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其實是在說晉文公善於搞權謀之術但是卻不走正道，晉文公強大的時候當時可以跟晉國對抗的國家只有楚國，但是打楚國需要一個理由，所以晉文公就不斷的挑逗楚國的盟友鄭國繼而激怒楚國，兩國交戰晉文公又耍陰謀詭計贏了楚國，所以晉文公是譎而不正。

而齊桓公每一次出兵都是為了維護周天子的尊嚴都是正義之師，最後打楚國也是因為周天子莫名其妙死在楚國，齊桓公才出手的，並且齊國在管仲的治理之下國內發展欣欣向榮，不得不說齊桓公有識人之明還有容人之量，所以孔子說齊桓公就是正而不譎。

但凡正道創立的國家一般延續的時間都長，但是耍陰謀詭計創立的國家一定會自取滅亡的，例如漢高祖劉邦發起正義之師創立國家，漢朝延續了四百餘年，而元朝是用暴力獲得統治，延續時間不超過百年，這都是明證啊。

此言出自《論語》，意即“晉文公善耍權謀且為人不正派，齊桓公為人正派且不耍權謀。”

晉文公重耳在春秋五霸中排第二。他即位後重用賢臣實行通商寬農、明賢良、賞功勞等政策，使晉國力大增後，開始對外爭霸。因無正當理由對楚國宣戰，他故意攻擊楚國盟友鄭國以激怒楚國，又率齊宋秦等國聯軍用詭謀戰勝楚軍，後召齊宋等國踐土會盟成就霸業。晉文公以權詐取勝，以諸侯身份召集諸侯國君會盟稱霸，無視周王存在，故招致孔子差評。

齊桓公小白在管仲輔助下，“尊王攘夷”，九合諸侯，力保華夏不受異族侵犯。他還組建聯軍，討伐不尊王室且令周昭王死於楚地的楚國。孔子認為他所行之事均符合正道且光明磊落，故予以好評。

意思是：晉文公善於搞權詐而為人不正道，齊桓公為人正道而不善於搞權詐。

齊桓公是春秋首霸，在管仲的輔佐下，曾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在爭霸天下的過程中，齊桓公打的是“尊王攘夷"的旗號，名義上都是維護周王尊嚴。當時，西北的戎狄不斷進犯中原各國，齊桓公出兵幫助燕國、衛國、邢國打退異族人侵，保衛了華夏文化。

齊桓公還曾組建聯軍討伐楚國，理由是楚國不尊王室，而且周王莫名其妙地死在楚國。孔子認為，齊桓公所做的這一切，都是合乎道義的“正派"之事。

晉文公，內政治理成功後，便開始對外爭霸。當時，齊國衰落，能與晉國抗衡的是南方的楚國。晉文公與楚國開戰缺乏正當理由，於是透過打擊楚國盟友鄭國的手段挑逗楚國。

並且，大敗楚國也是不用堂堂之陣，而是用了詭謀。戰勝楚國之後，與諸國會盟，竟然以亞召君，欺凌天下共主。這大概就是孔子批評晉文公，說他譎而不正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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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孔子對齊桓晉文的評價是否公允，但其闡述的政治思想卻是極有價值的。他認為，一個國家或政府，如果在政治上採用陰謀詭計，而不重視道德仁義，這個政府的合法跬就大打折扣。如果這個基礎不牢，政權也很難長久，最終必將導致敗亡。

綜觀歷史，不能不說孔子智慧深邃，目光獨到。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中，先後興起過許多王朝，這些王朝的政權，有的是靠正道創立的，有的則是靠詭詐取得的。夏桀無道，商湯弔民伐罪，創立商朝。商湯得天下走的是正道，所以國運綿延600多年。

秦朝建立以後，以嚴刑苛法荼毒天下百姓，引起秦末大亂，漢高祖劉邦起兵討伐暴秦，是為義舉。秦滅之後，與項羽逐鹿中原，最終創立漢王朝。這個政權的建立，走的也是堂堂正正之路，所以漢朝統治長達400餘年。

蒙古人入主中原後，不但把漢人看作低等人歧視壓迫，而且剝削相當殘酷。朱元璋參加義軍，得天下也為正道。所以，儘管昏君眾多，明朝還是存活了270多年。由此可見，這些以正道得來的江山，基礎都很牢固。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晉文公：姓姬名重耳，春秋時期有作為的政治家，著名的霸主之一。公元前636￣前628年在位。齊桓公：姓姜名小白，春秋時期有作為的政治家，著名的霸主之一。公元前685￣前643年在位。

孔子說：“晉文公詭詐而不正派，齊桓公正派而不詭詐。”

任何時候，走正道都是必須的。對於君王來說，若將中庸之道運用到治理國家，在正道之餘，適當運用權術手段是難免的。這種權術可以說是“譎”，於國家層面也可以說是中庸之道里的“偏其反而”、“小過”部分。

