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當封建王朝走向頂峰，必然伴隨著衰落，安祿山只是加快唐王朝的滅亡。

首先，安祿山起兵是迫不及待，楊國忠始終對其存在敵視，如果安祿山無法自保，必將為楊國忠所害，因此唐王朝的隱患在朝中。

其次，安祿山逝世後，其麾下三鎮的安置，由將領擔任還是其子擔任，但無論哪種結局與唐朝後期藩鎮割據也並無差距。

最後，唐玄宗奢侈腐化，內地兵制廢弛，而邊將卻兼任數鎮，同時挑起戰事，從西域到雲南，遼東到漠北，唐王朝早已喪失方向。

所以，最有可能取代安祿山造反的，是接近其權利的諸子和諸多將領，權利一旦沾染，很難再戒除掉。

這些野心家是不會放任權利成為別人掌控，更不願意被人宰割，因此當安祿山過世後，只要削奪權利必然就會爆發戰亂，摧毀盛世唐朝！

我同意這種觀點！

唐朝爆發動亂是必然的，由安祿山發起者場叛亂是偶然的！

我們提到唐朝首先會想到她的強大，從貞觀之治到武周政治再到開元盛世，唐朝經過百餘年的發展到天寶年間，各種社會矛盾和積弊已經逐漸顯現出來，大的社會動盪一觸即發！究其原因，這一切的發生都只能怪唐朝本身的問題。

均田制的破壞。俗話說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唐朝的立國之本就是均田制。這是唐朝的經濟基礎。然而不幸的是發展到唐玄宗天寶年間時，土地兼併愈發強烈而均田制也越來越難以實行。很多農民也失去了土地成為流民，佃農。這就為安史之亂的發生埋下了經濟根源。世兵制改為募兵制。隨著均田制的破壞在其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府兵制度也日益瓦解。於是從開元年間將駐守京師計程車兵改為募兵至下的長從宿衛，駐守邊鎮計程車兵改成長征健兒。兵不知將，將不知兵的局面得到了改變因而形成了強帥專兵。因此這也成為安史之亂爆發的一個重要根源。外重內輕。這主要來自於節度使建制的擴大，唐睿宗時就開始認命節度使，但是那時的節度使是隻掌握兵權。然而到了唐玄宗時為了應對戰爭的需要節度使不僅掌握有兵權而且還掌握一定的政權財權。導致中央對地方難以形成制約，從而形成了外重內輕的局面。安祿山的準備比較充分條件成熟。

因為安祿山深得唐玄宗的信賴，所以在天寶年間安祿山成為范陽、河東、平盧三鎮節度使。掌握著三鎮的兵權，財權，軍權，政權。再加上在中央任職的李林甫楊國忠的配合。讓安祿山發動叛亂贏得了一個良好的環境。等到天寶14載，條件最終成熟之後，安祿山和史思明發動了叛亂。不到一年的時間就攻佔了洛陽。而且還建立了政權，第二年就達到了長安。唐朝的軍隊在安祿山面前顯得那麼不堪一擊。由此可見經歷過開元盛世的唐朝腐敗到了何等地步。

唐朝亡於自身而非亡於安史之亂！

在內政外交皆不修的情況之下。地方勢力起來反抗唐朝中央政府這是必然的。因為地方的藩鎮勢力沒有一個人不想當皇帝，不想控制整個政權。沒有了安祿山有可能還會有王路山李路山，所以說唐朝自身的腐敗和制度的紊亂使其滅亡的最終原因，安史之亂只是一個外因是促成唐朝滅亡的一個因素之一併不起決定性作用。

提出這種觀點的人，是一個懂得歷史大背景的人。因為當時已經民不聊生了，不反叛沒別的出路。

安思之亂雖都失敗了，但起碼把楊國忠這夥奸黨剷除了啊。民眾減稅了啊。

這也不是什麼新觀點吧。辯證法的說法，偶然中包含著必然，唐朝外重內輕，藩鎮權力過大。不受制約的權力必然會出問題……安祿山不反，早晚也會有其他野心家反

唐玄宗統治後期，朝政腐敗不堪，尤其是重用胡人，並且給了胡人相當大的權力，即節度使制度，如此以來，隨著節度使權力的不斷增強，如果說安祿山不反也會有別人造反，這個說法是可以完全成立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

一、唐朝表面光鮮，實際上底層百姓生活困頓不堪。

因為唐玄宗時期，唐朝經濟已經發展到了空前強大的地步，土地兼併現象嚴重，導致大唐表面上看起來富庶無比，但實際上唐朝底層老百姓生活相當困苦。今年熱播的電視劇《長安十二時辰》，從中就可窺見一二。

二、奸相李林甫為達到長期把持朝政，大力打壓漢族士子。

除了底層百姓沒有活路外，大唐士子也過得很艱難。因為唐玄宗長期寵信奸相李林甫，李林甫嚐到了權力的味道後欲罷不能。為了能長期把持朝政，故大力打壓漢族士子，以免他們威脅到自己的地位。

另一方面，因為胡人很少學習文化知識，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文盲，不像讀書人那樣花花腸子比較多，便於控制，最重要的是他們不會威脅到自己的宰相地位。所以李林甫大力向唐玄宗推薦胡人，並建議唐玄宗重用胡人，並在全國範圍內積極推進節度使制度的施行。安祿山便是這個時期進入唐朝國政，並被唐玄宗委以重任的。

