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和人，哪個更重要？這個問題雖說是見仁見智，但是大致是人好，只能保證一時，制度好，可以走的更遠。站在歷史功業的角度，朱元璋驅除蒙元，光復大漢江山，雖然有嗜殺之嫌，但總起來算是“好人”，可是這個“好人”卻定了一個“壞制度”，最終作繭自縛，後世子孫也以此失去了江山社稷。

在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朱元璋在皇明祖訓中規定：“今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以後子孫做皇帝時，並不許設丞相”。從這一刻開始，中國兩千年的宰相制度宣告結束，也是從這一標誌性事件開始，中國進入“黑暗政治”時代，政府的政治活動不再是公開的、透明的，不再是可以討論的問題，隨之而來警察社會開始不斷加強，封閉、保守因素在國民性格中的斷增加， 為中華民族的落埋下了極大的隱患。

朱元璋透過農民大起義登上皇帝寶座，遊方僧出身的朱元璋具有濃厚的小農意識，不僅不希望大權旁落，要獨攬大權，小權也要一起攬，全國一切事務都要親自過問，加之他生性好猜忌，對任何都不信任。廢相前，朱元璋共任命過四名丞相。他們分別是徐達、李善長、汪廣洋、胡惟庸等。其中徐達因“數受命征討，未嘗專理省事。”他任職期間，在京時間不足兩個月，因此得以善終。而其他三人均被朱元璋罪誅，期中固然胡惟庸專權的因素，但從整體來看，三位宰相的命運與朱元璋的性格弱點又密切關係。

廢相之後的朱元璋也就成為中國歷史上最為繁忙的皇帝，每天處理政務多達二百多件，他可以，朱棣也還可以，但是後世子孫，生於深宮，長於婦人之手，實在無此能力和精力，自然就將此權利拱手給身邊的宦官。於是，明代成為中國歷史上 ”最大的太監帝國”也水到渠成了。

民國史學大家中傅斯年和錢穆學術觀點分歧嚴重，一個主張用西方科學方法解讀中國歷史，希望用科學民主的現代理念解決中國的問題；一個傾向於傳統，希望從傳統的善政善制中找到救世良方。但是兩人在朱元璋廢相這個問題上看法卻極其一致，傅斯年把明朝視為“中華第三帝國”，評價遠遠低於漢、唐；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中說：”明代是中國傳統政治之再建，然而惡化了。惡化的主因，便在洪武廢相。”現代和傳統史學的代表人物同時把矛頭指向了朱元璋廢相。

“國家大事，唯祀與戎。”在朱元璋以前，中國皇權和相權分工明確，皇權主要是“祀”，皇帝稱為天子，是代表百姓和天地（上帝）溝通的，相權主要是“戎”，即行政和軍事。後來丞相的軍事權利，分由大將軍負責，丞相則成為政府的首腦。這種分工看似封建，其實和現代政府制度的立意極其相似，皇帝就相當於黨委，丞相就相當於總理，只是皇權是終身制、繼承製，相權可以隨時更換。

宰相制和現代的責任內閣一樣，幹得不好或是出了問題，負責的宰相下臺後，換個人，換個政策，國家機器可以繼續工作。但是，自從朱元璋廢除宰相以後，內閣只是皇帝私人秘書，不過是五品小官，所有的政策必須以皇帝的名義實行（宰相制時以政府的名義實行），出了問題，自然無法替皇帝負責。皇帝是天賦神權，是不可能錯誤或下臺的，於是政府的錯誤成了無法正面面對的問題，於是就把責任推給了具體辦事的官員，官員普遍沒有安全感只有兩條路，一是相互結黨，尋找更大的官員當靠山；二是大官透過投靠太監，尋求皇帝的信任和幫助。

後世公認，明朝衰敗、滅亡的兩大弊政：一是太監干政，二是言官紛起，黨爭不斷。內閣責任大，權力小，所有問題都要等皇帝批示，皇帝不願意管，或者管不過來，就安排太監代勞；而且內閣又沒有人事任免權，人都不是自己選的，支援現行政策的不能用，反對現行政策的不能免，政策怎麼推行？以致於張居正這種重臣能吏，都要和太監穿一條褲子。批評皇權不敢，批評相權也要負責任，但是批評辦事官員，說對了可以博得名聲人望，說錯了也不用負責任，這又給了政敵和言官以攻擊的口實，於是黨爭、太監專權兩大問題，愈演愈烈，終至朝廷地無人辦事，無人說實話，國家大勢終 至不可收拾。

清承明制，雖然沒有太監專權，但是滿州貴族代替了太監，和皇帝結成了一種無須監督，政府無權干涉的政治生態，一切全看皇帝一人的好惡，中國進入了“警察社會”，言論管制，思想壓制，社會上死氣沉沉，終至全面落後於西方。

有人可能說皇權一樣可以承擔負責，崇禎不是屢次下罪己詔嗎？其實政府的責任和這個完全是兩回事，宰相、內閣承擔責任，結果是下臺，可是皇帝呢？即使他說自己錯了，他會下臺嗎？他會改變政策嗎？誰去監督他？一切都得不到保證，這怎麼能 叫負責？

簡直是胡說八道，這和太監帝國有啥關係，我不認可這個說法，東漢不是太監帝國了！！

宦官問題，歷來是中國幾千年封建政權的癌症。

歷朝歷代，能將這個問題處理得好的並不多見。

柏楊說中國經歷了三次最黑暗的宦官時代：第一次是在東漢後期的2世紀；第二次是在唐朝後期的9世紀；第三次從公元1435年王振當權一直到明王朝覆滅為止。

明代的宦官雖然不如東漢末年和晚唐時期的宦官氣焰兇、勢力大，也不像漢唐的宦官那樣，能把皇帝的立廢生死都操於自己手中，但是，明代的宦官用事最久，在中國宦官史上力拔頭籌。自永樂朝起，宦官逐漸得勢，直到明思宗縊死煤山，二百多年間，宦官們熙熙攘攘，你去我來，活躍在朝堂之上，上演了一幕幕荒誕劇，甚至出現“九千九百歲”的魏忠賢這樣頗為奇特的歷史現象。奸佞之生不偶然，半由人事半由天。讓我們從魏忠賢的前輩們談起。

明代的宦官，最初除了做奴才的份兒外，沒有更多的權力可言。草根出身的朱元璋，雄才大略，戎馬一生，為朱家子孫們爭來了天下。臥榻旁豈容他人酣睡，這顯然不僅是趙匡胤一個人的隱憂，作為開國皇帝，朱元璋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功臣大將們都已兔死狗烹，權力禁臠又豈容宦官染指？他親眼目睹過元末宦官的危害，下決心從根本上剷除宦官干政的一切可能性。 洪武十年（1377年），有一名老太監，完全是出於一番好意，指出公文中有明顯的錯訛。

朱元璋明知太監說得對，仍然立刻下旨將他逐出皇宮，遣送回原籍，原因是這名太監“干政”了。 洪武十七年，朱元璋特意鑄了一塊鐵牌，懸掛在宮門上。鐵牌上寫著：“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犯者斬。”這時候，宦官的權力跌入了歷史的低谷，不僅不允許干預朝政，更不能與官吏串通一氣，甚至連置產業的權力也沒有。 到了明成祖朱棣手中，這道鐵的紀律起了一個微妙的變化，他不但不再警惕宦官，而且開始把宦官視為心腹，當作控制外廷大臣的一股重要力量。“內臣不得干預政事”被悄悄地改為內臣不得擅自做主。

