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時期，全華人口多達5900萬，這也是華人口數量第一次突破五千萬大關。除了王莽篡漢與東漢開國戰爭導致人口明顯下降，其他時間段內並無太大波動。

三國時代拉開帷幕之後，全華人口也就此進入快速下行通道，並從此一落千丈，出現令人瞠目結舌的銳減。

經過長達將近一個世紀的三國亂世，到公元280年，據《晉書》記載，全國此時有將近3百萬戶，人口約一千多萬。也就是說，三國時代導致全華人口損失五分之四，銳減4千萬左右。

這就導致了題主的問題，為什麼能養得起那麼多的軍隊？

眾所周知，當時長江以北的中原、江淮地區，是全國農業和經濟最為發達興盛的地區，也是人口密度最大、數量最多的地區。自然成了必爭之地。激烈的戰火導致大量人口傷亡，大量百姓死於戰爭帶來的沉重勞役之中。而為了躲避戰亂，大量人口逃亡，造成耕地拋荒無人耕種，反過來導致嚴重的饑荒，使得人口非正常死亡的趨勢愈演愈烈。

中原屬於農耕文明，軍隊出征需要大量的糧草和物資。一般來說，一個士兵在前線的消耗，需要10多個農民來供給。這麼一算，就能明白，1000多萬人口，差不多能養活百萬大軍了。

三國時期，群雄爭霸，消耗了大量的財力、物力和人力，硝煙四起。戰亂導致全華人口損失五分之四，銳減4千萬左右，後期人口不過千萬。然而古代戰爭動輒幾十萬上百萬大軍，想要動用他們的衣食住行和武器消耗，單單靠人口財政稅收這一項是遠遠不夠的，這絕對是一個天文數字。那麼他們到底是靠什麼來養那麼龐大的軍隊的呢？

歷史上摸金校尉和發丘中郎兩個官職，正是曹操所設立的。為了籌措軍餉，曹操發動自己的軍隊，進行大規模盜墓，這些專業團隊所過之處，幾乎達到了無骸不露的地步。曹操幾乎把永城芒碭山西漢王陵盜掘一空，得到的金銀財寶數不勝數。光靠盜墓一項，曹操的軍隊三四年之內不愁糧餉。眼看著曹操大發橫財，袁紹、呂布和孫權這些人，也都有樣學樣開展自己的盜墓活動，這也造成了考古學上常說的：漢代墓室幾乎十室九空。

我們都知道三國時期，魏、蜀、吳三大政權鼎立，那麼同樣需要供養龐大軍隊的另兩位是如何籌措軍餉的呢？

劉備攫取財富最主要的方式就是大量發行貨幣。古代的錢幣完全以銅為主，而劉備所發行的錢幣裡面含銅量卻很少，但是面值卻很高，劉備所發行的每枚直百錢兌換當時流行的五銖錢一百枚。在實施不久，通貨膨脹就顯現了出來，物價越來越高，手裡的貨幣也越來越不值錢，百姓被用另外一種方式壓榨，生活在水深火熱的地方。諸侯之間的爭霸，最終苦的是百姓。相比於曹操的經濟來源，劉備的更加過分。

這就是三國時期各個國家供養軍隊的方法，有人說劉備偽善善於收買人心，這樣的說法雖然有些偏激，卻也不無道理。掘人墳墓，固然算不上什麼正大光明的行為，但是和掠奪百姓財富相比，曹操的做法似乎更容易讓人接受一些。曹操的做法雖然令人不齒，但他起碼沒有折騰百姓。孫權的做法也沒有對百姓造成太大的傷害，而劉備的做法是在讓人憤指。

中國古代自魏晉南北朝之前都是全民皆兵的制度，華人上馬為兵，下馬務農，在這種情況下，三國時期千萬人口能夠支撐百萬軍隊級別的戰爭也就不奇怪了。

中國兵源制度的演變與中國民族融合的程序是同步的。

晉朝以前，包括三國時期，由於大部分戰爭屬於漢族政權的內部鬥爭，因此各個政權基本上都採用全民皆兵的耕戰三軍制度，漢人上馬為兵、下馬為民，崇尚武力，所以戰爭的規模都很大。

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由於五胡入主中原，鮮卑人建立的北魏政權為維持自己的統治便建立了府兵制，使當兵成為鮮卑人的專利，他們戰時當兵、閒時務耕，而漢人則成為純耕種的農民，以此消磨漢人的尚武精神。

北魏時期的府兵制帶有明顯的民族隔離色彩，只不過由於其軍事上自給自足的優勢，才在後來的歷史發展中被唐、元、明等朝代的建立初期所採用，但由於其對軍籍的固有侷限，所以在發展後期基本被募兵制所取代，比如明朝嘉靖年間衛所戰鬥力極低，曾發生53名倭寇橫行東南三省殺死殺傷四千多明軍的奇聞，後來剿滅倭寇的戚家軍便是放棄衛所而採用募兵制建立的。

也許有人會問，即使是全民皆兵，在城頭變換大王旗的三國時代，普通百姓難道就甘願為了一個前途未卜的諸侯賣命？

事實上，與春秋戰國、秦漢時期的全民皆兵帶有一些國家色彩和民族色彩不同的是，三國時期的農民打仗不是為了別人，而是為了自己的生存。

封建社會，土地是核心的生產資料，而作為州牧和刺史的諸侯們對治下的土地擁有合法的管轄權，有些甚至直接擁有大片封地，同時在軍事力量的保證下，使得當地的農民只能在服從諸侯管理、參與其對外軍事鬥爭的情況下才能在土地上進行生產。

