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邊重鎮是指明朝為防禦蒙古殘餘勢力而設定的九個軍事重鎮。分別為：遼東鎮、薊州鎮、宣府鎮、大同鎮、太原鎮、延綏鎮、寧夏鎮、固原鎮、甘肅鎮、昌平鎮、真保鎮。

遼東鎮

總兵初駐廣寧（今遼寧北鎮市），隆慶後冬季駐東寧衛（今遼寧遼陽市）。管轄的長城東起丹東市寬甸縣虎山南麓的鴨綠江畔，西至山海關北錐子山，全長970餘公里。

薊州鎮

總兵初駐桃林口，後移遷安寺子峪（也稱獅子峪），天順年又移三屯營（今河北遷西縣境內）。管轄的長城最初東起山海關，西至鎮邊城（原名灰嶺口），自增設昌平鎮後，西改至慕田峪（今北京懷柔區境）。管轄的長城東起山海關，西至慕田峪，全長880餘公里。

宣府鎮

總兵駐宣府衛（今河北張家口市宣化縣）。管轄的長城東起慕田峪渤海所和四海治所分界處，西至西陽河（今河北懷安縣境），全長510多公里。

大同鎮

總兵駐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市）。管轄的長城東起鎮口臺（今山西天鎮縣東北），西至鴉角山（今內蒙古清水河縣口子村東山），全長330多公里。

太原鎮

總兵初駐偏頭關（今山西偏關縣），後移駐寧武所（今山西寧武縣）。管轄的長城西起河曲（今山西河曲縣舊縣城）的黃河岸邊，經偏關、老營堡、寧武關、雁門關、平型關，東至太行山嶺之真保鎮長城，全長800多公里。因該鎮在大同、宣府兩鎮長城的內側（南邊），故又稱為內長城，而偏頭、寧武、雁門三關也就合稱為內長城的“外三關”，在東邊的薊州鎮與真保鎮的居庸、紫荊、倒馬三關就為“內三關”。山西鎮長城城牆多為沉重大石。

延綏鎮

總兵初駐綏德州（今陝西綏德縣），成化以後移治榆林衛（今陝西榆林市）。管轄長城東起黃甫川堡（今陝西府谷縣黃甫鄉），西至花馬池（今寧夏鹽池縣），全長880多公里，在大邊南側另有“二邊”，東起黃河西岸（今陝西府谷縣牆頭鄉），曲折迂迴，西至寧邊營（今陝西省定邊縣）與大邊牆相接。延綏鎮長城遺蹟多被積沙掩埋，區域性地段被推平做了公路，尚有夯土墩臺存在。

寧夏鎮

總兵駐寧夏衛（今寧夏銀川市）。管轄長城東起花馬池，西至寧夏中衛喜鵲溝黃河北岸（今寧夏中衛市西南），全長約1000公里。寧夏鎮長城遺蹟大部分埋於流沙之中，僅賀蘭山段石砌城垣有斷續殘存，並儲存一段因斷層地震活動而造成的錯位現象。

固原鎮

總兵駐固原州（今寧夏固原市）。管轄長城為東起延綏鎮饒陽水堡西界，西達蘭州、臨洮，全長約500公里。明後期改線重建，西北抵紅水堡西境與甘肅鎮松山新邊分界。固原鎮長城遺蹟除景泰縣境的“松山新邊”儲存較完整外，其餘地段城牆圮坍嚴重，僅儲存夯土。

甘肅鎮

總兵駐甘州衛（今甘肅張掖市）。管轄長城東南起自今蘭州黃河北岸，西北至嘉峪關討賴河一帶，全長約800公里。甘肅鎮長城遺蹟，雖經風沙剝蝕堆埋，仍大段保持連貫的牆體，在山丹境內還儲存著一段兩條間距10餘米的平行牆體。

昌平鎮

總兵駐昌平（今北京昌平區）。管轄的長城是從原薊州鎮防區劃出的渤海所、黃花鎮、居庸關、白羊口、長峪城、橫嶺口、鎮邊城諸城堡長城線，其東北起於慕田峪關東界，西至紫荊關，全長230公里。

真保鎮

總兵駐保定，管轄的長城北起紫荊關，經倒馬關、龍泉關、娘子關、南至故關，全長390公里。

自1368年明朝建立後，元朝的殘餘勢力不甘心就此失敗，於是一直糾結殘餘勢力侵擾明朝的邊境，企圖恢復大元。所以自洪武年間開始到萬曆年間，明朝的皇帝們陸續增設到九鎮用以防守外敵。

設定邊鎮的地方均為當地的交通樞紐，人員密集，地勢極為重要。作為歷代明朝的戰爭最前線，有效的防禦了外敵入侵，是對內地農耕名族來說一把非常重要的保護傘，並且以關隘的形式控制著對蒙古各地的貿易，使明朝透過控制貿易的方式讓北方蒙古部族俯首稱臣，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是明朝長治久安的生命線。

但是到了明朝後期的隨著經濟政策的改變，越來越的人轉向高利潤行業，比如販鹽等等，邊地土地日益荒蕪，糧價也越來越貴，造成了邊軍用糧困難。特別是明武宗以後，邊兵逃亡，邊將冒領軍餉，諸如此類事情司空見慣，邊備日漸廢棄，直至明朝滅亡。