三、節度使權力太大，容易形成割據政權。

節度使的官職權力頗大，比如安祿山為范陽節度使，那麼，范陽所有的軍政事物其實都是由安祿山一人掌控。

長期如此，可想而知節度使權力多大，他們儼然就成了大唐帝國的國中之國。因此，當他們的實力達到一定程度後，要與唐朝中央統治者爭權就成了一種必然。

由以上三點可以看出，唐玄宗統治後期其實唐朝早已危機重重。農民吃不上飯，士子沒有出頭之日，割據政權又尾大不掉。因此，造反就成了必然，現在很多人以為安史之亂是胡人造反，實際上，安史之亂除了領頭的是胡人，從士兵到將領，那都是清一色的漢人。

所以說，即使此時安祿山不反，也必定會有其他的權臣造反，這是一種歷史必然。

不止安祿山會造反，如果我處在那個年代我也會造反。安祿山為什麼會發起造反呢？

如果當時你是處在安祿山的位置，也許你也會造反。安祿山的父親去世的很早，安祿山的母親是突厥人，所以在父親去世之後，安祿山一直跟隨著母親生活在突厥人的部落裡。後來安祿山的母親改嫁給了突厥部落裡一個將軍的弟弟，從此，安祿山的童年生活過得還算可以。開元初年，突厥部落內部開始混亂，安祿山於是就逃了出來。安祿山是唐朝時期藩鎮割據勢力的最初建立者之一，而且他也是安史之亂的頭目。

當時的安祿山是盧龍、范陽以及河東這三個地區的節度使，他手裡大概有20多萬的軍隊。而且安祿山把盧龍、范陽、河東的軍事、行政和財政全部都控制了起來，安祿山是唐朝藩鎮割據勢力中最有實力的節度使。而且安祿山深得唐玄宗的信任。　　

安祿山在為人處世方面很有天賦，所以，安祿山和朝廷裡很多大臣的關係都非常好。後來安祿山透過大臣瞭解到唐朝已經病入膏肓了。唐朝已經被節度使給架空了，所以只要任何一個節度使造反，唐朝政權就會滅亡。而且安祿山一直深得唐玄宗的信任，但是這個時候的唐玄宗已經老了，如果唐玄宗去世了，那麼新上任的皇帝為了穩固自己的地位肯定要削弱藩鎮的實力，那麼安祿山就是第一個要唄削弱的物件，所以最終安祿山選擇起兵造反。透過以上分析可知，安祿山當時的處境已經非常危險，如果不起兵造反，肯定會被第一個消滅，所以安祿山被迫起兵造反。

雖說歷史沒有假如，但對於安史之亂以及唐朝走向末期這兩件事上來看，假設當年安祿山沒有出兵造反，的的確確也是會有別人來覆滅唐朝。而且唐朝在安史之亂後還存在了150多年，很大程度上要感謝安祿山這個沒什麼頭腦的人，給了唐皇室敲響了警鐘，最後一系列變法，才得以苟延殘喘！

▪️紛亂的臨界點被觸動便是“安史之亂”

安史之亂，只是一個亂政標誌的結算。唐玄宗後期的自大、失控，楊貴妃的任性、爭利。當時採用奸臣亂黨，地方制度鬆散，中央失去掌控力，唐王朝在開元盛世後的政治陰霾本來就極重。當時有幾個權利比較大的節度使，已經是土皇帝了，可奈何安祿山先比他們起兵造反，導致他們被打亂了長期的謀劃，開元紀元的結算者，就因此變成了安祿山！

所以安祿山的大燕是唐朝疏於管理的一個幸運產物，他也把別人造反的機會給奪走了。安史之亂後唐玄宗被群臣所猜忌無奈下位，楊貴妃被迫賜死，唐肅宗上臺，這個時候就要開始用心清剿大燕偽朝了，而安祿山的兒子和史思明的的確確沒堅持多久，六年後被正式踢出歷史舞臺！（在其中，史思明還曾歸降唐肅宗，而後又造反，其實史思明在歷史上比安祿山要無常得多！）

唐玄宗在開元年間勵精圖治，改造社會、發展經濟，採用賢臣，功績追逐先祖。而之後昏庸所造成的“天寶之亂”（安史之亂），就是在天寶元年後產生的一系列不良事件導致的！因此，在天寶年間開始，禍亂的根源已經存在，追溯源頭，還是當時朝廷政治的亂象所致！

天寶亂象 一李隆基重用奸臣，心術失控。朝綱與地方中央關係被擾亂，世間有了造反的基礎。

世人都知道安史之亂，卻大多忽略了孕育安史之亂的重要人物：李林甫。

▪️罪魁禍首李林甫

口蜜腹劍者，李林甫也。

可觀唐朝盛世，大多數都是來自於“左新”（敢於進言，開闢新象）的官員所輔助起來的。在李淵時代有李世民，李世民時代有魏徵，武則天有上官婉兒和狄仁傑。也正是經過這些先帝們的澆灌，唐朝經歷“貞觀之治”、“貞觀遺風”等盛世，直到了唐玄宗這一代，積累深厚，而且開元年間，也正是唐玄宗前期勤政的時候，還重用宋璟、姚崇等人，這樣一來，就把百餘年的積累推到鼎峰：開元盛世。

但奈何在武惠妃去世後，唐玄宗開始沉寂下來，不僅廢除賢臣，還把李林甫這個小人扶持上位，最誇張的是，唐玄宗知道李林甫是什麼人，只是他覺得自己能控制得住李林甫，才把李林甫冊封中書令（開元二十四年，李林甫上位中書令，而李林甫上位也代表著張九齡的下課，此時，天寶亂象的禍根已經埋下）