即使他們想逃亡也只能成為流民，因為作為生產資料的土地永遠逃不了，被牢牢把持在諸侯的手中。

這就是三國混戰時期全民皆兵的經濟邏輯。

土地作為封建執政者維持其統治的核心工具，其在中國整個中國封建發展史上一直髮揮著重要作用，歷朝歷代統治者都透過耕地將人口固定在自己的統治之下，為此還衍生出安土重遷的儒家思想和重農抑商的經濟政策。

安土重遷帶有明顯的農耕色彩，從政治角度來解讀的話，即，只有減少人口對外流動，才能保證人口增長和國家發展潛力。這種被統治者鼓勵的思想一方面維持了中國的穩定，另一方面則在15世紀以後阻礙了中國的海洋擴張，而歐洲國家則在這方面走了完全相反的道路，如美國就是一個歐洲移民建立起來的國家。

重農抑商則更為直白的反映了封建統治者希望透過農業、透過土地將農民圈固在自己統治之下的小心思。試想，如果工商業得以發展，不依賴土地作為生產資料就能自給自足的工商業者又怎麼會服從其統治呢？按照這個邏輯，明清實行海禁、閉關鎖國也就可以理解了。

但是到了公元220年，三國形成之後，這種劫掠地方、吃活人，或者盜挖墳墓、吃死人的方式已經出現轉變。曹、劉、孫三個政權，大都不再用這種方式。

曹操在公元196年之前，其實在世家大族中的名聲並不太好，就因為他是靠“盜挖墓葬、吃死人”的方式來補充軍費的，當時陳琳為袁紹寫討伐曹操的檄文中先提到了：“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

甚至還在文中詳細描繪出：曹操帶領發丘中郎將等軍士挖掘墳墓的情景，"(曹)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屍，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

但是到了公元196年，此時歷經離討伐董卓有6年了。也就是曹操在發小袁紹的協助下，打敗呂布，重奪兗州，並佔據徐州之後。

曹操的謀士棗祗，在參考文獻，已經看到青州軍的屯田模式後（青州軍前身是黃巾軍，是一支軍民結合的農民軍，在公元192年投降曹操）。在公元196年時，向曹操提出了“屯田法”，需要注意的是，“屯田法”並非是棗祗所創，早在西漢時期就已經有了，只是當時的書籍等科技的制約之下，此法主要是中樞部分人員才懂。

根據《三國志》裴松之注的介紹，是曹操在擊敗潁川汝南一帶的黃巾軍，奪得了一大批耕牛、農具和勞動力後，棗祗向曹操建議利用這些農具，在許昌一帶開墾土地，實行屯田。

而後曹操就任命棗祗為屯田都尉，全權負責了屯田事務，主要措施是，曹操所控制的地區內，由”政府“提供無主土地、耕牛、農具、種子”，然後招收流民或者是將俘虜，按照軍隊的方式編為各個小組，施行農墾，據說當時的屯田制度規定的收成比例分配是五成（也有說法是七成）。

也就是說，當時在曹操集團中的軍屯人們，需要在收成之後，提供給曹操集團五成的收益。當然在當時亂世之中，這種高賦稅的方式，卻是讓存活下來的人最後的希望了。

根據《三國志》的記載，棗祗的屯田，第二年就為曹操提供了“谷百萬斛”。

這還僅僅是許昌一帶的試點收入，因此支援起曹操能在亂世之中展露頭角、雄霸天下的根基就出現了——屯田制！

到了公元220年，曹操死後，漢獻帝禪讓曹丕，曹丕建國之時，曹魏集團之下的屯田制，已經發展成為：“軍屯”、“商屯”、“民屯”三種模式。源源不斷給曹魏集團輸送糧草、兵員，甚至其“商屯”、“軍屯”的模式，還讓曹魏集團再次從南匈奴等異族手中，奪取了河套、遼東平原等等之地。

由於孫堅、孫策等人是屬於江東一帶的外人，在其攻入東吳之時，其軍事實力、人數、人才都無法滿足得了全面控制東吳，因此只能選擇一種妥協、合作的模式，以最小代價來佔領東吳。

所以，東吳的政治格局就形成了一種：地方豪族、江東外來人共同平衡著東吳政權。

根據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探究的說法，東吳時期，已經有印度的商人達到泉州港進行海上貿易。而東吳的軍艦，已經達到過占城等地購買糧食的記載。

當然在孫權時代，孫吳出現了一個“吃豪族大戶”的狀況。

即：孫權為了獲取更多的軍費、兵員，不顧一切破壞了孫策的策略，對東吳當地的地方豪族動手。

所以《三國志》的作者陳壽都說孫權是白眼狼：“割據江東，策之基兆也，而權尊祟未至，子止侯爵，於義儉矣。”

後來隨著戰爭的白熱化，孫權還發行過一種大錢，俗稱“大泉當千幣”，即是一種劣幣豪奪地方的政策。根據史書的記載，當時孫權的政令，命令這種錢，一枚能抵漢五銖錢一千錢。

當然很快就遭受了地方的全面抵制，這種劣幣政策也僅僅運行了一年就隨著孫權臣服曹丕而取消了（也就是荊州戰役之後不久）。

在劉備攻取益州之後，荊州被曹魏、孫吳所奪取。導致了蜀漢政權的財政收入削去很大一塊。因此劉備在佔據益州之後，為了獲取軍費，通過了一種較為惡劣的政策，來掠奪民間財富。

幕僚劉巴給劉備上了一策，發行自我的貨幣體系。

蜀漢劉備、諸葛亮時代，蜀漢區域的貨幣，並不是漢五銖錢，而是蜀漢自行發行的貨幣。也就是說，不管是外匯、還是地方，所有五銖錢都被政權收歸所有。民間只能流行“直百五銖錢”。

