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商幫地理範圍看，晉商要比徽商影響更大，範圍更廣。在發展史上，徽商發跡早於晉商。各有所長，看你如何理解，明清時代，最為繁盛者當屬徽商和晉商。

商幫地理範圍不同。徽商實際上僅指徽州商人，也就是安徽的歙、休寧、婺源、祁門、黟、績溪六縣，並非有些人所謂的安徽商人皆屬於徽商行列這種說法。徽州之外的安徽商人在當時是被稱作皖商，實力上遠不及徽商，二者也沒有從屬關係。而晉商則不同，晉商泛指整個山西的商戶，均可歸於晉商之列。

發展史的不同。徽商發跡早於晉商，徽商在明朝中後期便已經形成規模，開始步入鼎盛期，而且持續到清朝，長盛不衰。晉商真正發跡起來已經是清朝了，到了清朝中期才開始繁盛。所以說，二者相比，徽商可以算作前輩了。

招賢納士的不同。晉商在選擇商號經理人的時候，著重於考察經理人對局勢的把握能力，和商戰的權謀能力，晉商的商戶東家們對經理人都是全權委託的，故而格外看重經理人的膽識和創造力。徽商則不同，徽商的東家們更為看重的是經理人的理財能力，對備選人的財務管理能力要求甚高。

信奉物件的不同，也可以說信念的不同。晉商多尊奉鄉人關公，而在徽商眼中，理學大家朱熹更值得尊奉。

家教的不同。晉商重錢不重官，“學而優則商”；徽商則完全相反，敬重儒學，徽商商戶家中的子弟，自幼便進學堂學習四書五經，將科舉考試作為頭等大事。

經營業務的不同。晉商中的大戶基本上都是靠販鹽起家的，後來資本積累起來後開始涉足北方所需的糧、棉、鹽、茶葉等業務。晉商形成規模後開始將票號生意作為主打；徽商主要經營錢莊，也經營鹽，木材，絲綢等業務。

徽商和晉商是明清時期稱霸商界的兩個勢均力敵的龍頭老大！但是，由於徽商地理位置靠近富庶的江南地區，尤其是明清時期，江南地區是中華最為富饒的地方，所以，徽商比較厲害。但是，在明清之前，江南還沒有得到充分發展，那時是晉商厲害。

徽商與晉商、潮商，是中國歷史上赫赫有名的“三大商幫”。在中國漫長的商業歷史上，三大商幫在群星璀璨的各路商幫中最為耀眼。

而其中，徽商與晉商之間，兩相比較，則更能給人啟示。

例如：晉商重錢不重官，“學而優則商”，徽商則完全相反，由於敬重儒學，提倡“學而優則仕”，所以從政的較多；再例如：晉商多尊奉鄉人關公，而在徽商眼中，理學大家朱熹更值得尊奉；此外，徽商通常是以家族為組織紐帶，他們有一句話叫“用親不用鄉”，晉商則以地域關係為紐帶，他們是用鄉不用親，等等。

那麼，創造商業奇蹟不相上下的兩大商幫，但其大相庭徑之處，到底能帶給人什麼思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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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商、徽商的鹽業興衰大比拼

據復旦大學教授王振忠對《中外管理》介紹，徽商與晉商都是明清時代中國最為重要的商幫。晉商先起，但它的衰落比徽商晚。晉商的發跡，與明代的開中制度有關。

在明初，蒙元殘餘勢力雖然已退往漠北，但仍對中原王朝形成巨大的威脅。為了加強防範，明朝政府先後建立了九邊，在北方邊地駐兵屯墾。當時，為了解決糧食補給問題，實施“開中法”，讓商人輸糧支邊，作為回報，對商人授予鹽引（食鹽運銷許可憑證）作為獎勵，讓他們前往淮、浙各地鹽場支取引鹽。因此，有不少晉、陝商人因此而起家，晉商由此而興。

到明代成化、弘治年間，運司納銀製度確立，商人只需在揚州等地交納銀兩，便可獲得鹽引。在此背景下，北方邊地屯墾受到劇烈衝擊，與揚州等地更為近便的“徽州鹽商”嶄露頭角。

到了明代萬曆年間推行綱鹽制度，徽商相繼打入鹽業領域，此後，徽州鹽商的實力開始逐漸超過了山西商人。明末改變開中制，晉商則被迫退出鹽業。

及至清代，揚州等地的鹽商中，徽商佔了絕對的優勢。一向以經營鹽業為主的山西、陝西商人集團此時受到嚴重打擊。而到了清末，廢除鹽商壟斷特權後，徽商在鹽業的優勢也土崩瓦解。

在鼎盛期的比較上，徽商雖然崛起較晚，但鼎盛期的出現卻早於晉商，徽商在明朝中後期便步入鼎盛期，而且持續到清朝。晉商起步與明初，但到了清朝中期開始繁盛，步入鼎盛時期。

從地域上看，在明代，晉商與徽商的活動範圍都較大。晉商重點經營的區域，在中國北部和西部地區。不過在北方的北京、山東臨清、河南開封等地，也聚集了大批徽商，這與其時的南北貿易格局密切相關。當然，到了清代，除了北京仍有較多的徽州茶商之外，徽商的活動範圍主要集中在長江中下游地區。

明代中葉以後，徽商對於各地城鎮的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現在人們耳熟能詳的一句俗諺，叫“無徽不成鎮”。根據胡適先生的解釋，這句俗諺的意思是說，一個地方如果沒有徽州人，那這個地方就只是個村落。徽州人進去了，就會開設店鋪、發展商業，於是就將村落變成了市鎮。清代以後，“無徽不成鎮”主要指的是長江中下游一帶，特別是長三角。

