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現在人的觀點說就是迂腐，不會變通，誰當皇帝不一樣，咱們都是臣子，只要對老百姓好就行唄。但是在古代三綱五常尤其是程朱理論在當時社會佔主流的時期，君辱則臣死。在那個時期作為書生，顧命大臣的方孝孺的做法可以說是大氣凜然的，其氣節可照日月，讓人不禁潸然淚下。

方孝孺，寧海人，字希直，曾以“遜志”名其書齋，因其故里舊屬緱城裡，故稱“緱城先生”；又因在漢中府任教授時，蜀獻王賜名其讀書處為“正學”，亦稱“正學先生”，明朝大臣、學者、文學家、散文家、思想家。

方孝孺自幼聰明好學、機警敏捷，長大後拜大儒宋濂為師，為同輩人所推崇。1398年明太祖駕崩，朱允炆即位後，即遵照太祖遺訓，召方孝孺入京委以重任，先後讓他出任翰林侍講及翰林學士。燕王朱棣誓師“靖難”，揮軍南下京師。朱允炆亦派兵北伐，當時討伐燕王的詔書檄文都出自方孝孺之手。1402年燕王朱棣進京後，文武百官多見風轉舵，投降燕王。方孝孺拒不投降，結果被捕下獄。

後因方孝孺拒絕為朱棣草擬即位詔書，被朱棣殺害，時年四十六歲！

總的來說，方孝孺是明朝初期一個了不起的人，有人說中國很少殉道的人，或說為了信仰殺身殉道的人很少，但仔細想想，這是不確的。我們的聖人孔夫子在2500年前，就提倡‘有殺身以成仁，毋求生以害仁’，這是我們的傳統，在中國歷史上有獨立的思想、獨立的人格而殉道的不少。方孝孺就是為主張、為信仰，為他的思想而殺身成仁的一個人！方孝孺在燕王進入南京後，因拒絕起草即位詔被殺了十族，當時姚廣孝曾勸明成祖給讀書人留個種子，明成祖不聽，終於把他滅十族，甚至留有方孝孺片紙隻字也是有罪的，這是明成祖要毀滅方孝孺的政治思想。所以以後明朝200年，再沒有政治思想家，中國政治思想在14世紀以前，決不遜於歐洲，但近500年來何以不振，這是由於方孝孺被殺的慘劇所造成的。

幾百年來，人們對方孝孺的評價都極高。方孝孺是宋濂門下得意弟子，學習優秀，同門師兄弟都不及他，深受宋濂器重。

當年永樂皇帝朱棣攻陷南京後，想讓大儒方孝孺幫忙起草即位詔書，用來堵住天下悠悠之口。方孝孺拒絕為朱棣題字以表降服，並高呼“燕王篡位”，最終被打入大牢，誅十族，親朋好友俱死。

史料記載，誅方孝孺十族，死者達八百多人，行刑七日方止。於是方孝孺成了封建歷史上唯一一個被誅十族的人，更為殘忍的是，朱棣為了讓方孝孺屈服，把每個人都當著他的面處死，最後，才輪到方孝孺自己，一刀一刀被折磨至死。

方孝孺大義、氣節是有的，但未免太過迂腐，十族被誅他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方孝孺只有氣節，並無智慧，程朱理學後，中國的讀書人要麼虛偽，要麼迂腐，甚至腦子裡全是漿糊。而真正智慧者，鳳毛麟角。

大家認為呢？

華人歷來對做人的原則是講究的最多的。

比如氣節問題，有“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有“粉身碎骨都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有“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等等，極端強調了氣節最為人立身處世的重要之處。

的確，做為人立身處世來說，沒有氣節是不行的，但是過分的突出或者是唯一的去堅持所謂的氣節，也不一定是最好的選擇。

做為歷史知名的方孝孺基本上詮釋了這樣一個值得爭議的話題，要怎麼樣去堅持氣節？

他可是朱元璋欽定的輔助建文帝的良才，蜀王親自為其正名為“正學”先生。

公元1403年的南京，建文帝已經不知所蹤，燕王朱棣已實際控制了大明帝國。朱棣也好面子，要找一個當世的大儒來為其詔書，要名正言順的做皇帝。群臣皆推薦方孝孺，結果是剛正不阿的方孝孺先生沒有被燕王的霸氣所嚇倒，也沒有被朱棣的偽善和氣所迷惑。

可也正因為是大才，才導致了被誅十族。

既然戰爭已經選擇出了誰是皇帝，那反抗的意義何在？

靖難之役是明朝貴族之間的鬥爭，通俗來說，是人民內部矛盾，不是外族矛盾。

所以不存在特別的氣節問題。既然如此，那朱棣或者建文帝的後人做皇帝對於臣子來說沒有什麼本質上的區別，都是朱元璋的傳人，自古成王敗寇，又有誰對誰錯。更何況歷來帝王之家，對皇位的確立容不得外人的意見。

有人說方孝孺反對朱棣做皇帝的行為，是維護了封建社會皇帝繼承立長的標準。看看歷史上的帝王繼承就知道了，所謂的立長不立嫡有多少時候能實現？

並不是說氣節的不重要，是說氣節也要看用在什麼時候，什麼物件上。像歷史上的著名人物：蘇武，岳飛，文天祥，辛棄疾，史可法等，皆具有鐵骨錚錚的氣節，是大丈夫。

但是他們所面對的全是外族。所以他們的氣節使人欽佩，敬仰。

反觀方孝孺，其實也讓佩服，他面對死亡的無懼，面對被誅十族的灑脫，依舊堅持“燕篡立”。他所堅持的並不是民族氣節，而只能說是中國士大夫的文人氣節，是自己的原則，是對建文帝知遇知恩的報答，是對建文帝的精忠，而不是對國家的忠誠。

總的來說消除元患、鄭和下西洋振大明雄風、疏通運河、建都北京、修《永樂大典》、發展經濟，使朱棣時期的明朝達到了明朝歷史上的最高峰，被譽為“永樂盛世”。

從這些事情上來看，朱棣是個好皇帝，無論是對明帝國還是對當時的普通老百姓來說都是。說朱棣善殺，但是和洪武一樣，他們兩父子殺的都不是普通老百姓。

而建文帝能不能做到朱棣的這些功勞還有待商榷，但是一個鐵的事實是，永樂時期是明朝的最高峰。和貞觀時期是整個唐朝的最高峰一樣。有意思的是，把這兩個王朝帶入最高峰的兩個皇帝都不是正統的繼承皇位，都是靠鐵與血的手段。