“直百五銖錢”：顧名思義，蜀漢政權所發行的貨幣，一枚能抵五銖錢五百。

並且施行對統治區域內的物價，進行全面干預和調控，通俗點就是蜀漢的物價由政權說得算。

這種行為，若是在可控之下執行的話，不會造成太大的通貨膨脹，且也能快速積累軍費。但是這種行為必須要建立在其有效控制區域內的糧食產量、及儲存穩定，以及人口波動不大、科技實力相對領先的前提之下。

但是這種前提，並不是蜀漢一州之地所具備的，因此能看到，蜀漢政權的暴兵在開始時，是宏大的，基本壓著曹魏集團的西北打。可是隨著戰爭時間的不斷推移，其國力逐漸陷入了後繼無力、甚至崩潰的現象。

所以當諸葛亮剛死不久，曹魏集團的一次反攻，只是僅僅千人越過山脈，就逼迫了益州當地的豪族們，選擇投降。

（其實換位思考下，為什麼勸劉禪投降的，大都是益州本地人？而劉禪為什麼要投降這千把軍隊？）

其實戰爭潛力最大的應該是孫吳政權，只是在孫策時期，遺留下來的政治格局，孫權並沒有能力去破除，反而成為了最後制約孫吳發展的障礙。

而曹魏集團的屯田制度，在後來，逐漸被世家大族所操控，最終反噬其身。

越是亂世越招兵，這似乎成了一條歷史規律。

招募了許多兵，自然就有個如何養活軍隊的問題。

在三國時代，經過70多年的戰亂，如黃巾起義、董卓之亂、緊接著李傕、郭汜之亂，諸侯割據，軍閥混戰，使漢桓帝時期的人口5649萬，銳減為777萬。

據史料記載，蜀漢劉禪炎興元年，公元236年，蜀漢人口為94萬；曹魏曹奐景元元年，公元236年，曹魏人口為443萬；孫權赤烏五年（242年），東吳人口為240萬。三國合計總人口777萬。

（不過，據後世學者考證，上述人口基本是列入戶籍的農業、工商業者人口，其他還有未列入戶口登記的，如：世家豪族蔭附戶，屯田生產者，兵吏及家屬、逃戶、遊民等，實際人口大約在3000萬。）

而三國時期的軍隊，最盛時大約有90萬。魏國約50多萬，蜀國約10多萬，吳國20多萬。按照古籍明確記載的人口777萬人口計算，相當於8.6人養活一個士兵。

如何養活這些軍人呢？魏吳蜀三國，基本有以下幾個途徑：

一、實行世兵制，及招募、收降以補充軍隊；並從少數民族中獲得大量兵員。

如魏的烏桓兵、涼州兵，蜀的南中飛軍、叟兵，吳的山越兵等；還建立了撫卹制度，對死亡計程車卒收殮葬埋，送至其家，官為設祭。對傷殘將士，免徭役，授土地，給耕牛，分米穀等。用這些措施增加兵源，減少農業人口的兵役。

二、屯田制度

曹操曾實行屯田制。曹操的《置屯田令》規定：“持官牛者，官得6分，百姓得4分；私牛而官田者，與官中分。”這一制度部分解決了軍糧問題。

蜀國姜維、吳國孫權都曾實行過屯田制。

三、曹操採取了戶調製度

曹操曾釋出《收田租令》，規定“其收田租畝4升，戶出絹兩匹，綿兩斤而已”。這一改革，把漢代的定率田稅改為定額田稅，把人頭稅改為按戶徵稅。增產不增稅，提高了農民種田的積極性。流民紛紛歸田，農業生產得以恢復。

四、東吳實行租、賦、算、稅四大類

“租”主要為田租，按田畝多少與產量高低相結合的辦法分等級徵收，以實物繳納為主。“賦”主要有算賦、更賦，計口徵收，所納多為錢幣。

“算”主要有算緡（mín）、算貲（zī）、戶賦，主要是對商人、手工業者、居民等徵收的財產稅，多按財產的多少分等徵收，用錢幣繳納。

“稅”主要有關稅、鹽鐵稅或專賣、酒稅或專賣、市稅等雜稅，一般按貨物的數量多少徵稅，以徵收錢幣為主。

五、蜀漢的口賦、算賦、田租、鑄錢、貢品等。

口賦是對未成年人徵收的人頭稅；算賦是針對15歲以上、56歲以下的 成年人徵收的人口稅；蜀漢的收入還有田租。

另外，蜀漢還鑄造“直百錢”，其中五銖錢與直百錢並用，錢面有鑄字“直百五銖”以平衡物價。

鹽鐵專營對蜀漢也有很大幫助；南中地區進貢的金、銀、丹、漆、耕牛、戰馬、蜀錦等貢品，令蜀漢軍費有所供給，國家富裕，為諸葛亮北伐提供物資。

六、盜墓掘墳，增加財富

這是暫時性措施，曹操曾經為解決經濟問題，專門成立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等職務，對古墓進行發掘，以搜刮金銀珠寶，充實軍用。

首先，作者這個問題有先入為主的傾向性在裡面，即：認為三國時期人口基數與軍隊數量對比不合乎常理，為回答這個問題，先介紹下一個基本的軍事常識：軍事理論學認為，一個國家的極限動員能力為國家總人口的15%，超過這個限度，國家執行就會發生困難。因此十人養一兵理論上是完全能夠做到的，只不過經濟執行會出現一定的困難。那麼下面我們看看三國時期各華人口基數與軍隊數量各是多少呢？

