賦役制度在歷朝歷代，都是一個根本性問題，收多了，老百姓承擔不起，就容易揭竿而起；收少了，朝廷難以集中資源辦大事。因此，歷代帝王，都對賦役極其重視。

《雍正王朝》中的攤丁入畝

《雍正王朝》中，“錢賦”貫穿著全劇的始終，大多數的爭鬥，歸根到底都是對錢糧的支配權。

雍正還未繼位時，就已經意識到大清賦稅制度的弊端，他在給康熙彙報工作就曾明確指出：

“那些有錢計程車紳人家，仗著免稅，拼命買地，小戶人家因為人多地少，付不起丁稅……這樣一來，土地年年兼併，貧富日益不均，而國家的稅收呢，確是年年減少，僅此一弊，朝廷已不堪其猶”

康熙也意識到問題所在，但阻力太大，他不忍心得罪人，按田畝納稅的想法也就擱置了。

雍正繼位後，西北打仗掏空國庫銀子，雍正又一心惦記著底層百姓，不願增加百姓負擔，同時，為了改變不合理徵收方式，讓江山長治久安，雍正讓李衛在江蘇推行“攤丁入畝”，就是將稅銀攤牌到地裡去，按田地數量納稅。

在執行的過程中，不管是地方的李衛，還是朝廷的雍正，都面對重重阻力。好在雍正意志堅定，李衛辦事靈活，順利地將攤丁入畝推行下去。

歷史上，雍正推行的攤丁入畝

在古代，由於丁稅的存在以及士紳人家有免稅的權力，就會造成普通百姓承擔按徭役的局面。許多百姓為了逃避丁稅，就會想方設法隱藏人口。到最後，不僅出現大量逃荒人口，朝廷的丁稅也難有保障。

到康熙年間，不合理的賦役徵收辦法弊端重生，已經成了王朝發展的“絆腳石”。一些有識之士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主張改變徵收方式，實行“丁隨糧行”，也就是攤丁入畝，即將丁稅納入田糧中一起徵收，完全按照田地面積來收取，不按人口繳納。

即使已經在部分地區試行，朝中依舊有不少人反對，終康熙朝，改變稅法與維持舊法之爭不絕於耳。雍正繼位後，馬上就要面對這個棘手但必須解決的問題。

最早向雍正提出這個問題的是山東巡撫黃炳，他在雍正元年提出舊的徵稅辦法造成地方隱藏人口、貧民逃亡現象嚴重。黃炳主張丁銀攤入地畝徵收，有地納銀，無地不納。

但是，雍正認為新法的推行關係重大，不能輕率決定，於是不僅沒有接受黃炳的建議，反而將其訓斥一番。

一個月後，直隸巡撫李維鈞也上奏，請求攤丁入畝。李維鈞比黃炳“懂事”，他深知有錢人不願意，會出來阻攔，而朝廷部院只會按照常規辦事，因此，他是直接奏請雍正，批准他先在轄區實行。這一次，雍正開始重視，還讓戶部討論李維鈞的奏摺。戶部大臣討論完後，都同意李維鈞的意見。

李維鈞回稱，準備將田地分為上下中三等，收稅時按照田地等級劃分。雍正聽後甚為滿意，還鼓勵他大膽地推行。

後來，雍正讓黃炳去找李維鈞學習，瞭解攤丁入畝的具體實施情況。黃炳第二年就申請實行，很快就在山東展開攤丁入畝。接著，雲南、浙江、河南也相繼推行，攤丁入畝大範圍地展開。

攤丁入畝的新政，得到廣大普通百姓的支援，也受到大戶人家的阻攔。浙江的官員準備在全省推行攤丁入畝，田多的人家不願意，他們聯合起來，聚集在巡撫衙門鬧事。浙江巡撫法海，面對這種局面，只能退步，表示暫不推行。但是，這樣一來，田少的百姓又不高興了，也聚集起來請願。兩股勢力在衙門前對峙，鬥爭相當激烈。

雍正四年時，浙江士紳再次聚集到衙門抗議，不許推行攤丁入畝。巡撫李衛採取強硬手段，使搖擺不定的攤丁入畝，在浙江全省推行。

到雍正六年，全部大部分地區已實行貫徹攤丁入畝。這項措施，主要增加了大戶人家的的賦稅，減輕了大多百姓的負擔，不僅讓國庫收入有了保障，還減少了隱匿人口。

秋媚說：雍正的攤丁入畝，顯示出帝王雷厲風行的魄力，對普通百姓與江山社稷有利，是一項具有進步意義的變法措施。但他也因此得罪了有錢有文化計程車紳人家，造成自己身後罵名滾滾。

什麼是攤丁入畝？

攤丁入畝，又叫攤丁入地、地丁合一，是我國封建社會後期賦役制度的一次重要改革，是清朝政府將歷代相沿的丁銀（人頭稅）併入田賦徵收的一種賦稅制度。

▲攤丁入畝的奏摺

為什麼實行攤丁入畝？

丁銀（人頭稅），是一種從西漢開始沿用至明清的一種稅制，其本質是按照男丁的人數加徵的一種賦稅。清朝，大量的官員富戶，利用優免特權隱瞞人丁，使得丁稅加徵到貧苦農民的頭上。而土地兼併，使得土地被士紳土豪大量兼併。這就導致了，佔有眾多土地的官員士紳不用繳人頭稅；而無立錐之地的農民，卻承擔著過重的丁稅負擔，因此更加貧困。康雍年間階級矛盾越來越激化激化。