魏徵卻沒有方孝孺的這種所謂的氣節而並不影響他成為一個千古稱頌的良臣。想魏徵初為隋臣，後從李密，再降李唐，然後再從竇建德。竇建德死後再回李唐，得太子李建成重用。力主太子李建成先發制人殺秦王李世民，未果。玄武門事變之後，魏徵卻再從李世民，並從此深得重用，終成一代諫臣良臣流芳千古。他效忠的是國家，而不是某一個皇帝。

按照某些人通俗的說法，魏徵應該算的上是六姓家奴了。可是歷史上並沒有看到誰對他有這樣的汙衊，為什麼呢？想來是因為貞觀時期的唐朝無論民生軍力國力都是整個唐朝乃至是中國整個封建社會的最高峰而一俊遮萬醜，想唐太宗李世民是所有的封建帝王裡面評價最高的緣故。而魏徵的沒氣節又完全可以理解為良禽擇木而棲的天性使然，是為了下萬民而拋棄自我名聲的大丈夫所為。所以，魏徵能流芳千古。

方孝孺的文章不少，但其《深慮論》卻暴露了其對於治理國家的消極和無能。通篇只強調一個主題：那就是德。至於什麼計謀政論是不需要的。

為什麼不與時俱進，解放思想，多想想為國效命的事呢？

看待歷史人物和事件，通俗的說法有兩種：顯微鏡看法和望遠鏡看法。一個微觀，一個宏觀。

很顯然，方孝孺先生使用的是微觀法，所以他被夷十族，得不償失。

而魏徵顯然是宏觀法，加上他遇到的是封建第一明主，所以，他風風光光的流芳千古了。

很明顯的，方孝孺先生也是有這種機會的，可是由於種種的原因，他放棄了。

方孝孺對建文帝的忠，對明朝，對朱棣，對他自己來說，都是一種悲劇，一種最深的悲劇。

其實，方孝孺完全可以做個明朝的魏徵，為天下做更多的實事，而不是空搏一身的好名聲。

堅持氣節，也要多種靈活的方法去實行，而不是一成不變。

生活亦是如此，堵得慌的時候，給自己找個出口，畢竟活著更重要。

方孝孺是明朝皇帝朱允炆時期的大臣，官至文學博士，因為拒絕為燕王朱棣草擬即位詔書，被誅十族，涉害的親人朋友和學生多達870餘人。所以但凡說到方孝孺，都離不開“歷史上唯一個被誅十足的人”這個話題，誅十足也讓燕王朱棣在方孝孺身上創下了一項歷史之最，暴露了專制極權主義的兇殘。同時，誅十足事件也從另一方面掩蓋了方孝孺的個人才華，拋開這個事件本身，方孝孺其實是中國歷史上一個被低估的學者、文學家和思想家，是一個值得我們總結和紀念的人。

方孝孺是一個受儒家思想影響很深的人，所以他在政治思想和治國理念上，倡導的是以仁治國的德治，推崇天下萬物養天下萬民，天下萬物不能為一人一族所用的理念。這種重視民生的民本主義觀念也與人類社會發展的趨勢相輔相成。他一生讀書無數，著有《睦族》，《務學》，《體仁》等文學著作，強調的也都是法治和德治並舉的思想理念。

但明王朝時期，是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政治走向巔峰的時期，而這其中的代表人物便是朱元璋和朱棣。朱棣起兵打進京城，在朱允炆自盡後脅迫方孝孺這個當時的大文豪草擬詔書，如果方孝孺沒有違背朱棣的旨意，榮華富貴便唾手可得。可是他選擇了對信仰的忠誠，踐行了“威武不能屈”的信念，縱使身死且被誅十族，還是毫不猶豫的選擇了取義成仁，反映了他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明王道為己任”的社會責任感，後人甚至把方孝孺在這個悲劇事件裡所表現出來的精神稱之為“方孝孺精神”。

當然，方孝孺這種高風亮節的死法也存在一些爭議，很多人都說這是一種“愚忠”，還牽連了後代子孫和學生門第，還有人說朱棣和朱允炆都是朱元璋的子孫，誰做皇帝不都一樣嗎，方孝孺用得著這麼較真嗎？但是我認為，取仁取義是方孝孺對自己信仰的堅守，這是一種政治操守和品德，沒有這樣的政治操守和品德他也不會和違背皇位繼承製度的朱棣對著幹，也不會釀成誅十足悲劇。

我們可以看到，洪承疇投降清朝保住了性命，後世並不紀念他，還有吳三桂降清又反清，後人視之為貳臣，八年抗戰和四年內戰出了無數的漢奸和叛徒，後人只會罵他們而不是紀念他們，就是因為他們沒有方孝孺那樣的政治操守。

用文天祥那句千古名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形容方孝孺的愛國思想太合適不過了。方孝孺的愛國不僅體現在關心國家社會的發展，還有體現在忠於自己的信仰與理念上。我前些日子回老家寧海特意去方孝孺讀書處的舊址拜訪了一回，似乎隱隱中仍能感受到一股浩然正氣，不禁感慨萬千：現代社會連方孝孺的影子都很難找著了。所以今天聊一聊方孝孺，也是為了讓不知道他的人知道他，知道他的人紀念他，因為他是一個值得知道和紀念的人。

方孝孺所謂“氣節”，只是明清兩代文人們的春秋筆法而已。

作為學者、大儒，他是當時的翹楚，作為臣子、官員，他也許只是一個失敗者，成王敗寇而已。現在所流傳的那些氣節故事“誅十族”，只是出自於祝允明的《野記》，而在《明實錄》甚至清人編攥的《明史》，均無相關記載。

我們知道，明代中期，文人一統朝堂，連皇帝都要讓步於文人的筆。而方孝孺，便作為典型，在成為了文人們的一杆槍。本來方孝孺在建文年間，作為“削蕃”的主要參與者，在“靖難”後理所當然的作為“戰犯”被處置，是很正常不過的事，算是政爭失敗的正常結果，但因為他“當代大儒”的身份，恰好滿足了某種政治需要，所以才有了我們今天看到的這種“氣節”。有人拿他比文天祥，那完全是兩回事，不具有可比性，文天祥，才是真正的氣節。

我們華人歷來是對做人的原則是講究的最多的。比如氣節問題，有“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的，有“粉身碎骨都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的，再有“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等等，可謂是極端強調了氣節最為人立身處世的重要之處。的確，做為人立身處世來說，沒有氣節是不行的，但是過分的突出或者是唯一的去堅持所謂的氣節，也不一定是最好的選擇。這方面，做為歷史知名的氣節大人物方孝孺基本上詮釋了這樣一個值得爭議的話題，要怎麼樣去堅持氣節？

