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宋江起義毫無疑問是農民起義。據史料記載，宋徽宗宣和年間，朝廷為增加財政收入，宣佈將梁山泊八百里水域全部收為公有，規定老百姓凡進入水泊捕魚、採藕、割蒲等等，都要依船隻大小收取重稅，若有偷捕偷撈行為，一律以盜賊論處。如此一來，原本靠水吃水的農民與漁民交不起重稅，無以為生，終於引發官民之間的激烈衝突。他們在宋江等36名首領的領導下，在梁山聚義，對抗官府。到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這支隊伍正式宣告起義。後宋江率眾攻打河朔、京東東路，轉戰於青、齊至濮州之間，攻陷十餘郡城池，懲治貪官，殺富濟貧。到宣和三年（1121年）二月，起義軍從江蘇沐陽乘船進攻海州（今連雲港），被海州知州張叔夜所派伏兵包圍，損兵折將，加上退路又被切斷，宋江不得不率眾投降。

《水滸傳》中的梁山武裝是農民起義嗎？

首先看看梁山108位將領的出身情況。

地主出身11 人，其中盧俊義、柴進、李應三人是員外或莊主，史進、穆弘、穆春、孔明、孔亮、宋清、扈三娘是莊主子女，亦即地主家庭的富二代。

小吏出身12人，分別是宋江、朱仝、雷橫、武松、李逵、戴宗、楊雄、裴宣、李雲、蔡福、蔡慶、樂和，他們在官府中擔任押司、都頭、節級、孔目、小牢子、劊子手等低階職務。

軍官出身23人，分別是關勝、林沖、秦明、呼延灼、董平、花榮、魯智深、張清、楊志、徐寧、索超、黃信、孫立、宣贊、郝思文、韓滔、彭玘、單廷珪、魏定國、凌振、龔旺、丁得孫、歐鵬。其中林沖、花榮、魯智深、楊志、孫立、歐鵬是迫不得已上了梁山，其他人都是被梁山人馬活捉而投降梁山的。

知識分子出身8人，分別是吳用、公孫勝、朱武、蕭讓、安道全、金大堅、皇甫端、蔣敬。文憑最高的應該是蔣敬，落科舉人，吳用可能連個秀才都不是，只是個私塾先生。朱武並沒有明確的職業，但他“精通陣法、廣有謀略”，應該是個讀書人。

商販、業主出身17人，分別是呂方、郭盛、孫新、顧大嫂、張青、孫二孃、王定六、曹正、朱富、朱貴、李立、張順、童威、童猛、燕順、施恩、杜興。其中有開酒店的，有開魚行的，有販馬、販私鹽的，也有做其他買賣的。

匠人出身4人，分別是銀匠鄭天壽、造船匠孟康、裁縫侯健、鐵匠湯隆。

漁民艄公出身5人，分別是李俊、張橫、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

無業遊民和閒漢出身7人，分別是劉唐、石秀、楊林、馬麟、鄒淵、鄒潤、白勝。

盜賊3人，鬱保四、時遷、段景住。

獵戶2人，解珍、解寶。

江湖賣藝2人，李忠、薛永。

開賭場1人，石勇。

車伕1人，王英。

僕人1人，燕青。

相撲1人，焦挺。

農民1人，陶宗旺。

另有出身不明者10人，分別是鄧飛、鮑旭、樊瑞、項充、李袞、陳達、楊春、杜遷、宋萬、周通。他們一出場就是山寨上的強盜首領，至於在做強盜之前他們具體幹什麼職業，書中並沒有交待。

梁山將領中明確農民身份的其實只有1人，他就是九尾龜陶宗旺。陶宗旺星號“地理星”，通俗來說，就是個修理地球的。

書中說陶宗旺同學“莊家田戶出身”。他慣使一把鐵鍬，也暗示著他的天資聰穎，普通農具在他手中頓時成了衝鋒陷陣的神奇兵器。而從宋江分配他“負責添造房屋及四邊寨柵”來看，陶宗旺還精通泥瓦匠的活計，所以書中說他“神龜九尾喻多能”，此言不虛。放在改革開放的今天，陶宗旺同學很可能是最早一批農民工，搞個建築隊，做個包工頭，肯定不在話下。

如果單從梁山將領的出身來證明梁山武裝不是農民起義，其實並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歷史上的農民起義首領很多也不是農民出身。陳勝、吳廣是軍隊裡的“屯長”，劉邦是地方上的“亭長”，黃巢是個私鹽販子，李自成是個驛卒。這些人領導的武裝隊伍之所以是農民起義，其中一個因素是參加起義的主體大多數是農民。

那麼梁山隊伍中最基層計程車兵，他們的出身如何呢？

其一，嘍羅兵人數。

王倫執政時期，梁山有小嘍羅“七八百人”。

“三山”投奔梁山後，帶來小嘍羅約有一千人。書中交待，二龍山有“五六百嘍羅”，桃花山有“五七百人”，白虎山有“五七百人”。但桃花山、白虎山曾被呼延灼打敗，減員很大，所以“三山”嘍羅總數按一千人計算。

少華山投奔梁山，帶來“五七百個小嘍羅”。

芒碭山原有“三千兵馬”，被公孫勝打敗，有減員，估計一二千人上了梁山。

黃門山投奔梁山，帶來“三五百人”。

飲馬川投奔梁山，帶來“三二百人”。

對影山投奔梁山，帶來“二百餘人”。

綜合計算，梁山原有及加入梁山的嘍羅兵約四五千人。

其二，招募的流民人數。

晁蓋執政時期，兵馬增加到三、五千人，這其中包含王倫時期原有的嘍羅兵，實際招募到的流民數量應在三千多人。

宋江一打祝家莊時，宋江和林沖各帶著三千小嘍羅、三百馬軍，總計六千六百人馬，這不可能是當時梁山的全部人馬，肯定還有人馬留守梁山。估計當時有一萬人左右，按此推算，宋江執政時期招募流民五千人。