傳首九邊”是明王朝所特有的一種懲罰，專用於邊塞統兵大將身上。“傳首九邊”可以泛指：將有罪之人處死後取下首級，朝廷專門派出一支類似欽差的隊伍，拿著這首級到北方九邊示眾，對邊關將士起到言傳身教的警示作用。這樣的懲罰不僅十分殘忍，並且非常不道德，古時候交通不便，拿著的首級用石灰等材料加工防止腐爛，花費數月時間帶著它走邊九邊。如此做法不僅讓死者生前名譽盡損，還讓死者死後不得安寧，是封建文化中的“魂飛魄散”的下場。“傳首九邊”同樣可以專指熊廷弼為閹黨所害的事件，因為這樣的慘事只有他經歷過，袁崇煥也不過是“遂磔崇煥於市。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磔是古代一種分裂肢體的酷刑。

傳首九邊是皇帝和群臣恨到極致才會做出的懲罰決定，熊廷弼作為明朝末年傑出的將領，三入遼東統軍抗擊後金。熊廷弼與廣寧巡撫不和終致兵敗潰退，戰敗訊息傳回京師，王化貞被下獄，熊廷弼先被罷官後入獄，三司會審判其死刑，因不願賄賂魏忠賢而導致罪名坐實，“傳首九邊，棄屍荒野，天下冤之”。四年後，熊廷弼沉冤昭雪，首級才被允許拿回去安葬。當然，這要求不是皇帝主動提出的，而是大學士韓爌等大臣聯名上書求來的。這段故事用電影拍出來，絕對能驚豔四座。傳首九邊的故事就到這，那麼九邊是哪裡？為何說它關係到明朝的國運？

九邊在哪裡？

九邊是明朝為抵禦北方大草原上的蒙古，而在北部邊防地帶設定的九個軍事重鎮，其前身是洪武年間的九大塞王的軍事組織。九邊，又稱九鎮，是明孝宗朱祐樘弘治年間北部邊境沿長城防線陸續設立的。《明史-地理志一》：其邊陲要地稱重鎮者凡九：曰遼東、曰薊州、曰宣府、曰大同、曰榆林、曰寧夏、曰甘肅、曰太原、曰固原。皆分統衛所關堡，環列兵戎。綱維佈置，可謂深且固矣。遼東指遼河以東地區，今遼寧省東部和南部；薊州是如今的隸屬天津市；宣府沒有現成地名，只有如今的一個大致區域範圍，東起居庸關四海治，西達今山西東北隅陽高縣的西洋河；大同是山西大同；榆林是如今陝西省榆林市；寧夏、甘肅、太原三地，只要是個稍微有點地理常識的中國人都清楚在哪；固原是今天寧夏回族自治區的固原市。

九邊是認為構造的遊牧民族與農耕民族的文化分界點，東至鴨綠江，西至嘉峪關，幾乎將明王朝的北部邊境全包攬下。這事是理所當然的事，也不看看大明帝都北京城地理位置有多北。九邊主要防禦的敵人是遊牧民族，前中期是主要防備韃靼、瓦剌等蒙古部落，後期是主要抵禦女真人。九邊位於抵禦蒙古、女真等遊牧民族的第一線，可以當作萬里長城來看，將其分作九大戰區，職責明確分工合作。《明史稿·兵志》提到為何設定九邊，為何在這些地區設定九邊：明初北邊地，東起鴨綠江，西抵嘉峪關，中包大寧、開平、東勝，而嘉峪之外，置哈密為屬國，延袤萬里，設兵鎮戍，聯絡其間。成祖都北平，扆山負海，憑塞為險。自棄大寧於兀良哈，宣、遼間隔，京師遮蔽漸薄。已而興和廢，開平孤峙難守，乃遷衛於獨石，而東勝亦內移。宣、大、延綏皆當敵衝。久之，河套淪棄，寧夏、固原邊患日急，哈密入於土魯番，關外即絕域矣。朱棣靖難成功削藩九大塞王，而後遷都北平，後來歷代皇帝逐漸設定專門隸屬中央的軍事機構衛戍邊疆。

九邊軍鎮

軍鎮是東晉十六國時期新興的一種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實行的軍事化管制，一般設定在軍事要衝，當地居民與普通百姓分開，稱“鎮民”。軍鎮是一個擁有土地、人口、軍隊、後勤、軍餉、邊牆、城堡、墩臺、兵器、馬匹等組成的軍事實體、戰爭巨人。都司衛所和九邊總兵鎮守是並存相制的，並不會出現一家獨大或是類似唐朝末年的藩鎮割據局面。九邊總兵鎮守是集合都司衛所、大將鎮守與塞王守邊等制度於一體的。永樂年間北邊塞王守邊制度的土崩瓦解，意味另一項軍事制度即將興起。九邊總兵鎮守制度直接脫胎於大將鎮守制度，不同於行都督府、都衛，具有濃烈的軍事色彩，專為征伐服務，有著便宜行事、節制諸將、軍法從事之權。儼然一副土皇帝的外表。

總兵者，總率軍馬、統兵征伐也。朱元璋起義初期便曾任職過總兵，鎮守和陽，專制軍事，軍法從事，地位甚高，權力極重。雖然自古以來，皇帝皆會主動授予統兵大將便宜行事的權力，但實際上，這種便宜行事是建立在皇帝所默許的限制上，若是不被默許，興許仗一打完就被撤職問罪。元代總兵明確擁有便宜行事的權力，由法律章程規定：各處總兵官以便宜行事者，承製擬授，具姓名以軍功奏聞。則宣命敕牒隨所索而給之，無有考核其實者。

洪武開國時期，因結束元末亂世的征戰需要，總兵數量頗多，後來數量逐漸減少，含金量漸高，乃是大明最高級別軍官級別。九邊軍鎮皆有著一位總兵，作為最高軍事指揮官。蒙古屢次氣勢洶洶的侵犯襲來，軍權分散不利於打仗，因此九邊總兵事權逐漸歸一，本來用以防止割據分離出去的督理錢糧、懲治罪犯權力，也被收回。九邊軍鎮的地位是等同於地方行省的。甘肅鎮是最早固定和建立下來，蓋因斬斷北、西、南三大蒙古勢力、控制西域之鎖鑰的需要。