為了緩和日益惡化的階級矛盾，恢復生產，促進經濟的發展。雍正沿用康熙朝“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政策，實行攤丁入畝。

▲雍正皇帝（劇照）

攤丁入畝的具體內容有哪些？

將丁銀（人頭稅）攤入田賦徵收，廢除了以前的“人頭稅”；

政府放鬆對戶籍的控制，農民和手工業者從土地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可以自由遷徙，出賣勞動力；

各省地方政府，清查各處地畝多少，按田畝數量均攤稅賦；

田多者，多繳稅；田少者，少繳稅。

攤丁入畝產生了哪些影響？

清雍正朝實行的攤丁入畝，標誌著中國實行兩千多年人頭稅（丁稅）的廢除；

由於徵稅的物件是土地，政府放鬆了對戶籍的控制，農民和手工業者可以自由流動，為社會增加了大量的勞動力，對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

無地少地的農民擺脫了丁役負擔，有利於緩和階級矛盾，穩定社會，促進經濟發展。

謝邀，一、攤丁入畝實行之前的人頭稅

清朝入關以後，很多制度都繼承了明朝的那一套，徵稅制度也在其中。清朝初期的土地稅包括兩個方面，（1）根據每戶人口而徵收人口稅，（2）根據每戶所有的土地預估收成，而徵收的田賦。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做到全面覆蓋徵稅，而且有效防止了偷稅漏稅的現象。

但是這樣做也有一個壞處。朝廷一方面徵收人口稅，另一方面還要徵田賦，儘量不讓稅源流逝。但是這樣做存在一個很大的漏洞，官紳階層可以利用特權隱瞞人口，奸猾之徒又藉口自家是客籍進行規避，結果人頭稅的重擔反而全都壓在了生活在社會最底層農民身上，而且這種想象在清朝前期特別嚴重。

公元1712年，清朝完成了唯一一次的全國性人口普查工作，隨後康熙下令以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的人丁數為準，作為徵收丁銀的固定數，以後“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廢除了新生人口的人頭稅，這從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老百姓的生活壓力。

二、雍正推行攤丁入畝制度

公元1723年，雍正繼位以後推行了一項在清朝歷史上影響非常深遠的稅制改革，這就是“攤丁入畝”制度。“攤丁入畝”的核心是將人頭稅納入田賦徵收，“人頭稅”被徹底廢除。從此，稅收的負擔就轉移到了土地持有者的身上，持有土地越多那麼交的稅越多，持有土地少者就少繳稅，沒有土地者就無需繳稅，這項政策對底層農民最受益，而且大大減輕了生活負擔。所以在地主眼中，雍正帝是暴君；而在普通百姓眼中，雍正帝是聖主，是一位真心繫天下的明君。

“攤丁入畝”的實施不僅緩解封建社會的矛盾，而且更重要的是促進了生產的發展，使百姓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清朝的人口在雍正執政時期出現了爆發式的增長。到了“太平天國運動”爆發的前夕，清朝人口達到了4.36億的紀錄。但是，過多的人口，卻反而對清朝造成了嚴重的負面影響。

總結

從“攤丁入畝”的深遠影響我們可以看出，即使是一項對百姓明顯受益的好事，但是往往也會附帶著一些未知的後果。

雍正皇帝即愛新覺羅·胤禛，清世宗，大清第5位皇帝，入關後第3位皇帝，雍正作為康乾盛世的承接者，其執政期間的改革起了很大作用，雍正執政後針對康熙年間的吏治和財政情況、以及長時間的腐朽社會風氣而進行的鐵腕改革，對腐敗的利益集團作出了嚴厲打擊。

李衛作為利益集團之外的人，且做事風格頗受雍正認可，李衛便成為了雍正改革的主力干將推行改革。

改革包括行政制度、賦役制度以及對農民的政策、以及對邊疆民族的政策等。

其中攤丁入畝就是改革之一，攤丁入畝又稱作攤丁入地、地丁合一，中國封建社會後期賦役制度的一次重要改革，是清朝政府將歷代相沿的丁銀併入田賦徵收的一種賦稅制度，標誌著中國實行兩千多年人頭稅（丁稅）的廢除。

是康熙皇帝“新生人口永不加稅”政策的進一步改革和發展。攤丁入畝政策雍正時期開始實行。這一制度的實行，減輕了無地、少地農民的經濟負擔，促進了人口增長。勞動者有了較大的人生自由，有利於社會經濟的發展。賦稅規則的簡化減少了官府打馬虎眼任意加稅的可能。

攤丁入畝的實施，直接導致中國人口的爆炸性增長，從乾隆六年（公元1740年）人口突破1億，到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0年）突破3億，再到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全國人口突破4億，佔世界人口超40%（1830年全世界人口為10億），奠定了中國人口大國的基礎。

在《雍正王朝》中，隨著西北戰爭的勝利。雍正帝推行了一系列的新政，其中就包括火耗歸公，官紳一體當差，一體納糧，和攤丁入畝等。但凡新政，肯定都要找一個地方試行。而實行攤丁入畝的，就是李衛任江蘇巡撫的江蘇地區。那麼李衛又是如何實行雍正帝的這個新政呢？

其實，很明顯。但凡有新政，肯定在剛開始都是備受詬病的。並且會有很多人的阻止。因為新政，新政，肯定就與你舊的，你已經適應了的政策，有所不同。所以，就會有一些不適應的出來阻止。