正而不譎其實是有點過直、死腦筋。太正的性格是難以掌管一個大國的。有意思的是，歷史上幾個年號帶“正”字的君主都難以善終，如金哀宗“正大”、元順帝“至正”都是亡國皇帝，明英宗“正統”皇帝被瓦剌俘虜後又被其弟景泰帝軟禁七年。明武宗“正德”、清世宗“雍正”則死於非命，不得善終。明朝末代皇帝崇禎的“禎”通“正”，他亡國上吊死了。齊桓公就是太正，思維簡單直白，幸虧他有管仲輔佐。管仲的靈活權變、治人用人之手段可以彌補齊桓公的缺陷。君臣互補之下有正有譎、平衡治理，幫助齊國成就了霸業。管仲一死，正而不懂變通的齊桓公無法駕馭權臣，立馬死得很慘（見3.22“尊王攘夷”典故），齊國迅速衰落。

晉文公呢，自己很狡猾，上臺前於諸侯國之間左右逢源、鑽營投機，藉助外部勢力上位。上位以後又軟硬兼施，挾周天子以令諸侯，為晉國霸業打下基礎。幸好他有幾個正直的臣子幫他，但他不珍惜，連介子推這樣的賢臣都留不住，最後還被晉文公燒死了。所以晉文公也只是一時之盛。所謂的晉國霸業其實沒有傳說中的厲害。後來的晉國只是在北方謀得了與齊國和秦國爭雄的機會。他們的實力還都不比南方的楚國。

晉文公和齊桓公這二個人，正是中

庸為政之道的兩種偏頗案例。此處孔子以中庸之道為標準客觀評價，並無褒貶之意。

這句話沒有什麼褒貶之意，只是描述了他們兩個人的特徵，是說晉文公詭詐有餘，正直不足， 而齊桓公是正直有餘，而詭詐不足。

先看一下晉文公重耳：

少年時期的重耳好學不倦，謙遜有禮，才17歲就結交了數位賢士，而且各個卓爾不群，對他未來成就霸業，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

據說重耳奉父命出使翟國時，身上的一塊貴重玉佩不翼而飛，而他並沒有責怪當地的官員，也不向別人提起這事，這位官員後來把這個事一傳十，十傳百的傳了出去，說重耳並無半點官架，和藹和親，是個好公子之類的。另外重耳還經常施捨錢財給乞丐，常常接濟特困人群。

在古代，最好的傳播方式就是口頭微信，加上重耳的外貌與眾不同（和南唐後主李煜是一樣的都是重瞳子），一時間他的聲望一浪高過一浪，17歲就有了“網紅效應”。不管是自我炒作，還是發自內心，總之這些潛在的特質，使他離成功更近，所以晉國許多人才都願意跟著重耳。

就是在重耳走背字兒，逃亡在外的時候，這些賢才寧可拋家舍業，也對公子重耳不離不棄。他們有著共同的目標，待時機成熟後殺回晉國，奪回政權。一個人如果沒有人格魅力，又如何能吸引天下有才之士跟隨左右呢？

另外，退避三舍的故事，大家想必都知道，從公子重耳和楚成王的對話，就能看出公子重耳對人性的把脈是多麼的精準。在雙方地位不平等的情況下談判，重耳敢於表現出他的野心和霸氣，使得楚成王很不高興，即使這樣楚成王也不能殺掉重耳，如果他殺掉了重耳，就會影響他的威德，對未來想要稱霸天下的人，是不會這麼做的。

然後再看一下齊桓公小白：

公子小白流亡在外，當時有鮑叔牙跟隨， 後來公子小白裝死騙過了公子糾，搶先回到了齊國，當上了國君，他想任命鮑叔牙做宰相，然而鮑叔牙卻說他自己不適合，但有一個人特別適合，然而他是公子糾的人，只有此人能夠輔佐齊桓公成就霸業，齊桓公經過了激烈的思想鬥爭，最終採納了鮑叔牙的意見，這個人就是在公子小白回國途中，差點沒把他射死的管仲。

從這一點可以看出，齊桓公對鮑叔牙的信任和對管仲的包容，這一切都源於他要稱霸天下的雄心。

管仲確實是一個匡世濟時的良才。他認為君主要建立霸業，首先要能識賢、用賢，要防止小人的滲入。他建議齊桓公起用隰朋，甯越等五個人，同時懸榜國門，號召國人獻計獻策，招納四方誌士。在管仲的主持下，齊桓公在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特別是因地制宜，發展漁業，使齊國富強起來，為最後稱霸尊奠定了物質基礎。

為了擴大影響，他興兵伐魯，大獲全勝，佔領了魯國的遂邑。後又歸還戰爭中奪取的土地，各國諸侯認為他是一個可信的賢德之君，願和他同盟，使他的聲譽鵲起。齊桓公派遣使臣朝拜剛繼位的周僖王，贏得了周天子的歡心。他召集各國諸侯到北杏開會，被推舉為盟主，後又在幽地與宋、魚、衛曹等八國歃血為盟，齊國稱霸的局面終於確立，齊桓公成為春秋時期的第一個霸主。

