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字君實，號迂叟，漢族，陝州夏縣（今山西夏縣）涑水鄉人，世稱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史學家、文學家。歷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卒贈太師、溫國公，諡文正，為人溫良謙恭、剛正不阿；做事用功刻苦、勤奮。以“日力不足，繼之以夜”自詡，其人格堪稱儒學教化下的典範，歷來受人景仰。 宋仁宗時中進士，英宗時進龍圖閣直學士。宋神宗時，反對王安石施行變法，朝廷內外有許多人反對，司馬光就是其中之一。王安石變法以後，司馬光離開朝廷十五年，主持編纂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編年體通史《資治通鑑》。生平著作甚多，主要有史學巨著《資治通鑑》、《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稽古錄》、《涑水記聞》、《潛虛》等。

司馬光為人孝順父母、友愛兄弟、忠於君王、取信於人，又恭敬、節儉、正直，溫良謙恭、剛正不阿，是傑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有法度，每一言行每一舉動都符合禮節。在洛陽時，他每次到夏縣去掃墓，一定要經過他的哥哥司馬旦的家。司馬旦年近八十，司馬光侍奉他仍像嚴父一樣，保護他像撫育嬰兒一樣。從小到大到老，他說話從來沒有隨便說過一句，他自己說：“我沒有什麼超過別人的地方，只是我一生的所作所為，從來沒有不可告人的。”他的誠心是出自天性，天下的人都敬重他，相信他，陝西、洛陽一帶的人們都以他為榜樣，與他對照，學習他的好品德。如果人們做了不好的事，就說：“司馬君實莫非不知道嗎？”

司馬光對財物和物質享受看得很淡薄，沒有什麼愛好，對學問卻沒有不精通的。他惟獨不喜歡佛教、道教，說：“佛道的微言大義不能夠超過我的書，其中的荒誕我卻不相信。”他在洛陽有田地三頃，妻子死後，他賣掉土地作為喪葬的費用。他一輩子粗茶淡飯、普通衣服，一直到死。

但是政治生涯並不突出，其人為中國古代士大夫保守思想典型代表，儘管他認為“王安石等所立新法，果能勝於舊者存之”，但實際卻因不滿王安石而不擇優劣盡罷新法，又將神宗朝時軍兵用生命奪取的土地，無償送還給西夏。日後新舊黨爭淪為意氣及權位之爭、不再著重於國政運轉。

宋朝在多次戰爭中敗北，國勢已經到了刻不容緩之境地、司馬光仍堅持宗法及倫理綱常治國等，但除盡罷新法外卻提不出有效的政策方針，朱熹對司馬光是頌揚的，但稱“元祐諸賢是關閉著門說道理底”。“溫公之說，前後自不相照應，被他（章惇）一一捉住病痛，敲點出來”。

破甕救友

有一次，司馬光跟小夥伴們在後院裡玩耍。院子裡有一口大水缸，有個小孩爬到缸沿上玩，一不小心，掉到水缸裡。缸大水深，眼看那孩子快要沒頂了。別的孩子們一見出了事，嚇得邊哭邊喊，跑到外面向大人求救。司馬光卻急中生智，從地上撿起一塊大石頭，使勁向水缸砸去，“砰!”水缸破了，缸裡的水流了出來，被淹在水裡的小孩也得救了。小小的司馬光遇事沉著冷靜，聰明機靈，從小就是一副小大人模樣。這件偶然的事件使小司馬光出了名，東京和洛陽有人把這件事畫成圖畫，被人們廣泛流傳。

誠信賣馬

司馬光要賣一匹馬，這匹馬毛色純正漂亮，高大有力，性情溫順，只可惜夏季有肺病。司馬光對管家說：“這匹馬夏季有肺病，這一定要告訴給買主聽。”管家笑了笑說：“哪有人像你這樣的呀？我們賣馬怎能把人家看不出的毛病說出來！”司馬光可不認同管家這種看法，對他說：“一匹馬多少錢事小，對人不講真話，壞了做人的名聲事大。我們做人必須得要誠信，要是我們失去了誠信，損失將更大。”管家聽後慚愧極了。

低調淡泊

司馬光性情淡泊不喜奢華，他在《訓儉示康》中曾提到小時後長輩會給他穿華美的衣服，他總是害羞臉紅而把它脫下。寶元年間中舉時，曾得到仁宗皇帝的接見。酒席宴會上，每人都在頭上插滿鮮花，肆無忌憚地嬉戲取樂，唯獨司馬光正襟危坐，也不戴花。被同行的人提醒後，司馬光才不太情願地戴了一朵小花。

司馬光有一個老僕，一直稱呼他為“君實秀才”。一次，蘇軾來到司馬光府邸，聽到僕人的稱呼，不禁好笑，戲謔曰：“你家主人不是秀才，已經是宰相亦，大家都稱為‘君實相公’！”老僕大吃一驚，以後見了司馬光，都畢恭畢敬地尊稱“君實相公”，並高興地說：“幸得大蘇學士教導我……”司馬光跌足長嘆：“我家這個老僕，活活被子瞻教壞了。”

堅不納妾

北宋士大夫生活富裕，有納妾蓄妓的風尚。司馬光是和王安石、岳飛一樣，極為罕見的不納妾、不儲妓之人。婚後三十年餘，妻子張夫人沒有生育，司馬光並未放在心上，也沒想過納妾生子。張夫人卻急得半死，一次，她揹著司馬光買了一個美女，悄悄安置在臥室，自己再借故外出。司馬光見了，不加理睬，到書房看書去了。美女也跟著到了書房，一番搔首弄姿後，又取出一本書，隨手翻了翻，嬌滴滴地問：“請問先生，中丞是什麼書呀？”司馬光離她一丈，板起面孔，拱手答道：“中丞是尚書，是官職，不是書！”美女很是無趣，大失所望地走了。

還有一次，司馬光到丈人家賞花。張夫人和丈母孃合計，又偷偷地安排了一個美貌丫鬟。司馬光不客氣了，生氣地對丫鬟說：“走開！夫人不在，你來見我作甚！”第二天，丈人家的賓客都知道了此事，十分敬佩，說儼然就是“司馬相如和卓文君”白頭偕老的翻版。唯獨一人笑道：“可惜司馬光不會彈琴，只會鱉廝踢！”張夫人終身未育，司馬光就收養了哥哥的兒子“司馬康”，作為養子。

司馬光就如此和妻子相依為命。洛陽的燈會享譽天下，逢元宵節，張夫人想出去看燈，司馬光說：“家裡也點燈，何必出去看？”張夫人說：“不止是看燈，也隨便看看遊人。”司馬光一笑，說：“看人？怪了，難道我是鬼嗎！”

典地葬妻

司馬光在洛陽編修資治通鑑時，居所極簡陋，於是另闢一地下室，讀書其間。當時大臣王拱辰亦居洛陽，宅第非常豪奢，中堂建屋三層，最上一層稱朝天閣，洛陽人戲稱：“王家鑽天，司馬入地。”司馬光的妻子去世後，清貧的司馬光無以為葬，拿不出給妻子辦喪事的錢，只好把僅有的三頃薄田典當出去，置棺理喪，盡了丈夫的責任。司馬光任官近40 年，而且官高權重，竟然典地葬妻。重讀歷史，讓人深思。

俗語說：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在封建社會，大多數人苦讀寒窗，躋身仕途，無不是為了顯耀門庭，榮華富貴，澤被後世，蔭及子孫。在這些人面前，司馬光的清廉更顯可貴。嘉祜八年三月，宋仁宗詔賜司馬光金錢百餘萬，珍寶絲綢無數，但司馬光不為所動。司馬光年老體弱時，其友劉賢良擬用50 萬錢買一婢女供其使喚，司馬光婉言拒之，他說：“吾幾十年來，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有純帛，多穿麻葛粗布，何敢以五十萬市一婢乎？”

藏書故實

司馬光家藏書富，居洛陽時，買田20畝，建“獨樂園”，藏文史書籍萬餘卷。又置“讀書堂”，闢精善之本5 000卷，又得神宗賜書2 400卷，以資著述。善保護圖書，每年二伏至重陽間，在天氣晴朗之日，設案以曝書籍。桌案潔淨，鋪以茵縟，然戶端坐看書。閱書時，不以空手捧書，唯恐手汗漬溼。藏書幾十年，其書仍新如手未觸一樣。

司馬光是中國歷史上久負盛名的政治家和文學家，一生為官清廉，是一代名臣。同時，司馬光曾花費了十五年的時間編撰了《資治通鑑》一書，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歷史資料。那麼，司馬光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呢？

北宋政治家司馬光

司馬光在幼時便十分的聰慧，啟蒙的時間很早。等到司馬光七歲時，他就能背誦《左氏春秋》一書，還能理解其中深刻的涵義，被當時的人稱為神童。當然，司馬光這麼聰明跟他自身出眾的天賦和努力是分不開的。公元1038年，年僅二十歲的司馬光高中進士，從此步入了仕途，最後官至圖龍閣大學士。

司馬光在朝為官期間一直嚴於律己，清正廉潔，盡心輔佐皇帝。宋仁宗期間，司馬光被任命為同知諫院。在擔任這一要職的五年時間裡，司馬光曾上書多達一百七十多份，向皇帝提了許多有利國家發展的建議。皇帝也認為司馬光是真心為了國家的，便將其調任至中書省。

在王安石為宰相，實施新政時，司馬光並不贊同王安石的變法，於是離開朝廷長達十五年之久。在這十五年裡，司馬光一心整理資料，編撰《資治通鑑》，不再過問朝廷中的政務。《資治通鑑》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本編年體的史書，裡面包含了十六朝代，近一千多年的歷史。而司馬光之所以能夠寫出《資治通鑑》一書這與他的博學多聞是分不開的，且司馬光編撰《資治通鑑》時環境極其的艱苦，專門開闢了一間地下室來寫書，甚至為了編撰該書司馬光耗盡了自己所有的錢財。

司馬光的成就

被譽為一代名臣的北宋司馬光，他為北宋這一王朝貢獻良多，視北宋的興亡為己任。那麼，司馬光的成就有哪些呢？司馬光最主要的成就可以分為兩大部分，一是他在政治上的成就，二是他在學術上的成就。

編撰《資治通鑑》的司馬光

先來說說司馬光在政治上的成就吧。司馬光在其二十歲那年就高中進士，從此踏入了仕途。司馬光曾多次向皇帝上書，提了許多有利於國家發展的建議。後因與王安石政見相左，一氣之下辭官回家。公元1085年即宋神宗元豐八年，宋神宗因病去世，其十歲的幼子趙煦繼位，史稱宋哲宗。因宋哲宗年幼，朝政便被當時的皇太后把持。皇太后一直都是反對新政一派的人，於是她召已經六十七歲高齡的司馬光回朝主持大局。司馬光不顧自己的年邁，毅然回朝接受任命。司馬光上位後，立馬廢除了與新政相關的法律法規，然後恢復舊法。司馬光日以繼夜的工作，直至耗盡畢生的心血，於公元1086年，因病去世，享年六十八歲。