方孝孺是大才，這點是毋庸置疑的。他可是朱元璋欽定的輔助建文帝的良才。蜀王親自為其正名為“正學”先生。可也正因為是大才，才導致了後來的成祖皇帝的滔天怒氣要在九族之外再加一族友族做為消火的東西來殺來耍而連累眾多的人。當然，這些都是題外話。讓我們回到公元1403年的南京。當時的建文帝已經不知所蹤，雄才大略的燕王朱棣已實際控制了大明帝國。朱棣也好面子，要找一個當世的大儒來為其詔書，要名正言順風風光光的做皇帝。群臣皆推薦方孝孺（這就是名氣大的壞處哦，草詔書是沒有氣節，不草詔書的話，嘿嘿，看你丫平時耍大牌）。結果呢，剛正不阿的方孝孺先生沒有被燕王的霸氣所嚇倒，也沒有被朱棣的偽善和氣所迷惑（此效法周公輔成王也，非先生不可而）。他義無反顧的為自己及其親朋好友選擇了一條通往天堂的快車，被夷十族。

好了，到了現在，一個鐵骨錚錚的人物出現在歷史上了。為反對封建繼承製度的不規範而以碧血薦軒轅。那麼，這個人所做的這些的意義在那裡呢？

雖然明朝是推翻元人而建立起來的，但是自明朝建立以來，北方元人殘餘勢力一直是明帝國的心腹大患。以朱元璋的雄才大略歷經三十一年始終無法消除這個憂患。至於建文帝朱永文能不能消除這個隱患已經不得而知了，但是朱棣登基後卻是非常有成效的消除了這個問題。五徵大漠，曾經無敵天下的蒙古鐵騎望旗而遠遁不敢戰。使得明 軍有了一個響亮的口號“徵大漠”。八十萬大軍下安南，鄭和下西洋振大明雄風。疏通運河，建都北京，修“永樂大典”。發展經濟，使朱棣時期的明朝達到了明朝歷史上的最高峰，被譽為“永樂盛世”。從這些事情上來看，朱棣是個好皇帝，無論是對明帝國還是對當時的普通老百姓來說都是。說朱棣善殺，但是和洪武一樣，他們兩父子殺的都不是普通老百姓。而建文帝能不能做到朱棣的這些功勞還有待商榷，但是一個鐵的事實是，永樂時期是明朝的最高峰。就好像貞觀時期是整個唐朝的最高峰一樣。有意思的是，把這兩個王朝帶入最高峰的兩個皇帝都不是正統的繼承皇位，都是靠了鐵與血的手段。

朱棣“靖難”開始的時候，有朱棣手下第一謀臣之稱呼的姚廣孝對他說，以後咋們勝利的時候一定不能殺方孝孺啊，那會絕了天下讀書人的種子哦。事實是，方先生帶親朋好友在天堂悠哉的時候，《永樂大典》空出世了。方先生不肯草詔書，而自有人草詔書。而這個人在做了這個事情後回去給他的妻子說：不是我怕死，我是怕連累你們啊！真性情展露無疑。

方孝孺是大才，撰寫的文章不少，但是也被朱棣燒個七七八八傳世的不多。但其《深慮論》卻暴露了其對於治理國家的消極和無能。洋洋灑灑論述了從先秦到魏晉隋唐的王朝覆滅緣由。而通篇只強調一個主題：那就是德，要以大德去感化天下，感動上天。願上天憐憫而保佑天下社稷的平安。至於什麼計謀政論啊什麼的是不需要的。哈哈 這不就是無為而治論調加強版嗎？

建文帝剛計劃削藩的時候，有人建議要學習借鑑漢時主父偃的方法，徐徐圖之，不可學晁錯的雷霆一擊的剛猛，可惜，建文帝沒有采納。而方先生深得建文器重而沒有勸諫，不得不說是一大失誤。

有趣的是，歷史上的另一個名人，唐時魏徵卻沒有方孝孺的這種所謂的氣節而並不影響他成為一個千古稱頌的良臣。想魏徵初為隋臣，後從李密，再降李唐，然後再從竇建德。竇建德死後再回李唐，得太子李建成重用。力主太子李建成先發制人殺秦王李世民，未果。玄武門事變之後，李建成死。而魏徵卻再從李世民，並從此深得重用。終成一代諫臣良臣流芳千古。

相對於方孝孺來說，魏徵所經歷的要坎坷的多。無疑魏徵比方孝孺多了一份立身處世的能力。相對於方孝孺來說，他忠於的無非是建文皇帝朱永文而已，而沒有看到整個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而魏徵呢，彷彿不該說他看到的是天下人的天下，但是他最起碼的不是愚蠢的忠於某一個人。而是忠於為這個天下的所有人過的更好的理想。按照某些人通俗的說法，魏徵應該算的上是六姓家奴了。可是歷史上並沒有看到誰對他有這樣的汙衊，為什麼呢？想來是因為貞觀時期的唐朝無論民生軍力國力都是整個唐朝乃至是中國整個封建社會的最高峰而一俊遮萬醜，想唐太宗李世民是所有的封建帝王裡面評價最高的緣故。而魏徵的沒氣節又完全可以理解為良禽擇木而棲的天性使然，是為了下萬民而拋棄自我名聲的大丈夫所為。所以，魏徵能流芳千古。

看待歷史人物和事件，現在通俗的說法有兩種：顯微鏡看法和望遠鏡看法。一個微觀，一個宏觀。很顯然，方孝孺先生是使用的微觀看法，所以他被夷十族，慘不忍睹。而魏徵顯然是望遠鏡的宏觀看法了，欣然，他遇到的是封建第一明主，所以，他風風光光的流芳千古了。很明顯的，方孝孺先生也是有這種機會的，可是由於種種的原因，他放棄了。