不過在管仲去世後，齊桓公沒有聽從管仲的臨終忠告，重用了易牙和豎刁等小人，導致國政逐漸衰落，在位43年後，齊桓公因病被不孝子困餓而死，死後67天才下葬，當時屍體已經生蛆了，一代雄主就這樣走完了他的一生。

從以上可以看出，晉文公重耳更注重理性，更懂得識人，他深知沒有權謀和詭詐，是無以駕馭天下的。而齊桓公小白相對偏於感性，他跟著管仲可以稱霸天下，他跟著易牙和豎刁，卻被活活餓死，可見他定力不足，容易受外界環境的影響。可見，作為國君有一個理性的頭腦，有一個成熟的內心，有一雙識人的眼睛是多麼的重要啊！！！

因為孔子缺德到隨便評價別人，還三觀不正，喜歡譁眾取寵。好人在他眼裡是壞人，壞人在他眼裡是好人。

《論語·子路》中亦有：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譯】子貢問孔子說：“全鄉人都喜歡、讚揚他，這個人怎麼樣？”孔子說：“這還不能肯定。”子貢又問：“全鄉人都厭惡、憎恨他，這個人怎麼樣？”孔子說：“這也是不能肯定的。最好的人是全鄉的好人都喜歡他，全鄉的壞人都厭惡他。”

人人都說好，孔子卻說不好，只能說明孔子不是人；人人都說壞，孔子卻說不壞，只能說明孔子更壞！

人人都說你好又怎麼樣，俺孔蠕偏說你不好，這顯得俺多牛B！因為你沒達到俺蠕家制定的道德標準——俺蠕家的道德標準是多麼偉大光榮正確啊！

可是道德標準是非曲直本沒有一定之規，尤其在崇尚個性和寬容的今天，過多的強調涇渭分明，自己口不擇言卻事事苛求於他人也是不道德的，只能使得善人、凡人手足無措，反而縱容了道德敗壞的惡行，所以可證明孔子就是缺德的玩意！

所有的儒家信徒都繼承了孔子的這一基因，整天站在缺德的至高點，還高舉道德的大旗，對別人說三道四評頭論足！

這句話出自《論語.憲問》，原文如下：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這句話的意思是孔子說晉文公善於搞權詐而為人不正道，而齊桓公為人正道而不善於搞權詐。那麼孔子為什麼會這樣說，朱熹在《論語集註》裡有這麼一段話可以大體上說明，原文如下：

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譎，詭也。二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為彼善於此。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譎甚矣。二君他事亦多類此，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

這段話的意思是說晉文公名字叫重耳，而齊桓公叫小白。這兩個人都是一代諸侯盟主，主張抵禦外族尊崇周王室的人。雖然說都是這樣，但是兩個人的心理不一樣，齊桓公討伐楚國，但他的理由是楚國不尊王室，是屬於正道；而晉文公攻打楚國卻用計謀討伐衛國為藉口，是屬於權詐的行為。另外二人其它事也是如此，所以孔子才這樣說。到了這裡，我們可以知道孔子判斷二人的標準就是自己的儒家思想為基礎。

孔子的儒家思想主張有“義”和“禮”，而這個“義”就是做事要合乎道義，它是作為評判人們的思想、行為的道德原則；而這個“禮”就是周禮，也就是“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他繼承了西周以來把禮作為治國之經緯的思想，認為禮是治國之本。

結語：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知道孔子認為晉文公做事權詐不符合道義，又不尊重周王室是不符合周禮，而齊桓公做事正直又尊重周王室合乎周禮，滿足自己的思想主張，所以他就說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圖片來源於網路，侵權必刪）

從史實的角度來說，孔夫子對這兩位春秋霸主的評價並沒什麼大錯，事實就是如此。

晉文公為回國搶奪國君之位，不惜違背倫常來討好秦穆公：在秦穆公逼迫之下，他娶了既是外甥女又是侄媳的懷嬴為妻，兩人還一起生下一兒子公子樂。為了富貴，作出這樣的亂倫之行，也難怪孔夫子會批評晉文公做人不夠正派了！不光是如此，城濮之戰時，為了將秦、齊兩個大國拉入己方陣營，晉人使盡了各種權謀手段：先是把曹、衛之田送給宋國，以加深宋、楚矛盾；楚軍主將子玉為此被激怒，斷然拒絕了秦、齊二國的求和，把這兩個大國推入了晉國陣營。整個城濮之戰過程中，晉人一步步設下各種陷阱，誘使子玉進入圈套而不自覺，最終楚人遭遇了一次慘敗！晉文公權謀之術應用得如此嫻熟，即便是在城濮之戰後一舉稱霸東周，在孔夫子看來也覺得不夠光明正大，當然就會評價晉文公是“譎而不正”了。

