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不同於如今社會的知識分子，二者不屬於一個概念。古代的知識分子屬於“士紳”階層，是官員的儲備人選，同時，在地方也擁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可以直接參與地方社會的管理。古代政府的控制地方大多到縣一級，此時，地方上知識分子的作用就顯現了出來，他們起到了中央和地方基層之間的紐帶作用。負責傳播政府的意志，教化地方社會。

知識分子，一般都是教師為主，一代傳一代，如果沒有知識分子，社會上的知識就會有斷流，所以知識分子在歷史上有傳受人類知識責任，但是要創造出知識的，必須有科學家。

所謂知識分子，就是擁有學問有見識的人，只有學問而沒有見識的人是不能稱為真正的知識分子的。古代用士、農、工、商來大致劃分社會各個階層，古代社會一定級別的官員大多出身科班，他們出仕後往往也從事著述活動，因此古代的官員也基本上就是知識分子。當然，專門從事學問研究的翰林人士等無疑也是知識分子。

歷史發展到現代社會，知識分子的概念已經與過去不一樣了。我認為，擁有一定知識且與學問研究有關的學者文人和科研人員就是知識分子的主體。而官員雖然也有知識，但其所從事的工作主要就是社會管理，他們與科研或學術研究已漸行漸遠，所以他們的身份已固化為官員了，他們也就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知識分子了。當今知識分子基本上工作在科研院所或各級教育機構，一句話，知識分子的工作性質基本上就是教育教學、科學研究或學術研究，他們基本上就是腦力勞動者。可以這麼說，知識分子與知識結合非常緊密，並且為了工作和發展的需要，需要不斷更新知識，新知識是他們賴以生存之本。

人類歷史不斷向前發展，人民是推動歷史前進的主體。毫無疑問，知識分子在推動歷史前進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假如沒有知識分子的存在，那麼人類文明的發展和文明成果的總結會是什麼樣子也就可想而知。

知識分子尤其在變革社會制度、匡正社會風氣、革除社會流弊等方面發揮的作用更是社會其他人群無法可比的。

屈原是中國的文化名人。屈原能成為文化名人，跟他的文化成就是分不開的，除此之外，屈原的憂國和悲憫情懷也為他的文化名人身份增加了奪目異彩。在楚國國運艱難之際，屈原發出了憂時傷世的沉重嘆息。作為一首政治抒情詩，《離騷》充分體現了屈原的政治理想與熱情，也淋漓盡致地表達了他那種挽救瀕臨危亡的楚國的堅強決心和意志。

　　雖然楚國最終滅亡了，但屈原在中國歷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這一筆永遠留存在華夏兒女的心坎上。“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屈原早就成為了包蘊愛民憂國而不懈奮鬥這樣的文化內涵的歷史符號，屈原也因此而成為鑄造中華魂魄的不朽文化名人之一。

　　賈誼英年早逝，作為知識分子，賈誼在中國文化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秦帝國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專制獨裁國家，秦王朝的歷史非常短暫。為了總結秦王朝暴興忽亡的歷史教訓，賈誼為後人寫下了流傳千古的政論名篇《過秦論》。賈誼高度總結了秦速亡的根本原因：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歷史雖然不可逆轉，但歷史的經驗教訓可資借鑑。儘管這樣，後來的封建王朝仍擺脫不了由興治到衰亂而亡的歷史怪圈。

　　雖然封建王朝已成歷史，但誰又能否認知識分子在歷史上的重要作用呢？歷朝封建帝王的智囊謀士都是知識分子，他們為維護王朝的統治制定典章制度，他們竭忠盡智而留下的歷史佳話不勝列舉。魏徵房玄齡就是那種為了國家和人民利益而敢於“死諫”的封建文人的典型。

中國古代優秀知識分子大都有著濃重的憂患意識和悲憫情懷。唐朝大詩人杜甫在安史之亂期間寫下許許多多感情沉鬱的不朽詩篇。他的詩生動地記錄下了唐王朝那段不堪回首的動亂歷史，因而被後人高度評價為“詩史”。“三吏三別”是其詩史中的代表作，充分表達了他對戰爭的極端厭惡之情，而《聞官軍收河南河北》一詩則表達了他渴望、珍視和平的愛國情感。《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彰顯了他那種悲天憫人的博大情懷。古代中國像杜甫這樣的文人千千萬萬，他們無不受到人民的愛戴和稱讚，因為他們感受到了普通勞動人民的喜怒哀樂，並以自己的作品傾訴了下層勞動人民的心聲。