兩者相加，梁山招募流民人數大約八千人。

其三，莊客人數。

宋江攻下祝家莊，俘虜了四五百莊客，加上李應帶領李家莊莊客投奔了宋江。第47回，“這三處莊上，三村裡算來，總有一二萬軍馬人家。”按三個村莊一萬五計算，祝家莊勢力最大，軍馬略多，估計李家莊有四千軍馬。

參加梁山武裝的莊客不超過五千人。

其四，投降的官兵人數。

呼延灼攻打梁山時，帶著馬軍三千、步軍五千，被宋江破了連環馬，按折損一半計算，有四千官兵投降了梁山。

青州之戰，慕容知府借兩千官兵交給呼延灼，被打敗後約有一千官兵加入了梁山。

大名府一戰，關勝手下有官兵一萬五千人。梁山打敗關勝後，收攏了“五七千人馬”。

單廷圭、魏定國投降梁山後，收攏了“五百玄甲軍兵”和“五百火兵”。

董平、張清投奔梁山後，收攏的官兵數目不詳。

梁山排座次時究竟有多少兵力？各個山頭加入的嘍羅兵，加上莊客、招募的流民和投降的官兵，大約有三萬三千人，減去歷次戰鬥中的折損人數約五千人，排座次時梁山人馬應該有兩萬八千人。

接下來梁山打敗了童貫的兩次圍剿和高俅的三次圍剿。童貫兩次圍剿共領兵十萬，高俅的三次圍剿共領兵十三萬，到接受招安時梁山人馬達到了十萬。也就是說，梁山的五次反圍剿取得勝利後，由兩萬八千人一下子增加到十萬人，即有七萬多官兵加入了梁山。

梁山招安時人馬果真有十萬嗎？應該不假。第81回燕青見宿太尉時就說過：“若得恩相早晚於天子前題奏此事，則梁山泊十萬人之眾，皆感大恩！”第85回，遼國歐陽侍郎對宋江說：“今將軍統十萬精兵，赤心歸順，止得先鋒之職，又無升受品爵。”

透過以上粗略推算可知，梁山招安時的十萬之眾，有八萬多是官兵，佔絕對多數。只有四五千加入梁山的莊客是真正的農民出身，當然嘍羅和招募的流民中肯定也有農民，但數量不會多。

這樣的一支隊伍能算是農民起義嗎？肯定不是！

農民是指長時期從事農業生產的人，而所謂的農民起義則是指失去土地的農民為反抗既成的秩序或建制而發動的起義。

梁山武裝之所以不是農民起義，除了從起義首領到普通兵丁都與農民沒有什麼大的關係外，還有以下原因：

第一，梁山武裝只是以八百里水泊為根據地，並沒有建立革命政權。這支武裝雖也攻打城池和村莊，但並不以佔領為目的，而是以搶奪糧食、財帛來供頭領們“大秤分金銀，大碗吃酒肉”，並養活梁山人馬。

第二，梁山武裝並沒有提出任何土地要求。他們既沒有提出諸如“均田免糧”等口號，也沒有建立田畝分配製度，更沒有將奪得的土地分給農民。他們只攻城，不掠地，沒有給農民階層帶來任何利益和實惠。

第三，梁山武裝打出的旗號是“替天行道”，只反貪官，不反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實際上是最大的地主，梁山武裝不但不反這個大地主，還主動尋求招安，替朝廷攻打田虎、王慶、方臘等起義隊伍，實際上維護了地主階級的利益，更是與農民起義毫不沾邊。

嚴格來說，不算農民起義。

看看梁山的人就知道了。宋江是農民嗎，是當官的。

吳用是農民嗎，是書生。

晁蓋也不是農民，是大地主。

柴榮，也大貴族之後。

還有很多武將，技工師傅，和一些跑江湖的。

沒有什麼種地的農民

算不上農民起義。

就是聚眾造反，走招安這一條仕途。

其實，宋朝等級森嚴，想要考試走進仕途，至少需要25年。

但是，像高俅進入軍隊，依靠軍功進入仕途，只需要4/5年。

如果，造反走招安這一條終南山捷徑，快的只需要3年時間。

所以，他們不是農民造反，是封建帝國體系內的進入仕途的方法。

不能算作起義，只能說是一群不得志的人落草為寇，嘯聚山林對抗政府。因為他們的出發點只是為了自己，而不是天下百姓。而同時代的方臘領導的農民軍才叫起義。

水泊梁山如果按照水滸小說來看，可以算作農民起義，扯起大旗，替天行道！算是一種綱領吧。然後是有組織， 108位好漢，排定位置，下面還有小兵，起碼看起來還像那麼回事。雖然他們自己不生產，就是靠打家劫舍過日子。大塊吃肉，大碗喝酒，不過總的來說，還是有一種義氣在裡面，有種喜歡打抱不平的感覺。但是，隨著年齡的增長，總感覺也就是強盜加土匪！