與晉文公相反，齊桓公的稱霸就完全不同：柯地之盟時，齊桓公被魯人劫持而被迫結盟，事後他卻遵從盟約返還了汶陽之田；北燕國向齊桓公求救攻打山戎，齊桓公立刻出兵相救；衛、邢為赤狄所滅，齊桓公又幫助這二國在黃河東岸復國；楚國入侵中原諸侯，齊桓公又聯合諸侯伐楚；周惠王想廢嫡立庶，齊桓公又聯合諸侯穩定太子之位……。齊桓公一生，存亡繼絕、“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一生堂堂正正，所以孔夫子才評價他是“正而不譎”。

然而，晉文公雖然小節有虧，但他對周王室卻比齊桓公要尊敬得多：城濮之戰前，他替周襄王平定了王子帶之亂；城濮之戰後，他立刻到王室獻楚捷。城濮之戰中晉文公多詭譎權變，是因為晉人硬實力遠遠落後於楚國：城濮之戰時，晉人僅有七百乘兵馬，遠遠落後於楚國；如果不以權謀來拉攏秦、齊兩個大國，晉國軍隊根本就無法與楚軍相抗衡！因而，晉文公雖然“譎而不正”，可在大節上卻並無缺失。晉文公的詭譎，只不過是在晉國硬實力嚴重不足的前提下，被迫以權謀之術來彌補與楚國的實力差距罷了。

齊桓公稱霸之時，在“千古第一相”管仲的協助下，在齊國推動了大幅改革，組建起了三軍：共計三萬人、達二千一百乘的強大軍隊！按管仲說辭，“君有此士也三萬人，……，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御！”（《國語·齊語》）因此，齊桓公稱霸依靠的是齊國硬實力，他根本就無需依靠權謀之術來拉攏其他諸侯國——誰敢不服從齊國，就將他打服！可齊桓公雖說“正而不譎”，他的“霸道”也無人能出其右：伐楚之後，因為鄭、陳二國使詐誘使諸侯大軍向東撤軍、造成聯軍損失慘重，齊桓公一方面兩度伐陳，另一方面霸道地把鄭國虎牢直接賞給了告密的申侯；因為齊桓公幹涉王室立太子之事，竟然迫使周惠王要聯合楚人來抗齊！能“霸”到周王室之上，齊桓公“霸道”威力之大，可想而知。

此外，在孔夫子評價晉、齊兩國國君時，還必須考慮到孔子本人身份。孔夫子本來就是魯人，在他所處年代晉國霸業衰微，對諸侯越來越傲慢；齊國雖然屢屢威脅到魯國，但卻未對魯國造成大的傷害。

公元前529年，因為遭邾、莒兩個東夷國投訴，晉人悍然扣押了魯國正卿季平子；公元前518年，又因為魯人伏擊了不告而入侵魯國邊境的邾人，晉人又將魯國卿士叔孫婼扣押在晉國，長達一年。晉人這兩次扣押魯國卿士之舉，在魯人看來都是維護了夷狄而拋棄了“諸夏”，是不可原諒之舉。

在主張華夏正統的孔夫子眼中，晉人份量是否也因此而降低？

《史記·管晏》列傳中曾說，“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然而，即便孔夫子再怎麼看不起管仲，卻也說“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齊桓公雖然霸道，卻退回了魯國汶陽之田，且長期率諸侯抗擊戎狄；晉文公再怎麼尊王，不但在落魄時逃入狄國求狄人庇護，晉國曆次對外征戰都少不了戎狄軍隊的協助。

光就這點而言，在華夏正統觀念濃厚的魯國，孔夫子稱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也就不奇怪了。

很榮幸回答您的問題。

這句話的字面意思不難理解，意思是說齊桓公行事為人多正直而晉文公處事多詭辯。其實，我們不妨換個角度理解：為什麼孔子對齊桓公本人及其霸業如此推崇？

孔子的成長

我們先來說說孔子，孔子生於魯國，長於魯國，其大部分時間都是在魯國生活。魯國是西周建立初期周公旦的封地，在當時是西周重要的方國，但是發展到春秋末，魯國已經被邊緣化，齊、晉、楚、秦等大國的崛起使得魯國更加顯得渺小。

但是雖然魯國國小，但卻是儲存周禮最完整的國家，“周之最親莫如魯”，魯國在當時是著名的禮儀之邦，時人也盡稱“周禮盡在魯矣”。孔子就是長期受到魯國文化的薰陶，使得他對禮教極其看重，而制定周禮的周公，更是成為了孔子心目中的偶像。

孔子生於春秋末，這時候齊桓公和晉文公的霸業早已經結束，而此時孔子在自己的思想和政治主張上已經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論，並提出仁政和以人為本的思想，而關於齊桓晉文兩者的評價也是基於這樣的思想認知之上。從這方面來理解，齊桓公本人及其的稱霸歷程更貼合孔子的思想認知和政治主張。

對內治國方面

齊桓公在坐上齊國國君的位置後，不計前嫌重用管仲為相，管仲在各方面進行改革，使齊國大治。仔細分析管仲在齊國的改革會發現，管仲各方面的改革思想其實完全契合孔子後來提出的仁政思想，管仲的改革其實就是先期儒學思想的萌芽。管仲以仁施政，以德教化，以這個方針為主導的思想不僅填補了當時治國思想方面的空白，更為後來孔子創立儒家思想精髓提供了在實踐上成功的佐證。

