西晉，駢文開始成熟和定型，並逐漸在文壇上取得統治地位，不管文學創作還是應用文寫作都用駢體，到了南朝可以說是駢文的一統天下。詩歌創作也同樣出現排偶化現象，比如曹丕、曹植、陸機、潘岳、至謝靈運、顏延之等，詩句華美，出現了大量的偶句，並追求詩歌語言的音韻美，並出現了後世常說的“永明體”。

如果沒有南朝詩人們對詩歌對偶、音韻艱苦的探索，就不可能有唐代成熟的律詩和絕句。

魏晉南北朝是一個神奇的時代，我國的古典文化在這一時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書法、文學等等領域都於此時過渡到了自覺期。

如果深層次探求原因，大概是因為這一階段裡，中國人的審美觀念發生了重大變革。

在這一階段，文人群體中滋生出了兩個非常重要的意識：

第一、文學除了社會的功用之外，還應該有個人的色彩

在魏晉之前，不論是《詩經》、“楚辭”的時代，還是以賦體散文和樂府詩歌為代表的兩漢時期，文學的個人色彩是被弱化的。

這一階段的文學強調的是“詩以言志”，是“文以載道”，作品要為社會、為理想而創作。

《詩經》和漢樂府多是具有“以下諷上”的功用；賦體散文中，鋪陳的漢大賦注重對社會現狀的渲染以及誇張地描繪，比如司馬相如的《上林賦》、《子虛賦》，而抒情的東漢小賦名義上是抒發個人情感，但這些情感依然是和社會、政治、理想有關，只不過形式上出現了變動，比如張衡的《歸田賦》。

這個時期的文人更多的是社會形象，他們呈現出來的是一個群體的相貌。

但這種情況在漢末魏晉時期被打破了，文人開始關注自身與其他人的區別，這是文人的自覺。

所以，提到這個時代，比如曹操、嵇康、阮籍等等人物，人們瞭解這些人物的事蹟多過他們的作品。

也是這個時期，曹丕在《典論·論文》明確地將文學分成了兩種功用：

蓋文章者，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

是說，這個時候的人們已經意識到，文學可以是安邦定國良策，比如諸葛亮的《出師表》；也可以是表達個人情感的工具，比如王羲之的《蘭亭集序》。

應用文體和文學文體有了更為明顯的劃分。

所以這個時期出現了很多新興的文學流派。

比如玄言詩、遊仙詩、山水詩、田園詩這些明顯帶有非常濃厚個人思辨、情緒等傾向的作品相繼問世，孫綽、許詢、阮籍、郭璞、謝靈運、陶淵明等等作家開始被人所關注。

雖然他們這些情感的由來多是由當時的社會環境所造成的，魏晉南北朝時期戰亂頻仍，尤其是南北朝時期，朝代更迭的背後是短暫的和平和短暫的戰爭的交替，文人流離非常嚴重。

當外在的社會環境不能給予生活的安定，文人群體開始了對精神園地的探索，主動創作反映精神狀態的文學作品，也就此形成了分化。

所以這一時期的作品都開始帶有濃厚的個人色彩，“詩言志”逐漸向“詩緣情”靠攏，雖然結果都和理想、情志有關，但表現出來的側重點就出現了明顯的差異。

憂國憂民之中又帶有了個人的苦悶，這就是文學作品的自覺。

第二、文學的形式和內涵都是可以研究的

除了詩歌功用的偏移之外，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人還開始了對詩歌創作的探討和總結，並且發生了兩件對後世文學有著非常重大影響的事件。

第一件事是沈約等人對漢語音韻的探究。

古漢語官話有“平上去入”四個聲調，被稱作“四聲”。

在南北朝之前，人們處於懵懂狀態，並沒有發現這一規律，直到沈約等人的一次聚會，大家探討如何寫作更好聽的詩歌。

他們發現了漢語聲調的秘密，周顒作了《四聲切韻》，沈約寫了《四聲譜》，開始對這一規律進行研究。

後來發現，之前時代裡，如曹植等人創作的詩歌為何如此優質，恰恰是因為他們的作品暗合了漢語這一規律。

於是，沈約等人提出了具體的詩歌寫作手法，避免“八病”：

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

這樣一來，按照他們的要求創作出來的詩歌，出現了非常顯著的效果：

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

形式上工整美觀，音韻上鏗鏘優雅，這種詩歌被稱作“永明體”。

自此之後，寫詩不再是天賦問題，而是有了一個明確的寫作標準。並且逐漸蔓延至駢文領域，音韻配合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這一標準的制定，直接促成了格律詩、律賦等文體的產生。為後世文學，不論是為詩歌還是文章等體裁的創作，都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價值，奠定了理論基礎。

第二件事是鍾嶸、劉勰等人開始了對文學審美的總結。

在此之前，人們注重文學的社會功用，注重作品的形式音韻，知道什麼樣的文學是美的，是優質的。但為什麼是美的？為什麼是優質的？還處於懵懂之中。

鍾嶸、劉勰等人對於審美心理的研究，填補了文學領域中的這一空白。

人們開始了對文學審美功能的研究。

鍾嶸在《詩品》中開始給詩人和作品進行等級的劃分，並根據他的感受來進行點評；劉勰在《文心雕龍》中開始講述他文學審美的感受，對作品進行更深層次的審美分析。

這二人的文學理論是之前的時代所沒有出現過的，他們開始跳出了作品的形式、情志、內涵、音韻等等特徵，甚至離開了作者的人生經歷，從更深的層次來探究這些作品給讀者的感受，這就是審美的自覺。

