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人家說你是中國的托爾斯泰，世界上讀書人十個就有一個知道托爾斯泰，你的名字可不知道，我想你不及他。”

沈從文的孩子童言無忌地“激勵”自己的作家爸爸，但是，我們知道沈從文建國以後，就不再有新的作品發表了，這是為什麼？

沈從文一直沒有停筆，只是時代和歷史並沒有給他太多作品發表的機會。他之所以沒有作品問世，和他自身經歷還有外在環境有關係。

一是自身經歷的原因

結了婚，有了太太和孩子，接著戰爭又來了，這十多年的生活都在顛沛流離，為生計奔波、沒有多餘的精力寫出什麼可以發表的作品。

二是他的用筆特色跟不上時代的形式

他只能改行開始做文物研究。儘管之後嘗試寫過長篇小說，但是最後沒能發表，他的思想和和新的形勢結合，他是失敗了，也只能失敗了。

在同時代的作家中，沈從文寫信寫的比較多。他喜歡寫信，並在建國以後的這段長期孤獨的時間裡，寫信成了他最重要的與人溝通的方式。

學者張新穎說：“假設沈從文能繼續自由寫作，會產生什麼樣的作品，這個問題是回答不出的，歷史沒法假設，個人才能的發揮更難假設。”

他的作品雖然沒跟上時代的步伐，永遠停留在那一刻，但他知道自己是誰，做了什麼，做了什麼有意義的事情。如果一味的追著時代跑，喪失了自己，那也沒有什麼意義。

是否放棄寫作，不得而知。依他後來的條件丶地位，確實應有新作。沒有新作的原因，有可能是擔心再寫新作，很難超過原來的名著巜邊城》的藝術水平，問世後他人輕視，自己難堪，如此，不如不寫的好。

沒放棄創作，還寫點散文，但小說是放棄了。

在文學史上，他是以小說貢獻發光的。沒有小說，就不是沈從文了。

後半生的漫長時光，他的精力都用在學術上，且有不凡成就。但對廣大讀者言，是一件很心痛的事。

他的邊城，代表著他藝術的第一個高峰。當人們期待更多的高峰時，他銷聲匿跡了，成為一個永遠的悲劇。

如果當年他跟胡適梁實秋那麼選擇，那麼，他得有多少大作問世啊，諾獎只怕早已收在囊中。

他晚年所寫的文字數量不少，自有其價值，但和小說份量比，根本可忽略。毫不誇張地說，他的小說質量不次於魯迅，數量遠超魯迅。

魯迅的價值主要是思想，告訴你夜路怎麼走。沈從文的價值是藝術，告訴你什麼是美，美可以照亮黑暗的。

沈從文沒有放棄寫作，只是不寫小說而寫散文。他是靠寫小說閃光做貢獻的。他的作品不亞於魯迅。只是晚年他不寫小說了，有時忙於學術。

沒放棄創作，還寫點散文，但小說是放棄了。

在文學史上，他是以小說貢獻發光的。沒有小說，就不是沈從文了。

後半生的漫長時光，他的精力都用在學術上，且有不凡成就。但對廣大讀者言，是一件很心痛的事。

他的邊城，代表著他藝術的第一個高峰。當人們期待更多的高峰時，他銷聲匿跡了，成為一個永遠的悲劇。

如果當年他跟胡適梁實秋那麼選擇，那麼，他得有多少大作問世啊，諾獎只怕早已收在囊中。

他晚年所寫的文字數量不少，自有其價值，但和小說份量比，根本可忽略。毫不誇張地說，他的小說質量不次於魯迅，數量遠超魯迅。

大作家沈從文自1950年起就沒拿過筆寫作，一是性格太直，不願低頭，不合群受冷落。二是創作東西要真實可信，他不喜歡作虛弄假，與潮流不符，常期受批評，有時想不通還曾經自殺好幾次，只好罷筆不吭聲。

這個問題問的好，1.從沈從文的墓碑16字碑文中可略知一二，碑文是:“不折不從，亦慈亦讓，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2.從沈從文在美國聖若望大學講《從新聞學轉到歷史文物》時說的“在中國近30年的劇烈變動中，我適應了新環境……活得很健康。”中，我們也可略知一二。

3.從沈從文辭別人世前說的最後一句:“三姐，我對不起你。”中也能略知一二。

這就是沈從文與妻子失和，轉行不再寫作了。

1949年8月沈從文“轉業”離開北大國文系轉入北平歷史博物館任職，也就是今天中國國家博物館的前身，可以毫不誇張的說，沈從文前半生是“水邊的柔情”詩人，他用筆塗抹了一條河的故事，而後半生他在現實的水浪裡，用一件件文物匯合成了歷史文化的長河。

沈從文如今是當之無愧的國民作家，他的《邊城》高居暢銷書榜單，他的文學成就也得到了中外學界的認可。

但今人很難想到的是：1988年5月10日沈從文去世的時候，新聞媒體報道的並不多，《沈從文的後半生》作者張新穎曾回憶道：當時，諾獎評委馬悅然接到臺灣記者的電話，問他能否確證沈從文逝世的訊息，馬悅然立即向中國駐瑞典大使館核實，“令他震驚的是，大使館的文化參贊竟然從未聽說過沈從文這個人。臺灣《中國時報》在沈從文去世後三天即刊出馬悅然的文章，他說：‘作為一個外國的觀察者，發現中國人自己不知道自己偉大的作品，我覺得哀傷。’”