首先，《三國演義》這本書裡的介紹是沒有參考價值的，因為其本身的小說演義性質，往往帶有誇大的成分，比如說官渡之戰，袁紹將兵七十萬；赤壁之戰，曹操恫嚇東吳，下書孫權：今治水軍八十萬眾，方與將軍會獵於吳。劉備起兵伐吳為關張報仇，帶兵75萬等等，這些數字都是虛數，威懾意義更大些，因此不能作為憑據。

景耀六年蜀漢滅亡時的人口，王隱在《蜀記》中記載“戶二十八萬，男女口九十四萬，帶甲將士十萬二千，吏四萬人”。大致軍民比例十分之一，考慮到當時戰爭連年，國家政策必然向軍事傾斜，因此這個資料比例是合乎常理的。魏國建立後，共有87郡及十二州，人口約500萬，國土面積約290萬平方公里。總兵力約45萬，主要部署在西線雍涼7萬，南線荊豫10萬，東線徐揚10萬，還有洛陽及各據點約15萬。魏國的軍民比例也在十分之一左右。吳國有32郡及三州，東吳人口約230萬，國土面積約150萬平方公里。總兵力約25萬，主要部署在濡須口，南郡等長江沿線據點。由此可見，三國時期，各個國家的軍民比例大致都在十分之一上下。

關於這一點，還有其他資料可以佐證：曹魏後來滅蜀時，鍾會統兵10多萬、鄧艾3萬多、諸葛緒3萬多，總計是18萬魏兵。後來取代魏國的晉朝在佔據蜀地的前提下滅吳所動用的最大兵力是20餘萬。這樣的滅國之戰所動用的兵力數便是那個時代國家最大出兵人數的真實寫照，因此不會出現動輒七八十萬人的大戰。

關於三國各是如何養兵的這一點，三個國家各有其辦法，又有些相同之處。

曹操時代，為恢復生產，保證軍隊給養，就在許昌實行了屯田制，估計大約有一般的兵力是自給自足，也就是二十餘萬的樣子，戰時為兵，閒時務農，這樣就大大減輕了國家負擔；另外，曹操還創設了摸金校尉這一職位，專門用來搜刮幕財，據記載，這塊的收入也是相當的可觀。而蜀國劉備初期採取的策略相對就短視了些，自從得到徐州士族的支援下掌控了徐州之後發現世家太有錢了，於是一直和世家打好關係並依靠世家的支援來供養軍隊。再後來在領地內廢除了五銖錢然後發行了自己的貨幣，而且自己印的貨幣比市面上的五銖錢還要多，當然這個辦法必然會引起通貨膨脹，但短期內確實解決了軍隊的財政問題。

另外還有一點就是當時的兵役制度。 三國形成之初，沿襲東漢，主要實行募兵制。至建安年間，因長期戰亂，逃兵增多，人口減少，募兵困難，曹操、劉備、孫權都開始逐漸實行不同名目的世兵制，以確保兵源。曹操將士兵家屬集中居住，作為人質，並從中獲取後備兵員。其兵稱士，以服兵役為終身義務；其家稱士家或兵戶、軍戶。士家另立戶籍，與民戶分離，子孫世代為兵，士兵叛逃罪及家屬。同時，規定士家女子不得外嫁，士死後寡妻遺女仍配嫁士家，以繁衍士裔。吳還實行世襲領兵制，將帥世襲，所統之兵亦世代相襲，家屬隨軍營居。三國時期，除世兵制外，又用招募、收降、徵兵補充軍隊。還以多種手段，從少數民族中獲得大量兵員。如魏的烏桓兵、涼州兵，蜀的南中飛軍、叟兵，吳的山越兵等。而這一制度比起招募職業軍人來也是能夠減輕不少財政負擔的。

這是麼得感情的雜學家大文豪在2020年3月29日寫下的問答【4】

諸葛亮

《蜀記》記載，蜀國滅亡時人口約90萬，帶甲將士約10萬2000，平均每9人便有一人為士兵。

之所以蜀國能夠做到這一步，主要依賴於諸葛亮在蜀國內部從上到下普遍實行的法家制度。法家施政方式的精髓源於秦國改革後的一系列制度，其中最為核心的便是“耕戰”制度。在這一制度下，再加上諸葛亮大量設定監察官員進行高壓統治，使得蜀國內部政令統一，當作為權力核心的諸葛亮提出意見的時候，不會有任何反對的聲音。

應用到普通百姓的層級，便是如同行政命令一般的“耕種指令”和“作戰指令”。同時，蜀國內部經濟結構非常簡單，除了農民和官僚以外，幾乎不存在貴族和商人勢力，這就使得官僚的命令可以完全的在民眾之中施行。

如果說，正常的封建社會形態，上層對農民施行行政命令就像用筷子夾著筷子再去夾菜的話，蜀漢上層對農民施行行政命令就是直接用筷子去夾菜。因此，蜀漢才能以人口體量不到百萬的狀態保有十萬戰兵。儘管這十萬戰兵多數並不能算作職業軍人，只能算做有一定作戰經驗的武裝農夫。

周瑜

東吳政權有一大特色，那就是錯綜複雜大族豪強勢力。由於三國時期的東吳地區多山多水多丘陵的特殊的自然環境，使得東吳士族習慣於築寨築堡，藏私農，養私兵。所以自孫策虎踞江東以來，孫氏面對的最大問題一直都是如何控制和平衡江東內部各勢力的力量大小。