當然這種政策和治國方略不僅得益於管仲的魄力和先進思想，跟春秋時期的大環境是分不開的。

春秋時期，禮崩樂壞，周王室日漸衰微，此時的周王室已經不能用禮教和武力來約束各諸侯國。雖然各國據地自立，但是此時大規模兼併類戰爭並沒有頻繁發生，同時也沒有極強勢力的出現。各個國家在面對外部的威脅並不是很大的情況下，使國家大治尚是各個諸侯國家在努力追求的目標，只是遍尋不到一套行之有效的治國理念。

這時候齊桓公支援下的管仲改革很好地把握住了這個時機，率先將以仁、德為主要施政方向的治國戰略實施下來，而且在齊國收到了非常良好的效果。 齊桓公用人不疑，全力支援管仲布德施仁進行改革，這使得齊桓公在孔子心目中的地位大大提升。

尊王攘夷與和平稱霸

在國家治理方面取得成效後，齊桓公開始走向他的稱霸之路。同樣，齊桓公對外稱霸過程中的做法也是孔子所推崇的。其中，尊王攘夷的核心主張就是孔子認同齊桓公的最重要的因素。

其實，尊王攘夷旗幟的提出也是由當時的具體形勢決定的。當時中原諸國陷入紛爭，周王室無力協調，西北方戎、狄等少數名族部落趁機侵擾，使得中原地區及中原文化正經受著嚴峻的考驗。 而攘夷必須以尊王為前提，只有以這個前提為基礎，才能團結起各諸侯國，一同對抗外族入侵。所以，不管目的是攘夷而需要尊王，還是本身目的就是要尊王。總之，尊王之舉又一次迎合了孔子的思想主張。

孔子曾經說過 ，“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謀也”。尊王攘夷的戰略是孔子認可並推崇的。而這個戰略背後滲透出來的和平戰略思想更是孔子畢生所追求的。

從齊桓公霸業的過程來看，他非常善於運用聯盟作戰，而這個作戰聯盟以和平為為目的，以不戰而稱霸，既起到尊王的目的，又起到助弱抑強的效果，同時還換來中原地區各國的和平相處。這種稱霸方式不僅與孔子的儒家思想相吻合，更是當代中國所一直採取的外交策略。

最後回到題面上，對比孔子對齊桓公和晉文公兩者的評價，孔子認可齊桓公不僅僅是認可他本人，更是認可他的治國政策和稱霸方式，某種意義上來說，孔子認可的是齊桓公稱霸過程透露出的含有自己思想影子的主張。

而晉文公同樣作為春秋霸主，並沒有孔子所說的那樣不堪，他也曾勵精圖治、任用賢能治理國家，也曾有尊王之舉來匡扶周室，只不過對當時格局和後世的影響力確實沒有齊桓公作用大。同時，先入為主的代入感，往往讓我們只顧其一，不及其二！

早年的不同閱歷，晉文公和齊桓公的成長軌跡

在說到霸主的時候，人們常常以"齊桓晉文"作為霸主的代表和楷模，其實就二人的性格來說還是有很大的不同。

晉文公從逃亡到復國用19年的時間，從狄、衛、齊、曹、宋、楚、秦一共經過了七個國家和地區，這些流浪的經歷磨練了晉文公的心智，讓晉文公從一個天真爛漫的貴族公子成長為一個洞穿人情事故的政治家。

在狄人部落待過一段時間，將要去齊國的時候，他說：等我25年，如果還沒訊息你就改嫁吧！她老婆就說：我今年已經25了，再等25年不死也人老珠黃了，還想嫁給誰呢？我還是等你回來吧！

到了討伐鄭國，秦國擅自撤兵導致晉國差點與秦國兵戎相見的時候，他說："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這一段"不仁不知不武"的言辭雖然給自己一個下坡路的美化救場但是也是晉文公成為政治家的見證。

而齊桓公則不然，雖然有短暫的流亡經歷並沒有飽嘗人情冷暖，即位後又有管仲的全力輔助，齊桓公的霸業有一半是靠管仲的努力獲得的，可以說管仲正是齊桓公的靈魂。沒了晉文公似的流亡磨練，齊桓公的短板顯現出來，重用豎刁、易牙、開方導致齊國內亂。

齊桓公稱霸的口號是"尊王攘夷"，所以齊桓公在這個前提下幫助燕國打擊戎狄、扶持異姓國家衛國建國，這是被孔子以及後來的儒家所讚賞的"興滅國，繼絕世"的行事風格；晉文公因為曹國和鄭國的怠慢而大興問罪之師，比起齊桓公的作為，晉文公的格調顯然不高。

孔子對政治觀點-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春秋時期禮崩樂壞，周天子威權下移。從"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到"自大夫出"再到"陪臣執國命"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孔子對這種僭越現象深感不滿並且屢屢提出批評。