甘肅鎮、寧夏鎮是為攻略防禦蒙古的右側；宣府鎮、薊州鎮分別為京師北門與東藩，用以保護北京城，屬內圍防護；大同鎮是藩屏山西，遮京師之右，遼東鎮是藩屏山東，庇京師之左，屬外圍防護；榆林鎮處在形勝之地，五路襟喉，長城因河為塞，洛水之交，三水所會，邊陲之郡，秦地要區，專控河套地區；固原鎮偏屬內地，因此地位較低，也是為防範蒙古所設；太原鎮居京師之右，控扼西北，實形勝衝要之地。九邊軍鎮的設立將北京城完美保護。

九邊軍鎮不僅能調動自己軍鎮內的兵馬，備禦軍隊、外地都司衛所，甚至京營亦受其節制調遣。無論從中央集權角度，或是國家安全形度，九邊皆與有明一代之國運血肉相連。

以文御武

九邊軍鎮的勢力和權力愈發壯大，而且作為軍事長官的總兵由中央下派任職改為地方升遷，是不是有熟悉的感覺？像是唐末的藩鎮，九邊軍鎮逐漸形成一個獨立的軍事集團，不再完全受中央管制，武治色彩濃厚的開國初期這樣的情況實屬正常，當王朝趨於穩定、內部戰爭愈少、統治秩序穩固，文官勢力逐漸抬頭，九邊軍鎮不可避免地北逐漸滲透。從明朝第四位皇帝明仁宗朱高熾時期開始，皇帝就專門從中央選出文臣安插到軍鎮中，做參贊之官，書寫機要文書。參贊無參與軍事謀議的權力，地位低於總兵，因此形成以文協武的祥和局面，但這只是暫時的。

往後，參贊職權擴大，可以總兵一同操練軍馬、修治城池、管理糧餉，軍中機務，皆與謀議，享便宜行事的權力。熟悉明代史的讀者一定知道，這便是巡撫的前身。巡撫主管民政，而軍鎮總兵有軍權，隨著時間的發展，糧餉事務繁重，總兵不方便協調地方行政事務和中央文官體系，陸陸續續設定巡撫，與總兵一同管理軍鎮事務。早在數十年前，內地已經推廣巡撫制度。不僅是巡撫，中央還建立提督制度、鎮守制度，提督地位高於總兵，鎮守地位等同於總兵。不過，明代的九邊軍鎮，可以沒有巡撫、提督和鎮守，唯獨不可缺少總兵。

各鎮巡撫職權大小是有一定區別的，這是根據地方情況的不同調整的，例如榆林鎮巡撫兼督延安、寧夏兵備，及陝西錢糧和甘肅馬政。反觀薊州鎮巡撫，最初並無管理糧餉的權力。巡撫管理的事務繁多，最終形成文武相制的格局。九邊軍鎮內有宦官鎮守、文官巡撫與武備總兵，分別代表著皇帝、文官和武臣。巡撫職權的擴大意味著文官群體將手伸到兵權的最深處。明朝中後期，巡撫可節制副總兵以下武臣，並獲給旗牌，得以便宜行事、軍法從事。

總結

九邊軍鎮分峙北邊，彼此獨立，卻形成一個完整的大明北疆邊防體系。各個軍鎮內部，巡撫和總兵的關係好壞影響著整個軍鎮的情況，明朝末年多少敗仗，是因為總兵和巡撫不和引起的——巡撫看不起總兵，總兵看不慣巡撫。而九邊軍鎮的外部，本應互相支援的一體攻防，卻常出現視同秦越、袖手旁觀的現象，地方權力異常的分散，有著巨大的互相掣肘之弊。之後明廷再實行總督制度，陝西三邊總督、薊遼保定總督，宣大陝西總督，這些軍政權力層層疊疊的，十分臃腫。別看總督節制三鎮，實際上仍遭到種種牽制，同時確定下，文官成為九邊軍鎮的最高軍政長官，武臣與宦官皆在其下。也就是說，九邊軍鎮是戰是守、是攻是防、是支援還是等待，全在文官群體掌握下。但是呢，文人相輕，互相都看不起，也會進行分裂內鬥，算不得一個整體。

明朝總兵、巡撫和總督等制度建設，為清代的地方軍政制度創新構建提供了借鑑，並隱隱將其推廣至全國。

九邊重鎮是明朝長城沿線的九段重要防線。對於抵禦蒙古、後金（清）入侵，拱衛京師具有重要意義。

後來，清朝統一了全國，北方的防禦因為蒙古人加入而延伸到了更北方，九邊作為邊防前線的作用就沒有了。

朱元璋開朝時定的九邊，處於邊關的要衝位置，在保衛邊疆有戰略意義。但實行的是軍戶制（類似乎屯田），隨著屯田被宗室親貴侵佔，軍官對軍戶的壓迫勞役，大量軍戶逃亡。加上生產才能謀生，戰鬥力下降，於是九邊後來名存實亡。

明朝天啟和崇禎年間，有一個特殊的刑罰“傳首九邊”，第一個受此刑罰的是熊廷弼，第二個就是袁崇煥。受此刑罰的人被斬首之後，首級在明朝所謂的“九邊”等軍事重鎮中“示眾”，警示所有的邊關將士。（明朝被傳首九邊的兩個大臣，左為熊廷弼，右為袁崇煥）