司馬光在學術上的成就，一直都是有目共睹的。他先是主持編撰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編年體通史《資治通鑑》，這是後人研究古代歷史的寶貴資料，有著非比尋常的意義。司馬光一生博聞多識，筆耕不輟，除了《資治通鑑》一書外，他還有其它許多著作。比如散文《訓儉示康》、被稱為《資治通鑑》的姐妹篇的《稽古錄》以及《潛虛》等一系列文學著作。

司馬光家訓

北宋名臣司馬光對其獨子司馬康一直都是精心教導的，《訓儉示康》是司馬光所寫的一篇散文，同時也是他寫給兒子司馬康的家訓。司馬光家風嚴謹，其家訓在現今看來也有一定的借鑑意義。

北宋賢臣司馬光雕像

北宋時期，人們的生活習慣日益奢靡，人人都競相攀比，形成了一種惡性迴圈。司馬光對這種社會現象感到十分的焦急，他認為這種風氣是會影響到年輕人的，會進一步腐蝕年輕人的思想。司馬光為了自己的後世子孫能夠避免這種惡習，於是寫下了《訓儉示康》這一篇文章作為家訓，意在教育兒子及後世子孫們要勤儉持家，不能奢侈腐化。

司馬光在《訓儉示康》的第一段中就闡明瞭自己的觀點，他先是說明自己一直都是不喜歡奢侈的作風，並交代了自己的家世，進一步說明勤儉持家是他們家的一貫作風。接下來，司馬光用自己的事例來說明自己不好奢侈的作風。文章的第二段就是司馬光感慨北宋初年與現在社會風氣的不同，越來越多的人喜好奢侈，並做了詳細的事例說明。文章的第三段則是對北宋初年的一些人物節儉的事例做了一個補充說明，進一步說明現在社會生活習俗的奢侈之風。在之後的文章中，司馬光引經據典，說明節儉的重要性以及希望後世子孫一定要勤節持家。

在《訓儉示康》中，司馬光教育自己的後世子孫一定要牢記“儉樸”兩字，要保持良好的生活風。

司馬光墓

司馬光一共經歷過四代皇帝，是名副其實的四朝元老，一生為北宋這一王朝嘔心瀝血，貢獻良多。司馬光除了政治上的貢獻外，他在學術上也有著極大的造詣，主持編撰了編年體史書《資治通鑑》，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歷史典籍。那麼，司馬光墓在哪裡呢？

司馬光墓

北宋名臣司馬光的墓位於山西省夏縣城北的鳴條崗，墓地主要有塋地、碑樓、碑亭、禪寺等幾個部分構成，規模龐大。墓地裡除司馬光墓外，還有司馬光族人的墓群，呈有序狀排列。宋代時，為了保護司馬光墓的完整和安全，在司馬光墓前建造了一座餘慶禪寺，裡面現存一座明代的佛雕和宋代的一些碑文。這些碑文的內容對於研究司馬光的生平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

司馬光生於公元1019年即真宗天禧三年，是陝州夏縣人。司馬光自幼便非常的聰明，是當時有名的神童。司馬光於公元1038年即仁宗寶元元年高中進士，從此踏入了仕途。司馬光先後擔任過華州判官、開封府推官、起居舍人和同知諫院等職，最後官至宰相。在宋神宗年間，司馬光與王安石的政見相左，兩人經常發生衝突。司馬光後來更是一氣之下辭官回家，這一走便是十五年。在這十五年裡，司馬光主持編撰了《資治通鑑》一書，這是非常寶貴的歷史資料。等到宋哲宗繼位後，朝政被皇太后把持。皇太后本就是反對王安石新政這一派的，於是她召司馬光回朝主持大局。司馬光那是已經六十七歲高齡了，但他毅然回朝主持大局。

對於司馬光的評價的，喜愛歷史的朋友對他的評價大多都很極端：要麼認為他編撰《資治通鑑》，而且生平為官清正，持身廉潔（著有《訓儉示康》教導後輩要生活簡樸的，這在北宋為官者中實為少數），應該歌功頌德；另一派則認為其廢除王安石變法，對西夏割地求和，喪權辱國，應該列為賣國求榮之輩。但說實話，現在今天，以現代人的眼光和見識，去評判一個見聞遠不如今人的古人，這很不公平。要知道，在水裡游泳的魚，其所看到的河流，跟站在岸上的人所看到的河流，對比在飛機上所看到的河流，那是截然不同的。今人現在歷史的高點，以比司馬光多了近一千年的歷史知識的角度上，以現代人的眼光和要求去評價司馬光，那對於司馬光的要求確實太高了。

我大概羅列了一下我所知道的司馬光的生平大事，約莫有以下幾件（砸缸是大事嗎？好吧，我認輸）：

其一、編撰《資治通鑑》，毫無疑問，這部著作無論在文學史上，還是政治史上，都佔有無比重要的地位。無數後來者都以《資治通鑑》為指導，或打下江山，或固守江山。明朝的張居正就不用說了，就連本朝太祖對《資治通鑑》也是大加讚賞，據說讀了十七遍…如果作為一個現代人，如果你沒有讀過《資治通鑑》，就抨擊其在歷史上的地位，那——兄弟，咱們沒有共同語言，你還是不要看我寫的東西了，不然你也不舒服，我也不舒服，最後大家互相看著不順眼，徒增噁心，實在沒必要。

其二、《訓儉示康》。說實話，很多人對這篇文章都不重視，包括北宋很多知名的文人。我並不知道司馬光寫這篇文章的目的，到底僅僅只是為了訓誡自己的後人，還是藉此勸誡當時所有的世人——以我的判斷，可能後者的成分比例也不小。要知道，哪怕在北宋賢明如寇準，也是一生生活奢靡…這對於冗官嚴重的北宋，本身就不是什麼好事。司馬光的這篇文章，我個人認為是對當時世風的一種警醒，可惜，沒起到文章該起的作用，可惜可嘆了。

其三、廢除王安石新法，恢復舊法。這對於很多今人來說，是不能接受的一大汙點。說實話，王安石的變法，其目的和出發點一定是沒問題的，那都是利國利民的，但問題是，執行新法的基礎卻幾乎是零——我們想象一下，哪怕在諮詢傳遞如此發達的今天，照樣有很多基層官員為橫鄉里，胡作非為吧？試想，在那通訊能力極其低下的年代，哪個老百姓知道王安石到底變得什麼法？所以，新法被執行官員以變形方式操控用來進一步荼毒百姓，致使老百姓質疑，最終失去生存空間，這本身也在情理之中。至司馬光廢除新法，一方面是司馬光本人處於士大夫之中，深明法律需要士大夫維繫，這種損害士大夫利益的新法根本無法透徹地執行下去；另一方面，新法也失去了最基本的民聲支援——雖然是因為被歪曲了之後再失去的民聲支援。再加上司馬光畢竟只是宋朝人，只有宋朝人的眼光，其本身就不待見新法——因此，廢除新法，恢復舊法應該是其能想到的維持朝堂穩定最快最直接的方式——很難說，如果沒有司馬光廢除王安石新法一事，北宋是會出現中興，還是會提前滅亡。但就我所瞭解的北宋歷史，估計提前滅亡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其四、對西夏割地求和。對於今人來說，割讓土地絕對是一種無法容忍的賣國賊行為。站在今人的立場上，我個人對司馬光的這個舉動也是持否定態度的。然而，西夏的崛起因素很雜，對於當時的北宋而言，要同時兼顧遼國和西夏的騷擾，還要防備來自南疆各地的騷擾，以其羸弱的軍勢，很難。司馬光以割地求和的方式更多的體現是宋朝文人普遍對外的示弱（說到這，我又不得不想起了范仲淹，呵呵）。

其五、重中之重之事，司馬光引發了北宋保守派和激進派的黨爭，最終導致整個北宋滅亡。司馬光為了廢除王安石的新法，糾集了一批文官，將所有維護新法的官員都罷黜或流放，引發了其後章惇上臺後的反擊報復，幾乎使整個北宋朝堂的重心都轉移到了政治鬥爭中，這可能是司馬光本人都沒有想到的。正是因為兩黨之間的鬥爭，導致北宋文官集團真正立身清正，以為國為民為己任的官員再也沒有出現過，最後趙佶被選做皇帝，北宋自此奸臣當道，終於被金國所滅。

所以，我個人覺得，對司馬光的看法一分為二，為人品德高尚，高風亮節；為官清正，可作標榜；為相好壞參半，居“文正”還是有些勉強的。

司馬光(1019一1086)是北宋時期著名政治家、史學家、散文家。他是北宋陝州夏縣涑水鄉(今山西運城安邑鎮東北)人，出生於河南省光山縣，字君實，號迂夫，世稱涑水先生。贈太師、溫國公、諡文正。

華人熟悉司馬光是從《司馬光砸缸》開始的，他兒時的機智相信給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司馬光是傑出的史學家丶文學家。

司馬光從小勤奮好學，愛讀史書。七歲能講《春秋左氏傳》，二十歲高中進士，1066年宋英宗令司馬光成立書局，司馬邀史學家劉恕、範祖禹等做助手，編《資治通鑑》，“資治"是幫助統治之意;“鑑"指鏡子，含警戒和教訓之意，書名的意思是:“鑑於往事，以資於治道。"從公元1065年起，到公元1084年止，司馬光用了十九個年頭，完成了這部歷史鉅著。該編年體史書上起韓趙魏三家分晉，下至五代後周政權滅亡，記載了從公元前403年到公元959年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歷史，共二百九十四卷，三百多萬字，內容豐富，取才廣泛，敘事清楚，詳略適中，文筆簡煉生動，是很有參考價值的歷史鉅著，也是中國古代寶貴的文化遺產。

二、司馬光政治上趨於保守，說白了政治是他的短板。他和王安石由朋友到政敵反映出他的保守和短視。王安石小他兩歲，在公元1069年開始變法，變法的內容這兒我不翻書本，總之推行效果顯著，全國興修較大水利工程一萬多處，灌溉土地達到三千六百多萬畝，人民得到好處，國家增加收入。但新法觸犯了大地主利益，必然遭到大官僚大地主的強烈反對，司馬光就是傑出的代表。王安石本著“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信條，毅然前行。保守派大都是元老重臣，得到仁宗的曹後和英宗的高後兩太后立挺，王安石兩次被迫辭職，從此歇菜。神宗死後，司馬光拜相，新法一一被廢除，北宋失去難得的“中興"機會。憑心而論王安石的變法，儘管有些操之過急、改革派成員也良莠不濟，但總體而言利大於弊。說白了，王安石政治上比司馬光前衛丶高明。司馬光的政治短視還表現在執政時將一塊千萬將士拋頭顱、灑熱血，打下的土地拱手相讓敵國…