朱棣之所以任用宦官，委以大權，是因為在奪取皇位的“靖難之役”中，他靠勾結受建文帝壓迫的宦官而掌握了建文帝的動向；在圍攻南京時，又與宮內的宦官裡應外合取得了勝利，登上了皇帝寶座。因此，朱棣上臺後，害怕會有失意的宦官像出賣建文帝一樣出賣自己，所以不惜背叛祖訓，拉攏宦官。

而朱棣自己的宦官，如狗兒等，在“靖難之役”中表現得非常勇猛,率軍與南兵對沖，為朱棣在戰場上立了功。 於是，明代的宦官悄悄地邁開了問鼎權力巔峰的第一步。朱棣先後派李興使暹羅（今泰國），鄭和下西洋，侯顯使西域，王安等督軍營，馬靖巡視甘肅。永樂十八年(1420年)，又增設東廠，委任宦官主持，專門偵察刺探臣子民眾情形。這樣，宦官可以出使、專征、監軍、分鎮以及刺探臣民隱情，大權在握，為後來的專權提供了條件。 朱棣孫子宣宗朱瞻基採取了一項措施，在宮中設立“內書堂”，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宦官學校。宦官學校收取了十歲以下的學生二三百人，由司禮監秉筆任校長，學長由德高望重的長者擔任，請翰林院的學士來教導學生。學生研讀的課本是《百家姓》、《千字文》、《孝經》及“四書”、《千家詩》、《神童詩》之類書籍，評定成績的標準是背誦能力和字型的工整度。

成績特別低劣者和犯規者，由老師登記在成績表上交給秉筆。從設立內書院始，宦官讀書成為定製。本來學書習字，傳授知識是好事，但這卻無意打開了葬送大明朝的潘多拉魔盒—這些太監們時間充裕又無青春期煩擾，明古今、通文墨，如虎添翼，更能在關鍵時刻運用籌算智詐，欺君作奸。

至英宗朱祁鎮時期，宦官權力進一步擴張，開始握有典兵之權。朱祁鎮即位時年方九歲，還是一個只知道玩樂的頑童，太監王振帶著他遊玩，他對這個鬼點子層出不窮的大玩伴十分敬佩，尊稱為“王先生”。王振利用朱祁鎮的信任假傳聖旨，總攬朝政，沒有人能控制他，他不但成為太上宰相，而且成為太上皇帝。朱祁鎮成年後，皇家教師劉球上奏章勸朱祁鎮親政，王振認為是譏諷自己，把劉球逮入錦衣衛詔獄，亂刀砍死，屍體肢解，拋擲荒郊。

有一天早朝時，朱厚照發現了一份揭發劉瑾種種罪行的匿名信，但朱厚照拒絕相信，把這封信轉交給劉瑾。劉瑾大發雷霆，命高階官員三百餘人跪到奉先門外的烈日之下追究事主。那些高階官員們從早晨跪到天黑，許多人當眾倒下死掉。天黑之後，未死的人再被囚進錦衣衛詔獄。後來還是劉瑾發現匿名信來自宦官內部，跟朝臣無關，才把他們釋放了。 劉瑾權勢熏天，整個政府都圍繞著他轉圈。

宰相焦芳、內政部長張彩、國防部長曹元，幾乎跟他的家奴沒有分別。政府的大小措施都在劉瑾的私宅裡決定，即使最荒唐最惡毒的大政方針也沒有人敢提出半點異議。 各地官員進京朝拜述職時總是要向劉瑾行賄，叫作“拜見禮”。少的要上千兩，多的則五千兩。如果升了官，還要立即用重金“謝”劉瑾，叫作“謝禮”。送少了還不行，會被馬上撤職。但如果你趕緊追加銀子，官職又能馬上恢復。官位基本上成了劉瑾手中賣錢的商品。

劉瑾究竟擁有多少家產呢？據史家考證，劉瑾的家產近乎天文數字—合為33萬公斤黃金、805萬公斤白銀，而李自成打進北京時，崇禎一年的全國財政收入僅為20萬公斤黃金！ 劉瑾當權只有五年，右都御史楊一清利用“八虎”之間的矛盾，刺激張永反戈一擊，告劉瑾謀反。武宗下旨逮捕劉瑾，籍沒家產。武宗從劉瑾家中抄出金銀數百萬兩，並有偽璽、玉帶等違禁物。其中，有兩柄貂毛大扇，裡面暗藏機關，以指按動，便彈出一把寒光閃閃的匕首。

武宗看了，也嚇得目瞪口呆。劉瑾最終多行不義必自斃，但整個明政府的結構，幾乎被他拆散。 至此，明代宦官的權力完成了其擴張的全部過程，明代宦官終於登上了權力的頂峰。以後魏忠賢的專擅獨斷，不過是這些前輩們權力的再現與延伸。於是，歷史就上演了這樣一幕諷刺劇:朱元璋最怕宦官專權，但恰恰是明朝，成為中國歷史上宦官最有權勢的時代，被人們恥之為“最大的太監帝國”當然，我不承認這種觀點。

首先這個問題就有待商榷。沒有完全的可取性。

起因是因為當時宰相胡惟庸驕橫跋扈，擅權專恣，已經威脅皇權。明太祖認為丞相制度妨礙皇權的高度集中，會導致社會動盪。所以才果斷廢丞相制度。

宰相制度的廢除是強化君主專制的必然結果. 宰相制度自秦朝開始建立,到明朝廢除,宰相制度"立"與"廢"各有何利弊 宰相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央集權制度內部可發揮雙重作用:既可以輔佐皇帝,幫助皇帝處理政務,決策機要;也可能因權力過重而威脅君權,因而形成了君權與相權的矛盾.明太祖廢除宰相制度後,固然可解決君相矛盾,但必然導致皇帝負擔加重,軍國大事均由皇帝個人裁決,難免偏頗,草率.皇帝獨操權柄,固然有利於防止權臣專政,加強統治,有利於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鞏固.但是缺少制約君權的機制,社稷的興衰維繫於皇帝個人素質,也不利於社會的進步與發展.

而長期伴隨皇權的寄生物：內侍太監製度。剛好就在此時達到了專權的頂峰。因為沒有強有力的宰相與太監們互相掣肘。

因此

宦官擁有官職,很多相當於皇帝的貼身秘書.由於明朝的朝廷分為內廷和外廷.內廷就是以司太監掌印太監為首的,外廷是由內閣首輔為首的文官集團,相互制約.在明朝,由首輔領導的內閣擁有上奏建議權,六部負責行政權,決策權由皇帝親自掌握.由於皇帝無法過問全部事情,因此一些事情交由內廷處理,從而實際上內廷太監代替皇帝取得了決策權.必須要由內廷簽署,這些建議和行政才能生效.

此外太監還掌握東廠.實際上東廠並非電影電視裡面的那樣橫行霸道.京城中有三大獄,分屬刑部、東廠和錦衣衛北鎮撫司,三家刑治機構功能雖有重疊,但大略也有分工：盜匪姦殺等民案,由刑部管轄；涉及宦官及公門中人犯罪,由東廠管轄；凡大臣謀反弒逆或忤犯皇上,則由錦衣衛緝拿.一些重要的案件則往往由三司會審.

在明朝漫長的歷史中,真正太監亂政的時候有幾次,一次是武宗時的劉瑾,一次是熹宗時的魏忠賢,此外還有一個英宗時的王振.他與秦漢唐等朝的亂政還是有區別的.他們依靠的是皇帝（實際上皇帝也是依靠他們）,而不是要挾皇帝,所以當得不到皇帝支援的時候,這些人就立刻被文官集團砍了腦袋.