明朝的“九邊”到底是怎麼來的？又是如何演變的吶？

明朝的“九邊”是不是真的只有九個軍事重鎮？

明朝的“九邊”是一個籠統的概念，泛指明朝建立之時東起鴨綠江，西到嘉峪關的九個邊防重鎮。“九邊”是一個籠統的概念，邊防重鎮遠不止這些。

朱元璋在明朝建立之初，分封了九個兒子到北方邊疆擔任“塞王”，簡稱“九塞王”，這也是“九邊”最初的來歷，因此也被稱作“九塞”、“九鎮”。如下圖為九塞王的具體分封：

明成祖朱棣“靖難之役”成功之後，為了防止這些邊防的王爺威脅自己及其後人的帝位，逐漸將塞王的權力和軍事力量進一步削弱，代之以由明朝中央政府委派的軍事官員出任邊防要塞的指揮官。

到明朝第九位皇帝明孝宗朱佑樘時期，已經形成了九大邊防重鎮，分別是：

以上九鎮就是傳統意義上的九邊了。

其實之後又在這九邊的基礎之上增設了幾個“鎮”，嘉靖皇帝時期在西北地區增設了昌平鎮、真保鎮，昌平鎮在現在北京昌平、真保鎮在河北保定，主要是為了鞏固北京的防守。萬曆皇帝時期，在薊州鎮分出了山海鎮，主要是山海關地區的防守，主要針對日益崛起的東北少數民族——滿族。在固原鎮分出了臨洮鎮，同樣是為了加固西北地區的防守，防止滿族和蒙古軍隊繞過東北地區明朝的密集防守，從西北進入中原地區。

如此算來，到明朝萬曆年間，明朝的九邊實際上有13個軍事重鎮了。分別是：

遼東鎮、薊州鎮、宣府鎮、大同鎮、山西鎮、榆林鎮、寧夏鎮、固原鎮、甘肅鎮、昌平鎮、真保鎮、山海鎮、臨洮鎮。（所謂的九邊，到萬曆年間是十三個鎮了，如下圖）明朝“九邊”建設的意義和衰落。

明朝建設“九邊”的意義主要用來防禦北方的少數民族入侵，前中期主要是蒙古族，後期是東北地區的滿族和蒙古族的聯軍。

明朝九邊的衰落和衛所制度的衰落息息相關。衛所制度中要求軍戶實行軍屯，要將一部分耕種的收益上繳軍隊，然後再統一分配。邊關的將領、宦官監軍利用職權侵佔了大量的“良田”，而軍戶分到的田地大都是貧瘠的田地，同時邊疆軍屯的將領們、監軍們勞役士兵，替他們種田，這直接導致軍戶逃亡日益增加。朱元璋期望軍屯能夠解決士兵的糧食問題，隨著時代的變遷，這簡直成了一種奢望，明朝的衛所制度中連軍糧都解決不了。由於軍戶的不斷逃亡，衛所中計程車兵根本就沒有多少，只剩下文書記載中的數字。土木堡之變中，明英宗盡發北京附近的衛所精兵，號稱50多萬，實際到位的也就20萬左右，其他軍戶士兵大都逃亡了。連北京附近衛所中的軍戶都逃亡了這麼多，更何況是邊疆的軍戶了！

朱元璋為了保證九邊士兵的軍糧，曾經將“鹽引”賣給商家，這是對軍屯的一種重要補充措施。商家為了獲得“鹽引”就僱傭了大量的農民到邊疆開荒種田，為軍隊提供糧食，解決了邊防軍缺糧問題。明孝宗弘治年間，明中央政府為了獲得更加直接的國庫收益，將“鹽引”賣給商家，直接用銀子來換取，至於邊疆軍隊的糧食供給由“太倉”供給。看似解決了問題，實際上邊疆產糧主要集中在將領、監軍手中，中央派人從內地收購糧食運送到邊疆直接導致邊疆的糧食價格高漲，得益的是那些邊疆的產糧大戶（將領和監軍們）和內地的商家了，將負擔全部轉嫁給了中央政府，得不償失！

最後一點，朱元璋時期，邊防軍的本地軍戶和貶謫到邊疆的有罪之人構成邊防軍的主力，如果有戰事，則調動內地的衛所軍隊支援邊防。朱棣即位之後，改變了這一策略，而是讓衛所中計程車兵輪流到邊防戍衛，這更加劇了軍戶的逃亡，嚴重削弱了邊防軍的軍力。

明朝中期之後，九邊的王爺們、將領們、監軍們侵佔軍屯土地，勞役士兵成為一種常態，這直接導致軍戶的逃亡加劇。而邊防上的將軍、監軍仍然上報原有計程車兵數量，冒領軍餉，吃軍餉差額也成為常態。如此情景之下，邊防的守備廢弛、衰落也成為必然。

朱元璋設立衛所制度之後曾經自豪的說：

吾養百萬兵，不費百姓一粒米。

現在看來，朱元璋死後衛所制度簡直就成了一個大笑話！腐敗使得九邊迅速衰落！

九邊在大明王朝北部邊防體系之中是重中之重，九邊的設定對明朝國防而言具有重大意義，但由於戰略體制的原因，九邊又形同虛設，衰亡是不可避免的。具體分析解答如下：

一、何為“九邊”？

明朝建國後其主要威脅來自北方北元蒙古殘存勢力。1368年，朱元璋攻克元大都，將北元驅逐至漠北。元王朝雖然被推翻，但仍然把握著強大的軍事力量。因此，北部邊疆的防禦一直是明朝軍事戰略的核心，即使在東北女真族崛起後依舊沒有改變。