“成王何在？彼自焚而。何不立成王之子？國賴長君。何不立成王之第？此朕家事。”以上對話，以可以看出方孝孺取死的端倪。歷來帝王之家，對皇位的確立容不得外人的意見。魏時楊修，驚採絕豔一時無兩，卻因為參與曹操選立繼承人的事件被藉故誅殺。而萬古稱頌的嶽武穆嶽爺爺，導致其被害的原因有很多，而其干預皇位繼承人選的行為無疑也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從上面的對話可以看出朱棣對方孝孺質問的回答合情合理。既然建文帝已經死亡，而國家也不能靠一個小孩子來維持（主少國疑，想想楊堅和趙匡胤就能理解了），再說了，誰做皇帝是我自家的事情，又豈是你這些外臣可以干預的呢？你臣子的本分就是聽從皇帝的安排嘛。既然戰爭已經選擇出了誰是皇帝，那反抗的意義何在？要知道，靖難之役是明朝貴族之間的戰鬥，通俗來說，是人民內部矛盾，不是外族矛盾。所以不存在特別的氣節問題。既然如此，那朱棣或者建文帝的後人做皇帝對於臣子來說沒有什麼本質上的區別，都是朱元璋的傳人嘛。有人說方孝孺反對朱棣做皇帝的行為時維護了封建社會皇帝繼承立長不立嫡的標準，按現在的說法就是維護了憲法的尊嚴。呵呵，還真是能掰啊！看看歷史上的帝王繼承就知道了，所謂的立長不立嫡有多少時候能實現

並不是說氣節的不重要，是說氣節也要看用在什麼時候，什麼物件上。像歷史上的著名人物：蘇武，岳飛，文天祥，辛棄疾，史可法等，皆具有鐵骨錚錚的氣節，是大丈夫。但是他們所面對的全是異族。所以他們的氣節使人欽佩，敬仰！而反觀方孝孺呢？他其實也讓佩服，他面對死亡的無懼，他面對被誅十族的灑脫。無情未必真豪傑，憐子何嘗不丈夫。誅十族，痛徹骨髓。他依舊堅持“燕篡立”。他所堅持的已不能說是氣節，而只能說是自己的原則，是對建文帝知遇知恩的一種報答，是一種對建文帝的精忠。

朱棣領導下的明朝，是明朝歷史上最輝煌時期，而朱棣無疑是一位好皇帝。方孝孺對建文帝的忠，對明朝，對朱棣，對他自己來說，都是一種悲劇，一種最深的悲劇。其實，方孝孺完全可以做個明朝的魏徵，為天下做更多的實事，而不是空搏一身的好名聲。

愚儒，自認是儒，但沒有把孟子前的儒家精神搞透。有人拿他跟文天祥，甚至吳三桂的例子比較，只能說，沒有可比性。

方孝孺是明代著名的儒臣，在靖難之役中為建文帝殉難，被後世視為忠義的楷模。其殉難事蹟的敘事經歷了一個漫長的由簡入繁的演化過程，隨著文禁的解除與歷代的平反，許多資訊被添入，尤以“誅十族”說流傳最廣，其慘烈盡忠的形象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梳理記敘方孝孺殉難事蹟的主要歷史文獻和明代主要的法律、制度文獻後發現：方孝孺殉難事蹟的演化過程是由諸多歷史、文化因素綜合而成的，“誅十族”說的出現、流傳且被史實化也有其複雜的歷史內情，值得思考與玩味。但是，“誅十族 ”僅是一個傳說，不能視作歷史事實。

其一，方孝孺在信奉儒家學說計程車大夫心中確實很冤，他踐行儒家的忠義，最後死於氣節，符合捨生取義的價值取向，所以明朝歷代均有對其表示同情計程車大夫，並隨著士大夫政治的興起逐漸被平反，而平反的過程又促進方孝孺殉難敘事的豐富。

從上述諸多史料來看，方孝孺的死法，無論是“凌遲之刑刑之”，還是“磔戮於市”，死得都很慘烈。據《皇明通紀》記載，“凡稱磔者，皆凌遲之刑” 。而且死後族人受到株連者達八百多人，門人、弟子、朋友也受到牽連，或死或隱。一個持節守義計程車大夫，居然遭受了這樣的慘劇，對當時和後世士大夫乃至其他群體都是不小的震撼。

《今言》稱：“仁宗即位之歲十一月，召禮部尚書呂震與御札曰：‘建文中奸臣，正犯悉受顯戮，其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習匠、功臣家奴。今有存者，既經大赦，並宥為民，給還田土。’仁宗撰《長陵神功聖德碑文》，稱建文君，雖追廢，猶書其沒曰崩，當其在位，猶尊之曰朝廷。又諭群臣曰：‘若方孝孺輩皆忠臣。’詔從寬典。於是天下始敢稱孝孺諸死義者為忠臣雲。” 仁宗寬宥靖難諸臣既有朝廷調整政策，修正永樂朝不良影響、收攏人心的意味，也是士大夫政治伸張的結果，而方孝孺案的平反也由此展開。此後至天順七年（１４６３年），文禁逐漸解除，臨海人趙洪感念方孝孺事蹟，收集散佚詩文，重新刊刻方孝孺文集《遜志齋集》，在序言中表達了對方孝孺殉難慘劇的同情：“噫！先生之淑履如此，宜天有以培佑之。而澌蕩慘於無遺，如此豈理也耶！” 這應該是許多士紳的共同情感。文禁的解除為人們討論方孝孺殉難事蹟提供了環境，所以自天順朝以後記載、議論方孝孺殉難事蹟的文獻逐漸多起來。一些資訊被人們加入，方孝孺殉難事蹟逐漸被豐富，以致出現了細節上不一致的情況。

其二，方孝孺的持節守義彰顯了士大夫的忠義精神，成為後世士大夫的楷模，也成為伸張士大夫政治的精神象徵，在啟、禎兩朝更是成為東林人士的精神榜樣。自仁宗寬宥靖難諸臣以後，明孝宗、世宗朝多有人為方孝孺平反而上書，至“萬曆乙酉間，用言官議建祠留都，親戚連戍者三百九十一戶盡有歸” 。建立祠堂，代表著朝廷對方孝孺忠節的正式認可。萬曆中後期，朝廷的政治風氣發生變化，啟、禎兩朝更是發生了激烈的黨爭，標榜守持正義的東林人士以方孝孺作為精神榜樣，勉勵忠義。例如，描述方孝孺殉難事蹟最為慘烈的《方正學先生年譜》，其兩位作者盧演、翁明英都是和東林派有關係的人。盧演師從劉宗周（１５７８～１６４５），劉宗周雖學宗心學，但是政治立場與東林派一致，盧演亦受其老師的影響。翁明英也具有東林傾向，南明時有擁戴之功，曾被阮大鋮視為東林人士彈劾。據《荷牐叢談》載：“方國安、王之仁合疏果至，乃阮大鋮屬草也。雲 ……祖宗百戰江山，被東林閣老、東林部院、東林吏部科道一手斷送，不意尚留殘孽遺奸，揚波張幟，如林某、姜垓、何弘仁、翁明英、劉明孝等。” 最後翁明英為南明殉難。由此可見，方孝孺殉難事蹟的增補與宣傳，是與東林人士的精神比附聯絡在一起的，由於東林人士受到了殘酷的政治迫害，而方孝孺也因持節守義遭受慘禍，二者很容易產生共鳴。這就是萬曆中期以後大多數記載、論述方孝孺殉難事蹟的文獻，均有“誅十族”的內容並將其史實化的原因。此外，明末崇禎朝政局動盪，國家需要宣揚遜國諸臣的忠君死節以穩定時局，南明更需要透過為遜國諸臣平反以聚攏人心。正是基於這種精神和政治宣傳的需要，方孝孺殉難也被朝廷提倡、宣揚，“誅十族”的描述也趨向詳盡，言之鑿鑿，非常生動。