這個背景也解釋了為什麼堂堂東吳，在赤壁之戰的時候，孫權隨全力支援周瑜對曹操作戰，但只能派給他三萬兵的原因。

而這種相對混亂的內部政局，反而給了東吳在後期保有大量軍隊的可能。

面對魏國乃至晉國的威脅，江東士族第一反應都不是團結一心，一直對外，反而是擁兵自重，儲存實力，為的是投降後能以此換取更多的政治資本，因此東吳兵多將廣但戰鬥力約等於零。同時，這也是為什麼儘管吳國沒滅國時仍保有超過二十三萬戰兵卻“無”觸即潰的原因。

司馬昭

魏晉能夠得以保留規模巨大的軍隊的根本原因便是中原地區遠較江東和西蜀土地肥沃，再加上曹操一直推行屯田制，使得不論是魏國還是晉國始終都保有著遠超江東和西蜀人口數量之和的人口。

這算是正常封建社會的基本構架，與江東和西蜀極端而特殊的社會情況大相徑庭。人口基數相對較大，意味著兵源更廣，兵源更廣意味著可招收計程車兵就越多。除此之外，屯田制下，農夫在農閒時期依舊要接受一定的軍事訓練，以便於在戰爭爆發的時候作為輔兵加入戰鬥序列。但是由於三國各自其實由於連年戰火都比較虛弱，為了不在另外兩國面前露怯，三國均不會刻意區分戰兵和輔兵，只言總數。而這些武裝農夫就被充作“正兵數”以壯聲勢。

我們都知道三國是東漢末年的割據稱雄造成的（東漢末年分三國），東漢全盛時期的人口約6000萬，但是經歷了漢末黃巾軍動亂和軍閥割據戰爭，整個中國的人口已經大量下降。而三國時期又是高度緊張的戰亂時期，人口再度大量消亡。根據統計，在三國末期。當時人口最多的魏國僅有人口443萬、吳國是230萬，而蜀國最少，只有94萬。三國合計才767萬，加上各地的流亡黑戶等人估計也很難達到1000萬人口的關口。

當時各路軍閥共同面臨著連綿不斷的自然災害導致的糧食歉收絕收的一個巨大挑戰。有學者統計，漢末累計發生過較大的水災11次、大疫9次、震災8次、旱災6次、蝗災5次，導致北方和中原一帶人口銳減、糧食奇缺。

在這樣的一個情形下，各路諸侯們最初解決軍糧問題的辦法，一是誰有糧食就搶誰，跟土匪強盜沒區別，“無終歲之計，飢則寇略”。二是找到什麼吃什麼，袁紹、曹操的軍隊曾經靠桑葚幹度日，袁術的軍隊則靠水草和田螺果腹。

這樣下去也不是長久之計，所以必須建立穩定可靠的軍糧供給體系，才能在亂世中站住腳。最終，實施屯田，把無主荒地租給老百姓，或者組織士兵耕種，收取稅糧以滿足軍需，成了魏、吳、蜀的共同選擇。

曹魏屯田規模最大，充分保障軍糧

192年，曹操率軍在濟北大敗黃巾軍，俘獲了30多萬降兵、100多萬人口。曹操將其中具有較強戰鬥力的青年士兵編為“青州兵”，其他人口則為推行屯田提供了勞動力基礎。不過當時曹操實力不夠強，地盤也很小，只能隨意種植。後來曹操相繼奪得了兗州和豫州的廣大地區，所轄人口大增，這才有了比較穩固且迴旋餘地較大的地盤。196年，曹操接受蔣濟、王朗、王肅、華歆、棗祗、韓浩等人提出的建議，釋出《置屯田令》，明確提出，“夫定國之術，在於強兵足食”，在許下（今河南許昌）推行屯田。

曹魏集團的屯田分為軍屯和民屯兩種。軍屯的勞動力是士兵，種子、農具、耕牛等都由官府提供，所以糧食收成也都歸官府。民屯則不同，採用“計牛輸谷”的分成辦法。屯田的老百姓如果租用官牛耕種，則官府收取糧食收成的60%，其餘歸屯田客；如果沒有租用，則官府與屯田客五五分成。比例雖然固定，但官府收取的糧食數量卻根據每年收成的情況而變化，這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屯田的推行。到三國中後期，曹魏集團的大規模軍事行動，很少受到軍糧制約。

孫吳屯田，江東大族受益最多

江東地區沒有黃巾軍勢力可供收服，孫吳集團就盯上了山越人。200年，孫權上位，立即對會稽、丹陽、吳郡、豫章、廬陵等地不服從統治的山越人下手。孫吳屯田的規模大於蜀漢，但小於曹魏，主要分佈在皖城、廬江、丹陽、豫章、鄱陽、江夏等郡，效果卻非常顯著。

晉立國後，其安東將軍王渾曾派兵進攻吳國屯田的重要基地皖城，取得勝利，焚燬吳國囤積的糧食180多萬斛、稻田4千多頃、船隻6百多艘，從側面說明了孫吳屯田的成效。

孫吳屯田方法和曹魏又不大一樣：

第一，無論民屯還是軍屯，哪個將領能招來屯田的老百姓和士兵，其統領權就始終屬於誰，基本上可以任意役使，這與孫吳實行的將領世襲領兵制相一致。第二，孫吳集團經常把屯田客賞賜給重要將領，比如，孫權就曾經賞賜給呂蒙屯田客600戶。這些屯田戶被賞賜給將領後，就成為“復客”，只為將領勞動，不再向孫吳官府繳納租稅與負擔搖役。第三，孫吳集團的將領們可以利用屯田的收益，從事商業活動。