2

晉商重義拜關公，徽商敬儒拜朱熹

晉商多尊奉鄉人關公，可以說只要有晉商票號或者商鋪的地方，都會有關公供臺，關公是忠義的化身，也代表了晉商所秉持的為商理念，用“誠信仁義”來規範他們的行為和經商活動。而在徽州民間信仰中，關公雖然也有其一席之地，不過，南宋理學家朱熹的地位顯然更為重要。

朱熹理學對徽州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在明清兩代，不少地方的徽州會館也叫“紫陽書院”、“徽國文公祠”。所謂紫陽，是朱熹的一個別號。朱熹雖然生於閩北，但其祖籍卻在徽州婺源（今屬江西）。徽商在徽州會館中祭祀的主神，往往是“徽國文公”（亦即朱熹）。之所以打出朱熹的旗號，顯然是以此凸顯“賈而好儒”的“儒商”特色。

此種“賈而好儒”的特色，或者說是一種文化追求，對於徽商群體有著極為深刻的影響。“賈”與“儒”密切結合，讓徽商有了區別於其他商幫的獨特氣質。從當時人的記錄來看，一些商人“賈服儒行”，在儒家思想的潛移默化下，自覺地以儒家倫理、道德規範指導自己的商業行為。明代中葉以後，徽商迅速發展為稱雄商界的一支勁旅，與此一重要特色顯然不無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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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商“學而優則商”，徽商“學而優則仕”

對待教育的態度讓晉商和徽商走上了兩個完全不同的方向：晉商重錢不重官，“學而優則商”。家中子弟天資聰慧者不是去考取功名，而往往是在年幼時就開始學習經商之道，他們把讀書看做副業，甚至把走上考科舉道路的人認作資質較差、不適合經商的子弟。

徽商則完全相反，在他們看來，經商只是不得已而為之的一種謀生手段，讀書作官，“學而優則仕”才是人生的終極目標。徽商很愛讀書，他們有的白天經商，晚上讀書，在路途中也是時時不忘讀書。

由於崇文重教，經濟上獲得成功的徽商，以“富而教不可緩也，徒積資財何益乎”的識見和態度，“延名師購書籍不惜多金”。他們毫不吝惜地輸金捐銀，建書院、興私塾、辦義學，“振興文教”。徽商商戶家中的子弟，自幼便進學堂學習四書五經，將科舉考試作為頭等大事。

王振忠教授對《中外管理》分析道：徽商“賈而好儒”、“雖為賈者，鹹近士風”。在徽州，很多人外出務工經商之前，在家鄉都受過最基礎的啟蒙教育。另外，明清時代徽州是個科舉極盛的區域，不少人名落孫山，只能轉而去經商。在這種情況下，徽商群體中便出現了不少高素質的文人。商幫的崛起，一定程度上衝擊了傳統的“四民秩序”（士農工商）觀。不過，也應當看到，“以賈代耕”的徽商，他們大膽肯定商業行為的正當性，目的是為商人群體正名，以求改善自身的社會地位。在不少人的內心深處，“儒為名高，賈為厚利”，徽商雖然重利，但亦重視“儒”名，故而服賈（經商）與業儒（以儒學為業）並行不悖，不少人更以“士商”自居。也正因為如此，徽州既是全國著名的商賈之鄉，又以文風興旺、科甲蔚盛，而被世人譽為“程朱闕里”、“東南鄒魯”。

徽商非常重視子弟教育，在徽商家族中出過大批進士、狀元。據何炳棣先生的統計，從1647年到1826年，徽州府產生了519名進士（包括在本地中式和寄籍他鄉及第的），在全國科甲排行榜上名列前五六名。在此180年間，江蘇省產生了一甲進士94名，其中有14名出自徽州府；浙江一甲進士59名，有5名是徽州人。箇中的很多人，都是徽商子弟。之所以有這樣的成就，顯然與徽商重視子弟教育有著重要的關係，這一點與北方的晉商有著顯著的不同。

文化上的先進決定了徽商在先決條件上的優勢。一方面愛讀書既促使徽州成為文風昌盛之地，另一方面又對商業經營產生積極影響。因為有文化，徽州人自然在審時度勢、運籌決算、進退取捨乃至整個經營活動中勝人一籌。

徽州商人在業賈致富後，總是想方設法讓子孫攻讀詩書，成就儒業。為此，他們踴躍捐資，在桑梓故里興修官學、書院，廣建義塾、文會，為鄉里、宗族內的貧困子弟提供良好的讀書環境。有的家族明確規定，對族中聰穎好學但卻無力從師的子弟，必須給予資助。對參加科舉應試的學子，給予來往路費、筆札膏火、慶弔酬酢等方面的資助。這些規定，被詳細地列入族規家法，世代遵行。

因此，在明清徽州，“十戶之村，不廢誦讀”，文風相當興盛。自明代中葉以來，大批徽州人外出務工經商，他們既將經商利潤匯回本土，又帶回了各種思想、觀念與文化，這使得皖南一域，呈現出通俗文化與精英文化同生共榮的奇特景觀。徽商不僅在商業史上曾有過如日中天般的輝煌，而且，他們在文化上的建樹亦燦若繁星，這對於明清時代的中國社會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至於晉商，雖然也不排除一些人對儒學頗為重視，但‘山右積習，重利之念，甚於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貿易一途，其次寧為胥吏，再次者謀入營伍，最下者方令讀書。’這在當時，也成為朝野各界的共識。正因為如此，晉商對於中國文化的影響要遠遜於徽州商幫。”復旦大學教授王振忠這樣總結到。