“罷張九齡，相林甫，則治亂固已分。”——《新唐書·崔群傳》

李林甫成為中書令，就幹了三件令朝綱凌亂，倒行逆施的事情。

一、扼殺天下人才：野無遺賢。

首先是人才制度。唐玄宗在任用李林甫後，需要李林甫去招募天下賢士，唐玄宗好繼續打造政治永動機。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 ”——《尚書．虞書．大禹謨》

那麼李林甫呢，他不但沒有用心招募，還下絆子，把那些透過考核的人才全部用手段阻撓，廢除掉了。這也是為了他的地位不受制衡才如此倒行逆施，而後還向李隆基說：“這民間已經沒有賢良可用的人才了”。最可笑的是，李隆基信了！那麼這件事導致的隱患就是，朝野的政治血液淤積，腐敗成風，皇朝根基腐而不築，中央開始出現問題！

二、廢“出將入相”，“立仗馬”恫嚇群臣。

在唐朝，出將入相是一個不成文慣例，這是什麼意思呢？那便是，你作為朝廷高官，你在朝廷中能抗政治大梁，給你兵馬，你還要大殺四方。總而言之，就是文武雙全的人，就能夠被器重。但無奈，李林甫不是這樣的人。於是呢，就要向唐玄宗進言，廢除這種觀念：

“文士為將，怯當矢石，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善戰有勇，寒族即無黨援。”

唐玄宗自然是聽了，沒辦法，唐玄宗自認為“可控”，沒有考慮所謂的蝴蝶效應，在唐玄宗的認知中，只要李林甫不把刀卡在他的脖子上，他就是成功的。說回出將入相被廢除後，這就導致了，地方官員的固化，已經朝廷內部官員的固化，這其實已經形成一種分離隔閡。

而除了廢出將入相，李林甫還在朝廷中“立仗馬”，言外之意便是讓官員們老老實實地按照他的心意幹活，有點類似於趙高當年的“指鹿為馬”。

三、上議廢“府兵”變“募兵”。（安史之亂直接根源）

所謂府兵，便是中央招募，在唐玄宗早期，便是中央禁軍。到了開元末期，唐玄宗突發奇想，要把禁軍安排到邊疆地區，拓展疆土。於是又被李林甫知道了，在天寶二十六年，唐玄宗正式確定由“中央府兵制”變成“地方節度使募兵制”，而且節度使不再輪換，“官至歸西”（到死為止）。那麼此舉一來，加上之前李林甫種種封鎖唐朝“政治經脈”的舉動，就引起了連鎖效應：地方制度權利過大，脫離中央掌控，藩鎮割據的優勢形成！

其實府兵變募兵也並非是壞事。但到了唐玄宗身上就是壞事了。在安史之亂前，他的乖乖“乾兒子”安祿山是三鎮節度使，這三個區域的百姓和軍官，只認識安祿山是他們的老大，壓根不認識唐玄宗。而這種現象不是安祿山獨有的，當時另外七個節度使也同樣有著這樣脫離中央的地方權威性，只是安祿山個頭較大。因此，該制度一出，唐朝的反叛只是遲早的事情！

▪️政治朝綱已亂，安祿山趁機上位！

當時的朝廷除了李林甫這個“攪屎棍”在毀壞先帝根基之外。唐玄宗也沒閒著，除了找到了新歡楊貴妃，還好大喜功，想著要開拓邊疆，凡事有戰功的將領，他都要親自見一見。如此一來，安祿山便找到了機會，上朝拜見唐玄宗。

公元744年，安祿山認乾親，楊貴妃成為安祿山乾孃，那麼和唐玄宗的關係，不明說，但也確實親近很多！（在之前，安祿山認了幽州刺史張守珪為義父，所以在這件事情上，安祿山佔了唐玄宗便宜）

安祿山與李林甫：

當時朝廷上其實還有一個人可以壓制安祿山，也正是在他死後，安祿山才敢造反。那個人就是李林甫。安祿山無論後來多勇、多兇，他在當御史大夫的時候，很怕李林甫。因此可見，和安史之亂比起來，李林甫這個禍根份量更重！

在李林甫死後，楊貴妃把自己的“人渣哥哥”楊釗，也即是楊國忠推到中書令的位置上。這個時候朝政已經被玩壞了，中央官員對於地方的亂象都是敢怒不敢言，唐玄宗對造反的根基形成是一無所知。眾臣以為李林甫死了，可以改變朝廷亂象了，誰知道，皇帝的大舅哥又來了，那麼楊國忠呢，自然也不是個好人，上位繼續搞白色恐怖，亂象加深。

這個時候的安祿山失去了李林甫的制衡，猶如脫韁的駿馬（此時已任三鎮節度使（平盧、范陽、河東），手下兵馬將近19萬），大量招募少數民族如突厥、契丹人士兵，開始計劃謀反。

“自燕以下十七州，皆東北蕃降胡散諸處幽州、營州界內，以州名羈縻之，無所役屬。安祿山之亂，一切驅之為寇，遂擾中原。”——《舊唐書·地理志》

於是一番商討，朝廷方面毫無管控，公元755年末（十二月十六日），安祿山發起暴動，意圖脫離唐朝，自立為帝，唐玄宗被迫逃離出宮！

天寶亂象 二唐玄宗後期所形成的中央與地方脫軌，發生叛亂是必然的事件！

雖說歷史沒有假如。如今設想除了安祿山和史思明之外還有誰會叛亂這也是毫無意義的。但有一點不可否認，安祿山在發動戰爭後，史思明迅速響應，這就說明了，當時只要四個節度使和兵鎮的力量就可以推翻唐朝的管控！（唐朝建國，分十道六百三十四府，當時一道便等於一鎮之力）