《左傳·僖公28年》：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

晉文公打敗楚國以後，乘著戰勝之威命令周襄王接見自己，在孔子看來這是一個惡劣的榜樣所以要記載在史書上，要警示後人。

孔子的理想主義-軍事只是小節，以德服人才是根本

總體來看，齊桓公時期雖然九合諸侯，但是並沒有爆發高強度的戰爭，即使是興師動眾討伐楚國也是適可而止，這種"以徳綏諸侯"的做法是很符合孔子的口味的。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論語憲問》

而且，對於一國之君沉迷於軍事、炫耀武力的行為很不感冒，孔子更希望以"禮"來規範世界秩序，所以一旦看到掌權者熱衷於武力的時候，孔子很生氣，然後就開溜了。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

點評：齊桓公作為春秋五霸的開創者必然要善於裝點自己的形象，為後世留下以下可以效法的榜樣。到了晉文公時期，諸侯之間的競爭更為激烈，雖然也是打著"尊王攘夷"的幌子，但是追求利益顯然要比追求名聲要來的實在，隨著戰爭的加劇，人們對道德的要求越來越低，正譎之分已不再那麼清晰，晉文公也更多地和齊桓公並列成為霸主的標杆形象了。

晉文公是春秋五霸中對社會影響最大的霸主之一。他在周天子衰微、社會劇烈動盪之時，發奮圖強，“為踐士之會，修朝聘之禮，納襄冠帶，翼帶天子”。對內，用禮、信、義治國，開創了晉的繁榮局面；對外，擊敗楚國，使之長期不敢窺視中原，穩定了中原諸國。晉文公的功業“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孔子稱：“民到於今受其賜。”唯此，孔子將之與“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峪的齊桓公並舉，曰：“晉文公話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正”“譎”爭論

繼孔子為晉文公定下“譎而不正”的基調之後，後世學者圍繞“正”“譎”二字產生諸多爭論。具體來說，有以下幾種觀點：第一，晉文公的“譎而不正”是指其以臣召君，不尊周王，不守周禮。漢代經師鄭玄注“譎而不正”時指責晉文公“召天子而使諸侯朝之”，並提及孔子對此的看法：“以臣召君，不可為訓，故書日天王狩於河陽。”宋代劉敞更明言：“晉侯召王，以諸侯見，蓋託於狩以至河陽也。孔子日晉文公譎而不正，此之謂也。”第二，晉文公用心不正表現在外交上常行詭詐，晉楚“城濮之戰”即可為例。宋代的朱熹評價其：“雖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為彼善於此；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譎甚矣。”、趙順孫則將朱子之意疏釋得尤為清晰：“桓公責楚以包茅不貢及昭王不復二事，進次而不遂戰，既服而與之盟，是仗義執言，不由詭道也。文公始則伐曹衛以致楚師之救，終則復曹衛以攜二國之交，是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也。”

第三，對晉文公的政治、外交等做全方面“譎而不正”的評判。如宋代呂祖謙從十個方面條分縷析地批判晉文公之“譎”。第四，並不認可晉文公為“譎”，曲解孔子子之言以維護晉文公。如蘇軾以婦人婚配、權時變通兩層意蘊註解“譎而不正”。此處“譎而不正”被曲解為晉文公不墨守成規而能夠依據情勢隨機應變，與齊桓公可以權變卻守常經形成對比：“權以濟事曰譎，鄒陽曰齊桓公殺哀姜於夷，孔子曰正而不譎。陽之時，師傅蓋云爾。……秦穆公賢君也，文公雖辭辰嬴不害其反國，縱使害其反國，君子亦不以是亂男女之別，故曰譎而不正，以為文公可以正而猶譎，蓋罪之也”

小編認為，各家所言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在評議晉文公的時候，往往僅將其與齊桓公比較，但是若要全面評價晉文公，則應該擴大比較面，將其放回真實的歷史時空，與前人比較，看出演變和改良；與同代人比較，看出差距；與後人比較，看出影響。故此從晉文建霸這一漫長而日漸成熟的過程，來論定其人，辨別晉文公“譎”與“正”的政治藝術也是存在可取之處的。