而且，之所以未實施新政。肯定就是因為舊的政策，已經不適應如今的時代，如今的社會。所以需要一些新的政策，而這個新的政策，不容易被人理解和接受。但凡每一次改變政策，肯定都會觸及某一些人的利益！

“攤丁入畝”這個政策，就是這樣。原先清朝收稅，都是從老百姓身上收的。並且是從人身上收的，也就是說每戶，每一個人，是收兩錢銀子的稅收。

比如說：你們家如果有六個人，就收你家六個人的稅，無論你家有多少田地。而另一家，如果有一個人，就說他一個人的稅。這其實是與田地無關。

但是，漢人基本上都是以種田為生。所以就會出現一種情況，就是有六個人的人家，家裡沒有田地。而有一個人在人家，家裡卻有萬頃田地。所以這個政策，其實是不適用清朝的。

而“攤丁入畝”的意思，就是把原先收的人頭稅，也就是按人頭收稅的方法，改變為按土地收稅！也就是說，你家種幾畝地，你就要交幾畝地的稅。如果沒有地，那就不用交稅！

這個方法，是非常有利於貧窮的黎民百姓，而不利於那些有錢的，土地主官紳階級的。因為，那些官紳階級，根據清朝的法律，他們是有免稅的特權的。也就是說他們是不用交稅的！

所以，可想而知，李衛在江蘇推行這個政策，肯定是會特別困難的。而裡面，李衛首先遇到的第一個困難，其實來自於他自身。也就是說，他本身就是四爺潛邸的一個小奴才。並不是真正的，經過科舉考試，考取的功名，然後一步一步，做到巡撫的位置！

所以他有一個致命的缺陷，就是他認識的字不多。於是，就有那些下面的官員，就會糊弄他。因為下面的官員，是和那些官紳階級一體的。他們自己每個人的名下，都掛有好多的土地！他們肯定也不希望改革。

而他們做的第一個反對的方法，就是在貼的告示方面。古代書寫的形式，是很咬文嚼字的。就是什麼之乎者也！所以他們貼出去的告示，也是這樣。

而這個告示，是要給普通的老百姓看的。所謂之乎者也，老百姓又都沒有讀過書，根本就不可能看得懂。連李衛自己都看不懂，所以已經更換了好幾次的告示，卻仍然沒有人理解雍正帝的苦心。甚至還有一些黎民百姓，在說雍正帝是瞎折騰。

如果任由事情這樣發展下去可不行！所以李衛採取的第一個方法：就是讓士兵，到街上把那些代寫書信的人，都找來。由他自己親口唸，讓那一些代寫書信的人，寫下來。

這樣的話，寫下來的就是白話文，而不是古文。告示更加通俗易懂，老百姓也會立刻明白！

但是僅僅這樣還不行，比如說，生活在江蘇城內的百姓，告示發出之後，他們或許會有一些好心的，識字的人念給他們聽。他們會明白，攤丁入畝的意思，明白國家的新政策。

但是，有一些閉塞鄉村的百姓，他們整個鄉村，或許都不會有一個識字的人。所以這些人，是更加的固執。並且更加的難以理解，攤丁入畝這四個字的意思。

所以李衛採取的第二個方法，就是找了一群叫花子。讓他們將攤丁入畝這個新政策，編成歌。老百姓們都是喜歡湊熱鬧的，他們或許不識字，但是每一個人，都能聽得懂說的話，這是一條非常好的捷徑！

正是李衛這樣一步步的努力，終於將“攤丁入畝”這個政策，在江蘇徹底的落實下來。

《雍正王朝》中，“錢賦”貫穿著全劇的始終，大多數的爭鬥，歸根到底都是對錢糧的支配權。

雍正還未繼位時，就已經意識到大清賦稅制度的弊端，他在給康熙彙報工作就曾明確指出：

“那些有錢計程車紳人家，仗著免稅，拼命買地，小戶人家因為人多地少，付不起丁稅……這樣一來，土地年年兼併，貧富日益不均，而國家的稅收呢，確是年年減少，僅此一弊，朝廷已不堪其猶”

康熙也意識到問題所在，但阻力太大，他不忍心得罪人，按田畝納稅的想法也就擱置了。

雍正繼位後，西北打仗掏空國庫銀子，雍正又一心惦記著底層百姓，不願增加百姓負擔，同時，為了改變不合理徵收方式，讓江山長治久安，雍正讓李衛在江蘇推行“攤丁入畝”，就是將稅銀攤牌到地裡去，按田地數量納稅。

在執行的過程中，不管是地方的李衛，還是朝廷的雍正，都面對重重阻力。好在雍正意志堅定，李衛辦事靈活，順利地將攤丁入畝推行下去。

其實，很明顯。但凡有新政，肯定在剛開始都是備受詬病的。並且會有很多人的阻止。因為新政，新政，肯定就與你舊的，你已經適應了的政策，有所不同。所以，就會有一些不適應的出來阻止。

而且，之所以未實施新政。肯定就是因為舊的政策，已經不適應如今的時代，如今的社會。所以需要一些新的政策，而這個新的政策，不容易被人理解和接受。但凡每一次改變政策，肯定都會觸及某一些人的利益！