正文：

1

改革開放前，沈從文漸被遺忘

沈從文晚年的時候，讀他的人並不多。批評家給當時的作家排名次，他是個很少被想起的名字，彷彿他已經速朽，但如今，他卻是中國現代文學史繞不開的名字。我的一位中文系老師說，在知網查詢中國現當代作家，關於沈從文的論文數量僅次於魯迅，不亞於張愛玲、莫言。生前邊緣，死後輝煌，沈從文經歷了大起大落。

“1975年深秋，我去湘西花垣縣參加省裡舉辦的創作學習班。在吉首轉車時，我們一行聚集在作家孫健忠老師家裡，突然傳來訊息說：日本要出版沈從文的文集，擬在卷首附一篇沈從文筆下描寫過的湘西的如今變化，《人民中國》雜誌特派兩個記者來到了吉首。”

但當地人的反應讓舒新宇大吃一驚：“沈從文是哪個呀？”“我們怎麼沒聽說過？”

無獨有偶，漢學家金介甫1975年去紐約唐人街一家書店蒐購沈從文作品的時候，書店店員冷冷道：“沈從文？誰也不讀他的書了——他已是個老頭兒。”在當時的中國，書店裡也很難買到沈從文的作品。

直到沈從文去世時，他在內地的知名度也十分有限。《沈從文的後半生》作者張新穎曾寫道：

“沈從文去世了，國內的新聞卻奇異地沒有聲音。五月十三日，中新社電訊簡單到不能再簡單地發了條訊息，十四日《人民日報》海外版用了這個訊息；十四日《文藝報》出現了五十個字的報道。十六日，上海《新民晚報》編髮了一篇報道——根據的是香港訊息；十七日，《新民晚報》刊出林放——著名報人趙超構——的文章《遲發的訃文》，表達對新聞‘秘不發喪’的強烈質疑。巴金在家裡一連幾天翻看上海和北京的報紙，找不到老友的名字。直到十八日，新華社才發了簡單的報道。”

當時，諾獎評委馬悅然接到臺灣記者的電話，問他能否確證沈從文逝世的訊息，馬悅然立即向中國駐瑞典大使館核實，“令他震驚的是，大使館的文化參贊竟然從未聽說過沈從文這個人。臺灣《中國時報》在沈從文去世後三天即刊出馬悅然的文章，他說：‘作為一個外國的觀察者，發現中國人自己不知道自己偉大的作品，我覺得哀傷。’”

《沈從文的前半生》

張新穎 著

理想國、上海三聯書店

沈從文在建國後到去世前是個邊緣人，得不到文學界的重視。改革開放前，他在內地文學史著作上得到的評價也十分有限，且多以批判為主。例如：

1、作者著重在故事的傳奇性來完成一種文章風格，於是那故事便加入了許多懸想的野蠻性，而且也脫離了它的社會性質。(《邊城》中說：“由於邊地的風俗淳樸，便是作妓女，也永遠那麼渾厚。”)他採用的多是當作一種浪漫情調的奇異故事，寫法也是幻想的。後來這種題材寫窮了，就根據想像組織童話及舊傳說了(如《月下小景》、《阿麗思中國遊記》)，以文字的技巧來傳達一個奇異哀豔而毫無社會意義的故事。……作品中不注意寫出人物，只用散文漫敘故事，有時很拖沓。他自己說能在一件事上發生五十種聯想，但觀察體驗不到而僅憑想像構造故事，雖然產量極多，而空虛浮泛之病是難免的。他的才能使他在說故事方面比寫小說要成功得多。

——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新文藝出版社，1954年

2、作者有意識地把在長年天災人禍、地主壓迫下的殘破雕零的農村，寫成豐衣足食、山明水秀的優美田園(如：“黔小景”、“邊城”及其他)，把過著豬狗生活的勞苦人民，寫成是享盡人間溫暖、無憂無慮的桃源中的人。作者從本階級利益出發，儘量掩蓋了地主與農民間的尖銳矛盾。他很少寫地主，偶爾寫之，也是被美化了的，那麼溫文爾雅，儼然是與農民同甘共苦的大善人。他筆下的農民也沒有反抗的意識，成了沒有理想，沒有羞恥、麻木不仁的動物。在“丈夫”中作者更其卑劣的把農村婦女出賣肉體的不幸，描寫成為有利可圖的職業。不但“能夠每月把從城市裡兩個晚上所得的錢送給留在鄉下誠實耐勞、種田為生的丈夫”，而且到後來還會“象城裡做太太”一樣的“大方自由”。年青的丈夫們則心情舒暢地到船尾後倉，含著煙筒“看河中景緻取樂去了”。這種歪曲汙衊受苦難的下層人民的作品，連篇累帙，不—而足。

——復旦大學中文系現代文學組：《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冊，）上海文藝出版社，1959年07月第1版，第288頁

3、就沈從文創作的基本傾向而言，總是有意無意地迴避尖銳的社會矛盾，即或接觸到了，也加以沖淡調和。作家對於生活和筆下的人物採取旁觀的、獵奇的態度；對於黑暗腐朽的舊社會，缺少憤怒，從而影響了作品的思想藝術力量。後來，他還寫了一些取材神話、傳說的作品，讚揚抽象神秘的原始的生命力，缺少現實的社會意義。他在回顧自己的創作道路時說：“社會變化既異常劇烈，我的生活工作方式卻極其窄狹少變化，加之思想又保守凝固，自然使得我這個工作越來越落後於社會現實。”