譎正新議——縱向與晉人傳統對比

（1）與前人對比，晉人詭詐縱橫的傳統應該引起注意。

在與周天子的關係上，晉人向來少有尊重，客觀地講，晉文公在一定程度上理順和改善了周晉關係。進入春秋之後，曲沃莊伯、武公的作為，顯示了晉人漠視甚至敵對周室權威的態度。魯隱公五年春，“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該年夏天，“曲沃叛王”。周桓王援助曲沃伯討伐翼侯，不守嫡庶，自有可議，但是曲沃伯迅速背叛周天子，其漠視周王權威的態度也已躍然紙上。“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於翼”。此後，曲沃武公也一度成為周天子的敵人。“晉小子之四年，曲沃武公誘召晉小子殺之。周桓王使虢仲伐曲沃武公，武公入於曲沃，乃立晉哀侯弟緡為晉侯”。至魯莊公十六年，周僖王接受賄賂，任命曲沃武公為晉君，周晉矛盾得到緩和。但是晉人並未因此成為周室的有力輔佐，反而變成暗礁和障礙。就在晉武公接受封命的同一年，晉人扶持子國，派人攻打夷地，殺死夷詭諸，致使周朝卿士周公忌父出奔虢國。但是這一局面到晉文公時已經發生改變。晉文公對待周天子固然不像齊桓公那麼尊重和虔誠 ，但是晉人傳統至此已有本質不同。晉文公雖然召王至溫地，但是不廢朝覲之禮。晉文公雖然以武力伐原，但是畢竟沒有向周天子直接開戰。

（2）在與其他諸侯國的關係上，晉人險惡狡詐的傳統由來已久。

魯僖公二年，晉獻公派荀息用屈地出產的馬和垂棘出產的璧玉向虞國借路，虞公不聽宮之奇勸諫，會同裡克、荀息的軍隊進攻虢國，滅了下陽；魯僖公五年，當晉獻公再度向虞國借路時，宮之奇慷慨陳辭，直言極諫。

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於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奇又諫曰：“語曰：‘唇亡則齒寒。’其斯之謂歟！”挈其妻子以奔曹。

宮之奇提倡以德安民、以德求神的思想給後人留有深刻的印象，而他對晉人傳統的批判卻沒有引起足夠的注意。透過宮之奇的言辭，我們固然可以看到虞公的迂腐與愚蠢，但是晉人的險惡和狡詐也同樣令人觸目驚心。平心而論，虞公所仰仗的兩個支撐，本無過錯。祭祀豐潔，反映神人信孚;倚仗同宗，本為姬周制度之根基。虞公真正的不幸在於他碰到了一個跟魯、衛迥然不同的國家，遇到了一個跟齊桓公絕然不同的君主。所以楚國大孫伯才會說“晉人無信” ，而士會才會把晉人說成“虎狼”。瞭解晉人的這個傳統，對於我們客觀評價晉文公大有益處。晉文公立霸固然不能像齊桓公那樣委曲求全、禮待諸侯，但是並未將晉國與中原諸侯的關係完全惡化。雖然晉文公插手並且擾亂了曹、衛甚至鄭國的內政，但是並未謀劃鯨吞這些同姓侯國。

（3）為後人視為榜樣和典範

昭公三年，鄭國的遊吉到晉國去，為少姜送葬，梁丙和張趯拜見他。面對知己，子太叔不禁真情流露，對晉平公君臣輕用諸侯之力、貪得無厭、徵召無度的行為深感痛心。在遊吉充滿怨忿的言辭中，晉文公、晉襄公成為與平公截然不同的正面形象:“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吊，卿共葬事。夫人，士吊，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 。不但鄭國人有這樣的評價，晉人本身亦將文公視為難以企及的高峰。魯昭公九年，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面對周天子使者詹桓伯的指責，叔向要韓宣子認清一個現實，那就是晉國曆代君主當中，只有晉文公稱霸採取了最為合理的途徑:“文之伯也，豈能改物? 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

由此可推論，在晉文建霸的整個歷程中，他的很多行為都是符合儒家道德的。故此從晉文公建霸的過程來論定其人，全面可靠。

譎正新議——橫向與儒家傳統對比

一、忍辱負重

重耳從僖公二十三年遭蒲邑之難出奔，亡命十九年，輾轉八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至衛、衛不納；至曹，遭曹共公羞辱。之後，顛沛流離於齊、楚、秦等國。公元前636年，秦穆公送重耳入曲沃，晉人奉之為君。

晉文公忍辱負重、流離失所的艱難處境正是儒家所讚賞的。孔子為尋找施展報負的機會，四方奔走。中途曾遭匡人圍攻，絕糧於陳，受盡權貴捉弄，但他矢志不渝。孟子繼孔子之後，把這種人生磨難看成尤為可貴的東西。他說：“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認為歷經磨難後人會更堅強，更有成就。晉文公流亡期間普遍考察了各國政治，瞭解了列國的力量對比和相互關係。這些為他日後制定內外政策提供了有益的借鑑。

二、舉賢

公元前655年“驪姬之亂”起，晉獻公派寺人披殺公子重耳。重耳率私屬狐偃、趙衰等棄蒲南逃。楚王評價重耳身邊這批人說:“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文公正是依靠這批賢士建霸的。若干年後叔向論文公得國的基礎時說：“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有魏犨、賈佗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有欒、郤、狐、先以為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晉文公舉賢勇於破格摧升。公元前632年,中軍元師郤卒于軍中。因下軍佐先軫善謀略、素有戰功,晉文公在軍前連升他五級，破格提拔為三軍元帥。不久，先軫在城濮之戰中創下以少勝多的戰績，顯示出他非凡的軍事指揮才能。