其三，明末關於方孝孺的殉難敘事中均有“誅十族”的內容，入清以後更是廣泛流傳。黃宗羲對於明朝的滅亡痛心疾首，反思明朝滅亡的深層原因，所以在《明儒學案》中將方孝孺的慘禍列在卷首，表達了其對朱棣虐殺持節守義計程車大夫的不滿，無形中將“誅十族”一事“坐實”；《明史紀事本末》等書更是詳細記載了“誅十族”的經過。儘管有朱彝尊這樣的學者對此質疑，乾隆朝官方史書最終也沒有采用“誅十族”的說法，但這並沒有影響大多數人的認識，於是一直流傳到現在。

正是上述原因的作用，才形成了我們今日所熟知的包含“誅十族”在內的方孝孺殉難事蹟。其實，“誅十族”只是一種傳說，並非史實。

首先，“誅十族”說形成的文字，即《野記》中的記載，較方孝孺殉難時代晚了近一百年。

其次，縱然是文網嚴禁，但也不至於使弘治以前諸多文獻均不提及 “誅十族”，而可能的解釋是當時這種傳聞僅在民間流傳，並未被士人採信。

複次，《野記》中關於“誅十族”的記載，有祝允明自身的編纂目的。他在該書《小敘》中言：“比暇，因慨然追憶胸鬲，獲之輒書大概，網一已漏九矣。或眾所通識，部具它策，無更綴陳焉。蓋孔子曰：‘質則野，文則史。’餘於是無所簡校焉。小大粹雜錯然，亡必可勸懲為也，大略意不欲侵於史焉爾。” 本就是彙集各種傳聞的著作，而且“勸懲”之意明顯。除了《小敘》，從內容安排上，也可以看出祝允明的“勸懲”目的。《野記》卷四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方希直先墓初有妖，後治墓，乃見大蟒窟冢中，生聚極繁，殆至數千，洞穴蔓廣，腥穢偪人。眾議欲盡殲之，姑掩穴歸，治挺火攻之具。其夕，方公父夢黑衣嫗拜，懇言：‘吾輩無損於公，公將滅吾族，幸舍之，當報德。不然，亦能報怨。’父曰：‘奚報怨為？’嫗曰：‘公能族我，我亦能族公。’又曰：‘吾舉族來懇矣。’方顧嫗後有男女無限，然竟不許。明日語家人，且謂：‘妖蟒乃爾，正當除之！’因極力搜捕，焚殺罄絕。其夜，聞山中哭聲。後方公不幸嬰烈禍，蛇孽亦足徵也。” 由於方孝孺的父親“族滅”蟒蛇全家，所以方家最後也被“族滅”，彰顯因果報應絲毫不爽，而且慘烈。再結合卷一所記載的“誅十族”一事，前後照應，所以方孝孺會口口聲聲近乎於 “要求”被“誅十族”。“誅十族”的情節本就是與蟒蛇復仇相結合的故事，為證明因果報應服務的。

隨著後世尤其是萬曆後期東林人士的渲染宣傳，“誅十族”的說法就由傳聞被史實化，諸多官員、學者的議論都在此基礎上展開。但是，這樣一個傳聞的出現與流傳又有它的合理性。

首先，方孝孺族人和學生、朋友被株連，這在許多文獻中都有記載，被滅族是可信的，這種群體記憶在很多文獻中都有反映。無論是“八百四十七”還是 “八百七十三”，人數都是非常多的，因而產生“誅十族”這種傳聞是有可能的。同時，“誅十族”又將朱棣暴君的形象凸現出來，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後人伸張士大夫精神的需要。

其次，這種傳聞的因果報應宣傳，在中國傳統社會是很容易流傳的，也容易被民間接受、信服。“誅十族”與蟒蛇報仇的故事在清代也流傳甚廣，如乾隆元年（１７３６年）所修《浙江通志》記載：“方孝孺先生未生時，其父將葬其祖，已擇某日矣。忽夜夢一朱衣人前跪曰：‘聞執事作尊翁藏於某山之原，然吾九族居此已數百年，子孫蕃衍不知其數，再緩三日，吾當徙避。’言訖辭去。明日起工，即得一穴闊六丈許，中有赤蛇千，共一穴。其長數尺，蓋所夢之朱衣也。先生父素不信鬼神，積薪縱火焚之，有煙一道直指先生之家。是時母方妊數日。先生生焉，狀甚異，舌能入鼻中，後盡忠於建文君，遭赤九族，蓋蛇之報雲。” 這段傳聞在清代仍被記入地方誌，而且比《野記》的記載又增加了一些內容，可見其在民間流傳之廣。

最後，在“誅十族”的情節中，方孝孺與朱棣激憤的辯論和近乎賭氣的對話是導致“誅十族”發生的關鍵。它能生動突顯方孝孺的慘忠和朱棣的殘忍，彰顯士大夫的無畏和忠義精神，也很符合東林人士張揚士氣和進行政治宣傳的需要。可是，儘管在當時方孝孺與朱棣的情緒化對話是有可能的，而且株連人數又達八百之多，但是這種情節過於“生動”；相關記載雖言之鑿鑿，但仍有諸多漏洞，不同文字之間相互牴牾，根本不適合作為史實來認識。

總之，方孝孺殉難事蹟在明代有一個漫長的由簡入繁的演化過程，隨著文禁的鬆弛和歷代士大夫為之平反的努力，其內容不斷被新增，而其殉難事蹟在明末東林人士的推廣下具有了一定的政治效用，其慘烈盡忠的形象被東林人士崇尚並激勵著他們，“誅十族”傳聞因此趨向史實化，幾乎成為方孝孺殉難事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入清後雖有學者質疑，該傳聞最終也沒有被正史採用，但仍然影響著許多學者並在民間廣為流傳，直到今天。