三、司馬光為官清廉，為人正直，忠於愛情，堪稱文官榜樣、丈夫榜樣。司馬光和政敵王安石一樣終生只有一個妻子，這一點上遠勝蘇軾，儘管他沒有蘇軾那樣悼亡妻王弗的纏綿不己的情詞傳世(老蘇是邊悼亡妻邊玩女人)，從不貪汙腐敗，從不置人於死地。東坡遇到危難時，司馬光和政見不同所王安石也主動施以援手，不然“烏臺詩案"中的老蘇保住腦袋成了最大的難題。即便對政敵王安石也沒有痛下殺手，只是道不同不相為謀而己。

綜合上述，司馬光是傑出的史學家、文學家，模範丈夫兼千古正直廉吏，保守的政治家(稍弱)。

關於這位北宋牛人，一千多年來，爭議也是極多，誇的捧的都有。但要論評點最為精到的，卻還得是明朝學者陳汝錡的一句話：,而激靖康之禍者君實也！

也就是說，北宋最後的滅亡，靖康之禍的悲慘景象。最大的責任人，卻是當時早已作古的司馬光。

乍一看去，這句話似乎很沒道理，身為大宋一代名臣，司馬光堪稱是鞠躬盡瘁的良心人物，特別是在那個宋朝高官工資奇高，各位名臣都爭著驕奢淫逸的年代裡，卻唯獨他一直保持著艱苦樸素的作風，一生為官都十分清廉。而且還嚴格要求自己的親人們。整個北宋的宰相級高官裡，再也找不出第二個比他樸實的人物。

而在北宋文化界，司馬光的貢獻，也是勞苦功高。著名的《資治通鑑》就是他親手編纂，堪稱中國古代歷史學界的精品著作，學術價值奇高。綜合看來，堪稱一位學術政治建樹頗多的一代名臣。

但是，如果細看北宋半壁山河淪陷，異族鐵蹄踐踏中原的悲劇場面，卻不得不說，這個悲劇的製造者裡，就有司馬光。

如果說在宋神宗登基之前，司馬光的人生還算完美，那麼自從宋神宗登基起，他就開始露出槽點。當時初登基的宋神宗，苦於北宋內外交困的局面，慕名向當時已經聲名顯赫的御史中丞司馬光求教，沒想到司馬光吭哧半天，就給出個“官人，信賞，必罰”的六字空話，等於是說了白說。只此一樣，就見證了這位一代能臣最大的短板：缺少實際行政能力！

但更大的問題是，缺少能力的司馬光，還偏生了一副軸脾氣，當宋神宗決定啟用王安石，推行刮骨療毒一般的王安石變法時，自己拿不出好主意的司馬光，就成了最堅決的反對者。他以自己的聲望能力，帶著同黨抱團反對變法，北宋朝堂上的新舊黨爭，就此越演越烈！

在這個問題上，很多人都給司馬光辯護，認為司馬光這麼做的出發點，還是為了國家。但事實上，司馬光的同僚文彥博，卻早已說出了箇中的真相：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說到底，這是一個屁股決定腦袋的問題。

不過，雖然司馬光做了不少反對新法的事情，但是大宋的新法，依然在宋神宗年間成就斐然。大宋國庫收入飆升，軍事實力也直線上升，甚至壓著西夏暴打。但待到宋神宗去世，司馬光在高太后的支援下掌握大權後，他卻立刻幹出了坑壞北宋的事情：不顧新法已經取得的成績，堅決把新法全數廢除。以至於原本與他一起反對新法的好些同僚都看不過去。而他做主把大宋收復的西北國土割讓給西夏，更是導致了北宋中後期的西北國防困局！

他這時期的表現，其實就應了一句俗話：崽賣爺田不心疼！

而不心疼的司馬光，在廢除了新法之後，滿意的去世了。但是北宋新舊黨爭，卻是越發激烈，從宋哲宗到宋徽宗，卻是再也沒有消停過。割地的後果更是導致北宋禁軍集中於西北，正北方防務空虛。這一切毛病，到了靖康之恥時，終於悲慘爆發。

所以，如果評價司馬光的話，完全可以這樣概括：廉潔的好乾部，偉大的學問家。但是，卻是一個不負責任的政治家！

對於司馬光這個人，殘忍迫害少女阿雲，17年後也不放過已為人母的阿雲，是司馬光逃不脫，抹不去的鐵證，是司馬光真實人性的展現，不管司馬光平時如何道貌岸然，侃侃君子之風，也不過是另一個君子劍嶽不群而已！

再看他為後世某些人追捧的《資治通鑑》，文筆確實精妙，不愧為經典鉅著，可惜，不能把這部書當正史來看，這麼好的一部書，由當時一眾天下大才撰寫，卻因為主編大人司馬光要求，必須按照司馬光眼中的歷史來寫，這下《資治通鑑》的史學價值大幅下降，文學價值還是極好的！

司馬光一黨一直在破壞改革，所以神宗在世時也沒能貫徹改革宗旨，使得改革不徹底，並且在執行時被歪曲！

司馬光再次上位後，禁止進攻西夏，把軍事要地拱手送給西夏，對外軟弱，製造黨爭，對內把朝堂風氣搞的一團糟！

司馬光不止喜歡砸缸，還喜歡鑽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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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話說歷史人物皆由後世評說。但是人物本是就是複雜而矛盾的個體，如果可以一言以蔽之，也是一種不負責任的做法。但是，我們可以透過一些事件來認識歷史人物，透過事件完成自己的理解。

熙寧元年（公元1068年）正月，登州(今山東登州)發生一樁命案，十三歲少女阿雲為亡母守孝期間，視財如命的叔父將她低價賣於同鄉的懶漢韋大。這個韋大不僅相貌醜陋，還是聞名鄉里的老光棍。阿雲得知後死活不同意這門親事。

在一個月黑風高之夜，阿雲趁著韋大熟睡之際，拎著自家的菜刀就衝到韋大床前胡亂砍殺，韋大頓時驚醒，連忙用胳膊抵擋，年幼的阿雲看到韋大流出的鮮血，嚇得立馬跑了出去。韋大次日立馬報官。在衙役面前，阿雲極為爽快地承認了自己的罪行，並將她的殺人動機予以交代。縣令瞭解事情的前因後果後，便以謀殺親夫罪判處其死刑。

大理寺與慎刑司接到死囚阿雲的案卷後，都認為阿雲在謀殺韋大時還不是他正式的妻子，不構成謀殺親夫罪，最多算蓄意謀殺，便改判其蓄意謀殺，但仍維持原判死刑。後來因為案情仍然爭論不休，宋神宗便命司馬光和王安石來評判。

“守舊派”的司馬光支援大理寺維持原判，而力圖變法的王安石則支援徐遵的從輕發落。經過一番激烈爭執，宋神宗趙頊最後選擇了王安石的意見，免除阿雲死刑，改判為有期徒刑，不久之後，宋神宗大赦天下，阿雲就此無罪釋放，而她與韋大的親事自然早已作廢。

元豐八年（公元1085年），宋神宗趙頊病逝，年幼的宋哲宗趙煦繼位，當時把持朝綱的是向來反對王安石變法的高太后。為穩固朝政，她將隱退十七年之久的司馬光召回朝廷，並授予其宰相高位。司馬光上位不久，便下令大理寺重新審理此案，深知其意的大理寺丞最後以謀殺罪判處阿雲死刑。與王安石爭鬥半生的司馬光，在此終於扳回一城，只是可惜了阿雲這個無辜農婦。

司馬光忠精粹德。

司馬光，陝西人，七歲時就言行持重如成人，（傳有司馬光砸缸故事）但是，司馬光和王安石政見不合。司馬光對皇帝神宗說：治理天下怎能只用王安石、呂惠卿、天下之事天下人治。

王安石對神宗說：司馬光表面上和閣下切磋問題，其實內懷討好下臣之意，他所言的都是害政之事，交往者都是害政之人。二人的矛盾不可調和，也不斷升級。

司馬光特別關心百姓，一生不說假話，在百姓心中威望極高。一日，司馬光外放為官回來參加神宗的葬禮，在洛陽去京城的路上被百姓圍住，老百姓都以手加額說，司馬公不要回洛陽了，留在天子身邊輔佐天子，也已存活百姓，可見司馬光在百姓中心的地位有多重。

1086年司馬光病逝，終年68歲，死後被贈太師、溫國公，被朝廷賜予“精忠粹德”牌匾。商人和富裕一點老百姓自願罷市祭奠，貧窮百姓賣掉衣服買祭品祭奠。人們哭的像死了自己的父母一樣悲傷，司馬光一生孝友忠信、恭儉正直、自幼至老沒有說過一句假話。名言是：“我自己沒有過人之處，只是平生所為之事沒有不能對人說的”。

可是，到了紹聖年間，蔡京當了丞相作《奸黨碑》，在奸黨碑的目錄裡，有司馬光的名字，並命令督郡刻石立碑，西安刻工，安民被分配刻字，安民因為崇敬司馬光拒絕說，司馬丞相這樣的人，天下都稱他是正直能臣，死後這麼多年了，今天卻說他是奸黨，我不忍心刻啊！因為安民堅決不刻，官府要治他的罪，他說我服役不敢推辭，只求把我的名字刻在碑末，我怕被後來的人訴罵，地方官員都感到羞愧，《奸黨碑》刻碑一拖再拖。

司馬光是第一部編年體通史《資治通鑑》的編輯者。他為人忠孝節義、剛正不阿，其人格堪稱實踐儒家思想的典範。

司馬光家世代官宦，其父司馬池官至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以清廉仁厚享有盛譽。司馬光受家庭薰陶，自幼篤誠好學。他七歲時，“凜然如成人，聞講《左傳》，即能了其大旨”，常“手不釋卷，至不知飢渴寒暑”。十五歲時，便“於書無所不通，文辭醇深，有西漢風”。二十歲時就中了進士，但他非常謙虛謹慎，從不驕傲自大，立志以仁德建功立業，他博古通今，對經學和史學的研究尤其擅長。