明朝太監的亂政,實際是由於明朝皇帝與文官集團之間的矛盾,導致皇帝扶持起來的一個勢力集團,他們在為皇帝服務的同時,趁機為自己牟利.明朝太監集團和皇帝往往是一體的,相互依靠的.

如果單純的說明朝是一個太監帝國是有缺偏頗。明朝的六部及內閣制度都是很完善的。

草根出身的朱元璋，戎馬一生，染著斑斑血跡為朱家子孫們爭來的天下，由於其民間出身，親眼目睹過元末宦官的危害，為了從根本上剷除宦官干政的一切可能性。朱元璋特意鑄了一塊鐵牌，懸掛在宮門上。鐵牌上寫著：“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犯者斬。”

“靖難之役”中，燕王朱棣靠勾結宮內宦官而掌握了建文帝的動向，朱棣自己的宦官在奪位中表現得非常勇猛,又立下大功。此後又在圍攻南京時，與宮內的宦官裡應外合取得了勝利，最終登上了皇帝寶座。　

朱棣上臺後，錦衣衛用著不順手，為了預防其它藩王，不惜背叛祖訓，設立東廠，拉攏宦官。明朝的官僚體系一般來說由，皇帝、宦官、皇親、文官、武將組成，藩王皇戚是重點提防的物件，基本上不可能翻身的。明朝的武將基本上由文官制約，土木堡之變，武將精英集團土崩瓦解。自此以後有明一朝，文官的勢力一直強盛。

明朝後期的文官東林黨甚至把持朝綱，挑戰皇權，皇帝無法單獨抗衡文官，所以皇帝會故意培養宦官的勢力和文官集團相抗衡，這也是為何明朝後期，東林黨鼎盛期間，會出現劉瑾、魏忠賢這些大宦官的原因，因為皇帝要維持朝綱的政治平衡。

明朝什麼時候成為太監帝國？幾百年前英國對明朝就有過評論認為是最理想的政府結構，並且參考了明朝的內閣制度，從而形成了英國的君主立憲制，又參考了明朝時候科舉制度形成了英國的文官考試體制。明朝從明成祖朱棣開始，逐漸加大了內閣的權利，是皇權和相權基本上處在平衡的狀態，一定程度上達到了西方社會所推崇的民主狀態，也是最早的政府民主形態。宦官的權利從來都依附於皇權之上，即便是九千歲，要他的腦袋也不過是新登基的皇帝一句話的事，而且這個皇帝在登基之前毫無勢力可言。

即使是今天，也是非常多的地方參考了明朝時候的設定。例如單數人數的內閣，我們的公務員考試製度是學習的文官考試製度，異地為官制度，監察機構的設定等等。

這個過程實際上是分兩個階段完成的。

第1個階段是朱元璋開創了一個高度集權的皇權制度，從而為宦官專權提供了土壤。

分封體制下是不會出現宦官專權的。比如歐洲的那種中世紀社會，中國西周時期的社會都是如此。在這種制度下，君主和大貴族之間的關係相對平等，君主本身的權力是比較有限的。君主自身都不能實現獨裁，何況作為君主代理人的宦官呢？

宦官專權從來都是獨裁君主的產物，但不是必然產物。這是因為君主可以採用多種方式對官僚體系進行控制，宦官只是其中一個手段。比如，宋代的時候，皇帝採用的辦法就是強幹弱枝，以文治武，文官多人共享一職。一方面皇帝自身統御大量的禁軍用來震懾地方上的軍隊。利用文官集團對武將進行控制。另外一方面在文官集團內部對於一個職位有多名大臣共同執掌職責，實現權力的分割，從而實現對文官集團的控制。比如在中央層面，用參知政事分割宰相的行政權，用三司使分割宰相的財權，用樞密使分割宰相的軍權。在地方層面上，知府之外，又設通判作為副手，同時又起到了對知府的監督作用。清代的時候，皇帝利用自身少數民族的特殊身份，重用滿人和蒙古人，用來對抗漢族官僚。實際上取得了跟宦官同樣的效果。

朱元璋藉著胡惟庸亂政，廢除了丞相制度。實際上是由朱元璋本人一肩挑，既幹皇帝的活，又幹丞相的活。於是皇權實際上就迅速擴張。在這樣的情況下，皇帝對於大臣們的控制就非常重視。所以錦衣衛，就成了朱元璋的重要耳目，用來對大臣進行監視。不過話說回來，終其一生朱元璋從來沒有允許宦官干政。只能說朱元璋是一個很勤奮的皇帝，他不允許權力旁落，當然也就不允許代理人。

第2個階段是朱棣開創的宦官干政的傳統。

鄭和下西洋是古代中國最大的一次對外外交活動。鄭和也因此成為了極少數載入史冊，但是卻能名垂青史的泰囧。鄭和實際上是因為軍功而受到朱棣賞識的。可以說朱棣開創了明王朝重用太監的先例。

朱棣畢竟是一個雄才大略的皇帝，所以他並不需要宦官作為其權力代理人。但是他開創了這樣一個習慣，卻被後世子孫所繼承。朱家的後世子孫當中有很多人懶於政事，在已經有了宦官干政的這樣一個歷史習慣下，自然就很容易尋找宦官作為其代理人。

自然會有人發問皇帝為什麼只尋找宦官而不尋找文官作為其權力代理人？

原因在於宦官獨特的身份，使得其對於皇權的依附性要遠大於文官，這也就使得皇帝對於宦官的信任程度不是文官可以相比的。尤其是在特殊的生長環境下，很多宦官與皇帝從小相識，在某種程度上結成了一種類似親情的特殊情感。比較典型的就是萬曆皇帝和馮保。在這種情況下，皇帝當然選擇先相信宦官。宦官由於沒有生育能力，因此就沒有家族背後的勢力依託，所以對於皇權的依附性是非常強的。這一點也就使得皇帝更容易相信宦官。

從整體上看，明代確實是一個宦官專政比較頻繁的王朝。劉瑾魏忠賢這樣的權監，在中國歷史上也不多見。說明代是太監帝國確實不為過。但必須指出的是這些太監，雖然專權，但從來都沒有能夠動搖皇權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可見宦官專權本身雖然造成了社會層面上的紊亂，但不直接影響皇權。從太監的規模上看，明代也是中國古代太監規模最大的王朝。清軍入關以後，對留在皇宮內的太監進行了數量統計，數量達到了2萬多人。清代太監數量控制在三到五千人，相對於明王朝來說少了不少。

我也來吹一波

明朝是中國歷史最野蠻，最落後，最愚蠢的朝代

皇帝將所有的人都得罪了，最後只能依靠太監特務控制國家

朱元璋殺功臣勳貴，功臣勳貴不再是帝國的基礎

朱允炆削藩，藩王對帝國不再無條件忠誠

朱棣殺宮女，朱家皇帝殺無子女的后妃殉葬，後宮女人對皇室不再忠誠

朱棣殺方孝孺，儒生對帝國不再忠誠

明武宗殺劉瑾，太監不再無條件對皇室忠誠

嘉靖打三品以下官員的板子，下層官僚對帝國不再忠誠

嘉靖虐殺宮女修仙，宮女對皇室徹底失望

朱由校殺太監，殺一品大員，上層官僚和武將對帝國不再忠誠

明朝皇帝將所有人得罪了，實現了事實上的獨裁，最後只能依靠太監這種奴隸，控制監視國家，維持統治，成了一個太監帝國。

事實證明明朝太監比所有的所謂忠臣都忠於帝王！從魏忠賢、劉瑾等八虎，再到曹化諄，最後是王承恩！那些罵魏忠賢、劉瑾他們是閹黨的東林黨忠臣們都幹了寫什麼呢？黨同伐異，結黨營私，假裝為天下百姓謀福利，乾的都是自私自利的事！張居正的一條鞭法觸動了士大夫階層的土地利益，鼓動威逼皇帝在張死後掘墓暴屍！錢謙益更是厲害，韃子打進城時，柳如是勸他跳水自盡，他居然說水太涼！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國事家事國家事、事事關心？我呸！可以說，大明亡就亡在這些東林黨的“”忠臣”手裡！