孫吳屯田的這三個特點，在增強孫吳集團軍糧供應能力的同時，也使江東的豪門大族獲得了穩定的軍糧渠道。這些大家族有地、有糧、有兵、有錢，最終尾大不掉，孫吳官府很難控制。這也為後來東晉的世族門閥政治奠定了基礎。

蜀漢雖也屯田，但是為了北伐曹魏

戰國時期李冰主持修建都江堰之後，成都平原就成為了農業發達地區，“水旱從人，不知饑饉”。而且，由於北有秦嶺，東有米倉山、大巴山，南有大婁山，西有龍門山，形成了天然的地理屏障，東漢末年的亂世對蜀地影響很小。

劉備佔領蜀地後，大賞有功之臣，給諸葛亮、法正、張飛、關羽四位主要功臣每人黃金5百斤、白銀1千斤、銅錢5千萬錢、錦緞1千匹，足以說明蜀地的富庶。當時，成都平原水稻畝產可達200公斤以上，而且基本上年年豐收。

263年，劉禪向魏將鄧艾投降，蜀國滅亡。此時，蜀國在冊的總人口不過94萬，如果沒有足夠的糧食產量，絕對無法支撐不從事農業生產的10萬軍隊和4萬官吏的。

古代亂世，軍隊根本不需要軍響，多少難民，饑民都附擁各種軍閥，能吃口飯，組織起來，形成勢力，不能別人弱肉強食就行。

所以不要以為多少萬人馬，就都是衣甲鮮明、刀槍林立的軍隊，那只是少數，大多數所謂軍隊，都是難民組成的。

三國演義幾乎是每個華人都耳熟能詳的名著，在羅貫中老爺子的這本書中，大場面可謂比比皆是。

官渡之戰中，袁紹興兵70萬教訓曹阿瞞；赤壁之戰裡翻身當老闆的曹操提兵83萬欲與黃鬚小兒會獵於吳；夷陵之戰中已經中年的黃鬚大叔再遭劉皇叔75萬大軍圍攻。

一言不合就興兵，一出門就帶幾十萬人無疑是三國演義中最常見的場面，如果放在今天，讓羅貫中導演電影，那麼場面大師老謀子絕逼會甘拜下風。

那麼實打實地說，三國時期各國真有那麼多兵力嗎？

我們知道三國的底子是東漢末年的割據稱雄造成的，東漢全盛時期的人口約6000萬，但是經歷了漢末黃巾軍動亂和軍閥割據戰爭，整個中國的人口已經大量下降。而三國時期又是高度緊張的戰亂時期，人口再度大量消亡。

根據統計，在三國末期。當時人口最多的魏國僅有人口443萬、吳國是230萬，而蜀國最少，只有94萬。三國合計才767萬，加上各地的流亡黑戶等人估計也很難達到1000萬人口的關口。要知道，即便在秦朝末年，中國的人口仍有2000萬之多。

這樣的人口基數顯然養活不了天文數字般的兵員，實際上根據蜀漢投降時的文策，當時蜀國滅亡時其兵員只有10.2萬人。而在蜀漢全勝之時，其兵力也很難超過15萬人。所以無論是劉備伐吳的夷陵之戰還是後來諸葛亮的六出祁山，蜀漢能動用的兵力估計最多也就十萬人左右。

而在吳國投降時其兵員總數是23萬。吳國由於地居東南地區，人口本就不多，在奪取荊州後，東吳的人口才得到了很大的擴充。為了擁有更多人口，當時的吳國甚至還逼迫當時在山林中的越人出山當兵，吳國軍隊中的山越之兵估計有好幾萬人之多。由於吳國投降時畢竟也是經歷過戰爭的，因此推想其全勝時期的兵員可能達到過30萬人。

而魏國當時佔據了中原地區，而且自其建國起中原便很少遭到兵禍，因此魏國的人口和兵員相對來說情況要好點。魏國四百多萬人口中，兵員有50萬到60萬人。當然了有這麼多兵員並不意味著其一次性便能動員這麼多人。

由於曹魏實行屯田制度，因此這個兵員數字中有不少都是屯田兵，屯田兵的戰鬥力比較弱，一般只擔負地方守衛任務，不會隨大軍出征。而魏國的能戰之兵就要被大大壓縮了。

此外魏國需要防守北部邊境和首都地區，國內重點關口也要留兵防守，這些至少要佔去20萬人。而魏國在淮河一線和隴西一線還要和吳蜀處於兩線對峙的狀態。因此魏國一般對外發兵的最大人數也就是20萬人左右。

比如說赤壁之戰時，雖然曹操號稱有83萬大軍，但是正牌的曹軍不過十七八萬，此外沿途歸降的荊州軍之類的地方部隊和民兵還有約七八萬人，總計動用的兵力大約在25萬人上下。

而當後來滅蜀時，鍾會統兵10多萬、鄧艾3萬多、諸葛緒3萬多，總計是18萬魏兵。後來取代魏國的晉朝在佔據蜀地的前提下滅吳所動用的最大兵力是20餘萬。這樣的滅國之戰所動用的兵力數便是那個時代國家最大出兵人數的真實寫照。

所以說羅貫中老爺子在《三國演義》中的大多數關於兵力的記載是誇張了的，“騙了”我們好多年啊！

羅貫中老爺子的三國演義中，動輒就是十幾萬，幾十萬人的大戰。官渡之戰中，袁紹興兵70萬攻打；赤壁之戰裡曹操提兵83萬欲與黃鬚小兒孫權會獵於吳；夷陵之戰中劉皇叔率75萬大軍圍攻東吳。