封建社會，皇權高於一切，和官府關係的好壞至關重要。徽商以“賈者力生，儒者力學”為基點，竭力發揮“賈為厚利，儒為名高”的社會功能，將二者很好地結合在了一起。徽州人讓子弟讀書走科舉之路固然有文化傳統，但更現實的還是子弟當官後作為徽商的後盾。因為徽商有文化，在與官府交往，同顯貴應酬中，便能言語相通，應對自如。歙縣江姓鄉紳江春更領導兩淮鹽業近50年，自乾隆中葉後，兩淮鹽業幾為徽商所壟斷。究其原因，山西商人不重視讀書是一重要因素，由於晉商無人能在朝廷擔任要職，自然無法“左右”朝廷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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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用親不用鄉”，晉商“用鄉不用親”

徽商極為重視教育的背後，有出於維繫家族傳承的需要。對於徽商來說，從商可以有錢，但用錢買的官並沒有地位，只有透過科舉考試金榜題名而入仕，才有社會地位。而且，只有靠文化才能維繫家族傳統的傳承。在這一點上，徽商和晉商比起來就更多了一些官商色彩。

晉商則以地域關係為紐帶，他們是用鄉不用親。晉商選人主要以同鄉為主，不過條件通常很苛刻，在選拔人才方面顯得更“純粹”。

值得一提的是，因為歷史文化背景的不同，晉商非常重家鄉，不論他們走多遠，在哪裡做生意，他們的家都安在山西，最後都要回到山西。徽州受中原移民的影響，家鄉觀念相對淡薄，徽商把生意做到哪裡就在哪裡紮根發芽，這也是徽商用親不用鄉的歷史原因。

當然，晉商和徽商的文化上差別，還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對於今天的我們來說，重點是摒棄其文化上的糟粕，學習其文化上的精華，比如：晉商和徽商都“重誠信、講道義”，雖然成功之道很簡單，而恰恰是因為這些樸素的經商之道，才成就了它們縱橫華夏數百年的商業奇蹟，這點對於那些想做“基業長青”的企業來說，尤其值得深思。

如果把時間具體定位在清朝時期，晉商比徽商厲害，無論您是否認同，我們不看有《喬家大院》為晉商的典型代表，且聽我為您客觀分析一二，不足之處，還望您多多見諒與指教。

晉商，早形成於先秦時代，興於明初，明朝實施“開中法”，所謂“開中法”即是朝廷以邊疆鹽礦採鹽為資本，招商人用糧餉兌換鹽引，商人拿鹽引去鹽礦換取食鹽，運往內地銷售，即為以鹽換糧，而這時期，晉商憑藉著近水樓臺的地理優勢，率先挖金，此時為1370年。而在1492年，“開中法”變更為“折色法”後，即可以用銀兩直接批發食鹽，然後再返回內陸銷售，徽商憑藉著地緣近兩淮鹽場集散地――揚州，由此大顯身手，名噪一時，徽商由此登上歷史舞臺。

二者同時鼎盛於明清，二者不同之處決定了誰的資本實力更加雄厚，晉商注重錢不重官，信奉“學而優則商”，注重從小對金融生意的培養，一步一步穩紮穩打。徽商則重官不重錢，做事細緻，投機取巧，互相聯合為商會。但是令人詫異的事情則是，晉商做的多是朝廷的生意，類似於現在的央企，徽商則是茶米油鹽藥等基礎行業生意。

在經營範圍中，晉商能至國外俄國、日本、東南亞等地，當然，徽商也並不下風，其經營範圍也遠至海外，晉商五百年，徽商三百年，在底蘊方面要比徽商深的多，在產品的經營範圍要比徽商的多，徽商因鹽引起家，最後卻也因朝廷禁鹽而沒落，而晉商一直到慈禧太后因條約賠款曾向喬家借錢，說明晉商足以掌握朝廷的財富，真的是匯通天下、貨通天下。

徽商和晉商是明清時期稱霸商界的兩個勢均力敵的龍頭老大！但是，由於徽商地理位置靠近富庶的江南地區，尤其是明清時期，江南地區是中華最為富饒的地方，所以，我個人認為是徽商比較厲害。

但是在明清之前，江南還沒有得到充分的發展，那時是晉商稱霸天下！

唐宋以後，由於經濟中心的南移，使徽州地區經濟和文化迅速發展起來，成為江南地區經濟文化最為發達的地區之一。到了明清時期，徽州經濟和文化發展達到了歷史最為輝煌的時期。

徽商之所以能這麼成功，自然與當時社會的歷史背景、社會文化等因素有關。由於戰亂，中原大族大批遷入徽州後，將中原傳統文化也帶來了，他們遷入後，聚族而居，依然儲存著誦說詩書、崇尚禮義的風氣，並傳給子孫後代，使中原文明在徽州這塊土地上生根發芽，不斷髮展。徽州是程頤、程顥和朱熹的故鄉，被視為“道學淵源”的發源地。程朱理學在徽州的影響甚為深遠。朱熹所創新的理學是對前代儒學的修正和發展，被元明清統治者定為正統，使程朱理學成為當時中華文化發展的主流。在徽州一帶更是廣為流傳，徽州被譽為“東南鄒魯”。徽商在政治倫理上以程朱理學為依歸，堅持“官本位”的價值觀。但是真正能透過科舉考試選拔以光宗耀祖的人還是少之又少，而且徽州地理環境是山多地少，人口稠密，在參加科舉考試失敗後不得不棄儒經商，所以他們在經濟上以王學的說教為本，王學提出“四民異業而同道”、“百姓日用即道”的觀點，企圖打破傳統的“榮宦遊而恥工賈”的價值觀。使徽商或由儒業賈，或先賈后儒，或亦賈亦儒形成賈而好儒的特點。他們在商業經營中以儒家的倫理道德來指導他們的經營活動。