——唐弢：《中國現代文學史》（第二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280頁

就連沈從文自己，也對他的小說創作產生了懷疑，晚年，他覺得那些小說“算得上哪樣大作囉，都是一些平庸的習作”。

今人很難理解的是，沈從文後半生自稱最重要的作品，不是他的小說，也不是古文物研究，而是應景的歌頌之作。

他在信裡袒露：“如《井岡山之晨》和《紅衛星上了天》，對我自己言，也算得是一種紀錄，此後即不會為多數理解，卻會有一天選到什麼新詩歌教材中去代表一格，因為一比較即可知道，不僅近五十年未有人這麼來寫詩，以後也更不會有人這麼準備充分來寫詩了。我說可能成為五言詩的最後‘曲終雅奏’，或是事實。……我倒相信主席等三幾人如見到，會點首認可的。因為凡是任何工作一達到一定水平，或有所突破時，總不會在重實際的現代新社會被抹煞的。”——《沈從文全集》（第22卷）書信，北嶽文藝出版社，2009.09，第377頁

建國後，沈從文不再寫小說，加之他是一個不事宣傳的人，就連去世的告別儀式，也囑咐親人不要安排大排場，只通知了少數親朋好友。所以到了七十年代，他成為一個被國內批評家遺忘的人。

沈從文和夫人張兆和

2

西方學界，夏志清和金介甫重提沈從文

但與此同時，西方漢學界卻保留了對沈從文的興趣。這主要歸功於夏志清1961年出版的《中國現代小說史》。

這本專著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一改內地重意識形態、社會價值的文學批評視角，強調審美高度和作家對語言的運用，順著這個思路，夏志清花了大量篇幅來談論沈從文、張愛玲、張天翼、錢鍾書等當時內地並不太重視的作家，為重審他們的文學價值提供了強有力的文論支撐。這當中，他就認為沈從文的小說是一種“玲瓏剔透牧歌式文體,裡面的山水人物呼之欲出”，從語言和文體上肯定了沈從文的價值。

後來在接受《上海書評》採訪時，夏志清也提到了沈從文的冷遇：“相比老舍，你看沈從文從不改造自己。但我想說，要是沒有我這本《中國現代小說史》，無論大陸還是臺灣都要把沈從文忘記了。”

追隨夏志清的步伐，金介甫詳細描繪了沈從文的一生。1987年，他在斯坦福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沈從文傳》（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又被譯為《鳳凰之子：沈從文傳》、《沈從文史詩》），透過詳細的史料、親切的敘述、以及對沈從文作品的洞見，為讀者呈現了一個鮮活多面的沈從文，進一步推動了西方學界對沈從文的關注。

在這本書的引言部分中，金介甫既對沈從文做出自己的文學判斷——“他可能是寫湘西神話的第一位現代小說家”，“全面而令人信服地陳述了生活的真實”，也提到在西方，“沈從文的最忠實讀者大多是學術界人士。他們都認為，沈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少有的幾位偉大作家之一，有些人還說魯迅如果算主將，那麼沈從文可以排在他之後”。

沈從文

3

改革開放後，沈從文重新被重視

中國內地對沈從文的重視比西方學界要晚十幾年。上世紀七十年代，學者凌宇開始他對沈從文的研究，他找到了沈從文的聯絡方式，專門擬了二十三個問題託友人蕭離轉呈沈從文，隨後將這些問題和沈從文的書面答覆整理成文章《沈從文談自己的創作》，發表於《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一九八〇年第四期，後來又陸續發表了《沈從文小說的傾向性和藝術特色》、《從邊城走向世界》（北京三聯書店出版）、《沈從文傳》（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等論文和專著，並且花費大量精力整理了沈從文生前的小說、散文、書信等，編選成《沈從文散文選》、《沈從文小說選》、《沈從文文集》等多部編著，推動了沈從文作品在民間的傳播。

千禧年後，張新穎串聯紛繁史料、筆觸細膩的著作《沈從文的前半生》、《沈從文的後半生》《沈從文九講》也是較有分量的作品，作者在舊材料的基礎上有新的闡發，把繁瑣的史料，寫出了涓涓溪流般的質感，是入情入理的作品。

而在大眾傳播領域，影響最深遠的一方面是各種沈從文選集的出版，另一方面得益於汪曾祺的回憶。汪曾祺是從八十年代開始流行的文學家，他的散文清脆明亮，雅俗共賞，因此受眾很多。就如評論者孔雪在《汪曾祺：“被遮蔽的大師”為何回溫？》一文中所說：“1997年去世時，他並不算出名。但自其去世後，每年都有幾部作品出版，銷量出乎意料的好。他是個去世後出版作品量遠超生前的作家，讀者群體涵蓋老中青三代。”讀者們愛屋及烏，就會想去了解影響汪曾祺的作家、老師，沈從文自然是其中繞不開的名字。

1939年，汪曾祺考入西南聯合大學中文系，成為沈從文的入室弟子，沈從文對文學創作的觀念和實踐，深刻影響了汪曾祺的文學創作。在寫於一九八六年的文章《我的老師沈從文》中，汪曾祺溫情地回憶起他們二人交往的點點滴滴，他不無留戀地說：“沈先生不長於講課，而善於談天。談天的範圍很廣，時局、物價……談得較多的是風景和人物。……沈先生談及的這些人有共同特點。一是都對工作、對學問熱愛到了痴迷的程度；二是為人天真到像一個孩子，對生活充滿興趣，不管在什麼環境下永遠不消沉沮喪，無機心，少俗慮。這些人的氣質也正是沈先生的氣質。”