三國時期各國真有那麼多兵力嗎？

漢桓帝時期的人口約5600萬，但是經歷了漢末黃巾起義和軍閥割據戰爭，整個中國的人口已經大量下降。據統計，在三國末期。當時人口最多的魏國僅有人口443萬、吳國是230萬，而蜀國最少，只有94萬。三國合計才767萬，即使加上黑戶估計也很難達到1000萬。

根據軍民比例1:10來計算，蜀國大概有10萬人左右，吳國23萬，魏國也不會超過50萬。

因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劉備伐吳的夷陵之戰頂多也就十萬人左右，至於後來諸葛亮的六出祁山，除掉防守，以及糧草損耗，能動用的兵力估計也就2，3萬吧。為了維持北伐大業，諸葛亮專門在漢中屯田。

而吳國為了擁有更多人口，時不時就攻打當時在山林中山越人出山當兵，下山為民。

曹魏由於地盤較大，曹操最早實行屯田制度，兵力相較於其他兩國，還是比較多的，但因為不少都是屯田兵，戰鬥力比較弱，一般只擔負地方守衛任務，再加上防守的戰略要地多，魏國的能戰之兵就要被大大壓縮了。而當後來滅蜀時，鍾會統兵10多萬、鄧艾3萬多、諸葛緒3萬多，總計是18萬魏兵。滅吳所動用的兵力也就20餘萬。

由此可以看出羅貫中老爺子在《三國演義》中的大多數關於兵力的記載是誇張了的。根據實際兵力來看，糧草壓力還是不怎麼大的。

三華人口，大概魏國500多萬，東吳不到300萬人，蜀國不到100萬人。再加上週邊少數民族的一部分歸附，差不多不到1000萬人。

東漢末年打仗，將東漢的人口從五六千萬一下子降低到不到1000萬人，這其中有很多逃離了戰區，比如逃避到西北，南方，甚至逃到東北。

軍隊的比例基本是1比5，也就是魏國能支援100萬軍隊，東吳能支撐50幾萬軍隊，而劉備只能支撐起不到20萬軍隊，所以，諸葛亮對待少數民族首先是要留住人口，這樣才能有希望。

軍隊在不打仗的時候是要屯田的，也就是立即成為生產建設兵團，打仗的時候再出發打仗，所以，雖然幸苦點，但還是勉強能有糧草。

作為中國較早的一個歷史朝代，生產力欠發達、可耕種土地稀少等客觀因素的制約之下，人口增長速度是緩慢的。

即便如此，在太平盛世的庇護之下，漢朝頂峰人口仍舊達到了5900萬，這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新的人口節點。

據官方史料記載，東漢末年蜀國在編1082000人 ；魏國在編4432881人 ；公元280年，吳國在編2562000人 ，總計郡縣編戶人口為7672881人 ，流民、黑戶等加起來也破不了一千萬的人口大關。這跟連年的戰亂與饑荒是密不可分的。

曹孟德在《蒿里行》中為我們詳細刻畫了當時的民間狀況：

......鎧甲生蟣蝨，萬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

連年的災荒、疫病、戰亂導致東漢末年人口銳減。從全盛時期的5900萬暴跌至不足1000萬，滿打滿算也僅僅只有六分之一。

三國時期有多少軍隊呢？

對於這一點，《三國演義》是最靠不住的，畢竟是小說，情節誇張為藝術塑造需求。

要儘量還原歷史面貌，就得參考當時的人口編制、《後漢書》、《三國志》等相關史料。

根據陶元珍《三國食貨志》中依據史實得出的結論：“魏之將土，極盛時當不下六七十萬人；蜀之將士，極盛時當不下十數萬人；吳之將士，極盛時當不下三十萬人”。

大家注意，這裡陶元珍先生指的是盛極時期，也就是全盛時期的軍隊陣容，共計一百一十萬人左右。

一千萬人養活一百一十萬人軍隊，也就是平均十個人就要養活一個軍人。

這僅僅是大致統計，大家明白，稅務承擔歸根結底於在編戶口，一千萬人的基數中包含了大量的非編制人口裡，他們是不納稅的。

也就是說，三國時期的實際軍民比率要比十比一的資料更誇張。

那麼問題來了，三國時期這麼龐大的軍隊數量，是怎麼在如此稀少的人口之中運作起來的呢？

這就要牽扯到一個制度：屯田制。

這個制度實行最成功的是曹魏，最先提出的人為曹操早期謀士毛玠，他提出：“奉天子以令不臣，俢耕織蓄畜馬。”

曹操的具體實行措施是相當漂亮的。他利用收繳的青州兵農具、耕牛，大肆墾荒，將土地分為軍屯於民屯。民屯由政府提供種子、農具、耕牛，僅僅收取二分之一的稅賦。

軍屯則是全部收歸國有，勞動力就是士兵，他們閒時務農，戰事是兵。等於就是東漢末年時期的生產建設兵團。

類似於這種寓兵於民的舉措，在蜀漢方面也有相應的措施。總之就是兵民結合，屯田備戰。

這也就是三國時期龐大的軍隊能夠得以良好執行的原因，一方面來自於高稅收，一方面則是軍屯的強大生產力。

【文 / 楚南青史君】

三華人口不過千萬指的是民籍，不包括軍籍，也不包括隱戶。

三華人口不過千萬，這個資料來自於《三國志》，蜀漢滅亡時的登記數字是：人口94萬，軍隊10萬，官吏4萬。在蜀漢滅亡時，當時的曹魏人口是443萬，東吳人口是230萬。三國總計人口767萬。這個人口總數的確是不過千萬。