而明清徽商把儒與商結合地淋漓盡致！理學大師朱熹的故鄉就是在徽州！

儒商的本質特徵是：儒與商的結合和義與利的結合的統一。儒商與一般商人最大的區別就是儒商特別重視商業道德，不取不義之財。所以，徽商相對於中原的晉商來說，多了一份朱熹理學的文人情懷，少了幾分粗獷！

我相信你應該聽說過紅頂商人胡雪巖吧，他就是徽商哦。當初乾隆皇帝都感慨：徽商比皇室還富有！

清朝晉商較為強大一些，但粵商與徽商，同為中國歷史“三大商幫”實力也是非常雄厚的。

徽商萌生於東晉,成長於唐宋,盛於明,徽商,即徽州商人,舊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團的總稱,而非所有安徽籍商人。

徽商又稱 “新安商人”,俗稱“徽幫”。徽商是中國十大商幫之一,於明朝中後期達到頂峰，鼎盛時期徽商曾經佔有全國總資產的4/7, 亦儒亦商,辛勤力耕,贏得了“徽駱駝”的美稱.徽商的活動範圍遍及城鄉,東抵淮南,西達滇、黔、關、隴,北至幽燕、遼東、南到閩、粵.徽商的足跡還遠至日本、暹羅、東南亞各國以及葡萄牙等地。

晉商興起時期與徽商相同，皆在明朝。明朝"開中制"政策的實施，為晉商的發展提供了契機 發展到清代，已成為國內勢力最雄厚的商幫。世界經濟史學界把他們和義大利商人相提並論，給予非常高的評價。商業的發展不僅給人們帶來了財富，而且也改變了當時人們多少年"學而優則仕"的觀念。他們都說"家有萬兩銀，不如茶莊上有個人"當官入了閣，不如茶票莊上當了客"。茶莊票號正是當時非常熱門的行業。實力雄厚至此，幾乎將商人地位抬高了一個階梯。

這一時期，晉商雄居中華，飲譽歐亞，輝煌業績中外矚目。晉商稱雄過程中，晉商一共樹有3座豐碑，那就是駝幫、船幫和票號。

但隨著封建王朝統治的結束，晉商徽商都在清末慢慢退出了歷史舞臺。

當年的晉商超徽商太多，雙方完全不在一個層面。晉商是世界級的，而徽商只能說是國家級的。

理由如下：

1、主營範圍

徽商主要經營鹽、茶、木、絲綢、糧食等，而晉商除了上述專案，有一個非常牛的業務是：金融，也就是票號，它是公認的現代銀行的雛形。在物流運輸不發達、高風險的年代，晉商的一張票據，就可以實現異地匯兌，而且晉商大量在廣州、上海等國內各大商埠設定分支機構，為從事進出口貿易的國內國外商人提供金融匯兌業務，是名副其實的匯通天下，當時一年週轉的白銀達1000萬兩之巨。當時中國的金融中心，根本不在什麼帝都、上海、廣州等大城市，而是在山西的祁縣、太谷、平遙等小縣城。

2、貿易範圍

徽商發源於長江中下游，所以貿易範圍一般都在長江中下游一帶，而晉商的貿易範圍除了大本營北方之外，還廣涉蘇州、揚州、以及廣州等城市，最重要的是，晉商的腳步延伸到俄羅斯、蒙古、日本、東南亞、阿拉伯乃至歐美諸國，甚至了壟斷了俄羅斯、新加坡等國家的經進出口貿易，海外貿易活動那是相當活躍，是當時與威尼斯商人相媲美的世界級商幫，這一點徽商無法比擬。

3、財富規模

徽商裡的翹楚，無疑是胡雪巖，鼎盛時的財富為3000萬兩。而提高晉商，人們首先想到喬致庸，然而其實山西臨汾的亢家才是晉商之首，財富多到連康熙皇帝都感到震驚。據史料統計，在清代，排名前16的大財團均為晉商，僅僅把平遙縣城幾家商人的財富相加，數量就超過了一億兩白銀，比當時國庫裡的錢還要多，當年清政府一次次財政危機，還不得不向晉商借錢救急。看看如今山西各地的大院豪宅，比如喬家大院、常家大院等，就可以感受到當年第一商幫晉商的輝煌。

晉商稱為清朝商業霸主是當之無愧的，l匯通天下是喬致庸開創的先河，當時的商人，能打破匯通天下的大格局，確實是不簡單

我個人覺得清代商幫的霸主應該是晉商

要知道晉商曾經的實力有多麼強勁，就需要看看他們在衰亡階段的表現。一直到1917年，俄羅斯發生嚴重的內部動亂，莫斯科等地還有晉商經營的店鋪。他們比當時大部分俄羅斯人都要富裕，並在動亂中成為了打砸搶的物件。

晉商之所以可以把生意一路做到俄羅斯，是因為他們獲得了滿清朝廷的貿易特許，可以自由的將內地物產轉手到中亞、蒙古和俄羅斯。這也是晉商在清朝發展迅速、體量龐大的原因。但這樣的特權並非憑空獲得的。早在清軍入關之前，晉商就一直冒著被明朝殺頭的威脅，為關外的滿洲輸送包括糧食在內的各種戰略物資。

晉商之所以要如此操作，主要原因就是明朝對他們謀生手段的壓制。因為當地至少在先秦時代，就是東亞農耕與北亞遊牧的交界地帶。陸上貿易是當地重要的經濟產業，重要性堪比海洋經濟對廣大和福建兩地。雖然在歷史上，這種不為中央吏制帝國所提倡的經濟結構，屢次被帝國力量打斷。但在帝國控制力衰退之後，又會自然而然的死灰復燃。