如果從歷史事實上看，和起義離得更遠。就是以宋江為首的36個人，聚眾對抗官府。注意一下，最多也就是當地官府，說他們對抗朝廷，有點抬舉他們了。真的還沒達到那個實力。

其實當時正真說的上起義的是方臘，哪是對宋正真有了實質上的威脅，至於水泊梁山好漢討伐方臘，那是小說，根本就不是一個檔次的。如果一定要放在一起，感覺就是韓國把美國滅了，那個感覺。

是的農民起義。宋江起義時間是公元1119年，宋宣和元年在梁山泊起義，有歷史記載，由於起義短暫，所以寥寥幾筆帶過。

宣和3年（1121）五月，起義軍被海州知府張叔夜打敗，起義失敗。@這裡是梁山 @濟寧旅遊 @水泊梁山風景區 @梁山旅遊

如果晁蓋不死.這支農民起義軍殺官贓.除惡霸,所到之處攻無不克.戰無不勝,勢如破竹.銳不可當,推翻宋王朝,推動歷史前進,也不是不可能的。[加油][加油]

水泊梁山不算農民起義，頂多是一群山賊聚眾作亂。

一百零八將不具有農民的身份

水泊梁山有一百零八條“好漢”，沒有一個是老實巴交的農民。首領宋江本是衙門裡負責整理案卷的小吏，卻知法犯法放走了犯人晁蓋。晁蓋則放著保正（相當於現在的鄉長）的位子不坐，去打劫當朝太師的財寶。吳用也不是一位安分守己的書生，在看到十萬貫財寶後就忘記了“德者，本也；財者，末也”的孔孟之道。

可以說以宋江為代表的一百零八將都有各自的原罪，這和膽小怕事的農民形象差遠了。

沒有明確的起義綱領

正因為一百零八將的成分複雜，所以一直沒有明確的起義綱領。首領宋江在犯了窩藏罪、殺人罪等重罪後，不是想著怎麼帶領兄弟們自保。而是提出“暫居水泊，專待朝廷招安，盡忠竭力報國”的主張。也難怪他落得個被毒死的下場，臨死前還不忘“忠義”二字，把李逵也拉下水。

宋江等人抱著“招安”的想法，以為殺幾個貪官汙吏就可以“精忠報國”，就可以挽救封建王朝，卻不知宋的腐朽早已根深蒂固。

不具有農民起義戰爭的性質

沒有明確的起義綱領，導致了宋江軍事行動的不徹底性。宋江率軍攻打祝家莊、破高唐州、取大名府、拿下東平東昌二府等地區後並沒有進行佔領，而是返回梁山泊，從始至終沒有建立一個穩固的根基。宋江每次的軍事行動，只懲戒貪官汙吏，對趙宋的統治沒有形成威脅。

有別於其他農民起義，水泊梁山自始至終沒有建立根據地，沒有公開反對封建正統的統治。

總結

水泊梁山的首領沒有一個是農民，他們的起義更像是聚眾作亂。以宋江為首的梁山“好漢”都有各自的原罪，他們在梁山起義，並非為了推翻腐朽的封建王朝，而是等待朝廷的招安。宋江等人的想法不是異想天開，北宋後期國力日衰，對於內亂往往採用招安的手段進行安撫。當時的百姓稱之為“若要官，殺人放火守招安”，宋江等人也確實一直沿著這條路線在走。

水泊梁山其實算不上起義軍。

起義就是造反，以推翻當權的政府為目的。梁山什麼時候反對過北宋政府？樓上說的替天行道，可以用一句話解釋：“只反貪官，不反皇帝”。所以，梁山和農民起義軍一點邊都不沾。

土匪？說實話，從情感上來說，這個詞安在梁山好漢身上不好接受。但是事實上，梁山好漢就是土匪。這點是沒辦法否認的。

用現代的詞來形容，水泊梁山是一個以晁蓋、松江、盧俊義等人為首盤踞一方，具有黑社會性質的有組織犯罪組織。

北宋是一個主權國家，公民行為受到法律的約束。但是梁山人在碰到糾紛的時候沒有在法律的框架內解決問題，而是採用法律禁止的暴力手段維護自己的利益。這也就是他們是“土匪”的根本原因。

應該不算農民起義！

樓主大都從身份上來分析，說梁山好漢大都不是農民，所以說不算農民起義！

個人認不算農民起義，是從另一個問題來說自己的看法。

大凡起義，都以推翻舊的政權，建立新的政權為目的，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梁山好漢絕對的就是一夥強盜，他沒有推翻宋朝、建立新秩序的目的，所以說他不是農民起義！

另一方面說，農民起義這名詞並不絕對，歷史上哪有純農民的起義？朱元璋，一個和尚。李自成，郵差。陳勝、吳廣也早已脫離了種地為生，哪是農民呀。劉邦，亭長！

所以是不是農民起義，也不單以社會成份來區分，應該參與的大多數群體是農民而矣。所以，純正的農民起義，也就鬧鬧動靜，很難成功就在這裡，並且也沒有純正的農民起義。

大體的劃分來說，改變政權的形式大約是農民起義、政變、軍變以及禪讓。所以不要再糾結於是不是農民的農民起義！

反個人觀點，請包涵[祈禱][祈禱]

水泊梁山算是農民起義嗎？看到這個問題，個人覺得真的很贊。如果你的回答是算是農民起義，恭喜你答對了；如果你的回答是不算農民起義，恭喜你答對了。說到這裡，很多人懵了，這不是矛盾嗎？恭喜你又答對了。之所以上述答案都是正確的，是因為你看這個問題的角度，是從正史還是從小說。