朱元璋所建立的明王朝後來成了太監專權的帝國，這與明代突出皇權至上的管理體制是密切相關的。

皇權專制往往伴隨著內臣宦官（太監、中官）制度來對其進行強化。在明代皇權與宦官制很難分離開來。特別是明代在朱元璋後期的時候實行了皇帝授權下的內閣管理體制，明朝皇帝為了藉助於內臣的力量來抑制外朝的內閣，便逐漸加強了太監的權力。這開始出現了太監掌權的狀況。並逐漸得到強化，最後太監的勢力成了朝中能與內閣抗衡的重要力量，明王朝最後被太監所控制。

第一，明朝初期，在朱元璋的強調下，宦官的權力受到了嚴厲的限制，宦官在政局中所起的作用不大。

朱元璋剛剛建立明王朝時，對宦官干政的危害性是有所提防的，他對宦官是比較警惕的，所以，他對宦官的權力嚴厲進行限制。

朱元璋吸取了歷朝歷代宮中的管理經驗，對於宦官干政是有限制的政策的。在司禮監初建立之時，朱元璋實施了一些防範宦官干政的措施。比如，據《明太祖實錄》記載，朱元璋在談到宦官的職責時，他曾說：“此曹止可供灑掃，給使令，非別有委任，毋令過多。”他還說：“此曹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惡者常千百。若用耳目，即耳目蔽；用為心腹，即心腹病。馭之之道，在使之畏法，不可使有功。畏法則檢束，有功則驕恣。”朱元璋強調了對宦官“在使之畏法，不可使有功”，這是很有預見性的，後來明朝宦官干政就是違背了朱元璋的這一警告。

此外，朱元璋還明令內侍不允許其讀書識字。在洪武十七年（1384年），朱元璋專門下令鑄造一鐵牌，上面寫著：“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犯者斬！”並將鐵牌懸置於宮門，並且敕令諸司“毋得與內官監文移往來”。內廷，包括司禮監在內的太監們，在朱元璋掌權時是被嚴格抑制的，宦官不允許攬權，於是，宦官想染指朝政是很難的，當時，太監對政局沒有什麼影響。

第二，永樂時期，宦官因為在“靖難之役”中有所貢獻，所以開始有一些權力。

明成祖朱棣在推翻建文帝的“靖難之役”中，利用過南京宮中宦官的力量，太監曾為“靖難”軍隊傳遞訊息，幫朱棣做內應，所以，朱棣登基之後，對宦官開始有所重視。永樂朝建立之後，為了對付建文帝時期的舊臣，鞏固和強化永樂新朝的皇權專制，朱棣改變了明太祖朱元璋的一些政策，其實，對於朱元璋關於“宦官不得干預政事”的規定進行了更改，朱棣給予他所信任的一些宦官有較大權力，讓他們來監視朝中大臣。此外，為了對付外朝的文臣武將，特別是為了對付朝中二品以上的權臣，朱棣有意提高司禮監的地位，不再限制其干政，而是逐步準其參與政事。並逐漸染指“三司”的部分權力，比如，由宦官掌東廠，提督監京察、守備南京、出鎮各地、領船隊下西洋等。當時，由太監所掌控的司禮監雖仍屬內廷的一般衙門，但掌控司禮監的太監已擁有較大權力。

第三，太監的權力到來明宣宗時，有了明顯的增強。

明宣宗朱瞻基（1399年3月16日－1435年1月31日）於宣德元年（1426年）平定漢王朱高煦之變，停止用兵交趾，在政治上重視整頓吏治，增加財政收入，逐漸提升內閣的地位；在經濟上，他實行休養生息，緩和社會矛盾，使社會經濟得到較快發展，他與他的父親仁宗朱高熾的統治時期合稱“仁宣之治”，政績顯著。

可是，朱瞻基有一項措施卻頗被後世詬詰，那就是朱瞻基違背了朱元璋的規定，不僅改變了朱元璋不準太監識字的規定，而且，他還專門請教師來教導宦官讀書參政。朱瞻基對宦官的重視使得宣宗時期的內廷發生了重大變化，太監在宮中的地位提高了，而司禮監的權力更是得到很大提高。

朱瞻基（劇照）

宣德四年（1429年），宣宗下旨特設“內書堂”，並命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陳山專門教授小內使讀書，自此，明初朱元璋關於不准許宦官讀書識字的規制便被破壞了。從此時起，在司禮監下面，便專門設了個“內書堂”，負責請學識淵博的大臣來教授宦官讀書，培養有才識懂禮儀的宦官。“內書堂”也因此成了為二十四衙門提供有才識宦官的“人才”機構。

經宣宗這一舉措，宦官在宮中的地位起來翻天覆地的變化，當宦官有了文化，就能參與政事，在官場上便可“大有作為”了。“內書堂”輸送各種有才學的宦官去各處任職，如，有的送去負責記錄御前文字的；有的送去負責掌封進本章的；有的負責發行諭批的等等。宦官常侍皇帝身邊，當他們有了知識，就免不了議政干政，而朝中大臣對宦官的勢力就很難抑制了。明宣宗朱瞻基開始“成建制”地重用宦官，這可說是掀開宦官干政的“序幕”，毀了宋太祖朱元璋立下的限制宦官權力的規矩，捅破了“宦官干政”的權力“馬蜂窩”，為明王朝後期埋下很大的禍害。

第四，明英宗使宦官專權現象真正出現，司禮監的權力變得很大，成了與內閣抗衡的機構。

明英宗朱祁鎮繼位時才九歲，主少國疑，朝中眾臣請太皇太后張氏垂簾聽政，但是，張氏不准許後宮干政，她只是在幕後參與朝中政事的決策。這張氏有兩個優點，一是不走到政治舞臺的前面；二是不重用她孃家的外戚干預政事。如此一來，她就她所重用了“仁宣時期”的舊臣，如朝中“三楊”，即楊士奇、楊榮、楊溥，這三人成了輔佐英宗的內閣大臣。在“三楊”的輔佐下，經濟有所發展，吏治得到政治，邊境也有比較安定，所以，英宗朝開始，還有很有政績的。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現象，“三楊”在朝，一直想染指朝政的宦官王振沒有能找到攬權的機會。

可是，正統八年（1443年），太皇太后張氏駕崩，楊榮、楊士奇和楊溥也分別於正統五年（1440年）、正統九年（1444年）、正統十一年（1446年）去世，此時，明英宗親政。英宗這位年輕的皇帝，意氣風發，他在此時感到特別自由，沒有太皇太后在後面管束他了；也沒有“三楊”在議政和幫助決策，他感到前所未有的輕鬆，於是，他開始重用他信任和聽話的人，而宦官王振是他最喜歡用也用得特別順手的人。英宗還有一個想法，就是用以王振為首的宦官勢力來制衡內閣文官集團，免得內閣官員經常對英宗指手畫腳，漸漸了，王振開始專權。