“攤丁入畝”這個政策，就是這樣。原先清朝收稅，都是從老百姓身上收的。並且是從人身上收的，也就是說每戶，每一個人，是收兩錢銀子的稅收。

比如說：你們家如果有六個人，就收你家六個人的稅，無論你家有多少田地。而另一家，如果有一個人，就說他一個人的稅。這其實是與田地無關。

但是，漢人基本上都是以種田為生。所以就會出現一種情況，就是有六個人的人家，家裡沒有田地。而有一個人在人家，家裡卻有萬頃田地。所以這個政策，其實是不適用清朝的。

而“攤丁入畝”的意思，就是把原先收的人頭稅，也就是按人頭收稅的方法，改變為按土地收稅！也就是說，你家種幾畝地，你就要交幾畝地的稅。如果沒有地，那就不用交稅！

這個方法，是非常有利於貧窮的黎民百姓，而不利於那些有錢的，土地主官紳階級的。因為，那些官紳階級，根據清朝的法律，他們是有免稅的特權的。也就是說他們是不用交稅的！

所以，可想而知，李衛在江蘇推行這個政策，肯定是會特別困難的。而裡面，李衛首先遇到的第一個困難，其實來自於他自身。也就是說，他本身就是四爺潛邸的一個小奴才。並不是真正的，經過科舉考試，考取的功名，然後一步一步，做到巡撫的位置！

所以他有一個致命的缺陷，就是他認識的字不多。於是，就有那些下面的官員，就會糊弄他。因為下面的官員，是和那些官紳階級一體的。他們自己每個人的名下，都掛有好多的土地！他們肯定也不希望改革。

而他們做的第一個反對的方法，就是在貼的告示方面。古代書寫的形式，是很咬文嚼字的。就是什麼之乎者也！所以他們貼出去的告示，也是這樣。

而這個告示，是要給普通的老百姓看的。所謂之乎者也，老百姓又都沒有讀過書，根本就不可能看得懂。連李衛自己都看不懂，所以已經更換了好幾次的告示，卻仍然沒有人理解雍正帝的苦心。甚至還有一些黎民百姓，在說雍正帝是瞎折騰。

如果任由事情這樣發展下去可不行！所以李衛採取的第一個方法：就是讓士兵，到街上把那些代寫書信的人，都找來。由他自己親口唸，讓那一些代寫書信的人，寫下來。

這樣的話，寫下來的就是白話文，而不是古文。告示更加通俗易懂，老百姓也會立刻明白！

但是僅僅這樣還不行，比如說，生活在江蘇城內的百姓，告示發出之後，他們或許會有一些好心的，識字的人念給他們聽。他們會明白，攤丁入畝的意思，明白國家的新政策。

但是，有一些閉塞鄉村的百姓，他們整個鄉村，或許都不會有一個識字的人。所以這些人，是更加的固執。並且更加的難以理解，攤丁入畝這四個字的意思。

所以李衛採取的第二個方法，就是找了一群叫花子。讓他們將攤丁入畝這個新政策，編成歌。老百姓們都是喜歡湊熱鬧的，他們或許不識字，但是每一個人，都能聽得懂說的話，這是一條非常好的捷徑！

正是李衛這樣一步步的努力，終於將“攤丁入畝”這個政策，在江蘇徹底的落實下來。

“攤丁入畝”，就是把丁銀（人頭稅）均攤到田畝稅當中，兩種稅合併徵收。是清朝中期實行的賦稅制度改革。

具體做法就是每個省有一個人頭稅（丁銀）總額，然後有一個耕地總畝數，把人頭稅總額平均攤到每一畝耕地上。這樣一來，每一畝耕地上，政府所收的稅就不再只有土地稅，還包括均攤的人頭稅。

在徵稅的時候，就按照耕地數的多少來徵收，不再糾結於人丁數。耕地多就多交稅，耕地少就少交稅，沒有耕地就不交稅。千百年來人頭稅體現的人身依附關係被打破了，人口流動的限制大大減小。

“攤丁入畝”是雍正改革的主要內容之一，但卻是從康熙晚期開始實行的，雍正時期進行全面推廣，乾隆年間才完成，前後將近半個世紀。

自有政權以來，稅收和稅收制度就是政策制度中的核心，它關係到政權與民眾的關係、政權的穩定執行等關鍵問題。

因此，要全面理解“攤丁入畝”，有必要了解他的淵源、背景、具體的實施過程、實施效果、存在的缺陷等一系列內容。

一、唐代的“兩稅制”

唐代實行“兩稅法”之前賦稅制度採用“租庸調製”，稅制的核心就是按人口徵稅，戶籍制度和人口調查是關鍵。

所謂“租”，就是田租，每人每年2石粟；所謂“庸”，就是勞役，每個成年男丁（21-60歲）每年服役20天，如果不願意服勞役，則可以用∠絹來代替，每天摺合3尺絹；所謂“調，就是徵調各家絲織品，每人每年綾、絹各2丈，如果用布就是2.5丈。

“租庸調”在唐代前中期實行的不錯，得力於戶籍制度的堅持和人口調查的準確，但後期府兵制的瓦解、土地兼併現象嚴重，人口流動現象過於頻繁，無法統計人口和戶籍，稅制難以貫徹。

到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宰相楊炎創立“兩稅制”，代替“租庸調製”。

按錢穆先生的說法，“兩稅制”是“認田不認人”，不論你戶籍在哪裡，只要你有田產、資產就得徵稅，徵稅標準也不再按照人頭算，而是按照田畝和資產多少算。

具體方法包括：（１）取消租庸調及一切雜役雜稅。（２）不分主戶與客戶，只要有當地資產，一律上籍徵稅；無固定居所的商人，所在州縣按其收入的三十分之一徵稅。（３）課稅不以年齡而以貧富，資產多的人多繳稅，反之則少繳稅。（４）稅收分夏秋兩季徵收，分別在六月和十一月。（５）納稅方式由實物賦稅向貨幣賦稅逐漸過渡。（６）“量出以制入”，根據預算國家一年的支出來制定下一年相應的稅賦。