具有濃厚儒家思想的司馬光，以天下為己任，為官後常上疏陳述治國的建議，認為人才、禮治、仁政、信義是治國安邦之本。他上疏闡述仁君大德有三，即仁、明、武。所謂仁：即“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所謂明，即“知道義，識安危，別愚賢，辨是非”；所謂武，即“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疑”。他堅持原則，維護綱常，敢於薦賢斥佞，敢於犯顏直諫，面折廷爭，從不顧及個人安危，被稱為社稷之臣，宋神宗也感慨地說：“如光者，常在左右，自可無過。”

司馬光認識到治國平天下者必須熟讀歷史，說：“治國安邦，不可不讀史”。他擔任天章閣待制兼侍講官時，看到幾間屋子都是史書，浩如煙海的史籍，即使一個人窮其一生也是看不過來的，於是產生了一個編寫一本既系統又簡明扼要的通史的想法，使人讀了之後能瞭解幾千年歷史的興衰得失。在宋英宗、宋神宗的支援下，他召集了當時著名的史學家劉班、劉恕、範祖禹等為助手，分別撰寫史書中的幾個部份，最後由他總成其書，由其子司馬康擔任校對。司馬光寫史，按照歷史的本來面目據實直書，內容豐富，主題鮮明，編次有序，刪繁求精，“不漏不煩”；在文字功夫上做到了精練明暢，生動感人，韻味無窮。用了十九年時間完成了這部《資治通鑑》的修訂。

“資治通鑑”的意思是：“鑑於往事，資於治道”，全書記述了從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到五代後周顯德六年，共計一千三百六十二個年頭的歷史，共計二百九十四卷，約三百萬字。在豐富、紛繁的歷史內容中，司馬光“專取關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慼，善可為法，惡可為戒”的史事而特意詳述，以達到“鑑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舍非，是以懋稽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鹹蒙其福”。

司馬光敬信天命，尊崇道德，說：“天者，萬物之父也”、“違天之命者，天得而刑之；順天之命者，天得而賞之”，他認為天是有意識的主宰者，能賞善罰惡，人們要奉天行事，才能免禍致福。他對誠意、正心的觀點是“依仁以為宅，遵義以為路。誠意以行之，正心以處之，修身以帥之，則天下國家何為而不治哉”， 這些見解，皆反映在《資治通鑑》一書中。全書以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倫理道德，作為主線貫穿始終。因此，“用人之道”、“君臣之道”、“德化之風”等多方面內容都包含於其中。

一、用人

司馬光編纂《資治通鑑》開篇內容大有深意。從“周道日衰，綱紀散壞，下陵上替”，直到三家分晉而“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使列於諸侯”，天子僅有的一點“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並棄之”，於是“先王之禮於斯盡矣”！表達了對“天子自壞”禮的譴責。接下來就是“君臣之禮既壞矣，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在以智謀、武力互相爭雄過程中，使用人才是最重要的。什麼樣的人算作人才？

司馬光對智伯敗亡的總結，側重在才德方面，這也是他關於人才的論述，“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自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故為國為家者苟能審於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後，又何失人之足患哉！”闡述了人品對於國家選拔人才的重要。

二、君道

對歷史人物進行道德品評是中國史學的傳統。司馬光主編《資治通鑑》，尤其重視政治倫理與政治道德的評判。闡述為政者德治主要包括三層含義：一是重視自身修德，二是以寬仁和善為原則，以德施政，三是君子之德風。《資治通鑑外紀》中《五帝德》篇回顧傳說時代帝嚳、堯、舜、禹的成功，“聖人愛百姓而憂海內，及後世之人思其德” ，闡述聖王明君“崇德而廣業”、“德配天地”的自律意識。他多次著墨在歷史上的賢明政治時期，如對於文景之治，貞觀之治等都有著詳盡的描述，宋神宗《資治通鑑序》對這部書作總體評價時，借孔子和荀子對聖王品德“吾無間焉”（《論語·泰伯》）、“其禁然者矣”（《荀子·非相》）的讚歎，以為書中記載漢文帝、漢宣帝、唐太宗等帝王之德治堪當此譽。

司馬光倡導以儒家思想治世，仁愛與正義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倫理範疇。“仁義”成為傳統道德的別名，常與“道德”並稱為“仁義道德”，與“禮、智、信”合稱為“五常”。《資治通鑑》中記述道：“王者以仁義為麗，道德為威”，“懷民以仁”，“則國家安如磐石，熾如焱火，觸之者碎，犯之者焦”，如記述的孟子弘揚道德的故事，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司馬光評述道：只有仁義的人才知道仁義是最大的利，不仁義的人是不知道的。

“信”是司馬光強調的又一作為為君之道的道德準則，說：“信者，人君之大寶也”。《資治通鑑》中列舉了古來傑出的君王守信以成大業。如魏文侯一次與群臣正開懷暢飲，突降大雨，魏文侯命令馬上備車前往近郊。左右侍從勸說：“飲酒正在興頭，天又下雨，國君要到哪裡去？”魏文侯回答：“我事先與虞人（管理山林的人）約好打獵，飲酒雖樂，但怎能失約呢？”於是停止了酒宴，親自起身前往告訴對方，因下雨，取消打獵的事。故事說明魏文侯是一個很守信用的人，後來四方賢士多歸之。也告訴人們：信用是非常重要的，做人要講誠信。

善於納諫也是司馬光強調的人君之美德。唐代魏徵以忠耿直諫著稱，唐太宗以善納忠言名世，君臣默契配合，傳為千古佳話。魏徵長期擔任“諫議大夫”，先後上諫二百餘項，他常常勸諫太宗以亡隋為鑑，居安思危，行聖賢之治。《資治通鑑》中記載了魏徵的《諫太宗十思疏》：“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豈望流之遠，根不固而何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治，雖在下愚，知其不可，而況於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將崇極天之峻，永保無疆之休。不念於居安思危，戒貪以儉，德不處其厚，情不勝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者也。” 魏徵認為“德”對於治國來說，是政治“根本”和“泉源”。這種見解，在中國古代為政者的心目中，是得到廣泛認同的。

三、臣道

孔子曰：“仁者愛人”。司馬光論述的為臣之道特別勘定仁愛，強調官德和無私無我的品格，如“輔佐君王，大濟生民”、崇高操尚、清廉等風範。例如他採用的蘇武杖節牧羊、祖逖渡江擊楫等故事，寓意非常深刻。這些反映官員自覺重視自我道德約束的歷史故事，被看作一種個人修養的典範。以下舉幾個例子。

漢朝張安世任尚書令時，曾向朝廷舉薦過一個人，此人前來道謝，張安世非常生氣，認為：“為國家舉薦賢能，難道可以私相酬謝嗎！”那人不好意思地走了。有一位郎官功勞很大，卻沒有調升，自己去求張安世為他說話。張安世對他說道：“你的功勞很大，皇上是知道的，做人臣子的，怎麼能自說長短處！”堅決不答應他。不久這位郎官果然升職了。

漢宣帝立皇太子，疏廣為太子太傅，疏廣哥哥的兒子疏受為太子少傅，二人講究儀禮，謙恭謹慎，深為漢宣帝所器重。太子每回上朝，隨同進見皇上，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叔侄二人一同擔任太子的師傅，滿朝廷把這看作是榮耀的事。他們在這樣的職位上五年，皇太子十二歲，就通曉《論語》、《孝經》等。疏廣對疏受說：“我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成身退，方合天道。太子現已長成，我們不如離職，告老還鄉不好嗎？”疏受同意了。二人便上書請求辭官回鄉，皇上再三挽留不住，於是准許，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送黃金五十斤。公卿大夫故友鄉人都來給他們餞行，人們都說：“賢哉二大夫！”疏廣回到家鄉以後，把皇上的贈金與鄉里人一同分享，他的老友問他不打算給孩子們留遺產嗎？疏廣說：“我難道老糊塗了不顧念子孫嗎？但是原本有舊田宅，讓子孫在這些田宅裡辛勤勞作，足夠供應穿衣吃飯，跟普通人一樣。如果再增加他們的財產而出現贏餘，只不過是讓子孫怠惰罷了。賢明的人有過多財富，就會拋棄自己的志向；愚昧的人有過多財富，就會增加他們的過失。因此我很樂意跟鄉親們共同分享這些恩賜啊！”

唐朝翰林學士李絳在朝廷勇於犯顏直諫，他曾說：“身居國家重要職位，只圖惜身不敢直諫，是臣辜負於君王。若臣子為國為民不看聖上臉色說話，敢於做出不順從聖上的事，而被治罪，是聖上負於臣子。”唐憲宗聽到此話後感動地說：“李絳是一位真正的忠臣啊！”李絳曾經從容不迫地規勸皇帝不要聚斂錢財，他出任戶部侍郎時，唐憲宗問：“依照慣例，戶部侍郎皆進羨餘，卿獨無進，何也？”李絳回答說：“守土之官，厚斂於人以市私恩，天下猶共非之；況戶部所掌，皆陛下府庫之物，給納有籍，安得羨餘！若自左藏輸之內藏以為進奉，是猶東庫移之西庫，臣不敢踵此弊也。”唐憲宗為此嘉許李絳的耿直。

四、教化

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寫道：“教化，國家之急務也；風俗，天下之大事也。夫惟明智君子，深識長慮，然後知其為益之大而收功之遠也。”他讚頌舜“聖人之德化”、孟子“沛然德教溢乎四海”的理想，稱讚東漢光武帝能夠“敦尚經書”、“修明禮樂”，漢明帝、漢章帝亦能重視講經論道，“自公卿、大夫至於郡縣之吏，鹹選用經明行修之人，虎賁衛士皆習《孝經》，匈奴子弟亦遊太學，是以教立於上，俗成於下。其忠厚清修之士，豈唯取重於搢紳，亦見慕於眾庶。愚鄙汙穢之人，豈唯不容於朝廷，亦見棄於鄉里。自三代既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由是觀之，教化安可慢，風俗安可忽哉！”

禮樂教化的道德標準，成為司馬光評價人物、分析社會、劃分階段的主要尺度。他在《資治通鑑》說：“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禮？紀綱是也”。司馬光認為，禮是維繫社會安定與發展的重要保證，“禮之為物大矣！用之於身，則動靜有法而百行備焉；用之於家，則內外有別而九族睦焉；用之於鄉，則長幼有倫而俗化美焉；用之於國，則君臣有敘而政治成焉；用之於天下，則諸侯順服而紀綱正焉”。書中論朝代之興盛，歸因於禮樂教化的興隆，如關於漢、唐兩代治世的論述；論朝代之衰亡，歸因於名分綱常的淪喪，如關於戰國、五代兩個亂世的論述。