歷史上真實的水泊梁山

水泊梁山以宋江為首農民起義是真實存在的，時間發生在北宋末年宋徽宗趙佶年間。趙佶是個藝術家，但是歷史上藝術造詣深厚的皇帝都沒有好下場，比如被北宋滅掉的南唐後主李煜也是個詩人、藝術家，下場大家很清楚，做了亡國之君。很明顯趙佶沒有吸取李煜的教訓，不但詩詞歌賦不輸李煜，書法、畫畫也是一流，絕對是頂尖的藝術家，不僅如此，還是個收藏家，藏品包含奇石花鳥，琴棋書畫。由於精通的比李煜更廣，所以下場也比李煜更慘，靖康恥說的就是這個皇帝，被金兵俘虜受盡屈辱，行牽羊禮，被封昏德公，妻妾女兒稍有姿色均被金兵將帥搶奪一空，最終自己也客死異鄉。當然他收藏的古玩珍寶也被洗劫一空，每次想到‘’靖康恥，猶未雪‘’，心裡總有一種莫名的蒼涼。

扯遠了，書回正傳，宋徽宗趙佶愛好絕對是燒錢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大臣為了討好皇帝，拼了命的搜刮民脂民膏。花石綱就是出自與那個時代的名詞，“花石綱‘‘就是上貢皇帝運送珍寶奇石的交通工具，其中“綱”指的是運送珍寶船隊，一般十艘船為一‘’綱‘‘。船隊經過，當地百姓需要供給錢穀人力，老百姓苦不堪言，《宋史》有記載花石綱之役：“流毒州縣者達二十年”。在這樣大的歷史背景之下，北宋末年農民起義數不勝數。

梁山泊位於山東鄆城，湖邊的漁民以打魚採藕為生，以當年的捕魚水平和市場經濟來說，漁民的日子相較於農民是要慘淡的多的。官府加稅成了農民起義的導火索，本來漁民就過著食不果腹的日子，還要向政府按照船的數量繳納財產稅，基本大家就沒得活了。這時候已宋江為首的農民起義就自然而然的發生了，他們以梁山為根據地，憑藉湖泊有利地勢與官府展開的對抗，隊伍越來愈大，影響範圍超過了十餘州府，朝廷招安未能成功，派張叔夜出兵鎮壓，不出3月，起義軍不敵，宋江被迫投降。

以上就是歷史上水泊梁山故事發生的時空背景及起義到失敗的整個過程，不難看出，農民為了生存，群起反抗，是典型的農民起義，只不過沒有成功。

水滸傳中的水泊梁山

水滸傳中的水泊梁山是在真實宋江起義的歷史上做了演繹和延伸，其內容已經與現實差距千里，從小說的內容來看，絕對不屬於農民起義。

首先，水滸傳108將，尤其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晁蓋、宋江、吳用、盧俊義、武松、林沖、魯智深、楊志等等沒有一個是農民。梁山之前晁蓋、盧俊義是大地主，宋江、武松上是公務員，林沖、楊志是低階軍官、吳用是家庭教師、魯智深是花酒和尚……

其次，再說逼上梁山，有的人是被陷害不得不上山避難，比如林沖，楊志等，但是更多的人是犯了罪才不得不上梁山。晁蓋、吳用、公孫勝、阮氏兄弟搶劫生辰綱，宋江殺了閻婆惜，武松殺了蔣門神，魯智深打死鎮關西，柴進打死殷天錫，不排除被殺的有所謂的壞人，但也有很多罪不至死，更何況還有張青、孫二孃這對夫婦的人肉包子店，過往商旅被害不計其數……說到“義”字，小說中最多也就是兄弟情義，截了富大家一塊大口喝酒大塊吃肉，也沒見去濟貧，至於救國救民這種大義，著實看不出來，與起義的“義”含義應該也是相差十萬八千里了。

“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陳勝武廣以改朝換代為目標的叫做起義，而以宋江為首的所謂梁山好漢最終目的只是為了朝廷的招安，洗白自己的原罪，心安理得的繼續喝酒吃肉罷了，當然最後他們成功了。

某認為梁山並不是起義，他們大多數只不過是犯了罪躲在泊子裡而已，除了李逵等並無造反之心，而且也並未攻城略地，每次打城只不過是為了錢糧或救人而已，所以不能算是起義，更不是農民起義。而現在很多出版的水滸前言印的都是農民起義（包括初一歷史課本），只能說是編者沒有讀明白

農民大多還是農民的，但是起義就是造反，小造反是賊，大造反是義，這跟殺一人是罪殺萬人是王一個道理，都是按規模大小定性以成敗論英雄，從後來看水泊梁山並沒成功，當然就不是起義了

得益於四大名著之一《水滸傳》的影響，尤其當《水滸傳》被兩次翻拍成電視劇後，水泊梁山的大名響徹全國，幾乎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在很多人的概念裡，水泊梁山一百單八將的起義，是宋朝最大的農民起義，其實這完全是錯誤的，如同《三國演義》一樣，小說是虛構，並不能當做歷史史實來看。

按我們對農民起義的定義來說，那肯定算啊，官逼民反的要素足足的，不管是小說水滸傳中還是真實歷史上，都算是農民起義。

但是我覺得，這些人梁山聚義實在沒有影視劇中的大義凜然，中間有各色各樣人，有野心家，有政治投機者，有盜竊者，有也好勇鬥狠者，怎麼說呢，梁山上沒幾個正兒八經的好人！

秦始皇說：

這得看是評價真實的還是小說中的梁山起義，如果從真實的歷史出發，它確實是一場農民起義；如果是從小說的角度去評判，那它就不是一場農民起義。

真實歷史中的梁山起義

①就身份來說

根據古代人修史的傳統，一般不受重視的往往不會著書立傳。宋江這個人在歷史上記載的不多，散見於宋史之中，根據歷史資料的記載，他是一個漁民出身，由於宋廷加高了船稅，宋江在宣和元年正式走上了反抗宋廷的道路。