▪️藩鎮割據就是一種變相的“慢性造反”

那麼唐玄宗對於天寶之亂雖然痛恨，但也應該慶幸。該慶幸的是，發動戰爭的不是隱藏得很深，很聰明的人，僅僅是安祿山，所以唐朝才得以繼續儲存（安祿山立即稱帝，沒有和唐朝形成長期激鬥，註定被鎮壓！）。若當時是另外一個做好準備的節度使，而且對皇帝沒有太多的別的感情，那麼唐玄宗就註定無力迴天。

之所以說唐朝的根基已毀，後來的藩鎮割據就是最好的證明。即便是在安史之亂後，代宗想盡辦法削弱，但唐朝的軍心卻不比太宗期間了。畢竟當時的地方脫節，若是節度使不給當地軍士宣揚唐朝的國家觀念，只是灌輸地方軍鎮的歸屬感，那麼這些兵馬心中遲早都會對中央產生隔閡！

雖然在名義上，這些邊疆地帶還是屬於唐朝管轄。但在實際上呢，一些節度使還是不能隨便去動的，一旦中央的要求過份了，地方勢力直接從冷戰變成戰爭，所以，我們可以把藩鎮割據看成一種“慢性造反”。節度使做他的土皇帝，李唐在長安吃好喝好，互不相干，大家都能落個好下場！

▪️太宗、天后這類人物已成過去，唐朝無賢帝可以鎮壓人心！

在李世民的年代，可以說壓根就不存在造反一說。根本原因就是當時李世民的情商太高、對朝臣那是非常謙遜，即便是當年和他哥哥一起密謀殺害李世民的殘黨，李世民都是一笑了之。所以說，李世民的氣度、智慧，是足以讓一個時代的人才臣服的。也沒有什麼將領會膨脹到去造李世民的反！

那麼武則天也同樣有著李世民的一些特質，但武則天最常用的手段還是血腥鎮壓。可武則天到底也還算對得起“賢帝”一稱，畢竟建樹頗多。

而玄宗呢，可以說晚期的玄宗就是擺明了告訴群臣“我荒廢了，你們造反吧”。

“侈心一動，窮天下之慾不足為其樂”——《新唐書·玄宗紀贊》

安祿山也正是看到唐玄宗傻乎乎地，一天到晚只知道逗他“乾孃”開心，就連後來半個朝廷的人都和唐玄宗說安祿山要造反，他都還是不信。這說明什麼？說明李隆基就是放出了空間求你安祿山造反啊。換做朱元璋此類人，都不用提醒，一點不對勁兒就鎮壓了，說白了，後期的玄宗德不配位了！

當時也就是因為安祿山距離唐玄宗比較近，才輪到安祿山鑽這個空子，若是其他的節度使知道了，有心造反的，絕對不會讓李隆基和楊玉環跑出長安城，李唐當場就得變天，也不必苟延殘喘一百多年了！

評價盛極必衰，盛世之後便有亂世，這是規律！安史之亂只是規律的表現體！

說假設，那都是無果的。但按照三個方面：“藩鎮割據、亂臣當道、皇帝昏庸”來看，合理地設想，當時邊疆地帶的將領造反的可能性非常大。即便不能推翻唐王朝，那麼也可以獨立出來做一個小政權。而在事實上，後期的的確確也做到了。

安祿山的大燕同樣也是一個小政權，可惜的是，他們抓住最根本的東西，那就是取代正統。俗話說，擒賊擒王，安祿山卻想著享福做皇帝，因此，他的兒子安慶緒、塑膠夥伴史思明就想盡辦法把他弄死。沒辦法，對安祿山太失望了。所以在之前才說了，安祿山造唐玄宗的反，其實算是唐玄宗撿到便宜了！

唐朝自618年到750年這將近140年的積累，也同樣讓唐玄宗缺少了鍛鍊。其實開元盛世，就是一次水到渠成的政治，不需要皇帝有多麼睿智、天才的舉措，只要老老實實按照前人的軌跡走，就能獲得改革的果實。可惜，“帝二代”李隆基偏偏到了晚期才作死，不按套路出牌，和李世民一樣，讓人捉摸不透。但有一點不可否認，那就是唐朝的鼎盛時期確實已經過去，怎麼說都好，這場叛亂必然是要到來的，歷史的規律不可逆！

結語：

唐朝是歷史上很典型的一個朝代。高開低走，而皇帝們的能力陰晴表，也是到了玄宗、肅宗這裡就開始轉陰了。也因為唐朝曾出過安祿山這一號人物，才讓後來的皇帝們可以什麼都不用管，但是一定要抑制地方勢力，可以說，唐朝中後期大多數皇帝，都在這個中央和地方的藩鎮割據上，做了很多努力，這才讓唐朝溫水煮青蛙，自然地走向滅亡！

這是肯定的，社會發展到後期，腐朽了、沒落了，總會有人起來主宰，從而推動社會發展，不是安綠山起兵，總會有李綠山、王綠山起兵。

如果安祿山不起兵反叛，也會有別的人起兵，這個說法其實並沒有問題。事實上，自從唐玄宗不斷加大節度使的權力，節度使其實已經成為了國中之國，這已經成為了唐王朝禍亂的根源。而隨著中央朝廷自唐玄宗中後期的持續衰弱，一旦有節度使起了野心，叛亂遲早會爆發。