強調安民、養民。司馬光總結歷史經驗，認為以禮治世，君王素質固然重要，用人之道也不可缺，同時，還必須重視人心向背，“及夫逸欲以隳之，讒諂以敗之，神怒於上，民怒於下，一旦渙然而去之，則雖有仁智恭儉之君，焦心勞力，猶不能救陵夷之運，遂至於顛沛而不振”。《資治通鑑》中記載了大量民怨亡國、民喜朝興的史事。強調治世要安民、養民 、愛民、教民，不可勞民，使民生怨。

《資治通鑑》的史論（即“臣光曰”），據統計有二百一十八則，是儒家文化仁政禮治思想及與之相關的倫理道德思想的充分展示，既多標示“進德修業”以推行“德化”的成功典範，也詳盡記錄種種因“失德”以致失敗的歷史教訓以警示後人。書中至於禮樂、歷數、天文、地理等也尤致其詳，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文化財富。司馬光本人也是一位正直、憂國和清明的好官，深受百姓的愛戴。他晚年時，有人向他請教成功的經驗，他評價自己說：“我沒有什麼過人之處，只是平生所做之事，皆問心無愧，沒有一件是不可以對人說的！”

表面上看，著資治通鑑流芳百世，堪稱百代帝師，但實際上，就是個庸儒，沽名釣譽、徒有虛表，又是個斤斤計較、睚眥必報的腹黑小人！可以說，中原王朝後來兩百年的悲慘命運，一個他，一個那個什麼高太后，罪不可恕。

作為與王安石針鋒相對的保守派，在那樣一個時代，政見不同其實可以理解，比如蘇軾，就從來都不怎麼贊同王安石的變法，但是蘇軾也並沒有完全否認變法的積極意義，包括王安石倒臺之後，蘇軾也是建議新法要有所取捨，不可全廢。畢竟王安石性子太急了，新法也並不是完全無懈可擊……

但司馬砸缸咋做的呢？全盤推倒、全部取締！而且對所謂的新黨趕盡殺絕、不留後路……這種玩法，是報了當年被王安石擠兌的一箭之仇，但睚眥必報未免也太沒有容人之量了。

尤其是砸缸先生取締新法並不是完全從實踐出發，而是一切都要遵循古法古制……這就太扯淡了。

還有當時辛辛苦苦征討西夏打下來的邊疆領土，他也要因為得之不合理法，非要還給西夏……這簡直就是在拿前線將士的血汗和性命開玩笑了好嗎……

中國古代書生誤國的名人不少，但像砸缸這樣分裂的這麼讓人不可理喻的，他是獨一份……

司馬光，字君實，號迂叟，世稱“涑水先生”，乃宋朝名臣。你看他的號，就知道他是個什麼樣的性格的人了。作為宋朝最大的保守黨領袖，他一生都在和新黨領袖王安石死磕到底，乃至做到宰相之後盡廢新法，讓王安石鬱鬱而終。

1.司馬光是清正廉明、剛正不阿的官員，是認準一件事就不回頭的人，所以他的外號叫司馬牛！司馬光是個具有濃厚儒家思想的知識分子，他積極入世，全身心地投入到國家的事業中去。他勇於擔責，不貪戀高位，做官是選著做，別人對位高權重的官職孜孜以求，而司馬光卻淡然處之，他只想在合適的位置上發揮自己的作用。

嘉佑六年，宋仁宗提拔司馬光到自己的身邊任“起居注”，但司馬光不樂意，他連上五道奏章，堅決請辭，理由是“實非所長”，但宋仁宗就是不鬆口。不久，宋仁宗又任命司馬光為起居舍人，同知諫院。諫院的工作很複雜也很重要，反正從皇帝到大臣，理論上都在他的監督之下。雖然司馬光忠厚老實不喜歡整人，但這個工作很符合他“不平則鳴”的性格。在諫院工作的五年間，司馬光上書170多道，忠實地履行著宋朝“守夜人”的職責。他始終遵循君子之道，敢於直諫，從不阿諛奉承；他舉忠斥奸，不摻雜一絲的個人私利。

宋仁宗喜歡看戲，尤其喜歡帶著些黃色韻味的女子相撲。嘉祐七年，宋仁宗趙禎率后妃、百官到宣德門看戲，看到半裸的女相撲士們激情表演時，文武百官樂不可支群情激昂，但司馬光很憂鬱，他甚至很憤怒。司馬光立即上書指責皇帝，做了與其身份很不相符的事。

蘇軾曾經給司馬光起了個外號，叫“司馬牛”，和“拗相公”王安石並駕齊驅，都是性格耿直見了棺材也不掉淚的主。他鍥而不捨地上書言事，直到自己的建議被採納為止。

2.司馬光的思想持證平穩，不喜歡冒險，表現在政治上，就是強烈反對王安石變法，他有一套和王安石的開源政策完全不同的政策，叫節流，意思是隻要政府削減開支，國家就會強大起來，他的這個理論叫破屋理論！

和狂飆突進的王安石相比，司馬光是個持正平穩的人，這被後人視為宋代最大的保守派，其實這是歷史的誤解。司馬光不反對改革，但希望改革要平穩地進行。對於改革，他有一套著名的“破屋”理論。他認為“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因為“大壞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臣恐風雨之不庇也”。司馬光和王安石進行了曠日持久的辯論和拉鋸，但王安石是個雄辯的演說家，而司馬光在這方面實非王安石的對手。但司馬光有著與王安石一樣的執拗與耐力，反正這輩子和王安石幹上了。

司馬光與王安石所代表的保守派和改革派的鬥爭十分慘烈。先是王安石鬥敗了司馬光為首的“舊黨”，舊黨一干人等全被貶往各地涼快去了，在全國雷厲風行地推行新法，最後，司馬光的舊黨戰勝了王安石的新黨，在遠離權力核心十多年之後，眾望所歸的司馬光出任宰相，將王安石的新法盡數廢除，活活把王安石給氣死。在王安石去世半年之後，司馬光感覺完成了歷史使命，溘然離世。

3.司馬光是司馬遷之後最偉大的歷史學家，他的資治通鑑，光輝而不朽！！

在王安石如日中天的時候，他很清楚自己的處境，就以退為進，請求辭職，自己躲到洛陽去。在洛陽的十五年，司馬光專心著述，編著了與司馬遷的《史記》雙星閃耀的《資治通鑑》。他在《進資治通鑑表》中說：“臣今筋骨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謂旋踵而忘。臣之精力，盡於此書。”司馬光編書的條件實在艱苦，他買不起高宅大院，住的是低矮窄小的房子，夏天悶熱難耐，他請人在書房裡挖了一個大深坑，砌上磚，修成一間“地下室”，他就在這個冬暖夏涼的“空調房”裡專心致志地埋頭編書。司馬光的目標很明確，就是將歷代執政的得失全部融進這部鉅著之中，讓皇帝學習。宋神宗看了之後大加讚賞，說它“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賜書名為《資治通鑑》。司馬光的《資治通鑑》的著述意義己遠遠超過了他的本意，清代學者王鳴成說，“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成為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遺產。

4.司馬光在私人生活上，就是個不近女色的不粘鍋，在政治上，是官員的模範，在道德上，是北宋的道德模範，是中國君子人格的典型代表！

《宋史》對他進行了高度的評價，“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司馬光一生信奉誠信為本，“自少至老，語未嘗妄”，意思是說，司馬光從小到大就沒說過謊話。司馬光讓管家去把他的一匹馬賣掉，特意叮囑管家要告訴買主，這匹馬在夏季會犯肺病。由此可知，司馬光是個標準的誠信君子。當時的人們很崇敬他，以至於有人幹了壞事，都會說，司馬光難道不知道嗎。可見司馬光在宋人心目中的地位是多麼崇高。

司馬光不僅是個講究誠信的老實人，還是個心胸寬大的人，是個典型的宰相肚裡能撐船的君子。程頤評價司馬光說，他最大優點就是對人寬容，能受人話，不論你怎麼反駁，他都不發火。據說蘇東坡以司馬光為原型寫過一首詩：“君來坐樹下，飽食攜其餘。歸舍遺兒子，懷抱不可虛。”意思是吃好飯把剩飯剩菜打包帶走，一點都不浪費，可見司馬光是現代“光碟”行動的先驅。司馬光和王安石一樣，自律甚嚴，不近女色。司馬光和夫人始終未有子嗣，夫人很著急，大公無私地替司馬光物色年輕貌美的女子，希望司馬光能開花結果，但司馬光對此很不感冒，幾次不客氣地把美女趕走。司馬光的時間很寶貴，他沒時間思考下半身的事情，他的時間都花在了思考國家大事和編著《資治通鑑》上！

司馬光的主要成就反映在學術上。其中最大的貢獻，莫過於主持編寫《資治通鑑》。宋神宗熙寧年間，司馬光強烈反對王安石變法，上疏請求外任。熙寧四年（1071年），他判西京御史臺，自此居洛陽十五年，不問政事。這段悠遊的歲月，司馬光主持編撰了294卷近400萬字的編年體史書《資治通鑑》。司馬光的獨樂園，既是他的寓所，也是《資治通鑑》書局所在地。這裡環境幽美，格調簡素，反映了園主的情趣和追求。其書局在汴京時已奉詔成立，除了司馬光之外，當時的著名學者劉恕、劉攽和範祖禹都參與了書局的工作。其中，司馬光任主編，劉恕、劉攽、範祖禹為協修，司馬光的兒子司馬康擔任檢閱文字的工作。司馬光來洛陽後，便把《資治通鑑》書局由汴梁遷到洛陽。在獨樂園中常住的不僅有書局的工作人員，當時洛陽的名賢如二程、邵雍、文彥博、呂蒙正等也常來此聚會，堪稱是一個學術中心。[2]

他在《進資治通鑑表》中說：“臣今筋骨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謂，旋踵而忘。臣之精力，盡於此書。”司馬光為此書付出畢生精力，成書不到2年，他便積勞而逝。《資治通鑑》從發凡起例至刪削定稿，司馬光都親自動筆，不假他人之手。

《資治通鑑》是中國最大的一部編年史，全書共二百九十四卷，通貫古今，上起戰國初期韓、趙、魏三家分晉（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末年趙匡胤（宋太祖）滅後周以前（公元959年），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作者把這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實，依時代先後，以年月為經，以史實為緯，順序記寫；對於重大的歷史事件的前因後果，與各方面的關聯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讀者對史實的發展能夠一目瞭然。宋元之際史學家胡三省說：“為人君而不知《通鑑》，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知《通鑑》，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乃如用兵行師，創法立制，而不知跡古人之所以得，鑑古人之所以失，則求勝而敗，圖利而害，此必然者也。”（《新注資治通鑑序》）王應麟說：“自有書契以來，未有如《通鑑》者。”清代大史學家王鳴盛說：“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不可不讀之書”（《十七史商榷》卷1）。近代著名學者梁啟超評價《通鑑》時說：“司馬溫公《通鑑》，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結構之宏偉，其取材之豐贍，使後世有欲著通史者，勢不能不據以為藍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溫公亦偉人哉！”