對於沈從文的創作，汪曾祺也有自己的見解。他和學者李輝對談時直言沈從文“的文學成就應該在一流之列”，又說：“我喜歡他中年的作品，也就是《邊城》前後的作品，包括後來的《長河》。我認為他的主要思想貫穿著一個主題:民族品德的發現與重造。他強調人性，真正關心人，重視對人的描述。他的《貴生》、《丈夫》對普通人命運的關注和揭示，就不是一般左翼作家所能達到的。他對社會一貫關注，也有吶喊式的東西，在《湘西》、《湘西散記》兩部作品有集中表現。”

那時候，文壇還留傳著一個沈從文被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的說法，當時許多媒體報道：1988年沈從文是諾獎的熱門人選，這一說法也被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前主席謝爾·埃斯普馬克證實：“當時沈從文已經入圍，正在評審過程中，他不幸去世，按照諾貝爾文學獎的慣例，獎不能頒給去世的人，那時我們不得不放棄。”

中國讀者有諾獎情結，得知還有這一出，自然在嘆息之餘，對沈從文有了更多的好奇。於是，伴隨著沈從文與諾獎的錯過、他的戀愛八卦、汪曾祺和黃永玉等人的推薦，以及《邊城》、《從文自傳》等書的熱賣，沈從文在死後成為國民作家，他的文學史地位也水漲船高，吳福輝、錢理群、溫儒敏、劉勇、孔範今等人的現代文學史著作裡，都對沈從文有專章介紹。近三十年，沈從文的作品從邊緣走向中心，他也成為文學裡的一位無冕之王。

對沈從文來說，這些都無關緊要了。他安安靜靜地離開人間，留文字做一點水色的念想，他生前不掛念名利，雖然冷清，卻也坦然。沉默為他保留了後半生的體面，溫柔繾綣的水鄉記憶，則化作春雨，溫潤了讀者的心田。一九九二年五月，沈從文魂歸故里。在面對沱江的聽濤山上，有一座五彩瑪瑙石做的墓碑，沈從文的一半骨灰就灑落在這裡。這座墓碑的正面寫的是:

“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認識人。”

背面則是張充和的撰書：

不折不從 亦慈亦讓

星斗其文 赤子其人

新中國成立後，由於他作品宣揚的是人性，不談階級鬥爭，不符合當時國內的主流思想，加上收到當時像丁玲這樣的主流文人對對他進行了嚴厲的批判，郭沫若更是不待見沈從文，在49年之前，就經常寫文章批評沈從文，可想而知沈從文當時的處境。他又是一個真性情的人，沒辦法去寫他不認可的殘酷的階級鬥爭之類的作品，所以只能放下心愛的寫小說的筆，轉向學術方面的研究，特別是在中國古代服裝文化方面的研究很有建樹，填寫了這方面研究的空白。粉碎四人幫以後，再次拿起文學之筆，但沒有寫人們以前熟悉的小說，而主要從事散文創作，這和以前享譽文壇的小說相比，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了。

沈從文從一個沒讀過什麼書的湘西窮小子，到成為享譽國內外的著名作家，他一生經歷無數，卻在晚年間突然筆鋒一轉，放棄擅長的領域開始鑽研歷史與文物的研究，這是何因？

沈從文22歲開始文學創作，《邊城》《長河》等小說讓他一舉成名。27歲受時任中國公學校長鬍適邀請，在該校任教。在此期間，愛上了他的學生張兆和，開啟過一段極為瘋狂的情書追愛，起初張兆和對沈從文的追求不以為然，甚至讓胡適勸說沈從文不要再繼續給他寫情書了，不過最終還是被他打動，4年後兩人結婚。

張兆和出生書香世家，是合肥是姐妹花中的老三，她學識豐富，卻在婚後甘願做沈從文的賢內助，操持家務，照顧老幼和沈家兄妹。沈從文婚後專心於文學方面的藝術創作，對於家裡事務一點不懂。

他們婚後度過了一段時間的甜蜜期，沈從文一如既往的給妻子寫情書，活成了模範夫妻。然而，好景不長，一切因為沈從文的一段婚外情而打破，最終，這段婚外情不了了之，但是，張兆和對沈從文一直心存芥蒂。

到了1948年，沈從文受左翼文化界的猛烈抨擊，到了50、60年代，歷次運動的打擊的打擊，再加上情感的不如意，他一度患上抑鬱症。不過，張兆和在他最需要的時候一直給予照顧，他們雖然分開住，但是到了晚上，沈從文都會在張兆和家吃完晚飯並帶上第二天的中飯。

沈從文這一段時期基本很少創作，文化運動之前，他也是將重心轉到歷史文物這塊。

直到1955年，他寫過中篇《財主宋人瑞和他的兒子》，1971年，黃永玉收到沈從文以他家世為內容的《來的是誰？》，晚年雖然他的作品很少，但是他一直沒有放棄創作。

沈從文老先生晚年，建立了古代服飾學，這個過程充滿了時代的無奈與掙扎，1948年，沈從文受到了左翼作家的猛烈抨擊，改而研究文物，獨身於事外，文革時期，五七幹校，十年，垂垂老矣，他有一天對他的小孫女說他是個作學，小孫女瞧了瞧他，不相信地說，爺爺吹牛，看著不像！直到文革，沈從文老先生才重新走進校園，教書育人，著有《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一書，為後世留下了服飾研究的著作，填補了古代服飾研究的空白！