儒家非常重視舉賢。仲弓問孔子何以為政，孔子回答說：“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琳晉文公先後任郤谷和先軫為三軍元帥，無不經過認真考察。後人稱晉文公“以《詩》、《書》以選將”，可見其用人之慎。

三、立信

公元前633年，晉文公勤王有功，周襄王割徽內溫、原、陽樊等八邑以益其封。原本是周卿士原伯貫的封邑。為阻止晉文公得到原，原伯貫在原製造謠言，說晉文公得到陽樊後把城民都殺光了。原民懼，誓死不降。晉文公與原民相約，晉軍只持三日糧，三日攻城不下，即解圍而去。第三天夜裡，有原民逃出城來見晉文公，說原民已識破原伯貫的詭計，準備第二天夜裡獻城。要求晉文公再等一夭。晉文公謝絕了。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黎明，即解原圍。原民為晉文公之信所臣服，建降旗於城樓，縋城以追文公。原伯貫不能禁止，只得開城出降。後人將晉文公納王示義，伐原示信評為晉文公建霸第一功。晉文公的信還表現在賞罰分明上。如對功臣介之推，雖隱尤賞。對違軍令縱火燒燬禧負羈家宅的顛頡，雖其有隨從流亡之功，亦誅不赦。

晉文公執著追求的“信”為儒家所樂道。孔子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五軏，其何以行之哉?”子貢問政，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又問必不得已，先去誰後去誰。孔子曰兵、食可先後去之，唯信不能去。因為“民無信不立”。晉文公和儒家在對“信”的追求上不謀而合。

四、變革

孔子極富變革精神。他率開私學之風，打破了官學排斥廣大人民的現象，使更多的人有受教育的機會。孔子痛恨殉葬制度，他罵道:“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孔子無疑是一位改革社會弊政陋俗的勇士。晉文公亦是一位具有變革意識的政治家。回國後，面對父兄留下的弊政，他大刀闊斧地進行了一場變革。他在用人制度上打破了宗法觀念，大膽任用異姓，並破格提拔。在軍制上一改傳統的國君統軍制為元帥統軍制，充分調動將士的作戰積極性；易兩軍為三軍，增強軍隊作戰能力。在經濟上衝破祖宗舊制，學習別國經驗，發展農業、商業和手工業。在短短八年間調整了生產關係，改進了生產工具,“棄責薄斂,施捨分寡。救乏振滯,匡困資無。輕關易道,通商寬農。懋穡勸分，省用足財、利器明德，以厚民性”,帶來了“政平民阜，財用不匱”的繁榮景象。“毫無疑問，在晉文公在位期間，晉國的社會經濟曾得到長足的發展。⋯⋯以晉國方興之國對楚國‘素飽’之眾，周旋五月而終於戰敗楚軍，這是晉國經濟發展水平的一個客觀標準。”晉文公的變革全面提高了晉的綜合國力。

五、用謀

《論語·述而》記載：“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日：‘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時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孔子認為兩軍對壘，有勇無謀不足取。唯善用謀、謹慎行事，才能獲勝。這正是晉文公在城濮之戰中大獲全勝的原因。

馬驌評晉文公曰:“於信義以服民,用《詩》、《書》以選將，計成謀定，奮志決策，先挾必勝之勢，而後用兵焉。”

城濮之戰前，晉拘楚使宛春。“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分瓦解楚同盟壯大自己的力量。晉文公堅守“退避三舍”之諾既避開了楚軍之鋒又壯了晉軍威滅了楚士氣，使晉軍上下一心，同仇敵愾。戰鬥中，晉文公分晉軍為二部。下軍胥臣率一部“蒙馬以虎皮”擊潰楚右師—陳蔡軍隊；下軍欒枝佯敗，誘楚帥子玉深入，然後與中軍夾擊子玉。晉上軍狐偃、狐毛擊敗楚左師。子玉收回戰前“今天必無晉矣”的狂言，收兵退回楚國。晉大獲全勝。城濮之戰創造的避實擊虛、誘敵深入、集中優勢兵力攻擊敵人等戰術為兵家所貴。晉文公用謀致勝正是孔子推崇的“臨時而懼、好謀而成。”

小結：

綜上所述，晉文公賴以建霸的忍辱負重、立信、舉賢、變革、用謀等與孔子身體力行的儒家道德一致。孔子論人全面、客觀，當不會因“以臣召君”一點而忽略晉文公的這些賢德。另，張守節《溢法解》雲:“施德為文”，“經緯天地曰文”、“道德博文曰文”、“學勤好問曰文”、“慈惠民曰文”、“憨民惠禮曰文”、“賜民爵位曰文”。按，“文”的一層主要含義是“惠民”、“憨民”。後世溢晉文公以“文”，恰如其分地評價了晉文公穩定中原、施惠於民的功勞。樊孔子雖未許晉文公以仁，但對這樣一位對人民作出了重大貢獻的君主，必定是持讚賞態度的。後儒因孔子詰晉文“不正”而否定晉文公，甚或羞談。此亦失之偏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