節度使的強勢崛起，其實已經為唐王朝埋下了禍根

唐朝的節度使制度，最初主要是為了邊境防務而設定，只是個單純的軍事職位，在朝廷掌握財權和行政權的情況下，威脅其實並不大，然而從唐玄宗中期開始，節度使的權力開始逐步加大，最終形成了掌握軍權、財權和行政權的“國中之國”。

我們不妨先來回顧一下，節度使是如何逐步掌握軍權、財權和行政權的。

1、軍權。自唐太宗去世之後，隨著國勢的穩定，唐朝對外開始由戰略進攻轉為戰略防禦。武則天長壽元年（692年），唐朝開始在容易遭受攻擊的北方和西北邊境，尤其是隴右、河東和東北一帶構築防禦工事、駐紮軍隊，並從景雲年間開始將節度使任職長期化、職權轄區化、鎮所固定化、官銜正式化。然而，唐王朝依靠地方指揮的軍事小鎮，面對來去如風的遊牧民族疲於應付。於是在唐玄宗開元五年（717年），唐朝開始恢復都督府，並在邊境設定大集團軍隊，到開元十年（722年）時，邊疆軍隊已經多達六十多萬，而節度使便是這些大軍團的統帥。同時，隨著府兵制的崩潰，各鎮節度使開始逐步推行募兵制，由於節度使掌握著士兵的生殺、賞罰、升降等權利，節度使開始逐漸掌握藩鎮兵權。

2、財權。藩鎮最初的財政供應，還主要依靠朝廷提供，但隨著邊境的駐軍越來越多，朝廷已經很難滿足供應。於是，朝廷不得不對後勤供應制度進行改革，於儀鳳二年（677）開始逐步推行屯田制，即由各地駐軍開墾農田，一定程度實現自給自足。初時，軍屯產出的糧食還必須由朝廷統一支配，但由於這種制度使得各地將領往往不能及時解決自己防區內軍隊的後勤供應，影響了他們調動、指揮軍隊的權威，削弱了唐軍的戰鬥力。於是，朝廷又不得不將防區的財政權逐漸轉移給了各地駐軍將領。後來，朝廷甚至將防區內的食鹽資源也交給了地方軍隊。如此一來，邊境軍隊的確實現了自給自足，但各地節度使卻也將財政大權牢牢抓在了手中。

3、行政權。自魏晉南北朝以來，由於長期的亂世，導致朝廷的行政區劃極為混亂，受朝廷直接管轄的一級行政區太多，而一級行政區的管轄區域又太小，雖然李世民曾大力對“州”進行裁併，但到貞觀十三年（639年）時，全國仍然有多達358個州。為了便於管理，唐太宗於是按照交通線路將全國劃分為10道（後增至15道），由朝廷派遣風俗使、黜陟使、巡察使、巡按使、安撫使、存撫使、採訪處置使等不定期對各道進行監察。開元二十一年（733年），朝廷開始在各道分置採訪使，採訪史開始成為常設機構。天寶中期，為了降低地方官員對軍事行動的掣肘，朝廷又開始由節度使兼領採訪史。如此一來，節度使的確可以在轄區內做到如臂使指，軍事行動效率得到最大化，但其轄區數州的行政權卻也落到了節度使手中。

事實上，到天寶年間時，節度使已經從單純的軍事職位，開始成為坐擁軍、政、財大權的一方軍閥，而他們所負責的防區，更像是一個個“國中之國”，雖然此時他們依舊聽命於朝廷，但實際上已經為後來的禍亂埋下了隱患。

中央朝廷從唐玄宗中期開始，已經呈持續衰弱態勢

唐玄宗李隆基在位前期和後期，可以說是截然相反的兩種形態。在位前期，李隆基絕對算得上是一代明君，任用姚崇、宋璟等賢相，勵精圖治、撥亂反正，進而開創了“開元盛世”。

而開創了盛世之後，隨著天下承平，李隆基開始沉溺於享樂之中，不僅沒有了先前的勵精圖治精神，也沒有了曾經的節儉之風。隨著李林甫入主中書，他大權獨握，蔽塞言路，排斥賢才，不僅導致朝綱混亂，更是提出了重用胡將的建議，間接導致了安祿山等胡將的做大。

之後，李隆基又因獨寵楊貴妃，不僅想盡辦法的獲取其歡心，更是使得其族兄楊國忠平步青雲，一路做到了宰相高位。在楊國忠的專權下，整個唐朝開始混亂起來，唐王朝之所以始終未對安祿山保持警覺，除了安祿山的演技之外，各級官員的貪腐同樣佔據著極為重要的作用。

我們再來看看唐玄宗的太子李亨，他不僅因寵信張皇后而縱容其干預政事，更是寵信魚朝恩、李輔國、程元振的宦官，任其操縱軍政大權，導致宦官勢力日益囂張，為唐王朝後期的宦官之禍埋下了隱患。

雖然唐肅宗李亨之後的唐代宗李豫堪稱一代明君，然而他的兒子唐德宗李適在改革遭遇挫折後，滿腔熱血竟然就此消失殆盡，更是任用宦官擔任禁軍將領，直接導致了宦官的強勢崛起。

綜上所述，可以說從唐玄宗在位後期開始，中央朝廷的衰弱已經呈現不可逆轉趨勢，即使中間曾短暫中興，卻也無濟於事。這種情況下，就算沒有安史之亂，隨著中央朝廷的持續衰弱，再加上邊鎮的不斷做大，誰又能保證所有節度使都沒有野心呢？