沈從文筆耕不輟，一生從未停筆，晚年也是默默耕耘。

沈從文是中國著名作家、歷史文物研究者。

他1924年開始進行文學創作，撰寫出版了《長河》《邊城》等著名小說。

從建國後，沈從文寫作的重心開始轉移。由文學作品轉為文物研究。

這種文字和領域的轉變，原因很多，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948年，一場風暴逐漸降臨在沈從文頭上，這彷彿是他無法逃避的命運。他對共和政治的超然態度，自由主義的文學追求，對戰爭深刻理解後的淡然，都受到了左翼文藝陣營的批判和清算，正是勢所必然。

沈從文遭到了一系列的批判的文章，如《從現實學習》《一種新希望》等。

在北平和平解放前後，北京一些大學的學生髮起了對沈從文的激烈批判：“清客文丐”、“地主階級的弄臣”等字眼，時見於沈從文名字之前。

沈從文自信自己從來不曾與人民為敵。

可是，自信無法代替人信。那一時期，一些與沈從文具有相同思想傾向的人，正以民族黨派人士參與國家大事，但是沈從文卻被視為“反動派”。

1949年7月，全國首次文代會在北京召開，沈從文就沒有資格參加。

在這種內外交攻之下，沈從文完全退縮到自己的內心，感到了刻骨銘心的孤獨，隨後的“割腕自殺事件”越發顯示出他淒涼的心境。

在1953年的全國第二次文代會上。毛澤東主席見到以美術組參會的沈從文時，曾詢問過他的工作和身體情況，說：“你還可以寫點小說嘛。”

但沈從文最終還是一頭扎進了博物館，成年在破舊的金、石、陶、瓷，絲綢堆裡。

在這些歷史沉澱下來的紛繁的瓦礫堆裡，沈從文俯首辛勞，探尋著通向人類真實昨天的路徑。

在這片新的事業領域中，沈從文默默無聞的耕耘著。一篇篇的文物研究的學術論文發表。一部部專著《唐宋銅鏡》、《戰國漆器》、《中國絲綢圖案》、《龍鳳藝術》等相繼出版，他的生命之火，在晚年再次發出了耀眼的光輝。

沈從文的家八次被抄，他一生愛寫信，可在抄家中，一捆6公斤的書信也被抄走。他的文稿《中國古代服飾研究藝術》被當作“鼓吹帝王將相，提倡才子佳人”的毒草遭到了批判。

沈從文經歷的是一場身不由己的旋轉運動。短短兩年時間，他先後六次搬家，大病三場，輾轉數千裡。就像他當年置身行武一樣，生命顛簸於不可知的人生浪潮之中。

1978年，由胡喬木過問，沈從文從歷史博物館調到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1979年，沈從文編寫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藝術》修訂增補工作完成。這部書是由周恩來總理生前提議編寫的。沈從文著手編寫，前後不到一年時間；但從動筆到最終出版，卻用了整整的16個春秋。對於晚年的沈從文來說，這16個春秋太寶貴了。

1988年，86歲的沈從文因心臟病復發離開人世。

他終於走到了他人生輝煌的盡頭，用他的一句話說就是：

我不相信命運，卻相信時間，時間可以克服一切。

說沈從文1949年之後“不再從事文學創作”，是不負責的錯誤言論。最好的反證當然是 40卷的《沈從文全集》（北嶽文藝出版社2003年出版）。這套書中，他的作品全部赫然在冊，而49年後的作品佔據很大篇幅。從建國初開始，在自己要求並經丁玲女士斡旋下，沈從文從北大教授調任歷史博物館；1953年參加第二次文代會，受到毛週二公接見，他們且鼓勵他重新提筆寫小說；1957年加入中國作協；1988年5月逝去。這三四十年間，據沈從文資料有案可查的記錄，其實基本上沈從文一直都有創作發表，只是偶有間斷。比如，他發表的文學作品的去處有（篇名太繁瑣暫不列）：1951年11月4日的《大公報》散文；1956年的《光明日報》系列散文；1957年出版《沈從文小說選集》；同年陸續6月、7月、8月在《人民文學》先後發表散文數篇；1959年1月《鄉土》雜誌與12月《人民文學》上發表散文數篇；1961年6月《光明日報》文物隨筆。

晚年的沈從文其實並沒有放棄寫作，只是寫作重心由文學小說轉向了歷史文物研究。

沈從文晚年著有《唐宋銅鏡》、《龍鳳藝術》、《戰國漆器》、《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等學術作品，期間還寫了許多雜記和散文，《沈從文全集》有收錄。

沈從文的創作為什麼會轉向？除了他個人的愛好，更多的，是他所經歷的時代政治背景所決定的。

沈從文自己說：

“我有一點習慣，從小時養成，即對於音樂和美術的愛好”，“認識我自己生命，是從音樂而來；認識其他生命，實由美術而起”。“看到小銀匠捶制銀鎖銀魚，一面因事流淚，一面用小鋼模敲擊花紋。看到小木匠和小媳婦作手藝，我發現了工作成果以外工作者的情緒或緊貼，或遊離。並明白一件藝術品的製作，除勞動外還有個更多方面的相互依存關係。而尤其重要的，是這些小市民層生產並供給一個較大市民層的工藝美術，色澤與形體，原料及目的，作用和音樂一樣，是一種逐漸浸入寂寞生命中，娛樂我並教育我，和我生命發展嚴密契合分不開的。”