為此，明王朝不得不自遼東至甘肅，綿延萬里的北部邊疆上先後修築設立了大同、遼東、宣府、延綏、寧夏、甘肅、薊州、太原、固原九個軍鎮，把北方邊防劃分為九個區域，至明末時又成為九邊十三鎮或十六鎮，通稱為“九邊”，這就是“九邊”的由來。

《明史·兵志》稱：“元人北歸，屢謀興復。永樂遷都北平，三面近塞。正統以後，敵患日多。故終明之世，邊防甚重。東起鴨綠，西抵嘉峪，綿亙萬里，分地守禦。初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繼設寧夏、甘肅、薊州三鎮，而太原總兵治在偏頭，三邊制府駐固原，亦稱二鎮，是為九邊。”

二、九邊的演變形成

明代九邊的演變可分為三個階段：最初起源於洪武時期，基本形成於永樂時期，最終定型於嘉靖時期，先後經歷了四鎮、七鎮、九鎮的演變。

在整個演變形成過程中，邊鎮數量雖然逐步增加了，但北部防線卻是不斷萎縮的。

防線萎縮的起因就是永樂皇帝朱棣對原洪武時期設立的大寧都司和東勝衛進行內撤。朱棣對大寧都司的內遷以及對東勝衛所的遷廢，使得原來深入蒙古二百餘里的防線出現兩個缺口，從而使整條防線後撤萎縮。

大寧都司遷於北京城南之保定後，等於在遼東和開平的防線上開了一個大大的缺口，蒙古軍可以從個缺口處切入，向南威脅北京，向西威脅太原、宣府。

尤其是東勝衛的內撤，使得明代北部邊疆防線出現了一個大同至甘肅、寧夏之間的巨大缺口，結果瓦剌等蒙古部落乘虛而人，不斷入犯，大明的整個防禦線被迫南移數百里至山西大同、陝西榆林一帶，而大同、榆林地區則基本上無險可依，最終導致了河套地區的淪陷。

就這樣，明代北部邊防在北元蒙古瓦剌部、女真部、兀良哈三部的侵擾下不斷改變，最終形成明代九邊防禦體系的格局。

三、九邊設定的意義

明朝九邊防禦體系的建立，在一定時期一定程度上鞏固了大明北部邊疆防線，加強了對北元蒙古各部及女真部南下搶掠的防禦。同時控制加強了邊關貿易，有效防止了重要物資產品的走私，增加了對北部草原民族經濟制裁的砝碼，以期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四、九邊衰亡的原因

1、軍資耗費巨大，國家財政拮据

據史書記載，萬曆中期時，各邊光主兵就有60萬左右，除此之外，還有為數甚多的客兵。

這麼多官兵的日常費用，就是一筆巨大的開支，大明帝國逐漸不堪重負。

各邊為進行備戰與士兵給養所需的軍餉，起初多仰給於屯田，正統年間之後，逐漸由京師太倉供應。各邊軍餉供給的額數，弘治、正德年間時，每年大約43萬兩；嘉靖年間最高達到每年270多萬兩；萬曆時期，每年則多達380多萬兩，這與當時明朝每年田賦收入的總數大體相當。

九邊的設定，雖然使明朝北部邊塞形成一條東起鴨綠江，西抵嘉峪關，廣袤萬里、烽堠相望、衛所互聯的北方堅固防線，對加強北部邊防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也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同時，各邊鎮、所、邊牆、堡等軍事附屬設施的修築，耗用了大量的資金，調動了數以萬計的軍民，終其明朝263年間幾乎沒有中斷過。

明朝各代為此不得不加捐加稅，尤其在明中葉以後，各級軍官貪汙盤剝，加上餉銀短缺，軍士往往因無法生活而發動兵變。

維持九邊的巨大費用成為明朝財政日益拮据、經濟衰退、王朝沒落的重要原因。

2、閉關絕貢消極防禦，戰略體制不合時宜。

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後，元朝的殘餘雖然退到“塞北”，但其軍事實力仍然很強。朱元璋派15萬大軍三路進擊漠北，結果除西路軍打通了河西走廊外，中路和北路都大敗而歸，於是修築了從燕山到軍都山的關塞隘口，而西邊則棄敦煌劃嘉峪關為界。

明成祖朱棣設定了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以後又設寧夏、甘

肅、薊州及山西、固原五鎮，形成長城沿線九大防區的九邊重鎮，部署了

百萬大軍，但這些措施都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北部邊防問題。

朱棣死後，明王朝再也無力對蒙古各部進行大規模的遠征，而且還先後放棄了大寧衛、東勝衛，防禦線遠離陰山、黃河天險，南移數百里至山西 大同、陝西榆林一帶。而這些地區基本無險可依，只好修長城、建城堡，以遏阻剽悍勇猛的蒙古騎兵南下。

其實在多數正常年景裡，北面的馬上民族是希望與中原進行和平貿易的。但是在嘉靖年間，由於軍事上不能夠取勝，明王朝便趁北方草原出現大災之際，中止貿易，對蒙古各部實行經濟封鎖。當時蒙古首領俺答汗多次派人奉書表示願意臣服於明廷，請求在長城關口恢復互市貿易，但都被明王朝武斷拒絕了，甚至多次出現邊將為冒功領賞而擅殺來使的情況。

於是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夏，俺答集合了十餘萬蒙古騎兵大舉南下。大同總兵仇鸞竟送重金給俺答，求其不要進攻大同鎮，俺答便移兵進攻宣府鎮、薊鎮，順潮河南下， 一直打到北京城外圍城三天，史稱“庚戌之變”。