從南北朝到元朝，晉商的先祖一直經營著類似形式的貿易，種植各類經濟作物。但在明朝佔領山西后，對當地的經濟結構做了強制性的破壞。私人貿易和經濟作物被取締，換上了效率低下的普通糧食生產。所以，晉商和當地人的不少人在明朝時屢屢與朝廷作對，甚至有帶著蒙古軍隊打到北京城下的事情。對清軍的支援，可以算是晉商曆史上最為成功的政治投機。

相比晉商的規模、水平和影響力，徽商實在是差的太多。從可查的歷史當中，他們的存在感也要低很多，並且在實質上沒有獨立運作能力。地緣因素可能是造成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

徽商的發源地位於長江中下游位置，要順利的開展貿易，就必須依賴長江水系。但很不幸的是，早期在南京建都的明朝，成功卡死了長江出海口與附件水系。儘管後來首都被搬遷到北京，但龐大的南直隸行省，還是成為限制徽商貿易的重要因素。結果，很多徽商的先祖就改頭換面，加入了福建人為主的“倭寇”集團。在明朝人留下的記錄中，倭寇團體的主力是福建人，接下去就有很多安徽人。說明徽商為生存，很多人不得不依靠福建的走私海商幫助。

清軍入關後，晉商獲得了朝廷給予的諸多特權。除了可以對中亞和俄羅斯貿易外，他們也可以進入內地採購商品。為此，就擠壓了徽商和沿海商人的份額。結果自然是晉商一家獨大，而徽商不得不與之合作來謀得生存。

最後，讓徽商翻身的恰恰是近代的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從鴉片戰爭開始，西方勢力透過沿海逐步深入內地。清廷原本的晉商獨大策略，已經非常不合時宜。隨著沿海經濟的飛速發展，晉商的貿易特權已經成為了一紙空文。徽商則因為靠近上海這樣的開放口岸，迅速壯大。他們成為了將內地商品轉手到沿海城市的重要力量。這才讓徽商的歷史地位飆升，有了看似比肩晉商的實力。

但平心而論，徽商依然只是沿海西方商人和買辦的合作者。他們不可能像晉商那樣，直接去中亞的撒馬爾罕、布哈拉等地設立分支機構，更不會有晉商在俄羅斯核心城市的店鋪與產業。

綜上所述，晉商無疑比徽商要強大的多。雙方根本不在一個水平級上。

以上僅為個人看法

答案：自然是晉商才是清朝商幫霸主，近代歷史上的徽商不是指安徽商人，而是指徽州（今黃山市）一帶的商人，首先在地域面積和商幫規模上就無法與晉商（山西商人）相比。

其次近代歷史上晉商最出名的要數錢莊生意，我們經常在小說和影視作品上看到，某某山西大同錢莊的銀票全國通行。這是非常了不起的。那時候的山西錢莊不同與現代的銀行，現代的有國家政府幫忙背書。那時的山西錢莊開出的銀票能夠全國通用靠得是私人多年經營的信譽。打個比方：現在阿里巴巴馬雲在一張白條上籤個字蓋個章說這張白條價值十萬，這張白條能否在全國通用？答案是不能。但是當時山西錢莊卻能，沒有國家政府背書的銀票說白了就是白條，而山西錢莊開出的白條能夠成為貨幣一樣在全國流通，憑的就是巨大的商業能力與信譽，做到這一點就是在現代的商業社會也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在當時的晉商卻做到了，所以說晉商創造了商業歷史上的奇蹟也不為過。

所以，雖然徽商在近代出過像胡雪巖這樣的商業巨擘，但是在整個清朝商業中的影響力是遠遠不如晉商的。

從對中國歷史貢獻來講，晉商的實力是要大於徽商的，尤其以喬家為代表的徽商創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家票號，就這一點而言，徽商是非常厲害的！而且晉商以誠信聞名當時的中國商界，當然了徽商的實力也是不容小覷的！

晉商作為商幫之首，起源最早、衰亡最晚，晉商發跡於宋代，明朝時與徽商南北並峙，至清朝晉商便獨佔鰲頭，明清兩代輝煌500年。晉商實現了“貨通天下、匯通天下”，晉商不僅店鋪遍設全國通都大邑，而且經營範圍遠涉日本、西亞和俄羅斯等地，控制了史上多個行業如鹽、鐵、茶、絲綢等，清代的票號經營更將晉商推向史上最為輝煌的頂點，在世界金融史上也據有濃墨重彩的記錄。晉商創造的財富，徐珂在《清類鈔》中列舉山西富戶十四家，加起來“三千萬兩銀子”，相當於大清帝國一年的財政收入。晉商超越於其他商幫的突出地體現在股份制、身股制等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以義制利、誠信經商、樂善好施的商業倫理道德也成就了晉商的發展。

（一）晉商的崛起和興盛

為什麼中國最早的商人不出現在其他地方，而獨出現于山西？

自然條件和政策鼓勵出現了第一批富裕的山西商人，於宋元年間長足發展，為明清晉商的崛起奠定了基礎。遠古，自然資源是產生貿易的唯一條件,即運城的河東鹽池。山西主要是由於擁有這種自己獨有而別人離不開的鹽，同時春秋時期，晉國推行鼓勵商業的“輕關、易運、通商、寬稅”的政策。因此在春秋時期的晉國出現了第一批商人。

制度變化也為晉商帶了歷史機遇，北宋時期實行“折中制”放開了鹽的運輸和銷售（折中制：商人把糧食運到邊疆，由政府給予“鹽引”，然後憑鹽引到指定鹽場領鹽，再到指定的地區銷售）。這種制度為山西商人參與並擴大鹽業貿易創造了條件，晉商形成的歷史機遇。