透過梳理記載方孝孺殉難事蹟的主要文獻，可見“誅十族”一事，儘管其產生與流傳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僅是一個傳說，絕不能將其視為史實。然而，“誅十族”傳說的演化、流傳過程及其背後的諸多因素，卻是值得學者們思索和玩味的。

所以，在此真實的基礎上，對於方孝孺的評價。實際上也是一個變化的過程。西方歷史學家曾說過，“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狗”，對於任何歷史人物的評價，實際上是體現的評價人的時代價值觀。在於明代或者清代而言，方孝孺的評價是很高的。即使到今天，雖然對於方孝孺的做法，我們現在的人更多的看重利弊，而缺少精神，也是一個值得警覺的事情。

“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可以對明朝大儒的一個總結，

方孝孺是建文帝的老師，也是開國皇帝朱元璋親自欽定的好老師，在朱棣發動政變以後，歷史也給方孝孺帶來了一個節點，對於明成祖的建議，於是有了下面一段對話:

朱棣：先生不要自取憂苦，我的打算只是想要仿效周公輔佐成王的方式。

方孝孺：周成王在哪裡？

朱棣：他自焚而死。

方孝孺：為什麼不立成王的兒子？

朱棣：國家有賴於成年的君王。

方孝孺：為什麼不立成王的弟弟？

朱棣：這是我們朱家的事。

方孝孺也說出了自己作為文人理應說的話，結果就是誅方孝孺十族，死者達八百多人，行刑七日方止。臨到最後殺方孝孺時，方孝孺謾罵不止。方孝孺的嘴割裂至兩耳，並割下舌頭，隨後處以凌遲。

他的氣節是為了國家，為了君主。

這個問題我認為是牽扯到一個價值觀的問題

先來看看方孝孺，他這個人還是比較有名氣的，朱棣的頭號謀士姚廣孝曾經對朱棣說，不要殺方孝孺，不然天下的讀書種子就會絕了，也可以看出來這個人還是有一些才學的，至於他的死就更有趣了，朱棣恐嚇他說要滅他九族，這先生來了一句，滅我十族又如何，結果他成了歷史上第一個被滅十族的人，包括朋友和門生。

說完方孝孺，我們來聊聊這種死忠於建文帝的行為，歷史上呢，有兩種價值觀，第一種，忠臣不事二主，代表人物有，關羽，伍子胥，文天祥之類的

另一種就是，良臣擇木而棲，士無長主，君無定臣之類的，代表人物有，洪承疇，吳三桂之類的

我個人認為呢，這是兩種價值觀的不同，不能簡單來說誰對誰錯，在滿清滅亡之時，也有很多愚忠之人為滿清陪葬，這種愚忠我認為是不可取的。

方孝孺看不起朱棣，認為他不是正統云云的，我個人認為他的氣節確實有，在封建時期也能算是個楷模級別的人物，但放到現代他的氣節就不具有什麼現實意義了。

再來說說那些樹倒猢猻散，朝廷沒了立馬掉腚變臉的人，這些人就更不怎麼樣了，比如洪承疇，貳臣錄裡第一名，人家滿清也知道你是投奔來的，原來人家大明給你正二品的職位，你投奔過來，算個啥，從三品，這樣的人，我認為我也是看不起。

所以綜上，大聖想說一句，還是具體事例具體分析，因為這是兩種價值觀的對立。

方孝孺一介書生，手無縛雞之力，卻面對專制君主的屠刀視死如歸，抗節不屈，這可謂感天地泣鬼神！受後人的無限敬仰和讚頌。就其個人氣節來看，歷史上實在不多見，這正應了華人一句話:士為知己者死

明朝，氣節作為一種道德精神的外在表現，是對個體認同的道德原則的堅守，能看出一個人道德境界的高低。有氣節的人甚至不惜犧牲生命捍衛他所認同的道德。

以方孝孺為代表的文臣群體，氣節的形成與程朱理學的鼎盛、君主專制的加強和整個社會的價值取向有很大的關聯。

方孝孺 學富五車 滿腹經綸奈何削藩有膽無謀 書生意氣 誤國誤建文被俘之後，更是連累家人學生 大勢已去口舌之快 被滅十族 迂腐一個文人，一個上不能治國，下不能齊家的書生，最後是不孝不仁而已。所謂氣節，不過朱家內戰之亡魂而已，從歷史上看，朱棣才是一代大帝

方孝孺(1357～1402) 明代散文家。字希直，又字希古。寧海(今屬浙江)人。曾以"遜志"名其書齋，蜀獻王替他改為"正學"，因此世稱"正學先生"。福王時追諡文正。

方孝孺曾從宋濂學習，他的文章、學問為宋濂諸弟子之冠。但他輕文藝，重教化，以明王道、致太平為己任，洪武二十五年(1392)任漢中府教授，蜀獻王聘他為世子師。惠帝時任翰林侍講，頗受信任，凡大政多所諮詢，當時《太祖實錄》及《類要》等書皆由他Quattroporte。惠帝建文元年(1399)，燕王朱棣發動爭奪皇位的戰爭。惠帝廷議討伐，詔檄也都出於方孝孺之手。

朱棣即位時要擬即位詔書，朱棣想到了讓方孝孺寫，方孝孺不在大殿上痛哭不止。朱棣見他這樣，就走下寶座，勸他說：“先生不要自己苦自己。我只是效法周公輔佐成王而已。”

方孝孺問：“那成王在哪裡？”朱棣回答：“他已經自焚死了。”方孝孺又問：“為什麼不立成王的兒子為皇帝？”朱棣道：“他尚年幼，國家需要有能力的大人治理。”方孝孺步步緊逼：“那為什麼不立成王的弟弟呢？”此時朱棣忍耐，說：“這是朕的家事。”

他命人把筆墨準備好，並對方孝孺說：“詔告天下的即位詔書，一定要先生起草才行。”方孝孺就將筆扔到地上，並說：“你就是殺了我，我也不會給你寫。”朱棣：”難道你不怕株連九族嗎？”

方孝孺立刻回敬道：“就是株連十族又能拿我怎麼樣？。

方孝孺一介書生，手無束雞之力，卻面對專制君主的屠刀視死如歸，抗節不屈，這可謂感天地泣鬼神！受到後人的無限敬仰和讚頌。就其個人氣節來看，歷史上實在不多見，這正應了華人的一句話：“士為知己者死！”

華人歷來對做人的原則是講究的最多的。

比如氣節問題，有“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有“粉身碎骨都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有“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等等，極端強調了氣節最為人立身處世的重要之處。