王振（劇照）

英宗對於太監的放任比宣宗更厲害，他親政之後，因受到了王振的蠱惑，他索性把明太祖掛在宮門口的那塊寫著“禁止宦官干預政事”的鐵牌摘下來，不再抑制宦官干政，如此一來，便給了王振專權的機會。王振得到了英宗的信任之後，他充分利用英宗聽從他的建議的特殊權力，提拔奉承和賄賂他的奴才式的官員。朝中官員為了巴結王振，極盡阿諛逢迎之能事，比如，工部郎中王佑為了奉承王振，故意剃掉鬍子，認為他“老爺”王振沒有鬍子，所以，他也就沒有鬍子。王佑恬不知恥的說法使王振非常高興，提拔他為工部尚書和都御使。

自從王振被任命為司禮監掌印太監之後，他便大肆在朝中培植朋黨，打擊異己，對於與他政見不同的大臣進行打壓和貶黜，比如，駙馬都尉石碌在家裡責罵傭人、太監員寶，王振知道後非常惱火，他下令將石碌抓捕到錦衣衛大牢，嚴刑拷打，以洩私憤。王振專權霸道的惡劣行為朝臣皆知，而英宗心裡也很清楚，只是，英宗一直默許王振橫行霸道。他還張口閉口皆稱王振為“先生”，連名字都不捨得叫。更有甚者，而王侯、公主皆稱王振為“翁父”；朝中趨附權勢者的官員竟無恥地認王振為“乾爹”。

明英宗畫像

英宗自以為是，認為自己能像朱棣那樣出去打仗，“麓川之役”取得一定成就，英宗就認為自己很厲害，那時起，王振就開始跟在英宗身邊，逐漸攬權，而正是在王振的勸說下，英宗親征，才有了“土木堡之變”的慘敗，最終導致英宗被瓦剌所俘。之後，景泰帝朱祁鈺登基，而後英宗又返朝了，不久英宗搞復辟，軟禁了景泰帝，而之前王振在事變中被瓦剌殺死，英宗復辟後下詔為王振正名，以香木為王振造雕像，為王振祭葬招魂，並在智化寺北院建旌忠祠，以祭祀王振的亡靈。

英宗朝宦官的權力得到了很大的加強。之後，由於景帝、憲宗、孝宗、武宗等，或多或少地有怠政懶政現象，這致使朝中政事常被宦官代為處理，於是，皇權也常被宦官代為行使，宦官權勢逐漸增強，在英宗之後，宦官代行皇權處理朝政成了中央政府行使權力的一個重要特點。

魏忠賢（劇照）

之後，各朝皆出現了權傾朝野的宦官，如，憲宗成化年間，汪直建立和執掌了“西廠”，在朝中不可一世；武宗正德年間，劉瑾氣焰熏天，透過他所指派的屬下太監，掌控東、西廠特務機構，而且還新建立了他自己直接控制的內行廠；萬曆年間，馮保專權內宮，把持朝政，並與次輔張居正聯手，擊敗了首輔大臣高拱；明熹宗時期，魏忠賢更是權傾朝野。

馮保（劇照）

第五，宦官有特殊的干政方式，與明王朝的內閣形成了互相牽制的政治局勢，而且，在多數時候，內閣是受司禮監的約束的。

首先，從明宣宗之後，宦官專權成了明朝專制政權的一個怪胎。而司禮監秉筆太監官利用代行皇帝“批紅”的特殊權力，不斷擴大自己的權力，干預明王朝的朝中決策，這對明朝的政治、軍事、經濟和律法等都產生了重要影響，安全，其消極影響更為顯著。

其次，明代宦官利用上呈奏章、傳宣御旨、核審蓋印等環節，在傳旨過程中進行干預，阻攔聖旨下傳，或矯改旨意，甚至假傳聖意等，對內閣的中樞決策進行干預，攪亂政局，使內閣施政很難正常實行。司禮監掌控著上呈和下傳的政令資訊通道，司禮監的宦官們擁有利用轉呈章奏、傳宣御旨和稽核蓋印等環節，而每一箇中間環節幾乎都存在著干預決策的空擋。

再次，明代宦官們有參與閣議的權力，他們可以利用這一權力來干預內閣的決策，並利用會同“三法司”審理案件等時機來干預司法。明朝司禮監首席太監按成例經常代表皇帝出席內閣會議，而當內閣商議軍政大事時，司禮監太監便可以利用他們的意見來駁、批閣臣的建議，逼迫閣臣接受他們的主張。而且，司禮監太監的意見在一定程度上被認為傳達了皇帝的旨意。顯然，閣議時司禮監太監對的議政權有時比內閣首輔的權力還更受重視。司禮監的宦官還有會同“三法司”審理囚獄的權力。從英宗朝開始，司禮監太監會同“三法司”堂上官審錄獄囚，形成定製。而內臣犯法卻專門交由司禮監審治，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皆不得過問，但“三法司”審案時，卻需要司禮監太監參與，這種司法特權釀成了不少冤案，動搖明王朝的政治根基。

最後，司禮監除了提督東廠之外，還有調派內官出鎮，與兵部同理京營軍務以及執行特殊任務的權力，有提督京營的職權。

總之，明中葉以後，明朝的帝都有些怪異行為，或深居後宮，或荒嬉享樂，或年幼無知，他們懶於打理朝政，於是，依靠司禮監的掌印太監或秉筆太監等來代行理政，致使司禮監的權力逐漸增大，原本是為了制衡朝明內閣政治機構，而實際上卻成了干預、代性皇權的內朝權力機構，致使明王朝從中期以後開始逐漸由強轉衰。司禮監是明王朝中後期皇權專制主義發展孕育而成的一個政治“怪胎”，對明朝的危害是相當大的，這也是明王朝後期變成了“太監王國”的主要原因。

朱元璋成長環境導致，一個破碗討飯起家，又沒有讀過書，戰略、眼光、謀略、能力等屬天才級別，所以第一次由南向北統一，得國最正當無疑問。但成長經歷造成不相信任何官員，直接導致廢除的相權，直接面對全體官員和天下紛紜複雜形勢。但能力如他的子孫，幾乎沒有，所以內庭宦官出現，作為文官和皇帝的平衡點，說白了就是皇帝忙不過來，找個第三方平衡制約，除了宦官無人可選！雖然朱元璋立過太監不得干政的祖訓，奈何不適合形勢變化、發展。

朱元璋在建立大明朝以後，就吸取了歷史上漢、唐等朝代的教訓，為了規避皇宮內的宦官干預政事，朱元璋直接在皇宮內立了一塊鐵牌，上面寫著：內臣不得干政，違者斬。並且把它高高掛起，其目的就是為了防止出現宦官掌權的情況。

在朱元璋立牌以後，所起到的效果還是很好的，起碼在明朝前期並沒有出現宦官干預朝政事務的情況出現，朱元璋本以為自己只要立下了鐵牌就可以杜絕太監掌權的情況。

但是這一情況在明宣宗朱瞻基時期就遭到了無視。

朱瞻基是朱元璋的曾孫，是朱棣的孫子，在他任皇帝期間，當時的文官集團經過了幾十年的發展壯大，以及功勳集團的式微，文官集團們所擁有的力量太過於強大。

於是為了牽制文官集團，朱瞻基才讓皇宮裡的太監們開始識文斷字的，這也是明朝太監干政的前奏。

雖然此時的宦官集團們雖然沒有干預朝政的能力，但是毫無疑問，身在皇帝旁邊，且朝廷的大臣們的力量越強，皇帝就要越依賴宦官的力量了。

等到明宣宗朱瞻基死後，他的兒子明英宗朱祁鎮時期王振就是明朝太監干政真正意義上的第一人，甚至還移走了朱元璋的牌匾。

此後明朝的大太監曹吉祥、汪直、劉瑾、魏忠賢等精英太監們先後登場，在明朝官場上呼風喚雨。

儘管明朝太監做了很多誤國誤民的壞事，但是相比於漢唐時期的太監擁有廢立皇帝的大權，明朝太監相比之下可就遜色太多了。

起碼明朝的太監從來都是皇權的延申，對於皇帝還是忠心耿耿的，生死都掌握在皇帝的手中。

說“明朝是太監帝國”，這未免有些言過其實。畢竟，宦官專權的問題，在強漢盛唐也同樣長期存在，甚至比明朝還嚴重，尤其是唐朝！

實際上，唐朝顯然要比明朝更配得上“太監帝國”這個稱號。因為，自安史之亂後，唐朝便頻繁上演宦官專權之禍亂。而且，唐朝宦官之權勢更是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為歷代之最。