在之後的時代裡，中國在文學理論方面與西方國家走上了迥然不同的道路，相比於長篇大論的理論研討，我們更重視短小精悍的評析，更注重文學淵源的脈絡。後世的“詩話”類作品大抵不出兩者範疇。

綜合來講，魏晉南北朝文學的自覺，集中體現在：

作者自覺：對具體的“人”的發現，文人不再是一個群像嗎，而是一個個鮮明的個體；

作品自覺：文學作品也不再表達著單一的內涵，而是出現了個人情感的訴求；

審美自覺：文學的形式和文學的審美心理，都逐漸定形，從此之後有了新的具體的方向。

魏晉南北朝文學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個文學的自覺時代”，帶來了文學的繁榮。其主要表現為以下五點：

第一，對文學的重視和文學觀的發展。對文學的重視，首先表現為這一時期社會的上層包括許多帝王在內，普遍熱心於文學創作，從而影響到整個社會而導致了文學作品大量的增加。伴隨著文學創作的興盛，文學批評也獲得了空前的成就，不斷有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著作出現。

第二，文學集團的活躍。建安時代，在曹氏父子周圍聚集了一批文人，結成了歷史上第一個重要的文學集團。此後，又出現有“竹林七賢”、“二十四友”、 “竟陵八友”等。文學集團的活躍，進一步刺激了文學的興盛。

第三，文學題材方面的重要開拓。在這一時期，陶淵明創立了田園詩，謝靈運、謝朓完成了從玄言詩到山水詩的轉變。有意識地把邊塞生活作為詩歌的一種重要題材，也是始於南朝。至於梁代以蕭綱的文學集團為中心所出現的“宮體詩”，在中國文學史上確立了不能作簡單否定的宮體詩題。總之，大凡一切能夠“流連哀思”、“情靈搖盪”的自然現象及社會現象，都被魏晉南北朝文人納入了文學的表現物件。

第四，文學形式的不斷沿革變化。魏晉南北朝五言詩的繁榮期、七言詩的產生期、抒情賦的高峰期、駢文的成熟期、小說與格律詩的草創期。可以說，在中國古代文學幾種基本形式的發展過程中，這是一個關鍵時期。

第五，文學與哲理的結合。魏晉南北朝文學注重內心體驗和生命價值的思索，表現了作者更為深邃的心理活動。這使得文學擺脫了簡單地、就事論事地反映現實生活和社會現象的傳統，文學的內涵由此變得更加豐富、深沉了。

從上面所有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文學自覺的時代，這也是大多數學者所認可的結論。中國的文學自覺由此始發，純文學也便走上了發展的快車道。可以這樣說，後來唐宋文學的興盛正是建立在魏晉南北朝文學的發展之上的。也由此可見魏晉南北朝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所佔據著怎樣一個重要的地位。

這個說法，日本漢學家首倡，後來又由魯迅先生進一步闡發和標舉。魯迅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一文中提到這種說法。這裡的“文”，指的是文學，廣泛一點也可以說是文藝，李澤厚《美的歷程》不僅認為“文學的自覺”是魏晉的產物，而且說“非但指文學而已，其他藝術，特別是繪畫與書法，同樣從魏晉起表現著這個自覺。”其中最直接的表述就是“文筆之分”。

魏晉南北朝時期，第一次出現了“文筆之分”，將用於記錄歷史和上奏朝章的文章劃分為筆，將純審美文學功用的文章劃分為文，這是為什麼有人稱“魏晉南北朝”為文學自覺意識的發端。

文學的自覺，指文學自身覺悟到獨立存在的價值，而從文史哲不分、詩舞樂合一的狀態中分離出來，成為一個獨立的學術門類。張少康在《中國文學觀念的演變和文學的自覺》一文中指出：“文學的獨立和自覺有一個較長的發展過程，從戰國後期的初露端倪，到西漢中後期則已經很明確了。”他認為,這個過程的完成，“可以劉向校書而在《別錄》中將詩賦專列一類作為標誌。這是和文學觀念的演變、文學創作的繁榮與各種文學體裁的成熟。文學理論批評的發展和專業文人隊伍的形成直接相聯絡的”。

魏晉時代，由對個體生命的重新審視而激發起來的人的覺醒，使得魏晉文學顯示出強烈的主體性色彩，這是人的覺醒促使文學“自覺”發展的時代特徵。曹丕提出的 “文章”分四科已接近了現代意義上的文學概念，他對文章的地位和價值的肯定和褒揚對於後世文學觀念的不斷深化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劉宋設立文學、儒學、玄學、史學四館,大體與曹丕的文章觀近義，這是從觀念的更新到制度的確立。

袁行霈主編的《中國文學史》說：“文學的自覺是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它貫穿於整個魏晉南北朝，是經過大約三百年才實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