《舊唐書.楊炎傳》記載：炎因奏對，懇言其弊，乃請作兩稅法，以一其名，曰："凡百役之費，一錢之斂，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不居處而行商者，在所郡縣稅三十之一，度所與居者均，使無僥利。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雜徭悉省，而丁額不廢，申報出入如舊式。其田畝之稅，率以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為準而均徵之。夏稅無過六月，秋稅無過十一月。逾歲之後，有戶增而稅減輕，及人散而失均者，進退長吏，而以尚書度支總統焉。"

二、明朝的“一條鞭法”

唐代“兩稅制”以後，宋元明各代都號稱繼承兩稅制的賦稅制度，但實際上自宋代開始，又在“兩稅制”之外，另行加派各種勞役。

從本質上來看，“兩稅制”已經包含了田租、勞役、徵調以及各種雜稅等所有賦稅，只是全部合一併摺合成貨幣收取而已。如此說來，後世的宋元明三朝加派的勞役，就是重複勞役，加重民眾負擔。

在勞模朱元璋的主持下，明代一開始制定了戶籍、土地、人口合一的登記賬簿，稱為“魚鱗冊”。目的就在於方便稅收，登記土地便於徵收田租，登記戶籍人口方便徵發勞役。

這裡的田租很好理解，就是唐代“兩稅制”徵收的綜合性賦稅。而勞役則是重複徵發的，包括裡役（在裡甲服役）、徭役（為官府服役）、雜役三種。

田租的徵收沒有問題，因為他是無法移動的，不論什麼情況。而勞役的徵發，卻隨著時間的推移，到了嘉靖年間就無法實施了。原因還是老原因，人口增加、土地兼併，無地農民流離失所，離開戶籍地。

既然勞役沒法徵發，那政府的活誰幹呢？只有僱人幹了，那僱人的錢呢，誰出？本來應該誰服役、誰出錢，但是人口流動人都找不到了，錢自然也收不到。

另想辦法吧，於是“一條鞭法”就此出臺。具體做法包括：（1）稅制化繁為簡，將田賦和名目繁多的徭役合併為一條徵收。（2）取消勞役，把按丁、按戶徵收的勞役改為折銀徵收，稱為戶丁銀，攤入田賦中徵收。（3）差役由政府僱傭。（3）從徵收到押運，由原來的民間改為官府承辦。

“一條鞭法”相對於“兩稅制”，一是夏秋兩季改為一次徵收，二是把勞役錢又多收了一次！從嘉靖年間開始，萬曆年間張居正大力推廣，“一條鞭法”成為清代“攤丁入畝”的前身。

《明史.食貨志》記載：“一條鞭法者，總括一州縣之賦役，量地計丁，丁糧畢輸於官。一歲之役，官為僉募。力差，則計其工食之費，量為增減；銀差，則計其交納之費，加以增耗。凡額辦、派辦、京庫歲需與存留、供億諸費，以及土貢方物，悉併為一條，皆計畝徵銀，折辦於官，故謂之一條鞭。立法頗為簡便。嘉靖間，數行數止，至萬曆九年乃盡行之。”

三、清代的“攤丁入畝”

跟前面的“兩稅制”和“一條鞭法”類似，“攤丁入畝”的出臺，也是基於當時的社會矛盾和政府財政困難而來的。

清朝初年，賦稅制度等其他一切制度，幾乎都是繼承明朝的。因此，在賦稅上也採用了明代的“一條鞭法”，賦稅徵收方式、徵收額度都是參照而來。但是，清代又在“一條鞭”所收賦稅之外，額外繼續徵發勞役。

直白的說，清朝的老百姓負擔，又在明朝的基礎上重複徵收了一次勞役。

天道迴圈，同樣的做法，必然面對同樣的問題。康熙末年，土地兼併現象就已經非常嚴重了，徵發勞役有找不到人，改為徵收丁銀又讓失地農民負擔太重，引發嚴重的社會矛盾，影響政府財政收入。

沒有辦法，又只有繼續祭出老辦法，把“一條鞭法”再來一次，丁銀既然不好收，那就攤到土地上去一起收吧。

但是鑑於老百姓的稅負已經很重了，為了不過度加重負擔，清廷統治者想出了固定丁銀總額的辦法。

什麼意思呢？康熙五十一年，皇帝頒詔提出將徵收人丁稅的人口基數固定化，“嗣後所生人丁、免其加增錢糧”，這就是所謂“永不加賦”。

然後再詔書確定的人丁數、丁銀總額的基礎上，把這些丁銀先分配到各省，然後各省再將自己的丁銀總額平均攤到每一畝土地上，以後徵收的賦稅就是原來的“一條鞭”稅額+丁銀均攤額。

雖然稅額比明代增加了，但朝廷承諾以後再也不增加了，一直按照這個稅額徵收下去，也至少能寬慰人心。

“攤丁入畝”從康熙年間開始實施以來，雍正進行了大力推廣，其手下的李衛、田文鏡等寵臣，分別在浙江、河南推行“攤丁入畝”，是這一政策的重要執行者。

個別省份由於情況特殊，比如人地矛盾小，丁銀徵收不存在障礙的，“攤丁入畝”實行的比較晚，貴州省就是等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才實施完成。