的確，做為人立身處世來說，沒有氣節是不行的，但是過分的突出或者是唯一的去堅持所謂的氣節，也不一定是最好的選擇。

做為歷史知名的方孝孺基本上詮釋了這樣一個值得爭議的話題，要怎麼樣去堅持氣節？

方孝儒是惠文帝時期，士林階級的領袖。有文采，有氣節。當朱棣攻破南京後，朱棣要求他幫他寫登基詔書，方孝儒拒絕了，說要寫討賊檄文。然後朱棣就說滅他九族，方孝儒不屑的回答，你滅我十族我也不會與賊為伍。朱棣動怒，滅了他十族。成為歷史上第一個被滅十族的人。我們從今天的角度來看他，覺得他愚忠，迂腐。是因為我們明白，從明朝到清朝，到民國，再到新中國，中華文化一直在傳承，沒有中斷，效忠誰都是為大明賣命。朱棣也是明朝皇室，也具有繼承大位的合法性，假如歷史發生轉變，朱棣即位後，明朝覆滅，被外族所侵，改風易俗，中華文化不復存在，還會說說方孝儒的氣節不值得肯定嗎。文天祥寧死不降被稱為民族英雄，只是因為蒙古人不是漢人，他的到來，改變了華夏正統，所以漢人不能接受。而朱棣是漢人，也是皇室血脈，他透過篡奪他侄子皇位登基大位，沒有改變華夏文化，所以覺得效忠誰都一樣，但是氣節這種是由文化思想薰陶開始在骨子裡形成的信仰與誰當皇帝沒有關係。所以，方孝儒的氣節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值得肯定的。

方孝孺挺有氣節，死得轟轟烈烈，但好像並不為後人稱頌，比著文天祥差遠了。人們都敬仰忠臣，可為啥不能多給方孝孺些讚譽呢？我認為主要與大明的倆皇帝朱允炆和朱棣有關。朱允炆太無能，朱棣太優秀。朱棣雖然性格暴虐，其實也有愛才之心，不想殺方孝孺，是方孝孺的言行把朱棣徹底激怒了。朱棣讓他起草即位詔書，他竟寫了“燕王篡位”四個字。一點不給朱棣面子。有很多人替方孝孺惋惜，以現在人的觀點看，都是朱元璋的兒子，犯得著如此嗎？

朱允炆雖然是個仁德的皇帝，但性格柔弱，並不被大家看好。如果他繼續當下去，憑他的那點能耐，免不了天下大亂，其實朱棣造反也有朱允炆的責任。削藩是不是太急了？如果不削藩，估計朱棣也不會那麼急著來造反，朱允炆再當個十年八年肯定沒問題，過足皇帝癮。但朱棣造反後，朱允炆拿著絕對優勢的資源卻打的一塌糊塗，這樣的皇帝，你方孝孺還死心踏地跟著他幹嘛？加上人家朱棣後來乾的也不錯，所以人們對他只是惋惜而已，並沒有人為他寫讚美詩。

方孝孺是一個儒學大師，忠孝觀念深入骨髓，加上有“婦人之仁”的朱允炆本來就比鐵血的朱棣更討人喜歡，雖然作為皇帝不一定合適。當然，像方孝孺這樣的人肯定不是少數，不然朱棣也不會殺得人頭滾滾。只是歷史把他推到了前臺而已。因為他是“大腕”，有很強的號召力。作為現代人，我認為方孝孺太死心眼了，原因還是那一點，朱棣也是朱元璋的兒子，而且朱棣當皇帝太出色了，一生勤勤懇懇，鞍馬勞頓，對中國歷史貢獻巨大。假如朱棣毫無建樹，人們才會想起方孝孺。就像明朝快完蛋了，崇禎才想起魏忠賢一樣。即所謂的“國破思良將，家貧思賢妻。”

當然，以上觀點都是站在“過來人”的立場上來看的。說方孝孺“愚忠”也有點不妥。朱棣篡權本身也不對，雖然是被逼的，他當皇帝怎麼樣方孝孺也不知道。據說方孝孺很欣賞朱允炆時期的“民主氣氛”，不大喜歡朱棣的極端專制。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北方遊牧民族虎視眈眈，邊患未平，也許需要一個強權的領導人。宋朝的皇帝都不算太強勢，（除了開國皇帝），導致遺患重重，結果成了歷史上最悲催的漢族王朝。

一無是處！

只是忠臣……而已。

他以為自己死得其所，重於泰山，其實狗屁不是，罪大惡極。正是這個儒生，斷送了朱允炆的江山基業。

朱元璋做為一代雄主，看人眼光極準，當朱標在世的時候，他評價方孝孺說“此莊士，當老其才。”所謂莊士，就是正人君子之意，而老其才指的便是要取用方孝孺“道德君子”的一面，只取這一方面。所以稱之為“老其才。”這個才，僅僅是品德，而不是治世，更不是治國。按照明朝的官制，他的未來職務應當是禮部，翰林院，或是國子監等文化之地。而之所以不封他為官，主要是想把這個恩惠留給太子朱標，就像當年李世民把放回徐世績的恩惠留給李治一樣，或者康熙皇帝把重新啟用張廷玉的恩賜留給雍正都是一個道理。這也是為什麼有人第二次推薦方孝孺時朱元璋說“現在還不是用他的時候”（今非用孝孺時）

最適合他的職業就是道德先生，可是朱允炆卻把他當成了肱股之臣，書生誤國，自古以然。更致命的是方孝孺偏偏認為自己是能臣，賢臣，可以完成濟世之功，從而名垂青史，打造古今以來從未有儒生君子打造出盛世的局面，添補一項歷史空白。

君子當權臣，就相當於讓小孩子當總統一樣，時時幼稚，處處天真，彷彿就像一個嬌蠻的青春少女陷入戀愛一般，動不動耍性子，時不時鬧脾氣，還偏偏指手劃腳，說三道四。

君子當權，天下必亂！

天下一亂，儒學還不如一堆廢鐵來得實際。

他辜負了朱允炆的信任，他的確罪該萬死。

記得燕王朱隸準備攻打南京時，姚廣孝說：“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可見在聰明人姚廣孝眼裡，這個方孝孺就是一個合適讀書的人。