除此之外，山西固有的政治背景、經濟背景和地理條件等因素一定程度輔助成就了晉商的逐步崛起和興盛。自明朝燕王朱棣起兵奪取皇位後遷都北京，北方的政治中心重新確立起來了，這對於經濟發展帶來非常大的影響，晉商也正是從這時起逐步興起的。山西曆史悠久，人口比較稠密，耕地相對不足，剩餘勞動力多；山西地區處在北京和陝西乃至西北地區交通要道的中間位置，同時具備陸路、水路的便利交通條件，有這樣好的地理條件，同時存在現實的就業壓力，造成了很多人從商。

晉商輝煌500年的發展機遇來自於哪裡？

無論對一個人，一個商幫，還是一個國家，機遇都是重要的，晉商的機遇就是明初實行的“開中制”，放開了鹽的銷售和運輸，晉商抓住了這個機遇；促進晉商鹽業發展的是另一項政策：政府退出鹽業生產。山西人利用這個機會，作大了以鹽業為主的貿易，需要相互幫助，形成了“綱”(浙直、宣大、澤潞、平陽、浦洲），以地域鄉情為紐帶的鬆散商業聯盟，這就是我們說得“晉商”。

明代中期，鹽業政策轉向“折色制”，大鹽商遷到揚州，其餘晉商開始多元化發展，尋找與北邊少數民族的貿易機會。

清代後，晉商抓住了兩次機會，一個是清統一中國後，清政府的邊疆政策和對外政策給晉商帶來了貿易機會。清政府的統一邊疆、開放邊疆、管理邊疆過程中，晉商抓住機遇，成就了進一步的發展，做到了“貨通天下”。清政府的對俄貿易政策推動晉商走向持續繁榮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清政府對這種貿易採取了鼓勵的政策，凡行商於恰克圖一帶的商人，必須持有理藩部頒發的“信票”這幾方面的政策，使得晉商的市場地盤更加擴大，遠距離貿易更加發達。

另一個是道光年間的金融創新－票號。票號出現在山西，由晉商首創，是一種歷史必然；在票號出現之前，金融業的業態主要是典當、印局、錢莊、賬局。晉商在金融業中處於執牛耳的地位了。在這些金融活動中，積累了大量的資本，也湧現了許多人才。

晉商的票號演繹了一段至今令後人仰慕的輝煌歷史，把晉商推上了事業的頂峰。

票號產生有其偶然性。過去商人掙了錢都是僱鏢局，然後把掙的錢運回去。在嘉慶和道光年間，當時社會不太安定，各地的農民起義非常多；當時平遙有一個姓李的李家，這個主人叫李大全，他開了一個顏料坊，叫西裕成顏料坊，他在北京有分號，在天津也有分號。所以有朋友就託他把自己的錢放在北京，然後他給開個條，到山西再去取錢去。後來他那個掌櫃，掌櫃現在我們叫總經理了，他的掌櫃叫雷履泰。雷履泰就發現他的東家是把它作為好事，幫朋友忙的，其實他覺得這是一個商機，也就是進行銀錢的匯兌，異地匯兌，所以他就勸他的老闆，把這個顏料鋪乾脆改成一個票號。所以道光三年，也就是1823年，歷史上第一家票號叫做“日升昌”就此誕生了。

其實，票號出現在山西，由晉商首創，是一種歷史必然。隨著商業活動的發達，它一定是金融事業的發達。也就是說如果沒有金融，那麼商業很難再進一步發展。所以明清時代中國的商品經濟相當發達，也就為中國的金融業的發展實際上提出了一個要求。也就是商業發達了，商品經濟發達了，一定要金融也發達。所以這個時候，需要票號實際上已經是一個歷史的要求。晉商從資金、網路、人才和信譽都具備了這樣的條件，因此由晉商首創，是一種歷史必然。

資金，從事票號需要大量的資金，要錢、要資本，而當時山西商人是“富甲海內”，在海內可以說是最有錢的。網路，金融業既然是搞異地匯兌，在全國一定要有分號，而山西商人在發展的過程中實際上在全國各地都有自己的分號，那麼這些分號做票號進行匯兌就非常方便。人才，山西商人有一批優秀的職業經理人，也是有一批非常精通業務的人。這批人就可以成為票號的骨幹。信譽，最關鍵的就是山西商人的誠信是天下有名的。票號是接受客戶的真金白銀，為其開一張沒有法律保障的匯票，這張紙能不能再換為真金白銀，取決於票號的信譽。信譽是票號的生命線。奉行”以義制利”獲得了客戶的信任，幾百年的堅守誠信而置。

經過一百多年的發展，全國一共擁有的51家票號，其中有43家由晉商開辦。而票號的英文也被翻譯為“shanxibank”，西方人還將票號稱做現代銀行的“鄉下祖父”，票號的影響之大可見一斑。

票號的業務，主要是兩種業務：一種業務就是吸收存款，發放貸款；第二個業務就是銀兩的匯兌，也就是我們說的異地匯兌。比如說你要到四川去做買賣，你從北京你不用把銀子帶過去，你把錢放到票號裡邊，票號裡邊給你開一個條兒，然後你自己到四川去，到了四川成都以後你可以找到這個票號的分號，然後再把這個票換成銀子在當地使用。所以這個票號的匯兌就是我們現在講的匯款，就是從事這個業務。另外第三個業務就是把各種不同成色的銀子透過冶煉，給它變成成色統一的一個標準化的銀子。所以票號主要是從是這樣一些業務的。