應該會的，邊疆大將節度使兵權財權政權過大，中央勢弱，吏治腐敗，到一定時機，安祿山式樣的人物蹦出來幾個也很正常了

當然是這樣。

問題不是出在安祿山如何野心勃勃，而是唐朝節度使專制一方的頂層設計。

時至大唐天寶年間，內輕外重大勢已成，久經沙場的邊鎮精兵，對於文恬武嬉的內地宿衛構成了壓倒性優勢。既然京師彍騎孱弱不堪一擊，遠不如來去如風的遊牧胡騎，邊鎮武將遲早會發現對內攻掠比對外征伐有更高的價效比。

所謂“身懷利器殺心自起”，既然我知道你打不過我，那麼我有什麼必要對你惟命是從呢？藩鎮割據之濫觴，早在盛唐初年就已埋下伏筆，即使沒有安史之亂，也會有其他邊將來完成這個冷酷的歷史使命。阻擋他們的只是對朝廷習慣性服從，只要跨過一步，這個心理障礙也就不存在了——且不說原安史叛軍降將的河北藩鎮動輒對朝廷舉兵相向；即使是曾經的平叛元勳僕固懷恩、李懷光，在心懷不忿時同樣能將矛頭指向皇帝。

安祿山本來可以不反，西北邊鎮也不見得比東北同袍更忠心，只是上帝擲下骰子，歷史選擇了安祿山。

這個觀點算不上“新”，安祿山造反絕不是偶然因素，而是當時社會矛盾的集中爆發。也就是說，大唐江山就像一個暗流湧動的火山群，噴發是早晚的事，安祿山只是第一眼火山，沒有他，別的地方也會發生叛亂。

我們所看到的安祿山個人的野心，他與楊國忠的矛盾，甚至他與楊貴妃的緋聞等等，有的屬於誘因，有的純屬杜撰。

自開元晚期，唐玄宗個人的墮落，帶來大唐朝廷集體性腐敗，進而引發均田制的崩潰，和國家經濟的迅速衰退。同時，唐玄宗重用李林甫、楊國忠，導致朝廷政治鬥爭加劇，上層矛盾尖銳，朝政行政效率下降。節度使制度又為大唐培養了一批“藩王”，他們的實力遠遠超過了中央，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

這些背景，才是培育安史之亂的溫床，安祿山只是那個環境下的代表人物而已。

政治腐敗，導致大唐國力迅速滑坡

早年英明神武的唐玄宗，到了晚年變得不思進取，貪圖享樂，他首先墮落成為一個大蠹蟲。尤其是楊貴妃入宮後，唐玄宗從專職皇帝，變成了專制梨園大師，除了歌舞宴飲，對什麼都不感興趣。當然權力還是要抓在手裡的。

“甲第洞開，僭擬官掖。車馬僕御，照耀京邑，遞相誇尚。每構一堂，費千萬計。”

據說，楊家三姐妹，每年的脂粉錢超百萬，專門給楊貴妃織錦刺繡的工匠，宮裡就養了七百人。皇帝如此，大臣們有樣學樣，集體腐敗墮落。唐玄宗即位初年，朝氣勃勃的氣象沒了，他躺在盛唐的夢幻裡，逐漸老去。

列朝列代的末期，都逃不過土地兼併問題，它就像一個毒瘤，侵蝕了農業文明體系下的帝國。唐朝開國以來，一直沿用國家控制土地的均田制，隨著開元盛世的到來，土地兼併浪潮也伴隨而來。此後，國家所掌控的土地，逐步私有化，失去了對土地的調控能力。

“王公百官及豪富之家，比置莊田，恣行兼併，莫懼章程。借荒者皆有熟田，因之侵奪，置牧者唯指山谷，不限多少。爰及口分永業，違法買賣；或改籍書，或雲典貼，令百姓無處安置。”

農民大量失田的結果就是，流民遍地，國家稅收的基礎被摧毀。而與此同時，統治階級奢華的生活成本，必然數倍轉嫁到少量擁有田產的老百姓頭上，又造成新的失田，惡性迴圈。

歷史早已證明，無論多強盛的政權，也經不起上層政治的集體腐敗，大唐的經濟滑坡，從到達頂點的那一刻，就以過山車的速度墜落。

政治鬥爭的複雜化，加劇“爛心”速度

國家治理的核心就是安民，百姓安居樂業，則百業興旺，百業興則國家富強，盛世王朝無不如此。天寶年間的大唐，朝政的核心似乎只為一個——權力鬥爭！

年輕時候就是政治鬥爭高手的唐玄宗，晚年對政治鬥爭的心得很自信，也許他認為，只要有高超的政治手腕，透過馭臣術，讓他們相互掣肘，他就可以穩操皇權。皇帝與相權，相權與東宮，藩鎮與中央，還有勳貴勢力，攪成一鍋粥。

這位外表仁愛的皇帝，其實是個唯權利獨尊的傢伙，為了權力，一日殺三子。因為猜忌，貶死義子王忠嗣，讓安祿山造反失去了障礙。

諷刺的是，把大唐推向萬劫不復的罪魁禍首，李林甫和楊國忠，竟是被政治高手唐玄宗奉為至忠之臣，一手掀翻大唐盛世的安祿山，也是唐玄宗認為最忠心的人。就這份昏庸勁，真該摳瞎他的眼睛！

我們再看看一看開元初年，姚崇、宋璟、張說、張九齡，個個都是明相，都是治國能手，都是名垂青史的賢相。再看看李林甫和楊國忠，一個是自私的權相，一個是貪墨的奸相。用人用成這樣，只能說唐玄宗該受天譴。