農民起義使一個廣泛的詞彙，主要對應的是地主階層，宋江雖是漁民出身，但也被納入到這個範疇裡。其實從狹義上來說，農民起義它單純指的就是自然經濟時代依靠土地為生的農民團結起來反對封建地主或者統治階級，但從廣義上來看，它肯定是把其它的獵人、漁民這些“無產階級”納入進去。

②就性質來說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說：

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裡，並且儘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

當然這裡需要注意的一點是，馬克思的理論是資本主義社會為背景。這裡主要是套用了一下他的理論，農民其實屬不屬於無產階級還是有點爭論的，因為他們在某些時候是擁有自己的土地（生產資料），只有當他們的土地被封建地主兼併且失去自己的土地時，不得不通過出賣勞動力來換取報酬的時候，從這個形式來看，他們就成為了無產階級。

歷代農民起義得目的都是非常明確的，就像李自成起義的時候，就流傳著歌謠說：

盼星星，盼月亮，盼望闖王出主張，不當差，不納糧，大家快活過一場。金江山，銀江山，闖王江山不納捐，吃他娘，穿他娘，吃穿不夠有闖王。

這首歌謠還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就像上文馬克思說的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那不當差，不納糧，不納捐就是這一群無產階級試圖擺脫封建地主和統治階級制定的剝削關係，重建秩序和奪取生產資料。

宋江他們起義的規模並不大，最初只有三十六個人，後來才陸續加入了一些老百姓。大概可能有千人之多，他們的反抗物件就是當時的宋廷，但是由於人數不多，規模不大，雖然給宋廷造成不小的困擾，但是始終沒有形成氣候。

宋江起河朔，轉略十郡，官軍莫敢嬰其鋒——《宋史·張叔夜傳》

他們在山東一帶攻打城池，每攻打一處城池，由於沒有足夠的兵力可以駐守。通常在攻下城池後就會把城裡的糧倉開啟救濟附近的窮人，但從戰術來看，他們依然採用的是游擊戰術，打完就跑，這也是他們能夠生存長達三年的緣故。

正因為作戰勇猛，而宋朝官兵無法進行有效的圍剿。當時的戶部尚書侯蒙建議宋徽宗招安。

宋江寇京東，蒙上書言：‘江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才必過人，今青溪盜起，不若赦江，使討方臘以自贖。”帝曰：“蒙居外不忘君，忠臣也。”——《宋史·侯蒙傳》

起初宋江他們是拒絕招安的，宋徽宗見沒有辦法，只好派張叔夜前去繳撫並用，能招安就招安，不能招安就剿滅。在張叔夜的攻打下，寡不敵眾的宋江等人才最終選擇招安。

賊徑趨海瀕，劫巨舟十餘，載滷獲。於是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踞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鬥志。伏兵乘之，禽其副賊，江乃降——《宋史·張叔夜傳》

但不管最終的結果如何，宋江他們的行為肯定是農民起義，因為它的起因就是封建地主和統治者階級加重了剝削的力度，導致他們的收入已經不足以拿來支付給國家規定的賦稅，這種遠遠已經超出合理納稅範圍的剝削最終激發了下層人民的反抗。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些起義的根本目的可能並不是要推翻統治階級，更多的可能只是想要奪取和佔有資源，但鑑於他們在身份上形成了被剝削者和剝削者之間的對立關係，它代表的物件是下層階級（被剝削者）和上層階級（剝削者）之間的對抗，因此我們通常把它視作起義行為。

小說中的梁山起義

①就身份而言

實際上報以某種目光去看的話，很難把小說中的梁山起義看做是農民起義，這首先在身份上就不符合。小說中這群人的身份是十分複雜的，什麼樣的人都有，當然我們並不排除在真實的農民起義中也會加入許多盜賊、流寇和罪犯。

但是在小說中的梁山起義中，我們可以看到這其中絕大部分的領導者都是官員或地主商人出身，要注意這一點。也就是說按照階級劃分，他們本身是屬於統治階級或剝削階級的，而不是依靠從事土地生產的農民。

如梁山交椅的頭部領導宋江原本是鄆城縣做押司，官雖小，但在立場上屬於統治階層。而盧俊義則屬於富商出身，這屬於資產階級了。而吳用則屬於知識分子階層了，關勝原來是蒲東巡檢，林沖好歹也是禁軍教頭，後面的秦明、呼延灼、柴進、花榮、張清、楊志、索超、戴宗這些人全部都是官方背景出身。

也就是說在三十六天罡星的前面佔座的領導人全部都是官方背景出身的，而餘下的那些人不是地主豪強，就是殺人惡霸，所以就身份上來說，他們怎麼能夠代表當時的農民階級呢。充其量不過是像隋朝末年李淵家族發動的反對楊氏統治者的下層統治者和上層統治者之間的權力鬥爭而已。

簡單來說，不過是一群下層軍官階層不滿上層統治者的作風，所以站出來反對他們。

②就性質上來說

農民起義有一個比較很簡單的特徵，就是“官逼民反”，可實際上仔細考察一下小說《水滸傳》的起義性質，你就會發現並不存在所謂的“官逼民反”，因為這群人並不是平頭老百姓，而是一群由軍官、豪強、富商以及罪犯組成的雜牌軍，它裡面“民”的屬性是非常小的。