總體來說，清代的“攤丁入畝”政策，在賦稅收取上是一個進步。一是在不增加人丁稅得前提下（永不加賦），客觀上減輕了農民負擔，無地之人可以不用納稅。二是在實施初期，透過攤丁入畝抑制了部分土地兼併現象，緩解社會矛盾。三是以土地為徵稅的物件，可以保證財政收入的穩定，有利於政權穩定。四是完全解除原來政府對人口的束縛，讓人口流動可能性增加，一定程度上促進了非農產業的發展。

雖然，後期由於官僚集團的貪汙和私下加派，以及通貨膨脹等原因，“攤丁入畝”的成效大打折扣，但仍然不能否定他徹底廢除人頭稅的歷史作用！

攤丁入畝，又稱作攤丁入地、地丁合一，中國封建社會後期賦役制度的一次重要改革，是清朝政府將歷代相沿的丁銀併入田賦徵收的一種賦稅制度，標誌著中國實行兩千多年人頭稅（丁稅）的廢除。

但凡有新政，肯定在剛開始都是備受詬病的。並且會有很多人的阻止。因為新政，新政，肯定就與你舊的，你已經適應了的政策，有所不同。所以，就會有一些不適應的出來阻止。

而且，之所以未實施新政。肯定就是因為舊的政策，已經不適應如今的時代，如今的社會。所以需要一些新的政策，而這個新的政策，不容易被人理解和接受。但凡每一次改變政策，肯定都會觸及某一些人的利益！

“攤丁入畝”這個政策，就是這樣。原先清朝收稅，都是從老百姓身上收的。並且是從人身上收的，也就是說每戶，每一個人，是收兩錢銀子的稅收。

比如說：你們家如果有

六個人，就收你家六個人的稅，無論你家有多少田地。而另一家，如果有一個人，就說他一個人的稅。這其實是與田地無關。

但是，漢人基本上都是以種田為生。所以就會出現一種情況，就是有六個人的人家，家裡沒有田地。而有一個人在人家，家裡卻有萬頃田地。所以這個政策，其實是不適用清朝的。

而“攤丁入畝”的意思，就是把原先收的人頭稅，也就是按人頭收稅的方法，改變為按土地收稅！也就是說，你家種幾畝地，你就要交幾畝地的稅。如果沒有地，那就不用交稅！

這個方法，是非常有利於貧窮的黎民百姓，而不利於那些有錢的，土地主官紳階級的。因為，那些官紳階級，根據清朝的法律，他們是有免稅的特權的。也就是說他們是不用交稅的！

所以，可想而知，李衛在江蘇推行這個政策，肯定是會特別困難的。而裡面，李衛首先遇到的第一個困難，其實來自於他自身。也就是說，他本身就是四爺潛邸的一個小奴才。並不是真正的，經過科舉考試，考取的功名，然後一步一步，做到巡撫的位置！

所以他有一個致命的缺陷，就是他認識的字不多。於是，就有那些下面的官員，就會糊弄他。因為下面的官員，是和那些官紳階級一體的。他們自己每個人的名下，都掛有好多的土地！他們肯定也不希望改革。

而他們做的第一個反對的方法，就是在貼的告示方面。古代書寫的形式，是很咬文嚼字的。就是什麼之乎者也！所以他們貼出去的告示，也是這樣。

而這個告示，是要給普通的老百姓看的。所謂之乎者也，老百姓又都沒有讀過

在電視劇《雍正王朝》中，雍正皇帝繼位登基後，陸續推動新政改革，其中讓李衛在江蘇試行的，便是攤丁入畝制度。所謂攤丁入畝，從字面意思理解，其實就是將存在了兩千多年的丁稅（即人頭稅）攤入田地之中，以田稅取代丁稅。

△《雍正王朝》中由李衛在江蘇試行

什麼是丁稅？

丁稅，又稱“丁賦”、“丁錢”、“丁口錢”、“丁銀”、“身丁錢”、“丁算”，其實就是歷朝歷代對人口稅的總稱。這種按照人口收稅的模式，在中國存在了兩千多年，直到雍正時期的攤丁入畝，才算真正廢除。

漢代的口賦和算賦按人頭和年齡計徵，帶有丁稅和代役的性質。南朝時稱為口錢。南齊還徵過塘丁稅。十六國中的成漢徵口錢。口出錢40文。北周時徵過丁庸，以代替勞役。宋代有徵身丁錢或丁米。

元太宗元年 (1229年)，對西域人徵丁稅，八年定科徵之法，令諸路驗民戶成丁之數，每丁歲科粟1石，驅丁五升；新戶丁驅各半之，老幼不與；其間有耕種者，或驗其牛具之數，或驗其土地之等，計徵地稅；丁稅少而地稅多者納地稅，地稅少而丁稅多者納丁稅。以後又有更動。明清時稱為丁賦。

在古代，人口之所以始終無法爆發式增長，除了戰爭和糧食產量等因素影響之外，丁稅其實也是極為重要的一個原因。多一口人，便要多繳納一份稅賦，孩子多了根本養不起。此外，丁稅也極大影響了重男輕女的思想，同樣的交稅，男孩畢竟還可以充作勞力，而生女孩顯然有些不太划算。

雍正為什麼要實行攤丁入畝？

丁稅雖然存在時間較長，而且始終作為國家的重要收入來源而存在，但其實在施行過程中存在諸多弊端。例如明朝的丁稅與裡甲、均徭等四差銀一起，都由地方官員徵用，並不上繳明中央政府，因而導致各級官吏中飽私囊。