由此導致此後二十餘年間，俺答連年南下擄掠，明王朝雖不斷地修築長城，加強邊鎮守衛力量，但並未起到有效的防禦作用。

此時雖然長城全線貫通連線，九邊防禦體系得到完善，但此時的明王朝已經開始衰落，貪汙腐敗成風，各級官吏巧奪豪取屯田，任意役使衛所軍士，很多軍士淪為佃戶。

據黃雲眉《明史考證》載：宣府諸塞下腴田，無慮數十萬，悉為豪右所佔；弘治時，張泰言甘州膏腴地，悉為中官武臣所據······”

軍士們病無醫藥，死無棺斂，致使軍士大量逃亡。嘉靖年間曾在兵部主事的唐順之在復勘薊鎮邊務後，給嘉靖皇帝的奏疏中說：“從黃花鎮起至居庸關，盡鎮邊城而止，凡為區者三，查得原額兵共二萬三千二十五名，逃亡一萬零一百九十五名。”決定朝廷命運的京畿要地居庸關一線尚且如此，其餘地方就更嚴重了。

當時雖然形成了完整的九邊防禦體系，但已經是完全的消極防禦的軍事工事，基本就是大明帝國的心理安慰，一旦遇到進攻，整個九邊防線就形同虛設。

陝西三邊總制王瓊在《北虜事蹟》中記載：“正德十年正月二十一日，套虜二萬餘騎到，於花馬池北鎮邊墩起，至石井兒墩止，拆開牆口一十二處，深入固原等地搶掠而去。本年七月二十二日，套虜二萬騎到。於花馬池北柳楊墩起至青羊墩止，拆開牆口一十六處，深入平涼臨鞏，直抵隴州，大掠而去。總制右御史鄧章調榆林等處官軍分佈固原要衝，不能御。”這類記載在明代史籍中屢見不鮮。

文到最後，明朝九邊防禦體系衰亡的原因，其實已經真相大白。借用康熙的話總結一下，就是：

“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 不專恃險阻。秦築長城以來，漢唐宋亦常理，其時豈無邊患? ······守固之道，唯在修德安民。民心悅，則邦本待，而邊境自固，所謂眾志成城者是也。”——《清聖祖實錄》

明代九邊對於明代有何重大意義？為什麼會衰落？

明代九邊是明朝抵抗防禦北方遊牧民族的體系，其意義在於有效的遏制了遊牧民族南下騷擾劫掠，但由於其耗費過大，隨著明朝國力的下降，九邊最終走向了衰落。

何為明代九邊

明代九邊又稱明代九鎮，東到鴨綠江，西至嘉峪關，包含了遼東鎮、宣府鎮、大同鎮、延綏鎮、寧夏鎮、甘肅鎮，薊州鎮，偏頭關，固原鎮，綿延長達萬里。

我們都知道明太祖朱元璋以一隻碗開局，之後縱橫睥睨，奪得天下，更是將大元打成了北元。

但自古以來，遊牧民族都以生命力強著稱，加上其出神入化的機動性，就如同莽莽草原，春風吹又生。而遊牧民族限於其生產力，無時無刻不在騷擾邊境，於是九邊應運而生。

東起鴨綠，西抵嘉峪，綿亙萬里，分地守禦，初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繼設寧夏、甘肅、薊州三鎮，而太原總兵治偏頭，三邊制府駐固原，亦稱二鎮，是為九邊’。—《明史》

明朝建立明代九邊防禦體系的意義

九邊防禦體系的建立對明朝防禦北方遊牧民族的騷擾入侵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我們都知道遊牧民族的特色就是機動性強，而由於邊境戰線很長，明朝不知道敵人從哪裡發起進攻。而九邊防禦體系因為有其特殊的性質能較好的解決這個問題。

九邊防禦之輪換制度

我們都知道在邊境當兵是相當堅苦的，神經緊繃，時刻處於戰備狀態，長期以往，士兵戰力必然下降，而明朝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實行了邊兵輪換制度，這樣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士兵的戰力。

部議，每番皆十月，而戍卒仍率以歲為期，有久而後遣者。—《明史》

九邊防禦之協同合作

為了更好針對遊牧民族的靈活多變，明朝對於九邊也實行了協同合作的戰法，如在延綏鎮、寧夏鎮、甘肅鎮設定三邊總制，使三鎮可以有效的聯動作戰，而其與宣府鎮，大同鎮也可便宜行事，隨機應變。這無疑極大的提升了九邊防線的抵抗力。

十三年，頒定宣、大、延綏三鎮應援節度：敵不渡河，則延綏聽調於宣、大；渡河，則宣、大聽調於延綏。—《明史》

明代九邊的衰落

說完明代九邊的積極作用，那麼為什麼會漸漸衰落呢，其主要原因在於國力下降，由於要保障九邊防禦體系的運轉，明朝承擔著大量的軍餉支出，而隨著大明王朝國力的慢慢下滑，越到後來越是力不從心，而其直接後果就是前線士兵大量減員，軍心渙散，其戰鬥力也大幅下降。

北方遊牧民族的漸漸崛起更是讓明代九邊搖搖欲墜，北元雖然狼狽，但生命力頑強，其後代韃靼，瓦剌，都給明朝造成了巨大的軍事壓力，而隨著明朝掘墓人—後金的迅速崛起，更是給了明朝致命一擊。

總結：綜上所述，明代九邊的建立確實有效得保護了大明帝國，而明朝對九邊的各項措施也取得了不錯的效果，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明朝國力的下降，其防禦功能也在慢慢減退，最後不可避免的走向了衰亡。