更像是由北宋社會里的中層階級和下層統治階級掀起的針對上層統治者的暴動，有一種觀點認為，小說中的梁山起義更像是一群軍官、豪強和富商階級為了謀求自保，甚至奪取統治者手中資源的暴動。

另外從小說中描寫的起義性質來看，它也不具有農民起義的特點，歷代農民起義，不管是陳勝起義還是李自成或者黃巢起義，他們都旨在推翻統治者階級，從而建立一個新的政權和統治秩序。但是讀者在小說中是看不到這樣的色彩的，在小說中，宋江領導的起義是非常被動的，雖然每次都把官兵打敗，但是他們從來沒有主動去攻打官府。

他們盤踞在梁山泊這個地方佔山為王，既沒有建立自己的統治區域，也沒有制定一套惠及民眾的新政策，李自成好歹還打出不納糧的口號，而宋江這些人就只有一面“替天行道”的旗幟。可是他們行的道在哪裡呢？

到了起義後期，他們的主要領導人思想上也產生了巨大的變化，這位基層公務員出身的宋江更願意成為朝廷的臣子，那這個性質就變了，他的立場就站在了統治者的位置上去了。之所以還沒有改換旗幟，是因為和朝廷的利益條件還沒有談攏。

所以你會發現，小說中梁山起義得整個目的並不是為了推翻朝廷，給農民一條新的活路。它的動機也不是由於朝廷的剝削而活不下去了，而是這群人由於在官場上受到排擠、誣陷，又或者一群走投無路的逃犯、盜賊找不到合適的庇護所。

於是就以朝廷為宣洩口，這群人聚集在梁山泊，形成一個不受社會約束的武裝集團。他們也沒有去救過什麼農民，並沒有去建立自己的根據地，然後解放那裡的農民。讀者看到的始終就是由於這個武裝集團和朝廷之間產生的矛盾，從而打來打去。

所以歸根接地來說，小說中的梁山起義不過是一群走投無路的下層軍官、豪強富商、盜賊共同組成的武裝集團，這個武裝集團甚至連起義都稱不上，而是抱成一團佔山為王，以求自保。當然退一步來說，在這個武裝集團裡面可能加入了一些無產階級，但充其量也只能說它們只是具有起義的色彩，但並不具備起義的事實。

像後來，這夥武裝集團的領導人和朝廷達成了政治交易，朝廷接受他們，而他們則搖身一變，身份都得到了洗白，過去的種種劣跡都被一筆勾銷，成為了朝廷裡的統治階級。然後去鎮壓方臘起義，其實從另一方面來說，他們受到招安與否實際上並不能夠影響他們的起義性質，就像黃巢也是富商出身，但畢竟黃巢好歹還是站在了農民的立場上，雖然說他的動機可能並沒有這麼單純，這其中還蘊含了一些個人失意的不滿。

但你從他後期表現出來的動機來看，他就是要推翻那個腐朽的政權，所以在這一點上他又和下層階級站在了一起。因為下層階級的目的其實很簡單，無非就是重新改變社會規則，不要交那麼多稅了，因此他們和統治者階級之間這種矛盾是十分尖銳的，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而在小說中，除了大領導人宋江對於朝廷的態度是曖昧的，中下層領導者的心思也只是想待在梁山泊這個地方，眾兄弟一輩子廝守在一起吃酒吃肉，官府管不了他們，他們也不想去管官府，管農民的死活，因為他們自始至終代表的都只是他們自己。

所以，自始至終來說，小說中的梁山起義其實都是一群走投無路的人為了尋求自保，才抱成一團。最後成功洗白身份，成為了社會里的統治階級，而那群被他們代表的農民呢？其處境從來沒有任何改變，依然面臨著被剝削的命運。

個人感覺水泊梁山的不算是農民起義，甚至不算是起義。

原因為以下幾點

其一、所謂起義是有整體的綱領的，起義想幹啥，推翻政權謀求生存，不管起義是成功的還是失敗的，他們總體都有推翻政權，當家做主的方向。水泊梁山從始至終沒有這個方向的。前期是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後面是謀求一個封妻廕子。哪一個思路都不能算是起義的思路。前面是土匪思路，後面是投降派的思路。

其二、主體不是農民，裡面一部分是官，一部分是匪，真真正正的農民少得可憐，勉強算也就是阮氏兄弟了。

其三、上山的理由基本沒有一個懷揣夢想來上山的，他們都是犯了罪或者犯了事混不下去了，來這裡躲難來了。不能憑藉打了幾仗就算是起義了。因為打仗一部分是被打還擊的，一部分是搶奪資源打的。從這些人內心上來看，都是為了私事各懷心思上的山。在宋江的招安策略的統領下。切切實實算不得是起義，更算不上是農民起義。

宋江一夥並非農民起義

北宋末年，以宋江為首的梁山草寇，規模越來越大，勢力越來越強，成為朝廷的心腹大患，這在官方史書上是有記載的。

向來的論者都將宋江一夥與秦末的陳勝、吳廣相提並論，將其稱為中國歷史上農民起義的一部分。

那麼，農民起義如何定義呢？《辭海》的釋義是，“農民階級為反抗地主階級的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而爆發的武裝鬥爭，往往發展成為農民戰爭。”不言而喻，“農民起義”的主體是“農民”，那麼，哪些人是“農民”呢？《辭海》認為，農民是“指直接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者”，並進一步指出，農民是“封建社會的主要生產者。”