清順治二年（1645年），朝廷命令地方官將丁銀和田賦一起上繳，同時加強了對人丁的編審制度，清初實行三年一編審，順治十三年（1656年）以後則改為五年一編審。透過這些措施，在剝奪地方官任意支配和使用丁銀權力的基礎上，清朝中央政府直接徵用丁銀。

雖然這些措施有效避免了官員中飽私囊，但丁稅仍然存在很大弊端，例如山西布政使高成齡便曾在奏摺中說，“富者田連阡陌，竟少丁差，貧民地無立錐，反多徭役”，意思是說丁稅收取極不公平，富有者擁有大量土地，卻只繳納很少的稅負，而貧民卻反而繳納的更多。

康熙初年的直隸靈壽縣知縣的陸隴其也曾對此進行分析，按照清朝的制度，人丁需要每五年一審，然後根據貧富情況，最富有的上上戶需要每人徵收九錢，然後依次遞減，最為貧窮的下下戶則每人徵收一錢，且新生兒添入、死亡者開除，按理來說很公平。然而，各級官吏一方面不一定能夠做到細心核查，而有的官員則為了所謂的政績，根本不顧百姓死活，為了多收錢財，應刪者不刪，不應增者反增，結果搞的百姓苦不堪言。

此外，官員士紳利用優免特權隱瞞人口，奸猾之徒又以客籍進行規避，結果應該徵收的稅負便又落在了貧苦農民身上。而且，上戶利用錢財權勢將自己評為中戶，而貧苦百姓反而被刻意評為上戶者同樣存在。這樣一來，一方面，封建官府為追求溢額在編審時多行虛誇，另一方面舍富就貧，丁銀溢額增多的結果便是使中下層民眾承擔起更多的丁銀來，飽受“代納”和“包賠”之苦。

這樣一種丁銀編徵，使得階級矛盾更趨激化。對於丁賦的徵收來說，其結果是“在民有苦樂不均之嘆，在官有徵收不力之參，官民交累。”

雍正攤丁入畝的改革

事實上，在康熙統治晚年，便已經注意到了這一問題。康熙四十二年（1716年），康熙帝便曾說：“朕四次經歷山東，於民間生計無不深知。東省與他省不同， 田野小民俱系與有身家之人耕種。豐年則有身家之人所得者多， 而窮民所得之分甚少；一遇凶年，自身並無田地產業，強壯者流離四方，老弱者即死於溝壑。”

因此，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時，康熙帝下旨“永不加賦”。也就是說，朝廷規定以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人丁數作為徵收丁稅的固定數，以後“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廢除了新生人口的人頭稅。

事實上，在康熙晚年時，同樣有官員看到了丁稅的不公之處，並提出了改革辦法，但並沒有被康熙帝批准。雍正帝繼位之後，同樣有人提出了改革措施，這個人便是山東巡撫黃炳，他於雍正元年（1723年）六月提出了攤丁入畝的建議。而在一個月後，直隸巡撫李維鈞同樣提出了這個建議。

然而，此時雍正剛剛繼位，面臨的局勢極為複雜，認為“攤丁之議，關係甚重”，準備等朝局穩定之後再辦，因而責備黃炳“冒昧瀆陳”，繼而把李維鈞奏摺交戶部討論，結果戶部同意了李維鈞的條陳，雍正於是又讓九卿詹事科道共議，有人就攤丁提出疑議，因田畝有大小好壞之別，怕攤得不均。

於是，雍正帝又命李維鈞制定具體辦法，要求做到對國課無損，於窮黎有益。於是李維鈞開始奉命籌劃，準備將地畝分為三等，丁銀按地畝等級攤入，不至於好壞地負擔輕重不均。十一月，雍正帝認為他“籌度極當”，辦法完善，就命他於下年開始實行，並命黃炳向直隸學習其具體辦法，以便推行。於是，攤丁入畝經過半年的討論，便就此定下來了，在全國次第實施。

綜上所述，於電視劇中不同的是，攤丁入畝並非由李衛率先施行，而是由李維鈞謀劃施行，且試行的地區也並非在江蘇，而是在直隸地區。

在古代有各種各樣的稅賦，但皇室和一些貴族士紳他們的擁有免稅的權利，這樣一來大部分沉重的稅賦和徭役就落到了普通百姓的身上。由於稅賦和徭役太重，古代又是按照人頭收稅，所以老百姓為了躲避稅賦，就想方設法的瞞報人口。這樣一來，朝廷的稅收就出了很大的問題。

到了清朝康熙的時候，這種不合理的稅賦徵收方式已經成為了大清王朝的絆腳石，到了不解決不行的地步。於是，有人提出放棄原來收人頭稅的模式，將原來的人頭稅納入田畝之中，按照田地的面積來收稅。

但由於新法改革涉及到很多貴族士紳的利益，朝中的守舊派勢力非常強大，哪怕新法真的切實有效，推行也十分困難，再加上康熙又不忍得罪太多人，所以終康熙一朝新法是雷聲大雨點小。

他又找來六部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通政使、大理寺正卿，都察院六科紿事中及十五道監察御史共同討論。這些人討論之後提出了幾個問題，雍正讓李維均就這些問題拿出一個解決方案。李維均提出：將所有的田地按照上中下三等進行收稅，不同等級的田地收的稅不同。雍正聽後，極為滿意，至此攤丁入畝一事在朝中達成共識。

歷史上雖然是雍正帝正式推行“攤丁入畝”，但其實清朝許多地區，比如江南地區早在康熙十二年的時候就已經普遍實行“攤丁入畝”政策了；而在江北許多省份很抵制“攤丁入畝”，許多地區一直到光緒朝才真正完成“攤丁入畝”。