說到憂患意識和憂國情懷，我們一定不會忘記這兩個歷史人物：范仲淹和顧炎武。“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顧炎武這一飽含憂患意識的至理名言世世代代鐫刻在人們的心中，也激勵了無數志士仁人為國效命乃至捐軀而在所不惜。范仲淹的一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貫虹豪言化作了古今無數士大夫之族忘身憂國為國的不竭精神源泉。

　　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無疑是各個時代的社會精英，他們或著述豐富，為構造人類文化寶庫奉獻了畢生精力；他們或為人正直，為官一任而造福一方；他們或卓識非凡，為國竭忠盡智；他們或為了國家和人民的重大利益而死諫直言······“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聖賢先哲遠矣，惟其精神不朽而名垂青史，光耀千秋。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樣的幾句話已被中國古代優秀知識分子銘刻在心，這幾句話體現了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人生最高理想和崇高精神境界，也體現了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神聖使命感和歷史責任感。

因此，知識分子是維繫一個國家和民族命運的無價之寶，他們承擔的歷史責任重於泰山。

而作為統治者對其的顧慮大多體現在知識分子的思想超前以及有一定的認知辨別能力，故在合理利用知識分子促進社會進步的前提下，統治者也通常都會受控於人民的思想，讓其侷限在某個狹隘的四維空間裡，以此來更穩固自己的江山基業，歷史上就多次發生統治者對知識分子慘下殺手的事件，最著名的即為焚書坑儒，而近現代明治維新運動的剿滅都是統治者對於知識分子採取的一些遏制手段。

知識分子在歷史發展中起到那些作用，統治者對其有那些顧慮？

知識分子這個詞彙包含了許多層次，有知道很多的人，有知道不多的人，有一知半解的人，還有誤解的人。

但是都能夠誇誇其談，把自己的所想說出來，社會效果卻不一樣。

人們用時間去聽，目的是有收穫，增加自己的知識與見解，可是許多的專家學者說出來的話，在以後一定的時間裡，人們發現它們的預見和事實不符，並且完全不是這麼回事，人們對這些專家產生懷疑，這些人有沒有知識？

這些人都有自己的頭銜，而且不低，但是與它們的知識面差距很大。高職低智的人比比皆是。

人們開始叫這些人磚家，叫獸。

太沒有知識了。

讀書是學習，使用也是學習，並且是更重要的學習。

任何的知識都必須拿到實踐中去檢驗，符合實踐現實的就是正確的，反之就是不正確的。

中國古今有許多的讀書人，孔乙己就是讀書人，但是知識的消化能力差，裝不進廣泛的知識，結果它的學習變成了一種擺設，把自己讀書讀傻了，人們叫它書呆子。

讀書必須和做其它事情一樣，必須有一副好的頭腦，有強大的記憶系統，有強大的分析能力，能夠消化知識。

但是有許多人對知識消化不良，而成為了學前忘後者，這邊進去馬上另一邊就出來了，裝不進知識。

人群中，有學位的人很多，出類拔萃的少。

這些人在歷史發展中起了什麼作用，這些人一知半解的人能夠起到什麼作用呢？

我們看到在世界歷史的長河裡，像牛頓這樣的人能夠有幾個，它才是人類歷史的推動者，把人類的思維空間擴充套件到宇宙。這樣的人畢竟不多，大部分作用微弱。

知識與真實生活的體驗，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也是唯一的真實知識的收穫者。有誰能夠收穫與豐收呢？

統治者要富國強兵，想有更多的有知識的人為他服務，真正有幾個人能夠勝任。

臥龍，鳳雛，有幾多？

方士，騙子道有一些，結果裝神弄鬼的人不少，沒有用處而只有壞處。

許多的人滔滔奇談，下面的聽眾處於旁觀者清，越聽越覺得不正常，越聽越覺得這些磚家叫獸弱智。

知識沒有，罵娘卻不停，身在曹營心在漢。這樣的人能做出什麼呢？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事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我認為北宋張載的“四為句”可以很好地說明知識分子在歷史發展中起的作用。

“為天地立心”，尋找萬物發展的規律，明確方向，制定目標，使社會沿著有序的方向發展。百家爭鳴時期，儒家、法家、道教所研究的理論成果，逐漸形成了後世王朝治國的理論體系。17世界法國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學說是現在美國政治體制的歷史淵源。