政治鬥爭，讓中央政權嚴重“爛心”，是促使動亂爆發的內驅力。

藩鎮勢力的崛起，讓中央政府失去安全基礎

土地兼併是經濟問題，政治鬥爭是政治問題，藩鎮勢力則是軍事問題，是直接威脅大唐生存的安全問題。唐朝的藩鎮割據，就起始於唐玄宗，雖然那時候還叫節度使。

唐初，國家實行的是府兵制，全國設定634個折衝府，其中關中261個。隨著土地兼併，府兵制破產，改成了募兵制。雖然募兵制的軍人職業化，增強了戰鬥力，但是由於募兵的重點，向邊境的藩鎮偏移，導致了中央軍力的大幅下降。

安史之亂爆發前，大唐總兵力分佈是，中央軍不足8萬，十個藩鎮總兵力近50萬，是中央軍的6倍！藩鎮兵力中，尤以河西、朔方、河東、范陽和隴右五鎮兵力最強，其中安祿山控制的河東、平盧、范陽三鎮，兵力接近20萬。

本來募兵制就有軍隊忠誠度打折扣的問題，兵力部署的頭重腳輕，還形成了地方尾大不掉的局面，大唐危機四伏。

更要命的是，各節度使的權力大得驚人，他們“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關起門來就是獨立王國，比西漢初年的諸侯王權力還要大，實力還要強。

歷史早就證明，地方權力過大的結果，就是天下分裂，兵禍四起！不知道唐玄宗哪來的自信，敢於把藩鎮兵力的近一半交給了安祿山，還不加防備。

藩鎮勢力的崛起，既有客觀上邊患的影響，也有唐玄宗好大喜功的主觀因素，更有李林甫個人自私的目的，和複雜的政治鬥爭因素所導致。藩鎮勢力，不光終結了大唐的繁盛，也讓大唐死在了它的刀下。

安祿山雖是引爆危局的偶然因素，爆炸卻是必然

讀史書，稍不留意就會誤入歧途，誤以為安史之亂是可以避免的，所以總有人說，假如唐玄宗不那麼寵信安祿山，假如楊國忠不使勁搓火，假如李林甫還在，假如楊貴妃......其實都是看熱鬧，再多一萬個假如，以上三點，經濟問題、政治問題和藩鎮問題不解決，安史之亂就跑不掉！

其中的“假如”如果出現，造反的雖然不是安祿山，還有史思明，沒有史思明，還有牛祿山、王祿山，你又要為他們消弭掉多少個“假如”，才能避免他們的造反呢？

所以，安祿山造反或許是偶然的，大唐在藩鎮作亂中衰敗卻是必然的！

說這句話的人就是不懂什麼是盛唐，也不知道節度使制度的本質，明顯是現代人的馬後炮。

盛唐有多強大？

雖然從現代人的角度，看開元、天寶年間的唐王朝也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當時人不知道。不但安祿山或者其他某個領軍將領不知道，連李隆基這個皇帝都不知道。

杜甫詩中對開元盛世有很好的描述：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這首詩寫了很多內容：

首先，人口眾多，人民能夠繁衍生息；

其次，糧食充足且品種豐富，個人和國家都儲備了足夠的糧食；

第三，社會治安好，人民能夠成本很低且安全的擴大活動範圍；

第四，商品經濟發達，市場繁榮；

第五，人民失業率低，社會穩定。

並不是每個唐朝人都這樣生活，但至少大多數人如此。這樣一個很多年國內未經戰亂的社會，哪裡看出來會有人造反？

與宋朝是中國古代歷史上農民起義最頻繁的朝代相比，唐朝的農民起義數量少，烈度也不高，說明唐朝的老百姓直到晚唐黃巢起義之前，負擔不算重，日子都還能過得下去。盛唐時期，雖然均田制被破壞，但社會是有自我調整機制的，兼併土地的大戶還需要大量的佃農來勞作，所以即使沒有國家分配的田地，農民也能靠雙手吃上飯。而國家整體賦稅還算合理，自耕農只是要負擔逃戶的賦稅才有壓力，否則自耕農是活得很滋潤的一個群體。

所以，安祿山造反與王朝末年的農民起義有本質的區別，歷史書上評價是統治階級內部爭奪統治權，這個定義非常準確。安祿山或者其他領軍節度使，沒有造反推翻唐王朝的群眾基礎，普通老百姓不會參與。

（開元盛世）

盛唐軍事上也不差

在對外戰爭方面，盛唐雖然沒能開疆拓土，但也基本保證了領土完整，無論吐蕃、大食、後突厥、回紇、契丹、奚、渤海、新羅乃至南詔，也就是南詔在天寶後期佔了一點小便宜，佔領了唐王朝的一些羈縻地區，對唐王朝的核心地區也沒能染指。

當然，只是不差，與初唐戰無不勝的強盛武功還是沒法比的，皇帝直屬的中央禁軍戰鬥力低下，但這也是盛世時期的普遍現象，問題都在邊境就被解決了，中央禁軍自然就容易被商品經濟侵蝕失去戰鬥力。

安祿山在各大戰區當中功績不算厲害，雖然掌握了唐王朝野戰軍的近四成，但十餘年與同一個敵人契丹、奚作戰，並未在這個方向上有突破性勝利。安祿山起兵之後，還從契丹、奚族部落中招募了10萬人，這也說明了安祿山這十幾年與異族一直有勾結，甚至是在養寇自重。