司馬光著述頗多。除了《資治通鑑》，還有《通鑑舉要歷》八十卷、《稽古錄》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此外，他在文學、經學、哲學乃至醫學方面都進行過鑽研和著述，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詩草》、《注古文學經》、《易說》、《注太玄經》、《注揚子》、《書儀》、《遊山行記》、《續詩治》、《醫問》、《涑水紀聞》、《類篇》、《司馬文正公集》等。在歷史上，司馬光曾被奉為儒家三聖之一（其餘兩人是孔子和孟子）。《訓儉示康》收入高中語文

北宋名臣司馬光曾對宋神宗說過：“臣之於王安石，猶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時。”活說到這份上，可想而知，兩個人跟仇人沒啥兩樣，根本尿不到一個壺裡。

熙寧元年（公元1086年），山東登州府有一個十三歲的女孩阿雲，小小年紀父母雙亡，她在為母親守孝期間，被貪圖錢財的叔叔以數千元的價格，賣給了光棍漢韋大。

女孩阿雲不願意嫁給相貌醜陋，又家貧如洗的韋大，可是她孤獨無助，如砧板上的魚肉，任由他人宰割。為抗爭這樁包辦的婚姻，女孩阿雲決定鋌而走險，殺死未婚夫韋大。

某天夜間，阿雲手持砍刀，悄悄潛入韋大家中，向睡夢中的韋大一頓亂砍，韋大被驚醒後起身奮力反抗，阿雲打不過一個大男人，就逃跑了。

韋大隻是受了點輕傷，小手指頭被砍斷了，這起案件頂多算是謀殺未遂，次日，韋大向官府報案，知縣經過簡單的調查取證，將兇手阿雲捉拿歸案。

少女阿雲少不經事，還沒等用刑就招供了。知縣以謀殺親夫罪名判處阿雲死刑，依照法律程式逐級上報，最終由最高司法機構的大理寺及審刑院複核，才能准許地方官執行死刑。

案件上報到登州府知州許遵的時候，許遵認為知縣的判罰過重。許遵這個人辦事認真，辦案比較人性化，經過仔細核查，他認為阿雲在母親守孝期間訂婚，這是有違孝道的行為。

因此說這個婚約無效，所以阿雲謀殺親夫罪名不成立，準確定罪應該是謀殺未遂。

阿雲只有十三歲，被叔叔逼婚，強迫的婚姻本身也違法，阿雲本應是受害者，謀殺案本身後果並不嚴重，因此說，阿雲罪不至死，許遵把自己的意見上報給了大理寺和審刑院。

大理寺、審刑院官員稽核認為，阿雲雖然沒有成為韋大的妻子，但是蓄意謀殺情節惡劣，造成極壞的社會影響，依照大宋法律，應該判處極刑。

許遵聞知訊息，十分焦急，他立即著手查閱刑法，希冀找到一些法律依據，挽救少女如花的生命。

恰巧，宋神宗下詔：此案未經用刑，可以按自首論處，依照謀殺罪降兩個等級論罪。

有了皇帝的恩准，少女阿雲似乎有救了，許遵十分欣喜，依據皇帝詔書，向刑部提出申訴。

戲劇性的一幕出現了，刑部竟然無視皇帝詔書，拒不接受許遵的申辯。正當許遵愁眉不展的時候，他升官了，而且就是曾經主管自己的職位——大理寺卿。

許遵隨即改判阿雲有期徒刑，但卻遭到御史臺的反對，紀檢官員認為，許遵與少女阿雲非親非故，如此賣力，一定是有不可告人的貓膩兒，於是有人上書給皇帝，彈劾許遵徇私枉法。

宋神宗將案件下發翰林院，讓兩個名望極高的翰林學士——司馬光和王安石作出評判。

虧皇帝想得出來，這兩個人針尖對麥芒，肯定是各持己見，必然得爭個面紅耳赤。

王安石支援許遵，認定少女本身屬於受害者，再者說皇帝早有詔書，應當法外開恩。司馬光支援刑部，理由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皇帝也不能例外。

宋神宗聽了很不爽，就詔令其他官員朝議，結果，多數大臣支援王安石，皇帝最終御批：“可！”案件貌似結束，可是審刑院又有人提出異議，聯名上書要和王安石理論一番。

宋神宗無奈之下，又做出書面解釋，發往中書省，結果中書省依照法律拒不執行，這下把宋神宗惹怒了，當場下詔：免除阿雲死刑。

不久，朝廷頒發大赦令，少女阿雲被釋放回家，後嫁人生子，本以為從此平安無事，可是，案件又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

十七年後的元豐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哲宗皇帝繼位，司馬光擔任宰相，下令重新審理阿雲案，最終，以謀殺親夫罪名，將已經為人妻、為人母的少婦阿雲抓捕歸案，斬首示眾。

一樁本應判處三至十年的普通案件，卻因為君臣爭權，大臣相互之間人身攻擊，阿雲最終成為政治鬥爭的犧牲品。

1、他是一個五好少年

五好少年是每個孩童的理想。而司馬光從小就是自帶五好光環的好少年。

記得那是一次例行的玩耍，一個小夥伴毫無徵兆地不小心掉到了水缸裡，就在大家驚慌失措，不知道去叫家長還是叫家長時，少年司馬光當機立斷，舉起水缸旁邊的石塊對著水缸奮力砸去。隨著幾聲有力的巨響，水缸破了，水流光了，小夥伴得救了。

這是一個光輝四射的故事，以至於當時的京洛之地都知道這樣一個勵志故事，1000年後，他的事蹟成功入選義務教育語文課本。

這個完美秀智商的故事完全夠吹個幾十年了，類似故事還有孔融讓梨，但是司馬光的故事才剛剛開始。

司馬光天資聰慧，7歲就可以背誦《左氏春秋》，這種智商正是參加科舉的好苗子。1038年，20歲的司馬光高中進士，成為一員官僚。此時司馬光的父親司馬池也在官場任職，給了司馬光很多指點，為司馬光走得更高更遠做好了鋪墊。

司馬光是個好官，在地方任職時，在短短几年時間裡，就取得“政聲赫然，民稱之”的政績。後來隨父親好友龐籍一起在西北擔任要職，為對付西夏堅定執行禁絕互市和修建碉堡的戰略，取得良好的效果。

卓越的政績為司馬光贏得了巨大的政治資本。領導仁宗皇帝注意司馬光已經很久了。1061年，司馬光被提拔到中央。

2、他是一個心繫天下的官僚

來到中央的司馬光，準備大展宏圖了。

但是，此時北宋的社會矛盾已經非常嚴重。《澶淵之盟》簽訂後，宋遼停戰，而在西北也在不斷對西夏進行戰略壓縮，所以整體而言宋朝的戰鬥減員逐漸減少。

北宋無戰事固然有利於社會安定，但導致一個非常嚴重的後果，就是戰鬥力滑坡，後來的“靖康之變”中就是證明。而且，為了減少甚至杜絕地方社會不安定因素，北宋制定了將罪犯刺字充軍的制度，所以軍隊的規模不斷膨脹。

北宋的軍隊數量為歷朝最高，但是戰鬥力卻著實不敢恭維。這其中固然有失去燕雲十六州和河西之地的無奈，但更多的是宋太祖趙匡胤制訂的輪戍法的弊端。

面對這一切，司馬光很痛心。

從科舉考場走出來的人基本都是儒家思想的堅定支持者。司馬光也不例外，在司馬光看來，北宋朝廷之所以積貧積弱，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北宋朝廷不合理的徵兵政策。

很多人說《澶淵之盟》每年只需要30萬貫錢，就可以讓遼國這隻北方猛虎服服帖帖，而且宋遼互市可以將送出去的錢很快賺回來。

這都是扯淡。且不說北宋這樣卑躬屈膝會給中華民族的精神造成多大的負面影響。賺回來的錢，多少是真正給國家減輕負擔了？特別是還有西夏在西北虎視眈眈，北宋的軍備一直沒有減少。沒有質，量再多也是白搭。但沒有辦法，北宋的軍制已經積重難返。不僅如此，北宋還主張在西北地區招收“義勇”，也就是民兵。大量民兵的招收不僅導致百姓流離失所，更加重了財政的負擔，所以司馬光堅決反對，甚至與宰相韓琦公開辯論。但很可惜，最終朝廷沒有采納司馬光的建議。

從這裡可以看出司馬光是一個心繫百姓的好官僚。在司馬光看來，治國的第一要務，就是節省民力，減少支出。北宋如此龐大的經濟基礎，只要做好節流，國庫自然就會豐盈。

這也成為司馬光為官執政的基本準則。

3、他是一個不願意變革的官僚

司馬光和王安石是好朋友，鐵哥們。

變法這個事，對於二人而言，可以說是殊途同歸。而且二人都為了同一個目標：富國強兵。

所以二人的矛盾也是對事不對人。

面對日益嚴重的社會矛盾，司馬光主張輕徭薄賦，愛惜民力，簡單說來就是不折騰或者少折騰。毫無疑問，這是最經濟最簡單的方式。但是王安石不這麼想，在王安石看來，北宋的社會已經病入膏肓，如果再不進行變革，這個國家遲早要亡！

治大病用猛藥！王安石偏向法家思想，成為堅定的改革派。

而時任領導宋神宗是一個不安分的皇帝。在他的心裡，始終有秦皇漢武霸業的偉大志向，所以王安石成為他實現目標的最好助手。對王安石變法，神宗給予了高度肯定，並大力支援。

但北宋的守舊勢力太龐大了，僅憑王安石加宋神宗，無法打破僵局。此時的王安石寄希望於對西夏“河潢開邊”的勝利，只有這樣的勝利，才能說明變法的正確性和正當性。幸運的是，王韶收復河湟之地3000裡，取得重大勝利，一切似乎都柳暗花明了。

但俗話說：步子大了容易扯著蛋。王安石太著急了，制定的政策又缺乏實踐的考驗，不久後各種弊端紛紛暴露，特別是針對農民朋友的“青苗法”，這其中隱藏的弊端讓司馬光非常焦慮，隨即上書反對。但神宗堅持變法，反對無效。