為什麼同樣政策江南與江北會有完全不同的反饋？

這就要從明朝“一條鞭法”說起。

可能許多人不知道，明朝在“一條鞭法”實施以前是沒有人丁銀（人頭稅）一說的。

在一條鞭法以前，明朝一個普通農民負擔可以分為賦稅與勞役兩大類。

賦稅則可以分為本色與折色。

本色就是米、麥、粟等，折色是絹、布、絲、鈔等。

也就是說明朝農民既要向朝廷繳納糧食，同時也要繳納絹、布、絲或者白銀。

勞役則分為三大類。

裡甲、均徭和雜役

裡甲，大明戶口基本設定，是11戶為1甲（其中1戶最富的為甲首），10甲為1裡，這110戶人家是承擔勞役的基本單位。每年，縣裡會要求1甲率領屬下人戶去承擔工作，10年一輪。

何為均徭，服務於官府、經常性、各項役的統稱。

均徭又可以細分為分銀差和力差，銀差就是出了錢不用去的，力差就是沒錢要出勞動力的。

何為雜役，即除均徭外，一切在官府、在民間，非經常性，公共服務。主要是因事臨時編派，隨意性很強。比如斫柴、抬柴、修河、修倉、運料、接遞、站鋪、牐淺夫等。

到了中明以後，雜役逐漸成為明朝老百姓主要負擔。

總的來說，身為一個明朝農民，既需要向朝廷繳納糧食也需要繳納布匹、絲綢以及白銀，還需要給衙門服勞役，修橋鋪路打更……。

而所謂的一條鞭法，簡單粗暴的說就是把人服的勞役（裡甲、均徭和雜役）折算成錢，納入折色裡。

也就是說一條鞭法後，明朝老百姓需要繳納糧食以及白銀，而勞役也折成銀子繳納。

這就是丁銀，也稱丁徭銀，也就是大家所說的人頭稅。

但是明朝並沒有統一的收費標準，有些地區，比如江南地區就是糧重而丁輕，也就是糧食繳納的多，而丁銀交的少；江北各省則是糧食繳納的少，丁銀繳納的多。

到了清朝，一條鞭法從“實物+白銀”逐漸變成只收“白銀”，不過分成田賦與丁銀兩大名目。此時衙門賬冊裡的“丁口”已經不具備統計人口的意義，就是一個納稅單位。

舉一個例子，蘇州衙門賬冊裡“丁口”一百萬，每丁納稅一錢銀子，那麼蘇州這一百萬“丁口”每年就需要納稅十萬兩白銀，哪怕蘇州實際有800萬成年男丁或者80萬成年男丁，都要按照名冊裡的“丁口”數量繳納丁銀。

但是，各地的丁銀繳納數量在明清都沒有統一標準。

還是拿蘇州舉例，因為蘇州是產糧重地，所以在明朝蘇州人實物稅繳納得多，丁銀錢繳納少，因為朝廷需要蘇州的糧食；

而到了清初，因為一條鞭法的緣故，蘇州已經把糧食折算成銀錢了，那麼對於蘇州人來說，把丁銀和田賦都折算成銀子，並且按照田地多少繳納，對於蘇州很有利的。因為本來丁銀負擔很小。

但是在江北地區，由於長江以北地區糧食產量不高而因為相對靠近九邊，所以徭役徵發比較多，所以一條鞭法後，長江以北地區徭役折銀也比較高。

換句話說，田賦與人丁銀分開徵收的時候，這是對長江以北省份比較有利的。

也就是因為南北差異，所以“攤丁入畝”在康熙年間在長江以南已經普遍實行了，而“地少人多”不適合實行“攤丁入畝”省份即使在雍正帝明確實施“攤丁入畝”後依然要到光緒朝才真正完成“攤丁入畝”。

我說這個是什麼意義呢？

簡而言之，在雍正帝正式在全國實行“攤丁入畝”政策之前，全國範圍內適合“攤丁入畝”的省份早就在康熙三十年以前就實行了“攤丁入畝”；而不適合“攤丁入畝”的省份，即使在雍正帝正式在全國實行“攤丁入畝”政策之後，也依然沒有實行“攤丁入畝”。

再說直白點，實行“攤丁入畝”政策有利於緩解老百姓負擔的省份早就已經實施了；而實行“攤丁入畝”政策會加重老百姓負擔的省份即使國家要求實行也沒能實行。

那麼雍正帝為什麼要在雍正二年正式頒佈詔令要求全國實行“攤丁入畝”？

這和康熙五十一年頒佈“永不加賦”政策有關，雍正帝其實是悄悄的透過全國推行“攤丁入畝”而加稅。

早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就有許多歷史學家已經發現從康熙五十一年頒佈“永不加賦”政策到雍正二年全國實行“攤丁入畝”政策時，差不多有2/3省份在“攤丁入畝”實施之前悄悄的增加了“丁口”數量。

前面已經說過了，明清衙門掌握的“丁口”只是稅收單位，和實際人口無關，而悄悄增加“丁口”數就是悄悄的加稅。

以福建省為例，雖然在雍正帝要求全國實行“攤丁入畝”政策時並沒有在全省範圍內推行“攤丁入畝”政策，但是很神奇的是福建省的“丁銀”比康熙五十一年增加了1.2萬兩。

歷史學家呂思勉先生早就說過“攤丁入畝”只是順勢而為，並不是什麼“仁政”。

呂先生這個判斷是非常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