三國時期，實行的是世兵制。所謂世兵制，指的是：一人當兵，全家入軍籍，父死子繼，世代為兵。軍隊人員都是舉家隨軍，既不用繳納賦稅，也不用出勞役。為此，軍隊數目就被單獨列出，而不是作為戶籍人口統計。

蜀漢有軍隊十萬，如果按照粗略的概算，一個兵家裡一般有家眷4到5人，那蜀漢軍隊的人口數量至少有四十萬。

隱戶，這個指的是沒有戶口的民眾，既沒有民籍，也沒有軍籍。這些人口，一般都是官吏家中的佃戶或者部曲，他們依附於官吏，也是不用繳納任何賦稅的，也不用服勞役，他們只為官吏服務。

蜀漢有官吏四萬，一個官吏家中有多少佃戶，有多少部曲，這個就很難統計了。況且，官職有高低，不同官職，擁有的部曲是有規定的。而擁有多少佃戶，這要看其家中有多少田產了。

官吏，既有私民，又有私軍，蜀漢滅亡時，為了儘管安定蜀漢，曹魏並沒有對這些舊官吏進行清洗，而是仍然官復原職，甚至還會提拔。

不算官吏家的佃戶和部曲，但是官吏的家眷，怎麼著也不會比當兵的少，一家六七口人肯定是有的。這樣算的話，四萬官吏，至少得有二十萬人。

這樣算的話，蜀漢滅亡時的全部人口總數，至少有一百五十萬人。加上佃戶和部曲，人口規模當在兩百萬以上。按照這個演算法，推及曹魏和東吳，那麼人口數量至少得翻一倍。三國時期，全華人口總數，應該有兩千萬左右。

還有另一種隱戶，這就是逃竄至山林的民眾。這樣的民眾在各朝各代都是存在的。和平繁榮時期，人口數量較少，戰亂時期就比較多。然而，蜀漢滅亡時，三國鼎立很長一段時間，許多這樣的隱戶，都被蒐羅出來了，數量應該不會很多。

從上述介紹中可以看出：蜀漢的人口總數有兩百萬，軍隊規模是十萬。而部曲這樣的私軍，其規模絕不可能比正規軍要高。私軍加正規軍，軍隊規模與人口總數，其比例不會超過1:10。這個比例，軍隊規模並不龐大，要養起來並不是特別艱難。推及曹魏和東吳，也同樣如此。

軍隊的供養並不完全依賴於民眾所繳納的賦稅。

三國時期，真正能夠被稱為職業軍人的是那些私人的部曲。這些私軍的供養，直接由其主人解決。官府給予其主人的只有官職爵位，以及賞賜大量的耕地。主人聽候官府差遣征戰，這些私軍也是要跟隨保護其主人的。

那些隸屬於軍籍計程車兵，他們的供養，基本上還是依靠他們自己。閒時要軍屯，自力更生，軍屯收入全部歸官府所有。軍籍士兵除了屯田，武器裝備的修補供給，其實都是由士兵自己提供。能買得起什麼樣的裝備，就能成為什麼樣的兵種。要在戰場上活下來，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這樣算的話，官府給他們發的糧草兵餉，要麼是他們自己屯田生產的，要麼就得拿去買武器裝備。真正能夠用於養家餬口的錢糧是很少的，一人當兵意味著他們的家屬也要為軍事提供服務。武器裝備如果破損，也要靠他們的家人修補。軍籍要比民籍苦得多。

三國時期，曹操最先開展軍屯，保障軍隊的糧草供應。蜀漢糧草不濟，諸葛亮以及繼承者姜維，都是開展軍屯自行解決糧草供應，並不完全依賴於後方。兵農合一，自產自給，這種供給軍需的方法，一直延續到近代。

軍隊是國家或者政治集團為政治目的而服務的正規武裝組織。

從這個定義，就可以看出，軍隊是國家政權的主要組成部分。這也就是說，並不是國家或者說民眾在供養軍隊，而是軍隊在為國家以及民眾服務，或是保護國家以及民眾的安全，或是維護社會生產秩序。

一切戰爭都是透過暴力的手段來爭奪社會資源。一個國家以及其民眾，對物質生產資料的獲得，是透過軍隊來實現的。這就是說，是軍隊在養國家，養民眾，而不是相反的，軍隊要靠民眾和國家來供養。

三國時期，蜀漢民籍人口94萬，軍籍人口四十萬。民籍人口與軍籍人口比例是2:1，這個比例說明，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在為軍事提供直接服務，這樣既能可以緩解後方民眾的經濟壓力，又能保障國家政權的安全。

一方面，軍隊要獲取物資，並不完全依賴於生產，還能就食於敵，繳獲敵方物資。另一方面，可以掠奪人口，為政權補充更多民籍人口。三國時期的戰爭，實際上就是搶人。劉備與曹操展開漢中之戰，看似是劉備贏了，實際上是曹操贏了。曹操贏了人口。

綜上所述：三國時期，不到千萬民籍人口，之所以能供養龐大的軍隊，根源於軍事制度。軍籍和民籍分開，軍籍人口規模越大，越是能專門為軍事行動提供針對性規模化的生產，減輕民眾壓力。還能奪取對方物資人口，為本國政權取得勞動力和生產資料。

從來都是軍隊供養國家和民眾，而不是民眾和國家供養軍隊。國家越是外敵強大，越是經濟衰退；民眾越是生活困難，越是物資短缺；就更要建立龐大的軍隊，透過戰爭暴力手段獲取國家和民眾所需生存物資。

這種現象，在歷史上極為常見。盛世繁榮，軍隊規模越小，亂世衰敗，軍隊規模越大。暴力手段雖然不是獲取生存物資最有效的手段，卻是最為快速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