比如中唐奸宦李輔國，自稱是“欺壓皇上的老奴”，不光權傾朝野，還能拜相封王；又如之後的俱文珍與王守澄，這兩人更是公然以下犯上，前者逼宮，後者弒君；再如晚唐巨宦仇士良，為人貪婪殘暴，手段殘忍，創下了“殺死二王、一妃、四宰相”的“七殺”記錄。

相比於上述這些唐朝宦官動輒封王封公、掌控宮禁軍權，甚至逼宮弒君的張狂，明朝那些宦官們實在是有些自愧不如啊！

言歸正傳，那為社麼我們會產生“明朝是太監帝國”這樣的錯覺呢？其實，這主要是因為明朝的廠衛制度實在是“久負盛名”，尤其是東廠，更是家喻戶曉。在眾多相關文學和影視作品的加持下，大明廠子裡頭的那些“廠花”們自然是C位出道。

事實上，當初明太祖朱元璋對宦官權力的制約是十分嚴苛的。為了防止宦官專權，他還專門在宮中立了個牌子，宦官膽敢參與政事，格殺勿論。他還規定，宦官級別不能超過四品，並且不能讓宦官讀書識字。

然而，朱元璋定立的訓令卻被明宣宗朱瞻基給打破。他在位期間，為了制衡日益座大的文官集團，不光教授宦官讀書識字，還讓宦官逐漸參與政事。而朱瞻基此舉，無疑是打開了一個潘多拉魔盒，為明朝之後的宦官專權創造了條件，湧現出諸如王振、劉瑾、魏忠賢等一大批權傾朝野，並且心狠手辣、禍國殃民的奸宦。

此外，由於過度依賴宦官，也導致明朝後面的皇帝變得越發慵懶、越發奇葩。比如嘉靖和萬曆，這兩位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都是歷史上著名的“宅男型”皇帝，可以做到二十多年不上朝。又如正德和天啟，兩位明朝皇帝則以奇葩著稱，一個好獵奇，一個好木工，總之就是不務正業，不理朝政。

這個問題是不成立的，明朝沒有出現宦官當政左右政局，更沒有宦官扶植傀儡皇帝，左右皇位的。明朝太監的權利都來源於皇權，說白了太監不過就是皇帝的工具。大太監如魏忠賢，號稱九千歲，新皇帝繼位馬上就伏法了。明朝的太監是皇帝的手和眼睛，對官僚系統監視，對百姓收稅，都由太監去辦。

說太監帝國中國歷史上的晚唐，東漢。

從宋朝開始武將就已經不再是一個政治勢力，除了南宋初期曾經出現過成為政治集團的苗頭，但是迅速就被瓦解了，以岳飛被殺為標誌。中國傳統政治結構是一個參與的勢力從多到少遞減的過程。

漢代是文武皇族外戚宦官五權博弈，唐代擺脫了外戚，宋代又擺脫了武將和宦官，形成皇權和士大夫階層的二元權力結構，這個結構的維持是以對皇權的極大限制為前提的，因此逐漸演變為新舊兩黨使皇權有反彈的空間。

明代土鱉又搞不定知識分子，所以只好重新把宦官抬出來對文官進行牽制才能維持一個以皇權為核心的權力體系平衡。清朝因為是異族入主，所以有滿漢的天然分野，就不需要宦官參與權力博弈了。這裡面就沒武將什麼事，武將一旦想冒頭，其他所有政治勢力會共誅之。這是宋代之後中國政治運作的基本共識，這種共識一直貫穿到封建社會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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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文武官員，皇帝，三種力量相互玩，誰玩得好就站在權力頂峰，明朝那些事這本書就很好的敘述了明朝的歷史，這三種力量也此消彼長，比如朱棣，張居正，魏忠賢，他們都是玩得好的代表。

皇帝和首輔（百官之首）在頂峰待得久，宦官待在頂峰的時間並不長。其實宦官在明朝只是皇帝的工具，用來平衡文官的，就像魏忠賢，皇帝一聲令下，他也得死。比起漢朝唐朝的宦官，明朝那些宦官簡直不要太弱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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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四大宦官，王振，汪直，劉瑾，魏忠賢，汪直是佼佼者。汪直歷史上很厲害，他是瑤族人，5歲左右被俘虜當太監，和他一起俘虜的還有朱見深的紀淑妃，當年淑妃14歲。這兩個瑤族俘虜，一個生下了皇帝朱佑樘，一個成為權傾朝野的大太監。

汪直16歲就掌管東廠，20歲領兵打仗，20歲出頭便被文官拉下馬。紀淑妃的兒子朱佑樘繼位後，本想繼續重用汪直，可大臣強烈反對，朱佑樘便沒用汪直，此時汪直才23歲，所幸他是善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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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直的品行比90%的讀書人更有節操，其實他不過是個十幾歲的孩子，建功立業時也20多歲。其人不諂媚於上，不跋扈於下，清正廉潔，不聽人奉承，寬待異己，讀書人做到這份上的也就於謙、王陽明數人而已。

且戰功赫赫，與文臣王越組成最佳搭檔，暴揍女真蒙古，大明成祖後200年來最能打的就是這二人，以至於這二人軍功太大都沒有辦法封賞。最後汪直失勢是因為遠在邊關、長期遠離皇帝，被其他太監們近讒言、趕下臺了。

汪直在邊境一直打勝仗，看不起汪直的許寧，聯合文官集團把汪直排擠走就吃了大大敗仗，損失數千人。文官們怕皇帝責怪，隱瞞了一年多才上報，到底誰是禍國殃民的奸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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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直這個人和秦始皇曹操雍正有些相似，史書裡面的評價是偏正面的，戲文裡的評價多是反面的。汪直十幾歲而且還是宦官就能帶兵打仗而且戰功不小。作為西廠廠公，特務機構的統領肯定手上是有不少血的。

最後被貶到南京可能是得罪人太多了皇帝讓他遠離權力鬥爭中心去避避風頭。明朝皇帝重用宦官最失敗的只有一個就是明英宗，發生了土木堡之變，不但做了俘虜，要沒于謙差點首都不保，其餘的汪直劉瑾魏忠賢都用得好，一旦不好使了也立馬廢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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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監作為中國古代歷史上一種特殊的人群的確有很多可以研究的地方，因為靠近皇權既可以說權利巨大，但是又只能是皇權的附庸本身毫無權力；人們既討好他，但是又鄙視他；一方面他們也會賣一下皇帝換好處，另一方面卻又死死保護皇帝的權力等等。