根據《明史》記載，明朝初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榆林）四鎮，後又設立寧夏、甘肅、薊州三鎮，後又以山西鎮巡撫統馭偏頭三關，陝西鎮巡撫統馭固原，這個軍事防禦體系從洪武以來直到嘉靖年間正式完成，所以長城一線的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薊州、山西、固原就是傳統意義上的九邊，也是有明一代最重要的9個邊鎮。

《明史·卷九十》：初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繼設寧夏、甘肅、薊州三鎮，而太原總兵治偏頭，三邊制府駐固原，亦稱二鎮，是為九邊。

但是，在嘉、萬之際，“九邊”又出現了新的變化，從原來的九邊重鎮中又析出了新的邊鎮，為了應付日益猖獗的邊患。在嘉靖三十年，在保定設立鎮守總兵官，是為保定鎮。後由於本屬薊鎮的昌平因為是明朝皇陵所在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所謂“照得薊、昌二鎮拱護陵京根本腹心，比之九邊，事體特重”，所以於嘉靖三十八年又設立昌平鎮。嘉靖三十三年，將原屬於薊州的密雲析出，“建牙開府，體制與固原漸同”，設立密雲鎮。為了防衛青海蒙古的進犯，又在萬曆二十三年在西北設立臨洮鎮。

所以九邊實際上是有13個重鎮，分別是遼東鎮、宣府鎮、大同鎮、延綏鎮、寧夏鎮、甘肅鎮、薊州鎮、山西鎮、固原鎮、保定鎮、昌平鎮、密雲鎮、臨洮鎮。雖然鎮數大有增加，但是仍舊按習慣稱之為“九邊”。

至於設立九邊的意義是非常明顯，明朝前期和中期主要是為了防禦明政權北部、西部蒙古部落和東北的女真的進犯，明朝晚期我國東北地區由建州女真建立的後金強勢崛起，還吞併了漠南蒙古諸部，所以在這個時期，九邊的設立主要是對抗後金（清）政權。

以上就是明代“九邊”的簡要沿革以及意義，下面就來說說，明朝九邊為何衰弱。

第一、從地理上放棄長城外的衛所，使防禦縱深大為縮減，增大了防守難度。

事實上，明代九邊的最終形成就是明朝邊境軍事力量逐漸衰弱的表現。在明朝建國初期，除了長城沿線的“九邊”軍事重鎮，在長城外還設立了大寧、東勝、開平、興和等衛，以此四衛輔之以九邊重鎮，等於形成了一個具有大防禦縱深的兩道長城防線，如果有這些衛所遮蔽保護，“九邊”確實堪稱一個完美的防衛體系，邊境在衛所的價值也得到了明成祖朱棣的充分肯定。

《九邊考·卷四》：太宗文皇帝三犁虜庭，皆自開平、興和、萬全出入，嘗曰：“滅此殘虜，惟守開平、興和、大寧、遼東、甘肅、寧夏，則邊境可永無事矣。”

可是，也是在明成祖時期，明朝就開始逐步放棄邊境的衛所，大寧、興和、開平、東勝（東勝衛後又試圖恢復，英宗時正式放棄）被逐步放棄，這樣“九邊”就失去了外圍遮蔽，直接暴露在蒙古各部的攻擊下。

如明成祖時期，將大寧都司後撤，舊大寧之地交給了蒙古部落朵顏三衛，這就等於在北京的正北方向的防禦撕開了一個口子，嚴重削弱了北京的正面防禦，所謂“成祖割大寧與夷，宣、遼從此不通，而京畿之脊背單寒”，給蒙古部落長驅直入攻擊北京提供了便利。

《天下郡國利病書·北直隸備錄下·舊大寧》：正統已巳、嘉靖庚戍，諸虜入犯，皆從此至，則陽順陰貳，臥榻酣睡故也。

永樂二十年又將興和衛內徙，大寧衛和興和衛的放棄，又牽扯了明朝整個北部防線。開平衛孤立無援，不得不在宣德五年放棄，遷於獨石衛，喪失塞北土地三百里，宣府成為第一線，“至是，徙衛獨石，蹙國蓋三百里雲”。

而東勝衛的放棄，使河套不守，不僅使山西、陝西腹地直接暴露在蒙古部落的攻擊之下，而且還使西北邊鎮的軍隊生計，大受影響，就比如說延綏鎮“自虜據套以來，我軍之耕牧絕矣”。

所以，“九邊”外的衛所陸續放棄，給九邊的防禦縱深帶來巨大的傷害，使北部防線由原來的平直，變成了迂遠，大大增加了各個邊鎮的防禦難度。

第二、衛所制的衰退，導致了明朝邊軍戰鬥力逐漸退化，嚴重削弱九邊防禦。

有一句話說的好，決定戰爭勝負的永遠是人，九邊防禦體系設定的再精妙，也得讓人來防守。隨著明朝軍事制度的弛廢，衛所制度逐漸敗壞，軍事力量的衰弱在明英宗正統之後表現的尤其明顯。

衛所制度衰敗的重要表現就是，衛所軍士大量逃亡，就在正統十四年，明朝逃亡軍士已經高達1633664名。而守衛“九邊”的邊鎮軍隊也是嚴重的不足額。根據《皇明九邊考》列嘉靖二十年資料如下：