與之對比，無論是長期鎮守西域的安西、北庭，還是對付吐蕃的隴右、河西，包括對付後突厥的朔方、河東，也都是長年征戰的有戰鬥力的部隊。

這些精銳的邊防唐軍，才是安祿山真正的敵人。

也就是說，如果正常情況下，安祿山起兵是在和其他邊防軍比速度，只要在其他邊防軍合圍之前攻下長安就贏了。當然，如果之後皇帝仍然要堅持，勝負還是不可知。

實際情況也是如此，安祿山起兵後，向西攻略山西，就被以朔方軍為主的郭子儀、李光弼阻擋，郭李二人還向東攻打安祿山的大本營河北地區。向南攻略江淮，被地方官張巡、許遠等人攔住，向西南方向的攻略也沒能取得明顯進展。如果不是潼關失守，安祿山就將先丟掉大本營幽州，然後被圍死在潼關城下。

整個平叛過程中，來自西域的安西軍，來自西北、西南的隴右、河西軍、劍南軍，包括地方官員臨時招募的部隊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如果不是唐玄宗、唐肅宗兩個皇帝亂指揮，僅憑唐王朝自己的力量就足可以平叛，根本沒必要藉助回紇的力量。

（盛唐疆域圖）

節度使制度是有缺陷，但唐王朝也有很多制衡的措施

節度使制度的設立，是為了提高唐王朝邊防軍協同作戰能力，避免邊境鎮守的各鎮唐軍各自為戰，相當於設定戰區。這個目的是積極且有良好效果的，尤其是在交通、通訊不發達的古代，戰機轉瞬即逝，一鎮唐軍力量不足，等朝廷派人統管幾鎮唐軍集體行動就已經晚了。

現代這種方式仍然在被各國採用，只是現代的制約更多，包括文官制度、後勤制度等等，不能說設立節度使就是個天大的錯誤。

當時的唐王朝，對節度使制度也有很多制衡措施，除了十大節度使之間的互相制約之外，節度使也不是真正的封建割據，與唐王朝後期的藩鎮也有本質區別。

其中最關鍵一點，就是包括節度使手下的將領，以及節度使轄區的地方官員，都是唐王朝任命的，而非節度使任命。當然，節度使對這些人事任免有比較大的影響力，尤其將領方面，基本上節度使推薦朝廷就能批准。安祿山在河北任職了十餘年，算是根深蒂固。

而且節度使的財政權也不是能夠在轄區內任意收稅，而是轄區各州地方官按國家規定收取賦稅，把該由中央撥付給節度使的款項、物資直接交付給軍隊，數額是固定的。安祿山自己的財富無非是扣留戰場繳獲、私下經商、屯田等取得的收益，包括與契丹、奚的私下交易。

募兵權是個問題，按理說應該國家統一募兵，然後分配到各地軍隊。這方面節度使也不能隨意募兵，下轄軍隊是有定額的，想要造反的節度使只能瞞報士兵數量，把一部分軍隊隱藏起來，用自己的私人財富來補給。

所以，不能說節度使制度就會讓將領造反，只能說節度使制度有利有弊，失去制衡的節度使制度才是將領起兵造反的必然性。而在當時，節度使制度是保證唐王朝軍事強大的正面推動力量，甚至是唯一可行的軍事制度。

安祿山造反本來毫無成功可能性，只是一些偶然因素逼迫安祿山走了這一步。

我在其他文章中分析過安祿山起兵造反的可能性和主要原因，當時安祿山無論從任何角度來說，都不具備造反的可能。所以，我個人支援安祿山是受宗 教蠱惑才起兵反唐的觀點。

安祿山起兵前，只敢和自己的少數親信商議，起兵初期也只能打著奉密旨誅殺楊國忠的旗號。

在安祿山轄區內，一路上地方官都沒有表現出直接的反對，有些服從命令，有些感覺不對的索性棄城逃走。但出了轄區就不行了，地方官開始公事公辦，安祿山只得武力強行突破。

將領們開始是服從命令，安祿山用高官厚祿直接收買了一些，武力脅迫又逼迫了一些，等到這些將領在裹挾之下有了血債，就不太容易回頭了，只得一路走到黑。

等到安祿山造反已經明確，安祿山手下的將領和地方官就必須要選邊站隊了：

安祿山是范陽、平盧、河東三鎮節度使，其中河東剛剛兼任不久，影響力不大。所以這塊區域不但沒有成為安祿山的助力，反而被來自朔方的郭子儀、李光弼拿下，成為威脅安祿山范陽大本營幽州的重要區域；

平盧軍安祿山並沒有都帶走，留守的唐軍得知安祿山造反後，殺掉了安祿山留守將領，曾出兵攻打幽州，在遼西堅持了六年之久，牽制了安祿山一定的力量；

河北的地方官也不支援安祿山，以顏杲卿、顏真卿兄弟為首，在地方上招募士兵據守，最多時有十七個州聯合，安祿山老家河北烽火不斷；

安祿山起家的范陽軍也不是鐵板一塊，安祿山任命的節度留後賈循，就因為準備歸唐被殺。這人能被安祿山留下守衛范陽老巢，當時在安祿山集團中的位置應該是很重要的。

之後安祿山讓史思明回軍，史思明用野蠻屠殺手段激發士兵野性，才西拒郭、李，北迎平盧軍，內平各地反抗，外聯契丹奚族，給內外交困的安祿山爭取了時間等到了轉機。史思明起到的作用非常關鍵，這也是這場叛亂被稱為安史之亂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個人認為安祿山造反的偶然性所在——祆教）

總之，安祿山造反雖然存在一定必然性，但偶然性是主導因素，能對盛唐造成如此大的破壞更是一個意外，所以不能說安祿山不造反也會有其他人要造反。

從古到今世界上沒有完美無缺的制度，只要在當時生產力發展水平下，制約制度缺陷付出的成本小於制度帶來的益處，這種制度就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