票號的客戶，最初的客戶是民間貸款，商人為主；後發生太平天國運動，以及西方資本主義入侵中國的第二次鴉片戰爭，對票號的發展有影響，業務收縮，其服務逐步轉向與清政府的結合，存款的大多數變為各省官府機構的公款以及地方貴族顯宦的積蓄。因為政府的匯兌這一塊數額非常巨大，所以這就給晉商提供了一個發展的機遇。另一次機遇就是八國聯軍進北京之後，我們知道慈禧和光緒皇帝西逃，在西逃的時候就受到山西商人的接待，山西商人就接待了慈禧太后，因為當年慈禧太后很狼狽了。逃出來非常狼狽，慈禧太后就受到了山西商人的接待，不僅接待地非常好，而且還給了20萬兩銀子讓慈禧太后路上用，隨便花花。慈禧太后回去以後非常感謝山西商人，所以就把八國聯軍進北京以後的賠款，我們向各國的賠款，全部交給山西人辦，總額，本息總額在一億兩白銀。所以這個也使得晉商在1900年八國聯軍以後，一直到1910年清政府垮臺以後，其實這是晉商最輝煌的這麼一個時期。你看這個晉商通過了這麼一系列的過程，所以做成了一箇中國曆史上最大的商幫。

隨著晉商對俄貿易的衰落，一方面晉商將大量的資本轉向蒸蒸日上的票號；另一方面，其業務重點從辦理國內商業匯兌轉向存放款業務，其中又以承擔清政府的官款匯兌和官吏存放款為大宗，從而造成畸形發展及其最終的衰落。

晉商，清末的財政和金融體制全靠晉商建立和支援，晉商的財源，支撐著晚清殘喘十幾二十幾年，晉商的票號制，差點成了中國近現代的銀行！

就清朝時期，晉商強於徽商。

晉商發跡於明初，與明初的開中制度有關，一直到明末，又成功的政治投機於清朝，清初做為皇商，風光無限。到清朝中後期晉商達到鼎盛時期，一直到民國。徽商發跡於明中期的折色法，因江南本是富庶之地，所以徽商在江南也是很強大的存在，甚至出現了無徽不成鎮的地步， 至清朝中期徽商達到鼎盛卻又衰敗於道光的票鹽制。

那麼為什麼說清朝晉商強於徽商呢？

第一 經營範圍與影響力廣，晉商不僅在國內，在對俄、日、朝鮮貿易中都是主力，甚至在歐洲也有產業更有甚者在外國大城市開設商號經營。晉商的眼光與格局觀，是當時的地方商團中非常少見的，跟朝廷取得對中亞和俄羅斯貿易的特權。而徽商只在江南，就算清朝後期，也只是沿海西方商人的買辦或者合作者，在於洋人合作中也始終處於劣勢。

第二 規模大水平高時間長。晉商輝煌兩百年，徽商只有近百年，清初晉商是皇商且對外對蒙貿易發達，中後期也是票據業務影響甚大，而徽商只有在中期鹽業上輝煌過一段時間。晉商對經理人等人才的選拔也比徽商更加嚴格規範。

第三 經營內容與方法更佔優勢。除了鹽業，晉商經營更多的是上游物資再加於票號，晉商票號的生意，距離現代銀行業一步之遙。而徽商除了鹽業，就只有西方的買辦。在經營方法上：晉商以小勝大，往往是從小商小販作起，精打細算，資本逐步積累，穩定發展，且各成體系；徽商則以觀察入手，投機取巧，互相聯合。

從晉商與徽商的崛起看，都是與鹽巴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徽商從晉商手中接過鹽巴經營的接力棒，開創了自己的輝煌。晉商從鹽巴獨家經營上積累了豐厚的原始資本，而後開始了販茶，在清朝初期，北方出產人參、貂皮、靈芝，而南方出產鐵鍋，北方對鐵鍋需求很大，而南方需要貂皮，因此南北兩方開始了貿易，這個貿易的中介就是晉商，山西的地理位置連線了南北方的貿易，晉商從貿易中獲利不菲，後來又販茶，從南方運茶在北方銷售，並且在販茶的過程中，晉商逐漸掌握了透過整個產業鏈來賺錢的運作方法，集生產、產品設計、物流、倉儲、批發、零售，控制了整條產業鏈，你要知道，現在在中國生產一個芭比娃娃的成本是一美元，但是在美國的沃爾瑪超市可以賣到十美元，這中間的九美元的差價就是從整個大物流環節增加的。而晉商在當時就發現了這個訣竅，可以說，這個時候才產生了真正意義上的晉商（郎鹹平）。晉商透過鹽巴的獨家經營、南北貿易和販茶積累了大量的資本，最終成立了自己的票號-日升昌，當時朝廷的很多官員，包括慈禧太后都在這個票號裡面有大量的存款，晉商從此實現了產融結合的商業運作模式，從一個輝煌走向另一個輝煌，將自己透過實業積累的大量資金用在了後續的發展商，而反觀我們的徽商呢，在財富的支配上，則比晉商相去甚遠。 （徽商的揮霍）徽商透過鹽巴的獨家經營獲取了大量的資本，乾隆六次南巡都是一個叫做江春的人接待的，這個人就是徽商裡的一個大鹽商。然後徽商們大興土木，幾乎買下了整個揚州，成為他們的後花園，還建造了大量的牌坊，徽商為什麼會這麼做呢，前文講過，徽商是一個重視朱熹理學的商邦，他們積累大量的資本和考狀元做官的原因其實很簡單，就是為了光宗耀祖，一旦有了大量的金錢，他們首先想到的就是光耀自己的宗族。徽商到後期，有些販馬的馬客也不再販馬了，因為他們發現這批暴富的徽商很喜歡女人，因此他們就從村裡選了一批身材好的、面板好的、臉蛋漂亮的女孩兒，把她們養起來，教她們琴棋書畫，以圖將來取悅徽商，賣個好價錢，由於這幫人是販馬的，而這些女孩兒又都很瘦，因此這些馬客就叫她們“瘦馬”，以後演化為“馬子”，就是女孩兒的意思，到現在東部沿海的很多省份還用“馬子”來稱呼自己的女朋友，就是最早從那個時候開始的