在《從文自傳》倒數第二章題為《學歷史的地方》，寫他在筸軍統領官陳渠珍身邊作書記約半年，日常的事務中有一件是保管整理大量的古書、字畫、碑帖、文物：

無事可做時，把那些舊畫一軸一軸地取出，掛到壁間獨自來鑑賞，或翻開《西清古鑑》、《薛氏彝器鐘鼎款識》這一類書，努力去從文字與形體上認識房中銅器的名稱和價值。再去亂翻那些書籍，一部書若不知道作者是什麼時代的人時，便去翻《四庫提要》。這就是說我從這方面對於這個民族在一段長長的年份中，用一片顏色，一把線，一塊青銅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作成的種種藝術，皆得了一個初步普遍的認識。由於這點初步知識，使一個以鑑賞人類生活與自然現象為生的鄉下人，進而對於人類智慧光輝的領會，發生了極寬泛而深切的興味。

沈從文初到北平，在不清楚自己未來作何事業的時候，他摸索讀書，其中大多與歷史、文物、美術有關：

“為擴大知識範圍，到北平來讀書用筆，書還不容易斷句，筆又呆住於許多不成形觀念裡無從處分時，北平圖書館（從宣內京師圖書館起始）的美術考古圖錄，和故宮三殿所有陳列品，於是都成為我真正的教科書。讀誦的方法也與人不同，還完全是讀那本大書方式，看形態，看發展，並比較看它的常和變，從這三者取得印象，取得知識。”只上過小學的沈從文並沒有受過美術培訓，他並沒美術訓練，卻發展了愛好和理解，這種愛好和理解“有一點還想特別提出，即愛好的不僅僅是美術，還更愛那個產生動人作品的性格的心，一種真正‘人’的素樸的心”。正因為這種愛好，“到都市上來，工藝美術卻擴大了我的眼界，而且愛好與認識，均奠基於綜合比較。不僅對製作過程充滿興味，對製作者一顆心，如何融會於作品中，他的勤勞，願望，熱情，以及一點切於實際的打算，全收入我的心胸。一切美術品都包含了那個作者生活掙扎形式，以及心智的尺衡，我理解的也就細而深”。

“這份生活實在是我一個轉機，使我對於整個歷史各時代各方面的光輝，得了一個從容機會去認識，去接近”。

有了興趣愛好和一些理論性的基礎知識以後，他開始留心收集並研究古文物。1947年2月開始，北京大學開始籌備博物館，沈從文不是籌委，卻很得勁的參與工作、提出建議，不僅幫忙布展，並陸續把自己收藏的文物捐了出去。同年9月，中國博物館協會北方委員集會，沈從文撰文《收拾殘破——文物保衛一種看法》。緊接著10月又寫《關於北平特種手工藝展覽會一點意見》，表達了他對文物保護和研究方面的見解和重視。

1948年3月，香港生活書店出版的《大眾文藝叢刊》刊登了郭沫若的一篇名為《斥反動文藝》的文章，文章言辭犀利地抨擊沈從文，說他是專寫頹廢色情的“桃紅色作家”，是個“看雲摘星的風流小生”，“一直是有意識地作為反動派而活動著”。

為什麼郭會有如此嚴厲的評擊？原因就是年輕時候的沈從文在文章中批評過郭：“郭沫若只適合寫詩，他的天才不要發揮在小說上，他的小說創作是失敗的”。我們不好說郭公報私仇，且說是文人相輕吧。再加上沈從文在政治上既不信任國民黨也不相信共產黨，強烈的反對打內戰，因為他的這種思想，受到左翼文人的一系列批評，郭沫若便是代表人物。

幾個月之後，沈從文從教的北京大學抄出郭沫若的文章貼上壁報，沈從文倍受打擊，他不怕文學論爭，他怕的是文學批判和思想批判背後的政治力量。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立和無助，因為承受不了這樣強大的精神壓力，他患上了抑鬱症。

1948年3月28日上午，沈從文在家割腕自殺。被救後轉入精神病防治院進行治療。4月，沈從文出院後，北京大學國文系已經沒有沈從文的課程。此時北大博物館由校內向東廠衚衕新址遷移，他抱病自願參加工作，併為籌備和佈置瓷器、漆器、織造、苗民刺繡等專題展覽盡了最大的努力。

沈從文在“精神失常”期間，寫了兩篇自傳，《一個人的自白》和《關於西南漆器及其他》，他近乎以寫“絕筆”的心情，來分析和敘述自我生命的核心構成。從這兩篇文章也可以看出，他已經決定要轉向了，要把對歷史文物的興趣愛好提高到研究上來。這即是他的主觀意識決定，也是時代轉折所給與他的客觀選擇。

其實，就算經受過如此嚴重的精神折磨，沈從文也沒放棄過寫小說，1950年3月2日，沈從文被安排到北京拈花寺的華北大學進行政治學習，不久轉入華北人民革命大學，目的是改造思想。由於“政治水平過低，和老少同學比，事事都顯得十分落後，理論測驗在丙丁之間，且不會扭秧歌，又不會唱歌，也不能在下棋、玩牌、跳舞等等群的生活上走走群眾路線，打成一片”。所以他異常寂寞，這種安靜孤寂的生活，讓沈從文產生了恢復用筆的衝動，嘗試寫小說《老同志》，但寫作並不成功。雖然不成功，卻仍然在他心裡盤留了很長時間。

1950年12月，沈從文從革命大學畢業。他又回到了博物館，職位是設計員，做研究。1951年1月，沈從文參加了原始社會展覽講解詞的編寫。同年10月，沈從文隨北京土改團，啟程去四川參加土地改革。期間他寫出了以革命大學廚房一個炊事員為原型的短篇《老同志》。