“為生民立命”，要關心人民的疾苦，反映人民的心聲，增進人民的福祉。學問不是為了譁眾取寵，而是為實實在在改善民生。唐朝杜甫“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北宋政治家范仲淹力主改革，為民請命，三次被貶。“戊戌六君子”為改革犧牲，“五四運動”愛國學生一腔熱血赤手空拳對抗北洋軍閥，維護國家主權……歷史上為民請命者數不勝數，他們用生命推動了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

“為往事繼絕學”，著書立說，教書育人，教化萬民，弘揚傳統文明，開拓創新，使中華文明博大精深，源遠流長。經史子集，每一部都是文人知識分子嘔心瀝血的結晶。司馬遷《史記》，司馬光《資治通鑑》……

“為萬世開太平”，給千秋萬代開創用永久太平的偉大基業。遠如孔子，遊走各國，為亂世的和平，奉獻自己一份力量。孫中山“亟拯斯民於水火，切扶大廈之將傾”，建立政黨，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國，建立軍校。為改造舊中國耗盡畢生精力，在歷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功勳。

古代統治階層對知識分子是十分顧忌的，知識是精神界的宗教，知識分子是教主。知識分子口誅筆伐，很可能導致王朝的覆滅。法國大革命，封建王朝被推翻，路易十六在獄中讀了啟蒙思想家的著作後，感慨道：“原來是伏爾泰和盧梭毀了法國！”

知識分子不可能成為一個獨立的階層，他必然會依附於某個階級，為其服務，成為這個階級的一部分，說是置身事外，不偏不倚，那是忽悠百姓。

以前讀書的時候老師曾經講過一件事：

大致是他給企業下現場講精細管理的時候，用扳手擰他們機架上的螺絲，發現螺絲起碼還能緊上幾圈。所以拿這當作示例說看看中國企業尤其國企的工人責任心多麼差，螺絲都不擰緊，出了生產事故怎麼辦？機器壽命會怎樣？必須如何如何加強管理云云。結果當場和人家企業的老工人發生了激烈衝突。所以很慨嘆，說華人必須學會尊重知識尊重批評，不然怎麼可能進步，這樣XXXX的工人，活該下崗云云。

我後來工作後才瞭解到，很多機器裝置的螺絲是不能隨便擰緊的。因為機器是一個整體，你把這裡擰的太緊了，機器執行中一震動，就有可能把其他地方的螺絲震松，結果反而危險的多，機器的壽命更低。但是具體安裝的機器裝置，哪裡的螺絲要多緊哪裡的螺絲要多松，講究非常多。

就工廠來說，要麼是新引進的車間裝置，對安裝環境什麼的有非常全面非常標準化的一系列要求，然後可以出一套標準，要求對哪裡的螺絲扭矩多少什麼的都制定出數字化可以檢查檢測的標準。

但是如果是一些老裝置或者野外的裝置，沒辦法保障安裝環境之類的，那就很依賴老工人的經驗。資深的老工人有些就能做到手扶著機架，用扳手把螺絲緊一緊鬆一鬆，就知道這裡的鬆緊是不是適宜的地步。

當時老師語焉不詳。我對這位老師和這位老工人究竟誰對誰錯，當時具體情況什麼樣，後來企業到底有沒有按這位老師的說法處理這位老工人，並不清楚。

但現在我的問題是：

你覺得這位老師和這位老工人，誰是“知識分子”？誰不是？

如果你是企業的管理人員或者說“統治者”，那麼你是不是“知識分子”？在這件事情裡，你應該首先尊重誰的意見？

PS：

像“知識分子”這種莫名其妙的政治詞彙，是不是早該消亡了？最起碼的：

誰不是“知識分子”呢？

如果大家都是知識分子，那麼這個詞有必要存在嗎？

如果只有一部分人是知識分子，那你憑什麼認為人家沒“知識”呢？

畢竟，知識才是大家需要和尊重的，“分子”一文不值。

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心，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內在力量。比如王安石改革，改法令，實行青苗法，一方面為了朝廷的稅收有保障，一方面是緩解農民的生活負擔，讓老百姓能夠生存下去。

青苗法靈活地將常平倉、廣惠倉的儲糧折算為本錢，在青黃不接以百分之二十的利率貸給農民、城市手工業者做種子讓農民可以耕種，農民就不會向社會上的大地主貸款，農民能夠耕種了，國家就可以收稅，財力有了保障。