基於這些基本概念，要認定這幫草寇是否屬於農民起義，需要進行必要的分析。

作這項工作需要下一些統計學方面的功夫。對於這部名著雖曾多次通讀，但要搞清每個人物的出身並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情。

要考察每個人的出身和背景，應以他們入夥梁山之前的經歷為基礎。然而，這樣做的確很有難度，他們中的許多人在上梁山之前已在別處佔山為王、落草為寇，且至少來自10個山頭，如少華山、桃花山、清風山、對影山、黃門山、白虎山、二龍山、飲馬川、芒碭山、枯樹山，以及王倫時期的梁山泊。對這些沒有明確綱領與旗號的綠林人士應當如何看待呢？我以為，可將他們最初的嘯聚山林與梁山聚義同等看待。因此，分析他們的出身，應以他們落草前的經歷為基礎。按照這一原則，經過反覆查閱核對，把梁山108人分為以下幾種型別。

一是朝廷軍官。共有21人，佔梁山全部成員的19.4%。這些人當然與農民毫不相干。他們雖然都在官軍供職，並擔任不同的職務。但他們走上梁山，情況各有不同，一是朝廷官員迫害之下的無奈選擇，如林沖。二是因為不同緣由在官軍無法立足，只好另謀出路，如魯智深、楊志、花榮、黃信、秦明、孫立、徐寧。三是與梁山作戰時被俘，這批人佔了大部分，如呼延灼、韓滔、彭玘、索超、關勝、宣贊、郝思文、單廷珪、魏定國、董平、張清、龔旺、丁德孫。除林沖、魯智深外，他們中的多數人不存在反叛朝廷的內在動機。特別是其中的幾位名將，如呼延灼、關勝等人，決不會為宋江的先鬆綁、後下拜、再勸降的“三部曲”以及如何“朝廷昏庸、奸臣當道”的說詞所感動，從而放棄現行體制之內優越的社會地位而背叛朝廷。小說無法從人之常情的範圍來解釋，於是只好以“本來上應天星之數”的虛幻路數來解決問題。由於他們暫棲梁山是出於種種的不得已，因此，他們成為宋江推行招安路線的支援力量是可以理解的。筆者不解的是，梁山招安之前，在童貫、高俅率領朝廷大軍圍剿梁山之際，集中了來自全國的許多優秀將領。此時的宋江為何放棄了前期招降納叛的基本做法，從此再無一人加入梁山呢？只是因為天罡、地煞的員額已經滿編的緣故麼？

二是基層官吏。共有13人，只佔12%。這些人當然也不屬於農民階級。除宋江外，他們大多屬於地方政權負責司法、治安的基層幹部。即使按今天的標準來衡量，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都應屬於腐敗分子，這些人既不忠於朝廷，也不忠於職守，官匪勾結、徇私枉法、以權謀私，如宋江、朱仝、雷橫、戴宗、李逵、施恩、楊雄。這些貪官或汙吏，其實是趙宋政權牆基上的鼠類或白蟻，他們的行為每時每刻都在啃噬著、破壞著朝廷的統治基礎。而這正是姚文元在“文革”中提出“清官比貪官更壞”的理論根據。這些在梁山折騰一番，再以報效朝廷、保國安民為名尋求朝廷招安的路徑，總有一些“既有今日，何必當初”的諷刺！當然，武松、裴宣、樂和等人還是盡職盡責的公務員，只是由於官場腐敗、司法不公，才被迫選擇了落草之路。至於蔡福、蔡慶、李雲，或因利弊權衡，或為形勢所迫，則是另一情況。這些人，在梁山成員中，雖然人數不多，但其能量不可小覷。其中的關鍵人物就是宋江，此人雖然出身小吏，但因其身為盜魁，且精於權術，其主張的招安政策竟然得逞。正是由於這一錯誤路線的實行，不僅斷送了原本興旺的梁山事業，而且梁山成員也死傷慘重。這些本來屬於體制內的人們，無論有意或無意，除武松、李逵之外，多數人都不會是造反或起義的堅定支持者。

三是地主鄉紳。共有10人，只佔9.3%，在人數上不具代表性。按照傳統理論，地方鄉紳原本是農民階級的對立面，地主鄉紳由於物質豐裕、生活安定，他們不可能對現行制度產生反叛之心，玉麒麟盧俊義就是一個突出典型。在北京大名府，盧俊義不僅家中豪富，而且武藝高強，在河北一帶，具有優越的社會地位與崇高的社會威望。以他的社會背景和生活環境，他無論如何也不會上山落草，從而揹負叛逆之名。宋江、吳用採用騙和逼的手段迫使盧俊義上山入夥，才從根本上改變了他安富尊榮的人生軌跡，甚至經歷了本來不必經歷的傾家蕩產、九死一生的悲劇人生。而李應、扈三娘在鄆州地面是與祝家並立的富戶與財主，他們是在祝家莊戰役中被迫或被俘上的梁山。在這個群體中，吳用是一個值得專門提及的人物。在宋代農村，擁有文化與擁有土地，都會受到社會相當的尊重。吳用只是村裡的教書先生。然而，他卻不是一個安分守己的知識分子，他並不安於鄉村教師的社會地位，他會利用一切渠道和機會，甚至不惜觸犯國家法律，挑戰現行體制，來改變自身的命運，正是他策劃了劫持生辰綱的驚天大案。梁山事業的做大做強，固然有他的功勞，梁山最終接受招安，吳用也難辭其咎。孔、穆兩家兄弟其實應當屬於“富二代”。這些人橫行鄉里，作惡多端，至於國家誰人掌權並不關心，造反、起義也不會有興趣。讓人不解的是，穆家兄弟有何必要燒了莊園，棄了土地，也投奔梁山。這一點僅從出於宋江的義氣似乎無法解釋。