就清朝那個時候來說，晉商一直是公認的“中國第一商幫”，那為什麼說晉商是那時的商業霸主呢？

貿易國際化

商業的發展與當時社會的穩定關係極大，隨著清朝政府的統治癒發穩定後，與周圍的其他國家的通商口岸也逐漸開放，晉商立刻抓住了這個機遇，真正的做到了“貨通天下”。

他們經營的地區南從江浙閩一帶到東南亞等國家，北從蒙古草原直達俄羅斯，乃至歐洲市場。經營的範圍小至柴米油鹽醬醋茶等生活用品，大至陶瓷絲綢冶礦等各種稀有物品，依靠著駱駝、馬匹和船等運輸工具來運送貨物。

可謂“凡是有麻雀飛過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雖說徽商也不是沒有與其他國家交易，但其規模與晉商相比還是有點差距。

值得一提的是但是俄國和歐洲那邊對於茶和瓷器等物品需求是無限量的，基於這一需求，晉商商幫中誕生了一個嶄新的分支（駝幫），他們以駱駝為運輸工具，橫穿沙漠，跨過草原，以茶葉等大宗商品又開啟了一個新的商業時代。

商幫的教育理念

晉商重錢不重官，“學而優則商”。家中天資聰慧的子弟並不去讀書考取功名，而是在年幼時就開始學習經商之道，他們把讀書看做是一種經商的副業，甚至還把走上科舉道路的人認作資質較差、不適合經商的子弟。

徽商則完全相反，在他們看來，經商只是不得已而為之的一種謀生手段，讀書作官，“學而優則仕”才是人生的終極目標。

雖說這兩種理念各有千秋，但作為一個商幫來說，大多數人真正的本職工作還是商人，清朝中後期徽商出現了太多的文人墨客後，整個商幫失去了一個商人敢打敢拼的冒險精神，這也是他們逐漸走向衰亡，無法與晉商抗爭的原因之一吧。

銀行的前身，金融行業的崛起

要說晉商與其他商幫最大的不同就在於晉商實際上已經走出資本家的固定模式，走出了中國自己的金融時代。

他們依據著自己的商業網路鋪設了大量的票號商鋪，也就是類似於現在銀行的分行，甚至在俄國、印度都能看見晉商票號的存在。

隨著商業的進一步發展，其他商幫也開始進入票號業。但是儘管如此，票號業依舊是晉商一家獨大，十家票號，就有九家半是晉商的。晉商對於中國商業乃至世界商業的貢獻不僅僅是首開金融業，還有其為了票號業更進一步發展而獨創的“股份制”。

晉商靠一幫之力真正做到了匯通天下，票號業的空前的興盛，使晉商們成為無可爭議的“海內首富”，稱之為白銀帝國也毫不誇張。

晉商雖然隨著清朝的衰弱，也走向沒落，但在清朝其商幫霸主地位還是不可否認的，其開拓創新的故事也永久流傳。

回答這問題必須的先理清他們：商幫歷史，代表人物，經營理念，經營範圍這四個方面來看會比較合理。

【商幫歷史】

徽商：俗稱"徽幫"，即指以古徽州府籍商人的總稱（徽州，包括歙、休寧、婺源、祁門、黟、績溪六縣，即古代的新安郡）。 徽商宋代開始活躍，全盛期則在明代後期到清代初期，衰落於清末明初，歷時四百年。

晉商：通常意義我們說的晉商就是指明清山西商人，晉商興起得益於明朝“開中制”崛起在明代衰落於清代，歷時五百年。

【代表人物】

徽商代表人物：胡雪巖、李宗媚、江春、張小泉

晉商代表人物：喬致庸、常萬達、範永鬥

【經營理念】

徽商經營理念：徽商敬重儒學，提倡“學而優則仕”，徽商多敬重朱熹，多從政人員，1647年到1826年，徽州府產生了519名進士。因為他們走到那店鋪開到哪，通常以家族為紐帶，有一句話叫“用親不用鄉”就能體現。

晉商經營理念：晉商重錢不重官，“學而優則商”。晉商更為敬重關公，主要以地域關係為紐帶，他們是“用鄉不用親”。我們現在股份制，合夥制他們都已經玩過一遍了。

【經營範圍】

徽商經營範圍：徽商經營行業十分廣泛，由於明朝“折色法”（就是倒賣鹽業）尤以鹽業為主要業務。同時糧食、茶葉、絲織品、陶瓷等也有插足，同時業務也遠至東南亞海外。

晉商經營範圍：山西靠近北方邊鎮的有利地理位置發展起來的，主要經營鹽、絲、糧食、鐵器、棉布等軍需用品以及金融典當業。特別是金融業，真正做到：匯通天下、貨通天下（票號就是吸納存款和借貸，活脫脫的古代支付寶）。業務遠至俄國、日本、東南亞等地。晉商創造的財富，徐珂在《清類鈔》中列舉山西富戶十四家，加起來“三千萬兩銀子”，相當於大清帝國一年的財政收入。

【總結】

這兩個商幫，都是當時炙手可熱的大幫派，對國家做出了巨大貢獻，像徽派商人胡雪巖就是左宗棠的錢袋子，為他收復新疆提供了巨大幫助。 八國聯軍打得慈禧西逃時候，晉商就接待了慈禧太后和光緒帝，為感謝他們，把當時各國的賠款都交給了山西人辦理，本息總額在一億兩白銀。所以這個也使得晉商在1900年八國聯軍以後，一直到1910年清政府垮臺以後，其實這是晉商最輝煌的這麼一個時期。 他們兩派都對國家做出了巨大貢獻， 若我個人愚見透過以上分析，我更覺得晉商才是清朝霸主！ 就此擱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