1952年3月，沈從文從四川返回北京，被抽調參加文物行業“五反運動”聯合檢查組，一個月的時間，“作戰”般地檢查了80多家古董鋪。同年7月，歷史博物館成立文物收購組，沈從文為四個成員之一。第二年1月成立出版組，他也是四個成員之一，主持編選了《長沙出土古代漆器圖案選集》、《中國古代漆器圖案選》，出版時都以單位署名。

1953年，作為文物研究者的沈從文終於“亮相”：7月26日《光明日報》發表他的《明代織金錦問題》，9月《新建設》雜誌刊出他的《中國織金錦緞的歷史發展》，並以工藝美術界代表身份出席了第二次全國文代會。期間毛澤東、周恩來等接見12位老作家，沈從文也在其中。這年秋冬之際，嚴文井出面約請他寫歷史人物小說，並要安排他當專業作家，但他再三思量，還是決定留在博物館。

1954年沈從文為《明錦》圖錄撰寫《題記》。

1955年上半年應邀為《紅樓夢》中的服裝、器物等作注，寫出近五百條註釋稿，10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紅樓夢》部分註釋參考了他的註釋稿。而這時，《沈從文小說選集》也刊印出來了，收舊作22篇，約30萬字。他在《題記》裡說：“我和我的讀者，都共同將近老去了……”

1960年開始，沈從文請了一年創作假，想完成以張鼎和一家為原型的長篇小說。但各種活動和會議給沈從文寫作帶來困擾，加上他心理上的顧忌和多病的身體，長篇沒有寫成，卻出版了文物和工藝史研究論文集《龍鳳藝術》。這一年，他還有一項明確的工作，那就是中國服裝史的編著。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沈從文就作為反動學術權威受到衝擊。

1966年7月，沈從文又被調回博物館參加學習。等待著他的，首先是批判的大字報，接著被安排每天打掃館裡的廁所，有時候也做些拔草之類的輕微勞動。館裡宣佈，從8月起扣發工資，按家中每人12元計發生活費，他每個月可以領取36元。

8月25日起，沈從文家接連被抄三次，到1968年8月，共被抄家八次，藏書盡失，兒女四散，一間小屋子，只剩下她和妻子兩個老人。

1969年到1972年，沈從文在咸寧和牡丹江干校學習，不僅要遭受精神折磨，還要忍受病痛的折磨，這期間，他寫了無數的信請求返京治病，都未被批准。到1972年1月，沈從文寫下《有代表性之案形》短文，並完成了近萬字資料性文稿《樂舞雜伎與戲劇》。2月初，因聽說回京要總理批准，他致函周恩來，要求回京工作，終於在1972年2月獲准回北京治病。

此後，沈從文以不斷向幹校續假的形式留在北京，為的是能夠持續地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文物研究工作中，並且一直致力於研究出版《中國古代服飾研究》。

我們可以想象沈從文的後半生的艱辛，也能看見他作為一個文人的堅韌與執著。他的後半生，雖沒有完成一部小說，但也寫了大量高質量的短文雜記，並且，他把後半生的畢生精力都貢獻給了歷史文物研究，並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部分資料來自張新穎 先生的《沈從文的後半生》

題主好！著名作家沈從文從弱冠之年直到耄耋之年，一生筆耕不輟，著述頗豐。他的作品合集超過八十本，是現代作家中成書最多的一位。

但是，現在很多網友認為，沈從文最著名的小說只有《邊城》一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有必要首先說明的是，一名作家在其創作生涯中，哪怕僅寫出一部傳世之作，已然是光宗耀祖的事了，更何況沈從文堪稱著作等身。

試看今日歌壇，僅憑一首歌唱遍天下的歌星歌手比比皆是。而一首口水歌存在的意義和價值，豈可與一部優秀的文學作品等量齊觀。

再來說說沈從文這個人。沈從文（1902年～1988年），湖南湘西人。著名作家，歷史文物研究者，曾於87、88連續兩年入圍諾貝爾文學獎評選。主要文學作品有：小說《邊城》、《長河》，散文集《從文自傳》、《湘行散記》，文論集《雲南看雲集》等。

沈從文的奮鬥史說起來也是相當勵志的。1923年秋，懷惴當兵5年賺得的全部收入27元錢，20歲的沈從文開始了他的北漂生活。當時還只有小學文化，甚至連標點符號都不會使用的沈從文，初生牛犢不怕虎去報考燕京大學，燕京還挺有人情味的，看他基礎太差，將已收取的2元錢報名費退還給了他。

但是沈從文沒有氣餒，他繼續留在北京，透過熟人找到一處不用花錢的小旅館住下。後來的日子裡沈從文饅頭就鹹菜，每天除了吃飯睡覺，便是去圖書館看書寫作。而這種小白，透過一年多時間的艱苦自學，居然成功地走上了文學創作之路。

《邊城》寫於1934年，是沈從文的代表作，以20世紀30年代川湘交界的邊城小鎮茶峒為背景，以船家少女翠翠的愛情故事為主線，用古樸而清新的語言描繪了湘西地區特有的風土人情，表現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因《邊城》的巨大成功，沈從文獲封“鄉土文學之父”。《邊城》被譯成美、日、英等四十多種文字出版，被十多個國家選入大學教材。可以毫不誇獎地說，一部《邊城》奠定了沈從文在文學史上的歷史地位。

【中國古代服飾】

新中國成立後，由於歷史的原因，沈從文的工作重心由文學創作轉向服飾文化研究。到1981年，他歷時二十餘年寫成了《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一書。