薊州鎮：原額50371 缺5145 缺額10.2%

宣府鎮：原額58062 缺3153 缺額5.4%

大同鎮：原額59909 缺8297 缺額13.8%

山西鎮：原額27547 缺5454 缺額19.8%

延綏鎮：原額58067 缺10952 缺額18.7%

寧夏鎮：原額70263 缺35119 缺額50.0%

甘肅鎮：原額79945 缺43781 缺額54.8%

固原鎮：原額67294 缺19450 缺額28.9%

遼東鎮只有現額，沒有顯示原額，故不列，從以上八鎮來看，明朝東部邊鎮缺編大致在20%上下，而西部邊鎮的情況較東部明顯嚴重，尤其是甘肅、寧夏缺編在50%以上。而從史書上看這種狀況還在惡化。如嘉靖三十七年，在九邊重鎮建制調整後，唐順之巡視薊鎮地區，指出官兵原額91000餘人，現額有57000餘人，逃亡高達33000多人，缺額高達36%，缺額率遠遠高出嘉靖二十年，而且留下的人大多不堪戰鬥。

兵額的的大量減少，士兵戰鬥力降低雖然有水土不服，不堪佔役等原因，但是主要還是由於糧餉不足，之所以會出現糧餉不足，有如下原因：

首先，衛所制的根基屯田被大量兼併，所謂“國初屯田，每軍一分，今之屯田十無一存”，明初設立衛所駐軍，而駐軍往往需要屯種為生，不僅如此還要將一部分收益繳納給軍隊，而邊境屯田隨著年深日久被將領、豪強吞併，所謂“屯地多侵沒於將領豪右之家”，軍屯制度被嚴重破壞，而管糧官不管士兵是否失地，只管追徵糧草，導致大量士兵不得不逃亡。

其次、明朝初年，實行開中法，使邊境商屯興旺，所謂“開中法”，就是商人在邊防疆域招民屯田，就地納粟於邊，然後領取鹽引，從中取利，這是明太祖時期為解決西北邊鎮糧食運輸困難而開創的制度，這個制度源源不斷向邊軍提供著充足的糧餉，《明史》評曰：“有明鹽法，莫善於開中”。

可是到弘治年間，因為鹽商守支問題（所謂守支就是明廷一時間無現成官鹽可供，導致商人在邊長期留守）開中法被廢除，改為商人直接納銀於官，換取鹽引。就這樣商屯漸漸沒落，邊鎮軍士生計問題逐漸惡化，“然開中之法廢，商屯撤業，菽粟翔貴，邊儲日虛矣”。

除此之外，明廷還拖欠各鎮輸納，削減各鎮年例銀，導致邊鎮軍士被長期欠餉，如延綏鎮，拖欠餉額“復百有餘萬”，而由於米價上漲，所發銀兩根本買不起足額的糧食，士兵常常捱餓。如宣府鎮，軍士一個月的餉銀只能買不到原來半個月的糧食，所謂“一月折銀猶不及半月之粟”，而延綏鎮猶有“米珠掛草”之謠，窮困至極。

《九邊圖論·榆林》：此鎮將士懷忠畏法，死無怨言，敢勇善戰，虜所素憚，乃令年年枵腹，不得一飽，傷哉，傷哉！

重重積弊之下，明朝的九邊防禦當然會逐漸衰弱而至形同虛設。而諸邊之中西北諸邊鎮是明朝九邊裡狀況最差的，由於河套地區被佔領和商屯的被廢，使延綏鎮、固原鎮、大同鎮、宣府鎮等諸軍鎮不僅受到了糧餉不足的困擾，邊防形勢也逐漸惡化，隨著蒙古部落入套並進行長駐，防禦任務也變得沉重。

事實上，逐漸弱勢、失去河套地區的西北諸邊鎮，面對蒙古部落的入侵，越來越力不從心。早在嘉靖年間，蒙古鄂爾多斯部首領巴爾蘇·博羅特（明朝史書稱為吉嚢，濟農之音誤）和土默特部首領阿勒坦（明朝史書稱為俺答）經常透過河套地區聯合入侵，早在庚戍之變前就製造了一個個慘案，在嘉靖二十年，吉嚢先進犯大同，“大掠太原等處。又越而南，殺掠人畜數萬”，導致京師戒嚴。嘉靖二十一年，俺答再次犯邊，給明朝山西地區造成了巨大的破壞。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凡掠十衛、三十八州縣，殺戮男女二十餘萬，牛馬羊豕二百萬，衣戶襆金錢稱是。

迨至明末，被後金政權逼得走投無路的察哈爾部林丹汗犯邊，“連營數十里，殺戮甚慘”。由於西部邊鎮實力不足，明廷無法支撐後金與察哈爾部的兩線作戰，只好以撫賞的形式，穩住林丹汗。後金在天聰六年，逼近宣府一帶，其守將居然與皇太極私自議和，允許後金軍大市於張家口。

《明史紀事本末·補遺卷三》：時建州兵薄都城，插漢虎墩兔以十萬騎抵宣府脅賞，括十八萬予之。

以上例子都是九邊的作用急劇衰退的表現。當然也全班否定這個防禦體系對邊防的作用。就比如說後金（清）儘管數次破關而入，但由於不能突破山海關還是得退出中原。

《聖武記·開國龍興記四》：而大軍每從喜峰、居庸間道內襲，如入無人之境。然終有山海關控扼其間，則內外聲勢不接，即入其他口，而彼得撓我後路。

九邊歷史作用全面衰弱還要追溯到康熙三十年正式將喀爾喀蒙古列為藩部之時，中原北部威脅徹底解除，至此九邊重鎮的邊防作用已經完全消解了。

《清聖祖實錄·卷九十九》：昔秦興土石之功，修築長城。我朝施恩於喀爾喀，使之防備朔方，較長城更為堅固。

綜上所述，就是我對這兩個問題的解答。

引用文獻：《明史》、《國榷》、《明史紀事本末》、《九邊考》、《天下郡國利病書》、《楊博奏疏集》、《九邊圖論》、《全邊略記》、《昭代典則》、《水東日記》、《清聖祖實錄》、《清太宗實錄》、《聖武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