於是司馬光被貶謫，開始了長達15年的《資治通鑑》編纂工作。

此時的司馬光是舊黨的代表。舊黨雖保守，但出發點也是憂國憂民。

4、他是一個格局欠缺的宰相

1084年，司馬光完成《資治通鑑》，獲得神宗賜名並作序，聲望達到頂峰。不久，隨著宋神宗去世，王安石變法宣告失敗，舊黨代表司馬光重回政治中心，成為宰相。

上臺後的司馬光開始了對新黨的全面清算，對王安石變法的種種弊端，司馬光大膽進行了廢除，基本上所有的新政都慘遭封殺。

從後來的發展來看，很多新政確實在實施中變了味，廢除他們對老百姓而言實在是大快人心。

但是在對外作戰上，特別是對西夏問題上，司馬光的舉措就真的非常誤國了。

作為新黨陣營的重要人物。王韶“河潢開邊”的成功不僅為王安石變法提供了堅定的理論支援，更為北宋拓展了3000裡疆土，實現了對西夏的戰略包圍，為下一步徹底搞死西夏打下了基礎。

然而，司馬光上臺後，本著節省民力的思想，主張放棄新開拓的河西六州，將吞下的土地如數歸還，西夏又一次起死回生！

司馬光死後，新黨再次上臺，北宋再次開始了對河西的開拓並取得成功，將勢力延伸到新疆境內。但經歷了司馬光的折騰，北宋大量消耗了國力，可以說得不償失。

司馬光放棄河潢之地是出於節約財政的考量，畢竟經營新國土需要大量的財力。但是，從大局來看，司馬光的行為確實不利於了北宋的外部生存，一個西夏的存在讓北宋不得不保持更大規模的常備軍。

司馬光概括起來就是：憂民誤國司馬光，北宋朝堂第一人！

多有疏漏，煩請斧正！

偽君子，賣國賊。

為了跟王荊公的私人恩怨，將沈括、種諤從西夏人手中收復的米脂、浮圖、葭蘆、安疆四所軍寨又還給了西夏，一個為了私人恩怨而罔顧國家利益的混蛋！

至此，無人再守邊疆，反正守了也會被司馬送走。至此，西夏可以長驅直入，再無阻礙。

宋亡，司馬光“居功甚偉”

我看這個問題下面還有人罵司馬光是“偽君子、賣國賊”。可事實上司馬光才是真正為老百姓說話的人，司馬光是古典時代真正的大師，是偉大的經濟學家和政治家。

一、司馬光的經濟觀點在農耕時代，就是經濟真理

現在很多人黑司馬光無非說司馬光不懂經濟，但是，說這話的人才是真正不懂經濟。

根據計量史學派的研究，在工業革命以前，全球範圍內的國家總GDP和人均GDP增長都極其緩慢，甚至要幾百年才能看到一個比較明顯的增長或者衰落；比如北大李稻葵教授對於明朝經濟資料統計得出的結論就是明朝全國GDP增長極為緩慢，年增長率僅為0.29%，總經濟規模有所增長，人均年收入沒有明顯變化，維持在平均6公石（391公斤）小麥上下；以1990年美元計值的人均收入平均為230美元，最高的年份也不到280美元；農業佔GDP比重平均為88%，手工業和商業最高時也沒有突破20%。

從以上資料就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明朝國家總GDP增長完全和明朝人口增加成正相關關係，這就是所謂的“增人增量”，這種增長在經濟學看來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增長部分其實是被增加的人口消耗了，無法形成有效積累。

這個問題在各項經濟資料更加完備的清朝表現的更為明顯了，在甲午戰爭爆發前夕，日本政府年收入幾乎和清朝政府年收入持平，而日本農民儘管負擔的賦稅是同時期清朝農民的六倍，但是透過原始化肥等工業時代初期的產品，日本農民扣除完承擔的稅賦，他的收入都要超過清朝未繳納賦稅的農民收入。

英國這個已經完成工業化的國家民眾稅賦更是仍處於農耕社會的清朝民眾所想象不到的，比如1874年，英華人均財政支出是中國的261.07倍。

總而言之，雖然目前由於中國各個朝代經濟史料多寡不一造成許多朝代的統計資料並不十分準確，但是一些基本概念已經是比較明瞭，如農耕時代人均GDP天花板很容易達到，而且波動幅度很小等等。

這就說明農耕時代的人，他個人創造的財富是有限的，因此，整個社會財富總量和財富盈餘也是相對固定的。

也意味著在農耕時代任何以增加政府收入為目的的經濟改革，這個改革的實質就是加稅，而加稅的實質就是從民眾兜裡掏錢。

所以，司馬光主張的“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此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這一觀點，在工業革命以前就是經濟學真理。

而最後司馬光的預言成真了嗎？我們來看變法後期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對話：“陛下以為稅斂甚重，以臣所見今稅斂不為重……”（《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二、真正試圖拯救宋朝的是司馬光

司馬光反對王安石變法的另一個理由則不能明說，他擔心皇帝藉著“變法”為名集權，結果不出司馬光所料。

就連明太祖朱元璋也認為宋亡於王安石“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財，小人競進，天下騷然。”

為什麼司馬光會擔心皇帝藉著“變法”為名集權？

這要從北宋一直到宋神宗變法前的政治生態說起，關於北宋變法前的政治生態，大家可以去看王安石的《本朝百年無事札子》，我這裡就不摘錄了。

總之，北宋立國到神宗變法之前的核心政治思路，即“立綱紀”與“召和氣”，依靠制度的設定對權力進行制衡和監督，同時精心維護一種和睦融洽計程車風和政風。兩者相互配合；在這個體制裡，皇帝和執政的宰相集團分享最高決策權和行政權，任何一方都無法擺脫另一方單獨做出決斷和推行政策。政策的決策和執行過程受到監察部門的監督和制衡，監察部門可以提出異議干涉執行過程。

這樣架構的形成直接杜絕了那種皇帝自任聰明、躬親萬事而隨時可能出現的失誤和偏頗。中央而下的地方機構採用分離制設定，同一政區內設定相互平行的機構，形成獨立的行政管道和相互之間的監督制衡。這樣的政治結構的特點就是用決策和執行的速度換來政局的穩定和極強的糾錯能力。

而其制度設定的多重相互制衡和監督更是一改傳統的“明君能臣”模式而將不犯誤的責任從依賴個人能力轉而變為依靠制度監督。同時，作為軟體的配合，寬和的政風、“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者”的規則，也培養了知識分子階層積極參與政治、各抒己見的昂揚士風。

李裕民先生將這個皇帝與士大夫共治的體制稱為“皇帝時代最進步的體制”。

在這個體制下，皇帝扮演了怎樣的角色？宋仁宗曾得到過這樣的評價“仁宗雖百事不會，卻會做官家（皇帝）”。說“百事不會”是這個體制下皇帝最好的素質可能有些誇張，宋仁宗也並非萬事無主張只聽憑執政大臣處理，但其“守法度，事無大小，悉付外廷議”的自覺接受各種權力制衡和監督卻是維持這一體制的必須。

顯而易見，在這個體制下，皇權受到了很大的束縛，這對於一個傳統意義上的“明君”、“大帝”來說是災難性的。沒有萬事斷自聖躬的無上皇權，也就沒有他們表現其“明”，其“能”的舞臺。

但是很不幸，宋神宗正是這樣一位勵精圖治，寄望“大有為”，平遼滅夏，恢復“漢唐雄風”的“有志青年”，他覺得在這種制衡體制下他什麼都無法發揮，他想做“快意事”。

當然，現在有學者認為宋神宗一開始就處心積慮的想利用王安石變法來集權，我不這麼認為，我認為宋神宗最初只是想做一些改變，因為這種制衡體系本身也是有弊病的，然而，在支援王安石變法過程中，在一次次在程式上繞過原來無法繞過的制衡措施，直至形成架空這個過程裡，宋神宗作為絕對君主制下的君主本能覺醒了。

他在變法後期踢開王安石，單獨策劃“元豐改制”，在恢復前朝（唐）規整的三省六部制的名義之下，徹底在制度上摧毀了仁宗時代定型的宰相對皇帝最高決策和行政權的分享和制衡，而將宰相機構變成君權完全的下屬，這樣一來，他終於完成了對舊體制的徹底摧毀和乾綱獨斷。

這種絕對的君主權對於英明的君主未必是壞事，但是問題就在於在“保證皇帝是生出來”而不是“打出來”的王朝，任何人，哪怕是神都無法保證每一代都是英明君主，而一旦這種絕對君權落在一個平庸的皇帝手裡，就會導致一場大災難。

宋徽宗就是最好的證明，和宋神宗時代的王安石不同，宋徽宗時期的蔡京這個宰相已經完全依附於皇權了，他如果敢說“與士大夫共天下”這種話，他就會立即被宋徽宗趕回家吃老米飯，誰也幫不了他；在這種環境下，蔡京想要鞏固自己的相權，除了對宋徽宗俯首帖耳，還能做什麼呢？

比如聯金滅遼這種事情，在宋仁宗時代，朝議一拖就能把這事拖黃了，可是到了宋徽宗朝，宋徽宗一聲令下，就得馬上去辦。

所以從這個角度看，保持制衡體制本身對宋朝才是最有利的，而極力反對王安石變法的司馬光當然才是真正為北宋著想的人。

無論從先秦儒家追求權力多元角度，還是現實政治角度，司馬光反對王安石變法深層次理由其實是擔心皇帝專權，在一個絕對君主制的國家，好不容易才對皇帝有了一點點制衡，這真需要“天時地利人和”，比中五百萬機率小多了；可要破壞這種制衡，在絕對君主制國家又太容易了。

綜上所述，司馬光不但是偉大的史學家，更是農耕時代偉大的經濟學家和政治家，或者說他是一位古典時代真正的保守主義大師。司馬光才是真正的儒家代表，是真正把書讀明白了，把書讀通了的智者。

司馬光，偽君子。自以為道德完人，保守到變態。拜相之後，凡王安石新法，不論好壞一律廢除；凡王安石所用之人，一律罷黜。王安石從西夏收復的失地，他就還給了西夏。他還挑新黨、舊黨之爭，導致政局動盪，直接斷送北宋擺脫積弱積貧的唯一機會。

司馬光是一個偉大的歷史學家，但並不是一個好政治家。

有人認為他是奸臣，但奸臣也是需要有手段和見識的，但司馬光顯然不配。他就是純“愚”純“腐”。

政治的事情還是讓政治家來作，以一個人的學術成就去倒推一個人的政治才能，就好比對母親孝順的人一定會對配偶忠貞一樣太可笑。

他是真心信奉他那一套祖宗傳下來“義優於利”“名大於實”的治國理論，又堅持君子和小人之分以盡驅新黨，盡廢新法，開黨派相互傾軋之先河，惟其如此，他的遺害也更惡劣。這是一個迂腐頑固、偏執狹隘、毫無治國才能但有博學賅通的複雜人物，但不太承認司馬光對歷史的發展方向有敏銳且深刻的見解。我們去看司馬光對自己的總結時：