這是一部系統考證中國服飾文化的學術專著，在學術界享有崇高的聲譽，至今仍被認為是該領域的經典著作。

它傾注了沈從文晚年的全部心血，它同時也讓作家身份的沈從文站上了另一個全新領域的制高點，受人敬重，讓人仰視。

在北大，沈從文第一次登上講臺，給學生上課，因為過於緊張，竟然呆站了10分鐘。他窘迫的在黑板上寫道：我第一次上課，見你們人多，怕了。

這就是沈先生，一個永遠青澀的大男孩。

他的文學成就自不用說，兩度被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小說《邊城》、《湘西》等著作在國內外有著廣泛的影響，譯成日、美、英等四十多個國家的文字出版發行，並被美國、日本、韓國、英國等十多個國家或地區選進大學課本。

搞創作是很耗神的事，特別是長篇小說，要一直沉浸進去，構思場景、人物、對話和心理變化等等。路遙寫《平凡的世界》時，經常通宵達旦，生活毫無規律，老婆多次提出離婚，最後小說寫成了，身體也垮了。

因此，作為作家，壯年時精力充沛，寫寫小說挺好，歲數大了，就要考慮自己的身體情況，有的作家作品還未完成就離開了人世，留下了很大的遺憾。我個人的意見是，作家晚年寫寫隨筆、回憶錄這些比較隨性的工作比較好，不建議搞大部頭的創作。

沈從文先生晚年身體力行，根據個人愛好，專注於歷史文物研究，創作了《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一書，填補了中國物質文化史上的一頁空白，他仍然在為人類文明做出貢獻。

沈從文先生1949年後離開文學創作的舞臺，轉而長期從事文物研究工作。建國後，沈從文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服飾的研究。1950年因承受不了政治壓力而自殺，獲救。

1960年發表《龍鳳藝術》等文。1969年去湖北咸寧五七幹校勞動。1978年調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1981年出版了歷時15年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專著。1983年突患腦血栓，住院治療。1984年大病一場。搶救脫險後，說話、行動更加不便。1988年5月10日下午，心臟病復發，搶救無效去世，享年86歲。

《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內容涉及的時期起自殷商迄於清朝，對三四千年間各個朝代的服飾問題進行了抉微鉤沉的研究和探討，全書計有影象700幅，25萬字。該書所敘是服飾，但又不能僅以服飾論之。從服飾這個載體，不難窺見中國曆代朝野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民俗、哲學、倫理等等諸多風雲變遷之軌跡。這也正是全書的寶貴价值所在。該書以札記形式，考證、記錄、梳理優良著稱。

1981年9月由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出版，郭沫若作序，全書對中國古代服飾制度的沿革與當時社會環境的關係，作了廣泛深入的探討。見解獨到，至前人未至之境，發前人未發之論，為沈從文從事文物研究以來成果之結晶。該書在學術界享有崇高的聲譽，至今被認為是這個領域內的經典著作。該書創作歷程凡二十餘年，典型體現了上世紀後半葉中國的學術生態。 商務印書館和上海書店出版社均有出版該書。2011年該書入選中華現代學術名著叢書。可以看做沈從文先生晚年最重要的學術成果。

著名作家沈從文，晚年出的書叫《中國古代服飾研究》，放棄了原來的風格，寫作沒有停止，只是沒有象諸如《湘西散記》、《邊城》等這樣名氣大的散文和小說出現。

沈從文（1902年12月28日—1988年5月10日），男，原名沈嶽煥，乳名茂林，字崇文，筆名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湖南鳳凰縣人，中國著名作家、歷史文物研究者。14歲時，他投身行伍，浪跡湘川黔交界地區。1924年開始進行文學創作。“從文”名字由此而來。由“從軍”到“從文”。

1950年，沈從文到歷史博物館工作，工作性質發生了很大改變，由作家改為研究員。解放初，沈從文原來所寫內容的風格不符合新時代的思想耍求，受到了批評，不再創作大部頭的散文小說，改為文物研究，方向為古代服飾。

形勢比人強

你說江郎才盡也好

說人老才思枯竭也好

總之後來的確沒有好作品出現

很遺憾

創作高峰過後，我們要接受現實

1949年7月召開了第一次全國文藝工作者代表大會，簡稱文代會，它是一個標誌，預示著中國文學的新階段的到來。

一批從五四新文學傳統走來的作家對待新時代的感情是複雜的，沈從文便是其中一個，他在新時代面前，內心是緊張和彷徨的。因為承受不住來自時代的巨大壓力，一度精神失常，在當時寫的東西也鮮有公佈。

寫於1949年5月30號的手記式散文【五月卅下十點北平宿舍】記錄了他當時的心境。雖然有人說這篇是作者在病中的‘囈語狂言’，但卻呈現出了他的精神狀態，其中一段是“我似乎完全孤立於人間，我似乎和一個群的哀樂全隔絕了。”“我卻靜止而悲憫的望見一切，自己卻無份，凡事無份。”他對這個變化的時代其實從來沒有敵意，只是因為本想滿腔熱情的去參與，去建設卻被排斥在外而充滿恐懼和委屈。

四十多年後，編寫【從文家書】的編者在其中寫道“1949年，正準備‘好好的來寫’一二十本文學作品的沈從文，終止了文學事業，也走下了北大中文系講臺。由於內外原因互動作用，1月起，陷入精神失常。訊息傳到剛剛解放的清華園朋友中，梁思成夫婦，金嶽霖等馬上請他去清華調養。朋友的真摯關懷未能緩解起病情，他病了很久很久。”

沈從文後半生致力於民俗文化和歷史文物的整理，遠離文壇和社會，在民間崗位上盡了一個知識分子的職責。