儒生，誤國！這可是從秦皇漢武就流傳下來的定論，千古不變。

氣節？

只揚了自己的氣節，卻毀了建文帝的大業。

如此氣節，贊之何用？

如果連方孝孺的忠義、膽略都被推倒的話，那以後我們就不要談什麼忠義氣節了，遇到強敵，集體跪著就好了。

方孝孺號稱明朝讀書人的種子，這話一點也不誇張。作為明初大儒宋濂的優秀弟子，方孝孺基本成為了當時的天下文宗。

早年被大家稱之為“小韓愈”，因為他很聰明且敏銳，不是我們刻板印象中的那種死讀書的人。其實死讀書永遠都讀不好書，真正讀得好書的人，都是一些腦瓜子聰明活潑的人。

不過他老爹方克勤因為“空印案”受到牽連，被朱元璋給宰了，所以朱元璋即使知道他有才能，也沒有重用他，只是讓他給儒生、皇子們講講課。空印案受到株連的有幾萬人（這是老朱的習慣），所以方孝孺他們家其實沒什麼罪過，只是受到株連罷了。

方孝孺是著名的大儒，所以他深知忠君愛國的思想。這是他為何要為朱允炆犧牲自己的原因。當然了，這是主觀思想上的原因，很多儒生都具備這種思想，但是真正願意獻身的人卻不多。

方孝孺雖然有才，但是在朱元璋時代並沒有受到重用。到了朱允炆繼位以後，情況就不同了。朱元璋曾經叮囑過朱允炆，方孝孺是大才，可以用。

所以朱允炆上臺後立刻將方孝孺提拔為侍講學士，專門跟在他身邊做參謀。朱允炆太年輕，所以很多事情都需要詢問方孝孺。

如果是你，你感動不？那肯定是感動得稀里嘩啦啊！過去皇帝給自己坐冷板凳，現在皇帝突然之間把你當心腹看待，這是什麼？這就是帝王之術。讓你在落差之中懂得感恩。

除此之外，方孝孺還負責修撰《太祖實錄》，可見建文帝是非常看重方孝孺的才能的。在燕王朱棣造反以後，那些討伐朱棣的檄文和詔令，全都是方孝孺寫的。

由此可見，朱允炆對方孝孺，是有知遇之恩的。在事業上，前任領導不重視你，現任領導卻著重提拔你，讓你成為了公司的核心人物，你難道不感動嗎？方孝孺自然是為了報答朱允炆的知遇之恩，才會誓死都不投降朱棣的。

這種精神我覺得應該提倡才對，為什麼現代會有人覺得這是愚忠呢？難道說你的現任領導被公司其他高管擊敗了，你就要去其他高管那兒搖尾乞憐嗎？至少我做不出來。

很多人認為朱允炆戰敗了，所以朱允炆的幕僚裡，全都是一幫只會死讀書的呆子。其實我們仔細研究一下方孝孺在其中的作用，就會發現，方孝孺你也太聰明瞭吧！我們先來一起看看方孝孺的建議。

建議一，前後夾擊，直搗北平府。

當時朱棣大軍攻佔了大名府，寫信給朱允炆講和。方孝孺的騷操作出現了，他建議首先讓遼東諸將們帶兵進入山海關，直搗北平府。其次，趁著朱棣回援北平的時機，南方大軍再北上夾擊朱棣大軍，讓他首尾不能相顧。再者，可以回信給朱棣，拖延時日的同時，也可以讓朱棣大軍軍心渙散。

這些建議完全不像是一個儒生說出來的話，實在是太有軍事思想了。方孝孺不僅考慮到了天氣炎熱，燕軍不戰自疲，而且還用了圍魏救趙、拖延時日的策略，實在是厲害。可惜負責傳旨的人掉鏈子了。

建議二，挑撥離間。

這事兒真不是一般讀書人幹得出來的，人家忙著讀書，沒有誰有這麼多心思啊！當時方孝孺發現，朱棣的大兒子朱高熾作為世子，是非常敦厚仁慈的。可是二兒子朱高煦，是個狡猾的人，一心想要奪取世子之位。

為此方孝孺便想要利用這一點，造成他們內部的鬥爭，畢竟大廈都是從內部倒塌的。所以朱允炆便派人特地送信給朱高熾。

可惜朱高熾也深知其中道理，看都沒看，就把這封信和使者一起送到朱棣那兒去了。因此方孝孺的離間計就這麼被破了。

建議三，堅守南京。

這個建議最後顯然也失敗了。但是堅守都城真的有錯嗎？我覺得沒有。天子守國門，似乎是明朝的一種傳統。

當時朱棣大軍已經殺到了長江北岸，方孝孺建議，一方面派人去燕軍那兒講和，答應朱棣的請求。一方面則到東南地區徵調兵馬前來防守長江。由於朱棣大軍不善於水戰，所以勝負不可料。

這種考慮是對的，只是掉鏈子的是，朱允炆這邊的陳瑄帶著水軍投降了朱棣。總是有這幫投降派在裡面搗亂，這是真的無能為力了。

在這種情況下，方孝孺請求朱允炆堅守南京城。我認為這時候方孝孺提出這樣的請求，那是非常勇敢的，他已經做好了和天子一同殉難的準備了。

朱棣抓到了方孝孺以後，讓他給自己寫登基詔書。因為在入城前，朱棣的大謀士道衍，就曾經說過方孝孺是天下讀書人的種子。

成祖發北平，姚廣孝以孝孺為託，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殺之。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成祖頷之。---《明史》

可惜方孝孺在詔書上寫下了四個大字：燕賊篡逆！

這可把朱棣給氣壞了，揚言：你不怕死，難道你不怕我誅滅你九族嗎？

方孝孺順口就表示：九族？哪怕是十族我也不怕！

這種在生氣的時候說的順口話，誰都不會當真吧？結果朱棣還真的聽進去了，並且還真的誅殺了方孝孺的十族。一共873口人，3天時間才殺完。

方孝孺失策地方是，他沒想到朱棣真的這麼狠。其實他只是想要自己赴死，沒想到朱棣還捎帶上了他的家人和學生們。

一個民族，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是普通人，唯獨那百分之一的人身上所具有的品質，能夠散發這個民族的光芒。很多人不以為然，但事實就是如此。

為什麼很多人說我們這個民族很聰明、很勤勞，但是缺少勇氣？因為那些勇敢的人，都為了民族大義而犧牲了。我們需要英雄來給我們樹立榜樣，只有榜樣的力量，才能真正感染這個民族的每一個人。

而不是為了標新立異，表達自己特有的觀點，把過去崇敬的人推下神壇。推倒岳飛難道是為了給秦檜樹立功德碑？推倒諸葛亮，難道是為了給司馬家族唱讚歌？現在連方孝孺也要推倒了，那麼是為了給朱棣的這種暴力手段搖旗吶喊嗎？

豈不知，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道理講不過的時候，就要動暴力，這種事情為什麼還要有人爭相喝彩呢？

參考資料：《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