當然我們後世瞭解歷史的人能理解他們為何會有這樣矛盾的想法，但是太監作為中國古代政治體系中的特有人群，依然是一個很好的研究物件。

宦官亂政，亂的是吏治，說白了就是擾亂了文臣的秩序；東林誤國，禍害的卻是百姓。太監做事確實不擇手段，但是人家光明磊落，正大光明做壞事，反而是文官的勾當，竊國權柄，培養勢力，吸血百姓，嘴上還滿口仁義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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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貪汙但是會辦事，宦官就是職業經理人這樣的機構，你用好它，它能高效地執行你的政策。士大夫集團到王朝中後期，中期開始都是隻拿錢不幹事，而且還不交稅。說宦官黑，跟強搶民女，沒事壓迫平民計程車大夫集團比，人家簡直是白蓮花，就是吃了沒筆桿子的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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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內閣，督撫政策的完備，宦官執行的是皇帝的意志。皇帝反正看的是業績，事能不能成。但是宦官想叛亂，內閣也具有相當的實權，可以壓制它。

所以宦官是皇帝意志的延伸，罵的最慘的魏忠賢雖然貪汙，但是確確實實在對士大夫集團動刀子，收取政府應該收到的稅收，天啟年間朝廷財政較為從容，遼東戰事不是一片大好也是逐步推進的。結果崇禎棄之廠衛，聽士大夫集團的從農民頭上死命徵稅，結果是平叛，越平越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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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代表皇權，是用來對抗大臣集團的。明朝末期崇禎帝賜死魏忠賢后，文官們失去制約，開始大肆斂財。宦官給農民降稅，東林黨直接把畝稅從兩錢增到二兩白銀，農民餓死八九，大規模起義。遼東與清作戰，官員們竟然抽軍餉發國難財。

太監只是皇帝制衡大臣的一個棋子罷了，史書都是文人寫的，他們要潑髒水太監洗不掉。文官比太監壞的多，好歹太監不能當皇帝，而文官是可以的。文官權力是會被繼承的，

今天的我們都知道明代末年有一個大宦官魏忠賢禍亂政局，加速了明朝的滅亡。實際上明朝中前期，尤其是明英宗到武宗時期，就已經出現過宦官專政的局面。下面我們就為大家介紹這些曾作威作福把持政權的宦官。

明代宦官畫像

明成祖為了強化君主專制政治，一改明太祖朱元璋時期制定的“宦官不得干預政事”的規則，信任一部分宦官並且給予了宦官很大的權力。明朝在宮內設定廠宦官二十四衙門，其中以司禮監的職權為最大。司禮監掌印太監、秉筆太監可以直接代皇帝答覆奏章。明代前期的幾位帝王對宦官管束還算合宜。但後繼的英宗、景帝、憲宗、孝宗、武宗等人都長期不問政事，宦言乘機假借皇權，伸張權勢。.

英宗正統初年，明朝政用的軍政大權操縱在宦官王振之手，王振只知搜刮民財狐假虎威，甚至接受瓦刺賄賂，與瓦刺進行兵器貿易。正統八年（1443)，劉球上疏指出瓦剌“包藏禍心”，應派遣御史閱視京邊，訓練軍卒，行招募屯田之法。但劉球疏中觸犯土振，結果下獄被殺。

憲宗成化時，宦官汪直氣焰囂張，以至當時的人“只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子”。汪直在東廠之外又建立了西廠，西廠“所領緹騎倍東廠”，專門在南北兩京偵察異己，並對人民的秘密結社進行嚴厲的鎮壓。西廠從建立到廢除，先後凡六年，冤死者不計其數。

司禮監太監墓石刻

武宗正德時，宦官劉瑾的氣焰更大。北京城內外都說有兩個阜帝，一個坐皇帝，一個立皇帝，一個朱皇帝，一個劉皇帝。在劉瑾干政的時期，大臣的奏章要寫雙份，一份送到皇帝那裡，另份送到劉瑾的府內。內閣大學土焦芳、曹元都是劉瑾的黨羽，焦芳甚至跑到劉瑾家內去辦事。劉瑾更利用權勢，變亂銓法，濫改刑律，隨意增加科舉名額，命各地鎮守太監“接受民詞”，又“檢核各邊屯田，倍增其稅”。劉瑾還命其黨馬永成掌東廠，谷大用掌西廠此外又設立內行廠，內行廠的權勢更大，連東、西廠的人員也受受其監視。

宦官劉瑾

這些大宦官失勢被抄家的記載顯示，王振家產有金銀60餘庫，劉瑾家產有黃金24萬錠，銀500萬錠，其中大都是文武百官的“孝敬”。這也從一個側面證明了宦官專權期間權勢之熏天。

參考資料：

於語和、董躍：《明代宦官專權與君主專制主義的發展和影響》

王偉：《明代宦官專權成因考略》

齊暢:《明代宦官研究的問題與反思》

明太祖朱元璋，有鑑於歷史上的宦官干政的危害。故特地制定了一塊鐵牌，上刻“內臣（宦官）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這十餘個大字。我們都知道朱元璋是明朝的開國君主，其制定的規定，那就是祖制了。通常來說，一朝的祖制，都是要被其子孫奉為圭臬的，而絕不是能輕易廢棄的。

然而，令人玩味的是到了朱元璋的兒子，燕王朱棣篡位當了皇帝后。朱元璋的這條“宦官不得干政”的祖制，就被束之高閣了。朱棣就特別地信任宦官，令人聞而色變的“東廠”就成立於朱棣在位期間。眾所周知的“鄭和下西洋”，如此事關國家威儀的大事，也被朱棣交給了宦官鄭和。明朝中後期又出現了“西廠”、“內廠”等，明朝的大太監也頻出，如王振、汪直、劉瑾、馮保、魏忠賢等都權傾一時。

那為何明朝“宦官不得干政”的祖制，執行不下去呢? 一則，朱元璋是開國君主，其各方面的能力都比較強，對宦官的依賴就沒有那麼大。二則，明初，百廢待興，社會結構等各方面，相對來說，也都較為簡單，所以，相對來說，國家也便於管理。而明朝中後期，社會結構變得複雜，皇帝也就越來越離不開宦官。

明朝雖重用宦官，大太監也頻出，卻跟漢唐時期的宦官干政有著顯著的區別。漢唐時期的宦官干政，皇帝完全淪為傀儡、被太監們所操控，甚至肆意廢殺皇帝也不足為奇。而明朝的大太監，無論是劉瑾也好，還是魏忠賢也好，當皇帝拋棄他們的時候，卻無任何反撲掙扎的能力。所以，那些說明朝是“太監”是如何如何地權勢熏天，也並不確切。

明朝的太監，其實跟滿清的“包衣奴才”是一樣的，其本身就是皇權的一部分。滿清統治者最信任的就是自家的"包衣奴才”，例如曹雪芹家，就是滿清的包衣，被派到江南，任江寧織造，暗地裡替滿清刺探民情。宦官也是一樣，是皇帝的身邊人，當然最受皇帝的信任。其實，就相當於皇帝的“眼”、皇帝的“腳”，被派到各地去做監軍、去收稅等等。

明清的皇權都得到空前的加強，而宦官是依附於皇權的，離開皇權，其啥也不是。如清末的大太監李蓮英，連李鴻章都要向其行賄、獻媚。但如果慈禧一死的話，誰還會買李蓮英的賬？李蓮英不過是慈禧身體的一部分而已。明朝的宦官也是一樣，宦官是代表皇權的，沒有了天啟皇帝朱由校，九千歲的魏忠賢還能算啥？宦官作惡的本質也即是皇權過大的自身之惡。