四是專業人士與手工業者。共11人，佔10.2%。他們中有書法家、金石家、醫生、獸醫、銀匠、鐵匠。有的長於船舶或火藥製造，也有的精於計算和器樂演奏。他們與從事土地耕作的農民並不相同，作為專業人士，憑藉一己之長或一技之長，可以維持不錯的家計，並受到社會的尊重，所以他們沒有上山作賊，反叛朝廷的內在動力。他們的落草情況各異，被裹挾、被俘虜者有之，如蕭讓、金大堅、安道全、凌振；為逃避刑事處罰者有之，如孟康。鄭天壽、侯健、湯隆、蔣敬、馬麟、皇甫端，則是因為其他情況上山的。他們的專業特長對梁山當然有用，事實上，這些人上梁山之後，所發揮的作用，也主要在其專業領域。

五是漁獵與商販。共23人，佔21 .3%。這個群體中，在經濟地位和生活境況上最接近農民的，應屬作為漁民的阮氏兄弟和作為獵戶的解氏兄弟。燕青、杜興雖然也屬於草根階層，但由於他們已經進入地主鄉紳的生活內部，併成為其家庭事務的管理者。因此，他們與本階層內其他人的生活境況已經產生了較大距離。由於北宋商業經濟的發達，從事經營與商貿的群體較大。開酒店的有孫二孃夫婦、顧大嫂夫婦以及李立、朱富、曹正、王定六，從事商販的有燕順、呂方、郭盛、童威、童猛、石秀。然而，這個群體與純樸的農民具有完全不同的生活態度與現實追求。他們中不少人根本不是遵紀守法的業者與商販，多數都有違法犯罪紀錄，有的本身就是黑社會分子，如孫二孃夫婦以賣人肉為職業，童家兄弟則從事販賣私鹽的違法生意，李立的開黑店與孫二孃差不到哪裡去，甚至險些把宋江“加工”出售，可見並非良善之輩。這些人由於闖蕩江湖，見多識廣，較少拘束，崇尚自由，社會的差別，生活的艱辛，自然有所體會。因此，他們有著改善自身生活處境的強烈願望，但卻沒有明確的政治追求。比如三阮就十分嚮往大碗喝酒、大塊吃肉的綠林生涯，而且具有無視朝廷戒律的反叛精神。但是要接受朝廷的招安，博個封妻廕子，並非他們的奮鬥目標。在梁山事業中，他們的精神支柱主要是自由與義氣，而不是宋江的報效朝廷。

六是遊民與山匪。共28人，佔25.9%。這些人有盜賊、有賭徒、有劫匪、有相撲師、有流浪漢，還有耍槍棒賣野藥的，如李忠、劉唐、白勝、石勇、張橫、張順、李俊、薛永、時遷、鄒淵、鄒潤、焦挺、鬱保四、段景住。歐鵬則是軍戶出身，其社會地位並不高，因為得罪了頂頭上司，被迫流浪江湖。還有一些身世不明、出身不詳、書中也未交待何時、何故落草為寇的，如朱武、陳達、楊春、周通、杜遷、宋萬、朱貴、楊林、鄧飛、樊瑞、項充、李袞、鮑旭。這些人不是前科在身，就是負案在逃。總之，這個群體多數屬於“重點人物”，他們上了梁山，梁山也就變成了“洪洞縣”，對梁山的影響主要是負面的。這些人無所謂造反與反叛，他們本來就是社會的異己存在，不僅官方將他們作為打擊物件，民間也對他們深惡痛絕。他們向來被視為社會渣滓，具有強烈的社會仇視心理，因而是一股不折不扣的破壞力量。如果將這些人的行為也叫做農民起義的話，那麼，梁山事業也就真的成了“痞子運動”。

此外，還有兩位特殊人物，一個是前朝皇族柴進，一個是全真道士公孫勝。從情理上講，這兩人不僅與農民無關，也與造反無緣。大宋開國皇帝曾給柴家頒發誓書鐵券，用“成文法”的形式對柴家特權予以保護，只是由於當朝權貴的仗勢徇私，才將柴進逼上梁山。公孫先生另當別論，作為出家人，塵緣未了，難脫物慾，他一出場就為生辰綱而來，而且直接參與了劫持行動。雖然一度離開梁山，最終還是坐了第四把交椅。

根據小說的描述，梁山好漢中真正與“三農”沾邊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九尾龜陶宗旺，書中說他“莊家田戶出身；能使一把鐵鍬；有的是氣力”。（第四十一回）一個是鐵扇子宋清，“在家中務農，守些田園過活”。（第十八回）宋清此人有著直接的官方背景，其兄宋江擔任鄆城縣押司，與知縣大人過從甚密。從其家世可知，其父宋太公至少也是宋家村規模不大的地主，而宋清的“涉農”資格則不無疑問，至少不會直接從事農田耕種，大約與莊園與田地的管理有關，這從他上梁山後負責排設筵席可見一斑，一個莊稼漢無論如何是無法勝任這類禮賓工作的。

如此看來，梁山108人勉強稱之為農民的大概只有陶宗旺一人。這就是說，梁山事業無論如何折騰，都與農民起義沒有多少直接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