但這種方法是改良性質的，就是沒有解決關鍵問題，農民一開始為什麼就那麼貧窮，沒有種子餘量進行耕種。解決的方法是治標不治本，拆東牆補西牆。農民必須要耕種，否則就活不下去，以前是向地主告貸，現在是向政府告貸，換談不換藥。還得罪了司馬光等為代表的大地主，引起朝廷內部混亂，蘇軾都反對新法。

要改變出路，唯一的辦法是抑制地主豪強，嚴厲打擊高利貸，保護農民利益，減少稅收，保護農民生產積極性。農民富有，稅收和兵員自然都有了。

但是王安石是個靠考試上位的官員，沒有勢力與大地主抗衡。而宋朝江山的取得，本來於趙匡胤的黃袍加身，必須得到地方豪強的支援。當時天下的形勢是豪強的聯合政府，共同剝削農民，所以宋朝的農民起義也多於牛毛，例如宋江36人起義，方臘、田虎起義，要知道北宋存在就100多年，就有這麼多起義。

王安石是個理想主義者，一心要國富民強，在自己任地方官的時候，因為自己清廉可以實行青苗法取得很大成效。推廣到全國就行不同，只能作為試點。改革是摸著石頭過河，不能搞一錘子買賣。

宋神宗對王石也很支援，全國大力推行。王安石執政後，於熙寧二年(1069年)實行青苗法，規定凡州縣各等民戶，在每年夏秋兩收前，可到當地官府借貸現錢或糧谷，以補助耕作。借戶貧富搭配，10人為保，互相檢查。貸款數額依各戶資產分五等，一等戶每次可借15貫，末等戶1貫。當年借款隨夏秋兩稅歸還，每期取息2分，實際有重達三四分。實施過程中官員為了政績常常進行抑配。而且民間借貸沒有過多的附加費用，而青苗法在實施過程中民眾增加了許多額外的負擔。

改革是要配套進行，王安石沒有預料到出現諸多問題，到宋神宗死後，改革就停止了。

王安石遭到司馬光等大地主的反對，而司馬光，進士及第，累遷龍圖閣直學士，是中央大員。

宋神宗趙頊即位以後感到王安石提出的一整套激進、大膽的變革方案符合自己的理想。熙寧二年(1069年)，重用王安石為參知政事，主持變法。司馬光和王安石意見相左，有時在皇帝主持的議政會議上也毫不相讓，到王安石頒發"青苗法"，司馬光表示不同意見，他認為縣官靠權柄放錢收息，要比平民放貸收息危害更大，因此表現了強烈不滿。政策到了下面就走樣，官員推行走樣。

王安石無疑是偉大的理想主義者，值得尊敬！司馬光也是知識分子雖然比較反對青苗法也是從國家利益出發。改革失敗主要原因是改革沒有設計好。知識分子都是從改良的角度看問題，怎麼改善下，但是沒有看到問題的根本，做寫修補工作，但總是好過沒有作為。這些改革還是起到了一定成效。是個很好的實踐。

知識分子對於任何一個王朝來說都太重要了，沒有知識分子的王朝即便建立也只是一個短命王朝。

例如歷史上那麼多次農民起義，哪一個不是搞得聲勢浩大，像黃巾軍，黃巢，李自成，黃巢和李自成還當了皇帝，可是下場是什麼呢？黃巢自殺，李自成最後被一個老農殺死，他們失敗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們不重視知識分子。

而反觀 成功的兩位農民皇帝，劉邦與朱元璋，無一不是重用知識分子，劉邦身旁有蕭何 ，張良，陳平，朱元璋手下有李善長和劉基，朱元璋的開國六大功臣裡面五個都是武將，只有李善長是文臣，然而他卻把李善長列為第一功臣。

當然，作為皇帝的謀士，在統治者需要你時，他會對你大大重用，可是一旦功成名就，建立了宏圖偉業之時，他就會對你猜忌，所以如蕭何就用自汙的方式來消除劉邦對自己的猜忌。

而張良則是直接隱退，朱元璋對於神機妙算的劉基非常忌憚，所以建國之後僅僅只給劉基封了 誠意伯的伯爵，連個侯爵都沒能混上。

知識分子對於一個王朝來說絕對是不可缺少的，沒有知識分子的王朝 長久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