這其實是與明代宮廷的建制有關。

明代宮廷相比較以前的王朝，在規格上要龐大許多，管理程度複雜，因此需要更多的宮廷辦事人員。

另外一個原因，則是明代宦官實質地位大大提升。

由於洪武帝，削去了丞相一職，皇帝直接面對群臣，不得不依靠宦官來制約文臣。

所以，明代宦官地位和待遇，都提升很多。而且，這種提升是皇帝默許的，前途相當的可靠。

這導致，在明代中葉以後，形成了龐大的宦官產業鏈。

很多窮苦出生的孩子，憑藉這種方法，迅速實現逆襲。

甚至，很多二三流文人，考不上官職的，都也走這條路。

另外普及一個概念，不要以為宦官沒人當，割小吉吉，當太監還要走後門呢。

說到底，還是福利待遇上去了，哪怕當太監，都搶著上。

說說自己的看法，有不當之處，敬請指教。

說到太監帝國啊，其實我個人覺得還不算準確。因為太監當權最嚴重的朝代並不是明朝，而是唐朝，唐朝的太監甚至可以廢立皇帝，而明朝皇帝要幹掉太監還是相對容易的。當然，明朝的太監確實權利很大，有很多著名的死太監，比如王振、劉瑾、魏忠賢等等，但也出過一些很好的太監，比如偉大的鄭和先生！

這裡說一說，為什麼明朝的太監會權利越來越大。說白了，監權來自於皇權，從根兒上說，還是明朝政治制度的產物。這還要從朱元璋同志說起。我儘量說的直白一些。

朱元璋同志上臺，治理了一段國家以後，他發現自己並不是說什麼就是什麼，總有個討厭的人，對他發出的旨意提出各種意見，有時候還不聽他的話，這個人就是丞相！相權和皇權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之制約，達到了某種平衡，很多朝代都是這樣，大家習以為常了。但朱元璋不這麼想，老子辛辛苦苦打天下，憑啥要分給這個文鄒鄒的知識分子權利？豈有此理！於是，朱元璋藉著“胡惟庸案”取消了丞相制度，大全獨攬，明朝政治體制有了巨大的變動。

朱元璋死後，他的兒子朱棣透過“靖難”奪得皇位，朱棣幹了一段時間後，發現活兒太多了，怎麼幹都幹不完，他也不爽了，老子九死一生造反當了皇帝，可不是就為了幹活的，我也得享受生活啊。於是，他搞了一批叫做“內閣大學士”的人，幫他處理朝政，他們的權利甚至比以前的丞相還大。朱元璋沒想到，他走了沒幾年，就又回到他以前的樣子了，真是尷尬。

朱棣死後，到他的孫子朱瞻基繼位後，這些大學士的權利越來越大，有時候皇帝都感覺不好控制了，這時候，皇帝看到邊上還有可用的人，於是把這些人叫來幫忙制衡大臣，這些人就是太監。在朱瞻基的時候，皇帝叫人教太監識字，並允許他們參知政事，隨著發展，慢慢的皇帝把“票擬”權給了內閣（提出建議），把“批紅”權給了太監（簽字蓋章），從而形成了太監參政的局面。

這裡面比較厲害的太監主要是四種，第一種是御馬監的太監，他們是很厲害的，因為他們是管軍隊的；第二種是司禮監秉筆太監，負責批示檔案；第三種是司禮監掌印太監，掌管玉璽，這是最猛的，中國印章文化比較發達，想必大家也能理解；第四種是掌管東廠、西廠的太監，大特務頭子，想必你也聽說過他們的厲害。而且，明朝派駐各地很多鎮守太監，他們在地方權利很大，甚至軍隊裡都要派太監作為監軍。

這就是太監當政形成的大概過程，正是這種政治制度，使太監有了做大的機會，使一些死太監能夠走上歷史舞臺，幹了不少缺德事，尤其是劉瑾、王振之流，最出名的還是那個被稱為“九千歲”的死太監中的霸主“魏忠賢”。所以說，明代太監的權利實際上來源於皇權，也是明朝取消丞相制度的衍生品。

有明一朝，宦官干政的嚴重性遠超漢唐，且到後期一發不可收拾。從明英宗“土木之變”到晚明魏忠賢閹黨，可以說宦官之禍持續整個明朝的歷史。而這一切究竟有哪些原因呢？我認為：

第一，政治上的需要。明成祖朱棣任用宦官，委以權力，完全是因為當年在靖難之役中，尚為燕王的朱棣就是靠勾結受建文帝壓迫的太監而掌握了建文帝的動向，此後又在其圍攻南京時，與宮內的太監裡應外合取得了勝利，登上了皇帝的寶座。因此，朱棣上臺後，也害怕會有失意的宦官像出賣建文帝一樣出賣自己，故而不惜背叛祖訓，拉攏宦官。《明史·刑法志》雲：“初，成祖起北平，刺探宮中事，多以建文帝左右為耳目，故即位後專倚宦官，立東廠於東安門北，令劈暱者提督之。”而朱棣自己的宦官，如狗兒等，在“靖難”之役中，也為朱棣在戰場上立過功。說白了，明成祖授宦官以權柄，完全是一筆政治交易。

其二，主怠賴宦。與創始基業的開國帝王們不同，越到後來，其繼承者們便越趨於荒怠、腐化，這是中國每一個朝代都反覆上演的一部迴旋曲。繼位的帝王們坐享其成，當然體會不到其先祖創業的艱辛，遂享樂深宮，不問政事，權柄往往被委以親信宦官。於是，宦官的權力便得到了不斷地擴張。宣宗設立“內書堂”，提高宦官的文化水準，本意是把他們培養成秉承旨意的幫手而已，所謂秉筆太監。故宣宗雖然讓太監批閱文書，自己亦每日親筆批閱奏本，並對太監的批文進行審查，秉筆太監未敢售其私。但後來的帝王們就沒了這份閒情逸致，為了有更多的時間享樂，有的乾脆撒手不管，宦官們“遂逞其志矣”。武宗時的宦官劉謹，遇一軍人向其賄賂，他便批示：授某某官，轉發兵部。兵部在批示上蓋上大印，就成了正式任命書，武帝則完全矇在鼓裡。至於熹宗，更是歷史上有名的“頑重”，走馬、戲水、做木匠，無所不能，就是不理朝政，因此，魏宗賢才得以售奸。

第三，人治隨意。缺乏法治的保障，政策的決定完全取決於人主的個人意志，人亡則政息，這是明代，也是歷代宦官權力失而復得的根本原因。明朝並非沒有制度，甚至應該說，制度還很嚴厲。明太祖把宦官不得干預朝政的規定不僅定為祖訓，還被製成鐵牌立於宮門外，其用意就在於永遠地告誡子子孫孫，謹防大權旁落宦官之手。但為何僅僅隔了一代，從建文帝開始就漸漸地棄之不顧了呢？關鍵就在於封建社會是人治大於法治，統治者對制度法律的確立與廢除有很大的個人隨意性，他完全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頒佈新的法律，而不受包括祖訓在內的一切制度的約束。於是，歷史就上演了這樣一幕諷刺劇：朱元璋最怕宦官專權，但恰恰是這個明朝，成為中國歷史上宦官最有權勢的時代，被人們恥之為“最大的太監帝國”。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深思。

現代人不應該對太監這種不全之人，有什麼偏見。他們只是被封建時代迫害的窮人，想找條活路自殘了身體而已。文人騷客筆下所謂的什麼後宮干政，太監專權，那都是臭酸儒們在甩鍋，根本不值辯。

明朝太監裡有，鄭和，曹化淳，王承恩，這樣的忠義之人，自然也有，劉瑾，王振，這種混蛋。

問題要辯證地看，文官裡有，于謙，王陽明，同樣也有，嚴嵩，嚴世蕃，錢謙益，董其昌，這種無恥之徒。

所以看古人是忠是奸，是善是惡，並不能看他出身，不能聽其言，只能觀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