“自髫齒至於弱冠，杜門讀書，不交人事。仕官以來，多在京師，少歷外任，故於錢穀、刑獄、繁劇之務，皆不能為，況為軍旅，固所不習。獨於解經述史、及以愚直補過拾遺，不避怨怒，則庶幾萬一或有可取。”

指望這樣一個書呆子能正確認識北宋的時勢，判斷歷史的動向，可能嗎？“愚直補過拾遺，不避怨怒”在個人的修養方面固然值得稱道，但要用在治國無疑是國家的災難，二元對立的思維於為政毫無益處。很明顯，司馬光親自證明了什麼叫“愚直”。深入研究過北宋朋黨政治的人，無疑不把元祐時期司馬光復位當作北宋命運的轉折點，而並非王安石的變法。

儘管承認王安石變法有諸多缺陷，但是受制於形勢（神宗的治臣之道、舊黨的反覆攻擊、新黨的自我分裂、王安石心灰意冷）等等，新黨實在沒有時間和機會對其變法弊端進行調整，但這個罪不應該算在王安石一個人頭上，起碼以上四方力量都應該各分其罪。但不得不承認變法為國家積攢了二十年的財富；收復疆土，士氣為之一振；免役之法民以為便；三冗問題得到扼制。

司馬光幹了什麼呢？元祐末期，三冗問題更甚於神宗變法前，僅僅數年財政告急；軍事要塞拱手送人，軍事廢弛，貪墨舞弊，西夏入川渝如無人之地；士氣頹靡，姻親子弟遍野，惟以請託為務；政務廢弛；以高太后為全力依託，無視哲宗，犯政治大忌，何來的政治先見？更重要的是全力打壓新黨，更開紹聖、崇寧新黨傾軋舊黨之先河，新黨打壓舊黨之手法全學司馬光等舊黨的手段而已。

司馬光唯一政治才能就是結交黨人，寫文章上奏罵新法諸多不變，但實際對於北宋政治毫無一建設之處。理論一套又一套，就是拿不出真方案問這個事怎麼辦？就算拿得出的解決方案，也很弔詭。

現在國家局勢不太好，怎麼辦？司馬光：挺好啊，盛世啊，國家富強，人民安居樂業，沒毛病……

那司馬光你說說國家現在有什麼問題？司馬光：皇上你今天遊園了，不好；你看女人打架了，不好；你讓駙馬去當官了，不好；皇上，公主家的奴僕有點多，不好……

改革一下行不行？司馬光：emmmm，不行，祖宗之法動不得、孟子曾經曰過，巴拉巴拉……

國家政事效率低下怎麼辦？司馬光：那肯定是人的問題。先選些有德的人，春風化雨慢慢教化……

財政緊張問題怎麼辦？司馬光：那肯定是皇親國戚鋪張浪費了，先從皇家做起，你們省著點用……

那文彥博、富弼家聽說富裕得一比啊？司馬光：那是先皇優待忠臣，是大義啊……

王安石：我想變個法？司馬光：哇，你個重利輕義的小人，你這是置百姓之性命於不顧哇……

王安石：我寫了書（《三經新義》）。司馬光：你寫的什麼玩意，看看我寫的《資治通鑑》，全是治國之道啊，鉅著！！

王安石： 那你給你找個地去養老吧，我找別人推行新法？司馬光：好的，你們這群小人同流合汙，狼狽為奸，滿朝小人……

聽說司馬光很窮啊？司馬光：是的呢。天太熱，我都必須到地下去納涼，君子固窮，我都不把這些放在心上。但是我最近在洛陽買了個房子——獨樂園，好開心，眾樂樂不如獨樂樂。

範純仁：司馬光咱們一起玩吧？司馬光：好哇好哇，你再叫上文彥博、富弼、蘇轍、邵雍等……我們先去看牡丹，再去富弼家玩，完了舉行個宴會，咱們寫寫詩，順便罵罵王安石……

某人上皇帝書：司馬光是個好人。司馬光：我覺得你說的對。你是君子。不跟某某人一樣……

最近朋黨有點厲害啊？司馬光：君子以義同，小人以利同，我們是君子，那是不可能的，但是，你看文彥博、範純仁、蘇轍、程顥等等等等就都很好啊……

哲宗上位就變父親神宗的法度，不合適吧?司馬光：那是以子改父之道，當然不合適了，咱們可是以母改子，道義甚通啊，禮法巨在啊！！！

困擾北宋的軍事領土問題怎麼辦？司馬光：不要了唄，腳痛斷腳，軍事要塞又怎樣，對敵人要心懷慈悲……

新法還是有好處的，不能全廢行嗎？司馬光：祖宗之法不能改，不能開國家重利之先河，生財就是害民，廢廢廢……

對舊黨咱們能不打擊過甚？司馬光：小人（新黨）都都都都給我滾到邊邊上去。……

把諫官都安排成舊黨，不就是一言堂了嗎，是不是不太好？司馬光：這些人都很賢能又是一心為國，不能因為我的原因就讓人家不在其位吧，我願意退（也沒退）……

新黨要是回過勁，打擊舊黨怎麼辦？司馬光：要是天佑大宋，這個事情肯定不會出現的……

你（司馬光）要死了，還有什麼遺言嗎？司馬光：新法不廢，我死不瞑目……

當然，《資治通鑑》的歷史價值很高，這一點毋庸置疑。

請先把舌頭捋直，繞個口令：

今天來說說

司馬缸砸光

司馬缸砸缸

司馬光砸光

Shi馬光砸缸

Shi馬光砸光

Shi馬缸砸缸

哦，是“司馬光砸缸”的故事！

這個故事耳熟能詳，那麼請問：司馬光當時候砸缸救下的小孩兒到底是誰呢？

他就是“上官尚光”！

沾這兩位的“光”，我們來重新認識一下上官尚光：

司馬光和上官尚光是從小就玩在一起的好朋友

他們生活在北宋時期

當時的司馬光只有7歲

因為司馬光救了他

他為司馬光建了感恩亭

他讓後代把這個故事一直流傳下來

直到你從小學課本上再次遇到他們

但正史裡對上官尚光的介紹很少

也很正常，哪有那麼多人能讓世人記住

在偉岸的歷史長河裡

有正有邪

有偉大的人

也有更多平凡的人

但是因為他的感恩

歷史還是留給他光芒

那就來聊聊司馬光吧：

司馬光：

出生於1019年11月17號

屬羊，天蠍座

別的不說

至少在砸缸這件事上

體現出了司馬光

屬羊人的善良和天蠍座的智謀

值得一提的是

司馬光也是咱們山西人

話不多說，先鼓個掌

19歲的時候考取了進士

是個很聰明的孩子

然後就去做官了

但是他反對王安石變法

一氣之下就不做官了

這一離開，就是15年

回家之後他幹了些什麼呢？

那本眾所周知的《資治通鑑》

就是在那會兒寫的

別看他看不慣朝廷某些做法

就以為他耿直、倔強、不好相處

實際上

司馬光待人溫和

對人畢恭畢敬

平時很謙虛

就是個溫柔善良的小綿羊

而且做事也很認真

肯下功夫

“日力不足，繼之以夜”

從他寫的書就知道了

怪不得稱他為“司馬溫公”

確實很有屬羊的溫柔個性

7歲的他可以做出“砸缸”的明智之舉是有基礎的：

雖然只有7歲

他早已可以背下《左氏春秋》來

而且還能理解其中的意思

想想自己的7歲

還真是老臉一紅

關鍵是司馬光這孩子

聰明也就算了

還特別懂事

懂事也就算了

還特別沉著冷靜

典型的“大丈夫”氣質！

說實話

能有幾個有智慧的人沉得住氣？

就怕別人不知道他多厲害

懂事的人太令人佩服了

特別是他替別人著想的時候

不會讓別人為難

待人有禮貌

這是骨子裡練就的修養

修養，修養

都是平時一點一點“修煉”出來的

真正有修養的人騙不了人，也裝不出來

所以，我特別想說一下司馬光的懂事

情商真的很高

除了砸缸，司馬光另一件值得稱讚的事：

如此儒雅的君子

遇到事也是理智的

除了能幹出砸缸救人的事

還有一件事也值得一提

當時候

年幼的司馬光跟著父親到處出差

那是經過四川的地界

氣候比較潮溼

各種蟲子等小動物很多

路上突然遇到一條蟒蛇

一個小孩子

他幹了什麼

不慌不忙

眼疾手快

拿劍刺中蛇的尾巴

嚇得蛇趕緊跑了

一個小孩子

看見恐怖的動物

沒有嚇得躲在父親懷裡

而是冷靜拔劍和蛇戰鬥

而且

他並沒有將蛇置於死地

只是給它點“教訓”

這才多大會功夫

司馬光竟然做事如此令人佩服

能做出砸缸的事來

確實有這個能力

司馬光非常招人喜歡：

小司馬光一路上跟著父親

見識到了很多

也學會了很多

因為聰明懂事

父親的朋友們也很喜歡他

這喜歡不只是說說而已

有的人提出要把自己的女兒嫁給司馬光

還有的在司馬光父親逝世後就把司馬光當兒子來養

後來司馬光長大了

他自己也結交了很多知心朋友

還有很多忘年之交

彼此都有著深厚的感情

令人羨慕

可以感受的出司馬光是個很好的朋友

司馬光人品好到“發光”：

1086年10月11日

司馬光逝世了

享年86歲

即便是人已經沒了

有的百姓即使窮得叮噹響

賣掉衣服也要祭奠司馬光

大街上車水馬龍多大聲音啊

但是也被百姓的哭聲蓋住了

更誇張的是

老百姓把司馬光的畫像掛在家裡

吃飯之前會先祭拜他

然後才開始吃飯

康熙年間

司馬光同入了帝王廟

我想不用再多說什麼了

從老百姓的舉動中就可以明白

司馬光一定做了許多好事

而這些事都是發自內心的

不是表面文章

司馬光

你越瞭解他

就越覺得不需要去懷疑他的人品

他也是

你不需要完全瞭解他

就知道他一定是個好人

司馬光餘生精力獻給了他的《資治通鑑》：

他把後來的精力都用在了《資治通鑑》裡

成書兩年

積勞逝世

這本書是有魔力的

為人君而不知《資治通鑑》

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

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

為人臣而不知《通鑑》

則上無以事君

下無以治民

他的好

真的是可以讓人實實在在感受到的好

一生清貧

沒有想過納過妾

有這樣一個朋友，真好

當再次理解“司馬光砸缸”的故事

相信你有了更多的感觸

原來歷史上

還有司馬光這樣一位“好朋友”的典範

祖上榮光

人品發光

後人沾光

司馬光

你是電

你是光

你是唯一的神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